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大选在华人群体中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撕裂。第一代、第二代移民之间的冲突自不待说，华人们更建立起前所未有的“华人川普助选团”。根据采样统计，52%的华裔最终投票给希拉里，11%投票给特朗普。本文描写了在美华人在大选中的众生相。
尽管有言在先“No politics（不谈政治）”，但一家人还是在饭桌上发生了争论。
出生于美国的二代华人移民William认为，母亲对特朗普的支持近乎没有原则；母亲则觉得，特朗普能为蓝领工人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对那些拼命工作的中等收入家庭也更公平。
“现在很多人拼命工作，交的税高达50%；但有好多人不工作，还整天觉得不公平。这种情况下，奥巴马还支持开放边境，让这些廉价劳动力进来，去抢那些人的工作……”没等母亲说完，William打断道：“你知道奥巴马任总统期间，引渡了最多的非法移民吗？”母亲称“不知道”，“如果你只看那些极端保守的新闻，你永远不会知道。”William说。
这是一个普通美国华人家庭在2016大选结束后产生的争执。虽然在华人社会中，亲情和友情往往能使人们刻意忽略政治上的不同，但不是每一场争论都能在平静中化解。这次美国大选，前所未有地撕裂了美国450多万的华人群体（有投票权的约220万），尤其是第一代华人移民。但与此同时，华人也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与到了美国政治中。而随着唐纳德·特朗普于2017年1月20日正式就任美国总统，这些争论和分歧只会继续延展和深化下去。
“缩在小圈子里的父母”
最近的感恩节假期，在斯坦福大学就读的William回到了位于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的家中。科罗拉多州在选举中属于摇摆州，大选中两党的选票非常接近，但最终由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赢得全部9张选举人票。
这次选举中，William没有行使他的投票权。和许多生长在美国的二代华人一样，他厌恶特朗普，认为他是一个自恋的家伙。但同时，他也不喜欢希拉里，认为她丑闻缠身，是个直奔权力而去的政客。
大选当日，William的父母一早就去了投票站，把票投给了他们眼中能给美国带来改变的特朗普。William对此难以理解——他并非民主党的死忠粉，甚至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也算不上是一个标准的“自由派”（Liberal）。他反感那些待在自己“回音室”里的大学生，“他们只听取与自己相同的观点，自此觉得自己的观点是最正确的”。
William能理解父母在同性恋和变性人议题上的保守立场，也知道父母因此对奥巴马产生的反感。在上一次大选中，他和父母都倾向于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但这一次，他们之间的分歧难以忽视。
就像看待那些“回音室”里的大学生一样，William不能接受父母缩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不去多方面地了解他们反感的事物，不去采集某些政策好和不好的证据，不去理性地分析他们的所听、所看和所知。但在父母的眼里，William在大学里变得太过“自由”，只关注那些社会精英对政策的解读和对社会走向的判断，而忽略了美国工薪阶层的焦虑。
好在餐桌上的争论并没有给这一家人的团聚造成太大影响。感恩节的夜晚，他们心平气和地聊了聊各自的看法，William希望父母能多出去走走、听听不同的意见。母亲点了点头，一家人聚在电视前吃起了雪糕。
美籍华人一直被视为民主党的票仓。这次大选中，华人总体上仍倾向于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亚裔最终投向民主党的占比为65%，投向共和党的为29%）。《纽约时报》中文网引述10月初发布的全美亚裔调查显示，受访的281名华裔美国人中，58%的人对民主党有好感；仅有31%的人对共和党有好感。这其中，54%的受访者表示支持希拉里，支持特朗普的人仅有19%，厌恶特朗普的则达到了67%。
然而，特朗普的华人支持者们在中文互联网上营造出的声势，完全不似少数派。尤其第一代华人移民群体中，民主党的支持者显得十分寂寥。
挺民主党：微信里的少数派
八年前，生活在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的张朝和妻子在电视前见证了奥巴马的胜利。如今想起那一幕，50岁的他依然激动。“我们都哭了，那是一个里程碑。我读过很多黑奴的故事，我觉得能走到这一步，这个国家很伟大。”
张朝在美国已经生活了25年。起初，和许多中国人一样，为了方便返乡，拿到绿卡的他无意加入美国国籍。“一直拖着，后来发现如果要参与美国政治，就必须成为公民，所以入籍了。因为当时小布什要去伊拉克打仗，我很反对。”
2016年是张朝第四次参加总统大选投票，和前三次一样，他把票投给了民主党。作为一名上世纪80年代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系、如今在美国高校就职的科研工作者，张朝首先反感共和党对待进化论和全球气候变暖的态度。“反科学这条对我来说是最不能接受的，我是学统计的。”
和张朝同一级毕业的“北大帮”，约有四五十人在北美。随着大选的进行，张朝发现，他和老同学之间的分歧愈加明显。旧日的微信群中，他突然成为了少数派。“每有争论发生时，大部分人都倾向于特朗普（的政策）。”
“我在微信群里的感观和美国舆论调查正好相反，微信上的政治正确是支持特朗普，美国的主流舆论是讨厌特朗普。”在得克萨斯州第一大城市休斯顿从事科研的岳淇说。她已经拿到了绿卡，正在考虑加入美国国籍，“除非特朗普把美国整个搞乱套，但我觉得美国的制度不至于被一个总统给180度扭转，我对美国还是有信心的！”
岳淇2002年来到美国，长期以来，她认为自己的政治立场一直比较中立。“但2016年比较特殊，因为特朗普，我完全倾向于民主党。”没有投票权的她甚至注册成为民主党的志愿者。
