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后世存在争议，武昌起义后亚洲第一个的共和国迅速确立，在当时还是带给中国崭新的机会。震荡和转型代价是不可避免的，但与中国历次王朝的血腥更迭相比，其时，人们有理由对未来审慎乐观，革命带来的不仅是一个腐朽王朝的结束，更重要的是一种新的政治理念，从而有可能扫除此前几十年中阻碍中国与世界正常交往的羁绊，孕育出一种内在的生机，但恐怕很少有人意识到，这只是中国超过半个世纪的悲剧性现实的开始，自此之后，政局的瞬息万变，内忧外患的加剧，共产意识形态的大举入侵以及此后造成的恶果，让中国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才稍稍恢复了正常，不过，中华民国的短命和共产主义对中国的统治所造成的影响延续至今，让中国的未来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民国之初的政治乱局之产生，既有各种偶然因素影响，也存在一定必然性。满清留给民国的是一个民生凋敝的烂摊子，更重要的是，满清的政治控制之下，民间政治力量不可能有从容的发育时间，无论宪政派还是革命派，其影响力及内部组织，都处在极为低级的阶段，当统治多年的满清政权戏剧性地轰然崩塌，重新凝聚社会并形成有效的政府管理本身就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此时，只有具备足够内部约束力的军人集团才有可能具备大体稳定局面的能力，民国创始的起点性事件——武昌起义的军事特征，也让民国从一开始就陷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职业军人逻辑。袁世凯称帝后，军人集团开始发生分裂（此前的二次革命已让民初政治妥协走向分裂），开始了一个军阀时代。
但与此后的北伐、红色割据、抗战、三年国共内战相比，军阀混战对社会的破坏力只能算是小儿科了，无论直皖战争、直奉战争、从时间和规模上来说，都还可以归入有限战争范畴，比如直皖战争，历时只有五天。当时，甚至军阀本人都对战争破坏力有意识加以控制，比如段祺瑞在直皖战争中就曾下令不许手下用重炮对敌，“恐火力过猛，伤亡过重。”当然，军阀的危害不能只从时间和规模加以讨论，当军人政权动辄以战争手段来争夺利益和地盘——尤其是对北京政权的控制——的时候，事实上，辛亥革命已经失败，而且，看不到这种军阀割据和混战有结束的可能。如果不以情绪化观点来看，中国古训所说“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并非一种犬儒主义的逃避。最坏的局面已经开始。
西方国家出于贸易的需要，并不希望看到一个内乱不止的中国，他们所做的是在美国的倡议下，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以限制中国内战的规模和危害性。这一做法持续了十年之久，虽未能阻止中国内部的战争，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间接地帮助中国迅速实现了统一。
以当时中国的实情而言，无论军阀中的哪一方，如果能够迅速统一中国。结束军阀和割据状态，看上去都未尝不是一件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善事，但是，在美英日等过武器禁运之下，苏联优质军火的大量涌入造成的“统一”局面，却让中国陷入更复杂的国际冲突，造成更久远的内乱和灾难。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与中国现代历史纠葛最深的国家是两个强大的邻居——日本、俄罗斯。自清末直至一战结束前，在争夺对中国影响力的较量中，日本占据优势，但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在渡过最初的内战危机后，显然采取了比日本更为有效的方法，迅速掌握了在中国问题上的主动权，从而更有力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甚至，在苏联已经解体的今天，这种影响仍被保留。
回首百年，我们不得不感叹中华民国有点生不逢时，民国刚刚建立，世界大战的硝烟即起，日本对中国的野心大增，而在袁世凯去世，中国失去政治强人的时候，恰恰俄国又迎来了十月革命，夹在日苏之间的中国，要走的路可谓步步惊心。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与德国签署《布列斯特条约》，退出世界大战，集中力量应付国内战争和协约国的武装干涉。内战中，苏维埃控制苏联最主要的工业区，而白军战斗力有限，缺乏统一指挥，各国的干涉行动也貌合神离，很快便陆续退出，最终苏维埃政权取胜。但是在1918年，列宁为了巩固新政权，在国际关系上，可以说充分放低了身段，《布列斯特条约》不惜以割地赔款委曲求全，不仅如此，为了苏维埃急切需要的“和平”，十月革命甫一爆发，苏维埃代表大会就颁布了《和平法令》，声明“俄国工农在推翻沙皇君主制以后用最明确最坚决的方法要求的和平，就是立即实现的不割地（即不侵占别国领土，不强迫合并别的民族）不赔款的和平。”以弱者代言人身份表明了苏维埃在处理国际问题上所坚持的“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废除秘密外交”等原则，并于1917年12月披露了100多份旧俄秘密档案文件，给英法等列强造成巨大的国际压力，并塑造了苏维埃政权的崭新形象。
在初步取得战争胜利，尤其是在美国军队部分撤出干涉行动后，西部的压力开始减弱，这时候，远东压力凸显出来，日本在海参崴等地陆续增兵至7万人，成为参与干涉国家中出兵最多的国家，而作为协约国参战的中国也拼凑了2000人和两艘军舰，于1918年4月抵达海参崴。
显然是在这一压力之下，出于取悦中国、消除在中国境内的白俄势力和抗衡日本的需要，苏联开始向中国释放友好信息，1918年第五次苏维埃大会上，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在报告中说：“我们要通知中国，我们放弃沙皇政府在满洲的一切占领地，恢复中国在这片领土上的主权。我们同意放弃我国公民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我们准备放弃赔款。”
1919年7月，《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正式发表，宣布废除与日本、中国和个协约国缔结的秘密条约，把旧俄“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废弃一切在华特权，包括放弃中东铁路的一切要求。”并宣布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要求中国政府驱逐前俄政府的驻华公使和领事，与旧俄政权断绝一切联系，立即派出代表与苏方谈判建交。
