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达的屈辱

杨树达是中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在专业上的成就在同时代的学者中被公认是最好的，陈寅恪、钱玄同、黄侃等均对他的成就表示过赞誉。新中国成立，65岁的杨树达走进了新的时代。此前，他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人文和社会科学组的院士，在新的环境里，他的学术地位同样得到尊重，他是第一届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

杨树达是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走进新时代的。1949年9月，听到政协开会的消息，他曾写下这样的话：“辛亥以后，国事扰攘，将四十年，国民望治甚殷，终归失望。人民军纪律严明，行动稳健切实。衰暮之年，或可及见升平，是余之幸也。”（《积微翁回忆录·积微翁诗文钞》第2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1月版，下引该书只注页码）

作为学者的杨树达，在满怀信心迎接太平盛世。以他在当时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他在生活上受到了很好的待遇，而且他和毛泽东有特殊的关系。当年毛泽东在长沙时曾听过杨树达的课。“1920年驱张一役，余与毛公同事，故有违教一语也。”（345页）50年代初期，毛泽东每次回湖南，都要见杨树达，后来杨树达每有不顺心之事，也常给毛泽东写信。以杨树达这样的背景，他在学术上本来应该是心情舒畅，自由自在的，然而事实上，50年代初期，杨树达在学术上却极不顺心，他的遭遇是同时代著名学者不适应的另一种典型。杨树达的专业与政治毫无关系，他又和毛有交情。50年代的任何政治运动对像他这样年老的著名学者，已不会有很大的影响。但他同样陷于一种困境中，他的不适应和他同两个人的关系有关，而这两个人大体是新时代学术的典型代表，在新的学术环境中，杨树达已感觉不到他在过去的自由平静，而是处处要受人制约，这两个人，一个是郭沫若，一个是杨荣国。

先说郭沫若。

郭沫若在专业上和杨树达有相同之处，但在过去公认杨的学术地位要高于郭。40年代初，杨树达对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就说过：“觉可商榷处颇多。”（167页）而郭对杨却是极尊敬的。1940年12月25日，郭沫若致杨树达的信中说：，“就整个言之，我兄于文字方法体会既深，涉历复博，故所论列均证据确凿，左右逢源，不蔓不枝，恰如其分，至佩至佩。”（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上48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此后郭杨之间时有信函往返、从论学的内容和行文的谦恭，能看出郭沫若对杨树达的学问是很钦佩的。但令人沉思的是随着两个学者地位的转移，郭沫若对杨树达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以杨树达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他的学术成果的问世，已经很少有什么阻碍。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杨树达的学术成果问世，却需要由科学院来审查。先是李亚农审查他的《金文说》，评价不高，还有唐兰，颇有微词。不管怎么说，李亚农、唐兰总还是学者。使杨树达不能容忍的是当时的科学院竟让根本不懂学术的人来审查他的著作。对此，杨树达在回忆录中说：“科学院对于审查稿件轻视之，信任诸少年不学者妄为评涉，余吁请再审《小学述林》时，曾予以讽戒。院中不省，前感于《金文炼说》妄评事，愤不能忍，故上书主席言之。今日得毛公复云，已将余缄交院，请其注意。明知此事将开罪于人，然若院人稍有天良，必当力图改进，公审查之责于天下人，则余虽为人疾视，为学术计，仍所甚愿也。”（400页）杨树达当时还只是就事论事，没往别处想，没有想到是什么原因使学术环境很快成为这样的。

杨树达的学术地位，公平地说，在新环境里并未被漠视，当时有关的专业学术权威机构，均给杨树达留有位置，郭沫若也曾请杨树达回北京做研究工作，杨树达以年龄为由婉辞了。但读郭沫若1950年以后给杨树达的信，明显不同于以前。1953年8月郭沫若在一封信中说：“今世著书立说，当对读者负责。出版发行尤当对读者负责。此乃国家事业，故不能轻率从事。往复磋商，应是好事，望勿为此怅惘。”（《书信集》上501页）当时杨树达每有论著寄郭，几乎都不顺利，总要被删去许多。对此，杨树达曾说：“得郭沫若复书，告已读余《甲文说》，嘱余汰去若干首再寄去，当嘱编译局出版云。”（366页）虽然这样，杨树达对郭沫若的文字学水平仍有极高评价，认为“非一般浅学后生所能及也”（367页）。而且杨树达曾将郭沫若和王国维相提并论，可见其学者的风度。但他对郭沫若的学术品质也有批评。他在回忆录中说：“此又可证郭沫若之粗心轻信也，盖心有成见，必欲推翻余说，遇有可为之助者，乃急不暇择也。余往言：做学问必须诚意正心，信也。”（387页）。可以说，从50年代以来，杨树达即对郭沫若有看法，先是感觉他太热心政治，“郭鼎堂忙于政务，匆匆不能审思耳”（319页）。在回忆录中，还有对郭沫若更严厉的批评：“前以《金文馀说》寄请郭沫若审定，渠只读书序退还，云事忙未能全读，乞谅云云。既不延请学较裕之人置院中审查稿件，己又藉口事忙不审，虚负院长之名矣。”（396页）另外，杨树达对郭沫若的学术品质也很不以为然。因为郭沫若曾就一学术问题在给杨树达的信中说过：“董某妄人耳，其说未可尽信也。”（《书信集》上503页）这是郭沫若批评董作宾的。而杨树达却说：“记《卜辞通纂》曾言读董断代研究例，拍案叫绝，今乃斥为妄人，鼎堂真妙人哉。”（373页）从杨树达的回忆录中，大体可以看出一代学者的无所适从，而当时，杨树达还未能采取像他的好友陈寅恪那样的处世态度。他在回忆录中说：“且谓寅老不满意于科院，谓解放数年，绝不重视史学，至此老成凋谢之际，乃临时抱佛脚，已有接气不上之象云云。”（382页）

再说杨荣国。

杨荣国这样的学者，今日已成为学者的一个教训。因为他以学术为政治服务来治学术，已完全背离了学术精神。但像他这样的学者在新环境里，却处处如鱼得水，在杨树达、陈寅恪、顾颉刚这些学者不适应的时候，杨荣国这样的学者正是喜气洋洋的时候。他当时是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

1951年，杨树达在回忆录中有一段记载：“本校文学院长杨荣国发布文字于《新建设》杂志，引金文、甲文错误百出。”然后一一指出其错来。为此，杨树达不仅写文质疑，而且给毛泽东写了信。毛泽东曾将杨树达的信给李达看过。但令人感慨的是，后来有人转告杨树达：“今日教授当以思想为主。自悔孟浪。”（345页）但杨树达并未甘休，又给当时的教育部长马叙伦写信：“言湖大文学院院长杨荣国学识低劣，万不可任之为师范学院院长。”（359页）其实像杨树达这样的学者，在50年代初，他们的学术地位并不是消失了，而是其他学术欠佳的人很快和他们等量齐观。当时湖南大学评了10名教授，最高为6级，对于杨树达，大家公认为第一，而且认为应再加一级。但对杨树达来说，他当时的感觉是：“谭丕谟并《中苏条约》极浅之文字看不通，亦评六级。余提议应减，无人见信也。平心论之，余评最高级，决不为少；而与杨荣国、谭丕谟同级，则认为一种侮辱也。”（352页）然而尽管杨树达有此责言，事情并没有什么改变，越到后来，他认为不可能的事早已习以为常了。

（选自谢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