在美国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中，公开支持特朗普的人并不多见。但这一印象并不适用于美国的第一代华人移民。相反，支持他的华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不少人还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温馨的家庭。
“在我接触的其他族裔圈子里，大部分人都坚定地支持希拉里，没有人会公开支持特朗普。”岳淇说，一些特朗普的支持者会选择在生活中隐藏自己的立场，这部分人甚至被称为“私底下的特朗普支持者”。但在华人圈子里，许多人并不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
共和党的华人选民中，过去有相当数量来自于文化上相对保守的教会，而这次，那些从不去教堂的华人也开始支持特朗普了。“前两次大选中，华人之间没有分裂得那么厉害，当年支持奥巴马的人数还是相当多的。”一位曾投票给民主党的华人说。
这让曾经支持民主党的华人们感到无所适从——不仅仅因为身边的人倒戈，更由于特朗普与他们心目中的总统形象相差甚远。
“美国本来就是中间偏右的国家。以前的竞选，两党之间互有输赢，（民主党）输了对我也不是什么打击。当年小布什当选，也还能接受，毕竟他曾在得克萨斯州当过州长。而若是罗姆尼（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200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等人赢了，大家也会比较心安。”张朝苦笑着说，“特朗普赢得共和党初选的时候，我内心是窃喜的，因为觉得他最后肯定会输。”
尽管马萨诸塞属于民主党的传统票仓，希拉里在此获得了压倒性胜利，但这依然无法扭转整个局势。选举结果出来后的次日，张朝的妻子一直不说话，他试图安慰她。“话没说完，她就抱着我一直哭。她说我们国家怎么会做出这种选择呢，这是我们觉得不可想象的一个选择。”
对于这位坚定的自由派而言，特朗普的当选意味着一种理念的破碎。“奥巴马当选的时候，我觉得人民很伟大；但这次，我觉得人民很丑陋。”他叹息道，“还是同样的人民，只是有些东西变了，我却没注意到。”
“特朗普的政策对我有利”
薛丽在纽约一家公司任销售总监，2016年是她的第一次参与选举投票。“对我们从中国内地来的移民而言，选举是一种空白。我不太了解各个政党的理念和我们自己的利益所在。”所以一开始，她选择了观望。“两个人我都不喜欢。我想，到时候根本不会去投票，可能连登记也不会登记。”
随着竞选活动的开展，薛丽对两个政党和候选人的了解逐步加深，“这一年多来，我有意识地学习、了解不同政党的执政理念和我们是否契合。在这个过程中，我看了大量的东西，感觉越来越了解。”
除了电视和报纸外，薛丽认为，微信也成为自己获取信息的重要方式。2016年的全美亚裔调查显示，很大比例的受访华裔选民完全依赖于中文媒体作为日常新闻资讯的来源，远超于亚裔平均的21%。
综 合了多方面考虑后，薛丽做出了最后判断：选择特朗普。在民主党的铁票仓纽约，她站在了主流民意的对立面。“共和党所倡导的理念和华人群体是比较吻合的，比 如奖勤罚懒。不该让那些不劳而获的人来享受这个国家的福利。”薛丽说，“我们华人都教育自己的孩子，应该靠勤劳工作来获取你的回报。”
此外，社会福利扩张所带来的乱象亦让她感到焦虑。“那些福利，不是真正到了穷人或弱势群体手里，而被很多作假的人申请去了。很多人，不是一两个，就在我们身边，都能看到。他们根本不是穷人，成天出国旅游、坐游轮，还给孩子报补习班，但竟然能申请到国家的福利。”
曾经，和其他少数族裔一样，薛丽倾向于民主党。但奥巴马治下的八年令她感到厌倦，“他一直在讨好那些可以给他选票的人，中产阶级则被牺牲掉了。”她说，“我们的生活其实在倒退。税收高了，菜在涨价，薪水却没有涨多少。我怎么能看到这个国家在成长呢？”
对于特朗普的最终当选她并不意外，“要知道，全美有十多个州的华人站了出来，成立‘挺特朗普’的（微信）群和团队。”
与之类似，作为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在宾夕法尼亚从事IT工作的汪凡来美国快八年，至今还拿着H-1B（特殊专业人员）工作签证。“很多人支持特朗普都不敢说出来，我倒无所谓。”他坦言，“我不能说我很喜欢他，但他的政策对我有利。”
汪 凡初到美国时正值奥巴马上台，美国从金融危机的泥潭里缓缓爬出，奥巴马从海外撤军的举动一度让他颇为认可。但近年来，在他眼里，民主党“越来越左”。“比 如医保法案，不只我，绝大部分中产阶级都反对，大家都在乎自己的钱嘛。”他解释说，奥巴马医保提高了我们的保费，但保险囊括的项目却变少了。“多交的钱去 哪儿了呢？因为美国政府提供了一个Medicaid（公共医疗补助制），扶持那些低收入、没有身份的人。这相当于抽我们这些中产阶级的血，去补贴那些穷人。”
更让汪凡无法接受的，还有民主党对非法移民的宽容态度。“他们一直想为那些墨西哥来的非法移民，甚至是叙利亚的难民开方便之门。”汪凡说，“像我这样，从留学生到走工作、技术移民成为美国人这条路，相对来说要难很多。拿H-1B签证就要抽签、要过独木桥，而且中国人拿绿卡的排期很长，之后还得再等五年才能拿到国籍。”
汪凡认为，非法移民占用了美国的公共资源，实际上是一种“搭便车”行为，最终由美国的纳税人埋单。“他们抢了美国人的福利，还让美国人去倒贴他们。”
“平权法案”戳中华人痛处
不少华人在移民问题上的看法与汪凡相似，他们认为对非法移民的宽容，就是对合法移民的不公。
2016年春季的亚裔美国选民调查中，美国华人对种族平等和难民的态度也与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存在分歧。根据这一调查，56%的受访华人反对接受叙利亚难民，支持者只有19%。同时，只有29%的华人认为黑人和其他族裔受到了司法系统不平等对待，59%的人不这么认为。这两项调查中，受访的华裔移民的立场都与整体亚裔选民和其他单独亚裔族群存在较大差异。
