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今日看到“河北被拐卖女性竟成最美乡村女教师”新闻，点燃了我心底压抑已久的愤怒。我不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事，但还是忍不住要出声怒骂。不是因为这名可怜的女性忍气吞声，作为受害者她当得起这个“最美”称号，而是因为从上到下，整个环境的麻木与扭曲。对于这样一名被侮辱和损害的受害者，新闻媒体如此包装其境遇，而当地政府与公安机关见到媒体曝光后，对相关人员并无进一步惩治，也没有相应的救助措施。这不但让人愤怒，也让人绝望。但我万万没想到，这种赤裸裸的耻辱，竟然能被包装成正能量，最后奉献出一部名为《嫁给大山的女人》的电影。这不但是法律的耻辱，也是电影的耻辱。因此我决定带大家回忆一部可能很多人早已熟知的著名电影，《盲山》。著名导演李扬的这部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作品，才是《嫁给大山的女人》应有的真面目。
《盲山》拍摄于2007年，外景地在陕西秦岭。根据导演李扬的说法，这部电影不但基于真实事件改编，连演员也基本都是非专业演员，除了女主角白雪梅的扮演者毕业于电影学院，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演员，其他相关角色，全部由当地民众或非职业演员扮演。这是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很难想象一个地方的本地民众，会毫不在乎的出演这样一部电影。毕竟电影以展现本地的丑恶行径为目的，会严重损害当地声誉，甚至导致高层压力下的追惩，他们真的不怕么？不过在影片中这些非职业演员的本色出演，让人理解了他们毫不在乎的根源：他们压根不认为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是罪，不是恶，是本地风俗，天经地义。根据李扬的回忆，围观者在得知这是拍电影之后，还有人恬不知耻上来问“那个女娃娃（女主角）长得不错，干脆就卖给我吧”。这种令人齿冷的行径，让导演在电影尚未完全杀青，就撤离了外景地，部分镜头是在其他乡村场地拍摄完成。也正是这种完全真实的环境，让整部影片从头到尾，都弥漫着令人绝望的阴冷气息。甚至国内公映版那个相对和谐的结尾，也不能扭转这一氛围。
故事其实很简单，剧透也不会影响任何观感。女大学生白雪梅在勤工俭学时，被人贩子骗到山村拐卖给当地农民，惨遭强奸之后，多次试图逃亡未果，在生了一个孩子之后，终于利用机会传递出消息，让她父亲来救他。但在当地村民的阻挠下，白父和警察也无法带走她。最终在某天她独自溜出，在警察的接应下逃走，但她的孩子却不得不留在当地，又是一次骨肉分离。片尾的字幕告诉观众，每年有多少被拐卖妇女得到解救，尽管这并不能改变她们遭受迫害的事实。
这是国内公映版的结局，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这个公映版，但它好歹上映了。而海外公映版的结局则有所不同。警方用尽办法也未能救出白雪梅，而当她看见自己的父亲被当地村民围攻的时候，情急之下她拿起了菜刀，砍在了那个强奸她的男人头上。
显然，后一个结局更悲凉，也更符合现实，因为我们已经无数次在法制节目中见过类似的故事。
不过，只有当我们沉浸到故事细节中的时候，才能感受到那一刀的分量。
白雪梅被诱骗到陕西农村，发觉上当之后要去找警察报案，农民老头一瞪眼“你走了我的钱找谁去？”而老太婆则一边说软话，“女子，嫁谁都得嫁”，一边拿走了她的行李和钱包，“从今往后你就是额家的人了。”
农民黄德贵面对白雪梅“买卖妇女要坐牢”的警告，吐了一口唾沫，“坐球牢，谁家娶媳妇不花钱，我花钱了就是我的女人”。然后肆无忌惮的强奸了他。
黄德贵的表弟是村里的文书，算是相对有文化的人。在白雪梅向他求助的时候，他假装答应，先要钱，未果之后要白雪梅陪他睡一觉。但提起了裤子之后，他哈哈笑着离去，没有任何行动。令人讽刺的是，他介绍自己的时候是这么说的，“黄德诚，道德的德，诚信的诚”。
村里的乡民，帮着黄家监视白雪梅，甚至直接阻挠她逃跑，因为当地村里不止一家买来女人做媳妇，“她跑了把警察引来咋办？”
白雪梅试着逃跑，途径水塘，看到水塘里飘着一个小小的尸体，女婴。
作为村里唯一上过大学的人，孩子们都来找她求教，她也乐于给这些孩子讲课，几乎成了村里的代课教师，作为她忘记痛苦的唯一途径。但这些被她帮助的孩子家里，无人因此感激她，反而羡慕黄德贵运气好，买了个有文化的女人。
白雪梅用身体和村里杂货店老板交易，换来40元钱，终于逃上长途公共汽车，面对堵住车的村里人，她哭着哀求司机和售票员不要开门，“我买了票，我要回家”，而司机面无表情的打开门，让黄德贵把她揪着头发抓了下去，所有的乘客熟视无睹。
当乡里的警察终于出现，面对白雪梅的报警，警察却无动于衷，“你这是家务事，我咋管的上哩？”
白雪梅的父亲带着外地警察来救人，得不到任何接待和帮助，反而是各种隐瞒，阻挠，谩骂，殴打。全村人一起出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再次发挥威力，只是这次的海洋，是黑色的。
在影片取景的陕西秦岭大山深处，当地人毫不顾忌的谈着买个媳妇的花费。而在片中有个名叫赵小兰的外地妇女同样被拐卖而来，生了4个孩子，抱着最小的一边喂奶，一边劝白雪梅“跑个啥，哪里不是过日子”。这名龙套演员，真实身份就是一个被拐卖而来的妇女，她所作的就是她在村里经常做的事情。而她的丈夫因为20元一天的费用，几次三番殴打她，逼她出演，最后还以“我媳妇给你演戏，你也要给我管饭”的理由，在剧组蹭了几天饭。
所以当白雪梅最后那一刀，落到黄德贵的头上时，看电影的人感觉到胸中有口气，一泄而出，不是因为我们心存暴力，而是这泥沼一般的大山让人无路可走。相比国内版那个看着孩子泪流满面离去的结局，我宁可看到这种玉石俱焚的收场。甚至烧了整个村子都不为过。无论是电影，还是现实，都不能让人对这些人，这个地方有一丝怜悯。“罪有应得”是唯一能做出的评价。在这一刻，我们相信，没有人是无辜的，都是恶人，都有罪。不作为，比行凶更凶残。
这是一部令人愤懑，怒火中烧的电影，也是一部让人倍感无力，心生绝望的电影。因为它几乎不是电影，就是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实。它彻底打破了我们对这个世界“淳朴善良”的幻想，把黑色的罪直白地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无地自容。
更不可思议的是，直到今天，我们才知道这个现实，这个曾被《盲山》真实描绘的现实，竟然被披红挂彩，换了一个名字，叫做《嫁给大山的女人》，在2009年堂而皇之上映了。
