中國一直認為「自古以來」就對南海擁有主權

中國一直認為「自古以來」就對南海擁有主權，這種認識妨礙了各方平心靜氣地按照歷史和國際法解決南海問題。中國在南海的主權是否真的如此「無可爭辯」呢？
南海並不是中國人最先發現的，中國人直到秦朝才到達南海，而遠在此之前，越南人的祖先越人已經在南海邊上生活了上萬年。馬文印菲的先祖更在幾萬年前已經進入東南亞半島。他們當然比中國更早地「發現」南海。
宋以前的中國文獻都難以確定中國是否已經知道了西沙和南沙。比如漢唐文獻中的「崎頭」所指對象和位置均不明，即便崎頭是珊瑚礁，它也可能只位於近 海。宋之前，中國在南海交通中也非常不活躍，僅主要充當產地和市場的角色。在南海交通中佔強勢地位的是占城、真臘、印度、波斯和阿拉伯人。中國船隻僅限於 南海沿岸的短途航線，它們不需經過西沙，自然舟者也難以發現西沙。儘管西沙可能在宋之前已經被發現，惟在史料中第一條能夠確認是西沙的記錄乃占城（屬現越 南）使者告訴中國人的（《宋會要》，1018）。南沙群島的最早記錄也是外國使者（真里富國）告訴宋官員的（《宋會要》，1209）。
權威官方文獻 未記載長沙石塘
中國一直強調從宋開始已經把西沙和南沙劃歸萬州，其證據是方誌上說的「萬州有長沙海石塘海」。但是其實各個版本的方誌的記載大同小異：「長沙海石塘 海，俱在城東海外洋，古志云萬州有長沙海石塘海，然俱在外海，莫稽其實。」。這說明：（1）「古志云」，說明這是因循古說的；（2）「莫稽其實」，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一個僅僅因循記錄下來的地名，連官方都不知道是不是真實的，能算作什麼「劃歸萬州管轄」的證據？查所指的古志，其實僅僅指出了長沙石塘在海南 的東面，既沒有提及從屬關係，這裏的長沙石塘也不過是指西沙而已。相反，更為正式和權威的官方出版的《一統志》，從元到清共7個版本，均沒有長沙石塘的記 載。
中國又稱古地圖上標有長沙石塘，作為自古領有西沙南沙的證據。相反，當菲律賓出示古地圖證明對黃岩島的主權證據的時候，中國卻不屑一顧。其實查中國 的那些古地圖，大多是「混一天下圖」之類的世界地圖，很多地圖上長沙石塘不單位置嚴重錯誤，而且混在一堆外國國家名字中，難以說明它們屬於中國。在最具代 表性的《廣輿圖》裏，它們都僅僅被畫在《東南諸海夷圖》及《西南諸海夷圖》上。明朝鄭若曾的《籌海圖編》和《鄭開陽選集》中的各種海防圖（中國把它作為主 張釣魚島主權的重要證據），廣東（包括海南）海面的各幅地圖上也沒有長沙石塘。
其實，即便在中國古籍上也有不少紀錄對其他國家有利。比如，明代《四夷廣記》及《殊域周諮錄》記載了使者吳惠出使占城的事，描述其先進入「交趾界」 再到達西沙群島。在明代航海針經《順風相送》中，「萬里石塘」（指西沙）位於「交趾洋」內。清人謝清高的《海錄》（1820）說萬里長沙（指西沙）是「安 南外屏」。可見，明清亦有記載西沙群島屬於越南。
在1950年代和緬甸談判邊界問題時，周恩來總理談到中國在領土歷史問題應該以何時的邊界為標準：由於中外邊界在歷史上不斷變動，一味強調歷史上最 大疆界並不恰當，當以清時期，特別是疆界相對穩定的晚清為準則。而儘管當時中國漁民已經在南海諸島上活動（可能比周邊諸國都早），清朝對南海諸島的主權也 很成疑問。
晚清兩廣總督稱西沙不屬中國
道光時期，中國水師巡邏到崖州的玳瑁洲就已經「與越南夷洋接壤」（《清實錄》，卷二二六）。光緒時出版的權威著作《欽定大清會典圖》中，中國南端被 定為「極南廣東瓊州府崖山北極高十八度十三分」。19世紀末，兩艘英國公司提供保險的船隻在西沙群島觸礁，貨物被中國漁民搶掠一空。當英國大使和領事要求 中國賠償時，中國兩廣總督稱西沙不屬中國，中國毋須賠償。20世紀初中日東沙島爭議之時，中國官員需要靠外媒才知道日人在島上作業之事，也靠翻譯過來的英 國航海志才知道島嶼在何方，為了到東沙島調查，中國居然要花一年半時間才能調派出船隻。距離中國如此之近的東沙尚且如此，其他島嶼可想而知了。
限於篇幅，這裏無法討論其他的材料。但僅僅就這些例子看，中國對南海諸島的歷史其實並不見得如此「無可爭辯」。南海其他國家也有悠久的在南海活動的 歷史。如前所述，越南很早就知道了西沙和南沙，在18至19世紀初已經有確鑿的對西沙的管治證據，其主權在19世紀中期一度得到國際廣泛承認。菲律賓和文 萊很少對南沙提出歷史性的證據，但他們在南沙的歷史性權利也在中國古籍中得到反映。
當然，這裏並非要完全否認中國對南海諸島的歷史性權益。只想希望指出，南海諸島的歷史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僅僅強調中國在南海的「傳統權利」，而不 理會南海也是周邊國家的歷史悠久的生命之海以及他們對南海諸島亦擁有傳統權利的說辭即不符合歷史事實，也只會引發民族主義對和平外交的干擾。南海各國都有 權根據國際法公平地享有對南海的權利。南海各國應在公平、兼顧歷史與現實、以及遵守國際法的基礎上和平地解決互相之間的爭端。追求完全實現單方面的主張不 是真正的「利益最大化」，各方和平解決紛爭，攜手發展，讓南海成為和平之海才是真正的「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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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领土纷争，其实都是靠实力说话的。老毛子抢占了中国那么多领土，还不就是因为当时其实力强过中国吗？？
现在钓鱼岛之争，日本的实力强过中国，中国政府一样的只能默认现实。东南亚各国现在叫叫叫，有屁用啊？他们还是一样的只有默认现实-他们的实力不如中国，就只有眼睁睁的看着中国在南海岛屿上，填海造地。

希腊退出欧元区只是时间问题

世界货币史从金属货币演变到主权货币阶段，最大的特征是，货币信用的来源完全来自于政府的强权，如果这个政府参与国际贸易的话，则其货币信用的来源至少一部分是来自于美元的，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除非你如同北朝鲜那样，与世界隔绝。
然而在欧洲的一部分理想主义者那里就希望通过货币联盟，在主权不统一的情况下形成一个货币，这就造成今天希腊和国际债权方的谈判破裂。
周一希腊总理齐普拉斯表示，希腊会耐心地等到监管希腊救援项目的机构变得更加现实。这个表态在外交领域是极为强硬的，其潜藏的意味是，我不会改变我的态度，你的态度是不现实的，你要达到你的目的，你必须改变你的态度。接着他说，“这些机构已经掠夺了5年之久，现在又坚持(希腊)继续削减养老金，这些事实只能使大家猜测他们到底有何政治动机。”这完全是一付“杨白劳”的姿态了。
债权人给出的条件是让希腊削减工资支出和养老金，也就是说我为债权人可以给你展期，甚至还救助你，但前提是你必须节俭，你如果还想花天酒地，那还债希望就更渺茫了。而这位总理的回答却是你们已经掠夺我们五年了。
作为总理为什么会有这种逻辑，这个逻辑的根源要在欧元的机理里边去找。
欧元作为一种货币，其前提是设立一个中央银行，欧元成员国的货币政策是统一的，这就意味着如果德国等发达经济体经济向好的时候，而希腊等欠发达经济体经济出问题的时候，到底是宽松还是紧缩就成了问题。这时候按照希腊的现实，就必须实行宽松货币政策，但德国等这时候如果货币宽松就怕的通货膨胀，所以当欧洲债务危机开始时，该有的宽松迟迟不出，那么希腊等就只能在经济衰退的时候承受高利率，经济更加下跌。
如果这时候欧元成员国加入是一个主权国家下面的州或者是省，欧元是一个一个主权国家货币，这时候就很好办，如果货币政策不宽松，则用德国的财政资金去补贴希腊，而且可以无限的去补贴；如果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德国不会发生通胀，因为他的产品会很快留到希腊去。
在欧洲债务危机发生后，由于主权不统一，就只能通过谈判去解决了，宽松政策迟迟不出，耗费大量时间。而且希腊等国民众要形成依赖心理：没鞋的不跑穿鞋的，反正我就是没钱，但我的生活水平不能降低，你如果不救助我，欧元发生的风波危害性比你救助我更大，这就陷入一种困境。所以希腊总理说，是债权人剥夺了他们五年。
当然这位希腊总理还是在做最后的博弈，希望6月25日的欧元区布鲁塞尔峰会上，能请求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另外17个欧元区领导人给出更好的条件。倘若不能，希腊将面临债务违约并有可能退出欧元区。而于此同时，德国人已经开始准备希腊退出欧元区的预案。
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其就可以采取独立的货币政策，在当前债务加大，经济陷入困境时，进行大规模的宽松，降低利率和汇率，以此刺激国内旅游业等的复兴，并降低债务成本，并吸引外资进入本国进行投资，希腊也可以寻找新的债权人，比如美国和中国等，这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唯一可行的应对危机之策，而不是现在吃“大锅饭”，希腊被绑在欧元的战车上就应了那句俗语：穷汉陪富汉，陪的没裤子穿。
未来希腊如果真的能留下欧元区，其前提条件是欧元区经济出现奇迹，出现如同美国那样的经济复苏，这种可能性非常小，除了德国等少数国家以外，欧洲技术创新动能和经济制度弹性不可与美国同日而语，而强大的社会保证体系，根式掣肘经济的复苏，那么希腊退出欧元区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华尔街日报》;希腊紧急求援遭拒 终在6.30日对IMF违约

希腊6.30成为首个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IMF)贷款构成违约的国家。五年来让希腊得以残喘续命的救助计划已经到期，而债权方拒绝了希腊政府争取更多时间的请求。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IMF称，希腊在周二营业时间结束前未能偿还16亿欧元（合17亿美元）贷款，成为IMF史上单笔金额最高的违约事件。

IMF发言人赖斯(Gerry Rice)证实，IMF周二没有收到希腊理应在当日偿还的贷款。赖斯说，他们已向IMF执行董事会通告了希腊拖欠贷款一事，希腊只有在偿还贷款之后才能获得IMF的援助。

希腊政府周二早些时候称，已提交一份向欧元区救助基金申请为期两年的救助计划的方案，以满足其资金需求并重组其债务。

根据该方案，希腊希望新的救助计划能够在2015-2017年帮助其偿还291.5亿欧元（合325.2亿美元）的债务。

这项由希腊总理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签署的方案还请求对现有的2,450亿欧元的救助计划实施延期。但芬兰财政部长斯图布(Alexander Stubb)在其官方Twitter账号上发布消息说，欧元区财长在周二晚间的电话会议上很快便拒绝了希腊的延期和债务重组请求。

但斯图布称，欧元区财长将按常规流程审议希腊提出的新救助请求。

两位欧洲官员透露，作为正常程序的第一步，希腊财长瓦鲁费克斯(Yanis Varoufakis)已告知欧元区其他国家财长，他将向监督希腊救助计划的三大机构提交新的政策改革和预算削减计划。这两位官员称，欧元区财长们将在周三上午召开的另一次电话会议上考虑这些新提议。

希腊已变成为数不多的几个对IMF违约的国家之一，这些国家还包括塔利班统治时期的阿富汗以及海地。上一次IMF遭遇大规模违约是在2001年，违约方是铁腕人物穆加贝(Robert Mugabe)领导下的津巴布韦。

欧洲股市和债市下跌，欧元兑美元走软，但跌幅大多小于前一天。希腊周末宣布，将就是否接受债权人条件举行公投，并将把银行系统关闭六天以阻止资金外流。

希腊申请新救助计划仍面临很多问题。希腊总理齐普拉斯需要作出重大转变并接受债权人提出的削减养老金并上调消费税的要求，而他上周刚刚拒绝了这些要求。目前不清楚齐普拉斯在最新的提议中作出了多少让步。

主持希腊与欧元区财长谈判的荷兰财政大臣戴塞尔布卢姆(Jeroen Dijsselbloem)在电话会议结束后表示，希腊政府的政治立场似乎没有改变。他还说，在希腊举行全民公投前，希腊申请第三轮救助计划的要求不会被考虑。

在针对希腊的2,450亿欧元救助计划中，欧元区承担的那一部分将在午夜到期。

至于希腊提出的新救助请求对于周日的公投意味着什么，目前还不得而知。希腊政府称，7月5日的公投将按期举行，并将动员民众投票反对债权人所要求的紧缩措施。但欧洲领导人一直向齐普拉斯施压，要求他动员公民投赞成票。

截止到周二晚上，希腊官员仍在发表相互矛盾的言论。奥地利财长舍林(Hans Joerg Schelling)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希腊财长瓦鲁费克斯在电话会议上对其他欧元区财长说，如果债权人接受新的政策提议，希腊政府将建议公民投赞成票。与此同时，另一位希腊官员在雅典发表讲话说，如果能达成更好的协议，希腊政府可能考虑取消公投。

希腊与债权人周二进行的沟通源于周一晚间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与齐普拉斯的谈话。

容克的发言人周二说，在这次会谈中，容克提出了一份融资提议的纲要，这份提议的条件要稍好一点，是根据上周被公投消息中途打断的一次谈判总结出来的。上周五，债权人一方的谈判团队向希腊做出了一些让步，包括将酒店业增值税税率维持在13%，而非提高至23%。该发言人称，容克还对齐普拉斯称，债权人将于今年晚些时候讨论相关措施，增强希腊债务的可持续性。

不过，对于容克的上述提议是否得到其他债权人的支持目前还存在疑问，其中最主要的是IMF和其他欧元区国家。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和其他高级官员表示，只有在希腊公投结束或希腊取消公投后，德国才会讨论新的救助请求。

默克尔称，在希腊公投前，德国不会对任何新提议进行任何谈判。德国副总理、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s)主席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敦促希腊取消公投。他表示，这样大家就可以马上坐在一起进行初步协商；若不然，只能公投后再谈。

希腊认为，如果公投结果否决了债权人要求的紧缩措施，将增加希腊政府的谈判筹码，但德国和其他欧洲官员非但不以为然，反而警告称，如果公投出现否决结果，更有可能导致希腊离开欧元区。

当前救助计划的终止和违约预计不会立即对希腊经济产生冲击。在欧洲央行限制了紧急流动性支持后，希腊银行业仍处于停业状态。从本周一开始，希腊国民取现金额限制在每个账户每日60欧元。

但周二的违约事件却给希腊如何偿还其他债权人、包括在7月份偿还欧洲央行划上了问号，同时也加重了人们对希腊能否留在欧元区的担忧。

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官员鼓励希腊政府及其欧洲合作伙伴继续谈判，协商对希腊的救助。他称，希腊债务危机是一个重大问题，尽管影响的主要是欧洲。

奥巴马称，美国政府认为这不是一个会给全球经济体系带来巨大冲击的事件，但很明显，对于希腊民众而言将是非常痛苦的，并可能给欧洲经济增速带来巨大影响。他说，“如果欧洲不能以所需要的速度增长，就会影响到我们。”

希腊财政部表示，预计国内一些银行将在周三恢复营业，但只针对那些需要领取退休金但没有借记卡或信用卡、所以无法从自动取款机上取款的人，这些人本周的支取上限是120欧元.

中美关系-权力的变局

2015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到期，全球再次站在抉择的路口。中期选举失利后被冠之以“跛脚鸭”称谓的奥巴马正在大翻身，以任期内主推法案的连连告捷尽可能赚取政治遗产；习近平忙着会见亚投行各国代表团，以期用西方国家最擅长的资本撬动世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酒后吐狂言，“策动对华战争”正在遭遇世界舆论的拷问和围剿；面对愈发紧张的乌克兰危机，普京已“主动”与奥巴马通电话；法国、科威特、突尼斯三国同一天发生恶性恐怖袭击事件，预示着IS的黑手已经伸向世界各个角落……

“现在我们正处于大国关系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也达到新的阶段。” 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在第四届世界和平论坛如是断言。面对此情此境，冲突还是合作，大国需要做出选择。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显然更悲观。因为时下不仅是“抉择的路口”或是“剧烈变化的时期”，更是冷战模式的重启——美国正在和东欧的北约盟国提前部署主战坦克以抗衡俄罗斯；美俄两国的军用飞机最近相互逼近到只有10英尺间距的地步；俄罗斯正在打造新一代远程弹道导弹；美中两国正就南海问题展开博弈……系列既定事实在佐证冷战重启的同时，也无不说明其内里更像是一场世界摔跤娱乐秀。

作为世界霸主，美国怎么办？弗里德曼显然是“有钱就可以任性”的忠实崇拜者。在其看来，美国经济的影响力仍是制约莫斯科和北京的一大因素。普京不会无故掩饰他对乌克兰的军事干预，而是担心美国对俄罗斯银行实行更多制裁。中国也不会白白约束自己在南海的行为，而是要依靠向美国出口货物来取得经济增长。手中握有大棒和胡萝卜的美国，步伐可以放轻，毕竟维持当下全球稳定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应该扩大一手打造的与亚洲和欧洲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

世界大势浩浩荡荡，终也浓缩或演绎为中美两国的较量与互博。与弗里德曼的乐观期待不同，有着首席“知华派”学者之谓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系主任兰普顿日前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世界中国学论坛上发表演讲时断言，“尽管美中关系的根基还没有塌陷，但是美国政策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倾向于把中国看成是美国在全球主导权的一个威胁，而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精英派别与民众也把美国看作是阻止中国获得应有国际地位的一个障碍。”概而言之，中美关系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承接兰普顿忧虑的，还有来自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高级顾问、前美中贸易理事会主席柯白，“忽视现在正临近的危险是不明智的。我们都需要认识到这些危险，并尽最大努力避免这些危险成为现实。”

如果说兰普顿和柯白的忧虑还在中美之间打转，那么同样身为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沈大伟早前则干脆直接将矛头对准中国，甚至不惜一改一贯姿态和立场，步章家敦后尘重拾中国崩溃论。“我们不能预测中国共产党将在什么时候崩溃，但很难不得出结论说，我们正在目睹它的最后阶段。”此言一出，舆论哗然间集体发问：沈大伟如何从一个“熊猫拥抱者”几乎一夜之间变成“弑龙者”？蹊跷的是，仅仅隔了一个月时间，沈大伟即在一次公开演讲中主动辩解崩溃论纯属媒体误导之果。“我没有选择那样的标题，标题是《华尔街日报》起的，我觉得这个标题没有反映出文章的内容。”何况，“我不是预测中国崩溃，而是预测中共延长式的衰落。”

也罢，看上去风云变幻的国际关系，往往只是停留在纸面上。根据中国前驻英大使、全国人大现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傅莹在与美国智库、学者和战略界接触所得的印象与感想，美国智库和媒体之所以越来越多地归队悲观派、谨慎派、焦虑派，缘于对中国的三重深层失望。其一，美方所期待的“中国实现现代化必将带来政治制度变革”的情况没有发生，中国版的“戈尔巴乔夫”没有出现。相反，中国取得的成功和增强的自信使中国道路更加不可逆转。其二，融入国际体系之后的中国，并没有成为屈服于美国意志和利益需求的辅从，而是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参与设计和塑造国际和地区事务的方向。其三，中国经济进入改革的深水区，美国一些大企业长期在中国获得高额利润的好景不再，他们有些不适应甚至抱怨。

与其说以上三点是美国智库和媒体的深层失望，毋宁说是面对中国高官的常态化的抱怨。对于第一点，涉及两国全然不同的发展道路问题，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变革从一开始就不会也不可能走上美国所推崇的民主道路；对于第二点，更像是美国面对不断崛起中国的心态失衡，以至于中国稍有举动，都可能被无限放大和过度政治化，兴奋点太多导致疑虑加重；至于最后一点，美国大企业“好景不再”的抱怨，近乎无病呻吟，毕竟任哪一个国家也不可能给他国大企业提供“终身最惠待遇”。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何况在媒体话语权、话语体系不一样的情况下，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势也是岭峰有别，温差迥异。与华盛顿的集体负面情绪不同，北京方面的媒体、学界大体上认为中美关系的基本盘是稳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所长牛新春呼吁，看中国关系，要忧患不要悲观。“对中美关系有危机意识是好事，但是不能变成悲观意识。既要看到30多年来中美关系整体向好的大趋势，也要认识到中美关系时起时伏的段情。针对起和伏的不同段情，做不同的事，既不避免‘过’，也要防止‘不及’。”

如果用纽约大学教授张旭东的“主权形态”理论解释，华盛顿之消极与北京之积极则保守中带着必然性。因为在认识和理解今天的中国社会、制度和价值形态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会遇到两种看似相反、实际上暗通的错误立场：一种是以想当然或偷梁换柱的方式，把中国强行纳入某种抽象的、“普世的”既定利益结构和权力关系中去，必欲“变天”而后快。另一种则是出于对西方道德优越感的逆反心理，处处着意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恨不能开历史倒车。如果用“抗战”来比喻今天论述中国历史正当性和现实可能性的思想努力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那么以上两种立场就相当于曾被毛泽东批驳的“亡国论”和“速胜论”。

所幸，逼近“亡国论”的崩溃论和终结论已经被己方推翻，中国官媒对于“中国特色”的书写也在淡化，“速胜论”无理据也无市场。虽然中美智库及媒体接下来会如何斗智斗勇尚且不得而知，不过至少可以肯定的，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拌嘴”会不时冒出.

