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汉族和回族为何互相害怕？

最近一段时间，网上时常出现不少“穆黑”即攻击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帖子和文章。这些帖子和文章尽管歪曲事实且挑衅意味严重，却往往能够取得很多汉族读者的共鸣，进而引发“中国将被伊斯兰化”的担忧。而不久前“中国或将接纳中东难民”的消息，更是引发了汉族民众对于“中国将被伊斯兰化”的忧虑，“穆黑”的声浪也得以再次席卷网络。

尽管有些人怀疑这些文章和帖子背后“挑破民族关系”的意图，但是不可否认，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关系，尤其是汉回民族之间的互相信任，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敏感的议题；而“穆黑”文章的广泛传阅，也说明了一般中国人对于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关系的普遍关注与担忧。在展开分析之前，笔者先要声明，此篇文章既批评“穆黑论”，也要反思“穆黑论”为何会在现实中“有市场”。我们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回族学者的某些极端和错误思想。

汉族担忧回族

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不和谐声音，其实分别存在于汉族和回族之中，主要体现为汉族与回族的相互指责和担忧。从汉族角度来说，首先是在社会生活上，回族与汉族的相近性和相似性，较之其他一些穆斯林少数民族（如维吾尔族）相对较高，汉族与回族在语言习俗、生活习惯等方面相似度较高。且由于传统上汉族与回族聚居区相邻较劲，相对迥异的宗教文化，容易给汉族人带来一定的心理震撼。随着越来越多的清真寺、清真餐厅，甚至一些汉族群众难以理解的“清真面粉”“清真牛奶”“穆斯林社会法庭”等“标签”的出现，容易让很多汉族民众产生自己正在被“清真化”的印象。

其次回族在地域上分布广泛。尽管在很多地区也存在着一定的汉族–少数民族差异，比如在吉林的汉族–朝鲜族差异，西藏的汉族–藏族差异，南方的汉族–壮族或者其他少数民族差异等，而且其中一些民族差异也受到来自其他国家文化和政治变动的影响，比如90年代初不少朝鲜族民众可能更容易受到来自韩国的文化影响，而且很多朝鲜族民众前往韩国合法或者非法务工。但是只有回族在传统上更加广泛的分布在中国几乎各个地域。这种广泛分布的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历史上的特殊原因，尤其是回族的祖先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中亚和西亚的驻屯军、商旅和伊斯兰教学者，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回族自身的民族韧性，在经历了数百年的演变和汉族的包围，仍然能够保持自己的民族特征。但是这种“广泛分布”也在如今信息发达、交通便利的时代，成为了“穆黑”言论的一个重要“前提”，在中国普遍存在的回族，使得很多汉族人容易产生一种中国“清真化”的危机感。

第三是回族因为宗教的亲缘性，在思想和宗教上容易受到外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尽管经历了将近一千年的“同化”，回族学者可能更愿意用“华化”，而反对用“汉化”，回族在语言和思想上已经与汉族十分相近，但是在宗教和文化上仍然容易受到来自于中亚和中东的影响。即使是对于宗教知识不甚了解、不会说阿拉伯语的普通回民民众，也会倾向于通过学习“清真言”即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民族身份。

由于回族实际上在文化和宗教思想上处于伊斯兰世界相对边缘的位置，因此从古至今，中国回族的宗教思想往往是受到来自于中亚和中东的影响，而不是反过来影响中亚和中东的伊斯兰思想。因此随着全球化的加快和信息思想、人员和资金交流加快，中东和中亚的伊斯兰教思想和相关的政治事件也更容易影响回族的宗教人士。比如这些年中国内地的清真寺建设样式逐渐抛弃了原有的“中国式”，转而以阿拉伯世界的清真寺为样本建设，而更多年轻一代的阿訇更是大多有着沙特阿拉伯的留学经历，其宗教思想和服饰习惯往往更加保守，不仅与老一辈的阿訇容易产生矛盾，更让很多不了解伊斯兰教的汉族民众十分担心。