而这个电影和它反应的现实，是被拐卖的打工妹，最后竟然“感动中国”？一片血肉模糊的凶案现场过后，把残肢断臂心肝脾肺摆成一个心形，凶案就成了喜事？丧事喜办，好手段！！
中国电影，为有《盲山》这样的电影而骄傲，也为有《嫁给大山的女人》这种电影而耻辱。无论什么理由，被拐卖的女性有多高尚，多忍辱负重，也不能改变她是受害者，需要被拯救的事实，而不是留在那个愚昧凶残的本地，彻底牺牲自己，试图扭转那糟烂的民众。那是当地政法和教育部门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她这个受害者需要承担的责任。这种让受害者奉献到底的“大爱”和“感动”，是打在所有人脸上的一记耳光。
不知你感动了没有，反正我已经接近冰冻了。
同样在2009年，我赶赴山东临沂，乔装采访“电击教授”杨永信和他的网瘾治疗事业。遇到了一个试图逃跑而被抓回去的“网瘾少年”，他光脚穿着球鞋，血从腿上流下来，悄悄的对我说，“跑不掉的，这个县城的人都指望这个医院发财，家长住在外面要给他们房租，吃饭穿衣要从他们那里买，谁帮人跑掉就是不让大家发财，连警察都不管我，说我是精神病院逃出来的疯子。所以没人能救我，没人。”
我看着他的眼睛，浑身冰冷，却无可奈何，几分钟之后，我就被踢了出去。那是我第一次对记者这个职业产生了怀疑。我们拼死拼活，熬夜写稿，有用么？就为了这些面对一点蝇头小利丧失人性的“群众”。
如今看来，还是有用的，不但有用，还必不可少。因为就算当时无能为力，并不能救助那些弱者，但至少我留下了真实的记录，就如同《盲山》一样，在《嫁给大山的女人》这种不知廉耻的电影出现的时候，我们还能用《盲山》这种真正的电影来反驳它，告诉后来人，真实的电影，真实的世界是怎样的。
社会罪恶的制造者从来不是个人，也从来不是小团体，它是一个社会的整体罪恶，是直接实施者、装聋作哑者，以及视而不见的观者们共同的罪恶。如果我们今天无所作为，连说话的勇气都没有，那么我们就和电影中无动于衷的人一样，是千万恶人中的一个。那记响亮的耳光，我们谁都逃不开。
所以，尽管明知不管用，我还是要在此做一次键盘侠，记录下今天真实的愤怒，也希望并不知《盲山》的朋友们，能去看看这部电影，哪怕一遍。尽管过程很痛苦，但这痛苦让我们警醒，让我们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也让我们牢记，我们该怎样活着。
我还是想说那句无用的废话：这个世界并不那么美好，所以才值得我们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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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全文，确实感到很汗颜。谢谢作者这位键盘侠。那些嘲笑键盘侠的人，你们其实就是一群懦夫，你们还好意思嘲笑人家键盘侠？？至少人家还敢“在网上痛斥这个社会的阴暗面”，而你们连“在网上痛斥这个社会的阴暗面”都不敢做，还说什么“你行，你上啊”，“YOU CAN,YOU UP”之类的大粪话，真是连猪狗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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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背景）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站在曲阳县下岸村郜艳敏家的门外，记者听到郜艳敏激动地质问将她截回的不明身份的人。
那是11月21日，记者去下岸村小学采访郜艳敏，虽然刻意谨慎，却仍旧很快被村里人发现，几个自称是“乡干部”后又称是县委宣传部的人把郜艳敏截了回去，然后“先兵后礼”驱赶记者，直到记者离开曲阳县为止。
在本刊记者到达下岸村之前，已先后有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凤凰卫视《冷暖人生》节目的摄制组采访受阻而回。镇上有人让郜艳敏“发自内心”地对《半边 天》节目组说：“我不愿意提起过去的事，不愿意接受采访。”凤凰卫视记者的拍摄资料被当地某部门人员强行洗去，《半边天》摄制组希望带郜艳敏去北京做节 目，但镇领导对下岸村支书下了死命令：“如果《半边天》带走了郜艳敏，就撤你的职，开除你的党籍！”
12年前被拐卖到河北曲阳县下岸村的河南姑娘郜艳敏，受尽磨难后成为这个山村小学唯一的女教师，并凭借自己的善良和智慧赢得了当地村民的尊敬和孩子们的喜爱；然而，如今的郜艳敏，再一次陷入与12年前一样的孤独、恐惧和茫然中。
“我不忍心伤害身边每一个人”
“我现在总是感到莫明其妙的压力，有时候想退缩了。我想不通这是谁的错？该怎么办才好？”郜艳敏跟记者说。
站在下岸村小学教室门口的郜艳敏，比记者想象中更瘦小，身高只有一米五左右，比她的学生高不了多少。你会很容易想到，12年前，当她被3个壮硕、持刀的人贩子挟持住时，是怎样地无助。
直到现在，莫名的挟持力量仍很强地束缚着郜艳敏，她一直在奋力挣扎。
从今年5月至今，已经有20多家媒体的记者采访过了郜艳敏。每一次受访，她就要重新回忆、讲述一遍那令自己屈辱和痛苦终身的经历：被骗走，被强暴，被拐卖……看到她痛楚不堪的神情，记者主动转换话题，但郜艳敏抽泣着说：“……没事，你问吧。”
那年的农历五月初一，准备回河南老家收麦的18岁的郜艳敏，在石家庄火车站被两名以“找工作”为借口的女人骗走，之后，在短短四天里被倒了3次手：先被两 名女子倒给3个男的，随后又被倒给另外两名男子，最后又被两个男的卖到了曲阳县下岸村。期间，她遭到奸污，每天经历着不堪忍受的折磨。以至于当最后的买主 ——她未来的公公——捏着2600元借来的钱出现时，郜艳敏扑过来，跪在老人面前，央求他快点将自己买走。
“我觉得我是个失败者。因为第一步就走错了：出来打工，结果被骗到山里卖掉。我的命运就这样被握到了人贩子的手里。”郜艳敏跟记者说。“我到下岸村十几 年，生活一直没有大的改善。这个村子，我来时就是这样的，现在还是这样。有时候我想，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呀？我给自己打过许多问号，都没有找到正确的答 案……”
但是，这个在尚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年龄即被人粗暴剥夺了这项权利的女孩，十多年来却从未停止过改变命运的努力。