另一个让美国华人担忧的议题，是民主党近年来力推的教育“平权法案”改革，绝大多数的受访华裔选民（63%）认为，增加非裔和其他少数族裔入学人数是非常糟糕的政策，是所有亚裔族群中唯一反对超过赞同的族裔。许多华人正是因为这一议题而把票投给了特朗普。
“平权法案”诞生于民权运动兴起的上世纪60年代。旨在纠正美国自建国以来种族、群体之间的歧视，给予少数族裔和妇女更多关照。然而执行过程中，这一法案一直饱受争议，尤其在高校招生时，由于需要平衡对非裔和拉丁裔学生的录取比例，亚裔学生往往需要取得更高的分数。
由于这些争议，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多个州禁止在州立大学推行“平权法案”，即不允许州立大学在录取学生时考虑种族、性别和族群因素。但近年来，一些民主党议员积极运作，希望将族裔因素重新加入招生考虑中。
早在2014年，一名加州民主党参议员曾提交过名为SCA-5的法案，该法案要求本州的公立大学在招生时应充分考虑族裔平衡。而在加州公立大学中，亚裔学生的比例为35%——如果严格按照族裔人口比例招生，亚裔学生的比例将下降至13%；同时非裔和拉丁裔学生的入学比例将相应提高。这一法案引起了包括华人社区在内的亚裔族群强烈反弹，最终未能通过。
在2016年，一名加州民主党众议员又提出被称为AB-1726的“亚裔细分法案”。该法案要求自2017年7月1日起，加州公共高等教育系统、医疗系统针对亚裔和原籍亚太平洋岛国的居民，额外增加附加表格及其他表格，对所在血统族裔详细情况进行登记。
经历过SCA-5风波的华人群体，认为该法案将导致类似后果，即降低华裔学生在公立大学中的比例。因此，该法案的每次审议均伴随着华人团体的抗议。最终，该法案经过了大幅修改，删除了华裔反应激烈的教育方面内容。
虽然暂时取得了完满的结局，但许多华人并未放下对民主党的芥蒂。“我们经常讨论这些问题，只要有孩子的家长都有这种担心。下一步会不会连公司也这样做？不是依靠优胜劣汰，而是以族裔来（招人）。”薛丽说。
在俄亥俄州一家公司担任地区经理的韩梅也说，教育“平权法案”戳中了华人的痛处。“华人比较正统，这么多年了都是好好公民，自扫门前雪，不关心政治。但为了孩子，到了不能不关心政治的地步。”
如 果一切顺利，再过一两年，韩梅就可以申请绿卡了，特朗普的当选对她显然不是利好消息。但在她看来，相比而言，民主党过去的政绩及理念，更无法赢得她的好 感。奥巴马当选时，韩梅刚到美国不久。金融危机中，人们对新总统的呼声正高，但奥巴马政府的一系列改革在韩梅看来太过理想主义。“美国人从实践中看到，民 主党的大政府、高税收并不能给经济注入一剂强心针。”
“这让人想起罗斯福新政，当年人们坚信是罗斯福把美国从1930年代的大萧条里拯救出来的，但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没有罗斯福新政，大萧条会更快结束。政府干预是雪上加霜，我对此深信不疑。”她重复了里根1981年就职演说中的那句名言，“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美国向右，他们向左
当 汪凡提到民主党越走越左的时候，张朝则认为，实际上是共和党越走越右。他想起那些支持特朗普的“北大帮”，“我的同学能力都太强了，所以很难理解那些没有 自主能力的人。这个社会是不是一个好的社会，取决于其是否去帮助那些人，有没有机会让他们也能过上有基本尊严的生活。”在华人群体中，相比起特朗普的支持者，希拉里的支持者往往对社会议题保持着更高的关注度。招致许多华人诟病的奥巴马医保，在他们看来并非那么不堪。
郑怀冰入籍美国十多年了，目前在俄亥俄州从事IT工作。作为传统的摇摆州，俄亥俄拥有多达18张选举人票，是历次大选中的两党必争之地。自1944年来，该州几乎总能准确地选出能够取胜的候选人。而这一次，特朗普在这里“爆冷”获胜。
作为奥巴马医保的拥护者，郑怀冰坦言，作为中等偏上收入的家庭，奥巴马医保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为此还要多交一点钱。“但是，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我认为，在道义上这是应该做的事，the right thing to do。”
郑 怀冰的女儿曾就读于一所常春藤大学，当许多华人家长走上街头反对教育平权时，他亦持有不同意见。他理解华人对教育的重视，“现在不比当年。我们来读书的时 候没钱，哪个大学给奖学金，就屁颠屁颠地去了，上个一般的州立大学也挺高兴了。但我的朋友里，没有一个人愿意把孩子送到州立大学，全部瞄准常春藤名校，以 ‘爬藤’为己任。这么多年来，竞争越来越激烈。”
“不仅仅是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内地的有钱人也把孩子送出来，相当一部分都加入到这个竞争中，使得亚裔之间的竞争越来越不容易了。而大家都把怒气撒在了教育平权上。”郑怀冰说。
“但 他们搞错了一点，平权法案是联邦法律，只在公立大学里执行。而常春藤大学是私立大学，本身不受平权法案的约束。”郑怀冰解释说，藤校在录取时考虑的因素很 多，并不仅仅是分数，同样也会考虑种族平衡。即使废除了平权法案，也无法强迫哈佛大学完全按照分数录取学生。“有些华人按照国内的思维，觉得孩子分数高， 就一定能进好大学，而进不了藤校就是平权法案造成的。由于这样，这些人也就对民主党恨之入骨，从而跟着特朗普走了。”
张朝的女儿刚满14岁，不远的将来也面临上大学的问题，但教育平权并没有成为他的困扰。“我的孩子即便上不了最好的大学也没关系，她需要靠自己的奋斗去实现价值，就像我们当年一样。年轻一代的条件已经比我们那个时候好太多了，我对她的未来是很乐观的。”
比起坚守“奖勤罚懒”这种传统而朴素价值的华人，民主党华人身上的理想主义色彩浓厚。在张朝看来，无论反对教育平权或医保，都是出于不愿帮助弱者的自私动机。“我希望穷人有机会从泥潭里爬出来，如果他自己爬不出来，我会去扶他一把。”
张朝对民主党理念的认同还来自另一个原因。“歧视，我在中国已经习惯。”他说，“从乡下到长沙城里去读书，长沙话都不会讲的时候，谁都歧视我，尤其我父母都是‘黑五类’，从小受歧视是家常便饭。”
“在美国，我当然愿意跟受歧视的穷人、弱势群体、争取平等的人站在一边。”张朝说，他能理解那些把票投给特朗普的锈带蓝领工人，因为他们渴望改变。“我不理解的是我们这些中国人。”
