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掉入债务陷阱的西方国家
以金融危机为主题的最浪漫的好莱坞电影不是《华尔街（Wall Street）》也不是《利益风暴(Margin Call)》，而是1995年布鲁斯·威利斯主演的《虎胆龙威3》。在电影中，东德情报机构Stasi的一位官员从纽约联储的地下室中偷窃了西方国家的黄 金储备，并计划把它们沉到哈德逊河河里。布鲁斯·威利斯成功阻止了敌人的阴谋，拯救了那55万条金条。这些金条在上世纪70年代前，是维持市场对西方国家 货币信心的主要基础。
凭空印钱
直到1971年，黄金仍然是美元的基准货币，当时一盎司的黄金能兑换35美元，而且所有西方国家货币兑换黄金的价格都是固定的。然而，因为陷入了越 南战争，美国政府开始需要越来越多的资金了，同时，由于全球经济飞速增长，使用黄金作为基准货币变成了一个经济发展的束缚条件，最终，西方国家放弃了固定 汇率体系。就这样，全球经济进入了新阶段，进而出现了两个经济变化：金融市场从有限的货币供应中得到解脱，这大体上应该是有利的变化；国家从有限的贸易收 入中得到解脱，这大体上是不利的变化。在过去的40年里，这个金钱的泡沫不断膨胀，因为央行有能力凭空印钱，银行有能力提供看起来像是无限的信贷，消费者 和政府部门有能力毫无限制地负债。
这样不断发展，最终，这个历史上最大的信贷泡沫开始破裂了：首先是美国，因为银行把数以百万计美国人的住房抵押贷款资产捆绑成毫无价值的证券出售， 房子是这些美国人借钱买来的唯一资产；接着蔓延到全世界，因为银行把这些毫无价值的证券以蒙骗的方式出售给全球的投资者；最终，当这些银行开始变得摇摇欲 坠，负债累累的国家不得不把私营部门的债务转移到公共部门，直到有些国家的政府也因负债变得摇摇欲坠，只能依靠高息向银行借钱勉强维持运作。
这个时候，让世界逃离这个债务迷宫的唯一方法是：再次增加数万亿的债务。
这些和布鲁斯·威利斯和赫尔穆特·施密特有什么关系呢？威利斯拯救了世界的黄金——旧世界对财富的美好幻象；而施密特在上世纪70年代担任德国财长的时候，开启了负债的引擎，在德国国内助长了”国家可以负债，这对每个人都有好处”的社会舆论。
施密特的前任Karl Schiller因为抗议政府举债超过40亿马克而辞职，他表示：”我不会支持一个令社会对政府产生’杀鸡取卵（After us comes the deluge）’印象的政策。”
在接任的施密特任内，政府债务增加了100亿马克。因为凯恩斯的启发，德国政府相信经济刺激政策能刺激经济增长，但前提是在经济景气时债务水平能下降。
在德国国内，这些经济政策被认为是”全球惯例”。施密特后来当选了德国总理，利用原油危机的契机，他通过经济刺激计划提高了政府的财政赤字。在 1982年施密特下台时，德国的财政支出比1970年的水平增加了两倍，规模相对于今天的1260亿欧元，同时政府总负债增加了四倍，高达3130亿欧 元。今天，德国联邦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已经突破了2万亿欧元。
负债是人类的本性？
从今天的观点出发——抛开所有对欧洲的赞美之词，其实引入欧元也只不过是继续负债狂潮的一个鲁莽方法。欧元区国家利用单一货币体制下提供的有利的利率条件，不断地增加负债。
能把这一切都归咎于人类的本性吗？这是浪费和愚蠢的做法，还是系统的漏洞？对于政府应该如何利用财政来影响经济，存在两个不同的观点：凯恩斯建立的 需求理论认为，应该通过政府负债来增加社会总需求，这样会进一步刺激私营部门的需求，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换句话说，修建一条公路，给修路的工人发放工 资。这些工人会交税，同时会利用它们工资购买家具，而后家具制造企业就能获得收入，不断递进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另一个观点来自供应经济学派，这个学派的理论是基于企业潜在的经营条件决定了经济增长水平的假设，而企业的投资活动取决于高盈利、低劳动力成本和低 税负。根据这个理论，政府可以通过减税刺激经济增长。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权不断在支持供应经济学派政党（保守派、自由派、现在还包括一些 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党）和支持凯恩斯主义的政党（社会民主党）之间轮换，而政府债务不断增加。当一些政党上台，他们会减少政府收入，而当在野党获胜上台， 他们又会提高财政支出。其实双方都在不断拉高财政赤字。