“一般的人都会认命，我不会，我只能抗争。我被拐卖到这后，跑过一次，丈夫追上我，打了我一顿，把我抓了回去。我自杀过3次，第一次是刚来不久，穿着秋衣 跳了水，第二次吃的安眠药，第三次吃的老鼠药。”经历了多次死亡威胁的郜艳敏，讲到吃安眠药和老鼠药时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觉得与其苟且偷生，不如死了算了……在医院昏睡了两天，医生给我灌肠，回到家里后，又睡了几天。”郜艳敏轻轻叹气。“死而复生后，我就想，是不是我活着还有一点意义，否则，为什么老天不收我？”
自杀的念头并非那么轻易就能打消。2005年10月1日，郜艳敏的母亲郁郁而终。她去世一周年的那天晚上，郜艳敏在下岸村村口给母亲烧纸。“当我特别困难的时候，夜里做梦都会想到母亲，仿佛她在呼唤我去做伴。那时我就感到特别绝望，想追随母亲而去。”
刚到下岸村时，郜艳敏不相信任何人。她不去串门，也不跟任何人讲话，完全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我受伤害时，最先是两个女人骗了我，所以，我也不相信女人了。”
记者问：“你想过那两个女人贩子骗过你以后，还会再去骗别的女孩子吗？想到过她们是否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吗？”
郜艳敏迟疑了一下，回答：“我没想过她俩的命运……我相信老天不会总让她们这么幸运的。”
得知女儿被拐卖到河北山村做媳妇后，郜艳敏的父母就躺在炕上，整天不动。一年后，郜艳敏获准和丈夫一起回到家里。她问父母：“我能不能不回去了？”她抱着很大的希望，不想走了，但她等来的是父母艰难而尴尬的回答。
“父母说，这是你一辈子的事，无论你走哪条路，我们都会尊重你的选择。但是，希望你首先考虑公公婆婆他们一家人，如果你不回去，他们就人财两空了。我说， 我们可以还他的钱。父母说，不是钱的问题，他们也是农民，不容易，买你的钱，都是向别人借的。另外，在咱们这个地方，结过婚的女子，再想找个好对象就难 了……”
一番内心挣扎后，郜艳敏告别了躺在炕上流泪的父母，跟着丈夫又回到了曲阳县的深山沟里。
被两个女人拐卖，只是郜艳敏一连串人生苦难的导火索，这种苦难至今仍在持续：娘家那里，她的母亲因为女儿失踪哭瞎了双眼，很快又得了胰腺癌，不治而终。她 的父亲得了胃病、脑血栓、骨质增生和老年痴呆症，不得不离开老家，去在郑州打工的弟弟处养病。如今她的娘家，只剩下90高龄的奶奶和一个残疾的大伯相依为 命。她的弟弟到了结婚年龄，却连一间房子都没有。这边，公公患有关节炎，脑血栓说犯就犯，今年已经送医院抢救了两次。婆婆每到冬天就气管炎发作，下不来 炕，家务事全是她忙活。她丈夫弟兄四个，老大一家搬走了，买来的二嫂逃掉后，二哥破罐破摔，如今犯了重案，正在等待法院判决，留下一个9岁的儿子，跟着爷 爷奶奶和她这个婶婶生活。她丈夫排行老三，体弱多病，如今在山西打工。四弟因娶不上媳妇，“嫁”到外地做了上门女婿，轻易也不回一趟家。
而郜艳敏自己还拖着两个年幼的儿女。“有时我想，为什么我这么小，要让我担这么大的担子？真不想再担了！可是不担又怎么办？只有坚持。”郜艳敏跟记者说。
“老三，你要走了，这个家就全完了！我们也知道你难，有时候真的可怜你，担子太大了……” 郜艳敏的婆婆对她说。
“爸，妈，你们放心。媳妇来了这么多年，你们应该了解，相信我，我不会离开你们的。”郜艳敏这样回答她的公公婆婆。
记者问郜艳敏：“你对当初的这个选择后悔吗？”
郜艳敏回答：“人都得讲良心……我现在不后悔。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后悔有什么用？后悔也不能挽回这一切。”
郜艳敏并不讳言她与比她大6岁、小学三年级即辍学的丈夫“缺乏感情，没有一点共同语言”，但她又说：“我为什么会留下来？是公公、婆婆的善良打动了我。他 们对我很好，如果离开他们，我良心上也过不去。有时我也觉得自己懦弱——我是不忍心伤害身边的每一个人。自从来到她家，我一直努力做个好媳妇，没想过‘当 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像别的媳妇，不是跑，就是闹。”
从大山包围的下岸村到外面公路，只有短短的六七里。就这六七里地的阻隔，郜艳敏12年都没有走出来。
一件富于象征意义的事是，如今曲阳县其他地方都实现了公路“村村通”，却唯有下岸村的山路依然坑坑洼洼。
当教师，就像换了一个人
400多口人的下岸村，光从外地买来的媳妇就有三四十个。这些外地媳妇对待命运的态度可以简单分为两种：一、跑掉；二、不跑。
至今为止，下岸村的外地媳妇已经跑掉了一半，包括郜艳敏的二嫂，村里没娘的孩子有七八个。
每次看到别的媳妇跑掉，郜艳敏的心情都很复杂。
“她们走了，留下的孩子怎么办？……但我想她们都有难言之隐，反正当初都是被迫来的——如果不是被迫，谁也不会来到这个地方。她们把孩子丢在这，去别处寻找幸福，情有可原。那些留下来的媳妇，也有许多无可奈何之处。”
记者在下岸村采访时，遇到一个可爱的放羊女孩小芳。小芳今年14岁，小学毕业后就辍学了，在家放羊。她有3个哥哥，大哥和二哥都是小学毕业，只有三哥正念着初中。
小芳的大哥，如今跟郜艳敏的丈夫一起在山西采石场打工，因为弄伤了脚，回家休息了。“像我们这种没文化的人，只能出苦力。”小芳的大哥蹲在自家空荡荡的新房前，苦恼地跟记者说。
刚到下岸村时，郜艳敏被婆家人限制活动自由，几乎是文盲的丈夫替她去办身份证，把“郜艳敏”办成了“高彦敏”，3个字错了两个，给郜艳敏如今的生活带来许多不便。
下岸村的学龄儿童一共有50多个，其中十几个辍了学，在家放羊，只有几个刚上初中。1994年被拐卖到这里时，郜艳敏是下岸村文化程度最高的人，12年过去了，这个初中毕业生还是全村文化程度最高的人。
正是这种局面，7年前，郜艳敏开始当村里教学点的老师。当时，下岸村小学要合并到辉灵中心小学，孩子们上学要翻山越岭。大点的孩子尚可做到，一二年级的学 生只好全部辍学。这种情况下，辉岭中心小学决定在下岸村设一个教学点，校长马民家多次找到本村唯一的初中毕业生郜艳敏，恳请她出任教师。
“其他的老师都有乡里发工资，他们是公办教师，我不属于公办老师，也不属于民办老师，连代课老师都不属于，我是临时的。”郜艳敏笑对记者说。
这一“临时”就“临时”了7年多。郜艳敏一人教着下岸村教学点两个年级的十几名学生。除了语文、算术、自然等正常课程外，郜艳敏还给孩子们开设了音乐课，教他们唱歌；开设美术课，教他们画画。几年来，在附近几个与下岸村相似的教学点中，下岸村的学生成绩都居中上游。
刚开始，下岸村的教学点在村外一间石头垒的黑屋子里，四面透风。冬天来了，郜艳敏就把孩子们叫到自家炕上上课。每到课间休息，她还要去村外担水给孩子们喝。去年，下岸村教学点得到外界资助，装修了6间新教室，这里成了整个下岸村最豪华的场所。
“童年时，我是个乐观的小女孩。”郜艳敏跟记者说，“自从受了那场刺激之后，就快乐不起来了，觉得没法见人，开心的时间太少了——只有跟孩子在一起，才会开心。我喜欢孩子们，我给他们带来希望，他们也给我带来希望。他们让我想到自己的童年。”