“传统的华人圈子可能不太能接受进步主义的一些思想，他们推崇看问题要现实，要经济，并以此为指标去衡量任何事情，理想主义成了被批判的事情。”岳淇说，“但如果人类没有超越自己的理想，社会也发展不到今天。我觉得任何时候，理想主义都不应该被嘲笑。”
但在同胞的眼中，张朝和岳淇已经出走太远——第一代华人移民依旧保守而传统，他们最关心子女教育，视同性恋为洪水猛兽。
影响华人的变数
总统大选结果出炉后，美国各地陆续出现了少数族裔当街受到辱骂和挑衅的传闻。对此汪凡并不担心，那天他特意穿了一件写有“中国”两字的衣服上街，“I don’t care（我不在乎）。”
他不否认特朗普的选民中的一些人带有种族偏见，可能会借机发泄，但他认为少数人不能代表特朗普的选民群体。“群体中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比较友善，有的人比较极端。”
另 一些华人则不这么想。郑怀冰的女儿感恩节回家，告诉他特朗普当选后学校里发生的一件事——有位学生公开发表种族歧视言论，被学校给予警告，但他仍不罢休， 最终被开除。“几年前，这是不可想象的。”郑怀冰说，“在一个政治正确的大环境下，那些白人至上主义者，就算心里这么想，也不敢随便表达。那些本来躲在阴 沟里的人和思潮，现在都站起来了。这些人对华人有百害而无一利。这不仅仅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停车场里对你喊一声‘滚回去’。”
许多华人所反感的政治正确，恰恰是张朝认为必需的。“政治正确是保护少数族裔权利的，华人已经从中得益了，如果没有政治正确，那些白人就可以喊你Chink（中国佬）。”
比起大街上的公然歧视，特朗普在移民政策上的不确定性，才真正令一些华人心生顾虑。韩梅担心自己的绿卡进程可能会有变数。“不管是已经入籍了的华人，还是像 我这样在这边漂着的华人，可能都很难从特朗普政府那儿得到实惠吧。首先他是保护白人利益的，而且他的移民政策也让人不敢苟同。打击非法移民是应该的，但是 对于合法移民设置很多障碍，很多时候反而对国家经济有负面的影响。”
岳淇认为，反对非法移民不过是一个幌子，最终将会波及合法移民。“他要维护白人的利益，就要动有色人种的这块‘蛋糕’。他们要针对的绝不仅仅是非法移民，对合法移民他们也会……很多华人收入高，又没有政治实力，在反移民的大趋势下，最容易成为被伤害的群体。”
一位从事美国签证代办业务多年的人士向《凤凰周刊》预测，由于特朗普鼓励白人就业，发放给外国人的H-1B工作签证将来或会收紧。H-1B签证是美国最主要的工作签证类别，发放给美国公司雇佣的具备专业技能的外籍员工。这一签证的初衷是为了方便美国公司找到其急需的、本土缺乏的人才。
特朗普曾在一次共和党总统参选人辩论会上表示：“我非常熟悉H-1B，因为我常常会用到这个政策……我们不应该有这个政策。”他还在自己的竞选官网上说，参与H-1B项目的人既不是高技术人才也不是移民，他们是外国来的临时工，被招来的唯一目的就是以更低廉的薪酬水平取代美国人。他还誓言要“防止佛罗里达州迪士尼员工的悲剧再次重现”。
2014年10月，迪士尼公司遣散了约250名员工，其职位由印度外包公司利用H-1B签证引进的外籍劳工取代。随后三个月，迪士尼要求这些即将失业的员工训练取代自己的外国人。此事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
许多时候，政策上的宽容导致了滥用。过去几年中，一些公司通过H-1B签证雇佣大量外国员工，并非因为美国本土缺乏同类人才，而只是因为支付给外籍员工的薪酬更低。这当中来自印度的雇员申请H-1B最多，几乎呈压倒性趋势，中国和加拿大的雇员位居其后。一些反移民人士声称，雇用H-1B外籍劳工将拉低美国本土工人薪资并抢占本土工人的就业岗位。
和许多华人的看法不同，汪凡认为H-1B的收紧未必是坏事，“很多人虚报薪水钻这个空子，到时候大家都去申请绿卡，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下去，绿卡排期将会大大地加长。”
汪凡尚未决定是否要留在美国。“我在美国待了那么多年，它对我的吸引力没有那么大。我觉得我有能力，回国也可以过得很好。美国梦早就分崩离析了，现在大家都说中国梦。”
另 一个可能影响华人的变数在于出生公民权。特朗普曾称，他若当选总统，将取消出生公民权，这无疑将影响许多中国母亲的赴美生子计划。但前述签证代办人士并不 认为这具有可行性，“出生公民权是美国宪法规定的，特朗普要修改宪法，必须四年任期之内走完两院程序，这不太可能。特朗普能做的是收紧签证政策。比如，不 批准赴美产子的签证，或是查到持旅游签证赴美生子的情况就遣返，这是他可以做的。”
调动参政热情的大选
无论喜好如何，这次大选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其调动了许多华人参与政治的热情。虽然岳淇不喜欢大选的结果，但她认为，“能长期维持这种热情，对华人长远而言还是会有好处的。有一些人以前从来不关心政治，现在成了特朗普的粉丝。”
“不光是政治方面，我觉得中国人在美国可以多参加一些社区事务。不要什么事情都觉得和自己没关系，等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再去游行喊两嗓子，这是毫无意义的。其他族裔对你的看法，是在平常的一些事情中积累，而不是靠临阵磨枪。”岳淇说。
张朝虽然一直支持民主党，但由于个性内敛，很少参加政治集会或游行。“我愿意去捐款，但不喜欢抛头露面，一般不会去举牌子。但以后我可能会上街去（举牌子），因为特朗普当选了。”
和许多生长在美国的二代华人一样，薛丽在外州读书的大儿子把票投给了希拉里。“校园不是真正的社会，虽然它和外界有接触，但是比较单纯。他们还在校园里面，他们没有利益，根本没有接触到真正的社会，不了解真正的问题在哪里。”薛丽说。
投票前，薛丽和丈夫都没问过大儿子的意向，“我们不希望影响他，想让他按照自己的想法、他所了解的情况去投。”薛丽说，“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投的是希拉里。”
同一天，薛丽带上自己的另一个孩子来到投票站，他尚且年幼，手里没有选票。母亲在孩子面前，把票投给了特朗普，这是她对未来的选择。“我希望告诉他，投票是什么样的。应该按照内心的想法去投票，看哪个党的理念和自己的利益更契合。”