迟至1920年3月26日，北洋政府才收到这一宣言的电文，正在参与联合军事行动的北洋政府虽然慢慢腾腾地展开了与苏联的接触，但并未满足苏联的建交等要求。苏联政府似乎显得十分着急，又于1920年9月27日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除了无偿归还中东铁路问题上的退步外，改宣言重申了第一次宣言的大部分内容。
1920年4月3日，《东方杂志》率先发表《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5月1日，《新青年》全文转载。李大钊在得知这一宣言内容后，于《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一文中赞扬说：“最近俄罗斯劳农政府，声明把从前罗曼诺夫朝从中华掠夺去的权利一概退还，中华的青年非常感佩他们这样伟大的精神。但我们决不是因为收回一点物质的权利才去感谢他们的，我们是因为他们能在这强权世界中，表显他们人道主义、世界主义的精神，才去钦服他们的。”
应该说，这一后来被证实为空头支票的对华宣言，在当时引起了人们对苏联的极大好奇和好感，对苏联来说，这可以算是一笔十分划算的无本买卖，相较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遭受的屈辱，苏联对华宣言形成的冲击之大，在当时是可以想见的，几乎就在宣言在中国发表的同一时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达中国，会晤李大钊、陈独秀，建议他们筹组共产党。1920年8月份，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陈独秀任书记，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李大钊任书记。
辛亥以后，中国在政治上的巨大变化，必然会给人们带来心理、文化上的巨大冲击，中国了解外部世界的愿望迅速增加，这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形成。但是，新的西方事物和观念一方面被大量引入，一方面被活剥生吞，绝大多数新思想的传播者本人也只是一知半解。但苏联的两次对华宣言，以及苏维埃在内战中的胜利，已经让苏联在中国各界尤其是知识分子心中占据了一个相当有利的位置，套用当今某些“爱国主义”者的话来说，苏联在军事侵略之外，找到了另外一种思想和文化侵略的手法。
事实上苏联政府的行动极为迅速。就在与北洋政府展开谈判的同时，苏联领导下的共产国际推动中共建党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秘密进行，1921年夏天，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亲自参加筹备并主导了中共一大，会议制定的党纲规定：中国共产党隶属共产国际。由此，通过思想和金钱的直接作用，苏联在中国打进了共产主义的楔子。
这只是开始，那时候，苏联需要一个更坚固的抓手。
1921年底到1922年初，由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会议上签署了《九国公约》，公约限制了日本对中国的野心，“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这次会议还促成了中国收回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被中国视为一次外争国权的重大成功。
华盛顿会议的成果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影响力的提升，并通过“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为缔约国在中国的商务实业活动提供了便利，这引起了苏联的焦虑，让苏联意识到当时极为弱小的中共尚不足以成为他们影响中国的棋子，不得不加紧与其它更具实力的政治人物进行接触，以求合作。
几乎所有的实权人物都在苏联的视野范围，其中最主要的是主张劳工权利的陈炯明、吴佩孚、孙中山。在维经斯基、马林考察过后，认定陈炯明主张和平统一、联省自治，并强烈反对阶级斗争，因而将他排除在选择人选之外。
早在苏联谋求对华建交的时候，吴佩孚曾经发表希望联苏制日的言论，但是1922年，苏联外交家越飞等人在与吴佩孚多次接触后放弃了对他的期望，其中涉及主要分歧包括吴佩孚反对孙中山与张作霖联盟，反对苏联在中东铁路问题上的态度倒退，并于1923年1月初公开反对苏联占领蒙古，表示为维护主权不惜一战。
只有孙中山表现出与苏联合作的强烈兴趣，孙中山虽坚持中国对蒙古的主权，但明确赞成苏联驻军蒙古，赞成中东铁路维持现状，甚至要求苏联直接派军占领新疆，一直打到四川。于是苏联政治局最后决定：“采纳越飞同志的建议，扶植孙中山及其国民党。”此后，越飞在李大钊陪同下到上海会见孙中山。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在上海发表。中国百年亲苏的历史正式拉开帷幕！孙中山找到了强有力的合作者，苏联在政权尚不稳固的情况下，不惜巨资与中国内部的同盟者一道直接介入中国政治，对苏联和孙中山来说，这都是一个赌局。
孙中山革命一生，屡败屡战，始终未能建立自己的稳固地盘。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袁世凯去世后，1917年8月护法军政府在广州成立，9与1日孙中山当选护法军政府大元帅，但未获实权，1918年5月，孙中山辞去大元帅，离开广州赴上海；1920年，陈炯明从福建打回广东，邀请孙中山于1920年11月重回广州，将陈炯明部队改编置于自己的管辖，并于1921年5月5日就任中华民国政府非常大总统，主张以武力统一中国，遭到陈炯明等人的反对；1922年4月21日，孙中山免去陈炯明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职务，6月16日，陈炯明部下叶举围攻总统府，孙中山乘永丰舰离开广东，8月15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宣言，讨伐陈炯明，孙中山倚重许崇智、蒋介石等人，自福建入广东，又联合滇军、桂军，逐渐取得军事胜利，陈炯明不愿在广州大动干戈，于1923年1月16日撤离广州，退守东江，2月21日，孙中山回到广州。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后，凭借苏联军事援助的许诺，孙中山放手一搏，守住了广州。1923年6月12日，中共三大在广州举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会议，拥有420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2月29日，孙中山接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重建大元帅府，共产国际派出鲍罗廷到广州为孙中山顾问，以苏共为模式重组中国国民党。