去年“六一”儿童节，在曲阳县农民摄影家刘向阳的帮助下，郜艳敏和下岸村小学的孩子们来到北京，观看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
郜艳敏高兴极了，在火车上又说又笑，像个孩子。从北京回家后，她就给老家的父亲打电话，说她到过北京，看到天安门，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
此后，郜艳敏就像变了一个人，变的爱说话了，也开朗了，在她内心深处缠绕了12年的恐惧渐渐消散了，她说觉得自己活着有了意义。
“现在我的信心更大了。”郜艳敏说，“虽然社会上也有坏人，但是好人更多。把自己封闭起来是不对的，要勇敢地面对现实！”
除了给自己的15名学生上课外，郜艳敏还开办了扫盲班，用礼拜天时间给村里的辍学孩子上课。郜艳敏和下岸村小学的故事被媒体报道后，各界热心人的救助纷至 沓来，郜艳敏把这些热心人统统称作“爱心人士”。她希望“爱心人士”们能结对帮助下岸村的失学儿童，让他们继续把书念下去。
村里的老党员跟郜艳敏说：“如果我们村的人都像你一样，村里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所以，一定要介绍她入党。2005年，郜艳敏写了入党申请书，现在已经是中共预备党员。
“但是，现在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不知道今年能不能批准我正式入党？”郜艳敏担忧地说。
“我只想跟孩子们在一起”
“只要我还站在这里一天，就要帮他们。当然，仅靠我一个人是不够的。”
在跟记者交谈中，郜艳敏提到最多的两个字是：文化。“除了我，村里还没有一个初中毕业生。我觉得没有文化就没有出路，只能像他们的祖辈一样，放羊。” 郜艳敏说，她要尽最大的能力帮助村里人。
但婆婆对她说：“老三，如果你还像现在这样，你干任何事，人家都不会帮你。”
郜艳敏沉默了。她对记者说：“这个地方封闭、保守，一个女人抛头露面，东奔西跑，就更难了。我在下岸村小学默默干了六、七年，是为了什么？现在不但不被认可，压力反而变得更大了。”
今年7月，当凤凰卫视请郜艳敏去北京作节目时，“我一路走，一路给自己壮胆，但还是害怕……一出门，我就想起不愉快的事。我特别不愿意去石家庄火车站，一 去那里，就想起那两个女的，头就像要爆炸似的，我拼命让自己冷静，想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郜艳敏难以抑止地哭出声来，这一年来，媒体的报道给了她新的希 望，同时，却也让她承受了愈来愈多的奇怪的压力。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面对此地买卖媳妇这段真实而丑陋的历史。
采访中，有当地人对记者说：“媒体对郜艳敏的报道是在揭曲阳县的伤疤”。而十几年来，当地政府是否组织过打击人贩子解救被拐妇女的行动，郜艳敏说她并不知道。“自从进了山，十几年我都很少出去过，我能上哪里去呀？我就像傻子一样，与外界一点也接触不到，什么都不知道。”
郜艳敏和下岸村小学所映照出的当地教育资源投入严重不足的事实，更被一些人忌讳为外界所知。曲阳县一位老教育工作者告诉记者：“郜艳敏的事迹被媒体报道 后，县上一些人很恼怒，说她给曲阳教育系统找了许多麻烦，他们宁愿让孩子们走10里路去山外上学，也不愿让郜老师再干这个工作。”
郜艳敏的工资是每月200元。先是每月一发，后来两月一发，从2004年开始，变成了一年一发。2005年秋天，郜艳敏的母亲患胰腺癌住院，她向学校提出把工资开出来，催了几次都没开，只好借钱回去了。等到母亲病逝，郜艳敏从老家回来后一个月，工资才发下来。
2006年9月，新学期开学，上一年的工资应该发了，但到记者采访时为止，郜艳敏还没拿到。此时已被多家媒体报道过的郜艳敏去中心小学询问时，学校领导说：“镇上没钱，有钱就给你发工资了。”
与郜艳敏被拖欠工资的事实可资对比的是：3年前，曲阳县教育系统因为一名“百万巨贪”——教育局局长郝成学而在全国名噪一时。郝成学上任教育局长1年半， 家里的存款就增加了100多万元。2003年6月，郝成学腐败的劣迹东窗事发，检察人员从郝家共搜出1000多瓶酒，包括五粮液、茅台及各类洋酒；搜出 ６１张存折共206万元的存款以及11万元现金；他家的地下室堆满了大米、食用油等，许多早已过期变质，足足可以装满两卡车……
“郝成学落马3年来，曲阳没有专职教育局长，一直由一名副县长兼任。据说是这个岗位‘太热’，许多人‘想’，但人选不好选，只能先空着。于是出现了这样的 情形：这名副县长不仅主管教育，还分管文化、体育、广播、旅游等多项政府工作，精力分散；教育局一名书记负责全面，而又有一名副局长主管人事……”这是河 北媒体近期的报道。
自从郜艳敏的事迹被国内多家媒体报道后，有许多人给郜艳敏及下岸村小学捐款、捐物。一些指名捐给郜艳敏的钱，她也送给了更贫困的学生。但有人担心郜艳敏会 “贪污”这些钱物，今年6月份，镇政府出面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在媒体上公布了电话、通信地址等，全面接收外界捐赠，然而事实是，基金会成立后，捐赠反 而减少了。
一位美籍华人给郜艳敏寄来了250美元，信上告诉郜艳敏“这笔钱是给你的，你可根据自己的感觉去使用”。
这笔钱由镇里的书记、村里的书记和郜艳敏三方共同从银行取出后，直接放进了镇慈善基金会里。下岸村村干部和郜艳敏希望将这笔钱用来给村里修路，修通那六七里郜艳敏12年都没有走出去的坑坑洼洼的山路，但他们跟掌握着基金会的镇领导协商不好，那些钱取不出来。
今年5月30日《燕赵都市报》报道说：因该报此前所报道的郜艳敏当代课教师的经历，以及适龄孩子辍学、教育投入不足等问题，暴露了当地教育管理部门的种种漏洞，曲阳县有关方面为包“家丑”，竟决定取消下岸村教学点，不再聘请郜艳敏当老师。
消息披露后，上百名读者致电报社，对曲阳教育局这一做法表示不满。舆论压力之下，曲阳教育局有关领导重新表示：尊重现实，下岸教学点暂不取消，郜艳敏老师继续留任。
然而，相关的警报并未完全解除。12年前，郜艳敏初到下岸村时，因为怕这买来的媳妇跑了，她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婆家人的监视。12年后，郜艳敏受到了另外一种监视，同样令她动弹不得。
下岸村村民们告诉记者，今年7月10日暑假前，县、镇干部在下岸村站岗40多天，阻挡前来采访郜艳敏的媒体记者。这期间，除了去山外邮局取包裹，郜艳敏不 能随便离开下岸村。9月份暑假结束开学后，辉灵中心小学向下岸村教学点终于派来另一位女教师和郜艳敏共同工作，不过她的主要任务之一却是注意来访的记者， 及时向镇里报告。
在郜艳敏被截回村子，记者被人“护送”出下岸村而来到保定下属的曲阳县县城后，有关人员对记者说：“你还是赶紧走，你不走，我们就一直跟着。”记者只好连夜赶到保定，大部分采访只能在保定的宾馆里电话进行。