这可能是她这辈子第一次对政治这么着迷。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尽管有言在先“No politics（不谈政治）”，但一家人还是在饭桌上发生了争论。
出生于美国的二代华人移民William认为，母亲对特朗普的支持近乎没有原则；母亲则觉得，特朗普能为蓝领工人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对那些拼命工作的中等收入家庭也更公平。
“现在很多人拼命工作，交的税高达50%；但有好多人不工作，还整天觉得不公平。这种情况下，奥巴马还支持开放边境，让这些廉价劳动力进来，去抢那些人的工作……”没等母亲说完，William打断道：“你知道奥巴马任总统期间，引渡了最多的非法移民吗？”母亲称“不知道”，“如果你只看那些极端保守的新闻，你永远不会知道。”William说。
这是一个普通美国华人家庭在2016大选结束后产生的争执。虽然在华人社会中，亲情和友情往往能使人们刻意忽略政治上的不同，但不是每一场争论都能在平静中化解。这次美国大选，前所未有地撕裂了美国450多万的华人群体（有投票权的约220万），尤其是第一代华人移民。但与此同时，华人也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与到了美国政治中。而随着唐纳德·特朗普于2017年1月20日正式就任美国总统，这些争论和分歧只会继续延展和深化下去。
“缩在小圈子里的父母”
最近的感恩节假期，在斯坦福大学就读的William回到了位于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的家中。科罗拉多州在选举中属于摇摆州，大选中两党的选票非常接近，但最终由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赢得全部9张选举人票。
这次选举中，William没有行使他的投票权。和许多生长在美国的二代华人一样，他厌恶特朗普，认为他是一个自恋的家伙。但同时，他也不喜欢希拉里，认为她丑闻缠身，是个直奔权力而去的政客。
大选当日，William的父母一早就去了投票站，把票投给了他们眼中能给美国带来改变的特朗普。William对此难以理解——他并非民主党的死忠粉，甚至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也算不上是一个标准的“自由派”（Liberal）。他反感那些待在自己“回音室”里的大学生，“他们只听取与自己相同的观点，自此觉得自己的观点是最正确的”。
William能理解父母在同性恋和变性人议题上的保守立场，也知道父母因此对奥巴马产生的反感。在上一次大选中，他和父母都倾向于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但这一次，他们之间的分歧难以忽视。
就像看待那些“回音室”里的大学生一样，William不能接受父母缩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不去多方面地了解他们反感的事物，不去采集某些政策好和不好的证据，不去理性地分析他们的所听、所看和所知。但在父母的眼里，William在大学里变得太过“自由”，只关注那些社会精英对政策的解读和对社会走向的判断，而忽略了美国工薪阶层的焦虑。
好在餐桌上的争论并没有给这一家人的团聚造成太大影响。感恩节的夜晚，他们心平气和地聊了聊各自的看法，William希望父母能多出去走走、听听不同的意见。母亲点了点头，一家人聚在电视前吃起了雪糕。
美籍华人一直被视为民主党的票仓。这次大选中，华人总体上仍倾向于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亚裔最终投向民主党的占比为65%，投向共和党的为29%）。《纽约时报》中文网引述10月初发布的全美亚裔调查显示，受访的281名华裔美国人中，58%的人对民主党有好感；仅有31%的人对共和党有好感。这其中，54%的受访者表示支持希拉里，支持特朗普的人仅有19%，厌恶特朗普的则达到了67%。
然而，特朗普的华人支持者们在中文互联网上营造出的声势，完全不似少数派。尤其第一代华人移民群体中，民主党的支持者显得十分寂寥。
挺民主党：微信里的少数派
八年前，生活在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的张朝和妻子在电视前见证了奥巴马的胜利。如今想起那一幕，50岁的他依然激动。“我们都哭了，那是一个里程碑。我读过很多黑奴的故事，我觉得能走到这一步，这个国家很伟大。”
张朝在美国已经生活了25年。起初，和许多中国人一样，为了方便返乡，拿到绿卡的他无意加入美国国籍。“一直拖着，后来发现如果要参与美国政治，就必须成为公民，所以入籍了。因为当时小布什要去伊拉克打仗，我很反对。”
2016年是张朝第四次参加总统大选投票，和前三次一样，他把票投给了民主党。作为一名上世纪80年代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系、如今在美国高校就职的科研工作者，张朝首先反感共和党对待进化论和全球气候变暖的态度。“反科学这条对我来说是最不能接受的，我是学统计的。”
和张朝同一级毕业的“北大帮”，约有四五十人在北美。随着大选的进行，张朝发现，他和老同学之间的分歧愈加明显。旧日的微信群中，他突然成为了少数派。“每有争论发生时，大部分人都倾向于特朗普（的政策）。”
“我在微信群里的感观和美国舆论调查正好相反，微信上的政治正确是支持特朗普，美国的主流舆论是讨厌特朗普。”在得克萨斯州第一大城市休斯顿从事科研的岳淇说。她已经拿到了绿卡，正在考虑加入美国国籍，“除非特朗普把美国整个搞乱套，但我觉得美国的制度不至于被一个总统给180度扭转，我对美国还是有信心的！”
岳淇2002年来到美国，长期以来，她认为自己的政治立场一直比较中立。“但2016年比较特殊，因为特朗普，我完全倾向于民主党。”没有投票权的她甚至注册成为民主党的志愿者。