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苏联顾问鲍罗廷及中共党员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24人作为代表出席会议。大会决定开班军官学校，创办党军。1924年6月16日，蒋介石担任校长的黄埔军校开学，10月5日，俄舰抵达虎门附近，首批军火在黄埔学生监督下起卸。北京事变发生后，1924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之邀，北上讨论国是，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1925年，更多苏联援助军火大批运至广东。1925年2月起，蒋介石率军两次东征，凭借优势活力，打败陈炯明，并平定杨希闵、刘震寰。1925年12月，蒋介石凯旋回到广州。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带总司令蒋介石率领下誓师北伐。共产党员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并在鼓动宣传、组织农会、工人纠察队等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到1927年4月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全国的中共党员人数已迅速发展到57000多人。
凭借重组而先进的武器，在那些遭受武器禁运的军阀面前，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阻力，短时间内就占领了中国最为富庶的东南，进而于1928年在形式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尽管孙中山已经去世，但他武力统一中国的愿望实现了，事实证明，他的联俄之举在短期内就达到了此前奋斗二十多年就没有达到的成就。
这的确是孙中山生命最后几年的一次神奇的绝地反攻，1922年，在被陈炯明赶出广东时，孙中山通过陈友仁向共产国际捎信：“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惟一实际的真诚朋友是苏俄，苏俄是我危难之中的惟一的朋友。”就孙中山这时候的灰暗心理而言，恐怕他很难相信自己的党会在仅仅六年后就打败所有军阀，成为中国唯一的领导者。可孙中山恐怕更不会想到，当中国国民党成为中国唯一的领导者的时候，却并没有获得中国命运的掌控权，在他利用苏联的同时，苏联也成功地利用他，苏联将共产党的力量播撒在了中国社会的无数个细小角落，已经不可能被清除。
近年来，史学界对孙中山的评价趋向于多元化，孙中山革命历程中的负面信息越来越多地被挖掘出来，在反思共产主义运动给中国带来的伤害时，很多人往往追根溯源，对孙中山联俄之举扼腕叹息。的确，本着列宁主义的原则，苏联领导者和共产国际一开始就号召世界革命，支持各国的无产阶层发动武装起义，以金钱和武器公开支持各国的共产党进行共产革命，即使没有孙中山的联俄之举，与中国大片领土接壤的苏联，也不会对中国无动于衷，即使没有孙中山，苏联也可以退而求其次，支持冯玉祥、马玉祥，但孙中山无论在个人声望、干部储备、所处地理位置等方面，都是冯玉祥所不能比拟的。没有孙中山的联俄之举，很难想象共产主义思想会在中国得到如此迅速的传播，很难想象中国共产党会在短时间内迅速做大。
孙中山的政治生涯中，有很多足堪遭人诟病的地方，比如轻率发动二次革命，开民国刀兵之先河，比如在徐世昌辞职后，孙中山食言自肥拒绝共同下野，比如接受德国政府秘密资金反段祺瑞，比如不切实际爱说大话，甚至在逃亡日本期间，不惜以“出让满蒙”为条件，换取日本的支持等，但孙中山在1905年所阐明的三民主义思想，对当时的中国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在担任临时大总统，度过一段焦头烂额的日子后，无论是否出于自愿，毕竟潇洒离去，在筹建国民党、谋划铁路建设的问题上，也显示他“决不愿居政界，惟愿作自由国民”的表述并非完全是违心之言。应该看到，民国之初，即使没有孙中山，没有国民党，民国的政局和社会情况也绝不会令人满意。中国人充满了变革的愿望，现实却往往是每况愈下。军阀割据时期，往往是谁占了北京，就通电要求议和，谁身处北京之外，就要想方设法打进北京去，历史无法假设，但即使没有孙中山的武力北伐，中国的战乱也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结束，“和平统一、联省自治”的想法虽好，但这种军人操控下的自治，前景也未必乐观，何况日本、苏联绝不可能置身事外。从政治上来说，统一的确是一般人心所想，也是结束军阀混战的正常心理反应。但英美等国的政治理念和外交原则，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支持孙中山的武力统一，而且英美对孙中山本人的评价主要也是负面的。要寻求外部支持，苏联确实是孙中山最好的机会，而且几乎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十月革命前，新文化运动已经在中国展开，激烈的反传统思想四处弥漫，显示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极度不满，“新的时代”已经开始，“旧时代”的观念、伦理、习俗、社会结构依旧，政府运作低效、军阀、土匪严重威胁人们的生活，鲁迅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大概这也是民国初年中国政治境况的写照。尽管人品和政治作为都受到很多质疑，但在一般青年人眼中，孙中山以其理想主义色彩和新的政治理念，被很多人视为希望，因此，即使在孙中山政敌控制的区域，孙中山也拥有大量的支持者，割据时期，孙中山无疑也是军阀中的一员，但孙中山和他的支持者肯定不会这样想。在社会失去清晰方向的时候，孙中山确实仍被很多人视为未来的方向。
但无论出于理想，还是出于对权力的欲望，孙中山大概也只能选择实用主义的做法。在分析孙中山真实心理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这一点上，不必将政治家的一时之言看得过重，比如列宁曾经力排众议，签署屈辱性的《布列斯特条约》，但在稳固政权后，苏联逐步将一度放弃的领土重新占领，再比如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虽曾对日本承诺出让满蒙，但在民国建立后，态度实际上也发生了变化，不再说给予领土，只说给以特殊利益，并明确声明：“东北三省是中国的领土，吾等坚决维护固有的主权，虽寸土亦不容侵略。”