采访的最后，孤独的郜艳敏在电话那端哭了，哭泣的郜艳敏说：“我不能预料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内心充满了茫然。我就像一条飘在河心里的船，不知道该往哪里靠岸。”
她说：“我只想跟孩子们在一起，只要不开除我就好。如果等个一年半载，等媒体不太关注了，再开除我，我就只好离开我心爱的讲台……”
《盲山》拍摄于2007年，外景地在陕西秦岭。根据导演李扬的说法，这部电影不但基于真实事件改编，连演员也基本都是非专业演员，除了女主角白雪梅的扮演者毕业于电影学院，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演员，其他相关角色，全部由当地民众或非职业演员扮演。这是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很难想象一个地方的本地民众，会毫不在乎的出演这样一部电影。毕竟电影以展现本地的丑恶行径为目的，会严重损害当地声誉，甚至导致高层压力下的追惩，他们真的不怕么？不过在影片中这些非职业演员的本色出演，让人理解了他们毫不在乎的根源：他们压根不认为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是罪，不是恶，是本地风俗，天经地义。根据李扬的回忆，围观者在得知这是拍电影之后，还有人恬不知耻上来问“那个女娃娃（女主角）长得不错，干脆就卖给我吧”。这种令人齿冷的行径，让导演在电影尚未完全杀青，就撤离了外景地，部分镜头是在其他乡村场地拍摄完成。也正是这种完全真实的环境，让整部影片从头到尾，都弥漫着令人绝望的阴冷气息。甚至国内公映版那个相对和谐的结尾，也不能扭转这一氛围。
故事其实很简单，剧透也不会影响任何观感。女大学生白雪梅在勤工俭学时，被人贩子骗到山村拐卖给当地农民，惨遭强奸之后，多次试图逃亡未果，在生了一个孩子之后，终于利用机会传递出消息，让她父亲来救他。但在当地村民的阻挠下，白父和警察也无法带走她。最终在某天她独自溜出，在警察的接应下逃走，但她的孩子却不得不留在当地，又是一次骨肉分离。片尾的字幕告诉观众，每年有多少被拐卖妇女得到解救，尽管这并不能改变她们遭受迫害的事实。
这是国内公映版的结局，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这个公映版，但它好歹上映了。而海外公映版的结局则有所不同。警方用尽办法也未能救出白雪梅，而当她看见自己的父亲被当地村民围攻的时候，情急之下她拿起了菜刀，砍在了那个强奸她的男人头上。
显然，后一个结局更悲凉，也更符合现实，因为我们已经无数次在法制节目中见过类似的故事。
不过，只有当我们沉浸到故事细节中的时候，才能感受到那一刀的分量。
白雪梅被诱骗到陕西农村，发觉上当之后要去找警察报案，农民老头一瞪眼“你走了我的钱找谁去？”而老太婆则一边说软话，“女子，嫁谁都得嫁”，一边拿走了她的行李和钱包，“从今往后你就是额家的人了。”
农民黄德贵面对白雪梅“买卖妇女要坐牢”的警告，吐了一口唾沫，“坐球牢，谁家娶媳妇不花钱，我花钱了就是我的女人”。然后肆无忌惮的强奸了他。
黄德贵的表弟是村里的文书，算是相对有文化的人。在白雪梅向他求助的时候，他假装答应，先要钱，未果之后要白雪梅陪他睡一觉。但提起了裤子之后，他哈哈笑着离去，没有任何行动。令人讽刺的是，他介绍自己的时候是这么说的，“黄德诚，道德的德，诚信的诚”。
村里的乡民，帮着黄家监视白雪梅，甚至直接阻挠她逃跑，因为当地村里不止一家买来女人做媳妇，“她跑了把警察引来咋办？”
白雪梅试着逃跑，途径水塘，看到水塘里飘着一个小小的尸体，女婴。
作为村里唯一上过大学的人，孩子们都来找她求教，她也乐于给这些孩子讲课，几乎成了村里的代课教师，作为她忘记痛苦的唯一途径。但这些被她帮助的孩子家里，无人因此感激她，反而羡慕黄德贵运气好，买了个有文化的女人。
白雪梅用身体和村里杂货店老板交易，换来40元钱，终于逃上长途公共汽车，面对堵住车的村里人，她哭着哀求司机和售票员不要开门，“我买了票，我要回家”，而司机面无表情的打开门，让黄德贵把她揪着头发抓了下去，所有的乘客熟视无睹。
当乡里的警察终于出现，面对白雪梅的报警，警察却无动于衷，“你这是家务事，我咋管的上哩？”
白雪梅的父亲带着外地警察来救人，得不到任何接待和帮助，反而是各种隐瞒，阻挠，谩骂，殴打。全村人一起出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再次发挥威力，只是这次的海洋，是黑色的。
在影片取景的陕西秦岭大山深处，当地人毫不顾忌的谈着买个媳妇的花费。而在片中有个名叫赵小兰的外地妇女同样被拐卖而来，生了4个孩子，抱着最小的一边喂奶，一边劝白雪梅“跑个啥，哪里不是过日子”。这名龙套演员，真实身份就是一个被拐卖而来的妇女，她所作的就是她在村里经常做的事情。而她的丈夫因为20元一天的费用，几次三番殴打她，逼她出演，最后还以“我媳妇给你演戏，你也要给我管饭”的理由，在剧组蹭了几天饭。
所以当白雪梅最后那一刀，落到黄德贵的头上时，看电影的人感觉到胸中有口气，一泄而出，不是因为我们心存暴力，而是这泥沼一般的大山让人无路可走。相比国内版那个看着孩子泪流满面离去的结局，我宁可看到这种玉石俱焚的收场。甚至烧了整个村子都不为过。无论是电影，还是现实，都不能让人对这些人，这个地方有一丝怜悯。“罪有应得”是唯一能做出的评价。在这一刻，我们相信，没有人是无辜的，都是恶人，都有罪。不作为，比行凶更凶残。
这是一部令人愤懑，怒火中烧的电影，也是一部让人倍感无力，心生绝望的电影。因为它几乎不是电影，就是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实。它彻底打破了我们对这个世界“淳朴善良”的幻想，把黑色的罪直白地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无地自容。
更不可思议的是，直到今天，我们才知道这个现实，这个曾被《盲山》真实描绘的现实，竟然被披红挂彩，换了一个名字，叫做《嫁给大山的女人》，在2009年堂而皇之上映了。
而这个电影和它反应的现实，是被拐卖的打工妹，最后竟然“感动中国”？一片血肉模糊的凶案现场过后，把残肢断臂心肝脾肺摆成一个心形，凶案就成了喜事？丧事喜办，好手段！！
中国电影，为有《盲山》这样的电影而骄傲，也为有《嫁给大山的女人》这种电影而耻辱。无论什么理由，被拐卖的女性有多高尚，多忍辱负重，也不能改变她是受害者，需要被拯救的事实，而不是留在那个愚昧凶残的本地，彻底牺牲自己，试图扭转那糟烂的民众。那是当地政法和教育部门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她这个受害者需要承担的责任。这种让受害者奉献到底的“大爱”和“感动”，是打在所有人脸上的一记耳光。