第四是回族社会基层动员力更强。尽管中国的民族政策希望能够将宗教框定在“宗教场所”，但是不应否认，伊斯兰宗教本身具有“政教不分”的特性。尽管回族学者往往会通过引用其他宗教（如基督教）在中国扩张来反驳“穆黑”论，认为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才是近代以来的“弱者”，但是我们不应当否认回族本身的民族宗教特点。

一方面回族集宗教性和民族性于一身，与其他国内的宗教信徒（如基督徒或者佛教徒）不同，中国官方或者回族自身对于自己民族成员的身份定位是“宗教+血缘”，即出生的回族后代天生便是穆斯林，甚至与异族通婚，还要求异族配偶“开经”甚至“洗胃”“灌肠”，以此为异族婚姻的前提，因此除非遭遇重大的自然或者政治灾祸，回民的民族身份不会受到太大威胁，回族所代表的伊斯兰文化在汉族看来，确实表现出了很强的“韧性”。

另一方面，回族传统聚居模式往往以清真寺为中心，散居于各个地域，加之回族往往倾向于“族内通婚”，因此各地回民之间往往沾亲带故，而一旦发生大规模的汉回械斗或者其它矛盾，不同地域之间的回族民众往往能够在很快时间内通过清真寺形成的关联网络来迅速组织。比如笔者所在的河南省就曾经在2004年发生过中牟县汉回械斗。尽管对于冲突起因，笔者的汉回朋友们各执一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当时周边地区的一些回族也都迅速的“声援”中牟回民，这让当地以及周边的汉族十分恐慌和愤怒。再比如2016年底河南漯河市的一个中心商场遭遇到了百余回民闹事，尽管后来笔者通过漯河当地的回族朋友得知，闹事的回民来自于相邻的许昌市，而且绝大多数漯河回民痛斥部分许昌闹事回民“给回族丢人”，但是不应否认，短时期内动员大量人口来以暴力方式“闹事”，仍然极大的震撼了当地的汉族民众，给汉族民众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第五是一些汉族民众甚至汉族学者认为，中国的民族政策长期偏袒回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比如很多汉族人认为，长期实行的“一胎政策”仅仅针对主体的汉族，对于回族等少数民族生育指标相对较宽松，因此认为回族的人口增长率要高于汉族人口，很可能会造成未来中国的“伊斯兰化”和“回族化”。而在现实冲突中，汉族人看到的是当地政府出于“维护稳定”“和谐社会”“民族和睦”的考虑，往往更多的打压汉族冲突方，而对于回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冲突方则“网开一面”。这种现象不仅严重的损害了地方政府尤其是地方民族政策的公信力，而且更容易滋生汉族民众对于回族的愤懑不满情绪，认为回族“绑架民族政策”，因此民族对立情绪逐渐滋生。

回族担忧汉族

而从回族角度来说，回族始终认为自己是处于“无辜”和“弱势”的一方。首先很多回族人认为，自己民族人口数占少数，处在汉族的汪洋大海之中，话语权小，在很多矛盾和敏感议题上，往往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回族群众往往将自己视为是“弱势方”，只有通过民族政策和自我团结来保护自己，尤其是在涉及到汉回冲突等敏感议题时，十分担心“大汉族主义”会威胁回族的安全。因此遇到涉及民族身份和民族历史的议题，往往容易激烈辩论，以此撇清本民族的负面形象。

其次很多回族民众认为，自己只不过是想保留宗教和民族身份上的“特性”，不应遭到汉族民众的“质疑”。其实对于绝大部分回族民众来说，其身份认同首先“中国人”，其次才是“穆斯林”“回族”等民族标签，即使很多宗教思想很强的回族民众，也仍然将自己视为中国人，与中东和中亚的穆斯林划分界限。当然，出于宗教情怀，很多中国回民确实对于中亚和中东的穆斯林予以一定的同情，对于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伊斯兰世界的欺凌深表愤懑，但是这种同情和愤懑绝不是政治上的亲和与认同。所以很多回族民众和学者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在政治认同的前提下，保留独特的文化和宗教身份而已。而当这种心理遇到“穆黑”言论，确实容易激起回族民众的反感。