政治家的善变，只是情势变化的体现。说穿了，白手起家闹革命，实力不济，只能借助外援，孙中山一生多次发动起义，冒险精神十足，走一步看一步，多数时间里，他对自己所做的事并无把握，都只是赌，这一次的联俄之举，不过是他的最后一次豪赌。
他并非对共产主义没有警觉，《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第一条说：“孙逸仙博士认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且以为中国最重要最迫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而且，关于废除旧俄与中国条约、满蒙主权等问题上，孙中山也守住了底线。因此，理论上说，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为基础开始的联俄之举，似乎看上去并非全然不可接受。
因为有了越飞“完全同意”的承诺，因为对极为弱小的中国共产党的轻视，在当时那种局促的情况下，孙中山没有想太远，他的联俄、容共显然是出于一种对苏联的利用心理，也许，在他看来，这种妥协的代价只是给共产党一些职位，在政治上采纳共产党的一些意见，并不会造成政治上的翻盘，事实上，在孙中山去世前，他的确还是可以掌控局势的。以至于马林和中共内部都开始失去耐心，在马林看来，孙中山在军事上越有利，就会越满足于政治谋略，“而更不乐意与我们接近”，在给越飞的信中他承认：“现在，我对他毫无办法。”孙中山甚至毫不顾忌地对马林说如果陈独秀继续公开批评国民党，我一定开除他。
当孙中山加入这一赌局的时候，苏联也是在赌。孙中山固然是一个更为坚固的抓手，但孙中山并不那么容易掌控，马林甚至开始说“拿钱支持国民党是不负责任的”，他说过去200万元对孙中山也许至关重要，但对一个已在广东立足并能驾驭局势的统治者来说，就远不是那么重要了。与其为了帮助孙中山控制广东，把200万元塞进南方将领的腰包，真不如用2万元帮助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
1925年1月，孙中山去世前不久，中共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时候，中共的全部党员是994人。会议选择在上海而不是广州召开，而且会议内容表明国共分歧日趋激烈，会议指出右的倾向是党内主要危险，共产党需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要加紧同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作斗争。
如果孙中山不是在这个时候突然离世，他是否有能力继续掌控这场与苏联的赌？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真正壮大，是在孙中山去世后开始的，而且孙中山的去世，以及此后中共问题上的分歧，导致国民党内部的一次次分裂，当国民党面临这些分裂的时候，不再有孙中山这样一个可以拍板定论的人物，频繁的内斗让国民党的凝聚力和组织效率降低，给共产党以更为有利的生长环境。
无论早期兴中会、同盟会，还是组建中华革命党以后，孙中山都表现出掌控权力的强烈欲望，护法运动兴起之后，孙中山与各方不合作的态度也是显而易见的，以他的政治个性和权利欲，他不太可能允许共产党在他的眼皮底下过分扩张，如果不是突然去世，他在这方面的掌控能力是蒋介石所不能比拟的，对苏联和中共来说，如果孙中山不死，此后的局面肯定会更复杂。事实上，在处理与国民党关系问题上，早期中共内部争论不休，政策也摇摆不定，苏联和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马林、维经斯基、鲍罗廷等人，也大都下场凄惨，他们在中国的工作处在极其微妙的情景之下，稍有不慎，同样会犯错，对他们来说，犯错的结果可能就是回到苏联被清洗，而苏联在付出大笔金钱、武器后，一度因四一二清党差点让自己的投资输个精光。在这场十分热情而又从一开始就充满矛盾的合作中，孙中山和苏联谁都无法预料最后的结局。
不过，即使孙中山不死，当共产党开始加速度发展的时候，他是否敢于及时抛开中共，也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鲍罗廷携带两万支来复枪等军火随两艘苏联轮船到达广州，先上岸与蒋介石会谈四小时，达成妥协后才允许卸货。如果谈判破裂，鲍罗廷可能会把这批军火交给中共控制的工团、农团。总之，只要共产党组织起足够的人员，只要有一个卸货的码头，苏联就能直接培育自己的忠诚部队，这近乎于在国外建立忠诚于自己的雇佣军，孙中山所做的，就是在广东为苏联提供了码头，中共建军并掌握根据地后，通电电报往来，苏联也曾指示朱毛红军，只要在东南沿海占据一个码头，苏联就可以运送军火前来支援。
而在孙中山去世后，即使国民党完全与共产党分家，情势也与当初完全不同了，国民党已没有能力完全扼杀中国境内的共产主义势力。至于西安事变后中共的再次壮大，以及中共建国后一边倒地全盘接受苏联政治思想和国家模式，也显示孙中山实在是低估了共产意识形态的危险。后来中共在向东南亚输出革命的时候，也往往会采取类似苏联当初的手段，首先在当地寻找具有威望的政治人物合作，同时暗中培植壮大共产党势力，待时机成熟便取而代之。孙中山不是唯一一个失手的玩家。
孙中山与苏联的合作是绝望中的挣扎，并非深思熟虑的结果，他对苏联以及共产主义的了解也十分有限。即使他熟悉政治上各种言行不一的把戏，也不会想到共产主义可以将言论与目的完全分离，1922年4月，俄外交委员奇切林参加热那亚会议前，列宁叮嘱奇切林，万不可公开讲出苏维埃国家革命的真正目的，只要能瓦解敌人，提什么口号都行，甚至不符合苏联政策的口号也行。“对我们不利的交易，我们绝不去做。”当实用主义的孙中山遇到更加实用主义和不守规则的唯物论者，政治上无法预料的因素大增，而且，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时兴的意识形态致幻剂，正处在其野蛮成长期，其高度组织化、坚强的国家意志、宣传策略的高明、对人的权利的漠视、国际事务中的狡诈，恐怕都远远超出了孙中山所能想到的，孙中山其实是在和真正的行家老千在赌。
更重要的是，尽管苏维埃刚刚建立，俄国留下的教育、工业和军事基础是中国远不能比的。这是一场粗疏的弱者与狡诈的强者玩的游戏。
苏联一开始就不乏支持中国革命的欲望和需要，他们利用孙中山让中共找到了发展的空间和发展模式，并借助孙中山这个媒介，让中共走出了最初那种束手无策工作毫无进展的局面，整个中国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历史可以存在很多假设，但百年后回望，当孙中山决心参加这场豪赌的时候，中国是被置于巨大的危险之中，而且在此后的十几年中，苏联的做法和中共的存在也直接、间接地刺激着原本就野心勃勃的日本，也许只能说，在日苏（俄）两大强国的包围下，当英法实力被削弱，而美国作为世界警察的角色尚未清晰之前，20世纪初的中国，内政外交的走向存在太多难以掌控的偶然因素，孙中山之赌的结局，对中国来说，也许只能用命数来解释吧.