当企业和家庭的债务加上公共债务，从1985年开始，这个债务总额的增长速度比经济增长快了一倍，而现在已经是GDP总额的三倍了。为了保持发达国 家的经济增长，看起来必须增加信贷融资的需求——消费者、企业和政府部门必须不断负债，不断推迟所购买商品或服务的支付时间，直到未来未知的某一时刻。自 然而然地，这种经济模式产生了不断让私营和公共部门增加负债的紧迫性。
政府把权力和创新的力量授予了市场，希望能收获增长和就业，因而金融领域的政策制定者不断扩张。通过债务支持的政府财政也不断创造了这种权力的假象，直到市场通过利息夺回了权力。
利息支出是德国联邦支出的第三大支出项目，而且，1/3的德国市政当局已经无法自己承担自己的债务。在美国，联邦负债从4年前的10万亿美元飙升到 今天的超过16万亿美元，而且越来越多的市政府走向破产。在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国债市场已经间接影响了退休金、由财政支持的项目和公务员的工资。
国家不是一门生意，尽管有些政治家喜欢像对待雇员一样对待他们的选民。政策是一门在政治和经济上寻求平衡的艺术，不仅要说服国会和市民，经济政策将推动经济繁荣发展同时还符合共同的利益，还要说服市场和投资者，管理国家不能够像管理追寻盈利的企业一样。
经历了四年的金融危机，民主制度和市场的平衡已经被摧毁了。一方面，政府大规模干预，救助银行业，同时市场只会加剧了救助是否合法的根本问题，政府 被民主制度所困扰。一般对政府的指责是，富人更富而穷人更穷了。在金融危机的第一阶段，这个现象一般不会被证实。因为在这个阶段，负债累累的房主会被迫流 浪街头，而过去依靠风险资产投机赚钱的银行，也只能依靠纳税人的救助勉强维持经营。
在危机的第二阶段，国家被迫大规模举债稳定金融市场以后，政府过度依赖金融市场的程度，已经导致市场和民主制度出现了公开的冲突：在雅典和马德里的 街头，在德国的电视访谈节目，在欧盟峰会上，在大选的竞选活动中。民主制度的探照灯现在指向了金融市场——可能只是一张每天进行数以十亿次交易的网络。金 融市场的每个抽动都会引起分析、恐慌、欢呼或指责，同时，政府的每个行动都会被以是否有利于市场来评价。
政府尝试保护摇摇欲坠的金融系统，实际上是增加了其对金融系统的依赖性，甚至可能导致政策被两个”主权”所影响：人民和债权人。债权人和投资者要求 政府降低负债水平，同时维持经济增长；而希望找到工作，经济繁荣的人民却发现他们的政府越来越关注债权人的利益。街头的力量不是利益集团的对手。结果是， 金融危机变成了一次民主制度的危机，在危机中的人民比其它所有危机中都有存在感。
（二）一场不平衡的斗争
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分歧，是民主制度的重大问题，也把欧洲的问题复杂化了，因为欧洲人民和以他们名义试图平息危机的机构（各国政府、欧盟、欧洲央行等）失去了互信。
欧洲政府间失去了互信，也决定了它们所制定的路线图。尤其是德国政府，市场对其的信任远胜于对其它欧洲边缘国家的信任，而德国政府发现，边缘国家国 债收益率走高远比改革的承诺有说服力。不信任还源于政府与选民之间的关系，太多的事实证明了，把重要的政治抉择放在选举之后是普遍的现象，避免影响竞选活 动。这是对选民在经济问题上的判断严重缺乏信心的表现。但是，如果连政策制定者都不清楚他们需要多大规模的救助基金，哪个政策方向应该投入多少资金，通胀 的风险有多大，像目标、衍生品、杠杆和证券化这些词汇意味着什么，这又怎能期望选民有更深的理解呢？一个希望了解欧债危机潜在问题的市民，最起码必须每天 坚持阅读专业的财经类报刊。每周观看访谈节目是不够的。