在美国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中，公开支持特朗普的人并不多见。但这一印象并不适用于美国的第一代华人移民。相反，支持他的华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不少人还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温馨的家庭。
“在我接触的其他族裔圈子里，大部分人都坚定地支持希拉里，没有人会公开支持特朗普。”岳淇说，一些特朗普的支持者会选择在生活中隐藏自己的立场，这部分人甚至被称为“私底下的特朗普支持者”。但在华人圈子里，许多人并不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
共和党的华人选民中，过去有相当数量来自于文化上相对保守的教会，而这次，那些从不去教堂的华人也开始支持特朗普了。“前两次大选中，华人之间没有分裂得那么厉害，当年支持奥巴马的人数还是相当多的。”一位曾投票给民主党的华人说。
这让曾经支持民主党的华人们感到无所适从——不仅仅因为身边的人倒戈，更由于特朗普与他们心目中的总统形象相差甚远。
“美国本来就是中间偏右的国家。以前的竞选，两党之间互有输赢，（民主党）输了对我也不是什么打击。当年小布什当选，也还能接受，毕竟他曾在得克萨斯州当过州长。而若是罗姆尼（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200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等人赢了，大家也会比较心安。”张朝苦笑着说，“特朗普赢得共和党初选的时候，我内心是窃喜的，因为觉得他最后肯定会输。”
尽管马萨诸塞属于民主党的传统票仓，希拉里在此获得了压倒性胜利，但这依然无法扭转整个局势。选举结果出来后的次日，张朝的妻子一直不说话，他试图安慰她。“话没说完，她就抱着我一直哭。她说我们国家怎么会做出这种选择呢，这是我们觉得不可想象的一个选择。”
对于这位坚定的自由派而言，特朗普的当选意味着一种理念的破碎。“奥巴马当选的时候，我觉得人民很伟大；但这次，我觉得人民很丑陋。”他叹息道，“还是同样的人民，只是有些东西变了，我却没注意到。”
“特朗普的政策对我有利”
薛丽在纽约一家公司任销售总监，2016年是她的第一次参与选举投票。“对我们从中国内地来的移民而言，选举是一种空白。我不太了解各个政党的理念和我们自己的利益所在。”所以一开始，她选择了观望。“两个人我都不喜欢。我想，到时候根本不会去投票，可能连登记也不会登记。”
随着竞选活动的开展，薛丽对两个政党和候选人的了解逐步加深，“这一年多来，我有意识地学习、了解不同政党的执政理念和我们是否契合。在这个过程中，我看了大量的东西，感觉越来越了解。”
除了电视和报纸外，薛丽认为，微信也成为自己获取信息的重要方式。2016年的全美亚裔调查显示，很大比例的受访华裔选民完全依赖于中文媒体作为日常新闻资讯的来源，远超于亚裔平均的21%。
综 合了多方面考虑后，薛丽做出了最后判断：选择特朗普。在民主党的铁票仓纽约，她站在了主流民意的对立面。“共和党所倡导的理念和华人群体是比较吻合的，比 如奖勤罚懒。不该让那些不劳而获的人来享受这个国家的福利。”薛丽说，“我们华人都教育自己的孩子，应该靠勤劳工作来获取你的回报。”
此外，社会福利扩张所带来的乱象亦让她感到焦虑。“那些福利，不是真正到了穷人或弱势群体手里，而被很多作假的人申请去了。很多人，不是一两个，就在我们身边，都能看到。他们根本不是穷人，成天出国旅游、坐游轮，还给孩子报补习班，但竟然能申请到国家的福利。”
曾经，和其他少数族裔一样，薛丽倾向于民主党。但奥巴马治下的八年令她感到厌倦，“他一直在讨好那些可以给他选票的人，中产阶级则被牺牲掉了。”她说，“我们的生活其实在倒退。税收高了，菜在涨价，薪水却没有涨多少。我怎么能看到这个国家在成长呢？”
对于特朗普的最终当选她并不意外，“要知道，全美有十多个州的华人站了出来，成立‘挺特朗普’的（微信）群和团队。”
与之类似，作为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在宾夕法尼亚从事IT工作的汪凡来美国快八年，至今还拿着H-1B（特殊专业人员）工作签证。“很多人支持特朗普都不敢说出来，我倒无所谓。”他坦言，“我不能说我很喜欢他，但他的政策对我有利。”
汪 凡初到美国时正值奥巴马上台，美国从金融危机的泥潭里缓缓爬出，奥巴马从海外撤军的举动一度让他颇为认可。但近年来，在他眼里，民主党“越来越左”。“比 如医保法案，不只我，绝大部分中产阶级都反对，大家都在乎自己的钱嘛。”他解释说，奥巴马医保提高了我们的保费，但保险囊括的项目却变少了。“多交的钱去 哪儿了呢？因为美国政府提供了一个Medicaid（公共医疗补助制），扶持那些低收入、没有身份的人。这相当于抽我们这些中产阶级的血，去补贴那些穷人。”
更让汪凡无法接受的，还有民主党对非法移民的宽容态度。“他们一直想为那些墨西哥来的非法移民，甚至是叙利亚的难民开方便之门。”汪凡说，“像我这样，从留学生到走工作、技术移民成为美国人这条路，相对来说要难很多。拿H-1B签证就要抽签、要过独木桥，而且中国人拿绿卡的排期很长，之后还得再等五年才能拿到国籍。”
汪凡认为，非法移民占用了美国的公共资源，实际上是一种“搭便车”行为，最终由美国的纳税人埋单。“他们抢了美国人的福利，还让美国人去倒贴他们。”
“平权法案”戳中华人痛处
不少华人在移民问题上的看法与汪凡相似，他们认为对非法移民的宽容，就是对合法移民的不公。
2016年春季的亚裔美国选民调查中，美国华人对种族平等和难民的态度也与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存在分歧。根据这一调查，56%的受访华人反对接受叙利亚难民，支持者只有19%。同时，只有29%的华人认为黑人和其他族裔受到了司法系统不平等对待，59%的人不这么认为。这两项调查中，受访的华裔移民的立场都与整体亚裔选民和其他单独亚裔族群存在较大差异。
另一个让美国华人担忧的议题，是民主党近年来力推的教育“平权法案”改革，绝大多数的受访华裔选民（63%）认为，增加非裔和其他少数族裔入学人数是非常糟糕的政策，是所有亚裔族群中唯一反对超过赞同的族裔。许多华人正是因为这一议题而把票投给了特朗普。
“平权法案”诞生于民权运动兴起的上世纪60年代。旨在纠正美国自建国以来种族、群体之间的歧视，给予少数族裔和妇女更多关照。然而执行过程中，这一法案一直饱受争议，尤其在高校招生时，由于需要平衡对非裔和拉丁裔学生的录取比例，亚裔学生往往需要取得更高的分数。