不知你感动了没有，反正我已经接近冰冻了。
同样在2009年，我赶赴山东临沂，乔装采访“电击教授”杨永信和他的网瘾治疗事业。遇到了一个试图逃跑而被抓回去的“网瘾少年”，他光脚穿着球鞋，血从腿上流下来，悄悄的对我说，“跑不掉的，这个县城的人都指望这个医院发财，家长住在外面要给他们房租，吃饭穿衣要从他们那里买，谁帮人跑掉就是不让大家发财，连警察都不管我，说我是精神病院逃出来的疯子。所以没人能救我，没人。”
我看着他的眼睛，浑身冰冷，却无可奈何，几分钟之后，我就被踢了出去。那是我第一次对记者这个职业产生了怀疑。我们拼死拼活，熬夜写稿，有用么？就为了这些面对一点蝇头小利丧失人性的“群众”。
如今看来，还是有用的，不但有用，还必不可少。因为就算当时无能为力，并不能救助那些弱者，但至少我留下了真实的记录，就如同《盲山》一样，在《嫁给大山的女人》这种不知廉耻的电影出现的时候，我们还能用《盲山》这种真正的电影来反驳它，告诉后来人，真实的电影，真实的世界是怎样的。
社会罪恶的制造者从来不是个人，也从来不是小团体，它是一个社会的整体罪恶，是直接实施者、装聋作哑者，以及视而不见的观者们共同的罪恶。如果我们今天无所作为，连说话的勇气都没有，那么我们就和电影中无动于衷的人一样，是千万恶人中的一个。那记响亮的耳光，我们谁都逃不开。
所以，尽管明知不管用，我还是要在此做一次键盘侠，记录下今天真实的愤怒，也希望并不知《盲山》的朋友们，能去看看这部电影，哪怕一遍。尽管过程很痛苦，但这痛苦让我们警醒，让我们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也让我们牢记，我们该怎样活着。
我还是想说那句无用的废话：这个世界并不那么美好，所以才值得我们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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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全文，确实感到很汗颜。谢谢作者这位键盘侠。那些嘲笑键盘侠的人，你们其实就是一群懦夫，你们还好意思嘲笑人家键盘侠？？至少人家还敢“在网上痛斥这个社会的阴暗面”，而你们连“在网上痛斥这个社会的阴暗面”都不敢做，还说什么“你行，你上啊”，“YOU CAN,YOU UP”之类的大粪话，真是连猪狗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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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背景）
郜艳敏，被拐来的教师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站在曲阳县下岸村郜艳敏家的门外，记者听到郜艳敏激动地质问将她截回的不明身份的人。
那是11月21日，记者去下岸村小学采访郜艳敏，虽然刻意谨慎，却仍旧很快被村里人发现，几个自称是“乡干部”后又称是县委宣传部的人把郜艳敏截了回去，然后“先兵后礼”驱赶记者，直到记者离开曲阳县为止。
在本刊记者到达下岸村之前，已先后有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凤凰卫视《冷暖人生》节目的摄制组采访受阻而回。镇上有人让郜艳敏“发自内心”地对《半边 天》节目组说：“我不愿意提起过去的事，不愿意接受采访。”凤凰卫视记者的拍摄资料被当地某部门人员强行洗去，《半边天》摄制组希望带郜艳敏去北京做节 目，但镇领导对下岸村支书下了死命令：“如果《半边天》带走了郜艳敏，就撤你的职，开除你的党籍！”
12年前被拐卖到河北曲阳县下岸村的河南姑娘郜艳敏，受尽磨难后成为这个山村小学唯一的女教师，并凭借自己的善良和智慧赢得了当地村民的尊敬和孩子们的喜爱；然而，如今的郜艳敏，再一次陷入与12年前一样的孤独、恐惧和茫然中。
“我不忍心伤害身边每一个人”
“我现在总是感到莫明其妙的压力，有时候想退缩了。我想不通这是谁的错？该怎么办才好？”郜艳敏跟记者说。
站在下岸村小学教室门口的郜艳敏，比记者想象中更瘦小，身高只有一米五左右，比她的学生高不了多少。你会很容易想到，12年前，当她被3个壮硕、持刀的人贩子挟持住时，是怎样地无助。
直到现在，莫名的挟持力量仍很强地束缚着郜艳敏，她一直在奋力挣扎。
从今年5月至今，已经有20多家媒体的记者采访过了郜艳敏。每一次受访，她就要重新回忆、讲述一遍那令自己屈辱和痛苦终身的经历：被骗走，被强暴，被拐卖……看到她痛楚不堪的神情，记者主动转换话题，但郜艳敏抽泣着说：“……没事，你问吧。”
那年的农历五月初一，准备回河南老家收麦的18岁的郜艳敏，在石家庄火车站被两名以“找工作”为借口的女人骗走，之后，在短短四天里被倒了3次手：先被两 名女子倒给3个男的，随后又被倒给另外两名男子，最后又被两个男的卖到了曲阳县下岸村。期间，她遭到奸污，每天经历着不堪忍受的折磨。以至于当最后的买主 ——她未来的公公——捏着2600元借来的钱出现时，郜艳敏扑过来，跪在老人面前，央求他快点将自己买走。
“我觉得我是个失败者。因为第一步就走错了：出来打工，结果被骗到山里卖掉。我的命运就这样被握到了人贩子的手里。”郜艳敏跟记者说。“我到下岸村十几 年，生活一直没有大的改善。这个村子，我来时就是这样的，现在还是这样。有时候我想，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呀？我给自己打过许多问号，都没有找到正确的答 案……”
但是，这个在尚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年龄即被人粗暴剥夺了这项权利的女孩，十多年来却从未停止过改变命运的努力。
“一般的人都会认命，我不会，我只能抗争。我被拐卖到这后，跑过一次，丈夫追上我，打了我一顿，把我抓了回去。我自杀过3次，第一次是刚来不久，穿着秋衣 跳了水，第二次吃的安眠药，第三次吃的老鼠药。”经历了多次死亡威胁的郜艳敏，讲到吃安眠药和老鼠药时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觉得与其苟且偷生，不如死了算了……在医院昏睡了两天，医生给我灌肠，回到家里后，又睡了几天。”郜艳敏轻轻叹气。“死而复生后，我就想，是不是我活着还有一点意义，否则，为什么老天不收我？”
自杀的念头并非那么轻易就能打消。2005年10月1日，郜艳敏的母亲郁郁而终。她去世一周年的那天晚上，郜艳敏在下岸村村口给母亲烧纸。“当我特别困难的时候，夜里做梦都会想到母亲，仿佛她在呼唤我去做伴。那时我就感到特别绝望，想追随母亲而去。”