第三是回族民众往往将自己视为历史上汉族暴力的无辜受害者。在历史上，中国西南、西北确实发生了多起地区冲突，无论是汉族还是回族，都是战乱暴力的无辜受害者。在谈到这段相对敏感的历史，回族学者往往倾向于认为，自己人口总数在当地仍占少数，而且战乱之后人口损失较大，因此战乱的原因应当是汉族对于回族的欺凌和恶意。总的来说，回族学者和民众往往将自己视为本分安定的弱势群体，因此十分警惕“穆黑”言论对于回族的妖魔化描述。

汉回沟通的鸿沟

如果我们分析汉族和回族群众与学者的心理，会发现双方似乎都将自己视为“弱者”，将对方的形象刻画为“强者”和潜在的“欺凌者”。而这种有趣的心理对比，其实显示出汉族和回族之间话语沟通的鸿沟。一些汉族民众和学者担心自己的生活被回族逐渐“伊斯兰化”，甚至认为回族“非我族人，其心必异”，怀疑宗教同情是否转化为政治异心；而回族民众和学者则认为一些汉族民众和学者“大惊小怪”，反过来怀疑这些汉族学者“受人指使”“亡我之心不死”，因此更加抱团来通过宗教捍卫自己的身份特征。所以，如果汉族和回族之间更多的理解和对话，似乎可以解决一些民族间的误解和矛盾。但是这种沟通在中国当前的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中难以建立。

首先，无论汉族和回族，绝大多数学者都缺乏足够的反思诚意。局部的小范围的讨论，往往最后沦为指责对方民族的“各说各话”。比如一些汉族学者往往并不了解国内回族的情况，却一味的将“潜在恐怖主义”“潜在极端主义”的帽子扣在回族民众头上，将回族等同于阿拉伯人和中亚其他民族，这极易引起回族对于汉族“大汉族主义”的反感；而一些回族学者则在讨论问题时，只顾突出回族历史上“受害者”和现实中“弱势方”身份，完全忽视现实存在的少数回族极端言论和违法行为，这样反过来让汉族学者和听众怀疑回族学者“护犊子”和“动机不纯”。

其次，无论是一些汉族学者还是一些回族学者，参与小范围讨论，背后有着迥异的思维差异。一些汉族学者的心理其实将回族视为“汉化”的穆斯林，认为儒学和汉化佛教、道教等传统汉族文化，应当能够吸引回族民众，加之汉族文化传统上对于宗教缺乏兴趣，容易将宗教与“封建迷信”相联系，因此对于回族仍然顽强保留自己民族特色，甚至在公开场合展示自己的宗教和民族影响力十分不解；而一些回族学者则倾向于认为，伊斯兰教“包罗万象”，甚至“优于儒学”，因此反对一些汉族学者和民众的“大汉族主义”。这一分歧的本质，在于无论汉族或者回族，都在潜意识里将自己视为“高人一等”，而由于缺少正确的、规范的对话环境，因此相关话题的讨论往往最终越来越激烈，却谁也难以说服谁。

最后，汉族和回族学者和普通人士，缺少现实中坦诚对话和交流的平台。而一些有限的沟通形式往往在于网络空间，事实上由于双方“各说各话”，一些学者（汉回通病）往往会针对对方引用的数据、事实进行辩驳，用“缺少史实”“西方阴谋”/“阿拉伯化”，这样的形容语来“扣帽子”，并以“要多读书”“要多用科学方法”这样的言辞来“抬高自己”。这些看似“学术”的言辞，其实在辩论中挑衅性很强，，结果造成自说自话，除了徒增彼此的对立情绪之外毫无意义。缺乏规范和有规则的讨论机制，其实并不利于汉回分歧的消除。