好的债务也需要维护成本
在这次根本性的危机中，民主的决策过程达到了它的上限。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负债水平不断上升，明显可见民主制度在管理资金上存在问题。
永远存在发行新债务的正当理由。这些宣传口号包括增加就业，提供更好的教育条件和社会平等，而且举债往往发生在临近选举之前。在公务服务层次上，扩 大公交服务或建设广场是正当的；在州政府层次上，雇佣更多的教师或修建旁道是正当的；在联邦政府层次上，购买坦克和支持经济刺激计划也是正当的。
的确存在好的债务和坏的债务，但好的债务也需要长期维护（支付利息）。仔细观察那些举债和还债的国家，某个程度上说，从中能揭示令人不安的相关性： 政府更迭越频繁，越多元化的国家，债务的增长速度越快，也越难以还债。越民主的国家，资金管理越松。只有独裁国家的资金管理比最民主的国家松懈。
为了让行政当局对前任的债务负责，民主国家引入了债务上限。比如说，在施密特的年代，德国宪法就规定，总债务不能超过总投资。在欧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条款就是为了保证单一货币的稳定性，限制了政府的负债水平——必须控制在GDP的60%以内。
债务上限从来没有效用
至今，这些债务上限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真正生效。最近德国通过了新法律，2016年开始，联邦政府容许的举债规模只有GDP的0.35%。欧元区国家也同意了引入类似的限制，但这些限制只有得到所有国家的国会通过才会生效。
在一些国家，抗议限制举债的声音已经大增。意大利政府就拒绝了实施欧洲央行要求的紧缩措施，也拒绝通过自动削减财政支出的法案。而经历大规模抗议游 行后，葡萄牙也撤回了已经公布的减赤措施。西班牙也将无法满足今年财政赤字占GDP 6.3%的目标，预测今年赤字可能高达GDP的7.4%。实际上，欧元区国家容许的举债规模只能有GDP的3%。
这些欧洲边缘国家希望清理财政变得前景存疑的原因是，大规模削减财政支出、结构性改革和降薪导致了经济出现螺旋式的下滑。私营和公共部门的需求都在 收缩，导致更高的失业率，同时政府收入下滑，负债的GDP占比上升。西班牙实施了四个一揽子紧缩政策以后，失业率从2007年早期的8%飙升今天的 25.8%，同时国家的负债水平翻了一番。在希腊，财政支出削减规模超过国家总经济产出的10%，结果失业率涨了两倍，债务水平也从GDP的113%上涨 到160%。
这些恐怖的数字不仅把人民逼向了街头，还引起了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之间的冲突。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过去的争论一直围绕着供应学派和凯恩斯经济学派。一 方面说，只要财政平衡，税负和劳动力成本降低，才能重拾增长；另一方面却说，如此大规模地压缩私营和公共部门的需求，只会把经济拉入衰退，负债水平不减反 增。实际上，欧元区经济增长速度在不断下滑，2011年只有1.4%，而且预期今年经济会收缩。
对于很多负债累累的国家，增长是降低负债水平的四个可能性之一。而另一个是通过削减支出增加税收平衡财政。第三个是债务减记，这意味着宣告破产并不 再维护一部分的债务。第四个是通胀，也就是容许悄悄地抹去债务，牺牲储户和消费者的利益。对于德国，3-4%的通胀率在政治上是难以接受，虽然在美国和其 它国家存在一定的可行性。基于这个原因，为了应对德国的压力，欧洲边缘国家现在只能尝试通过严厉的紧缩政策降低负债水平。
（三）不是银行的错 是资本主义的缺陷
四年前由于抵押贷款市场的泡沫破灭，政府通过发行数万亿的新债务应对，从而鼓吹了下一个更多的信贷泡沫。
数万亿的新资金在全球流动寻求收益，但其实只有很小一部分流入实体经济，因为投资新的厂房回报率很低。数万亿的资金在不同的金融市场来回流动，可能从外汇市场流向商品市场，也可能从黄金市场流入股票市场。
