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香请愿”与“激变良民”

重读《大淖记事》，注意到以前不太注意的一个情节。
保安队差点把小锡匠十一子打死。锡匠们愤怒了。
他们开会后，向县政府递了呈子，要求保安队把刘号长交出来（至于交出后怎么样，小说中没有说。大概是私刑处死。在传统中国，私刑是很普遍的），但是县政府没有答复他们。
锡匠们采取了第二个步骤：上街游行。这个游行队伍很安静。“没有旗子，没有标语，就是二十来个锡匠挑着二十来副锡匠担子，在全城的大街上慢慢地走。这是个沉默的队伍，但是非常严肃。他们表现出不可侵犯的威严和不可动摇的决心。这个带有中世纪行帮色彩的游行队伍十分动人。”游行一直继续了三天。但是县政府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接下来，锡匠们采取了第三个步骤：“顶香请愿”。二十来个锡匠，在县政府照壁前坐着，每人头上用木盘顶着一炉炽旺的香。作者解释说：这是一个古老的风俗，民有沉冤，官不受理，被逼急了的百姓可以用香火把县大堂烧了，据说这不算犯法。问题是，这条规矩不可能载于《六法全书》；而且，已经是民国了，县政府完全可以不理会这种“陋习”。不过，看得出来，这些锡匠们是横了心了，他们当真干起来，后果是很严重的。县长坐不住了。他邀请县里的绅商商议，大家一致认为这件事不能不管了。于是由商会会长出面，约请了有关各方以及四邻见证，在一家大茶馆里举行会谈，来“了”这件事。最终提出了各方接受的解决方案：小锡匠养伤的药钱由保安队负担（实际是商会拿钱），刘号长被驱逐出境（实际上是去了别的地方当税警）。锡匠们觉得挣回了面子。
小说中提到的“顶香请愿”这一风俗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试着查了一些材料，但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后来我想，既然是古老的风俗，既然是习惯法，大概不会有明文的记载。
不过，《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中所规定的“激变良民”，其部分立法用意，倒是和“顶香请愿”有相通之处。
《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中都规定：牧民之官，如果失于抚字，而又非法行事，使民不堪，激变良民，因而聚众反叛，失陷城池者，斩。
当然，二者是有区别的：“顶香请愿”是官员失职不作为；“激变良民”是官员暴虐害民。不过，最终的结果都是使“良民”忍无可忍，起来反抗。
中国人的忍耐力向来是很强的。但是，即使是再有忍耐力的人，也有忍无可忍的时候。有点儿头脑的统治者就会知道，民众在忍无可忍时的爆发力是很强的，足以摧毁一切。因此，才会给民众提供一点点最后的救济，给地方官施加一点压力。
清末新政以后，中国学了一些西方的法律和制度。但这只是表面现象。社会实质并没有发生变化，民众受欺压的情况并没有改变。因而，当民众受到欺压时，新学来的平政院、诉愿制度、行政诉讼这些花拳绣腿并没有成为真正的游戏规则，并不能给民众提供切实的救济。《大淖记事》中所写的，显然是民国时候的事情。但在民有冤屈时，他们并没有想到平政院、诉愿制度、行政诉讼，他们首先想到的是“顶香请愿”，是旧的“陋习”。最终给他们提供一点点可怜的救济的，还是那古老的习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