润涛阎：从希腊赖账事件看到了什么？

希腊这么多年来就靠脸皮厚混日子能混到今天，而且赖了账后也不会遭到报复，是有其历史机遇的。
我们暂且回顾一下债权国与债务国在过去六十多年里的境遇。
六十多年前，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而那时的中国古巴等都是债务国。毛泽东打下天下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并不离开中国，而是想登天安门，原因很简单：美国的财团尤其是摩根财团杜邦财团花旗银行等在中国的投资太大了，占当时中国所有外国投资额的44%，按当时的美元计虽然只有14亿，但那时中国是一清二白。毛泽东清楚，如果还清三十多亿美元的外资是办不到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赖账。当然，毛泽东想当闭关锁国的山大王作他的一辈子掌权的皇帝梦，也是原因之一。不是美国的司徒雷登想走的，而是毛泽东把他撵走的，四卷里有《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作为历史见证。
那时的美国是地球上最大的债权国，最担心的便是有债务国领头赖账。亚洲这边有毛泽东赖账，美国身边也有赖账的，他就是古巴的亚斯特罗。美国在古巴的投资超过中国，高达60亿美元。亚斯特罗一句话“共产”就赖掉了。
朝鲜战争本来是金日成首先发起的，但美国打到了鸭绿江边时毛泽东担心人家有借机要账的企图，欠人家的总要给个说法的，你不给人家一个说法，人家就给你一个说法。比如铁路，人家没有收回成本，你就不认账了。那时候的思维决定了欠账的人内心里总是犯嘀咕。
古巴呢？美国派军舰把整个国家围个水泄不通，一围堵就是六十多年。按理说，古巴别说蔗糖出口了，就是旅游一项，六十年里也不止赚来六十亿了。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世态炎凉，万事轮回。到了六十年后的今天，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而中国成了最大的债权国。刚好颠倒了过来。
如同当年美国害怕债物国赖账一样，此时的中国也害怕债物国赖账不还。
今天的美国盼望什么呢？当然盼望有国家领头赖账了！
这就有价值观标准的难题了。所以，美国必须与古巴和好，等自己赖账时不被谴责为“双重标准”。从心理学角度认同赖账合乎情理，就必须把曾经赖账的当成朋友与同路人。这就是我们突然看到美国主动与古巴和好的一幕了。美国的战略家们不是吃闲饭的。
希腊呢？当然不用担心由于国家级赖账而遭到美国军舰的围堵与制裁了，甚至连谴责都不会有。这不是说希腊赖的账里没有美国的投资和贷款，而是从战略角度来说，希腊领头赖账，算是给美国未来赖掉所有的账当了开路先锋。
历史就是这样轮回的。当初美国不该围堵古巴，相反，应该促进古巴的经济开放，就像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那样的话，美国从古巴剪羊毛受益的数目何止几十亿？当美国赖掉中国的债务的时候，那可是以万亿为单位的，远不是当初毛泽东赖掉的美国债务那点钱。这就符合出来混总是要还的铁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当初毛泽东赖掉了美国等国的债务与投资资本，到头来会以更高的代价偿还。
今天的希腊，不论能赖掉多少个百亿欧元或者千亿欧元，总有一天它还会以更高的代价偿还的。也许就在一百年之内。偿还的方式我们现在无法知道而已。
第三次世界大战，不论是在哪里开打，不论是由哪个国家诱发，发动的根本原因一定是全球的债务危机。整个世界，不论肤色，不论制度，不论是个人还是团体甚至国家，今天都是欠债的是大爷，讨债的是孙子。这种被颠倒了的真理一定会导致巨大冲突。当世界到了无理可讲的地步，离战争便不远了。
中国国内的最大矛盾表面上看是贪官污吏与人民之间的矛盾，而导致未来内乱则是债务危机。地方政府部门靠举债度日的一天总有走不动的时候，而且一旦楼市泡沫爆裂，百姓尤其是刚刚进城的农民工靠贷款买的房子其价格下降到“水下”时，便是次贷危机的重演。靠国家大量发放货币以维持楼市不暴跌，总有一天维持不住。楼市暴涨，人民怨声载道，可要是到了多数人都有了房子的时候房价一暴跌，人民就不是嘴上的功夫了，而是会大闹起来。不还银行贷款了，银行就想收回房子，人民没地方住了，就会闹翻天。债务危机最大的麻烦在于：即使有钱也不还债的心理逐步成为主流。
希腊是否赖账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谈论的了，值得关注的则是希腊赖账后会发生什么？
希腊政府把赖账的责任交给了它的国民，有民主这个挡箭牌，债权国绝不能动用武力。不是政府所为，你能用兵把希腊人民杀掉吗？不能。经济制裁？也不容易。最后唯一的出路便是债务一笔勾销后继续做生意。惨了的是债权国的国民。勤劳的德国人、中国人要付出更多的汗水以弥补在希腊的损失了。中国的农民工血汗钱也有不少白白扔在了希腊。
这个地球上有个铁律：在丛林法则里，跟着老大走的总是占便宜，跟老大的方向相反的总是吃亏。这里说的是方向。比如，希腊跟美国一样当了债务国，就让那些债权国吃亏。就像山里的狐狸，跟着老虎的方向走，就不会吃亏。所以，目前来看，希腊是赢定了。一直给希腊送钱的算是输定了。这是板上钉钉的。六十年前古巴赖账就不是时候，今天赖账的就没事。非但如此，希腊赖账后，美国不仅不会派军舰包围，也不会经济制裁，还会和稀泥让欧盟各国给希腊输血，让地球人知道这年头与六十年前不同了：赖账的是好汉。
但如果从远处看，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怎么走，是借债还钱还是赖账，也就无所谓了。关键一点是：你对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和将要发生什么有个清楚的认识就可以了。
人生如戏。政治舞台更是如此.

胡平：不朽的遇罗克

一

遇罗克的妹妹，现居德国的遇罗锦女士，在沉寂了二十年后，将这部六十万言的传记小说《一个大童话》呈现于读者面前。

1966年文革红八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横行一时，25岁的北京徒工遇罗克写下长文《出身论》，不仅向对联，而且向中共实行多年的阶级路线即出身歧视政策发起了最有力的挑战，在那个最黑暗的时代，发出了争取平等与人权的最强音。一个“黑五类”家庭出身的青年，用自己的思想和文字，竟然在当时就造成了震动全国的效应。这是中共建政以来没有先例的。1968年1月，遇罗克被捕入狱。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中共当局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杀害，年仅27岁。

1978－79年，民主墙运动兴起，民间刊物《四五论坛》、《今天》与《沃土》等率先发表了颂扬与纪念遇罗克的诗文。这一年的11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下文为遇罗克平反。第二年夏天，官方刊物《新时期》和《光明日报》发表了关于遇罗克的长篇报道，称遇罗克为“逆风恶浪中的雄鹰”、“划破夜幕的陨星”。在1980年第3期《当代》文学杂志上，遇罗锦发表了她的处女作《一个冬天的童话》，引起广泛好评。但紧接着，由于她那部刚发表就被禁止的小说《春天的童话》以及她的离婚案件，又把作者一下子卷入巨大争议的旋涡。作者受到来自官方的道德批判。1986年，遇罗锦应邀访问德国，并在德国申请政治庇护。1987年，台北的皇冠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新作《爱的呼唤》。那以后，遇罗锦就在德国的一座小城安居度日，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

二十年后，遇罗锦完成了这部传记小说《一个大童话》。这部作品涵盖了她早先两部《童话》和《爱的呼唤》的内容，并有大量的增删修改和补充。可以说这一本书写尽了她在中国度过的前半生。遇罗锦说：“我毕生只这一本书。”类似的话我也听别人说过。说这种话的人，十之八九，早先都没想过当作家，而是怀抱别的志愿；然而，残酷的专制暴政无情地击碎了他们原有的人生理想，给他们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巨大苦难和伤痛。这就刺激那颗不甘屈服的心灵涌起一种强烈的冲动：写下来，把自己经历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写下来，让自己的苦难生涯成为一本书。因为人生只有一次，所以他们毕生只有一本书。

遇罗锦说，她并不想得罪人；她只想讲真话，可是讲真话就很可能得罪人。事实上，这是写传记写回忆录常常遇到的问题。我的朋友周舵早先就说过：“西谚云：‘要想失去你的朋友，你就借钱给他。’其实还有比这更糟的。你只须写一篇回忆录之类的文字拿去发表。”如果你写的是公众人物或公共事件，事情要简单些；如果你写的是普通人，写的是私人性事件，事情就会比较麻烦。这可能涉及到个人隐私问题，涉及到要不要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问题，更何况人的记忆可能有误差，可能有选择性，等等。我想，这大概是人之所以要发明小说这种虚构的文学形式的一个原因。事实上，有些小说其实是传记，而有些传记倒更接近于小说。

可是，遇罗锦这部书要写她的哥哥遇罗克，而遇罗克的故事是不可以虚构的。一个真实的英雄的故事是不可以虚构的。不错，小说家虚构的英雄很可以比真实的英雄更绚烂多彩。有哪一个真实的间谍能比得过007呢？因为小说家可以随心所欲地为自己故事的主人公安排下任意多的场合与机会，让他／她得以充分地展现其各种各样的伟大品质，只要合乎情理即可。真实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就不会碰上这么多这么巧的机遇。但也正因为如此，成熟的人们总是更敬仰真实的英雄。因为任何英雄行为，无不意味着对人生的孤注一掷，而生命是没有替代品的。那种触及我们生命存在最深处的震撼只能来自一个真实的生命行为。

是故，遇罗锦把自己这本书叫“传记小说”。“为什么这本书叫传记小说？”遇罗锦在给我的一封信里解释道，“有关遇罗克的文字，是非常严肃、认真的，是与‘小说’无关的；而有关我自己的爱情与婚姻生活，一些人用了假名，一些单位用了假名，是用小说的手法，去挖掘生活的真相。”我建议读者把后一部分当小说读，不必追究它是否符合事实的真实，只看它是否符合情理的真实；不必把书中人物在现实中对号入座，只看在当时的情景下是否可能存在那样的人物和那样的故事。

二

这里，我要谈谈遇罗克。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读到遇罗克《出身论》时的那种喜悦与振奋。那是1967年2月下旬的一天，一位同学告诉我，他在他的一位外校同学那里见到一篇批判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文章，精彩极了。我立即和他赶往那位同学所在的学校。在一间昏暗而零乱的学生宿舍里，那位同学拿出了一份皱巴巴的《中学文革报》，上面以整整三版的篇幅登出《出身论》，作者落款“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我急不可耐地抓起就读，以一目十行的速度。我相信我没有漏掉文中的任何一个论点和论据，我对它们太熟悉了。我觉得我不象是在读别人的文章，而象是在读自己的思想。我也是黑五类子女，饱受出身歧视之苦，有过和遇罗克相似的经历和思考。我第一次发现在阶级路线的问题上还有别人和我想的完全一样，而且表述得那样严谨、清晰、深入与精辟。我顿时感到信心倍增。这真是一种奇妙无比的感觉，你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思想，因为与众不同而总是不够自信，如今，你无非是从另一个人那里听到了同样的声音，而这个声音很可能也和你一样孤单，可是，你立刻就有了十足的把握。这就是理性的力量，这就是思想的力量。

匆匆读完《出身论》，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我知道我绝不可能写得比它还好。接下来，我和同学们商量，办起了一份小报 那是成都市中学生的第一份铅印小报，转载了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文章。1968年秋，学校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我被工宣队军宣队编入“学习班”受审查挨批判，那时给我加上了大大小小的许多问题。事后我才得知，我这次被清理原来和当初转载遇罗克的文章大有关联。只是他们查不出我和那个北京的“反革命组织”有什么联系，所以没有定下更严重的罪名。

1970年初夏，我在四川农村插队当知青时，一位朋友告知，《出身论》的作者被当局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杀害，他的名字叫遇罗克。我异常悲愤，并从此记住了这个名字。1978年秋，我考入北京大学，入学不久就参加了民主墙运动，成为民刊《沃土》之一员。我从若干新朋友，特别是民主墙的朋友那里知道了关于遇罗克的很多故事。1980年暑假，我探亲回到成都家中。这天，母亲拿出她收存的那份登有介绍遇罗克事迹的《光明日报》对我说：“要是你那时候在北京，恐怕也和他是一样的命运。”在这一年年底北京大学举行的自由竞选活动中，一批中文系同学向竞选者提出一份问答表，其中一个问题是“你现在最敬佩谁”，我毫不犹豫地写下“遇罗克”。

三

诚如徐友渔先生所说，在人类历史上，一身兼思想家与烈士二任者寥若晨星，而遇罗克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要理解遇罗克，理解《出身论》，我们必须回到当时的环境之中。《出身论》开篇第一句话写道：“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问题。”就是这样一句平实的陈述，作者便把批评的锋芒不只局限于文革初期的“对联”，而且也毫不含糊地指向了文革之前中共就实行多年的所谓阶级路线。现在的人，恐怕已经很难想象，在当年，出身歧视问题有多严重多荒谬多恶劣，恐怕也很难理解遇罗克发表《出身论》需要怎样的智慧和勇气。

有西方汉学家说，民主墙时期出现的朦胧诗人，是“在宇宙飞船时代独立地发明了自行车”。诚然，倘从人类思想史着眼，遇罗克的思想并没有什么新颖原创之处。但是，遇罗克是在极端黑暗、极端闭塞的环境中独立获得这些思想的，他的思想能力无疑是相当强大、相当富于原创性的。不错，在当年，也有一些人 包括一些黑五类子女 认识到阶级路线的不公正，但是他们未能把此一认识提升到人权与平等的高度并予以透彻的阐发，更未能象遇罗克那样敢于发出不平之鸣，并善于利用机会，把平等与人权的理念传到亿万中国人的心中。和文革期间很多名噪一时的文章相比，《出身论》离当年中国流行的那套政治文化比谁都远，可是，它离当年中国的社会现实比谁都近。时隔四十多年后，我们可以看到，在文革期间那些轰动一时的具有异端色彩的文章中，《出身论》无疑是最杰出的。遇罗克是我最敬佩的英雄。就像很多57年右派最敬佩林昭一样。这不仅仅是敬佩，而且也是认同。遇罗克属于我们。他是为我们而呼喊，为我们而牺牲的。正像林昭不只属于右派，遇罗克也不只属于所谓黑五类子女。因为遇罗克呼吁的是普遍的人权与平等。遇罗克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十年前，我写文章呼吁：一切感念、崇敬遇罗克的人们，自己募款，自己设计，为我们的英雄建立一座雕像，以作为永恒的纪念。不久前，万润南也写文章纪念遇罗克。他把遇罗克和发表《我有一个梦》的马丁·路德·金相提并论。万润南说：“我也有个梦，每年的3月5日，也成为全国性的纪念日：‘遇罗克日’。有一天我们也懂得珍重自己的英雄了，我们的民族就会有点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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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道者遇罗克

1968年1月5日，《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离家出门的那个清晨，除了冷之外，实在太过平常，以至于不管遇罗文还是遇罗勉，无论怎么面对本刊记者努力回忆，也找不出有任何预示意味的特别之处。“大哥带了一饭盒大米饭、炒白菜和一本书，骑上自行车走了。”现在59岁的遇罗勉说。在上班的路上，遇罗克便被抓走了。全家人后来才意识到，那是一个诀别。离家那天，遇罗克的书桌上，还放着他刚刚写完的《工资论》。

其实很早就有苗头了。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此后，“我家附近已经有人在盯梢”，在美国接受越洋电话采访的遇罗文回忆。若干年后遇罗勉则奇怪，那时的公检法都被砸烂了，但这至少证明还有一个系统仍在运作，“我虽然还很小，但都知道谁是盯大哥的人”。父母则照例叮嘱大儿子，要小心，但除此之外，也没有多少办法。

仍旧每天继续读书、写文章的遇罗克发现，每当他外出时，总是有人在跟踪。他预感到他将要遭受到最残酷的迫害。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他说：“我只有一半的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开始受到讯问，我的信件都被进行检查了。”

1月6日，遇罗克被一辆囚车带进了牢房。遇罗文说，遇罗克一共被提审80多次，有时搞疲劳战术，日日夜夜轮番审问。“但他从来没有检举过别人，没有承认过自己有罪，没有说过违背良心的话。”当得知弟弟遇罗文也被关进监狱时，他更把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并且对预审员说：“是我牵连了弟弟，我的事他不知道。”以此来尽可能地使遇罗文得到解脱。

遇罗文说，难友中一位干部子弟很佩服遇罗克的才学和胆识，他问遇罗克：“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遇罗克很镇静地回答：“值得。你过去一直生活优越，终日在高干子弟中间，这所大学上腻了，看不上了，还可以上另一所。你对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体会。而我几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像我这样的并不是一两个。可以说，从我们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心情。我被抓了，也许结果不堪设想，但为出身问题付出这么大代价的，解放以来还是第一次。如果说这是呐喊，也是受压迫的人喊出的最强音了。”

临刑前，遇罗克把自己平时换洗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其中有一件崭新的白背心，他没有穿过。遇罗文说，自从1957年父母被打成“右派”以后，父亲被劳动教养，没有工资收入，母亲被撤了职，只有70多块钱的工资。一家7口，就靠这70多块钱生活。从那以后，遇罗克从来没有穿过好衣裳。他参加工作以后，把每个月的工资全部交给母亲，帮着养家，自己只留3块钱，而这3块常常被用来买书。“他在狱中穿的旧背心实在太破了，就写纸条让家里人买一件新背心。等母亲把新背心送来时，他已被判处死刑。他觉得，没有必要穿新背心了，新背心还是留给弟弟们吧……”遇罗克就这样穿了一身破旧的衣裳走上了刑场。

遇罗文说，遇罗克临刑前写了几首诗，托付给难友，请他们有幸出狱时，交给家人。其中有一首诗的最后两句是：“清明未必生壮鬼，乾坤持重我头轻。”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大哥最后死在哪里，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家事

遇罗克从小是个很优秀的孩子，是弟弟妹妹们崇拜的对象。“他自己会编木偶戏、皮影戏，或者照小人书编个小话剧，然后让我们仨来演。”遇罗文回忆，有时遇罗克还用一张16开的白纸，用钢笔和铅笔又写又画，给他们编小报。遇罗克的象棋也下得好，曾获得1956年北京少年组亚军，甚至后来还有不看棋盘同时下两盘棋的本领。遇罗文、遇罗勉至今提起哥哥还是钦佩不已的口吻：“因为他聪明好学，一直很受宠，从小学到中学都属于响应号召，积极向上的好孩子。”

父亲遇崇基是东北人，后来以“满洲国”第三名的身份考上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公费留学生，在日本，他用“罗茜”的笔名写了一本《日文报纸译读法》，很受欢迎。他给几个孩子起名也都用了“罗”字，而不是家谱上规定的广字。“我有一次问过他，他说‘罗’拆开是‘四’、‘维’两字，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遇罗勉说。母亲王秋琳是北京人，家境优裕，曾自费到东京女子高等商科学校读书。后来，父亲遇崇基开办了“大业营造厂”，母亲王秋琳和同伴合开了一个“理研铁工厂”。

对遇家人来说，1952年是后来一连串动荡乃至劫难的开始。那一年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中，遇崇基因为被怀疑偷漏税几十亿元而被逮捕。“几个月后，事情不了了之，父亲被放回来了，但是他的厂子受到很大影响。”为了躲避伤心地，遇家花3000元买了东四牌楼附近的一个四合院，举家迁到那里。遇罗克后来在《我的童年》作文里，详细写了这座院子的花花草草，写到临别时，他抱着一棵枣树哭了。这篇文章成了全校的范文，是他最早的得意之作。在弟弟遇罗文的记忆中，“这是他唯一一次在文章里承认自己哭了，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落泪”。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遇崇基因为一句“人与人，冷冰冰”，被打成“极右”的“右派”，送去劳动教养。“因为父亲有自己的想法，显得不随和，所以每次运动都躲不过去。”遇罗文回忆，“大哥非常尊敬父亲，父亲的遭遇对他触动很大。”不仅如此，“母亲仅仅稍微表示了同情章乃器，也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

虽然“出身论”的荒谬在“文革”时达到极致，但在“文革”之前，它已经是盛行的一个政治标准。“同学们因为出身不同，被分成三六九等，我是属于最底层的。”遇罗勉说，“家里出一个‘右派’已经抬不起头来了，何况我的父母两人都是，其中一个还被劳教。”那时流行的一句政治口号是：出身不好的人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要和家庭划清界限。“心灵上遭受的痛苦和折磨非常之深。”遇罗勉如今回忆起来，仍有些痛苦。

1959年，遇罗克从北京65中毕业。虽然高考成绩优秀，但还是没有大学接收他，就连要求分数不高的地质专业学校，也不允许他进入。遇罗勉解释说，那时上大学除了看出身，还要看“操行评定”——学校的操行评定分成“优良中差劣”五等，被评为“中”是根本不可能上大学的，“差”者基本上要被开除。自父母双双成了“右派”后，遇罗克的评定也由“优”变成了“中”。遇罗克不解，老师回答：“你自己还不知道吗？”

遇罗克抱着一线希望，在家又复习一年，还是与上大学无缘。“两次进不了大学，让他真的明白了，他所受的不公，不只是个别现象，而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了解社会，遇罗克报名到南郊农村当农民。1961年春节前，街道批准遇罗克去大兴红星公社旧宫大队菜园小队插队。遇罗克显然认为是命运的新转机，“他接到通知就高兴地去迁户口，连春节供应的那些副食都放弃了，姥姥气得直叹气”。遇罗文说。

那时候，已经开始号召学生到农村去，但尚未像后来知识青年下乡那么大规模，“他也感到很新鲜”，遇罗文说。但也正是在这一年，一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又把他们推到与人民相对立的另一个阵营里。但在农村，“血统论”的现象更为严重甚至也更残酷。“他回来跟我们提过，在农村，一些地主和小孩子都被斗死，他们用很形象的语言，称之为‘连根拔’。”遇罗文说，从自己的遭遇出发，再联系到整个社会，遇罗克开始陷入深深的思考。

1964年，神经衰弱很严重的遇罗克回到城里。他曾经在小学做过一段代课老师，又因出身问题被辞退。不久，他被分配到人民机器厂当学徒工。“回到北京后，我们也长大了，说的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两个弟弟印象最深的，还是大哥的读书，“爱看书，什么书都看”。遇罗勉说，他印象最深的，是大哥房间里的灯总是亮着，“跟我们住在一起的姥姥唠叨他：不要整晚亮，你的电费是全院平摊的”。

遇罗克喜欢跟弟弟们分享他阅读的体验，黑格尔、亚里士多德的名字，还有诸如“诡辩”一类的名词，“都是我从大哥那里听到的”。《流浪者》里的台词：“法官的儿子还是法官，贼的儿子还是贼。”和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基础》里的：“法学家既郑重宣布了奴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换句话说，他们也就肯定了人生下来就不是人。”这些经典之语，都是遇罗克在和弟弟们讨论社会流行的“出身论”时提及的。

政治风暴中的“出身论”

“出身论”的命运，也涉及红卫兵的一段复杂历史。遇罗文解释：最早的“红卫兵”是由清华附中一些干部子弟发起的，此后，北大附中也出现“红旗”战斗队，以后各地方纷纷成立这种组织。“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出身的要求非常严格，有的只许干部子弟，有的也允许一部分工农子女参加。”遇罗文说，后来通常用“老红卫兵”来划分这些最早出现的红卫兵。

“老红卫兵”因为有出身的优越感，因而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最忠实的信奉者。他们将社会阶级分成几类：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黑帮（注：指被打倒的干部和学术权威）及其子女（被统称为“狗崽子”）。而工、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及其子女则是红五类。“总之家庭出身高于一切，也决定一切。”“‘文革’一爆发，‘出身论’更发展到了极致，‘文革’以前，还说出身不好的还是可以改造的人，‘文革’一开始，我们就变成‘混蛋’了。”遇罗勉说。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老红卫兵”。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八•一八”之后，“红卫兵”名声大振。在“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鼓动下，这些红卫兵们开始走出校园，冲上街头，在社会上开始有相当破坏力的“革命造反”活动。老红卫兵打死人的一些血腥传闻，让遇罗克有了写文章反驳“出身论”的直接动力。他很快就完成了《出身论》的初稿。

不久，红卫兵开始全国大串联，要把“革命造反”的火烧到全国去。这时，遇罗文和弟弟遇罗勉也属于滚滚洪流中的两位。他们到广东串联，发现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小报或印刷品，油印条件非常方便，于是他们试着写了几份反“出身论”的传单，又根据对哥哥《出身论》的回忆，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论出身》，印了几百份，贴在广州街头。落款是“北京呐喊战斗队”，没有写真名。

“我们住在一所小学里，很多串联的学生帮我们印、帮我们贴，有人在上面留言‘好文章’，有人写‘大毒草’，批注特别多。还有人把油印的重抄成大字报贴出来，反响特别强烈。我们觉得时机到了，广州毕竟远离政治中心，也应该在北京宣传。”遇罗勉回忆。

两个弟弟把油印的传单寄给在北京的哥哥，同时也告诉他这种简单的油印方式。很快，遇罗克《出身论》的定稿寄了过来，让他们在广州油印。同时，遇罗克和遇罗锦也用弟弟提供的方法，印了很多，贴到北京市委、国务院、清华、北大、地质学院等地。因为署名为“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当时知道遇罗克名字的人并不多。

“文革”运动的发展开始迅速波及老干部，早期对出身有天然优越感的“老红卫兵”们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已成为运动的直接对象。1967年初，一部分人成立了跨校际的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它的成员必须是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子弟，这也是唯一的条件，他们公开喊出“踢开‘中央文革’闹革命”。

当“中央文革”发现这部分红卫兵已经成运动阻力时，“联动”及其“血统论”也开始受打压。“但‘中央文革’是有分寸地反对血统论，打击老红卫兵，收买了很多人心，很多出身不好、长期受压抑的青年人，一下子开始活跃起来，也对‘中央文革’感恩戴德。”遇罗勉说。

这时，红卫兵不再是出身好的那些人的特权，“其范围已扩大到普通学生，都自称是红卫兵”，遇罗文称之为“新红卫兵”。当“联动”遭打压时，“新红卫兵”们也开始看到批判“血统论”的时机。

1967年初，北京四中的王建复和牟志京找到遇罗文，说他们看到贴在四中的《出身论》后深受感动，来商量怎么能扩大宣传。3个年轻人很快得出一个结论——办一份铅印小报。几天之后，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和占3版篇幅的铅印《出身论》终于问世了。

“当时中学生办报的人并不多，民办的报纸几乎没有。”遇罗勉说。所以尽管《中学文革报》第一期只印了3万份，但立刻轰动了北京城。遇罗文说，有时在街上就能听到有人议论：“这是反右以来最敢说话的文章了。”

“我们接到好多人来信，很多被出身影响的年轻人，觉得这篇文章说出了他们的心声。”遇罗勉说。

在1966年末至1967年初相对失控的几个月里，遇罗克终于有机会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连续写了《出身论》、《谈纯》等一系列具有理论深度的文章，抨击反动的血统论思想。这些文章就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我们一直坚持办了7期，直到《出身论》被宣布为‘大毒草’。”遇罗文说。在这7期报纸中，遇罗克一个人写的文字占总数的将近3/4。