民国之初的政治乱局之产生，既有各种偶然因素影响，也存在一定必然性。满清留给民国的是一个民生凋敝的烂摊子，更重要的是，满清的政治控制之下，民间政治力量不可能有从容的发育时间，无论宪政派还是革命派，其影响力及内部组织，都处在极为低级的阶段，当统治多年的满清政权戏剧性地轰然崩塌，重新凝聚社会并形成有效的政府管理本身就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此时，只有具备足够内部约束力的军人集团才有可能具备大体稳定局面的能力，民国创始的起点性事件——武昌起义的军事特征，也让民国从一开始就陷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职业军人逻辑。袁世凯称帝后，军人集团开始发生分裂（此前的二次革命已让民初政治妥协走向分裂），开始了一个军阀时代。
但与此后的北伐、红色割据、抗战、三年国共内战相比，军阀混战对社会的破坏力只能算是小儿科了，无论直皖战争、直奉战争、从时间和规模上来说，都还可以归入有限战争范畴，比如直皖战争，历时只有五天。当时，甚至军阀本人都对战争破坏力有意识加以控制，比如段祺瑞在直皖战争中就曾下令不许手下用重炮对敌，“恐火力过猛，伤亡过重。”当然，军阀的危害不能只从时间和规模加以讨论，当军人政权动辄以战争手段来争夺利益和地盘——尤其是对北京政权的控制——的时候，事实上，辛亥革命已经失败，而且，看不到这种军阀割据和混战有结束的可能。如果不以情绪化观点来看，中国古训所说“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并非一种犬儒主义的逃避。最坏的局面已经开始。
西方国家出于贸易的需要，并不希望看到一个内乱不止的中国，他们所做的是在美国的倡议下，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以限制中国内战的规模和危害性。这一做法持续了十年之久，虽未能阻止中国内部的战争，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间接地帮助中国迅速实现了统一。
以当时中国的实情而言，无论军阀中的哪一方，如果能够迅速统一中国。结束军阀和割据状态，看上去都未尝不是一件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善事，但是，在美英日等过武器禁运之下，苏联优质军火的大量涌入造成的“统一”局面，却让中国陷入更复杂的国际冲突，造成更久远的内乱和灾难。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与中国现代历史纠葛最深的国家是两个强大的邻居——日本、俄罗斯。自清末直至一战结束前，在争夺对中国影响力的较量中，日本占据优势，但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在渡过最初的内战危机后，显然采取了比日本更为有效的方法，迅速掌握了在中国问题上的主动权，从而更有力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甚至，在苏联已经解体的今天，这种影响仍被保留。
回首百年，我们不得不感叹中华民国有点生不逢时，民国刚刚建立，世界大战的硝烟即起，日本对中国的野心大增，而在袁世凯去世，中国失去政治强人的时候，恰恰俄国又迎来了十月革命，夹在日苏之间的中国，要走的路可谓步步惊心。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与德国签署《布列斯特条约》，退出世界大战，集中力量应付国内战争和协约国的武装干涉。内战中，苏维埃控制苏联最主要的工业区，而白军战斗力有限，缺乏统一指挥，各国的干涉行动也貌合神离，很快便陆续退出，最终苏维埃政权取胜。但是在1918年，列宁为了巩固新政权，在国际关系上，可以说充分放低了身段，《布列斯特条约》不惜以割地赔款委曲求全，不仅如此，为了苏维埃急切需要的“和平”，十月革命甫一爆发，苏维埃代表大会就颁布了《和平法令》，声明“俄国工农在推翻沙皇君主制以后用最明确最坚决的方法要求的和平，就是立即实现的不割地（即不侵占别国领土，不强迫合并别的民族）不赔款的和平。”以弱者代言人身份表明了苏维埃在处理国际问题上所坚持的“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废除秘密外交”等原则，并于1917年12月披露了100多份旧俄秘密档案文件，给英法等列强造成巨大的国际压力，并塑造了苏维埃政权的崭新形象。
在初步取得战争胜利，尤其是在美国军队部分撤出干涉行动后，西部的压力开始减弱，这时候，远东压力凸显出来，日本在海参崴等地陆续增兵至7万人，成为参与干涉国家中出兵最多的国家，而作为协约国参战的中国也拼凑了2000人和两艘军舰，于1918年4月抵达海参崴。
显然是在这一压力之下，出于取悦中国、消除在中国境内的白俄势力和抗衡日本的需要，苏联开始向中国释放友好信息，1918年第五次苏维埃大会上，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在报告中说：“我们要通知中国，我们放弃沙皇政府在满洲的一切占领地，恢复中国在这片领土上的主权。我们同意放弃我国公民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我们准备放弃赔款。”
1919年7月，《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正式发表，宣布废除与日本、中国和个协约国缔结的秘密条约，把旧俄“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废弃一切在华特权，包括放弃中东铁路的一切要求。”并宣布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要求中国政府驱逐前俄政府的驻华公使和领事，与旧俄政权断绝一切联系，立即派出代表与苏方谈判建交。
迟至1920年3月26日，北洋政府才收到这一宣言的电文，正在参与联合军事行动的北洋政府虽然慢慢腾腾地展开了与苏联的接触，但并未满足苏联的建交等要求。苏联政府似乎显得十分着急，又于1920年9月27日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除了无偿归还中东铁路问题上的退步外，改宣言重申了第一次宣言的大部分内容。
1920年4月3日，《东方杂志》率先发表《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5月1日，《新青年》全文转载。李大钊在得知这一宣言内容后，于《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一文中赞扬说：“最近俄罗斯劳农政府，声明把从前罗曼诺夫朝从中华掠夺去的权利一概退还，中华的青年非常感佩他们这样伟大的精神。但我们决不是因为收回一点物质的权利才去感谢他们的，我们是因为他们能在这强权世界中，表显他们人道主义、世界主义的精神，才去钦服他们的。”