由于这些争议，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多个州禁止在州立大学推行“平权法案”，即不允许州立大学在录取学生时考虑种族、性别和族群因素。但近年来，一些民主党议员积极运作，希望将族裔因素重新加入招生考虑中。
早在2014年，一名加州民主党参议员曾提交过名为SCA-5的法案，该法案要求本州的公立大学在招生时应充分考虑族裔平衡。而在加州公立大学中，亚裔学生的比例为35%——如果严格按照族裔人口比例招生，亚裔学生的比例将下降至13%；同时非裔和拉丁裔学生的入学比例将相应提高。这一法案引起了包括华人社区在内的亚裔族群强烈反弹，最终未能通过。
在2016年，一名加州民主党众议员又提出被称为AB-1726的“亚裔细分法案”。该法案要求自2017年7月1日起，加州公共高等教育系统、医疗系统针对亚裔和原籍亚太平洋岛国的居民，额外增加附加表格及其他表格，对所在血统族裔详细情况进行登记。
经历过SCA-5风波的华人群体，认为该法案将导致类似后果，即降低华裔学生在公立大学中的比例。因此，该法案的每次审议均伴随着华人团体的抗议。最终，该法案经过了大幅修改，删除了华裔反应激烈的教育方面内容。
虽然暂时取得了完满的结局，但许多华人并未放下对民主党的芥蒂。“我们经常讨论这些问题，只要有孩子的家长都有这种担心。下一步会不会连公司也这样做？不是依靠优胜劣汰，而是以族裔来（招人）。”薛丽说。
在俄亥俄州一家公司担任地区经理的韩梅也说，教育“平权法案”戳中了华人的痛处。“华人比较正统，这么多年了都是好好公民，自扫门前雪，不关心政治。但为了孩子，到了不能不关心政治的地步。”
如 果一切顺利，再过一两年，韩梅就可以申请绿卡了，特朗普的当选对她显然不是利好消息。但在她看来，相比而言，民主党过去的政绩及理念，更无法赢得她的好 感。奥巴马当选时，韩梅刚到美国不久。金融危机中，人们对新总统的呼声正高，但奥巴马政府的一系列改革在韩梅看来太过理想主义。“美国人从实践中看到，民 主党的大政府、高税收并不能给经济注入一剂强心针。”
“这让人想起罗斯福新政，当年人们坚信是罗斯福把美国从1930年代的大萧条里拯救出来的，但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没有罗斯福新政，大萧条会更快结束。政府干预是雪上加霜，我对此深信不疑。”她重复了里根1981年就职演说中的那句名言，“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美国向右，他们向左
当 汪凡提到民主党越走越左的时候，张朝则认为，实际上是共和党越走越右。他想起那些支持特朗普的“北大帮”，“我的同学能力都太强了，所以很难理解那些没有 自主能力的人。这个社会是不是一个好的社会，取决于其是否去帮助那些人，有没有机会让他们也能过上有基本尊严的生活。”在华人群体中，相比起特朗普的支持者，希拉里的支持者往往对社会议题保持着更高的关注度。招致许多华人诟病的奥巴马医保，在他们看来并非那么不堪。
郑怀冰入籍美国十多年了，目前在俄亥俄州从事IT工作。作为传统的摇摆州，俄亥俄拥有多达18张选举人票，是历次大选中的两党必争之地。自1944年来，该州几乎总能准确地选出能够取胜的候选人。而这一次，特朗普在这里“爆冷”获胜。
作为奥巴马医保的拥护者，郑怀冰坦言，作为中等偏上收入的家庭，奥巴马医保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为此还要多交一点钱。“但是，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我认为，在道义上这是应该做的事，the right thing to do。”
郑 怀冰的女儿曾就读于一所常春藤大学，当许多华人家长走上街头反对教育平权时，他亦持有不同意见。他理解华人对教育的重视，“现在不比当年。我们来读书的时 候没钱，哪个大学给奖学金，就屁颠屁颠地去了，上个一般的州立大学也挺高兴了。但我的朋友里，没有一个人愿意把孩子送到州立大学，全部瞄准常春藤名校，以 ‘爬藤’为己任。这么多年来，竞争越来越激烈。”
“不仅仅是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内地的有钱人也把孩子送出来，相当一部分都加入到这个竞争中，使得亚裔之间的竞争越来越不容易了。而大家都把怒气撒在了教育平权上。”郑怀冰说。
“但 他们搞错了一点，平权法案是联邦法律，只在公立大学里执行。而常春藤大学是私立大学，本身不受平权法案的约束。”郑怀冰解释说，藤校在录取时考虑的因素很 多，并不仅仅是分数，同样也会考虑种族平衡。即使废除了平权法案，也无法强迫哈佛大学完全按照分数录取学生。“有些华人按照国内的思维，觉得孩子分数高， 就一定能进好大学，而进不了藤校就是平权法案造成的。由于这样，这些人也就对民主党恨之入骨，从而跟着特朗普走了。”
张朝的女儿刚满14岁，不远的将来也面临上大学的问题，但教育平权并没有成为他的困扰。“我的孩子即便上不了最好的大学也没关系，她需要靠自己的奋斗去实现价值，就像我们当年一样。年轻一代的条件已经比我们那个时候好太多了，我对她的未来是很乐观的。”
比起坚守“奖勤罚懒”这种传统而朴素价值的华人，民主党华人身上的理想主义色彩浓厚。在张朝看来，无论反对教育平权或医保，都是出于不愿帮助弱者的自私动机。“我希望穷人有机会从泥潭里爬出来，如果他自己爬不出来，我会去扶他一把。”
张朝对民主党理念的认同还来自另一个原因。“歧视，我在中国已经习惯。”他说，“从乡下到长沙城里去读书，长沙话都不会讲的时候，谁都歧视我，尤其我父母都是‘黑五类’，从小受歧视是家常便饭。”
“在美国，我当然愿意跟受歧视的穷人、弱势群体、争取平等的人站在一边。”张朝说，他能理解那些把票投给特朗普的锈带蓝领工人，因为他们渴望改变。“我不理解的是我们这些中国人。”
“传统的华人圈子可能不太能接受进步主义的一些思想，他们推崇看问题要现实，要经济，并以此为指标去衡量任何事情，理想主义成了被批判的事情。”岳淇说，“但如果人类没有超越自己的理想，社会也发展不到今天。我觉得任何时候，理想主义都不应该被嘲笑。”
但在同胞的眼中，张朝和岳淇已经出走太远——第一代华人移民依旧保守而传统，他们最关心子女教育，视同性恋为洪水猛兽。