其实当时知道“遇罗克”名字的人并不多，因为发表时的落款是“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慢慢的，我们这些办报的人都知道他了。”对于当年的举动，遇罗文坦率地说：“有的人认为我们是迎合‘中央文革’，想一炮打红。我是绝对没有这样的想法。我明白，这个风险非常大。出身的提法已经几十年了，怎么会因为我们的一份报纸而改变呢？”遇罗文说，“母亲当时就说：你们太冒险了。”事实果然被母亲言中。

永远的怀念

因为父亲是学工科出身的，“对问题从来不含糊，爱深究”，在思维方式上，遇罗文和遇罗勉都认为，大哥像极了父亲，“逻辑性强，严谨”。而在性格上，“遇罗克和遇罗锦的性格像母亲，他们小时候就很爱表达”，遇罗勉评价。他说喜欢《牛虻》一类作品的大哥，有种英雄主义情结，“为了正义与真理，他会觉得个人的牺牲是不足惜的”。

遇罗克的母亲出身富裕人家，爱美，姥姥告诉遇罗勉，当年日本人轰炸济南时，别人都裹着细软逃命，母亲却带了几本相册跑。那些曾记录了一个家境优越的少女无忧青春的相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

《出身论》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家里6个人，有4个被关进监狱。而原来娇生惯养的母亲却坚强地承担起一个家的责任，而且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勇敢与坚韧。1978年冬，王秋琳带着儿子的材料，找到《光明日报》记者苏双碧，为遇罗克的平反问题而奔走。

虽然没有在报纸上刊登有关遇罗克的文章，但是，社会上已开始到处传颂遇罗克的事迹了。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再审判决：“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宣告遇罗克无罪。”

遇罗勉说，哥哥去世后，家里再也没人正式提起过他，无论是他的生日还是忌日，大家都心存默契地回避，“毕竟是一个太大的伤口”。不过，遇罗文说，如果有人做了什么大家不满意的事情，一句“这样做太对不起大哥”，就意味着最严厉的指责了。母亲也从来不在他们面前提及大哥，她内心的痛苦是她死后孩子才从她的日记里知道的。“母亲每天上下班经过‘工体’，都要把头扭过去，不去看那个地方，因为哥哥是在那里被宣判死刑的。”王秋琳是1984年去世的，那一年的日记就写到5月1日——那一天，是遇罗克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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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蟊贼东/共匪犯下的罪孽真是罄竹难书）

在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许多暴力行为，一些地区甚至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然而，这些暴力与大屠杀却至今仍被刻意掩盖着，不仅官方竭力回避相关的史实，许多知识分子往往也不愿意面对这些问题，结果有意无意地扭曲了历史。在“文革”后的官版文献或“伤痕文学”作品中，人们所看到的只是“四人帮”或个别“红卫兵”、“造反派”在为非作歹；久而久之，国人的记忆中便只留下了“四人帮”的嘴脸以及模糊的“红卫兵”或“造反派”形像，抽象的符号式形像便成了暴力和杀戮的唯一罪人，而“文革”时期的领导人、各级政府机关和群众团体的众多参与者的直接责任却被遮掩了起来，错与非错、罪与非罪的重要历史界限也被刻意地弄得模糊不清了。

2001年7月在纽约召开的“纪念‘文革‘发生三十五周年”讨论会上，一位在美国长大的年约14岁的华裔中学生听了北京1966年秋天的“红八月血案”后率直地提问：“当时的北京有没有政府？是谁允许这些‘老红卫兵’杀人的？”全场先是震惊、愕然，继而爆发出一片掌声：这个从小在法制社会里长大的少年的问题如同一个铁锚般的巨大问号沉入思想之海，触及了问题的要害。

一、北京市1966年夏“红卫兵”恐怖行动背后的支持者

了解一些“文革”历史的国人往往认为，1966年8月发生在北京市的“红色恐怖”只是由中共高干子女组织的第一批“老红卫兵”的过激行为。这些“老红卫兵”在校园里以“批斗”为名杀戮教师；在社会上以“抄家”为名抢掠市民的财产，以“阶级斗争”为名残杀所谓的“牛鬼蛇神”；又以“遣返”为名，把近10万居民强行赶出北京押往农村。仅据官方非常不完整的统计材料，当时至少有33,695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抢掠，有85,196人被驱赶出城。此风很快在全国各大都市蔓延，多达40万的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或边远地区。[1]

然而，后来披露的一些历史档案表明，这类的“遣返”行动其实是中共早在1962年就开始安排的大规模政治迫害运动。“文革”前担任市长的彭真就公开讲过，要把北京市的居民成份纯净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所谓“成份不好”的居民全部赶出北京。[2]1966年5月15日，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5.16通知”发布前夕，毛泽东发出了“保卫首都”的指示。周恩来和叶剑英立刻上书毛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成立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付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参加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工作，直接对中央政治局负责”。[3]5月16日宣布打倒所谓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后，这个工作组采取了一系列“保卫首都安全”的措施，除了自5月18日起调63军的189师和65军的193师进驻北京各要害部门及所有的宣传机关之外，工作组还有一个长期计划，即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遣返驱逐所谓的“成份不好”的居民。[4]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红八月”当中“老红卫兵”任意对北京市约占居民2％的人抄家、杀戮、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还得到了公安局的大力支持。上述“首都工作组”的副组长、公安部长谢富治当时曾公开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拦“那些事”（指“红卫兵”的乱打乱杀），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情报”。[5]

下面通过两个案例，说明国家机器当时是如何指导或参与“文革”中的暴力与屠杀事件的。

案例之一：在北京市1966年“红八月”期间大红罗厂南巷20号发生的一件骇人听闻的血案中，韩模宁一家五口被与其素不相识的“红卫兵”残杀身亡，据国内学者调查，将这些“红卫兵”引到韩家行凶的是当地派出所的民警罗某。[6]负责当地治安的片警敢于领人行凶杀人，且血案发生后听任凶手扬长而去，这肯定不是民警个人的自行决定，他显然是奉有上级指令的，否则绝不敢如此胆大妄为。那么罗某背后是谁呢？答案不言自明。

案例之二：1966年8月25日，北京第15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去橄榄市附近广渠门大街121号的房主李文波（小业主成份）处抄家，这些“飒爽英姿”（实为杀气腾腾）的女“红卫兵”们翻箱倒柜、掀开屋顶，殴打李文波、刘文秀夫妇，逼他们交出根本不存在的“枪枝、黄金”，甚至还不准刘文秀上厕所。李文波在忍无可忍中拿起菜刀抵抗，于是被当场活活打死。[7]据一位大陆学者的调查，又是当地的片警和居委会把那些女“红卫兵”引到李文波家中行凶的。[8]

该血案发生后不久，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中将李文波的抵抗指为“反动资本家对红卫兵行凶”[9]；接着周恩来又下令，由北京市法院于1966年9月12日以“行凶杀人”的罪名将李文波之妻刘文秀判处死刑。其实，就连当时参与行凶的“红卫兵”都没有说刘文秀本人有“行凶杀人”行为。此后，周恩来还下令由政府出面组织“红卫兵联络站”大肆抄家，并直接派解放军保护“红卫兵”的抄家行动。这样，“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行为就得到了国家机器的直接指导、支持和保护。得到政府鼓励与支持的“老红卫兵”们更加肆无忌惮了，他们竟然把迫害、凶杀案件誉为反抗“阶级敌人的报复”的“榄杆市前洒碧血”事件。接着，“老红卫兵”们以打击“阶级敌人的报复”为名，掀起了新一轮更疯狂的杀人高潮。李文波夫妇被害血案在1981年已经被平反，但无论是当时参与行凶的“红卫兵”，还是公开动用国家机器为“红色恐怖”助威的中共主要领导人，都未承担任何责任。

“红八月”期间在北京主持杀戮行动以及驱逐近10万城市居民的臭名昭著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是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成立的；他们的“通令”是由周恩来的亲信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许明（国务院付秘书长）、李梦夫等人修定后公布的。[10]不难看出，中共上层早已决定了所谓的“净化北京”的大规模政治迫害计划，而1966年8月“老红卫兵”不过是为当局所用，他们充当了打头阵的法西斯式“冲锋队”而已。可是，到了1967年初，“老红卫兵”也被中共抛弃了，不少人还被宣布为“联动分子”而入狱。

由于被强行抄家、殴打和驱逐的近10万居民不断上诉，1967年3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公布了“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中共中央1967年101号文件将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这一文件转发全国。这一“通告”仍然声称，所谓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包括摘了帽子后表现不好的）”、“查有证据漏划的地富反坏份子”、“坚持反动立场的资本家、房产主”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等不得返回北京。由此可见，对北京市居民的抄家驱逐是中共中央的既定决策和预谋，并非“红卫兵”的一时过激行为。

二、屠杀行动是“无政府状态”下“造反派”的胡作非为吗？

对于“文革”中的暴力和屠杀还有一种流行的错觉：这些大都发生在“造反”运动兴起而造成的“无政府状态”阶段，杀人者大都是所谓的“造反派”。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著名中国问题学者沃尔德（Andrew Walder)教授和他的助手苏扬博士根据80年代以来中国出版的数千种县志提供的资料统计，“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既不是因“造反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共各级政权瘫痪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斗”最盛的1967年，而是各级“革命委员会”（当时各级政权机构的名称）已经建立、毛泽东恢复了对国家机器之严密控制的1968年。[11]

笔者以为，还可以对这两位学者的重要发现作一点补充：在全国著名的大屠杀案件中，滥施暴力、血腥杀戮的凶手大多是军队官兵、武装民兵和各级党团骨干，这些人无疑是国家机器的代表，而他们的屠杀和暴力行动则可被视为国家机器的行为，即政权对公民的直接杀戮，所谓的“暴民政治”只不过是国家机器行为的一种结果和延伸而已。

以北京市大兴县的屠杀案件为例，此案发生在1966年8月，当时原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下台了，新的北京市委刚成立不久，这时并非权力的“真空期”，何况各区、县委并无人事变更。据现在可查到的档案材料显示：这一屠杀行动起源于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的局务会议，会上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不久前在北京市公安局干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其讲话要点是：（1）公安机关不要出面制止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我们过去的许多规定都不适用了”；（2）“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3）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的抄家暴力“当参谋，提供黑五类的情报，协助抄家。”会后大兴县公安局立即闻风而动，制定了在县内发动群众屠杀“黑五类”的计划。[12]据调查，大兴县的屠杀行动固然受到北京市区“红八月”杀戮的影响，而直接的指令则来自县公安局，组织杀人行动的是公社的主任、党委副书记，动手残杀“黑五类”、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则大都是民兵。[13]

这种实际上由政权机构策划的对所谓的“阶级敌人”乱打乱杀的现象，1967年至1969年在农村不少地方都出现过，尤其是在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等政治运动中。这个无法回避的史实在湖南道县、邵阳县、广西宾阳县的大屠杀案件中也得到了印证。在道县的大屠杀中，组织者是县政府人民武装部部长（现役军人）刘世斌、县委付书记熊炳恩等人，执行者是各区、各公社的人民武装部部长和民兵。广西宾阳的大屠杀则由军代表兼县革委会主任王建勋直接指挥“公检法”系统和当地驻军实施。

需要指出的是，许多参与屠杀的人都是党员，还有很多“积极分子”因在屠杀中“表现好”而得以入党，至今仍或多或少地享受着党员身份所带来的权力和利益。例如，1968年广西自治区当局以执行中央的“七•三”、“七•二四”布告为名，对反对派“四•二二”群众团体实行武装大剿杀，当时除了有数万军人奉命参与行动外，最积极杀人的竟多是共产党员。“文革”后官方内部出版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披露：“据后来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就有20,000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有9,000多人是杀人后入党的，还有与杀人有牵连的党员19,000多人”。[14]单是从这个“不完全统计”就可以看出，广西有将近48,000名共产党员是杀人凶手。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史实是，在全国著名的大屠杀血案中，被杀者除了所谓的“黑五类”之外，大多是“文革”中的“造反派”。例如，广西1968年被杀害的11万冤魂大都是“造反派”；湖南道县被杀的人部份是“黑五类”及其家属，其余的多半都是参加了群众组织“湘江风雷”的“造反派”成员。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说“文革”中的“造反派”是单纯的受害者；相反，“造反派”在1966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的暴力行为和1967年至1968年的“武斗”中也有着无可逃避的责任。但是，批斗所谓的“走资派”时，即便有严重的暴力倾向，这毕竟与道县、宾阳那种以谋杀为明确目标的屠杀行动完全不同。而在“武斗”期间，双方都拥有武器，参与者也有参加或退出“武斗”的机会，这与弱势群体被强大的国家机器宰割杀戮有极大区别。

“文革”中的“造反派”之所以被党团骨干组成的“保守派”杀戮，根本原因在于后者比较容易获得利用国家机器屠杀别人的机会。大多数“造反派”组织都无法控制中共强大的国家机器（如军队、公安机关和武装民兵）；相反，由于“造反派”成员中不少人被视为“出身不好”、“成份复杂”，他们既可能沦为中共国家机器的专政对象，也可能成为毛泽东主导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文革”时期，毛泽东为了铲除自己在党内的反对派而发动民众“造反”，一旦大功告成，许多“造反派”组织就在1967年的“二月镇反”中被奉命主掌各级政权的军队干部当作“反革命”而遭到镇压。接着，不少“造反派”成员又在1967年底至1968年初“革委会”成立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成为清查对象。这也就不难理解，在震惊全国的、有5万余人被杀的内蒙古清查所谓的“内人党”血案中（官方统计的被杀人数仅为16,200余人），最早挺身出来反对这一行动的是内蒙古的“造反派”组织，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有某种难以名状的惺惺相惜之感。当然，“造反派”若有机会掌握国家机器，也同样可能制造出类似的血案来。

有一种说法不加分析地把文革时期的社会成员说成是“人人有罪”、“人人有错”，这是十分荒唐的。“文革”中至少有一个社会群体，可以说是根本无罪，甚至没有一点错，却无端地遭到残杀，他们就是政治上的弱势群体──“政治贱民”“黑五类”或“黑七类”。如果按照中共的习惯表达，以总人口的5％来估计其人数，“政治贱民”的总数达3,000至4,000万人。从1949年以后直到80年代初，这些“政治贱民”一向被视为所谓的“阶级敌人”，从来就是中共的国家机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绞杀对象，在“文革”中则处于更加悲惨的境地。无论是“保守派”群众团体还是军队及其指挥下的武装民兵，在对“黑五类”大开杀戒时都从不手软。尽管中共的军队、公安、武装民兵及党团骨干（保守派的主要成份）明明知道，“文革”时期的“法律”（如“公安六条”）严格禁止任何“黑五类”分子参加群众组织，而这些“政治贱民”也一向小心翼翼地苟且偷生，从不参加“派性斗争”，但军队、公安、武装民兵及党团骨干仍然不遗余力地杀戮“阶级敌人”。这种屠杀行动不仅是为了表现杀人者的政治“优越地位”和“正统性”，也是为了向上级邀功请赏。对“政治贱民”的迫害屠杀是中共长期以来制造“阶级斗争”以维持“红色恐怖”政策的延续，在中共建立的“血统论”政治意识影响下，政治迫害者往往把“黑五类”看作是政治对手（如某些“造反派”组织）的“社会基础”，借屠杀“政治贱民”来巩固其权力和地位。

三、军队在暴力和屠杀行动中的角色

1966年底的“文革”高潮时期，各级党政机关曾一度处于瘫痪状态，但很快毛泽东就于1967年1月下令动用军队“支左”，让军队接管各级政权以恢复国家机器的运转，保证毛对局势的控制。于是军队干部成了各级“革委会”──新的国家机器──的主要负责人；军队还对公安、法院、监狱等重要的国家机器组成部份实行了军管。为了让军队控制局面，毛还赋予军队在“支左”中开枪“镇压”的权力。中共的军队历来深受“阶级斗争”教育的熏陶，服务于党的政治斗争目标，因此，在军队官兵看来，由党团骨干、武装民兵组成的群众团体（多半是“保守派”）自然是他们应当支持的“左派”，而敢于挑战军管权力的群众团体（往往是“造反派”，其成员又有不少人出身于“黑五类”）无疑属于他们要镇压的“反革命”。“文革”中因军队开枪镇压而发生了一系列血案。

案例之一：1967年2月5日，内蒙古军区负责人制定了屠杀在军区大院门口示威的“造反派”的计划，该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故意开枪打死了内蒙古师院的学生韩桐，这是“文革”时期军队杀害平民的第一枪。幸好当时内蒙古的“造反派”组织非常克制，内蒙古军区预谋的屠杀才没有进一步扩大。

案例之二：1967年2月23日，青海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在当时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的批准下，调动13个连的军队向占领西宁《青海日报》社的学生“造反派”开枪开炮，当场打死174人，打伤204人。

案例之三：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道县人民武装部的现役军人组织基层民兵屠杀当地属于“湘江风雷”组织的“造反派”成员和“黑五类”：“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15]

案例之四：1968年7月至10月，广西军区司令员韦国清等人经中共中央同意，调动数万军队，连同武装民兵，对广西的反对派“四•二二”组织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围剿；同时在农村大杀“黑五类”及其子女，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剧。仅据今天在官方内部材料上可查的数字，被杀者达11万之众。

军队还参与了其他类型的屠杀案件。例如，1975年春经中央军委批准，昆明军区出动5个师级单位共上万人的野战部队，以镇压“民族叛乱”的名义对云南省蒙自县沙甸村的回民实行惨绝人寰的屠杀，杀死村民不下千人，还把整个村庄夷为平地。[16]1967年8月28日，经康生批准，驻宁夏野战部队某师以“镇压反革命叛乱”为名，开枪开炮，屠杀了青铜峡县的一派群众组织“大联合筹备处”成员101人，打伤132人。

虽然这些案件本身在80年代都彻底平反了，但血案制造者并没有真正受到法律制裁，而且，为了维护执政党的威信，对相关案件真相的讨论仍然是禁区。

四、领导者的责任

“文革”中发生了这么多惨绝人寰的屠杀案件，中共的最高领导者、“文革”发起人毛泽东是否知情，他对这些暴力和杀戮行动的态度究竟是什么？由于“文革”档案至今仍被严密封存，现代史研究者至今无法看到毛本人对这些大屠杀事件的具体批示。而不少中共的官方回忆录都说：毛一直反对武斗和暴力。或许，毛并没有具体地指示那些士兵、武装民兵去残杀平民；但毛显然没有运用他在“文革”时期的超凡影响力制止这类行动，相反却对一连串屠杀事件保持沉默，事实上纵容了它们的发生和蔓延。例如，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自60年代开始准备把北京市近10万“黑五类”强行驱赶出北京，毛显然不可能不知情；至少周恩来1966年建立“首都工作组”的计划是经毛批示同意的。在北京和全国的“红八月”恐怖中，毛虽然也讲过“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同时他也表示：“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17]毛的这一讲话当年在施虐一时的“红卫兵”中曾广为流传。既然对“阶级敌人”的暴力是他们“活该”，暴力和杀戮如“星星之火”般地在中国“遍地燎原”，自然就毫不奇怪了。

虽然10年“文革”中的许多类似案例仍被官方掩盖着，仅凭上述案例仍可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文革”中的许多著名的暴力屠杀案件完全是国家机器的行为，有些甚至是当局的决策。无论是毛泽东、林彪还是周恩来、叶剑英，在领导这一国家机器吞噬无辜公民时是完全一致的；尽管他们的看法会有差异，对某些高级干部或平民遭到打击会有不同态度，但在纵容和利用暴力迫害和残杀“政治贱民”上，他们并没有分歧。其次，直接指挥和执行这些大屠杀的凶手，多是军队、警察、武装民兵和党团骨干，他们中的许多人至今仍因当年“表现积极”而受益。由此可见，把“文革”中暴力杀戮事件的责任一概推给“四人帮”或符号式的所谓“造反派”，既非史实，也严重地扭曲了国民的集体记忆。

【注释】

[1]陈东林、苗棣、李丹慧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事典》（日文版），中国书店（日本福冈市）出版，1997年，1068页。
[2]转引自1967年8月8日《东方红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主办）。彭真的原话是：“我们计划要把北京搞得象水晶石、玻璃板一样，没有不劳动的人，没有靠剥削生活的人。流氓小偷打扫干净，当然反革命也不能有。”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31－32页。
[4]系笔者采访中共某高级干部获知的情况。
[5]见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和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1980年10月16日）。
[6]李相，“红八月血案：北京大红罗厂南巷20号骇人一幕”，原载《南方周末》报。
[7]王友琴，“文革受难者李文波”，原载《民主中国》（美国），2000年第12期。
[8]据北京大学教授印红标的调查。
[9]见周恩来1966年9月10日在“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10]“西城纠察队罪行录”，载北京地院《东方红报》，1967年3月9日。
[11]Andrew Walder and Yang Su，“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Countryside：Scope，Timing，and Human Impact.”Working Papers Series.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Stanford University，2001.
[12]出处见注[1]。
[13]遇罗文，“大兴屠杀调查”，原载《民主中国》（美国），2001年3－4期。
[14]“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32页。
[15]章成，“公元1967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大屠杀纪实”，《开放》（香港），2001年第7期。
[16]马萍，“沙甸村屠杀纪实”，《探索》（美国），1990年第1期，60-61页。
[17]《毛泽东思想万岁》（“文革”时期出版物，编印者不详），第2卷，1967年，第204页。

《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第3期

中国的“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生态启示录

李庚轩（音）第一次看到附近工厂的自卸卡车开进他们村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卡车停在玉米地和小学操场之间，那些工人把一桶桶冒着泡沫的白色液体倒入地里，然后就掉转车头，没说一句话，竟自开回工厂。

他们村位于河南省靠近黄河的平原上。2008年3月，李庚轩（音）和其他高龙村的农民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表示，附近洛阳中硅高科技公司的工人每天都在他们村周围倾倒工业废物，已经九个月了。那些液体四氯化硅是生产多晶硅的副产品，是一种剧毒物质。当暴露在潮湿空气中时，四氯化硅会变成酸和有毒的氯化氢气体，可以使人头晕和呼吸困难。

河北工业大学材料学教授任丙炎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倾倒或埋入（四氯化硅）的土地将无法孕育。在那些地方，草和树木都无法生长……是有毒的，它是污染。人类永远无法触碰那里了。”

当刚开始倾倒时，有时从地面升起的白烟能有几英尺高，随着这些液体干掉，扩散到农田，作物在这些白屑中枯萎。村民们开始晕眩和生病。到了晚上，村民们说，“工厂烟囱中呼呼地放出刺鼻的气体，让他们的眼睛刺痛，难以呼吸。”

“这是有毒的空气。有时糟糕到你都不能坐在外面。你必须关闭所有的门窗”，28岁的卡车司机乔石鹏（音）说。他担心自己1岁孩子的健康。

不计后果地倾倒工业废料在中国比比皆是。但吸引《华盛顿邮报》注意的是：洛阳中硅高科技公司是一个“绿色能源”公司，生产的多晶硅用于生产太阳能电池板，销往世界各地。事实上，它是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的一个主要供应商，尚德电力是当时全球领先的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商，尚德电力的创始人施正荣在2008年进入最富有的中国人胡润排行榜。

四氯化硅是生产多晶硅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但鲁莽地污染农村并非不可避免。今天，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让这种犯罪行为、漠视农民和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成为全国范围内各级政府的标准做法，尽管政府自己的环保机构谴责这样的行为并努力去阻止，大多都是徒劳。正如中国一名研究人员告诉《华盛顿邮报》，“这种事要是发生在美国，就会被逮捕。”但是在中国，国有和私营行业与各级政府官员纵容违反环保法规，而抗议的农民、工人、环保人士还有和他们一起的律师被逮捕、监禁、殴打或者更糟的境遇。

每生产一吨多晶硅会生产出约4吨的四氯化硅废液。在德国，西门子公司生产太阳能电池板安装了污染回收技术来处理四氯化硅废液，使其变得无害。但这样的环保技术是昂贵的。2008年，在德国安全地生产一吨多晶硅的成本大约是84500美元。中国公司一直在以21000美元至56000美元一吨的成本生产多晶硅，因为他们只是把有毒废料倒入无助的农村地区，一个月节省数百万美元。

高龙村是中国的一面镜子。它展示了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官僚集体制联姻创建出怎样的一个魔鬼式的、破坏性的混合经济体制，流氓经济正在肆虐中国的环境，残害中国人民的健康，使这个国家越来越多的地方无法生存，推动这个国家走向生态崩溃，并威胁着整个地球与它一同下坠。