应该说，这一后来被证实为空头支票的对华宣言，在当时引起了人们对苏联的极大好奇和好感，对苏联来说，这可以算是一笔十分划算的无本买卖，相较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遭受的屈辱，苏联对华宣言形成的冲击之大，在当时是可以想见的，几乎就在宣言在中国发表的同一时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达中国，会晤李大钊、陈独秀，建议他们筹组共产党。1920年8月份，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陈独秀任书记，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李大钊任书记。
辛亥以后，中国在政治上的巨大变化，必然会给人们带来心理、文化上的巨大冲击，中国了解外部世界的愿望迅速增加，这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形成。但是，新的西方事物和观念一方面被大量引入，一方面被活剥生吞，绝大多数新思想的传播者本人也只是一知半解。但苏联的两次对华宣言，以及苏维埃在内战中的胜利，已经让苏联在中国各界尤其是知识分子心中占据了一个相当有利的位置，套用当今某些“爱国主义”者的话来说，苏联在军事侵略之外，找到了另外一种思想和文化侵略的手法。
事实上苏联政府的行动极为迅速。就在与北洋政府展开谈判的同时，苏联领导下的共产国际推动中共建党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秘密进行，1921年夏天，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亲自参加筹备并主导了中共一大，会议制定的党纲规定：中国共产党隶属共产国际。由此，通过思想和金钱的直接作用，苏联在中国打进了共产主义的楔子。
这只是开始，那时候，苏联需要一个更坚固的抓手。
1921年底到1922年初，由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会议上签署了《九国公约》，公约限制了日本对中国的野心，“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这次会议还促成了中国收回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被中国视为一次外争国权的重大成功。
华盛顿会议的成果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影响力的提升，并通过“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为缔约国在中国的商务实业活动提供了便利，这引起了苏联的焦虑，让苏联意识到当时极为弱小的中共尚不足以成为他们影响中国的棋子，不得不加紧与其它更具实力的政治人物进行接触，以求合作。
几乎所有的实权人物都在苏联的视野范围，其中最主要的是主张劳工权利的陈炯明、吴佩孚、孙中山。在维经斯基、马林考察过后，认定陈炯明主张和平统一、联省自治，并强烈反对阶级斗争，因而将他排除在选择人选之外。
早在苏联谋求对华建交的时候，吴佩孚曾经发表希望联苏制日的言论，但是1922年，苏联外交家越飞等人在与吴佩孚多次接触后放弃了对他的期望，其中涉及主要分歧包括吴佩孚反对孙中山与张作霖联盟，反对苏联在中东铁路问题上的态度倒退，并于1923年1月初公开反对苏联占领蒙古，表示为维护主权不惜一战。
只有孙中山表现出与苏联合作的强烈兴趣，孙中山虽坚持中国对蒙古的主权，但明确赞成苏联驻军蒙古，赞成中东铁路维持现状，甚至要求苏联直接派军占领新疆，一直打到四川。于是苏联政治局最后决定：“采纳越飞同志的建议，扶植孙中山及其国民党。”此后，越飞在李大钊陪同下到上海会见孙中山。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在上海发表。中国百年亲苏的历史正式拉开帷幕！孙中山找到了强有力的合作者，苏联在政权尚不稳固的情况下，不惜巨资与中国内部的同盟者一道直接介入中国政治，对苏联和孙中山来说，这都是一个赌局。
孙中山革命一生，屡败屡战，始终未能建立自己的稳固地盘。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袁世凯去世后，1917年8月护法军政府在广州成立，9与1日孙中山当选护法军政府大元帅，但未获实权，1918年5月，孙中山辞去大元帅，离开广州赴上海；1920年，陈炯明从福建打回广东，邀请孙中山于1920年11月重回广州，将陈炯明部队改编置于自己的管辖，并于1921年5月5日就任中华民国政府非常大总统，主张以武力统一中国，遭到陈炯明等人的反对；1922年4月21日，孙中山免去陈炯明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职务，6月16日，陈炯明部下叶举围攻总统府，孙中山乘永丰舰离开广东，8月15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宣言，讨伐陈炯明，孙中山倚重许崇智、蒋介石等人，自福建入广东，又联合滇军、桂军，逐渐取得军事胜利，陈炯明不愿在广州大动干戈，于1923年1月16日撤离广州，退守东江，2月21日，孙中山回到广州。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后，凭借苏联军事援助的许诺，孙中山放手一搏，守住了广州。1923年6月12日，中共三大在广州举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会议，拥有420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2月29日，孙中山接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重建大元帅府，共产国际派出鲍罗廷到广州为孙中山顾问，以苏共为模式重组中国国民党。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苏联顾问鲍罗廷及中共党员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24人作为代表出席会议。大会决定开班军官学校，创办党军。1924年6月16日，蒋介石担任校长的黄埔军校开学，10月5日，俄舰抵达虎门附近，首批军火在黄埔学生监督下起卸。