因为这数万亿的新资金没有触动实体经济，所以现在通胀的风险比德国央行估算的要小得多。但是，其实每个储户和人寿保险的投保人都在支付央行低利率政 策的成本。当央行长期维持零利率，这将不利于储户，而有利于投资者、投机者和银行，因为这些人（公司）能低息贷款寻求更高的回报。
指责银行业
究竟是谁导致这个世界陷入麻烦之中？怎么才能从中解脱？前德国总理施密特并不令人奇怪地把责任推给了投资银行家，这些银行家令世界充满了毫无价值的 证券，不断投机做多负债累累国家的主权债务，虽然他们对冲了风险，但由于风险实在太高，而且本身的资本严重不足，当危机爆发，他们最终都不得不接受纳税人 的救助。今天，他们仍然需要资金支持，他们仍然是系统的重大威胁。
然而，正是政治家和政府，容许这些银行变得如此强大。金融市场存在太多自由了，往往把风险社会化，鼓励了政府负债，使得各级政府变得如此不负责 任。”市场”不是一群专业人士，也不是集体思维的最终裁决。”市场”只不过是非理性的、武断的、只懂浪费的、利己主义的疯狂盛宴。”民主”不是市民参与的 一些事件，也不是利他主义和真知灼见的庆典。”民主”只不过是尝试通过尽可能和平的方式，融合分散的利益诉求来达成决定。
市场和民主加在一起，就是我们所说的”体制”。这个体制驱动怂恿银行家和政治家把世界拉入麻烦之中，有一点可以争论的，他们可能并不是体制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有更好的，我们应该马上改革现在的体制。
我们揭示了当今体制的真面目。危机的一个副作用是，所有意识形态外壳都被焚毁了。市场存在理性和市场与民主共生的真相已经在焚毁意识形态外壳的火焰中消失了。
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的问题
欧洲的衰退只是前奏，日本的灾难可能已经蓄势待发。日本的国家负债与GDP之比高达230%，政府只能依靠反对党的帮助，在国会通过不断地发行新债 维持运作。背后潜伏的还有美国的黑洞，美国这场债务肥皂剧将在未来几个月上演，看点是民主共和两党可能在互相摊牌的决斗中宣告美国的破产（触及债务上限导 致美国政府违约）。
最终，我们看清了金融推动、民主构成的资本主义的三大问题：
一，如果过去大部分需求来源于负债这个基础，那么当负债累累的国家需要降低负债水平，经济应该如何增长呢？
二，怎样再次控制放纵的金融市场，同时G20国家应该如何集体监管大型银行？在市场上，这些大型银行是政府的重要融资人和债权人，所以他们能通过利 息惩罚和奖励政府。金融市场需要多大的自由度来保证对全球经济的润滑作用？应该对银行、影子银行和对冲基金作出怎么样的限制，避免它们成为系统性风险呢？
三，政府应该怎么平衡两个”主权”的力量，怎么重建市民相对于债权人的优先权，怎么令民主制度在债务缠身的国家有效运作？政治家如何避免发行更多的 债务应对危机，又应该如何降低债务水平？过去，各级政府的未来收入都可以用作抵押。但这种模式已经难以构建今天和未来。现在，德国只有20%的联邦财政收 入在政治上是真正可用的，而在施密特任内，这个数字是40%。
表面上看来，世界陷入了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实际上，世界正处于大规模转型的过程中，对于备受债务困扰的体制，这是深层次的改变。这个旧体制只会令我们贫穷，破坏我们的繁荣、社会安定和民主制度。在这些变化的背后，质变真在发生。
一个巨大的赌博正在进行，这场赌博的赌注高达数万亿。一方利用央行印钱来争取时间，希望旧的繁荣模式能持续下去（美国模式。美国就是爽，它有美元的印钞权，美元又是国际通货，发行到全世界，由全球替它买单，它几乎不用担心通胀问题.）；另一方因为害怕了历史上的信贷泡沫，正在寻求走出依靠借钱度日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方法。