I、中国的自毁

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奇迹”一直为世界羡慕。自1979年以来，中国平均每年的GDP增长接近10%。世界银行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如此快速地工业化和现代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让这么多人脱离贫困。邓小平引入了外国投资者、市场激励机制、设立了出口基地，把中国从一个落后、停滞、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主义式贫穷国家，变成一个世界轻工业的加工厂，重新装修了中国庞大的国有企业。

35年的经济飙涨将中国从1979年的全球第十大经济体，提升到2014年的第一大经济体。更重要的是，在几十年来以出口为基础的增长之后，中国的第12个“五年计划”（2011年-2015年）寻求重新把经济聚焦在国内市场需求上，以实现习近平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把中国变成一个美国模式的大众消费型社会。中国避过了全球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几乎没有丢失一个（发展）节拍，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一直在努力地防止再度陷入衰退。

但是，中国的崛起已付出了可怕的社会和环境成本。十年前，中国年轻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潘岳在接受《明镜周刊》2005年3月的采访时说，“中国的奇迹将很快结束，因为环境再也跟不上这样的步伐。”

他补充道：“为了维持增长，我们正在过度使用原材料……我们的原材料是稀缺的，我们没有足够的土地，我们的人口在不断增加。目前，中国有13亿人口，是50年前的两倍。到2020年将有15亿人... ...但与此同时，沙漠地区在不断扩大；在过去50年里，可居住和可使用的土地已减半……中国1/3的土地出现酸雨，我们的七大河流，它们一半的水完全无法使用，而我们有1/4的国民还没有干净的饮用水。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受污染的空气。城市垃圾中，经过可持续环保方式处理的比例不到20％……由于空气和水污染，我们损失了8%到15％的国内生产总值。这还不包括医疗费……仅在北京，所有致命性的癌症病例，70％到80％都与环境有关。”

潘岳还说：“还有另一个错误……就是假设经济增长会给我们带来财政资源来应付环境、原材料和人口增长的危机。（但）我们不会有足够的钱，而且我们没有时间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0到10000美元的发达国家可以负担得起，但我们不能。在我们达到人均4000美元之前，各式各样不同的危机会向我们袭来。在经济上，我们不会强大到足以克服这些困难。”

潘岳的诚实让他坐了冷板凳，但他低估了中国生态环境破坏的速度、凶猛程度和规模，一个超越中国本身的破坏。

A、消费这个星球来支持不可持续的增长

随着中国的增长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起飞，工业的景气迅速耗尽了这个国家的资源，尤其是木材、石油和矿产，迫使北京向外寻求，来喂自己贪婪的增长引擎。中国北方工业城市狂躁饥渴的产业景气吸掉了中国北方新鲜的含水层，让大约600个城市，包括北京，面临严峻的水资源短缺，同时严重污染了大部分剩余的储量。急切追逐利益的伐木工人砍倒了中国所剩下的大部分森林，不计后果地剥去一座座山的“外衣”，造成广泛的洪灾和生命损失。2009年，政府禁止在国内伐木。中国的伐木者于是转向掠夺西伯利亚、马来西亚、印尼，甚至新几内亚和非洲部分地区。如此快速的工业化和自动化让中国从1993年一个中等的石油输出国变成了净进口国，到了2013年变成了世界主要的石油进口国。中国的铁矿石、铜和其他重要的工业矿物储量也快速下降，迫使中国进口矿物的数量不断增加。

结果，今天，拥有全球20％人口的中国是世界上工业原材料（水泥、金属矿石、工业矿物、化石燃料）最大的消费国。中国消耗的这些资源占全球的32%以上，约是第二大消费国——美国的4倍多。中国消耗的煤炭是全球的一半以上，石油耗量是全球的1/3。中国是全球领先的钢铁生产商和消费者，消耗的钢铁占全球总产量的46％，现在其77％的铁矿石依赖于进口。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木材及林产品消费国，夷平了从西伯利亚到东南亚、新几内亚、刚果和马达加斯加的森林。绿色和平组织得出结论说：按照目前的趋势“未来的人类将生活在没有原始森林的行星上。”

当然，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并且从短短三十年前一个相对较低水平开始工业化，因此它会消耗大量的资源来修建基础设施和进行现代化并不奇怪。但事实是，大部分这些资源被以一个巨大的规模浪费掉了，对于所有的浪费和污染，大多数中国人很少从中获益。

耗材革命和全球消费的“剧烈加速度”

首先，看一下那些提供中国崛起动力的出口基地。当中国在1980年代初推出“改革开放”和邀请外国投资者来设立合资企业和经济特区，中国超廉价的劳动力加上对环境几乎不加任何限制，吸引了世界上许多最肮脏、最不可持续的行业。钢材、焦炭、铝、水泥、化工和石油化工、五金电镀、鞣革、塑料、油漆和装饰，合成纤维和纺织品的生产，面料印染、造纸以及汽车电池和电子产品回收，大多数有毒、污染空气。在美国和欧洲本土面临越来越严格环境限制的行业在1980年之后转移到了中国。现在全球70%的电子垃圾倾倒在中国。

此外，中国广大低收入的农民工象磁石一样吸引着世界上劳动力最密集的制造业和组装行业。到了1990年代，中国已有超过1.04亿制造业工人，大约是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总和的两倍。他们每天工作8到16小时，常常每周工作7天，据估计，他们在2002年平均每小时的报酬是57美分，低于英国早期工业革命时期手摇纺织机工人的工资。这个“中国价格”从1980年开始为大批量的轻工业制造设立了全球的地板价。

（劳动力）价格的暴跌刺激了全球消费史上最大的景气，反过来又以空前的规模加速了对全球资源的掠夺。突然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超廉价劳动力也刺激了一个小的工业革命，让生产者能够消灭所剩的大部分耐用品类别，用更廉价、一次性的商品来取代。随着“一次性商品”的革命，当地的裁缝、改衣店、修鞋店、家电维修店、电视修理工之类的都在西方消失了，因为扔掉换新的比修起来还要便宜。

以衣服为例：从H&M、Target、Zara等推出的“快速时尚”现在统领着女性服装市场——衣服价格如此低廉，通常不值得花钱去干洗。正如Elizabeth Kline在她最近出版的书《过度着装：廉价时尚令人震惊的高成本》中说“季节性购物模式已让位给连续性消费”。Zara每周向其商店两次推出新款。H＆M和Forever 21每天都有新款。用Kline的话说：“买如此多的衣服，用起来就象一次性一样，这给环境增加了巨大的压力，是不可持续的。”

美国的棉花作物每年需要施用220亿磅的有毒农药。大多数纤维的染色或漂白处理是用有毒的化学浴，来使其更鲜亮、更柔软、更耐褪色、防水和不易起皱。内饰面料和儿童睡衣是用可怕的化学品来处理，使它们防污或防火。这些有毒浴消耗了巨量的化学物质和水。不用说，在中国，这些化学物质通常未经处理，直接倾倒入河流和湖泊，就象把四氯化硅倒到李庚轩（音）的玉米田里那样。经过所有的化学处理后，这些织物必须要放到加热灯下干燥。这些过程消耗了大量的能源。

纺织行业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来源之一，而且正在呈现几何级数增长。1950年，地球上大约有25亿人，他们总共消耗约1000万吨面料。今天，我们有70亿人，但我们每年消耗超过7000万吨面料，是1950年代人均消耗量的近3倍。每年生产7000万吨面料要消耗数量惊人的资源，包括超过1.45亿吨的煤，1.5万亿到2万亿加仑的淡水。合成纤维（现在占市场份额的60%）是最差的：它们消耗的生产能源是天然纤维的10到25倍。总之，“快速时尚”正在加速丢弃这个星球。

中国服装产业如此，中国大部分其他出口行业也是一样。从廉价一次性的鞋子、衣服、玩具、工具、家居用品、圣诞垃圾和单薄的塑料器具到iPhone和60英寸平板电视，世界上大多数的轻工业产品在中国制造，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故意设计成不可修复的，大多数不可回收。经过短暂的寿命之后，它们被堆成世界上日益增长的垃圾山，被用装满电子垃圾的集装箱运回中国，让儿童们在明火中熔化掉塑料主板来“回收”，或是任其漂浮在世界的大洋上。

从第12个“五年计划”看地球破坏的场景

当我们来看中国的国内经济，浪费触目惊心。随着中国的经济向西方开放，中国的出口开始换回数十亿美元的外汇，北京推出了一波又一波庞大的开发项目：水坝、机场、铁路系统、公路、地铁、污水处理系统，新的产业，新的住房，新的城市，新的港口以及更多。中国政府的规划者们一直在通过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大坝、最高的摩天大楼、最大的机场、最长和最高的桥梁、最长的铁路公路网和最长的隧道来展示中国的工程实力和经济实力。

自从邓小平推动他的“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处于永久性大跃进的模式：五年计划把年度工业增长速度设在8%，促进一系列的“支柱”产业——汽车、电子、石油化工、清洁能源等。在目前的第12个“五年计划”（2011-2015年），国务院呼吁要发展“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1）高效节能且环保的技术，如“清洁煤”；2）新一代IT和云计算及“物联网”；3）生物技术；4）高科技汽车和飞机制造，将高铁扩展到45000公里，将高速公路扩展到83000公里；5）新一代核电，更多的太阳能和风能系统；6）新的材料，包括稀土、特种玻璃和陶瓷，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的发展；7）新能源汽车：电动机的电池、驱动电机、电子控制、插入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电动汽车、低排放的车辆。

毫无疑问，中国人已受益于新的住房、基础设施、学校、医院等。但政府也浪费了数量惊人的资源来建设中国并不需要的，建设毫无用处的政绩工程、多余的住房、多余的基础设施和更多。从一开始到现在，这种投资热潮的特点是：不受控制的过量生产和失控的污染。

场景一：中国与地球并不需要的“汽车热”

第12个五年计划呼吁要“提高中国独立制造汽车及生产所有关键零部件的能力”，以便将节能和混合动力汽车“大规模商业化”，呼吁“建设……世界知名品牌和核心竞争力”等。混合与否，这是一个中国人并不需要的产业。截至1979年，中国大约每年生产16万辆汽车，其中卡车和公共汽车占90％。人们骑自行车及搭公共汽车和火车出行。1990年，中国的公路上仅有550万辆汽车、卡车和公共汽车。到了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装配制造者，组装出1870万辆轿车和轻型车，是美国同年汽车产量的两倍多。据估计，到2050年，中国可能有3.9亿到5.32亿辆车上路，几乎与美国的一样多。问题是，为什么中国需要一个如此巨大的汽车产业？《彭博社》2014年4月9日援引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的报告，头条标题是“汽车成为温室气体增加的最大驱动力”。这一场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中国的汽车化带来了三个深刻变化。首先，它大大延长了在中国交通拥堵的城市里要抵达目的地的时间（在北京的环路上，平均速度为每小时9英里），并在进入北京和其他城市的高速公路上创造出了世界上历史性的交通堵塞。2010年，在北京附近的一次塞车绵延100多公里，历时两个星期。其次，燃煤给已经厚厚的雾霾添上了一层新的雾霾，窒息着中国的城市。第三，建设的公路铺平了急需的农田和湿地，浪费了中国乃至世界不必要浪费的大量资源。

中国共产党在1990年代推动合资汽车生产作为“支柱”产业有两个原因：一是，一旦政府开始了其市场的改革战略，放弃终身雇佣制，它需要推动私营和国营企业产生出更多的工作，就像资本主义政府无处不在。总理李克强在2013年11月的讲话中强调：“最大的民生就是就业。政府绝不能有一刻的放松……对我们来说，稳增长主要是为了保就业。”

汽车制造及相关产业目前占中国城市就业机会（不包括道路建设）每八个中的一个。

其次，中国共产党促进汽车热潮，以提高追求身份象征的中产阶级的政治支持。在1980年代，中共支持适度消费。但在1989年春出现天安门抗议后，政府选择了扩大消费来安抚中产阶级。因此，汽车热潮之后是航空公司热潮、（修建）购物中心热潮、高铁热潮、出国旅游热潮等等。一个不小的讽刺是，正当中共在1990年代加强汽车生产，在公共道路上禁止骑自行车后，欧洲国家正相反——许多城市中心街道禁止汽车通行，推广自行车和拼车，以及扩大公共交通。中国没有开始认真地扩大城市地铁，直到2000年代后期，经过了二十年的汽车化，令中国的城市拥堵，空气污染大幅上升。

场景二：不被使用的道路

随着中国赶超美国，要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共产党决定中国也应该“赶超”美国的州际公路系统。因此，截至2010年，中国建成了53000英里的城际高速公路，超过了美国47000英里的州际公路系统。但这一方案是建造在巨大的成本之上——拆通城市、将数千平方英里有价值的农田、湿地等用来铺路。除了靠近北京、深圳这样的大城市之外，中国的高速公路往往很少被使用，这是又一个考虑不周打了水漂。在一些地方，农民们在空空的高速公路上晒作物。《McClatchy报》北京分社社长Tom Lasseter写下了这一景象：

“你看到这条路上有任何车辆吗？人们常听说中国大城市的交通拥堵。但这里是硬币的另一面：在中国的农村乡镇和城市，地方官员要建设大型示范项目来夸张显示，但（这些工程的）用处不大。昨天我在内蒙古的丰镇市。按照中国的标准，它是一个小地方，大约有20万人口。所以，想象一下我的惊奇：当我们离开市中心时，看到这个有8条车道的高速公路，通过一个庞大的新的市政厅。在这条公路上，连一辆车也没有。一位路人可以倒在这条高速公路上，几个小时也不用担心可能会被车子辗过。这个城市因为修建一个发电厂而陷入困境，北京说不需要建。在中国各地，有大量很大程度上空置的酒店、全新的空的公路，现代化的机场因为缺乏（空中）交通而赔钱。情况是：非选举产生的地方官员不会特别去适应当地的需求，他们发现政绩工程能给他们的城市带来光彩，可以吸引投资，这是他们在一党体制内获得晋升之路。所以，对于每一条象这样的8车道公路，都有一个幸福的官僚在考量着他光明的职业前景。”

场景三：半空的子弹头火车

有多少钢、铝、铜、水泥和电力被消耗来打造中国庞大的高铁网络？第12个“五年计划”预算截至2020年，要花费数千亿美元来建造超过16,000英里的高速铁路。到2013年，中国建造的高速列车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然而，这些项目更多的是为了做而做，而不是现代化必要的。（子弹头）高速列车的建设和运营非常昂贵，消耗的电力超出常规火车的两倍，因此在中国，其票价是常规火车票的2倍。由于很少有中国人能支付得起这样的票价，子弹头火车装载的旅客不到容量的一半。中国的交通专家说，政府正在往子弹头列车上扔钱，这些钱可以更好地花在常规铁路上，尤其是货运线和发展城市及周边的公共交通。

纽约大学经济学家Nouriel Roubini在2011年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最近我在上海，乘坐了他们去杭州的高速列车”，指的是新的磁悬浮列车，将原来两个城市之间4小时的车程减少到不到一小时。“这辆崭新的高速列车一半是空的，崭新的车站3/4是空的。与铁路线平行的，还有一条新的高速公路，看上去3/4是空的。在这个火车站旁边也是一个新的上海地方性机场，你可以飞去杭州”，他说。

“对于一个正处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没有理由重复建设、甚至是三重建设那些基础设施。”

重复建设、三重建设、过度修建和浪费在中国比比皆是，甚至还有地铁。中国有22个城市已经修建了地铁系统，2012年的时候，资金预算是要在2018年底之前在另外16座城市修建地铁。中国工程院院士、在1965年帮助设计了北京第一条地铁的工程师王梦恕说这些完全是不必要的，也太过昂贵：“第二线、三线、四线城市……这些城市并不需要建地铁。即使他们有能力建起来，也支付不起它们的营运。但很多地方认为如果有了地铁，那么它们就是一个大城市了。”

场景四：建设热火朝天，鬼城和房地产泡沫之母

中国在建设方面毁灭性的热情已吞噬了中国最好的城市周边农田，把数千万的农民和城镇居民驱离家园，消费了数量惊人的资源来建造不需要的住房、商场、工业园区、办公楼、发电厂和基础设施。城市和省份竞相建造刺入云端的摩天大楼。

到2020年，地球上最高的20座建筑，有12座将位于中国的省会城市，如沈阳、武汉和苏州。在沈阳，写字楼的空置率接近30％，但是目前正在建另外三座摩天大楼，都比纽约市的克莱斯勒大厦还大。另有12座正在设计中。为干部们修建的令人震惊的奢华办公室无处不在。中国沿海有多个多余的港口，有些几乎是空的，但还在计划修建更多港口。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建造的新房足够给（中国）全部人口使用，但建筑业的繁荣已成为一个自我维持、永久性的建设发动机。出现了不仅仅是大片的空置公寓楼，还有已建有办公楼、医院、学校、未来机场、博物馆、大学、图书馆、影剧院、体育场、大片大片住宅楼，但几乎没有人的“鬼城”。

中国21%的城市居民、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拥有两套城市住房，有的拥有三套或四套。所有这些都是买来投机，而不是用来居住或是作度假房。2014年，超过22.4%的城市公寓楼仍然空置。据估计，在中国建造了超过6400万套过剩的公寓，而目前还有数百万套正在建设中。经济学家们警告：中国真正在建造的是人类史上最大的房地产泡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采访了中国最大的房屋建筑商万科的董事长王石，他对CBS的Lesley Stahl表示，这不可能持续。“这是一个泡沫，肯定的”。当它破裂时，“这将是一场灾难，一场灾难。”

场景五：豆腐渣建筑

中国的建筑速度惊人，但也惊人的马虎和危险，并注定短寿。这是因为中国的地方建设监管部门，象食品安全和环境监管部门一样，听命于与建筑公司有伙伴关系、利益关系的地方官员，监管人员是名义上的。结果，安全性往往让位于速度和成本，结果可想而知。中国人称之为“豆腐”工程。在2011年7月到2012年8月期间，有八座大桥倒塌。一名澳大利亚记者统计：在2012年7月仅仅9天内，中国有4座桥梁倒塌。高铁桥梁倒塌、建筑倒塌，有的是整体翻倒。2010年，中国住建部坦言施工质量低，并警告说“中国的新建房屋只能维持20年或30年”。

（译文有删节。未完待续）

（本文译自Richard Smith于2015年6月21日发表在非营利性新闻机构Truthout上的文章，题目为“中国的共产-资本主义生态启示录”。）

原文China's Communist-Capitalist Ecological Apocalypse:
http://www.truth-out.org/news/item/31478-china-s-communist-capitalist-ecological-apocalypse

戴晴：国共纷争

写在前面

将来获准公布的史料一定会证明，台湾的总统李登辉在他任期的后两年，在非常脆弱、极须所有中国人悉心呵护的两岸政局里，处心积虑地做了什么。作为局外观察者，我们只感到，在1999年，本来有着很令人鼓舞前景的两岸关系走向，怎么突然显得有点蹊跷、也有点似曾相识——与那过去并不太久（1920-1966）的两党间的合合分分与恩恩怨怨。正是在这样的疑惑中，冒昧提笔为一家电台写下一系列有关这段历史的故事，供与我有着同样的疑惑与担忧的同胞对照、思索。笔者记者出身，虽然有过书写“历史纪实”的经历，在材料的使用上力求准确可靠，但那叙事的方式却是夹叙夹议“话说”式的。也就是说，在这从头至尾覆盖约半个世纪的叙述中，虽然没有主观虚构，但也没有如学术文章般博引旁证、孤证存疑和出处注释。

之所以斗胆将中国现代化路途上这最重要的一段以说故事的办法匆匆讲来，主要因为近年来发表的文章对我从小接受的灌输发生极为巨大的冲击——那套我们在腻烦透顶的同时，也无处不怀着疑虑的灌输。当零星出现的文章终于使那积年疑虑一点点豁然开朗时，那醒悟的快乐真是无以言喻。接着忍不住想做的，就是与同为蒙昧者的人共享：向身边的朋友转述，然后，电台的听众。

故事是兴致勃勃地讲了，分析也忍不住一路甩出，惹来“商榷”、批判是一定的。在这里可以恳切奉告的是，无论有多少麻烦，那史实，我敢说不会有太大出入。当然这都是对大量没有时间翻阅学者专着和原始材料，只随便听听而得出一个粗略概念的听众而言。愿意在这一领地扎扎实实作点文章的人，这里的“话说”只能算术开个头，有意进一步研究的读者可读杨天石、杨奎松、高华、林孟熹等专门家的文章。而笔者的“话说”，也正是读他们和大批别的亲历者和研究者的文章的结果。说对了，谢谢他们卓有成效的劳动；说的不对的地方，属于笔者能力和功力上的缺失。

让我们共同借了然“史实”而获得“史识”，从而对如今政客们的表演多几分“冷眼”，以抚慰无绪与无助的“焦心”。

◎◎国共纷争的往事

在20世纪，国民党与共产党，作为中国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两股主导政治势力，你死我活地或对骂、或对打、或暗中较劲，整整斗了七十多年——占了这漫长百年的四分之三。

二十世纪就要过去，两大势力依旧积不相能。如果仅就意识形态分歧打打嘴仗也就罢了，但两边都在给外国军火贩子大送其钱，购买无疑正是针对对方的杀伤力极大的武器。

因为斗的时间太长了，中国人几乎已经忘记问一问，这“国共”是谁呀？凭什么我交税供他们斗来斗去？他们怎么斗和斗成什么结果，和我有什么关联？他们或打或和，我有没有权利过问和怎么过问？

国共并非生来就是死对头。在推翻军阀专制、重建民主共和国，即所谓“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还曾是并肩战斗、不分彼此的兄弟。就两党的终极目标而言，似乎也都没有离开过中国的现代化、造福中国民众之类。无庸讳言，“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念，近十年来已经遭到相当多的人的摈弃，但“中共”不但是中国土地上的一个客观存在，“中共”自身二十年来，随着“同志”二字在社会上越来越“背时”，很多本属于它的命根子的东西，如阶级与阶级斗争；禁绝私有财产与资本；不准雇工“剥削”等，也已经快要成为历史遗迹。在这样的情形下，国共还有什么好斗的呢？或者换句话说，还有什么谈不拢的呢？

现在国共新的一轮会谈又已经开始：平平和和地开了场，正缓缓地向纵深和高潮推进。在“非我族类”的老外、或相当一批不谙世故的年轻一代看来，他们又碰杯又听戏好玩得很，殊不知道米格27与F—16都不是买到家里供着好看的。

十几年前，当台湾《自立晚报》记者第一次到大陆采访时，海峡两边的同行相互间谆谆告诫的，是“万不可使两岸民众的平安幸福，变成政客争斗的筹码”——更况且，平安幸福失去的同时，永远管不好自己的事情、老是要外国人来调停的中国也失去了大国的威仪与底蕴。不必说年年有贫民与灾民等待国际救援，就说数十万有幸到世界各处走走住住的幸运儿，还有谁拿得出不说汉唐、哪怕明代中国人面对“蛮夷”时那样的尊严、那样的气概？

在未来的世纪里，中国的这两大势力——它们目前还对平民百姓的生存祸福起着主导作用——到底能不能看清世界走向的大势态，甩脱沉重历史包袱，不再以政治孝子自居，岌岌于“继承毛主席或蒋总统的遗志”之类，开拓出一个具有新思路、新视野、新做派的新局面，似乎并不仅仅是汪先生、辜先生，或者江先生、李先生的事。

明了“国共”究竟怎么回事，明了他们长达四分之三世纪争斗的原委，明了这争斗里面，哪些是合理成分、哪些是无谓的可避免与可调和的纠纷；以及，在哪些关键时刻，由于什么样的失误，使中国人丧失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又在哪些历史关头，发生了什么样的力量上、甚至情绪上的失衡，使得本来令人鼓舞的局面，竟急转直下又落到令国人百姓胆战心惊、万念俱灰的境地……。

国共纷争的故事已经过了好几十年，但似乎是，又要在明天重新搬演。翻翻昨日发黄的案卷，听听当年密藏着不可对外人言的故事，在日后两党会谈的或喜眉笑眼地握手、或立目横眉对骂里，早已将政客们的行止了然于胸听众朋友会说，瞧瞧，这不是和哪年哪年的哪人哪事一模一样么？