影响华人的变数
总统大选结果出炉后，美国各地陆续出现了少数族裔当街受到辱骂和挑衅的传闻。对此汪凡并不担心，那天他特意穿了一件写有“中国”两字的衣服上街，“I don’t care（我不在乎）。”
他不否认特朗普的选民中的一些人带有种族偏见，可能会借机发泄，但他认为少数人不能代表特朗普的选民群体。“群体中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比较友善，有的人比较极端。”
另 一些华人则不这么想。郑怀冰的女儿感恩节回家，告诉他特朗普当选后学校里发生的一件事——有位学生公开发表种族歧视言论，被学校给予警告，但他仍不罢休， 最终被开除。“几年前，这是不可想象的。”郑怀冰说，“在一个政治正确的大环境下，那些白人至上主义者，就算心里这么想，也不敢随便表达。那些本来躲在阴 沟里的人和思潮，现在都站起来了。这些人对华人有百害而无一利。这不仅仅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停车场里对你喊一声‘滚回去’。”
许多华人所反感的政治正确，恰恰是张朝认为必需的。“政治正确是保护少数族裔权利的，华人已经从中得益了，如果没有政治正确，那些白人就可以喊你Chink（中国佬）。”
比起大街上的公然歧视，特朗普在移民政策上的不确定性，才真正令一些华人心生顾虑。韩梅担心自己的绿卡进程可能会有变数。“不管是已经入籍了的华人，还是像 我这样在这边漂着的华人，可能都很难从特朗普政府那儿得到实惠吧。首先他是保护白人利益的，而且他的移民政策也让人不敢苟同。打击非法移民是应该的，但是 对于合法移民设置很多障碍，很多时候反而对国家经济有负面的影响。”
岳淇认为，反对非法移民不过是一个幌子，最终将会波及合法移民。“他要维护白人的利益，就要动有色人种的这块‘蛋糕’。他们要针对的绝不仅仅是非法移民，对合法移民他们也会……很多华人收入高，又没有政治实力，在反移民的大趋势下，最容易成为被伤害的群体。”
一位从事美国签证代办业务多年的人士向《凤凰周刊》预测，由于特朗普鼓励白人就业，发放给外国人的H-1B工作签证将来或会收紧。H-1B签证是美国最主要的工作签证类别，发放给美国公司雇佣的具备专业技能的外籍员工。这一签证的初衷是为了方便美国公司找到其急需的、本土缺乏的人才。
特朗普曾在一次共和党总统参选人辩论会上表示：“我非常熟悉H-1B，因为我常常会用到这个政策……我们不应该有这个政策。”他还在自己的竞选官网上说，参与H-1B项目的人既不是高技术人才也不是移民，他们是外国来的临时工，被招来的唯一目的就是以更低廉的薪酬水平取代美国人。他还誓言要“防止佛罗里达州迪士尼员工的悲剧再次重现”。
2014年10月，迪士尼公司遣散了约250名员工，其职位由印度外包公司利用H-1B签证引进的外籍劳工取代。随后三个月，迪士尼要求这些即将失业的员工训练取代自己的外国人。此事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
许多时候，政策上的宽容导致了滥用。过去几年中，一些公司通过H-1B签证雇佣大量外国员工，并非因为美国本土缺乏同类人才，而只是因为支付给外籍员工的薪酬更低。这当中来自印度的雇员申请H-1B最多，几乎呈压倒性趋势，中国和加拿大的雇员位居其后。一些反移民人士声称，雇用H-1B外籍劳工将拉低美国本土工人薪资并抢占本土工人的就业岗位。
和许多华人的看法不同，汪凡认为H-1B的收紧未必是坏事，“很多人虚报薪水钻这个空子，到时候大家都去申请绿卡，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下去，绿卡排期将会大大地加长。”
汪凡尚未决定是否要留在美国。“我在美国待了那么多年，它对我的吸引力没有那么大。我觉得我有能力，回国也可以过得很好。美国梦早就分崩离析了，现在大家都说中国梦。”
另 一个可能影响华人的变数在于出生公民权。特朗普曾称，他若当选总统，将取消出生公民权，这无疑将影响许多中国母亲的赴美生子计划。但前述签证代办人士并不 认为这具有可行性，“出生公民权是美国宪法规定的，特朗普要修改宪法，必须四年任期之内走完两院程序，这不太可能。特朗普能做的是收紧签证政策。比如，不 批准赴美产子的签证，或是查到持旅游签证赴美生子的情况就遣返，这是他可以做的。”
调动参政热情的大选
无论喜好如何，这次大选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其调动了许多华人参与政治的热情。虽然岳淇不喜欢大选的结果，但她认为，“能长期维持这种热情，对华人长远而言还是会有好处的。有一些人以前从来不关心政治，现在成了特朗普的粉丝。”
“不光是政治方面，我觉得中国人在美国可以多参加一些社区事务。不要什么事情都觉得和自己没关系，等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再去游行喊两嗓子，这是毫无意义的。其他族裔对你的看法，是在平常的一些事情中积累，而不是靠临阵磨枪。”岳淇说。
张朝虽然一直支持民主党，但由于个性内敛，很少参加政治集会或游行。“我愿意去捐款，但不喜欢抛头露面，一般不会去举牌子。但以后我可能会上街去（举牌子），因为特朗普当选了。”
和许多生长在美国的二代华人一样，薛丽在外州读书的大儿子把票投给了希拉里。“校园不是真正的社会，虽然它和外界有接触，但是比较单纯。他们还在校园里面，他们没有利益，根本没有接触到真正的社会，不了解真正的问题在哪里。”薛丽说。
投票前，薛丽和丈夫都没问过大儿子的意向，“我们不希望影响他，想让他按照自己的想法、他所了解的情况去投。”薛丽说，“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投的是希拉里。”
同一天，薛丽带上自己的另一个孩子来到投票站，他尚且年幼，手里没有选票。母亲在孩子面前，把票投给了特朗普，这是她对未来的选择。“我希望告诉他，投票是什么样的。应该按照内心的想法去投票，看哪个党的理念和自己的利益更契合。”
这可能是她这辈子第一次对政治这么着迷。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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