刚到下岸村时，郜艳敏不相信任何人。她不去串门，也不跟任何人讲话，完全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我受伤害时，最先是两个女人骗了我，所以，我也不相信女人了。”
记者问：“你想过那两个女人贩子骗过你以后，还会再去骗别的女孩子吗？想到过她们是否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吗？”
郜艳敏迟疑了一下，回答：“我没想过她俩的命运……我相信老天不会总让她们这么幸运的。”
得知女儿被拐卖到河北山村做媳妇后，郜艳敏的父母就躺在炕上，整天不动。一年后，郜艳敏获准和丈夫一起回到家里。她问父母：“我能不能不回去了？”她抱着很大的希望，不想走了，但她等来的是父母艰难而尴尬的回答。
“父母说，这是你一辈子的事，无论你走哪条路，我们都会尊重你的选择。但是，希望你首先考虑公公婆婆他们一家人，如果你不回去，他们就人财两空了。我说， 我们可以还他的钱。父母说，不是钱的问题，他们也是农民，不容易，买你的钱，都是向别人借的。另外，在咱们这个地方，结过婚的女子，再想找个好对象就难 了……”
一番内心挣扎后，郜艳敏告别了躺在炕上流泪的父母，跟着丈夫又回到了曲阳县的深山沟里。
被两个女人拐卖，只是郜艳敏一连串人生苦难的导火索，这种苦难至今仍在持续：娘家那里，她的母亲因为女儿失踪哭瞎了双眼，很快又得了胰腺癌，不治而终。她 的父亲得了胃病、脑血栓、骨质增生和老年痴呆症，不得不离开老家，去在郑州打工的弟弟处养病。如今她的娘家，只剩下90高龄的奶奶和一个残疾的大伯相依为 命。她的弟弟到了结婚年龄，却连一间房子都没有。这边，公公患有关节炎，脑血栓说犯就犯，今年已经送医院抢救了两次。婆婆每到冬天就气管炎发作，下不来 炕，家务事全是她忙活。她丈夫弟兄四个，老大一家搬走了，买来的二嫂逃掉后，二哥破罐破摔，如今犯了重案，正在等待法院判决，留下一个9岁的儿子，跟着爷 爷奶奶和她这个婶婶生活。她丈夫排行老三，体弱多病，如今在山西打工。四弟因娶不上媳妇，“嫁”到外地做了上门女婿，轻易也不回一趟家。
而郜艳敏自己还拖着两个年幼的儿女。“有时我想，为什么我这么小，要让我担这么大的担子？真不想再担了！可是不担又怎么办？只有坚持。”郜艳敏跟记者说。
“老三，你要走了，这个家就全完了！我们也知道你难，有时候真的可怜你，担子太大了……” 郜艳敏的婆婆对她说。
“爸，妈，你们放心。媳妇来了这么多年，你们应该了解，相信我，我不会离开你们的。”郜艳敏这样回答她的公公婆婆。
记者问郜艳敏：“你对当初的这个选择后悔吗？”
郜艳敏回答：“人都得讲良心……我现在不后悔。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后悔有什么用？后悔也不能挽回这一切。”
郜艳敏并不讳言她与比她大6岁、小学三年级即辍学的丈夫“缺乏感情，没有一点共同语言”，但她又说：“我为什么会留下来？是公公、婆婆的善良打动了我。他 们对我很好，如果离开他们，我良心上也过不去。有时我也觉得自己懦弱——我是不忍心伤害身边的每一个人。自从来到她家，我一直努力做个好媳妇，没想过‘当 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像别的媳妇，不是跑，就是闹。”
从大山包围的下岸村到外面公路，只有短短的六七里。就这六七里地的阻隔，郜艳敏12年都没有走出来。
一件富于象征意义的事是，如今曲阳县其他地方都实现了公路“村村通”，却唯有下岸村的山路依然坑坑洼洼。
当教师，就像换了一个人
400多口人的下岸村，光从外地买来的媳妇就有三四十个。这些外地媳妇对待命运的态度可以简单分为两种：一、跑掉；二、不跑。
至今为止，下岸村的外地媳妇已经跑掉了一半，包括郜艳敏的二嫂，村里没娘的孩子有七八个。
每次看到别的媳妇跑掉，郜艳敏的心情都很复杂。
“她们走了，留下的孩子怎么办？……但我想她们都有难言之隐，反正当初都是被迫来的——如果不是被迫，谁也不会来到这个地方。她们把孩子丢在这，去别处寻找幸福，情有可原。那些留下来的媳妇，也有许多无可奈何之处。”
记者在下岸村采访时，遇到一个可爱的放羊女孩小芳。小芳今年14岁，小学毕业后就辍学了，在家放羊。她有3个哥哥，大哥和二哥都是小学毕业，只有三哥正念着初中。
小芳的大哥，如今跟郜艳敏的丈夫一起在山西采石场打工，因为弄伤了脚，回家休息了。“像我们这种没文化的人，只能出苦力。”小芳的大哥蹲在自家空荡荡的新房前，苦恼地跟记者说。
刚到下岸村时，郜艳敏被婆家人限制活动自由，几乎是文盲的丈夫替她去办身份证，把“郜艳敏”办成了“高彦敏”，3个字错了两个，给郜艳敏如今的生活带来许多不便。
下岸村的学龄儿童一共有50多个，其中十几个辍了学，在家放羊，只有几个刚上初中。1994年被拐卖到这里时，郜艳敏是下岸村文化程度最高的人，12年过去了，这个初中毕业生还是全村文化程度最高的人。
正是这种局面，7年前，郜艳敏开始当村里教学点的老师。当时，下岸村小学要合并到辉灵中心小学，孩子们上学要翻山越岭。大点的孩子尚可做到，一二年级的学 生只好全部辍学。这种情况下，辉岭中心小学决定在下岸村设一个教学点，校长马民家多次找到本村唯一的初中毕业生郜艳敏，恳请她出任教师。
“其他的老师都有乡里发工资，他们是公办教师，我不属于公办老师，也不属于民办老师，连代课老师都不属于，我是临时的。”郜艳敏笑对记者说。
这一“临时”就“临时”了7年多。郜艳敏一人教着下岸村教学点两个年级的十几名学生。除了语文、算术、自然等正常课程外，郜艳敏还给孩子们开设了音乐课，教他们唱歌；开设美术课，教他们画画。几年来，在附近几个与下岸村相似的教学点中，下岸村的学生成绩都居中上游。
刚开始，下岸村的教学点在村外一间石头垒的黑屋子里，四面透风。冬天来了，郜艳敏就把孩子们叫到自家炕上上课。每到课间休息，她还要去村外担水给孩子们喝。去年，下岸村教学点得到外界资助，装修了6间新教室，这里成了整个下岸村最豪华的场所。
“童年时，我是个乐观的小女孩。”郜艳敏跟记者说，“自从受了那场刺激之后，就快乐不起来了，觉得没法见人，开心的时间太少了——只有跟孩子在一起，才会开心。我喜欢孩子们，我给他们带来希望，他们也给我带来希望。他们让我想到自己的童年。”
去年“六一”儿童节，在曲阳县农民摄影家刘向阳的帮助下，郜艳敏和下岸村小学的孩子们来到北京，观看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
郜艳敏高兴极了，在火车上又说又笑，像个孩子。从北京回家后，她就给老家的父亲打电话，说她到过北京，看到天安门，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
此后，郜艳敏就像变了一个人，变的爱说话了，也开朗了，在她内心深处缠绕了12年的恐惧渐渐消散了，她说觉得自己活着有了意义。