01、毛泽东的自由观

据报载，毛泽东和那站在坦克面前的青年，被美国《新闻周刊》列为本世纪具有最大影响的两名中国人。这实在非常有趣。因为，如果不问所谓“丰功伟绩”，只就内心所崇奉的政治与人生理念，比如自由、平等、人权等等而言，这两位所代表的，恰成两端——以强权剥夺个体的尊严和自由；或者，为保有内心的尊严与自由，不惜以性命相搏。毛泽东对中国的大影响，我想，即使被害得家破人亡的中国人会承认——当然不会是“大救星”、“缔造者”等等。那么，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某些至关重要的内心理念，一旦掌了权，会不会在具体决策上发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呢——比方说，毛泽东到底是怎么看待自由？非常幸运的是，他年轻时和一个一起玩的朋友的一番对话留了下来。1921年的中国，“共产主义”并不如后来那样，成了写进法令章程、并不时挂在穿着蓝制服的亿万中国人嘴边的八股。那时候，“共产主义”还是一种纸面上的美丽述说。当时，毛泽东有一个好朋友，即与他联手创办“新民学会”的萧瑜。毛劝他加入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并通过革命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萧瑜当时对俄国的革命已略有所知，二人之间于是有了一场争辩——

萧认为，革命如一辆两个轮子的车子，如果失落了一支轮子，车子就会倒下并且寸步难移。这两个轮子就是自由与共产主义。萧瑜说他“反对资本主义，并且完全同意共产主义的原则；但如果人民受俄式共产主义的统治，这辆车就失去自由之轮”；当时尚不满三十岁的毛认为靠“提倡自由而达成理想”无非痴人说梦，他说，即使只有一只轮子，只要有足够的力，照样能使革命的车子向前：“这种维持一个轮子的力，正是政治斗争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果成功地保持这种力量，这就意味政治是良好的。一言以蔽之，政治实力就是不断地保持这种力量。”萧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最应珍惜的，是“经过几百年的斗争流血，中国人所获得的一定程度的自由”。他认为“如此辛勤得来的宝贝东西，必须加以悉心守卫。”毛反驳他说，“实行共产主义，并不是说人民就没有自由啦。”但萧当时好象就预见到了1949年之后的“毛泽东时代”，他说：“自由有好多种。人类所向往的自由与猪所享受的自由全然不同。猪也有自由，只限于猪栏之内，直到被宰杀。共产主义国家所给予人民的自由，只是猪的自由。”毛当即举出“法”这一利器。他争辩说：“群众必须受法律控制，每一个人必须服从国家利益。在必要的情况下，他必须自我牺牲以成全国家利益。”

我们可以看到，就在他不过是一名有志的青年的时候，“法”在他的心目中，并不是为保障自由而共同制定的相互制约，已经定型为“上而治人者”的“笼头与鞭子”。萧瑜反对他的这一见解，虽然他那时不可能预见到“解放战争”、大跃进和抗美援朝，但他根据原理，对没有限制的权力作出了解释：“国家的权力太大了，就成了神的化身，而每一个人只是苍蝇或蚂蚁。如果国家命令某些人去杀死国内的另一些人，他们必须照办。如果国家要人民吃少一点，人民就必须吃少点。如果国家要人民死，就死。与国家相比，个人就根本不成为东西。”毛认为国家嘛，就不能各行其是。他争辩说，“共产主义国家必须实行一种新民主。”萧当时不可能想象出这“新民主”就是后来毛所倡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他只好以俄国为例：“以俄国的共产主义来说，与其说是新民主，不如说是新极权更为恰当！今天俄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比中国历代最暴虐的皇帝还不如。”毛争辩道：“这不是暴虐不暴虐的问题，而是身为领袖者是否有魄力的问题。”接着抒发起自己的理想：“如果领袖们没有足够的权力，就不可能推行他们的计划。领袖的权力越大，就越容易使计划实现。为了改革国家，有一些人必须牺牲。”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他后来确实就是这么作的，不必说政治对手和底层百姓，就连他的战友们，也一个个给牺牲掉了。萧说：“我不同意牺牲某一部分人以帮助另一部分人的原则。更不同意牺牲每一个人以使未来的世代获得一种虚无飘渺的远景。”毛反驳说：“如果我们斤斤计较这些小事情，社会革命的理想一千年也不会实现的！”萧说：“如果我们能在一千年内进入理想的社会，就应该心满意足了。”具有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则说：“我佩服你有等待百年千年的耐心。我十年也等不及。我希望明天就达到目的。”

三十年之后，他的目的果然达到了。但给中国百姓带来的又是什么呢？

02、老渔洋里2号——从根上就不正

论者常把1921年7月，有毛泽东、张国焘、陈公博等12名青年在上海开的那次“全国一大”作为共产党的初创。似乎是，一批先进的、觉悟了的青年聚到了一起，定出纲领章程，选出了自己的总书记。

要真是这样倒好了。

中国这株千年老树不是抽不出枝桠，但自由、人权、民主等绚烂之花，起码自那时以来，不过是从外边摘下，摆在那里或赞叹不已、或评头品足的。1921年的中共“一大”，应该说，聚到一起的青年，还没有像它已经夺得全国政权、特别是改革后的今天那样，明着暗着、或多或少出于功利目的。即便如此，早在它“一大”之时，中共目前最要命的问题，比如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执政党与它治下的百姓的关系等等，已然早早埋下。

七十多岁的中共，刚刚召开了它的十五大。每次会议，包括万分紧急的“八七会议”，都要履行投票等等程序。但这不过是做给外人和普通党员看的。实际上，次次代表大会，在正式宣布开会的那一刻，所有棘手问题早已经在下边争论完毕；种种安排、包括最要命的人事安排，都已经作出；连“即将选出”的人都已经坐在了主席台适当的地方。比如共产党历史上最著名的“七大”，就把代表招到延安，“筹备”了好些年头，直到毛泽东认为他有了足够把握绝对控制一切的时候。

那么“一大”是由谁和如何安排的呢？

近年来，学者们一直在探讨，清末民初以来，好好的一场思想启蒙，也就是常说的“五•四”运动，怎么刚刚开了一个头，教育普及、产业开发都还处于极其艰难的开创阶段，一个不仅纪律严苛、思想统一，还以阶级斗争为号召的党就建起来了。这个中国千年宗法社会全套家当的承接者宣称信奉共产主义、以马列为师，算是站到了当时潮头之上。但组建共产党究竟为什么？若说为了中国最为迫切的均贫富和现代化，换句话说，为促进社会安定繁荣、培育社会成员的自由精神与独立意志等等，考察共产党的宗旨和后来的作为，似乎一条条都与这些基本要素背道而驰，怎么回事呢？

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再往前从根子上作点探究。

“一大”召开前一年，按照中共史家的说法，已经有若干个“共产主义小组”分别在北方和南方活动，鼓动者是当时具有相当威望的学者李大钊和陈独秀。一直处于中央集权与儒家思想双重桎梏下的中国究竟要什么，李陈二位不会一无所知；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起了作用，使他们脱出了当时相当活跃的思想学术界，作出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偏狭激烈、却看来“能成大事”的抉择？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一次不大为中共史家所注意的、发生在中共正式成立一年多以前的上海老渔洋里2号聚会。

“五四”运动之后，遭到逮捕又被保释出狱的陈独秀，于1920年2月间避难上海，住在老朋友柏文蔚老渔洋里2号的公馆里。常常去那里谈天的，是当时一批思想先潮人物，包括后来的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戴季陶；共产党早期的理论家、而后脱党又惨遭军阀杀害的李汉俊；正在上海编辑着当时中国最活跃的三大副刊之一的张东荪；还有后来在“新中国”以茅盾之名而位居文化泰斗之位的沈雁冰、因为当汉奸而被处决的周佛海、以及遭暗害、遭刨坟、至今仍是谜一样的“大少爷”沈玄卢等。这一批后来政治道路完全不同的人，之所以聚集到老渔洋里，正如中国任何时代（当然不包括中共统治）具有使命感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不过在热切地讨论问题：有争论和分歧，但只限于思想和言论。

就在这时，俄国人维金斯基夫妇到来了。

他是拿了李大钊的介绍信去见陈独秀的，名义是苏联《生活报》记者。他先是观察大家，而后介入讨论，提出关于整合三大报(《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等等设想。当时没有人特别注意，只是后来回想起来才弄清楚的是：这名苏共党员一直在作无形引导，并逐渐把“自己”的意见谈了出来。他认为：中国现在的新思潮，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遂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面；第二，没有组织。作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却一点都没有。这样是绝不能推动中国革命的。他的结论是：必须组党，具体说，就是中国共产党。

这想法一出，大家几乎一致赞同。后来的“反共理论家”戴季陶当时很激动，说干就干，立即帮同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他的这一态度事后被孙中山骂了一顿，戴只好表示以后“无论如何一定从旁赞助，现在暂时退出”。）《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是当时唯一一名坚决反对者。这位后来先是成了毛泽东的座上客，旋而又成阶下囚的哲学家坚持认为，大家聚在一起只作学术研究；他反对组党，更反对在工业落后的中国实行阶级斗争。这种“消极撤火”的态度在当时的那个场合无疑于背叛，当然没人理他。老渔洋里2号这一聚谈场所从此让给了坚定分子，后来干脆转租给共产国际远东部——这时大家才弄清维金斯基的真实身份：他是携带着第三国际的命令和经费，到中国来组建支部的。

这次聚会之后，《共产党》月刊开始秘密发行，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纷纷成立，毛泽东等摸索改造旧中国的青年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中国共产党，从根上就不正，恐怕难于讳言吧。

03、两个主义

已经离任的最后一届港督彭定康说到亚洲危机与中国改革的关系时，有一番精彩论述。他认为，中国如果再不进行政治改革、让民众有机会“透透气”的话，经济改革已经很难再上一个台阶。他说：“我就不信列宁主义与资本主义能那么含混不清地并行不悖。”

非常自然地，听到这话，我们会联想到邓小平在六四镇压之后一片肃杀中，为挽救他濒危的改革，说的另外一句与肥彭的意见相反的话。他说：“只要维持经济增长，管它姓‘资’还是姓‘社’。”（后来又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好啦，有了他这两句话，1992年之后，一片片农田被开发商“圈”起；一座座豪华大厦拔地而起；邓家的和别家的共产党员们也都不失时机地富了起来……，终于到了今天——贫富悬殊、环境破坏、贪赃横行、道德沦丧。它们姓“资”还是姓“社”？

但不同的主义与信仰本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国家与一个社区的——这是人类自共同生存、相互影响与相互制约以来，最主要的经验与教训。这并存是有条件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由主义精神：它不仅是一切制度与规章建立的根本，也是制定与遵守这些制度规章的人们的生活态度。于是我们知道，原来老邓的“先富起来”和“姓‘资’姓‘社’”里边少了东西：他的“资”是只有由社会主义权力转化出来的资本，而没有监督资本发生、维持资本运作的自由与法制精神。也正是在这里，肥彭给出了他否定的结论。

这又使我们想到了1924—27年间，理想与信念不同的国共两党的合与分——它们合的初衷，是希望在近期政治目标一致的情况下利用对方、壮大自己（这无可非议）；但在它们决定分的时候，缺乏现代社会与现代政党意识、一味置对方于死地的弊端就显露出来了。

孙中山去世不久，一批从一开始就与共产主义积不相能、被史家称为国民党中“极右派”的人，曾继“弹劾共产党”之后，再提出召开会议，由多数决议，将共产党清除出去。无论他们如何事先密谋、如何“总理尸骨未寒”就动起手来，其做法平心而论都没有什么不正当；甚至可以说，虽然脱胎于同一个中国社会，却比较懂得，共存于世的两党，无论合作还是竞争，包括最后破裂，都要有规矩。可惜当时共产党和国际代表运用计谋，使“费厄泼赖”(fairplay，鲁迅译词)会议没有开成——光明正大地解决纷争遂成泡影。

接着，戴季陶开始发表被说成是“总理去世之后跳出来从理论上反共”的文章。戴氏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等在今天看来，固然算不上什么著作，但他“有话公开说”的做法是光明的。共产党在当时若是有本事，把自家法宝“打倒土豪劣绅”论证为“三民主义”的组成部分，并为两党所采纳，也能服人，包括令后人钦佩——可惜未见严肃的、达到学术水准的讨论。也可以说，以知识人为主体的共产党，并没有将自己当时最擅长的理论探讨发挥出来。紧接着，中山舰事件爆发。这本来是一件算不上策划周密的事端制造，可惜两党内部的主要派系，对那类“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流氓（蒋介石）同样敬畏，都不敢不引为同盟军，不但装作视而不见，还继续加强对他的支持来讨好他。1925-1927的局面遂变成台面上不作争论（理论探讨），台底下倒动作起来。我们后来一直奉为瑰宝的“痞子运动”经策动，在农村迅猛发展起来。可惜直到今天也未见有学者对澎湃、韦昌辉、？？？等进行比较研究。

回想“大革命”时期两党合作的历史，共产党究竟作了什么，使得国民党不但非把它排挤出去，还非要赶尽杀绝不可呢？从新发掘出的历史案卷里，我们知道，“友好”、“合作”，甚至“服从领导”、高喊万岁，都是权谋。中共从来没有放弃过列宁主义，即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在中华民族处在最危机的1938年，被说成太右倾、太靠拢国民党、“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王明，心里真实的念头，仍旧是“我们是中国的主人，中国是我们的。……将来的国共关系破裂，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裂，使国民党内革命分子到我们领导下，使右派最后滚出去。”

看来，如果并存的、共赴大业的政治势力领袖人物如此不具现代政党的风范，任何属于权宜之计的宣言都是靠不住的。


孙中山与蒋介石

04、好合恶分

人们一般以为，国共破裂的根子在意识形态——在一系列政治观念上的根本冲突。这其实是官方史家的钦定说法。不管这一说法可以举出多少以后的纷争加以认定，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1926年，在亲密合作了五年之后，这两个名声不相上下的激进革命党突然反目。

原因其实很简单：到了1926年，国民党已不再需要共产党员为他打场子、做苦工了。这个一直为西方所忽略的革命党，不但规模初具、有了自己的政府和军队，还与北方强国苏联有了正式和稳当的政府间的联络。不过，不可忽略的是，如果共产党人在国民党里仅仅做苦工也就罢了；事实是，这批激进学生出身的理想青年，对国民党的介入不仅越来越深，掌管的部门也越来越多，影响与威望快要到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如果国民党内的左派进一步与共产党联手，恐怕就没有以军事领袖为头目的蒋介石“右派”们什么事了。

蒋介石日本武备学校出身，到1926年，他搞掉对手的方式也是日本式的，正与我们后来所熟知的“九•一八”事变及“七•七”事变那样：制造一个事端，然后对当事者栽赃——这就是那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有了“证据”，将共产党排挤出去的“整理党务案”顺理成章出台，蒋介石从此大权独揽。蒋在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当然不会完全同意——我们以后会看到，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一直伴随着两党内部的不同意见——作为巩固他的独裁统治的一部分，他没有对自己的“同志”让步，而是再逼一步，把事情再做绝，以达到同时铲除内忧与外患的目的。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堪与八九“六•四”比丑的“四•一二”屠杀：蒋介石枪口对着的，不是对方的枪口，而是天真地帮他、信赖他、欢迎他的人（笔者在这里想特别强调的，此类场合的牺牲者极少政治领袖）。此时与共产党决裂的，不过是国民党中的右派。左派由于痛恨这一做法，不惜另立政府，继续与共产党合作。小说家茅盾对这一时期作了生动的描绘：浪漫的革命党人——他们多半都在共产党里，国民党人反倒显得务实和服从——前程渺茫与彷徨无依，不知该死还是该活，该爱还是该恨。

好在这样的日子只延续了三个月，到了7月15日，左派——其头目是汪精卫——也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分道扬镳。汪精卫虽然后来以“汉奸”之名被钉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他确曾是孙中山最信赖的助手，在当时也极孚众望。但刚刚和陈独秀作了“联合宣言”，怎么说翻脸就翻脸？此外，共产党就那么没有脑子么？给人家帮忙就那么死心塌地，连同伴的鲜血都不能让他们醒悟？

当然不是这样。所有这些变故的根子都在两党（特别是共产党的）的太上皇：第三国际。

共产党的成立，来自国际命令；表面给国民党打工，借机发展壮大自己，也来自国际命令；大屠杀之后，与国民党左派更密切合作，同样是国际的命令——当时共产党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连最后的几支学生队的枪都交出去了。为了争取最后一个“友好军阀”吴佩孚的同情，在那里当秘书的共产党员邓小平可是一点后来的气派都不敢有……但所有这些委曲求全在国际的又一个命令里化为灰烬。7月14日，莫斯科突然来了训令：中共全体党员必须坚决与右倾投降的机会主义作斗争，自己成立五万红军，并设立革命法庭审判反动的国民党。更为奇特的是，这个本来对党内的训令，竟糊里糊涂地交到了汪精卫手上。

所有这些，加上左派将领唐生智、张发奎的最终掉头而去，共产党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由此可以推断，被后世史家赞美为“历史上光辉一页”的“八一”南昌起义，绝没有那么豪迈从容。待到两党都有了军队之后，投入150万兵力的“中央苏区围剿反围剿”登场，终于把宋代昌盛繁华的江西，杀得半个世纪都缓不过来。

05、南昌起义

近年来，人们已经越来越多地谈论毛泽东的功过。不少人持这样的观点：老毛再祸国殃民，敢于和洋老板第三国际顶一顶的，也就是他了——比如打解放战争；比如后来的连珠炮般的《十评》……。这样说未尝不可，但忽略了一个史实：在1927年7月底紧急时刻，最早、在最重大的事情上“违抗”第三国际命令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后来以威望高权势大、却表现得特别谦和忍让的周恩来。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八一”南昌起义。

御用史家有时候也真够可怜的：既要讨好当前大权在握的主人，把他的夙敌和盟友按“既定方针”涂抹；又要照顾到当时实际发生的事情，太离谱总说不过去。“八一”南昌起义就让他们为难了好几十年。

当时中共的领导人（中央常委）是在1927年7月12日紧急时刻由国际突然“宣布”的，共有五位：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周恩来，这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没有了以学识和胆识而居于领袖地位的“老头子”陈独秀。接着，曾经严厉斥责“极右派蒋介石”，并且还开除了他的国民党党籍的汪精卫，最后宣布分共——中国的所谓“大革命”宣告失败。后人或许以为，道不同不相与谋嘛，分手就分手，各自继续努力不就得了？但我们从史料上知道，政客们并不作如是想：三天之后，这五人中的四人即按照当时国际的原则作出决定：对国民党再不能以委屈求容纳；以当时手里仅有的部队，暴动。

所谓手中仅有的堪称正式部队者，其实就是张发奎第四军下边的一个师——叶挺师。师长叶挺当时并不是共产党员，刚从北伐途中紧急调回保卫武汉。作为具有常识的军人，叶挺是不同意这么干的。剩下的所谓贺龙部队，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实际上是一支很难说清的由或土匪、或暴民拼凑起来的杂牌军。正是这样的根底，决定了贺龙对南昌暴动的态度：坚定积极地支持。他从而荣任总指挥。

南昌暴动的领导者是领受了国际指示的共产党，即周恩来为首领的“前敌委员会”。它成立于7月26日，即起义前五天。然而，就在指挥者已经潜入南昌、起义总指挥部已经成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候，中共政治局常委四人之外的第五人（张国焘）又带来国际命令：“不要蛮干，停止一切行动。”三十岁的周恩来再有涵养、再知道国际的利害，这命令也难于服从了。终于，到了8月1日，所谓“全歼国民党守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南昌起义爆发。

后世御用史家使用的词语再辉煌；后世御用艺术家对此事的渲染再“令人信服”（我们都记得那幅有名的一批身着灰军衣、臂系红布条的青年军人围着马灯策划的油画）；后来发展起来的百万大军再为自己的这“第一枪”而骄傲，都无法掩盖以流血的方式来解决意识形态纷争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事实上，对生命的无视立刻就开始了：南昌起义军一路南行，战士和下级指挥官几乎牺牲殆尽，高级指挥官活了下来的四处逃遁，最后，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中，同时发动的几个暴动的残存人马，以当时盘踞在井冈山的山大王为依靠，铁下心来以武装割据的办法求得政治上的发展。

从此，曾经是亲密革命战友的国共双方，成了各自“钢枪在手”的夙敌。中国也开始了史家所称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双方动用的兵力是150万，到了所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有了飞机和大炮的情况下，双方动员了800万兵力。如今海峡两岸已经各自有了导弹、原子弹乃至中子弹，我们平民百姓所面对的究竟是死伤无算并徒遭外人耻笑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还是高水准的、以国计民生为前提的“第三次国共和谈”呢？

06、八一建军节

建军节又要到了。据说目前军营里多唱流行歌，但在60至80年代，则有一支长唱不衰的“主打”歌，开头的一句就是“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当年所有的人都跟着唱，包括笔者本人，却没有人想到问一问，井冈山时期打的旗子上，有“八一”字样么？“八一”与井冈山究竟什么关系？文革时候的红卫兵为什么打出“灭八一、树井冈”的口号，最终没有弄成的原因又是什么？

枪杆子是共产党的命——这是我们早已熟悉的命题。但一开始并不是这样，有文字记载的是，直到1920年收到身处巴黎的蔡和森写来的那封著名的信之前，毛泽东都主张并身体力行渐进的社会改革；抗战胜利前夕，这位有了百万正规武装的革命领袖仍公开宣称，共产党希望通过对掌权的国民党进行合法斗争来改造社会——这不是百分之百的谎话，因为早在20年代，它（包括1924年之前的毛）确曾打算先帮国民党反帝反封建。至于收拾资产阶级，那是以后的事——至于“以后”到什么年月，倒是从来没有说清过（已经知道的事实是，50年代把正牌资产阶级收拾了一阵之后，90年代正忙着从共党权力圈子中分蘖出土造资产阶级来。）但在枪杆子上，正如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安徽秀才陈独秀，和湖南学生毛泽东一开始是玩不过上海青皮出身的蒋介石的，何况还有共产国际为了苏联的利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身为政党而拿起枪，本不合现代社会规矩。但是在只有武力才有发言权的近代中国，共产党被逼到了“我不杀你一准被你杀掉”的地步，也不得不行此下策了——这就是几乎已经叨念烂了的1927年“八一起义”的故事。从那时起（其实用不着从那时，中国自有民国几乎事事如此），政治家和职业军人一直搅成一团，从没有分清楚过，只看1949年开国时，“战功卓著”的高级将领们怎么一揽子全进了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先是拿到军权，然后才是党权和他顶不在行的行政权——而那命根子军权，1935年之后就没有放过。以开明和开放着称的邓小平“退休”了好几次，最后迟迟让出的位置，正是党中央军委主席。总之，正如眼下国人所说的：“什么时候党指挥过枪？从来都是枪指挥党——而后是指挥国家”。今日江泽民班子破天荒第一次政治局常委中没有军人（也没有军人出身的和与军队有着深厚渊源的人），不知这现代国家最基本的要素之一，能否在“第三代”出现。

不可否认的是，继承了宗法社会全部观念，且民族危难频乃的近代中国，军人，从本质上看，那大致的两类还是可以粗粗分辨的：职业军人和暴动领袖。前者如蔡锷、叶挺、刘伯承；后者如张作霖、高岗、王震。职业军人最基本的条件是现代军校出身，绝无终生干政的爱好；后者则尊奉中国数千年来天经地义的“老子打天下坐天下”模式。

熟读《资治通鉴》的毛泽东，玩弄起僚臣来，可谓游刃有余。与当年廉坡蔺相如故事如出一辄，50年代初，高岗口口声声“咱们老红军受压”，对刘、周、邓一帮读书人横挑鼻子竖挑眼。毛不念陕北收留的旧恩，为迫在眉睫的经济建设，迎头给他一棒。但读书人，特别动不动就强调民主、法制与现代化的同志们，对毛泽东骨子里以共产为名义而行的集权统治而言，其实是比高岗辈危险得多的敌手。

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批评“暴君”，一息自由民主气息从铁幕后透出。多年追附骥尾的中共该怎么办？不说几十年来事事仰承鼻息，那“暴君”模式，也带着全部中国特色牢牢地生了根。现在老大哥招呼也不打一个自己就“修”起来了！毛泽东的应对策略是“以苏为鉴”，把延安整风时候的文件再拿出来学习——后来发展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反右”和“反右倾”。对政权的强大支柱军队呢？是绝不触动，还是借机修理一番？

作为标准的职业军人，刘伯承1949年以来，虽然名义上也有党内的位置，但他显然没有干政野心，一心想做的，还是军队建设。具体说，就是军队的专业化与现代化。而专业化与现代化，并不是单单装备上“鸟枪换炮”即了事，而是一系列的建军原则、条例条令，包括与“支部建在连上”等井冈山箴言直接相抵的“单一首长制”、“军内政治机构压缩和政工人员的改行”等等。