明镜：以美国和欧盟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今天的负债水平是如此的高，以至于人民发现，在经济政策上，金融市场的话语权比他们还大。为什么民主国家会在资金管理上落得如此痛苦的境地呢？这场令人感到困惑的欧债危机已经持续超过5年时间了，其实，前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已经解答了这个问题——”是谁令全世界陷入麻烦之中”。寻找 答案持续的时间越久，由这些答案引起的问题就会变得越令人不安。可能并不是我们没有经历过一场真正的危机，而是经济结构的转型令这场危机看起来变得没有尽 头，人们在等待黎明的曙光前已经变得绝望了？可能我们正在等待符合我们世界观的世界再次出现，但更聪明的方法应该是改变我们的世界观去迎合这个世界？可能 金融市场永远都不会再次成为市场的仆人？可能西方发达国家不再能够摆脱债务的深渊，因为民主制度不能有效的管理公共资金？
以金融危机为主题的最浪漫的好莱坞电影不是《华尔街（Wall Street）》也不是《利益风暴(Margin Call)》，而是1995年布鲁斯·威利斯主演的《虎胆龙威3》。在电影中，东德情报机构Stasi的一位官员从纽约联储的地下室中偷窃了西方国家的黄 金储备，并计划把它们沉到哈德逊河河里。布鲁斯·威利斯成功阻止了敌人的阴谋，拯救了那55万条金条。这些金条在上世纪70年代前，是维持市场对西方国家 货币信心的主要基础。
凭空印钱
直到1971年，黄金仍然是美元的基准货币，当时一盎司的黄金能兑换35美元，而且所有西方国家货币兑换黄金的价格都是固定的。然而，因为陷入了越 南战争，美国政府开始需要越来越多的资金了，同时，由于全球经济飞速增长，使用黄金作为基准货币变成了一个经济发展的束缚条件，最终，西方国家放弃了固定 汇率体系。就这样，全球经济进入了新阶段，进而出现了两个经济变化：金融市场从有限的货币供应中得到解脱，这大体上应该是有利的变化；国家从有限的贸易收 入中得到解脱，这大体上是不利的变化。在过去的40年里，这个金钱的泡沫不断膨胀，因为央行有能力凭空印钱，银行有能力提供看起来像是无限的信贷，消费者 和政府部门有能力毫无限制地负债。
这样不断发展，最终，这个历史上最大的信贷泡沫开始破裂了：首先是美国，因为银行把数以百万计美国人的住房抵押贷款资产捆绑成毫无价值的证券出售， 房子是这些美国人借钱买来的唯一资产；接着蔓延到全世界，因为银行把这些毫无价值的证券以蒙骗的方式出售给全球的投资者；最终，当这些银行开始变得摇摇欲 坠，负债累累的国家不得不把私营部门的债务转移到公共部门，直到有些国家的政府也因负债变得摇摇欲坠，只能依靠高息向银行借钱勉强维持运作。
这个时候，让世界逃离这个债务迷宫的唯一方法是：再次增加数万亿的债务。
这些和布鲁斯·威利斯和赫尔穆特·施密特有什么关系呢？威利斯拯救了世界的黄金——旧世界对财富的美好幻象；而施密特在上世纪70年代担任德国财长的时候，开启了负债的引擎，在德国国内助长了”国家可以负债，这对每个人都有好处”的社会舆论。
施密特的前任Karl Schiller因为抗议政府举债超过40亿马克而辞职，他表示：”我不会支持一个令社会对政府产生’杀鸡取卵（After us comes the deluge）’印象的政策。”
在接任的施密特任内，政府债务增加了100亿马克。因为凯恩斯的启发，德国政府相信经济刺激政策能刺激经济增长，但前提是在经济景气时债务水平能下降。
在德国国内，这些经济政策被认为是”全球惯例”。施密特后来当选了德国总理，利用原油危机的契机，他通过经济刺激计划提高了政府的财政赤字。在 1982年施密特下台时，德国的财政支出比1970年的水平增加了两倍，规模相对于今天的1260亿欧元，同时政府总负债增加了四倍，高达3130亿欧 元。今天，德国联邦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已经突破了2万亿欧元。
负债是人类的本性？
从今天的观点出发——抛开所有对欧洲的赞美之词，其实引入欧元也只不过是继续负债狂潮的一个鲁莽方法。欧元区国家利用单一货币体制下提供的有利的利率条件，不断地增加负债。