北京事变发生后，1924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之邀，北上讨论国是，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1925年，更多苏联援助军火大批运至广东。1925年2月起，蒋介石率军两次东征，凭借优势活力，打败陈炯明，并平定杨希闵、刘震寰。1925年12月，蒋介石凯旋回到广州。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带总司令蒋介石率领下誓师北伐。共产党员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并在鼓动宣传、组织农会、工人纠察队等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到1927年4月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全国的中共党员人数已迅速发展到57000多人。
凭借重组而先进的武器，在那些遭受武器禁运的军阀面前，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阻力，短时间内就占领了中国最为富庶的东南，进而于1928年在形式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尽管孙中山已经去世，但他武力统一中国的愿望实现了，事实证明，他的联俄之举在短期内就达到了此前奋斗二十多年就没有达到的成就。
这的确是孙中山生命最后几年的一次神奇的绝地反攻，1922年，在被陈炯明赶出广东时，孙中山通过陈友仁向共产国际捎信：“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惟一实际的真诚朋友是苏俄，苏俄是我危难之中的惟一的朋友。”就孙中山这时候的灰暗心理而言，恐怕他很难相信自己的党会在仅仅六年后就打败所有军阀，成为中国唯一的领导者。可孙中山恐怕更不会想到，当中国国民党成为中国唯一的领导者的时候，却并没有获得中国命运的掌控权，在他利用苏联的同时，苏联也成功地利用他，苏联将共产党的力量播撒在了中国社会的无数个细小角落，已经不可能被清除。
近年来，史学界对孙中山的评价趋向于多元化，孙中山革命历程中的负面信息越来越多地被挖掘出来，在反思共产主义运动给中国带来的伤害时，很多人往往追根溯源，对孙中山联俄之举扼腕叹息。的确，本着列宁主义的原则，苏联领导者和共产国际一开始就号召世界革命，支持各国的无产阶层发动武装起义，以金钱和武器公开支持各国的共产党进行共产革命，即使没有孙中山的联俄之举，与中国大片领土接壤的苏联，也不会对中国无动于衷，即使没有孙中山，苏联也可以退而求其次，支持冯玉祥、马玉祥，但孙中山无论在个人声望、干部储备、所处地理位置等方面，都是冯玉祥所不能比拟的。没有孙中山的联俄之举，很难想象共产主义思想会在中国得到如此迅速的传播，很难想象中国共产党会在短时间内迅速做大。
孙中山的政治生涯中，有很多足堪遭人诟病的地方，比如轻率发动二次革命，开民国刀兵之先河，比如在徐世昌辞职后，孙中山食言自肥拒绝共同下野，比如接受德国政府秘密资金反段祺瑞，比如不切实际爱说大话，甚至在逃亡日本期间，不惜以“出让满蒙”为条件，换取日本的支持等，但孙中山在1905年所阐明的三民主义思想，对当时的中国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在担任临时大总统，度过一段焦头烂额的日子后，无论是否出于自愿，毕竟潇洒离去，在筹建国民党、谋划铁路建设的问题上，也显示他“决不愿居政界，惟愿作自由国民”的表述并非完全是违心之言。应该看到，民国之初，即使没有孙中山，没有国民党，民国的政局和社会情况也绝不会令人满意。中国人充满了变革的愿望，现实却往往是每况愈下。军阀割据时期，往往是谁占了北京，就通电要求议和，谁身处北京之外，就要想方设法打进北京去，历史无法假设，但即使没有孙中山的武力北伐，中国的战乱也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结束，“和平统一、联省自治”的想法虽好，但这种军人操控下的自治，前景也未必乐观，何况日本、苏联绝不可能置身事外。从政治上来说，统一的确是一般人心所想，也是结束军阀混战的正常心理反应。但英美等国的政治理念和外交原则，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支持孙中山的武力统一，而且英美对孙中山本人的评价主要也是负面的。要寻求外部支持，苏联确实是孙中山最好的机会，而且几乎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十月革命前，新文化运动已经在中国展开，激烈的反传统思想四处弥漫，显示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极度不满，“新的时代”已经开始，“旧时代”的观念、伦理、习俗、社会结构依旧，政府运作低效、军阀、土匪严重威胁人们的生活，鲁迅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大概这也是民国初年中国政治境况的写照。尽管人品和政治作为都受到很多质疑，但在一般青年人眼中，孙中山以其理想主义色彩和新的政治理念，被很多人视为希望，因此，即使在孙中山政敌控制的区域，孙中山也拥有大量的支持者，割据时期，孙中山无疑也是军阀中的一员，但孙中山和他的支持者肯定不会这样想。在社会失去清晰方向的时候，孙中山确实仍被很多人视为未来的方向。
但无论出于理想，还是出于对权力的欲望，孙中山大概也只能选择实用主义的做法。在分析孙中山真实心理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这一点上，不必将政治家的一时之言看得过重，比如列宁曾经力排众议，签署屈辱性的《布列斯特条约》，但在稳固政权后，苏联逐步将一度放弃的领土重新占领，再比如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虽曾对日本承诺出让满蒙，但在民国建立后，态度实际上也发生了变化，不再说给予领土，只说给以特殊利益，并明确声明：“东北三省是中国的领土，吾等坚决维护固有的主权，虽寸土亦不容侵略。”
政治家的善变，只是情势变化的体现。说穿了，白手起家闹革命，实力不济，只能借助外援，孙中山一生多次发动起义，冒险精神十足，走一步看一步，多数时间里，他对自己所做的事并无把握，都只是赌，这一次的联俄之举，不过是他的最后一次豪赌。