始于1956年，到1958年终于推到前台的“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表面上看没有反右反右倾等那么轰轰烈烈——甚至至今没有多少人知道，也不大为史家提起，但从原理上、从打击的对象上分析，对中国未来的损害，则不在其他政治运动之下。因为，这个持续了大约三年的“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打击的实际上是刘伯承、萧克、李达等具有职业军人倾向的高级将领，从而使得“枪/党集权”到了和平时期仍可一如既往。斗争总要有口实，这不难，沿用延安时打击读书人的“照搬教科书、马列教条和军事学院教材”即可。打手呢？老于此道的康生无此威望，靠谁呢？

当时彭德怀正在国防部长任上。从井冈山时候起“老彭就是老毛的人”，一直是党内共识。所以，责无旁贷地，老彭三下五除二就把“军内教条主义”给解决了，罪名是“把正规化现代化同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和这种工作对立起来，当作全面的建军方针”。

建军节仍定在八月一日，这无甚大碍，因为中共内部南昌起义派职业军人，在与“打江山坐江山”暴动领袖并肩战斗数十年后，心中残存的一点点现代化正规化意念，在迎头棒喝之下已抬不起头。其结局是，一批军校包括黄埔军校出身的上将受到严厉批判；萧克李达调离军队；刘伯承辞去职务，从此三缄其口。

虽然也进过军校、但不属于八一南昌起义群的彭德怀出头做下此事，最大的可能是出于对毛的愚忠；也不排除派系嫉恨和自身不具现代意识。直到被折磨至死，这位以正派敢言、关心民瘼而赢得中共人物群里最佳形象的彭德怀，看来依旧没有弄清老毛让他下手这件事的要害。因为直到文革前夕，被整得死去活来的他诚恳地请他的侄子所转达的对他整过的萧克的道歉，说的不过是：“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在毛的威望如日中天的1960年代，是没有人敢、也没有人有可能把话说透的。

07、八一宣言出笼

一般人都以为，1936年的圣诞节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开端，因为在那一天，急匆匆地赶往西安的蒋宋美龄得到了她的圣诞礼物：她丈夫的自由——剿匪总司令蒋介石被部下扣押在杨贵妃“侍儿扶起娇无力”的华清池已有两个礼拜。这就是在当时就已经震惊中外，直到今天仍旧是一个历史大谜的“西安事变”。

这件圣诞礼物好归好，却是附有条件的，即“礼物”本人对“停战议和、联合抗日、释放政治犯”的允诺——也就是说，自1927年对共产党开了杀戒之后，蒋总裁不曾间断的围剿与追歼，此时须告一段落，大家先联手对付日本侵略者。

这桩事变由于经过诡秘、主人公命运多蹇，加之各方当事人长达半个世纪的三缄其口，特别是国共双方而今又处于新一轮之僵局，都使它成了数十年来各路史家全力追踪的一个重头故事。

1935年，法西斯在欧洲崛起，日本在中国也步步进逼。奉行“先攘内而后安外”的蒋介石，苦缠7年，小小的共产党依然没有灭掉，而华北眼看着快成为第二个东北。在当时的局面下，在野力量想要抗日，或者说想要借抗日以自保甚至自强，可以有三种选择：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

从共产党方面说，当然希望是第一种。1935年11月刚到陕北，就发出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出卖中国》的宣言，“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蒋介石而血战”。但希望归希望，具体如何操作，还要相机行事。1936年他们遇到的机会是，东北军和西北军不想再在“剿共”上消耗自己了。

几乎就在同时，自己的上司“第三国际”所附着的苏联当局也决不愿意失掉已经获得国际承认的中国政府这样一个同盟军。无论从什么角度考虑，共产党都难于再“死硬”下去。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的是，在1935年底到1936年底这一年里，共产党“灵活地”转向，走完了反蒋、逼蒋和联蒋抗日这三大步。

蒋介石呢？难道在1936年前后，作为全国“领袖”的他就那么固执、简单，完全不懂平息国内纷争、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会给自己带来的好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一讲的，几乎与西安事变同时发生的另一桩促使国共合作的努力。

原来，在1927年因“清共”而与苏联闹翻的国民党，由于“九一八”侵华事变的发生，已经在1932年与苏联恢复了外交关系。到了1935年，随着日本对华入侵一步步紧逼，再投入大股军队“安内”已难以为继。国民政府不得不调整策略，作出“政治解决红军”的决定。怎么政治解决？蒋介石想走一条便捷的路，于1935年底请苏联出面帮忙。

他不知道的是，苏联在那时，与正艰难跋涉在雪山草地的红军早就失去了联系；更不知道（或者说，虽然知道而未加以注意）的是，差不多就是苏联的“兄弟党联络部”的第三国际，此时已经更换了领导、改变了自己在中国的策略：这就是，中共必须收敛阶级斗争锋芒，努力靠拢蒋介石政府，开辟反法西斯的中国战场，以牵制日本对自己（苏联）的威胁。

由于失去了与境内中共的联络，这一“新精神”的执行者只能是设在莫斯科的、以王明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了。没和国内联络，也没有开会，王明，和三十年代初无条件执行国际极“左”命令一样，立即向右转，按照国际精神起草了那份后来名声大躁的共产党《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对此，御用史家煞有介事地“略去不必要的细节”，而只将“伟大意义”写进教科书。似乎是：长征途中，共产党不计较国军的围追堵截，一心积极呼吁抗日。

王明的这份宣言比他失了联络的陕北同志那份大骂蒋介石的宣言其实还早三个月，可惜在1935年8月的时候，正乒乒乓乓放枪打炮的国共双方都没有注意到它。

08、共产党的两条船

1935年秋天，王明的那份《宣言》发表之后，被邓文仪在共产国际的文件中看到了。他是国民政府驻苏联武官，王明中山大学时代的老同学。带着这个关于共产党重大转向的消息，他立刻回南京报告。蒋看到机会来了，提出两项要求，试探苏联：①有没有可能签订中苏军事互助协定；②有没有可能协助中国政府实现国家统一，也就是说，解决共产党问题。

试探气球发出之后，第二年一月，邓文仪返回莫斯科，直接致信老同学，要求会面。王明的架子端得很大，只请中间人转话：“经开会研究并取得国际同意”，决定由“相当于外交部副部长”的潘汉年出面见他。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潘汉年的故事，这位绰号“小开”，看上去文质彬彬、风流蕴籍的书生，其实是一位忠勇坚强、机智练达的共产理想主义者，最后——在七十年代末——惨死在自己为之贡献终生的政权的监狱中。那时，他正在莫斯科，是遵义会议后，由新的中央所派遣，假装贩卖大烟土，转道香港来到莫斯科与国际建立联络的。

1936年1月，潘邓二人在一位中人家中见了面。双方表示了共同抗战的愿望，并决定不提历史旧账。王明接着出场，邓文仪向他进一步说明“中国需要80个师抗日，但军队都集中在围剿红军上，怎么行”；疑心重重的王明问的是：日本宣传“占领中国领土其实为了反苏反共，蒋也一直巴望日苏战争爆发”，对此怎么理解？还有，我们共产党如何相信国民党会不打我们而抗日呢？

后世论者虽然对王明其人人品多有讥评，但他那时的猜测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就在邓文仪与他商谈的同时，蒋介石已经直接致信苏联政府，要求由苏联向共产党施加压力，使朱毛红军服从政府，交换条件是“苏联即可得到国民党政府这一真正同盟者”。就在邓文仪发回电报说“准备与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一同回南京，联络国内的中共中央，最后进行正式谈判”时，蒋的态度突然变了，原来他所做的试探有了回音，苏联对国共纷争的表态是：“这是中国内政，蒋介石应按照这意思自己去同红军谈判。”显然不打算帮这个忙。蒋介石不仅大失所望而且顿生猜忌，剿共于是继续紧锣密鼓进行。我们从教科书里边熟知的陕北英雄刘志丹就是在这时候战死的。

1936年8月，潘汉年回到了保安（那时候还没有“革命圣地延安”），向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作了全盘汇报，包括与陈立夫的接触。张少帅在那个时候有所不知的是，就在9月间他与中共在西安作初步谈判、真心相信共产党会帮他，甚至打算改信共产主义的前后，毛泽东已有“亲笔信与密码”带到南京。而就在西安事变前一、两个月，一纸《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也被秘密带到上海，通过宋庆龄、救国会，转张冲、陈立夫，与政府进行“初步谈判”。

幸而当时因为国民党的“条件过高”，谈判没有成功。否则背着政府与共军有了如此秘密往来的张学良，等不到他发动西安事变，就会给拘禁起来了。

09、瓦窑堡会议

西安事变的所谓“和平解决”，并没有使当权的国民政府下决心，把兵力用到抵抗日本侵略军上。为了维持“九一八”之后日中双方暂时稳定的局面，不“激怒”日本人，当局甚至不惜对要求抗战的“七君子”以“危害国民”的罪名定罪——在那样敏感的局面下。

就在这时，在“西安事变”大约半年之后，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对蒋介石说来，共产党的篡权无疑比异族入侵严重得多，但“先安内后攘外”已完全没有可能，只好正式宣布全面抗战——当然，与此同时，还有对共产党说来最为要紧的：释放政治犯、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

三十五年之后，到了1973年，当日本紧随美国恢复对中国的正式邦交，并就侵华战争表示歉意时，八十岁的毛泽东居然回答说：“要感谢日本的侵略，否则还有中国共产党吗”。

我们都知道1937年的“七七”事变，日军是以“寻找失踪士兵”为借口而炮轰芦沟桥的。这不是偶然的处置失当，而是和“皇姑屯炸弹”、“九一八”一样，是一庄经过精心策划而挑起的事端。问题于是变成，日军本部为什么要这么作：为什么不早不晚，单单选在1937年7月把中国战事扩大。

在毛泽东表示了感谢之后，根据当时的报道，日方相当拘谨，不知这“伟大领袖”是在开玩笑还是当真，根本没敢接话头。直到今天，也没有谁就新公布的史料，对这一个关乎数千万人生命的大谜，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不过，对毛泽东这一说法加以证实的办法也不是完全没有。这就是，以一个行动完成之后谁人从中获益，来判断行动的初始目的。按照共产党自己给出的数字，1936年10月，红军结束长征、三大主力会师时，人员不足4万人；到了1940年，已是50万；1945年时，80万；待到1946年10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宣布“五个月之内打垮共军”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增加到了120万——“全面抗战”的局面不但保住了眼看就要支持不下去的共产党，还给了它发展壮大的机会与极为珍贵的政治“合法性”——毛泽东没有说错。

读者朋友这时可能感到不解：战争，按照一般常识，是要消耗、减员的，八年抗战下来，人马怎么反倒多了？对此，共产党历来有它的解释：“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而正义的事业：得道多助！”——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如果我们翻开历史档案，就会找到比这类“响亮口号”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释。

原来，在1935年12月，红军到达陕北不久，曾召开后来史称“瓦窑堡会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的政治口号是：“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第二年7月，莫斯科与陕北中共恢复了已经断了将近两年的电讯联系。那时，第三国际自己刚刚开过“结成广泛反法西斯战线”的会，得知这一口号后大吃一惊，立即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指示：共产党必须废止公开反蒋的口号，应把南京政府而不是各地的反蒋派当作自己的统战对象。

但那时陕北的共军正与前来围剿他们的东北军（非嫡系）秘密拉关系，这命令究竟是服从呢还是不服从？幸亏当时电讯联络虽然恢复，但其功效和今日的电话、电传、互联网全不可比拟，“执不执行”和“怎么执行”就那么拖了下来，直到“西安事变”发生。

“西安事变”的后果之一，是拥护蒋介石为全国抗战的唯一领袖：红军被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纳入了国军的指挥体系。这时候，摆在刚刚获赠一座延安城、惊魂初定的共产党面前的，是怎么服从这个明知是“死敌”但确实已经认头了的“领袖”。

这就是中共史家一直躲闪着不大愿意深入讨论的“洛川会议”。

10、洛川会议前的周恩来

在中国，人们习惯将周恩来看作“总理”。虽然不少人知道他曾任黄埔教官，但很少有人将他与职业军人联系到一起。

其实在国共破裂、重打鼓另开张的中共莫斯科“六大”上，军事问题的报告就是周恩来作的。六大之后，他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主管军事（军委书记）。1920年代末，朱德、毛泽东在江西闹得不可开交，在陈毅汇报之后，主持上海中共中央军事联席会议、起草“八月指示”以解决红四军问题的，也是周恩来——这又是后世御用史家们不大敢提起的一件事。因为按照当时周恩来、陈毅的意见，红军的指挥应该集中，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军委，党不要直接指挥军队，军事工作交给军部指挥即可。至于党么，“只能通过党团作用作政治的领导”——这显然与毛泽东首创、八十年来当作中共法宝的“党指挥枪”的理论根本不同。

到了1931年，即中共党史说的“‘左倾’机会主义对中央长达四年的统治”时期，周依旧作为常委主持军事。后来共产党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准备迁往根据地，周恩来一到苏区就取代毛作了红一军的总政委，在后来的第四和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初期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军事三人组”，周都是主要负责人。这局面一直到1935年1月，所谓“挽救了党和红军”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所剥夺的，当然可以如党史范本所说，总书记博古和奥地利人李德的权力。但这两人在中共党内并无根基，真正失了实权的是周恩来——他不但让出指挥权，当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的位置难于安排时，他又立即让出红一军总政委。他一点都没有抵抗，由此可见这位身世伶俜的政治奇才之过人处。但他并不好过，证据就是，几乎从不生病的周恩来大病一场，病到几乎丧命。究其原因，恐怕不是没吃没喝、环境过于恶劣，而是精神上的打击——他感到失落、感到不知所措，这是他看得比护养身体重要得多的事。

到陕西之后，发生过一件不大为史家“大书特书”的事，就是周恩来指挥的抗日东征。在他的主持下，对蒋介石的指称，已策略地由卖国贼改为“蒋介石氏”及“南京政府诸公”。但这不过牛刀小试，周恩来真正活了起来并找到自己的价值，是与张学良共谋的“西安事变”。虽然最后出现了张被扣押那样一个结果，使得周恩来在20多年之后谈起时，还“禁不住潸然泪下”，但他实际上已经活了过来，找到了自己在毛泽东的共产党里边的位置。

因为我们后边要谈的“洛川会议”还没有召开，外人仍以为他军权在握。比如1936年4月，当潘汉年奉国际之命回国与国民党谈判时，陈立夫说的就是：“你我非军事当局，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先生愿和他面谈。”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以后，阎锡山不记一年前进攻自己防地之仇，请周恩来为第二战区写“作战计划”，周仅一天时间就完成了。到了1938年以后，他奉派驻武汉、重庆时，则“身穿一身半新草绿色军装，佩戴中将军衔……常常是全副披挂，有时还佩剑。”不仅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等职业军人，也都相当兴奋，觉得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打仗报国了——“洛川会议”正是在这样形势和气氛下召开的。

11、洛川会议

听众朋友可能都知道1959年的庐山会议。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在那年的7月17日，在与周小舟等五个人谈话时，毛泽东说过的那句话。当时，毛刚刚收到彭德怀的《万言书》，他相当不平静地讲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也就是1937年8月发生在陕北的那档子事——史书上记载的洛川会议。毛忿忿地提起彭德怀的“历史账”。他说：在中共性命交关的历史时刻，彭德怀所领导的“华北军分会，不同意中央的游击战方针”。毛的用意，是要让周小舟他们知道，彭在历史上是反过自己的，不要站到这人一边。

在中共党内，谁都知道，“老彭是老毛的人”。洛川会议上的“彭反毛”，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936年的“西安事变”，开始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局面——国民党不可再打共产党，而是和共产党一起打日本。这一局面，不仅使共产党免去遭国军军事围剿之苦，政治上也完全站稳了。但这“战”究竟怎么抗法，怎么才能使得共产党既得一个爱国好名声，又不至于把自己千辛万苦保存下来的一点点力量在战场上拼掉？共产党将领们的意见，就相当不一致了。

当时，延安向“蒋委员长”呈报抗战力量四万八千人，其实实际作战部队不过三万人，而南京方面只承认两万。那时正值“七七事变”刚刚发生，政府一再催促，命令军队从速改编、开赴前线，接受阎锡山指挥。作为中共代表，周恩来也一次次从南京来电，代为催促。

虽然到了1959年，坚持有话就直说的张闻天也被打入“彭德怀集团”，但在1937年，这位当时的总书记，与毛泽东的意见是一致的，也认为应当立足于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自己坐收“抗日成果”。于是，对于政府的“电令”，总以种种借口推托。

但形势不等人。到“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已经无法再拖。怎么办？大家都记得毛泽东那时候有两顶军帽：八路军的一顶；红军的一顶，那顶有着红五星的灰帽子却是无论如何舍不得丢下的。虽然口口声声“拥护蒋委员长”，八路军三个师的指挥权，也是绝不能轻易交出的。他提议将各地将领召回，举行党的会议，确定军队开赴前线的对策。地点就选在红军指挥部所在地洛川县南90里的一个村庄——此时是1937年8月22日。

这是一次为期四天、仅有22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共历史上并不像对遵义会议那样大力鼓吹。今天之所以将它翻检出来细细审视，实在因为我们中国再度面临国共两大党谈判合作的局面，不得不将过去被双方或掩盖、或改写的史实一一剥出，分清是非曲直，作为今后的借鉴。类似这样的剥离工作，恐怕是免不掉的。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熟悉周恩来在1950年代初所说过的那段话。当时，他为了帮同推动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极为诚恳地谈到“革命如何选择了”“在重大历史关头总是正确的”毛泽东。当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都已经具有非常高的声望的周总理，在说这一段话时，不知有没有将洛川会议包括进去。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不但在这次会议之前的数年，他曾以上峰的地位，一次次“修理”毛泽东；在长征后的这个洛川会议上，作为“长征军事三人组”成员之一的周，最后失掉了他“军事家”的地位。

1937年的洛川会议，是以张闻天的报告开场的。由于为人的清正和后来所遭受的磨难，张闻天今天已被奉为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等等。惟独这份报告，不见收入他的文集，不知编者认为无关紧要，还是有意为贤者讳。

在他的形势报告里，不乏对于蒋介石在过去的十年如何仇视共党、如何背信弃义的指斥；以及“自己同志”在近期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的评说——这都是我们在日后的史书里读过无数遍的。有趣的是他最后提出的一个的议案。他建议，在这样的局面下，中国共产党应该学列宁，学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聪明绝顶的“一箭双雕”：让侵略者与统治者两败俱伤的策略。具体到中国么，就是坐看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厮杀，最后胜利归人民。

毛泽东接着发言，支持张闻天见解，提出“实际策略”；强调一定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通过这样的办法“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至于政府方面一再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虽然不可以完全不理会，但要“维持绝对独立自主，完全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行事。南京的任何命令，都要先报告延安听候处置。凡不利于八路军的，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托。”

但那时不是1966，也不是1959，在全面抗战刚刚爆发的当口，到会的22个人，多不同意这两位领袖的意见。特别是周恩来，他当时不但依旧是最高“军事三人组”成员之一，更是共产党派到南京、处理种种与政府合作事宜的代表。和五十年代以后对毛泽东唯唯诺诺、奉若神明不同，周恩来当时明白表示：既然已经合作，并同意了接受改编，就不可以公开违抗命令；也不可专打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有利时可打规模较大的运动战——即使因此而蒙受损失，也是值得的，因为在人民面前证明了我们努力抗战。即使在党内，毛泽东“伟大战略家高瞻远瞩”的意图也只能意会，如果大家在会上公开摆道理，对“自保中求发展而自保第一”派显然不利。毛于是建议休会三天。在这三天一里，周恩来被请到一旁“休息”，毛则坚守岗位，亲自对带兵打仗的将领们苦劝——想来，彭德怀就是在那时候发表他“与中央不同”的意见的。工作做通之后，正式发布了很看得过去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共产党的军队接受改编。

会后，新当选的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亲自安排八路军的三个师循不同路线先后开往前线。他当时最担心的是周恩来（他这回当选为军委副主席），担心他按自己的意思有所动作；以及将领们一不小心去充当抗日英雄。还好大家党性都很强，直到11月9日太原失守，三个师都稳在游击状态。

周恩来没有返回南京——以洛川会议的精神，他是无法回去面对的——他去了山西。丢下一句话：“去前线看看，帮八路军干部办点外交”，实际一呆三个月。对此，毛很不满意，一再催他，周只借故不动，还在9月底主持策划了平型关大捷。这场简直成了日后共产党抗日金字招牌的“大捷”也不能让意志坚定的毛改主意。他当时的评价是“以后要避免这种牺牲重大的战斗”，并正式向周恩来、刘少奇发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

在后世共产党人对毛泽东的颂扬中，有一条“在危机的时刻挽救了党”。正是洛川会议策略，使共产党的军队在八年抗战期间，从三万人发展到了近一百万，使得毛泽东的理想：“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得以实现。

12、张学良申请入党

我们已经知道，尚在人世的张少帅，已经有一份口述史封存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不知在这份由主（GOD）指点他“说出该说的话，而不说不该说的话”的珍贵史料中，有没有提到他在1936年6月间通过当时延安方面的联络员刘鼎向中共和第三国际表达的“加入共产党”、“接受中共训练”的要求。

这一说法在大陆的“中共党史圈”其实已经流传多年，只因种种“统战考虑”，而使御用史家们不得秉笔直书，于是大家也多把它归入“危言耸听”之类。近年来，由于大量苏共档案解秘，中共这边也在无形之中松了一点口。本来只觉神秘诡谲、险象迭起的西安事变，由于有了硬碰硬的文字史料的公诸于世，终于渐渐离开了对峙双方的叱骂，离开了当代武侠迷们的“连本说部”，离开了英雄落魄、美人情切的哀史，回到后人、特别是后世政治家们应当了然、并从中获得“史实与史识”的原本面目中。

张少帅的要求入党，着实把半年前还骂他“卖国将军”（见毛泽东1935年底致杨虎城信），接着又力促他“反蒋抗日”“自成局面”的中共领导人吓了一跳。但经过慎重的、特别是反复的利害权衡之后，还是由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亲自起草了一封向莫斯科请示的密电（1936年7月2日）——历史要告诉我们的，恰恰就在这里。

人们早已熟知的是，张少帅瞒着“大老板”蒋介石（张自己用语）与中共“勾搭”，始于事变前一年彭德怀攻心术：在对少帅的69军攻坚不下之际，改变策略，围城断粮的同时，开始向那些失了家园的东北老少哥们儿喊话。早有联共特别是联苏之心的少帅（当然双方擎在手上的大旗都是抗日），把这一攻心战当作试探气球接上了手。随后，越来越贴近核心的人物迭次出场，双方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联系。最终的高潮当然要到年底才发生，但为这高潮推波助澜，也就是说，令少帅下了决心、定了方向、还要“大胆地往前走”的，则是半年以前这个吓人的媚眼——要求参加共产党。

悲剧式地从颠峰落入谷底，堂堂正正的原因又是抗日，张少帅六十年来已经成为重情义的两岸国人同情又敬重的英雄。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和毛泽东、蒋介石、周恩来一样，他也是军阀、也是政客，无论个性上有多少美好的东西，与我们百姓，即有着基本权利的自然法人有关的，只是他们的政治行为。于是，我们不得不深究一番，张少帅的想入共产党，恐怕不是如刘鼎报告所称：他“不仅深觉人类的善恶，深觉人群中孰优孰劣、孰曲孰乖，而且期待社会有极良好之制度”这种“优美的共产天性”；也不仅仅出于此地官方史家常拿来当灵丹妙药使的“周恩来的个人魅力”；也不全因为他在欧洲的时候心仪法西斯（他是墨索里尼女婿的密友。而共产党与法西斯又如此相近）。通观当时国内外局势：两广事变发生；大批非蒋门嫡系者正跃跃欲试；中共更明白许诺他以“国防政府首席和抗日联军总司令”……这都不错，然而最重要的，是当时出现的另一个情况：外蒙古居然不顾什么中国不中国，单独与苏联签了约。

张少帅1929年在中东路问题上曾表现得很有气节（那次共产党可是大丢其人），后来又与法西斯交好，实在相当开罪老苏；苏联对他也曾假以辞色，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对少帅而言，1936年的局面是，要么依旧拥戴“大老板”，包括按照他的命令在西北“剿共”；若想“自成局面”，最终还要靠苏联。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第一次与周恩来在延安天主会堂作彻夜长谈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苏联的态度。

想来在1936年6月底，在大局势的鼓舞下，这名按照大陆今日标准尚属“青年俊杰”的少帅，是太过相信中共对他的许诺，也太过相信中共、苏共间的“铁”交情了。最后的结果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他渴想并且具体筹划了好几年、关乎他一生大业的举措，为苏共给中共一纸没商量的电报击个粉碎。除此而外，近年来北京这边其实还流传着的另一则有待证实的传闻：