“现在我的信心更大了。”郜艳敏说，“虽然社会上也有坏人，但是好人更多。把自己封闭起来是不对的，要勇敢地面对现实！”
除了给自己的15名学生上课外，郜艳敏还开办了扫盲班，用礼拜天时间给村里的辍学孩子上课。郜艳敏和下岸村小学的故事被媒体报道后，各界热心人的救助纷至 沓来，郜艳敏把这些热心人统统称作“爱心人士”。她希望“爱心人士”们能结对帮助下岸村的失学儿童，让他们继续把书念下去。
村里的老党员跟郜艳敏说：“如果我们村的人都像你一样，村里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所以，一定要介绍她入党。2005年，郜艳敏写了入党申请书，现在已经是中共预备党员。
“但是，现在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不知道今年能不能批准我正式入党？”郜艳敏担忧地说。
“我只想跟孩子们在一起”
“只要我还站在这里一天，就要帮他们。当然，仅靠我一个人是不够的。”
在跟记者交谈中，郜艳敏提到最多的两个字是：文化。“除了我，村里还没有一个初中毕业生。我觉得没有文化就没有出路，只能像他们的祖辈一样，放羊。” 郜艳敏说，她要尽最大的能力帮助村里人。
但婆婆对她说：“老三，如果你还像现在这样，你干任何事，人家都不会帮你。”
郜艳敏沉默了。她对记者说：“这个地方封闭、保守，一个女人抛头露面，东奔西跑，就更难了。我在下岸村小学默默干了六、七年，是为了什么？现在不但不被认可，压力反而变得更大了。”
今年7月，当凤凰卫视请郜艳敏去北京作节目时，“我一路走，一路给自己壮胆，但还是害怕……一出门，我就想起不愉快的事。我特别不愿意去石家庄火车站，一 去那里，就想起那两个女的，头就像要爆炸似的，我拼命让自己冷静，想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郜艳敏难以抑止地哭出声来，这一年来，媒体的报道给了她新的希 望，同时，却也让她承受了愈来愈多的奇怪的压力。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面对此地买卖媳妇这段真实而丑陋的历史。
采访中，有当地人对记者说：“媒体对郜艳敏的报道是在揭曲阳县的伤疤”。而十几年来，当地政府是否组织过打击人贩子解救被拐妇女的行动，郜艳敏说她并不知道。“自从进了山，十几年我都很少出去过，我能上哪里去呀？我就像傻子一样，与外界一点也接触不到，什么都不知道。”
郜艳敏和下岸村小学所映照出的当地教育资源投入严重不足的事实，更被一些人忌讳为外界所知。曲阳县一位老教育工作者告诉记者：“郜艳敏的事迹被媒体报道 后，县上一些人很恼怒，说她给曲阳教育系统找了许多麻烦，他们宁愿让孩子们走10里路去山外上学，也不愿让郜老师再干这个工作。”
郜艳敏的工资是每月200元。先是每月一发，后来两月一发，从2004年开始，变成了一年一发。2005年秋天，郜艳敏的母亲患胰腺癌住院，她向学校提出把工资开出来，催了几次都没开，只好借钱回去了。等到母亲病逝，郜艳敏从老家回来后一个月，工资才发下来。
2006年9月，新学期开学，上一年的工资应该发了，但到记者采访时为止，郜艳敏还没拿到。此时已被多家媒体报道过的郜艳敏去中心小学询问时，学校领导说：“镇上没钱，有钱就给你发工资了。”
与郜艳敏被拖欠工资的事实可资对比的是：3年前，曲阳县教育系统因为一名“百万巨贪”——教育局局长郝成学而在全国名噪一时。郝成学上任教育局长1年半， 家里的存款就增加了100多万元。2003年6月，郝成学腐败的劣迹东窗事发，检察人员从郝家共搜出1000多瓶酒，包括五粮液、茅台及各类洋酒；搜出 ６１张存折共206万元的存款以及11万元现金；他家的地下室堆满了大米、食用油等，许多早已过期变质，足足可以装满两卡车……
“郝成学落马3年来，曲阳没有专职教育局长，一直由一名副县长兼任。据说是这个岗位‘太热’，许多人‘想’，但人选不好选，只能先空着。于是出现了这样的 情形：这名副县长不仅主管教育，还分管文化、体育、广播、旅游等多项政府工作，精力分散；教育局一名书记负责全面，而又有一名副局长主管人事……”这是河 北媒体近期的报道。
自从郜艳敏的事迹被国内多家媒体报道后，有许多人给郜艳敏及下岸村小学捐款、捐物。一些指名捐给郜艳敏的钱，她也送给了更贫困的学生。但有人担心郜艳敏会 “贪污”这些钱物，今年6月份，镇政府出面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在媒体上公布了电话、通信地址等，全面接收外界捐赠，然而事实是，基金会成立后，捐赠反 而减少了。
一位美籍华人给郜艳敏寄来了250美元，信上告诉郜艳敏“这笔钱是给你的，你可根据自己的感觉去使用”。
这笔钱由镇里的书记、村里的书记和郜艳敏三方共同从银行取出后，直接放进了镇慈善基金会里。下岸村村干部和郜艳敏希望将这笔钱用来给村里修路，修通那六七里郜艳敏12年都没有走出去的坑坑洼洼的山路，但他们跟掌握着基金会的镇领导协商不好，那些钱取不出来。
今年5月30日《燕赵都市报》报道说：因该报此前所报道的郜艳敏当代课教师的经历，以及适龄孩子辍学、教育投入不足等问题，暴露了当地教育管理部门的种种漏洞，曲阳县有关方面为包“家丑”，竟决定取消下岸村教学点，不再聘请郜艳敏当老师。
消息披露后，上百名读者致电报社，对曲阳教育局这一做法表示不满。舆论压力之下，曲阳教育局有关领导重新表示：尊重现实，下岸教学点暂不取消，郜艳敏老师继续留任。
然而，相关的警报并未完全解除。12年前，郜艳敏初到下岸村时，因为怕这买来的媳妇跑了，她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婆家人的监视。12年后，郜艳敏受到了另外一种监视，同样令她动弹不得。
下岸村村民们告诉记者，今年7月10日暑假前，县、镇干部在下岸村站岗40多天，阻挡前来采访郜艳敏的媒体记者。这期间，除了去山外邮局取包裹，郜艳敏不 能随便离开下岸村。9月份暑假结束开学后，辉灵中心小学向下岸村教学点终于派来另一位女教师和郜艳敏共同工作，不过她的主要任务之一却是注意来访的记者， 及时向镇里报告。
在郜艳敏被截回村子，记者被人“护送”出下岸村而来到保定下属的曲阳县县城后，有关人员对记者说：“你还是赶紧走，你不走，我们就一直跟着。”记者只好连夜赶到保定，大部分采访只能在保定的宾馆里电话进行。
采访的最后，孤独的郜艳敏在电话那端哭了，哭泣的郜艳敏说：“我不能预料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内心充满了茫然。我就像一条飘在河心里的船，不知道该往哪里靠岸。”
她说：“我只想跟孩子们在一起，只要不开除我就好。如果等个一年半载，等媒体不太关注了，再开除我，我就只好离开我心爱的讲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