穆黑论的深层根源

应当指出的是，汉回之间的一些矛盾在历史上长期存在，但是在近些年逐渐引人注目。“穆黑论”的根本原因，在于经历了“社会主义”共有身份之后，在当前中国几乎所有人都面临着身份重塑的危机。传统的“共产主义”身份，尽管在近些年热官方层面仍然试图通过各种途径来重振影响，但是不应否认，中国的时代发展已经在客观上将这一僵化的官方身份抛弃，而整齐划一的“共产主义”已经无法解释当前复杂多变的社会议题，因此面对剧变的社会，每个人都需要寻求新的身份来保护自己。汉族玩串写字念佛算命，回族也就读《古兰经》学阿拉伯文披头巾，就是这样的具体体现。这是一个时代发展的必然，也可以，如果乐观的话，被视为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在此背景下，汉族和回族之间的矛盾，“穆黑论”也就会有自己的市场。

除了时代的发展带来的身份多样化，“穆黑”在当前多发的直接原因，是社会纷争中公权力缺失。汉回矛盾和分歧往往诱发于细小的事件，比如在2004年中牟县的汉回械斗中，其事件原因就是汉族和回族之间的一个小车祸而引发的群体斗殴，其实本质上双方都有错误，如果公权力提早介入，约束极端言行，后来的冲突也就可以避免。但是随后地方基层官员面临小规模械斗“不敢管”，害怕造成“群体事件”，结果引发越来越大的地方冲突。这一事件，其实反映出了当前中国地方政治治理的难点。在诸多小问题上地方当权者和直接责任机构往往不敢碰，毕竟谁管谁负责，而一旦发生群体事件“谁负责谁倒霉”，所以无论是单位还是政治个人，都出于政治自保而对这些敏感议题敬而远之，最终小问题变成了大问题，小矛盾闹出了大动静。最后来了大领导，惊动了高层，才敢下决心亡羊补牢，却已经产生了社会隔阂和裂痕。

“穆黑论”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于汉族和回族话语沟通渠道难以建立。汉回缺乏对话渠道，主要是因为中国政治体制垄断了社会平面的沟通渠道。这个既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也是中国的现实政治状态。在中国平行群体之间的正式的、有规则的对话往往必须要在上一级政治力量的监督下展开。以正式渠道主持的对话往往避开敏感议题，重在强调“民族团结”这样“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局面；而以非正式方式组织的汉回敏感议题讨论，往往由于缺少正规途径和规则，在自说自话中难以形成共识；而如果想要组织正式的、大规模的对话，则很可能会被一些部门出于特殊的考虑而予以阻止。在缺乏足够对话的情形下，汉族和回族的学者与民众很容易沿着自己的话语体系，将对方“妖魔化”而将自己“神圣化”。沟通并不一定会带来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但是缺少了直接沟通，则很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族群间危机。

“穆黑论”盛行的现实原因，在于中国人文社会学科和法制社会建设的部分欠缺。比如一些汉族声音认为中国西北地区的穆斯林正在“伊斯兰极端化”，而如何在学理上和现实中界定“伊斯兰极端化”？单纯的“戴头巾”“背诵《古兰经》”就意味着“伊斯兰极端化”？而一些回族声音批评汉族“大汉族主义抬头”“破坏民族团结”，那么如何界定“破坏民族团结”这一言行？出现这样的言行应该怎么治理？无论是“穆黑论”，还是少数极端的回族声音“汉黑论”，与当前出现的“黑河南人”“黑东北人”（比如“河南人都是骗子”“东北人都是黑社会”）似乎如出一辙，都需要理性的人文社科声音去介入和思考，更需要明确的法律法规来对“过火”的言行予以约束和治理。

“穆黑论”的盛行，其实反映出“中国人”这一概念内容的不确定性。近代以来，“中国人”这一概念其实一直都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到“五族共和”，再到“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的范围无疑是囊括中国国内所有民族，但是其内容究竟应该如何调和民族间的身份和思想，却仍然无法形成定论。如果建立“中华民族”，汉族和回族都应当摒弃自己的“大民族主义”和“高人一等”的思想，在一些关键历史性问题上，要形成共识，对于各自民族内部的极端分子和极端学者都应当予以批判.
--------

总的来说，回族／穆斯林就不是什么好鸟，这都是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排斥异教徒埋下的祸根。
再想想清朝时期的“同治回乱”，穆斯林对汉族大开杀戒，你对穆斯林还喜欢得起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