“少帅伴同后来将他监禁终生的蒋介石登上飞机旋梯。匆匆赶到机场的周恩来跑上前去喊道：‘就这么走么？蒋这人可是从来不讲信义的！’张回头望了望这位八个月来与他一直‘感情极好’，‘初次见面就（令他）非常佩服’（张本人语）的美髯男子，一字一句地说的是：‘就我所知，天下最不讲信义的是中共。’”

令我们后人不禁感伤的是，他在讲这句话时，怕还不知道几乎就在同时进行的另一场“勾搭”：就在他与中共关系最热最铁的8月间，毛泽东把正在西安与政府谈判的代表潘汉年召回，将自己的“亲笔信与密电码”送到南京，紧接着还起草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如果此情他在当就已获知，还会有4个月后的西安事变么？

在军阀与政客间，除了冷冷的实力较量和利益交换，有什么信义可讲？这本是世界有史以来，每一页上都书写着的血淋淋的事实。而中国近代以来的军阀与政客，种种恶行之上，还加上极具实利主义的对外国强权的投靠和依仗——包括一直被捧为民族英雄的蒋、毛辈（他们的故事以后还会再讲）。

13、“片面抗战”和“全面抗战”

洛川会议之后，就在共产党的将领们对毛泽东的策略似懂非懂之时，王明带着国际的命令“从天而降”——乘着当时延安没有多少人见过的苏联飞机，转道新疆回来了。

那时的局势是，国际迫切希望开辟中国战场，以牵制日军北进，打破法西斯东西两面夹击苏联的局面。更具体地说，在王明这位中共驻国际代表回国前，斯大林曾亲自约见他，明确提出“共产党人不要害怕会被淹没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汪洋大海里”；国际还明确指示，与政府的合作，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简直句句与毛在洛川会议之后勉强推行的既定方针——“抗日打政治仗，军事上保存实力”相矛盾。

但自己同志相见，总有一番亲热。在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张闻天首先介绍了这名“青年俊杰”对党的贡献，毛泽东接着致欢迎词《引水思源》——欢迎那个无论过去、还是当时都令他切齿的家伙：“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机组），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即王明夫妇、康生夫妇和陈云）。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今天陈绍禹同志乘飞机从天上回来，岂不就是‘喜从天降’？中国还有一句成语，叫做‘引水思源’，今天统一战线的成就，其本源是什么呢？那就是《八一宣言》，有了《八一宣言》的源泉，才有统一战线的长流。《八一宣言》的源泉有是谁掘出来的呢？那正是我们今晚热烈欢迎的王明同志，是他在莫斯科起草的。所以‘引水思源’，今日统一战线的成就，王明同志应居首功。”

以这种语气与格调说话，在毛泽东是十分罕见的，可能出于对国际支持的感戴，也可能出于当时对自己地位的估量。王明则意气飞扬，在传达了国际“圣旨”之余，以“熟悉莫斯科意图”之姿态，对党内政策以及全国政策提出了批评。据那时既拥戴毛、又想努力抗日杀敌的彭德怀回忆：“会议时间很长，好象是快天明才散会。会议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觉回去不好传达。”

会后，王明志得意满地率中共代表团到武汉，发表热情洋溢的“时局宣言”。对洛川会议消极怠工的周恩来，此时态度积极起来，弄得后世毛派御用史家不得不为他写上这样一笔：对抗日与民主的关系，周恩来“一度有过不正确的认识，附和过王明对中央的批评；对保卫武汉和发展华中游击队问题，与王明看法接近……”。

对王明乔模乔样靠拢政府奉命抗战，毛泽东是如此形容的：“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一个耳光打出来’”。此话与事实接近的程度，后人各有评说，但毛泽东的又恨又酸，并非没有缘故。王明乘着有国际又有政府势头，要求召开没有将领们列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史称“十二月会议”。在这次“反洛川会议精神”的会议上，“多数领导人都检讨了过去‘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夸大了右倾的危险’，认为‘王明对许多问题的提法很好’”等等。张闻天甚至承认说：这些错误，我与毛是要负责的。”

据李维汉回忆，从王明归来算起，“约半年时间内，毛泽东又处在少数甚至孤立的地位。”毛自己也说：“当时，我是孤立的。我别的都承认，只是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对此等“原则问题”的坚持，确实“在危机时刻挽救了党”，只是国与共之间的仇恨，却是结得更紧了。


尼克松和毛泽东

14、毛泽东与美帝

“美中两大国”联手共荣，并对世界事务发生影响。这类前景，是毛泽东当年在梦里都在想的——可惜他早死了二十几年，这美梦只能在他“隔代又隔代的继任”手里实现了。当然如果他不死，或曰精神不死，美中关系今天究竟会是什么样也还难说。

生活在共产党治下的普通中国人，在八十年代之前，几乎没有通过自己的感受认识美国和美国政府的余地。从1948年一连数篇声色具厉的“新华社发言人”（其实就是毛泽东本人）文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起，美国政府（或称“华尔街大老板”）就已经被钉在了“中国人民的死敌”的地位上。

事情果真如此么？又为什么会是如此呢？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一贯以强硬的反帝姿态着称。这一姿态在抗日战争期间更成了全民一致的立场。珍珠港事件后，国人见到的多是政府方面与盟军的交好；至于中共，百姓们的感觉，似乎小日本刚给打跑，大规模的反美浪潮已经在其地下党的策动下成功展开，然后就是一连串的斥骂：“山姆大叔”、“纸老虎”……不一而足。似乎是，老共老美由于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的相异，一向积不相能、势同水火。毛泽东则站在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的立场上，对其口诛笔伐。

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毛泽东成了共产党领袖之后，曾经有交过两名美国朋友：斯诺与斯特朗（他们是传达他的声音的记者，属于“美国人民”）；那么，在七十年代初基辛格潜入北京之前，他与美国政府方面的人有没有过火气不是那么大的交往呢？

有过，那是在1944年。

那年夏天，史迪威事件还没有发生，赫尔利大使也还没有到任，盟国希望尽快结束战争，美军第一次派了一个军事观察组到延安。毛泽东于是平生第一次有机会与观察组中一名年轻的外交官、史迪威将军参谋部的顾问谢伟思（John S. Service）正式长谈。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当时距日本无条件投降还有一年。虽然毛与谢都不可能知道原子弹的投放会产生那样速决的效果，但对法西斯必败、盟国必胜，都已看作不争的事实。于是，胜利之后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格局，美国在这一格局中将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毛泽东考虑的头号问题。

在我们阅读谢伟思当年就他与毛泽东数次会晤而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时，简直不敢相信，毛这位“宁折不弯”的革命家曾有过如此明智灵活的姿态；更为可惊的是，如果今天中国地下民运也有自己的一方根据地，外加一批因下岗、受气而聚集到他们身边的工农队伍的话，毛主席当年的这番言辞，是可以原封不动地为他们所用的。

由于是第一次与美国官方人士接触，毛“担心（对方）对中国问题不感兴趣”，特别想弄清“美国的对华政策究竟怎样”，具体说，“美国是否真正关心民主？关心世界前途？关心（一党专制的）中国政府（指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所具有的合法性”。他对谢伟思说，“蒋介石处于必须听命于美国的境地”，“对付他的唯一办法就是强硬到底”，“对待蒋，只能根据你们自己的条件和他讲友好。他必定会屈服于持续的、强大的和统一的压力。不要放松你们的目的，要不断敲打他”——这姿态、这语气，与当前中国流亡民运领袖们的谈话简直如出一辙。

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是美国究竟怎么看待自己，“共产党是不是积极抗日？是不是争取民主？美国有没有可能支持中共？”，并“历数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与不得人心”，质问“难道美国将继续承认并支持一个只能与过去北洋政府相比的、无能而又的不到人民支持的政府吗？”当谢伟思解释“背着被承认的政府，进行支持反对党的活动不可取”，还会触到“干涉另一个国家内部事务的敏感问题”时，毛认为，“促进中国人民的真正利益，这不是干涉。它将受到广大中国人民群众的欢迎，因为他们要求民主。”

最后，谈话落到当时最迫切的问题——蒋介石对解放区的进攻。这名后来以“最具民族气节”而著称于世的领袖“担心，一旦日本投降，蒋介石就会打进来，问（美国）能否在延安设领事馆；如果不行，美军观察组能否不撤离。”。

毛泽东所取的这一向“帝国主义”靠拢的姿态，在当时，并不像后来江青弹钢琴、邓小平戴牛仔帽、江泽民唱《我的心肝儿肉（MyTenderLove）》那么具有顺应政治大气候的潇洒。为取得全党谅解，“伟大领袖”一面亲自动笔为《解放日报》社论定调：《欢迎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战友们》；一面发出一份题为《关于外事工作》的党内文件，展望将来与美国进行军事、政治、文化、宗教、经济上的全面合作——因为与后来所唱调子的绝然不同，这份文件至今未见在中国公开宣扬；甚至不惜在一段时间将延安对外英文广播稿中Chinese Communist Party改为kongchantang这种不懂中文的人完全不知所云的称谓。

谢伟思当时就看出，这一明白无误的靠拢美国倾向是出于“十分现实的种种原因”，而当后来的现实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期望发展的时候，以上姿态霎时间云消雾散，换成了对苏联的“一面倒”，再后来就是韩战越战、“头号敌人”不离口，直到三十年后在护士的搀扶下与尼克松会面。

在中美关系经过半个世纪的曲折后再度有望纳入正轨的时刻，回过头来看看毛泽东当时的言行，看一名政客对“原则”的玩弄，从而研究一下意识形态冲突与现实利益考虑如何此起彼伏，或许不失为一件有意思的事。

15、重庆谈判

据称，八十高龄的汪道涵先生在访问欧洲之后，如果身体精神俱佳，会在今年春末夏初的时候，到台湾作实质性访问。没有人敢于预言这次访问的成果——倒是有分析家说过“不会有什么成果”。因为在中国，兵刃相见的双方，历来只看重实力，“协议”之类纸面上的东西，不过暂时稳住局面的谋略，只有傻蛋和呆子才把它看成对自己的行为的约束。更不要说眼下两边正在实力上较劲：就算不看外交上的互挖墙角、围追堵截，购置置对方于死地的武器——战斗机呀、核潜艇呀——也正做得红火。

这样的局面下，汪辜二位谦谦长者能谈什么呢？或许有人会说，实力人物就在他们背后。而且，就世界大势而言，除了军火商和在大国之间捞好处毫无信义可言的芝麻小国，也都希望中国人能坐下来谈。

其实，假若“谈和”一事不是出自“和”的本意，不是出自为百姓着想，而是为事态所逼不得不谈，但心里想的仍是自己怎么占便宜然后灭了对方，就算是实力人物亲自出场，就算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就算有更大的势力在后边推动，依旧不会有任何成果。

五十四年前那次著名的蒋介石毛泽东重庆谈判，就是最好的说明。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放原子弹，8日苏联对日宣战，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就在14日这一天，以及接下来的一个多礼拜之内，蒋介石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去作“和平谈判”。

局面变得如此之快，毛泽东完全没有料到。

就在那年4月共产党召开的将毛奉为绝对权威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还在分析中国战场的形势，打算以东北为依托，在对日作战敌后大反攻的最后一年里求它个扎实的大发展。他没想到日本人投降得这么快；更没有想到，已经掌握着100万军队的朱德总司令，于苏军出兵第二天对自己地盘所发布的反攻命令，竟被蒋介石粗暴否定，说中共军队只能“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而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发布受降日本的第一号总命令，公开支持蒋介石。

虽然蒋介石发来了“和谈”电报，毛泽东是不打算理它的。除了再一次在延安公开号召：“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通告全党：蒋介石请毛主席前往重庆，“完全是欺骗”；这位七大新当选的主席，还以党中央的名义，批准了一项华中局报来的“夺取上海”的起义计划。在这项计划里，他提议“发动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区内数百万农民武装策应，并调派新四军部队入城援助”。不仅如此，他还发电报到华北，要他们效仿华中局的作法，“迅速布置（北平、天津等）城内人民的武装起义”，配合军队夺取这些大城市——而当时美国正帮助国民党运兵、运武器，打算抢先占领。

他当时之所以如此作，宝是押在苏联身上，认定苏联会与美国在中国划分势力，分别支持共产党与国民党——正像他常说的那样：“国共反映美苏”。对于《雅尔塔协议》和宋子文的莫斯科之行，还都不十分清楚。

正因为他作如是想，到了8月20日，在蒋介石已经发出了两封电报的情况下，还打算据苏军进展情况，从华北、热河等地抽调武装力量，限期开赴东北，“乘红军进占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

但他居然去了重庆——在接到23日那封邀请电报的第三天，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保证与陪伴下——这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的重庆和平谈判。

16、谈判失败

后世御用史家给毛的这一决定套上了一大堆溢美之辞：高瞻远瞩、宽宏大量、智勇双全、以大局为重等等，却一直没有提及毛泽东硬着头皮上阵去会他的死对头的难言之隐：原来是斯大林按照他刚刚签了字的《雅尔塔协议》和《中苏友好条约》，对他“一手扶植”的小兄弟中共发了令，异乎寻常地使用严肃冷漠的‘俄共（布）’的名义，坚持要他到重庆去会蒋介石。

毕竟是毛泽东——越是困局越冷静，顺局反而忘乎所以。临行的前一天，他再度召集他的党内同志开会，决定果子再苦也得吞下去。他说，“我们只能承认这个现实”。又说，出于无奈，看样子中共也只有“走法国共产党的路”了，即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大家“到那边去作官”。而他心里的梦，《将革命进行到底》说得清清楚楚，依旧是通过武力，百分之百地夺权、掌权。

在这样的心态与文化惯力之下，有可能和谈么？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还有共产党内最擅长外事的周恩来、王若飞等三人，在一再声言保证他们的安全的美国驻华大赫尔利的陪同下，飞到了重庆。

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谈到，毛泽东如何在抗战的初期就说服了他的同志，通过抗日这一大形势，把自己的力量扩大了100倍。而国民党，据何应钦统计：“在八年抗战期间，与日军大规模的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战斗38931次，毙伤日军276280人……”；话是这么说了，但在美国人眼中，几乎被美国所提供的大量枪炮“压趴下”的国民党军队，同样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尽量少同日本人交战，以留待战争结束后对付中共。

现在，双方要坐下“和谈”了。

被政府起码围剿了十五年的“共匪头目”的到达，在重庆引起极大的轰动。虽然依旧对蒋介石不怀一丝信任，不认为和谈会有任何成果，但对自己的文才颇为自信的毛泽东，乐得顺水推舟，借此机会包装、宣传自己，并作上层统战——事实也证明了他的成功。因为自此之后，直到他在北平的中南海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当然是在他的这些新交的朋友的帮助下、并且具有用到今天还不见褪色的共产党特色），“专制独裁不民主”的帽子一直牢牢地戴在对手蒋介石的头上。

他在重庆呆了五十天，据说跟蒋介石讨论和平、民主、团结，讨论公民的言论、信仰与集会结社自由，也讨论将来联合政府的构成——直到最后一天，在欢送会上高呼“蒋委员长万岁”。这五十天，毛泽东真可说是费尽了心力，因为他回到延安就病了，而且着实病得不轻。但和谈的实际成果差不多等于零，因为这是被美苏两强按着脑袋谈的，心中“武装解决”的疙瘩没有丝毫松动，一碰到军事问题立刻就崩。

当时民社党在重庆的领导人蒋匀田先生记述了他与毛泽东在重庆的一次见面。

这天是9月25日，毛到重庆之后的一个月。在他的心目中，与国民党内政学系有相当渊源的二张（张君劢、张东荪）还有分量。毛泽东郑重向蒋匀田通报说：“和国民党的谈判已经失败了”。蒋问他失败在什么地方，毛泽东回答说：“与国民党相约彼此保守秘密，不过蒋先生既然代表一个有历史的政党，我不应当向你保守秘密，希望我们共同保守秘密。”

原来，在几省几市的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的人选分配上，以及军队数量比例、受降地区划分上，“谈来谈去谈不通，现在已成僵局。”蒋匀田当即问毛泽东，“有没有谈到如何建立民主制度”，毛说没有。蒋反问道，“毛先生刚刚下飞机的时候，不是明说要和当局谈建立民主制度的问题吗，怎么不谈这一正题，反而商量起地盘分配、军队比例来了？”毛回答说这是“当局要先从小处入手”。听到这里，作为在野党的领袖人物蒋匀田说：“从我们人民的眼中看，就算是谈‘成功’了，反倒是失败。这是因为，和谈而只见两党瓜分利益，人民能得到什么呢？”

令我们阅读史料的人感到惊奇的是，蒋匀田这样说了，毛居然不以为忤，反倒很郑重地问：“依民社党的意见如何才是呀？”蒋匀田郑重表示，“只有建立民主制度的问题解决了，才有可能在共同信守的宪法之下进行政治上的竞争，安排并存的势力。否则，今天表面谈妥，明天一个小纷争又打了起来，遭殃的还是百姓。”

果然，两位大人物这厢谈着，底下的磨擦一刻也没有停：9月17日，蒋介石秘密发出专门对付共产党的《剿匪手册》；10月17日，毛泽东返回延安不久，据解放军总部宣称，国民党在日本投降后已经抢去为共军抢先占领的31座城市；第二天的消息更为血腥：围剿解放区的“阎西山进犯军”35000人被共军歼灭。

这就是半个世纪前两边实力人物的“和谈”。

17、军队国家化

1999年春天，大陆的代表已经到了台湾。看来，汪道涵的7月之行，如果没有什么戏剧性的变化，已是指日可待。对于与中共政权修好，台湾开出的条件是“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可谓情理具在、掷地有声。但说到这三项标准的达成，就有文章可做了。因为，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都有一个过程，可以说，自邓小平改革以来，中国就在不断地在“化”着，只不过时快时慢、时冷时热，还没有“化”到火候罢了。惟独“军队国家化”是硬指标，可以说，“化”了就是“化”了，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但所有的人都知道，对从屠杀的血泊中站起来，开始握住枪秆子，又一次次在血泊中耀武扬威“凡七十年”的中共说来，这一“化”可是性命攸关、非同小可。

但这并不是说，在这七十年间，中共军队就丝毫没有过被“国家化”掉的可能。那机遇出现在1946年，在抗战结束之后、在国民政府为获得美援而被迫接受美国建议推进“政治民主化”的当口。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就在毛泽东为苏联所迫，头戴那顶刚刚借来的遮阳帽，怀着“走一步看一步”的心情到重庆与蒋介石作“和平谈判”的时候，就已经说：看样子中共只有“走法国共产党的路”，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大家“到那边去作官”。所谓走法国共产党的路，也即苏联当时期望于中共的“学习法共的经验”，关键的关键就是照法国那样军队国家化。这条道路，根据当时周恩来向自己的党内同志所介绍的，就是：法国共产党当时认为，如果坚持与资产阶级打内战，必败无疑，已有的政治资本也要赔掉。从而同意将本党掌管的军队交出，编入国防军。法共依旧存在，以在野党资格进入政府。

毛说这话的时间是1945年8月底。50天之后他回到延安。在暂时休战基础上、由全国各党派、各势力共同协商而定下的《和平建国纲领》于第二年一月中旬出台。但摩擦已经发生，这就是为什么与此同时还进行着那场有名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主持的双方“停战谈判”。到了政协纲领出台之时，全国范围内的停战也达成了。这真是我们中国人一百年来见到的最好的、没有战事的日子。当时不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以为多年盼望的和平与民主终于到来，就是在共产党内部，也有了在新的形势下，接受已有现实的准备。这就是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的一则指示——当然，是在“毛泽东同志生病期间，刘少奇主持工作”的时候发出的。

在这则指示里，共产党宣布：“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我党即将参加政府”，我们的军队即将改编为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命令。”

历史研究本来忌说“如果……”。但是，一旦得知共产党，这个一向以“小米加步枪，打出人民的天下”为傲的党，还曾有过这样的考虑，不禁令读史的人一再想说“如果”：如果当年军队国家化诸项真的实现了，就不会有紧接着的“东北民主联军”（其实就是共产党紧急集结到那里的部队）进占秀水河之战；不会有国民党大怒，决心在东北开仗；不会有中共接下来的大反攻和长达四年、枉死数百万人的内战；也不会有后来的“新中国”，包括它对“阶级异己份子”的压迫、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剿灭、和60年代初造成平民死亡超过历次战争的“天灾”了——当然也不会有今天再起的海峡两岸重开谈判与军备竞赛。

当然，如果不是专门的党史研究者，几乎没有人知道这则指示，不知道在形势逼迫下、在当权的一方以和缓的态度对待在野政治力量时，有可能出现令平民百姓欣慰的局面。后人所知道的——从而也被教导着与熏染着的——永远是政客的空头许诺，以及“枪秆子里边出政权”，“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18、校场口

中共确曾有过的关于军队国家化的考虑，可惜只是“历史之一瞬”。因为，不过十天之后，在毛泽东的病势稍稍缓解，能勉力扶杖参加中央的会议之后，虽然不十分明确，但显然于心不甘地表达了他这样的一个见解：“我们与法国不同”；“美蒋要以统一消灭我们，我们要逃脱”。

参加会的人不置可否。因为，促使作出这一决定的，除了毛泽东本人那常人难以企及的坚忍，以及大独裁者所独有的那类除了自己的目标，一切都可以不顾的寡情鲜耻之外，当时的局面和政治气氛也占着很大比重。也就是说，毛泽东再固执，如果“造英雄”的局势不给他提供机会，他也只有空怀一腔激愤。

这机会竟是如此容易地送到了他的面前——还是由他的夙敌：国民党中的强硬派白送给他的。

原来，当时在国民党里，也和任何政党一样，大致有态度比较温和、主张民主建国、愿意与民间势力包括共产党谈判的鸽派（政学系）；和坚决反共、主张以强硬手段解决对方的鹰派（以中统系统为主）。当国民政府在美国的推动下，与在野各党、共产党及无党派人士，就战后局势进行政治协商，取得初步成功之后，鹰派恐慌起来，很怕自己的党内对手在未来的联合政府里占上风。

就在政协闭幕不久，当共产党正犹豫着，打算交出军队、进入联合政府的当口，陈立夫等忽然借“苏联在东北的利益”作文章，搅起一场反苏——当然同时也反共——的事端，即史称“校场口事件”。这位CC头目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虽然在他的指挥下，只在重庆街头打伤几个文化人，烧掉几间房子，却将美、苏、国、共数方共同艰难维护着的脆弱平衡骤然打破。其时间与空间上的影响力实在是那批街头流氓始料所未及。

原来，有《雅尔塔协议》和与国民政府签定的《中苏友好条约》的约束，在东北的苏联红军，虽然就其政治倾向而言，愿意帮共产党，但在实际做法上，还是很有顾忌，从而也就相当克制。“校场口事件”和这一事件之后关内的大规模反苏运动，再加上美英单方面公布了原本为秘约的《雅尔塔协议》，使得苏联的态度一下子强硬起来。它一反过去处处约制八路军的姿态，反过来催促中共将更多的主力部队速速调派，以便乘自己撤退之机，将政权交给中共。

令人难于想象的是，就在周恩来和刘少奇这样的共产党头面人物——他们一个在重庆一线谈判，一个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都认为在东北只要通过调停和谈判，使共产党取得一定的合法地位，即可适可而止的时候，苏联却一再催促增兵，质问“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鼓励中共放手大打，答应将已在自己手里包括万挺以上的轻、重机关枪和上千门各种火炮的日本仓库过手，以使中共全面接防东北。

苏联的这一态度，对抱病参加东北局势策划的毛泽东说来，不啻一剂强心针。类似“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越多越好，不惜重大伤亡”等指示，一一飞向东北前线。

战争绞肉机转动起来，中国的资源损耗在血海之中。在这过程中，也曾有过毛泽东力不从心，从而重提停战、要求谈判的时候，却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拒绝——这宁波人和他的湘潭敌手一样刚愎自用，一心只想全赢，最后几乎全输。

剿灭“共匪”就那么义正词严么？不过两个月前，在政协会议上，燕大教授张东荪在谈到军队国家化的时候说：“人民太苦了。抗战结束了，要这些军队干什么？我们要大裁军，全国军队同时公平整编，以后军队要成为国防军，不能再有党军。”但国防军只属于民主政府，只有党军才如此有兴趣于意识形态战。这话毛是不听的，蒋当然也不听。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党军和派军，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整整打了三十多年，包括抗日战争期间都在相互打。到了21世纪，还要隔着海峡打么？

19、毛泽东为什么和在什么时候决定向苏联“一面倒”