他并非对共产主义没有警觉，《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第一条说：“孙逸仙博士认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且以为中国最重要最迫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而且，关于废除旧俄与中国条约、满蒙主权等问题上，孙中山也守住了底线。因此，理论上说，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为基础开始的联俄之举，似乎看上去并非全然不可接受。
因为有了越飞“完全同意”的承诺，因为对极为弱小的中国共产党的轻视，在当时那种局促的情况下，孙中山没有想太远，他的联俄、容共显然是出于一种对苏联的利用心理，也许，在他看来，这种妥协的代价只是给共产党一些职位，在政治上采纳共产党的一些意见，并不会造成政治上的翻盘，事实上，在孙中山去世前，他的确还是可以掌控局势的。以至于马林和中共内部都开始失去耐心，在马林看来，孙中山在军事上越有利，就会越满足于政治谋略，“而更不乐意与我们接近”，在给越飞的信中他承认：“现在，我对他毫无办法。”孙中山甚至毫不顾忌地对马林说如果陈独秀继续公开批评国民党，我一定开除他。
当孙中山加入这一赌局的时候，苏联也是在赌。孙中山固然是一个更为坚固的抓手，但孙中山并不那么容易掌控，马林甚至开始说“拿钱支持国民党是不负责任的”，他说过去200万元对孙中山也许至关重要，但对一个已在广东立足并能驾驭局势的统治者来说，就远不是那么重要了。与其为了帮助孙中山控制广东，把200万元塞进南方将领的腰包，真不如用2万元帮助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
1925年1月，孙中山去世前不久，中共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时候，中共的全部党员是994人。会议选择在上海而不是广州召开，而且会议内容表明国共分歧日趋激烈，会议指出右的倾向是党内主要危险，共产党需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要加紧同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作斗争。
如果孙中山不是在这个时候突然离世，他是否有能力继续掌控这场与苏联的赌？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真正壮大，是在孙中山去世后开始的，而且孙中山的去世，以及此后中共问题上的分歧，导致国民党内部的一次次分裂，当国民党面临这些分裂的时候，不再有孙中山这样一个可以拍板定论的人物，频繁的内斗让国民党的凝聚力和组织效率降低，给共产党以更为有利的生长环境。
无论早期兴中会、同盟会，还是组建中华革命党以后，孙中山都表现出掌控权力的强烈欲望，护法运动兴起之后，孙中山与各方不合作的态度也是显而易见的，以他的政治个性和权利欲，他不太可能允许共产党在他的眼皮底下过分扩张，如果不是突然去世，他在这方面的掌控能力是蒋介石所不能比拟的，对苏联和中共来说，如果孙中山不死，此后的局面肯定会更复杂。事实上，在处理与国民党关系问题上，早期中共内部争论不休，政策也摇摆不定，苏联和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马林、维经斯基、鲍罗廷等人，也大都下场凄惨，他们在中国的工作处在极其微妙的情景之下，稍有不慎，同样会犯错，对他们来说，犯错的结果可能就是回到苏联被清洗，而苏联在付出大笔金钱、武器后，一度因四一二清党差点让自己的投资输个精光。在这场十分热情而又从一开始就充满矛盾的合作中，孙中山和苏联谁都无法预料最后的结局。
不过，即使孙中山不死，当共产党开始加速度发展的时候，他是否敢于及时抛开中共，也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鲍罗廷携带两万支来复枪等军火随两艘苏联轮船到达广州，先上岸与蒋介石会谈四小时，达成妥协后才允许卸货。如果谈判破裂，鲍罗廷可能会把这批军火交给中共控制的工团、农团。总之，只要共产党组织起足够的人员，只要有一个卸货的码头，苏联就能直接培育自己的忠诚部队，这近乎于在国外建立忠诚于自己的雇佣军，孙中山所做的，就是在广东为苏联提供了码头，中共建军并掌握根据地后，通电电报往来，苏联也曾指示朱毛红军，只要在东南沿海占据一个码头，苏联就可以运送军火前来支援。
而在孙中山去世后，即使国民党完全与共产党分家，情势也与当初完全不同了，国民党已没有能力完全扼杀中国境内的共产主义势力。至于西安事变后中共的再次壮大，以及中共建国后一边倒地全盘接受苏联政治思想和国家模式，也显示孙中山实在是低估了共产意识形态的危险。后来中共在向东南亚输出革命的时候，也往往会采取类似苏联当初的手段，首先在当地寻找具有威望的政治人物合作，同时暗中培植壮大共产党势力，待时机成熟便取而代之。孙中山不是唯一一个失手的玩家。
孙中山与苏联的合作是绝望中的挣扎，并非深思熟虑的结果，他对苏联以及共产主义的了解也十分有限。即使他熟悉政治上各种言行不一的把戏，也不会想到共产主义可以将言论与目的完全分离，1922年4月，俄外交委员奇切林参加热那亚会议前，列宁叮嘱奇切林，万不可公开讲出苏维埃国家革命的真正目的，只要能瓦解敌人，提什么口号都行，甚至不符合苏联政策的口号也行。“对我们不利的交易，我们绝不去做。”当实用主义的孙中山遇到更加实用主义和不守规则的唯物论者，政治上无法预料的因素大增，而且，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时兴的意识形态致幻剂，正处在其野蛮成长期，其高度组织化、坚强的国家意志、宣传策略的高明、对人的权利的漠视、国际事务中的狡诈，恐怕都远远超出了孙中山所能想到的，孙中山其实是在和真正的行家老千在赌。
更重要的是，尽管苏维埃刚刚建立，俄国留下的教育、工业和军事基础是中国远不能比的。这是一场粗疏的弱者与狡诈的强者玩的游戏。
苏联一开始就不乏支持中国革命的欲望和需要，他们利用孙中山让中共找到了发展的空间和发展模式，并借助孙中山这个媒介，让中共走出了最初那种束手无策工作毫无进展的局面，整个中国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历史可以存在很多假设，但百年后回望，当孙中山决心参加这场豪赌的时候，中国是被置于巨大的危险之中，而且在此后的十几年中，苏联的做法和中共的存在也直接、间接地刺激着原本就野心勃勃的日本，也许只能说，在日苏（俄）两大强国的包围下，当英法实力被削弱，而美国作为世界警察的角色尚未清晰之前，20世纪初的中国，内政外交的走向存在太多难以掌控的偶然因素，孙中山之赌的结局，对中国来说，也许只能用命数来解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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