能把这一切都归咎于人类的本性吗？这是浪费和愚蠢的做法，还是系统的漏洞？对于政府应该如何利用财政来影响经济，存在两个不同的观点：凯恩斯建立的 需求理论认为，应该通过政府负债来增加社会总需求，这样会进一步刺激私营部门的需求，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换句话说，修建一条公路，给修路的工人发放工 资。这些工人会交税，同时会利用它们工资购买家具，而后家具制造企业就能获得收入，不断递进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另一个观点来自供应经济学派，这个学派的理论是基于企业潜在的经营条件决定了经济增长水平的假设，而企业的投资活动取决于高盈利、低劳动力成本和低 税负。根据这个理论，政府可以通过减税刺激经济增长。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权不断在支持供应经济学派政党（保守派、自由派、现在还包括一些 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党）和支持凯恩斯主义的政党（社会民主党）之间轮换，而政府债务不断增加。当一些政党上台，他们会减少政府收入，而当在野党获胜上台， 他们又会提高财政支出。其实双方都在不断拉高财政赤字。
当企业和家庭的债务加上公共债务，从1985年开始，这个债务总额的增长速度比经济增长快了一倍，而现在已经是GDP总额的三倍了。为了保持发达国 家的经济增长，看起来必须增加信贷融资的需求——消费者、企业和政府部门必须不断负债，不断推迟所购买商品或服务的支付时间，直到未来未知的某一时刻。自 然而然地，这种经济模式产生了不断让私营和公共部门增加负债的紧迫性。
政府把权力和创新的力量授予了市场，希望能收获增长和就业，因而金融领域的政策制定者不断扩张。通过债务支持的政府财政也不断创造了这种权力的假象，直到市场通过利息夺回了权力。
利息支出是德国联邦支出的第三大支出项目，而且，1/3的德国市政当局已经无法自己承担自己的债务。在美国，联邦负债从4年前的10万亿美元飙升到 今天的超过16万亿美元，而且越来越多的市政府走向破产。在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国债市场已经间接影响了退休金、由财政支持的项目和公务员的工资。
国家不是一门生意，尽管有些政治家喜欢像对待雇员一样对待他们的选民。政策是一门在政治和经济上寻求平衡的艺术，不仅要说服国会和市民，经济政策将推动经济繁荣发展同时还符合共同的利益，还要说服市场和投资者，管理国家不能够像管理追寻盈利的企业一样。
经历了四年的金融危机，民主制度和市场的平衡已经被摧毁了。一方面，政府大规模干预，救助银行业，同时市场只会加剧了救助是否合法的根本问题，政府 被民主制度所困扰。一般对政府的指责是，富人更富而穷人更穷了。在金融危机的第一阶段，这个现象一般不会被证实。因为在这个阶段，负债累累的房主会被迫流 浪街头，而过去依靠风险资产投机赚钱的银行，也只能依靠纳税人的救助勉强维持经营。
在危机的第二阶段，国家被迫大规模举债稳定金融市场以后，政府过度依赖金融市场的程度，已经导致市场和民主制度出现了公开的冲突：在雅典和马德里的 街头，在德国的电视访谈节目，在欧盟峰会上，在大选的竞选活动中。民主制度的探照灯现在指向了金融市场——可能只是一张每天进行数以十亿次交易的网络。金 融市场的每个抽动都会引起分析、恐慌、欢呼或指责，同时，政府的每个行动都会被以是否有利于市场来评价。
政府尝试保护摇摇欲坠的金融系统，实际上是增加了其对金融系统的依赖性，甚至可能导致政策被两个”主权”所影响：人民和债权人。债权人和投资者要求 政府降低负债水平，同时维持经济增长；而希望找到工作，经济繁荣的人民却发现他们的政府越来越关注债权人的利益。街头的力量不是利益集团的对手。结果是， 金融危机变成了一次民主制度的危机，在危机中的人民比其它所有危机中都有存在感。
（二）一场不平衡的斗争
明镜：一个”主权”紧贴着另一个，同时市场的力量与街头的力量不断抗争。尤其在欧洲，这已经变成一场不平等的斗争。从 2009年1月14日标普下调希腊主权评级开始，市场已经决定了欧洲一体化的方向和速度。市场希望越来越大的救助基金，希望保护他们的债权，希望欧洲央行 无限量地购买政府债券，希望政府控制财政赤字，希望整个欧洲都进行像德国一样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希望整个欧洲都像德国一样限制工人的工资增长，希望那些深 陷衰退同时失去政治行动能力的国家能在未来实现健康的经济增长。但欧洲的实际情况是，各个主权国家并不清楚他们真的希望建设一个怎样的欧洲。欧盟机构的官员也不清楚，所以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市场。对于欧洲的未来， 他们没有统一的模型，所以他们不得不推迟建立维持政治行动能力的最基础的民主机制。最终导致他们不得不依靠各种”巧妙设计的”和扭曲的协议，来避免欧元破 裂。
