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河北大午集团被毁，跟"蚂蚁被踩"，不是一回事。孙大午有"中产阶级"发声欲望，才是肇祸之因。但是弔诡在于，中国整个中产阶级（民营企业家），三十年来惧怕躲避政治，不敢发声，才种下今日祸端。我跟朋友们多次议论，经济起飞三十年，毁了山河、坠了道德，唯一积极的是，创造了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却不敢申权，拼命外逃；现在还有能力改变中国的，只有两种精英：体制内变革力量和企业家，前一种看不清，只剩下后一种。借大午事件，再引黎安友教授的分析，摘自『中国中产阶级谜题』。
确切地说，尽管有社交媒体的兴起，中国大多数中产阶级仍然主要从被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媒体获取信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会重点强调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和北非的混乱；也会用伊朗的稳定来对比伊拉克在政府被西方推翻后的糟糕状况；还会着力报道西方经济的危机和缓慢增长。政府的宣传还会拒斥"西方民主"、赞颂据称更真实和文化上更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但这种宣传还是会让观众对民主的概念产生亲近感。那些有渠道获得外界信息或去国外旅行过的人会更倾向于赞同西方价值观，也更常批评中国的体制。[16]因此，我们有理由去探究：在这个脆弱又有依附性的新阶级可理解的政治谨慎背后，他们究竟在悄悄地想着什么？
2008年的亚洲晴雨表调查的结果给了我们一些线索。我们可以将调查对象中的中产阶级界定为那些至少接受过中等教育、认为他们的家庭收入可以满足其基本需求并且还有一定储蓄的城市居民。照这个标准，有效抽样中的14.2%可被视作中产阶级。[17]这些财务宽裕、受过相对良好教育的城市居民，与非中产的受访者相比更有可能表达对现有政治运作方式的不满（29.7%对18.9%），[18]也更可能支持一系列抽象的、像分权和司法独立这样的自由民主价值（46.2%对24.7%）。[19]
当年轻一代加入中产阶级行列而老的退出时，这种态度就变得更加明显。确实，由于中、高等教育在中国的迅速普及，中产阶级比其余的中国人要更年轻。在亚洲晴雨表调查中，中产阶级调查对象里18至29岁的人占到了29.5%，而在非中产的调查对象中这一比例仅为18.5%。中产阶级的年轻成员比更年长的成员更有可能表达对现有政治运作方式的不满（34%对27.9%），也更赞同自由民主价值（50.4%对44.5%）。[20]
2005年，中共中央党校的政治学者张伟用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写成了一本很有见地的书，在书中他提出警告：中产阶级有疏离倾向。不同于陆学艺和其他顶尖社会学家（根据中产阶级的受教育情况、社会特权和更高的"素质"）认为中产阶级会是有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力量的观点，张伟发现中国的中产阶级是沉默、冷漠和疏离的：
政治疏离是被动的政治冷漠，相对于通常的政治冷漠，政治疏离并不稳定。更直接一点，政治疏离本身就是一种期望张力，是政治期望没有得到释放的隐性状态。封闭的政治秩序可以压抑政治参与的热情，同时也可能为未来政治参与热情积累着力量……一旦政治疏离显性化为政治参与，其对政治秩序的压力可能比通常的政治参与更加剧烈。[21]
这种分析听起来很真实。我见过的中国中产阶级（当然不是有代表性的样本）会觉得在政治上被封锁。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对这种情况作为回应。有一些成为异议分子；这些人的确存在，而且他们很英勇。这里的问题是他们的人数为什么这么少。还有一些中产阶级选择了移民。这样的人有很多；但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他们还是占很小的比例。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可以归类为其他的四种群体。
最大的一个群体可能是在政治上麻木的（the politically anesthetized）。我的印象是这种情况在中产阶级的第二代中尤其普遍。因为年轻，他们对1989年没有什么记忆，对文化大革命更是不了解。他们在一个强调事业和消费的环境中长大。他们明白政治是不能碰的东西，大家心照不宣。一种对这个群体的夸张描述可以在中国大受欢迎的电影系列《小时代》中看到，其中漂亮、富有的上海年轻人只能忙于应付他们的衣服和爱情。[22]