眼下四十岁左右的大陆中国人，对“苏联老大哥”和“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恐怕都还有相当深的印象。总的说来，由共产国际动议、具体策划创建、并一直受到它的资助的中共，自然而然应该“一面倒”。但我们又知道，由于国民政府当年所具有的“合法性”，以及外部世界对它的认可（并非由于辛亥暴动而在于它与清廷的议和），1949年以前，苏联并不希望中共公开这一亲密关系。从中共的一方讲，也绝对够不上请旌表水准的死心塌地。比如1944年，当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时，毛泽东就曾热切地希望向山姆大叔靠拢。那么，从“倾心相与”的1944年，到骂不绝口的1948年，究竟什么因素起了变化？

应该说，在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中共核心对美国与苏联的好恶或许尚在伯仲之间，这是因为，表面上看来，这二强都“一碗水端平”地力主中国不可打内战，而中共原本对自己人苏联的期望要高得多。校场口事件之后，苏联虽然与国府交恶，对中共和已经取得党内权威的毛泽东也没有太热乎。这是因为，第一它自己在欧洲和南斯拉夫问题上正焦头烂额；第二它不愿意让西方和国民党觉得自己是中共的大哥；第三对中共和毛那根深蒂固的藐视与戒心（“农民起义头目”、“游击队长”，不能读原著马列，也未必如王明般言听计从）并没有消除。这就是为什么从1947年中共准备和国民党决一死战（并确认一定打赢）之后，毛泽东三次热切要求秘密赴莫斯科，“就政治、军事、经济等重要问题向联共（布）中央同志请教”，而三次遭到拒绝。在这期间，中共虽然军事上节节获胜，但心里仍有不少惶惑：除了拿不准怎么对付曾经帮同合作反蒋的资产阶级外，对自己反复蛮干过的“土地国有化”和完全没门的工业与金融管理，也想当面请教（起码探出口风），而首要中之首要，则是苏联的物资支援，特别是那三亿美圆贷款。

很快地，到了1949年。在北平已经丢失、南京上海也危在旦夕时，南京政府又摇起橄榄枝，即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战犯求和”。斯大林不想再担一次“不许（中共）革命”的埋怨（读者应该记得，上一次是他逼毛到重庆去谈判），终于于该年一月底派要员米高扬到西柏坡去见“中国同志”。为期8天全面、深入也相当坦率的意见交换之后（如米问中共，斯大林这回给他们出的破坏和谈的阴招儿是不是走漏出去了？中共也直接问米，为什么在几乎所有国家都在静观局势发展未采取行动时，唯苏联大使馆跟随国民政府搬到广州），毛泽东在两个日夜折磨他的问题上有了底，第一莫斯科对共产党在中国武装夺权的肯定；第二对他本人是中国革命领袖的肯定。有了这两条在胸，虽比终日揣揣然（这样的日子毛忍受了多少年！只从他不管形势多紧急险恶，都绝对亲自控制对“远方”的联络即可知）要好得多，但还不足以使他在战后世界新格局建立的过程中，走上“一边倒”这类成熟政治家原则上不取的地步。

后来发生了什么，让他下了这样的决心？

当时，更具体说，在南京攻克之后的五、六月间，有两个人物——两个处在对立的营垒却都不希望见到中国被孤立在世界之外的人物——周恩来和司徒雷登（我们都知道他那时虽然已经不是驻华大使，但仍是桃李满“国共”的传教士教育家）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不使中美间游丝般的联络一下子断个干净，周恩来几乎在南京一攻克，就派司徒的高足黄华进驻这前国都，还安了个“中共南京军管会外侨事物处主任”的名目，以便与恩师正式联络；而司徒也正通过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还有一个主动请缨的陈铭枢等，努力了解新政权对中美关系的态度和高层接触的可能。

事实上，在积极地活动着的双方的后边，都有着强大的、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制约力量。中共方面是反帝、灭资喊了几十年的“左”；美国方面是在国会很有势力的麦卡锡潮流。双方数渠道几经接触，包括小心翼翼的探询、解释、预测和讨价还价，最后找到一个好借口：6月24日，请这位燕京创始人像往年那样回北平学校过生日。

这确实是一个借口，因为黄华前往“拜望司徒雷登，转达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讯息：如果司徒希望访问燕京大学，则毛、周欢迎他来北平”时候，已经是那生日之后的四天6月28日。但就在这时，一个令中共意外的局面发生：本来取主动态度的美国突然踌躇不前、司徒对这个他所盼望的结果的回应也相当低调。他回答说：他“虽然希望回燕京，但目前似无可能。而且像他那样的‘衰弱老人’长途乘坐火车太过劳累。”但正如我们今天通过阅读历史文献已经了然的，这并不是他本人的态度，因为在他向美国国务院报告中，他说的是：“此行定能推进相互之间的更好了解，并增强中共内自由派反苏分子的力量。它将为美国官员提供唯一的机会与中共首脑进行非正式的谈话。此种机会可能从此不再。这将是一个富有想象力和冒险精神的象征，显示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变化的开明姿态，并使今后中美关系获益。”

和后来中共常常表现出的强硬态度不同，为挽回局面，黄华再一次表示诚意，说“所有铁路可以供他使用”，甚至司徒要乘坐自己的飞机，也可以安排——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所尽的最大的努力。

当时最为焦急的人是以私人秘书身份为司徒操持一切的傅泾波（傅出身满族破落贵胄家族，曾是燕京品学兼优的穷学生，对淀积千年的中国高层政治运作具天生感悟）。他得到黄华答复后，劝司徒雷登先斩后奏、立即动身。耿介的司徒骂他“小玩闹”，随即按部就班报告请示。他心里有数：会见周恩来的指示本来自美国。他没有考虑到政局的瞬息万变。如果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不是艾奇逊，而是别的有担当的势力人物，批复可能会如司徒所期待地适时到达。无奈艾奇逊不敢擅自做主，将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拿到国会去讨论，回复到达：干干脆脆的“不许可”，并命令他立返华盛顿。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热脸贴到冷屁股上”，这是放到谁身上都觉万分屈辱与恼火的事，何况正经历着“天翻地覆慨而慷”、已经拿稳了苏联不会换马、对老美扶持自由派早已瞧在眼里记在心里、好不容易有条件地向党内温和派让了一小步的毛泽东。用不着等到7月2日傅泾波将美国的这一决定正式转告黄华，毛泽东已于三天前在他载入册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决绝地为新中国外交定了向：“必须一边倒”，“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当美国一个月后发布了那份《中美关系白皮书》之后，由伟大领袖亲自撰写的气势恢弘的“五评”随即出台。中美关系降到有史以来最低点。两年后，朝鲜战争爆发；二十年后——越战。二十三年后——尼克松访华。毛泽东那时连路都走不稳了，却迫不及待地要亲自到机场去接。

虽然他的子女都说俄文，毛泽东终生学英文而不碰俄文，并坚持用西方训练的私人医生（即后来写了回忆录的李志绥）。“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在他心里究竟是怎样的呢？

20、专制腐败

“克林顿即将访华，中美关系将开始新篇章”，成了20世纪末中共的的口头禅。因为与头号强国老美联袂而特别感到风光，对中国首脑人物说来，这不是第一次。对史料作过稍微浏览的人可能都记得那张照片：身披黑色斗篷的蒋介石微笑着，作为四大强国领袖之一，与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并排坐在阳光下。当然，以人口和埋在地底下的资源，再加上上千年的灿烂文明而论，中国当仁不让。但以实际国力、特别是普通百姓的生活质量而论，老蒋当时不会不心虚吧？

其实当时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这顶桂冠是罗斯福力排众议，硬送给蒋介石的。他之所以要这么做，倒不在于美丽的蒋夫人有多么大的魅力，而在于当年的这位美国总统真心诚意期望二战尽快结束，而后，一个亲美的、由稳定负责的民主政府治理的中国出现在东方。问题是，怎么统一，和统一成什么样子。

用中共当时的话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坚持着华北、华中和华南三条战线。他们已经建立起15个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了9000万居民。130万在华日、伪军中，我们正抗击着110万（占六分之五），国民党军队只对抗20万人（六分之一）”。这一数字固然带有我们相当熟悉的宣传味道，但中共作为抗日的一支力量，却是不容忽视的。

如何迫使日军早日彻底投降，即使在美国总部，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将武器装备分别提供给国共双方；一是只给政府，由政府决定给不给它辖下的中共军队。前一种意见从逻辑上看本来不错，无奈当时世界正处在两大意识形态瓜分全球和恐共反共勃兴期，很少有人会对扶持共产党的军队投赞成票。罗斯福于是召回谢伟思、召回史迪威，并以蒙古、东北等利益换得了苏联不支持中共的许诺，把宝押在了“国父传人”蒋介石身上。蒋这方面，当然也信誓旦旦，许诺改革开放、许诺反腐倡廉、许诺结束一党专制建立民主政体……。

如果一切都像设想的那样，当然皆大欢喜，美国总统为中国安排的美好前景也即刻可告实现。不料事情的发展竟完全成了另一个样子：没有得到美国装备、还被苏联贬为“并不是组织严密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是一群心怀不满的农民”的中共，从此大发奋，不但从蒋介石手里夺走了美国礼物、还逼苏联认了错，并在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统一之后，加入了社会主义大家庭，获得曾经无视它并背弃它的“老大哥”在军事和工业上“慷慨”援助。不过五年，一切都与不能说不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的罗斯福总统当年的设想相违。

问题出在哪里？

历史本来不兴说“如果当时……”，但若“从史实求史识”（陈寅恪语）角度看，如果当时罗斯福没有顺应“把共产主义扼杀在摇篮里”这一势头，而是采纳了谢伟思和几乎全体驻华使馆外交官的建议，与中共保持交往，使中共的军事实力大到在蒋介石看来不敢贸然发动内战的地步；然后由于双方力量——特别与外界交往的机会——不那么悬殊，真正的、容纳了各派政治势力的民主联合政府说不定有希望诞生，中美关系不会落到五十年代初的地步，韩战越战或许根本不会发生……

今天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已经证明共产主义并不适合二十世纪的人类。但当时连一座稍稍象样的城市都没有的中共怎么就没被扼杀掉；相反，不但获得了美援、还接收了几乎全部日伪物资的国民党政府，怎么竟在顷刻间垮掉，快得连想扶它一把都没有地方下手。

没有得到美国支持的中共得到了中国。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是蒋介石政权的腐败，以及使这腐败一茬茬滋生却得不到扼制的独裁政体。一个政权的独裁与腐败，不但与“主义”没有多大干系，也难于得救于外部资助。毋宁说，如果一个机体不慎而结上了独裁这样的毒瘤，营养越盛，滋长越快，直到整个彻底毁掉。

与罗斯福相比，克林顿今天面对的中国，就专制与腐败而言，与四十年前相比，有没有质的不同呢？

21、解放台湾

克林顿来中国，最感失落的，想来莫过于台湾当局了。北京的觥筹交错、握手言欢倒还在其次，口口声声恪守三协定，大陆对台湾动手属于内部事务，即使有几个F-16战斗飞行队在手，其内心之惶然恐怕也不下于1950年。

中共直到今天也不放弃动武之说；而且，和台湾当局一样，也真的在给外国军火贩子送钱。究竟是出于那放不下来的大架势，还是军方想乘机多得拨款，或者别的什么，包括“拯救海峡那边的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都是表面上政客们玩的“花活”。到底打还是不打，应该说，和50年前一样，最终还是实力与世界政治格局起作用。

50年前的今天，正是被正宗的国民政府称为“土共”的人民解放军，认为战略决战时机已经成熟，准备开始数百万国人相互大残杀的时刻。然后，正如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滚雪球般地滚进了数百万“翻身农民”和“投诚义军”的“人民武装”，在战火和劫掠之下变为赤贫万里的大地上挥戈南下，终于被挡在了大海边，包括那支操着绵软的山西话、准备派往台湾接收、而最终搁浅在福建的工作队。

与老蒋有着深仇大恨，并自认为代表了正义与民众的毛泽东，真想一家伙打过去呀！不仅想，当时还真的伸着手指头在福建的金门岛和浙江登步岛试了一下。惨重的损失终于使毛明白，道义上不堪一击的老蒋得到了大海的庇护；而战胜大海，光靠宣传队编歌骗农民已经不够，要靠实打实的舰艇飞机；而舰艇飞机后面的是技术与钱；技术与钱从哪里来？只有苏联老大哥；这个忙老大哥肯不肯帮？帮与不帮取决于什么？这正是近年才昭彰于世的、半个世纪前的那场政客交易。

由于历史文献，特别是前苏联文献解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当时社会主义大家庭在亚洲有大小两个兄弟，中国和北朝鲜。它们的领袖毛泽东和金日成，就成为本民族之雄主而言，是绝对不落人后的——二人用的居然也是同样的名义“被压迫人民盼望统一”。当时二人实力都不够，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海军与空军；北朝鲜更糟，坛子罐子加在一起，也不过三个勉强拼凑的步兵师，还没怎么打过大仗。

条件虽差，雄心不减，而且双方都知道斯大林世界格局的野心，于是也就把后援、包括外交、资金技术乃至实际参战的期望寄托在大哥苏联身上。中共这边，“百万雄师过大江”不过两个月，已经派刘少奇秘密访苏，向斯大林禀报自己1950年进攻台湾的计划，要求支持200架飞机并培训飞行员，还试探着问能否在作战时直接派遣苏联空军和海军。斯大林只答应了第一项，对第二项则坚决回绝。除了买卖上的考虑之外，最主要的顾忌是《雅尔塔协定》，也就是说，如果自己首先毁约，美国定将介入，从而“诱发美苏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

几乎就在同时，金日成也提出了相同的要求，得到的回答也几乎一样。只不过这名对苏联更为依赖、更为惟命是从、讨要起来也更为直接的前游击队员，还有一个二哥中共——可以仗着大哥之命，也可以仗着中国人即使裤带紧到最后一个洞眼也要保住面子与“前宗主国”骄傲禀性，死乞活讨，做为依靠的后备方案。

如果不是美国在1950年初突然宣布它“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特权，包括建立军事基地”；“美国的安全线不包括台湾也不包括南朝鲜”；斯大林是不会同意中共享他提供给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亿美元贷款中的一半，来购买海军设备的；也不可能主动会知金日成，批准他那个既莽撞又野心勃勃，而且还迫在眉睫的“统一朝鲜三阶段计划”的。

金日成极度兴奋。开战前6周，他按照大哥苏联的要求亲赴北京，来向二哥通报。正打算集中全力解放台湾的毛敏感到事情蹊跷，立刻中断会面，直接向苏联大使馆求证。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由于受到经济与意识形态双重制约，沮丧又气闷的毛不敢也没可能说声“不”，中国就这样卷进了朝鲜战争。

事情的结局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战祸，急需恢复生息的中国，掏空了国力在朝鲜与联合国军作战，以维持直到今天还是家族统治与粮食定量供应的北朝鲜政权。与“纸老虎”美帝打了个平手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毛的虚荣心，可台湾呢？1953年，在作出这个决定的斯大林死后，毛终于可以恨恨地骂他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是“百分之百的错了”；而他一生中两件大事中做梦做得最长的一件——解放台湾耽误掉，则直到临终辗转病榻之际，还在念念不忘。（没有被“解放”掉的台湾，二十世纪末期实现了繁荣，二十一世纪开头实现了民主，读史的人怎能不说“幸亏当初……”——作者2000年6月补记）

历史螺旋式重复，将不仅海峡两边、还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人，又推到一个与半个世纪前何其相似的时刻。虽然江泽民就集数职一身而言，绝类毛泽东，但五十年后的今天，双方拼打，用的已经不再是三八大盖和手榴弹。希望“不放弃武力”的说道，只不过是这位毛邓之后第三代领袖继承衣钵的一个摆设，一时还找不到地方扔。至于借了钱中国人互打，还要靠挣了钱的外国人来协调与说合，怎么说也是民族大耻辱，切盼台上政客们明鉴。”

22、国共秘密谈判（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国共双方有没有过通过和谈解决争端的努力呢？

我们通过前面的故事已经知道，国共双方剑拔弩张、势不两立，固然有意识形态方面的缘故，更主要的，还是双方背后“洋后台”的态度。

49年底、50年初，在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已经令美国朝野完全失望的情况下，杜鲁门发表“公开抛弃台湾”的声明。毛泽东大为鼓舞，一方面鼓励张治中“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努力工作、刻意经营”；一方面积极准备在7月对台湾用兵。不料既野心勃勃又胆大包天的金日成不管不顾地挑起了韩战，迫使美国再度介入。在麦帅发布了《在亚洲遏止共产党扩张的战略计划》之后，毛泽东也扔掉了他温文尔雅的那一手，声称为了“击破美蒋的军事和政治联合，必须向全国、全世界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这是1950年的夏天。到了这年秋天，北京开始炮击金门，两边关系彻底闹僵。

在中国经历了“建国初期”相对说来比较好的日子之后，不但以斡旋和谈判见长，与对方政要更有着盘根错节的袍泽关系的总理周恩来，在1955年试着提出“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条件是“美国不干涉”。到了1956年，也即后来给无数人上了当的“知识分子的春天”里，不但周恩来频频传话给过去的“老人儿”：“省亲会友、参观学习、投向祖国……一律欢迎”；毛泽东也大度地表示：“爱国不分先后”、“来去自由”。为了方便与台湾当局作具体商谈，中共中央设立了对台办公室，由周恩来负责。

1956年7月，周恩来在北京会见一位当时居住在香港的三十年代文化人曹聚仁先生。周主动提出，国共“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继而，在9月间中共中央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里正式发表：“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了之后。”并在以后会见记者时，一再说“蒋是有贡献的。若回来，会安排高于部长的职位。”

应该说，此时国共双方后边，都没有“更多地想着自己的利益与标准”的洋大人，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事情的时刻，正要到来。更为凑巧的是，就在当了总理的周恩来称赞他二十年代的校长的时候，蒋介石不知是出于他军事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或是什么人的劝说，也正派人到大陆探风。他选的是中华民国立法委员宋宜山：宋的弟弟宋希濂曾是解放军的战犯囚徒，他的湖南老乡李维汉正身任统战要职，另一名老乡唐生智胞弟唐生明简直就为了和国民党拉关系而在北京养着。

1957年4月，宋委员先由香港到广州，然后乘火车到北京。他当天就和只剩下“美食家”头衔的唐生明吃了饭，第三天见了政府总理和统战部长。这回双方已经没有棘手的军队和地盘问题。北京于是从政治角度提出“五条”：（1）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2）台湾成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3）台湾地区政务仍由蒋介石领导，共产党不派人前往干预；（4）国民党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5）外国军事力量必须撤离台湾海峡。

简直就是四十年后香港回归和眼下两岸谈判的蓝本。宋宜山似乎感受到了自己此行可能达成的成就。在余下的几天里，他在北京参观、游览、探望已经特赦的弟弟——感受到中国大陆毛泽东时代仅有的那几个月宽松活跃的气氛。

国共秘密谈判（二）

不但蒋介石派到大陆的立法委员宋宜山感到自己可能不负此行，北京方面也做出了同样的估计。在四月间欢迎苏联主席伏罗希洛夫的宴会上，毛泽东毫无避讳地谈到了“准备与国民党进行第三合作。”

可惜事情没有如此简单。五月份，在宋宜山兴冲冲回到香港，就自己这次“受命大陆行”写出一份长达一万五千字的报告，并立即呈送蒋介石之后，万万想不到的是，主动派他前去的老总统阅后竟然大不悦：不但对北京方面的“五项”完全不做回应，更传话叫宋不必再回台湾了。更为不巧的是，几乎在同时，北京开始了那场被后人称为“荒谬绝伦、形同自杀行为”的“反右”，气氛已经完全不对。

但政治对手的这次失误，却给了蒋介石以希望。1957年10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八大上言之凿凿，全部否定北京这回对他回应的诚意，说是：“统战阴谋”，重新提出“反攻大陆、光复国土、消灭匪寇、完成革命大计”，并立即与美国在海峡举行军事演习。

人类的经验证明，无论是人与人，还是党与党，抑或国与国之间，礼让固然能换得礼让，冲动更容易激起冲动。1958年夏天，第一批美国援助的F-100型战斗机抵达台湾，台湾军队集结金门马祖，拉开占据大陆的架势。北京立即回应：从8月到10月炮击金门，共发炮弹四十七万五千发——“海峡危机”时期开始。打炮之后，毛泽东再作姿态，甩开他声情并茂之笔，撰写《国防部长一告、再告台湾同胞书》，呼吁“和为上”，提醒对方“提防美国人”。到了这年秋末，美国和台湾在隆隆炮声中放弃了以武力保卫金马政策，国民党通过《策动大陆反共革命运动案》，提出“以主义光复大陆”。

毛泽东在晚年曾经说，他一生有两个梦，一是文革；一是解放台湾。事实确实如他所说：“海峡危机”没过去两年，他再度提出了“一纲四目”的对台政策。所谓一纲，即“和平统一”之纲；而“四目”，比起1956年的“五项”，更接近毛泽东的性格特色：（1）台湾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当地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都尊重蒋介石的意见；（2）所有军政费用和经济建设一切费用的不足部分，全部由中央拨付；（3）台湾的社会改造可以从缓，一定等到时机成熟后，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协商决定后实行；（4）双方互相不派遣特工人员，不做破坏双方团结的事情。

对此，蒋介石不予理睬。1962年4月和6月，作为毛泽东“尊重的同乡兼老友”、自1949年以来一直都在共产党手里封存着，要到时候才“以堪大用”的章士钊，两度赴香港主动联络，甚至老死是地，蒋介石都没有搭理。

这年，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已年届古稀。作为同样怀着独霸中国、从而得以比肩于中国历代著名皇帝的革命领袖，不可能不怀着同样心病，无时不将“统一大业”放在心上。虽然有此共同之处，四十年的积怨毕竟太深。这一命题，或许要留给他们各自的接班人了。

国共秘密谈判（三）

到了60年代中期，蒋经国在台湾已经实际执掌政务，而1965年7月，原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落叶归根般地回到大陆。也许他传过去了什么信息，也许他的行止触动了海峡那边一班人的什么情怀，总之，就在这年夏天，据说，十年前曾经受周恩来之托向台湾传话，却一直没有得到回音的曹聚仁，再度被蒋经国由香港秘密接到了台湾。

曹先生当时也已经不年轻了。据文章说，他见过蒋经国后，于10月间赶到了北京。当时北京虽然正热热闹闹地开着全运会，讨论着国民经济长远规划，政治火药的味道其实已经从几个文人的笔端散发出来。而毛泽东也已经在会上问出“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种咄咄逼人的问题。

曹聚仁并不知道这些。据说他先在北京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返回台湾复命。三天后，在蒋经国的陪伴下，蒋介石秘密接见了曹。据一位名叫陈敦德的作者披露，这次会见只有三人在场，曹传达了北京方面的信息之后，与蒋氏父子共同拟出一份似乎是综合了双方意见的“六项条件”——应该说，这六条相当荒谬，无论口气、用语，包括条件本身，都十分可疑。今天，在我们共同审视两岸和谈的可能性的当口，权且把这份可能最后由曹先生本人或后人转述的内情开列出来，供诸位参考鉴别。这1965年的“六条”是这样的：（1）蒋介石协同旧部回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汤沐邑”三个字的使用太不伦不类，蒋介石似乎不至于将自己认作受毛泽东赐予的前朝遗族）。（2）蒋经国任台湾省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之后再行磋商。（其实那时，台湾完成土地改革已经十多年，北京方面不可能不知道）（3）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若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大陆当时刚刚由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恢复过来，似无此能力，更况且台湾并未出现财政困难）（4）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厦门、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守台湾。（5）厦门和金门合并为一利伯维尔，并为双方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人选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6）台湾现任文武官员官阶、待遇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提高、不降低。

据文章披露，会见之后，曹聚仁老先生很是兴奋，只等北京认可后，即正式派人北上赴大陆了。不料1966年6月，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北京对台工作停顿。而对台湾方面说来，似乎又是一次“以主义光复大陆”的机会。似曾相识的强大政治攻势再度发起：“大陆政权分崩离析”、“反毛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讨逆”……。海峡两岸进入新的一轮冷战与抗衡。

待到缓和的声音重新发出时，已是1980年代初。从叶剑英委员长发布九条《告台湾同胞书》，又是20年过去了。在大陆的改革已经快把共产党弄得空俱其名，而台湾的国民党也已经不再能够独裁的情况下，这延续了七十多年国共仇恨，难道还解不开吗？过去结了仇的政客的接班人，难道还要向毛泽东、蒋介石那样，把两边中国人的性命、财富、安宁、尊严，当作自己的筹码来耍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