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分歧，是民主制度的重大问题，也把欧洲的问题复杂化了，因为欧洲人民和以他们名义试图平息危机的机构（各国政府、欧盟、欧洲央行等）失去了互信。
欧洲政府间失去了互信，也决定了它们所制定的路线图。尤其是德国政府，市场对其的信任远胜于对其它欧洲边缘国家的信任，而德国政府发现，边缘国家国 债收益率走高远比改革的承诺有说服力。不信任还源于政府与选民之间的关系，太多的事实证明了，把重要的政治抉择放在选举之后是普遍的现象，避免影响竞选活 动。这是对选民在经济问题上的判断严重缺乏信心的表现。但是，如果连政策制定者都不清楚他们需要多大规模的救助基金，哪个政策方向应该投入多少资金，通胀 的风险有多大，像目标、衍生品、杠杆和证券化这些词汇意味着什么，这又怎能期望选民有更深的理解呢？一个希望了解欧债危机潜在问题的市民，最起码必须每天 坚持阅读专业的财经类报刊。每周观看访谈节目是不够的。
好的债务也需要维护成本
在这次根本性的危机中，民主的决策过程达到了它的上限。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负债水平不断上升，明显可见民主制度在管理资金上存在问题。
永远存在发行新债务的正当理由。这些宣传口号包括增加就业，提供更好的教育条件和社会平等，而且举债往往发生在临近选举之前。在公务服务层次上，扩 大公交服务或建设广场是正当的；在州政府层次上，雇佣更多的教师或修建旁道是正当的；在联邦政府层次上，购买坦克和支持经济刺激计划也是正当的。
的确存在好的债务和坏的债务，但好的债务也需要长期维护（支付利息）。仔细观察那些举债和还债的国家，某个程度上说，从中能揭示令人不安的相关性： 政府更迭越频繁，越多元化的国家，债务的增长速度越快，也越难以还债。越民主的国家，资金管理越松。只有独裁国家的资金管理比最民主的国家松懈。
为了让行政当局对前任的债务负责，民主国家引入了债务上限。比如说，在施密特的年代，德国宪法就规定，总债务不能超过总投资。在欧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条款就是为了保证单一货币的稳定性，限制了政府的负债水平——必须控制在GDP的60%以内。
债务上限从来没有效用
至今，这些债务上限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真正生效。最近德国通过了新法律，2016年开始，联邦政府容许的举债规模只有GDP的0.35%。欧元区国家也同意了引入类似的限制，但这些限制只有得到所有国家的国会通过才会生效。
在一些国家，抗议限制举债的声音已经大增。意大利政府就拒绝了实施欧洲央行要求的紧缩措施，也拒绝通过自动削减财政支出的法案。而经历大规模抗议游 行后，葡萄牙也撤回了已经公布的减赤措施。西班牙也将无法满足今年财政赤字占GDP 6.3%的目标，预测今年赤字可能高达GDP的7.4%。实际上，欧元区国家容许的举债规模只能有GDP的3%。
这些欧洲边缘国家希望清理财政变得前景存疑的原因是，大规模削减财政支出、结构性改革和降薪导致了经济出现螺旋式的下滑。私营和公共部门的需求都在 收缩，导致更高的失业率，同时政府收入下滑，负债的GDP占比上升。西班牙实施了四个一揽子紧缩政策以后，失业率从2007年早期的8%飙升今天的 25.8%，同时国家的负债水平翻了一番。在希腊，财政支出削减规模超过国家总经济产出的10%，结果失业率涨了两倍，债务水平也从GDP的113%上涨 到160%。