第二个群体是接受者（acceptors）。[23]我曾见过这样的年轻学者，他们从来没听说过刘晓波，也对1989年的事情不感兴趣。其中有一些是"政治思想辅导员"，他们在努力地教导他们的学生要忠诚。我从跟他们的交谈中得到的感受是：他们喜欢他们所在的中国，中国的体制就是这样，体制的真相就是他们准备接受的真相。即使中国保持威权体制，他们的生活还是比生活在毛时代的上两代人更自由、更好了。因此，如史天健所说，虽然亚洲晴雨表调查的受访者认为民主是中国很需要而且适合中国的，但他们同时也认为中国的体制已经很民主了（0—10的尺度中有7.22）[24]
第三个群体是改良派（ameliorators）。他们看到了体制的弊端，但也在他们的有生之年看到了进步。他们相信，通过教育、写作或者法律工作，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推动未来的进步。如果一个人相信这种进步能够实现，那它当然值得去为之努力。
最后一个群体，也许可以被叫做疏离者（the alienated）。这样的人可能在年纪更大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阶级成员中比较普遍。他们对体制没有幻想，但还没有准备好冒着很大的风险投入到反对运动中，也没准备好放弃他们的优势地位和资源去到国外过一种比较没有权势的生活。如果他们能设计出一个完美的世界，情况可能会不一样，但目前，这些人会继续他们现有的生活。
所有这四个群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现实主义者，我也因此而尊重他们。1989年的民主运动能够发生的部分原因就是当时初生的中产阶级感觉到新的繁荣收到了通货膨胀和贪污腐败的威胁。这就给了一部分中产阶级表达他们对政治制度的担忧的机会。然而今天，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腐败在受到威慑和调查，体制对控制权力表现得很坚决。中国的中产阶级知道，现在并不是挑战威权政治体制的好时机。我认为，这些考虑导致了在本文开头描述的那些有点令人困惑的调查结果。
但是，我愿意用另外一个"A"开头的词来描述那些决定生活在他们既有现实中的人的共同特征：他们是焦虑的（anxious）。中国中产阶级缺少的是一种安全感。经济上，除了一小部分人富裕到可以将资产转移到海外，中国中产阶级的财富增长还是要依托于一个不透明的官僚体系的管理能力，而这种能力在并不清晰的未来将经历风险很大的变化。每一次的经济放缓都感觉像是可能来临的灾难的预兆。政治上，中产阶级被夹在中间。上面是执政党，它正在经历着一场以反腐运动为形式的、诡谲而又危险的斗争。下面是大量的工人和农民，他们被认为是不文明的，在强压着不满的怒火。而且在中产阶级看来，他们和下层阶级的利益是互相对立的。
这就是那些陷在不稳定的现实中的人的矛盾心理。这也是现在的体制看起来非常害怕中产阶级的原因，尽管这个阶级表达出对其很高的支持度。习近平的体制已经在试着采取措施震慑中产阶级，既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和起草关于网络安全和国外公民社会组织的法律，也通过镇压维权律师、增强意识形态统一的要求和创建一种看起来像新极权主义的体制。施加在"和谐社会"之上的压力在之前的胡锦涛时期就在持续加压，而且一些有限的、小规模公民社会活动空间的开放也转变为更高压和威胁性的政策。这些措施看似阻止了中产阶级去挑战政权，但也付出了增加其焦虑感的代价。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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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大午:像我这样财富比较干净，财富积累没有官商勾结的这种做法可以称道，但不可以学。
走这条正路，非常难。并不是人们不愿意走这条道，而是在现实社会中你走不通。所以我理解其他的企业家。企业家的心是相通的，即使说企业家的财富积累有原罪，那也是市场原罪，也不单是企业家的原罪。那么为什么我说和他们的心是相通的呢？我相信他们也有一把辛酸泪，他们也有难言之隐，他们也不愿意走红道或者黑道，他们也愿意如我一样走正道。所以我相信他们也支持我、同情我，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他们的心也一样是向善的，是向正义的，这是无可置疑的。我这次从狱中出来，看到的是方方面面的企业家对我的支持，不管是官商勾结的、弄虚作假的、（制造）假冒伪劣的企业家都有一把辛酸泪。他们后来对我讲，你孙大午是对的，我们也没有错，我们走你这条路走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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