这些恐怖的数字不仅把人民逼向了街头，还引起了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之间的冲突。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过去的争论一直围绕着供应学派和凯恩斯经济学派。一 方面说，只要财政平衡，税负和劳动力成本降低，才能重拾增长；另一方面却说，如此大规模地压缩私营和公共部门的需求，只会把经济拉入衰退，负债水平不减反 增。实际上，欧元区经济增长速度在不断下滑，2011年只有1.4%，而且预期今年经济会收缩。
对于很多负债累累的国家，增长是降低负债水平的四个可能性之一。而另一个是通过削减支出增加税收平衡财政。第三个是债务减记，这意味着宣告破产并不 再维护一部分的债务。第四个是通胀，也就是容许悄悄地抹去债务，牺牲储户和消费者的利益。对于德国，3-4%的通胀率在政治上是难以接受，虽然在美国和其 它国家存在一定的可行性。基于这个原因，为了应对德国的压力，欧洲边缘国家现在只能尝试通过严厉的紧缩政策降低负债水平。
（三）不是银行的错 是资本主义的缺陷
明镜：因为政府间无法达成共识，这些机构把责任推给了政府的代用机构：中央银行。欧洲央行无限量购买欧洲国家主权债务的决定，就是欧元区国家政府和国会缺少获得多数支持的政治解决方案的替代品。而在美国，因为两党无法在限制债务 和刺激经济增长之间达成共识，美联储再次计划向市场注入了数千亿美元的流动性。印钱——或再次让金融系统进行数以千亿上下的投机活动，都是大西洋两岸最后 绝望的应对方式。
四年前由于抵押贷款市场的泡沫破灭，政府通过发行数万亿的新债务应对，从而鼓吹了下一个更多的信贷泡沫。
数万亿的新资金在全球流动寻求收益，但其实只有很小一部分流入实体经济，因为投资新的厂房回报率很低。数万亿的资金在不同的金融市场来回流动，可能从外汇市场流向商品市场，也可能从黄金市场流入股票市场。
因为这数万亿的新资金没有触动实体经济，所以现在通胀的风险比德国央行估算的要小得多。但是，其实每个储户和人寿保险的投保人都在支付央行低利率政 策的成本。当央行长期维持零利率，这将不利于储户，而有利于投资者、投机者和银行，因为这些人（公司）能低息贷款寻求更高的回报。
指责银行业
究竟是谁导致这个世界陷入麻烦之中？怎么才能从中解脱？前德国总理施密特并不令人奇怪地把责任推给了投资银行家，这些银行家令世界充满了毫无价值的 证券，不断投机做多负债累累国家的主权债务，虽然他们对冲了风险，但由于风险实在太高，而且本身的资本严重不足，当危机爆发，他们最终都不得不接受纳税人 的救助。今天，他们仍然需要资金支持，他们仍然是系统的重大威胁。
然而，正是政治家和政府，容许这些银行变得如此强大。金融市场存在太多自由了，往往把风险社会化，鼓励了政府负债，使得各级政府变得如此不负责 任。”市场”不是一群专业人士，也不是集体思维的最终裁决。”市场”只不过是非理性的、武断的、只懂浪费的、利己主义的疯狂盛宴。”民主”不是市民参与的 一些事件，也不是利他主义和真知灼见的庆典。”民主”只不过是尝试通过尽可能和平的方式，融合分散的利益诉求来达成决定。
市场和民主加在一起，就是我们所说的”体制”。这个体制驱动怂恿银行家和政治家把世界拉入麻烦之中，有一点可以争论的，他们可能并不是体制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有更好的，我们应该马上改革现在的体制。
我们揭示了当今体制的真面目。危机的一个副作用是，所有意识形态外壳都被焚毁了。市场存在理性和市场与民主共生的真相已经在焚毁意识形态外壳的火焰中消失了。
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的问题
欧洲的衰退只是前奏，日本的灾难可能已经蓄势待发。日本的国家负债与GDP之比高达230%，政府只能依靠反对党的帮助，在国会通过不断地发行新债 维持运作。背后潜伏的还有美国的黑洞，美国这场债务肥皂剧将在未来几个月上演，看点是民主共和两党可能在互相摊牌的决斗中宣告美国的破产（触及债务上限导 致美国政府违约）。
最终，我们看清了金融推动、民主构成的资本主义的三大问题：
一，如果过去大部分需求来源于负债这个基础，那么当负债累累的国家需要降低负债水平，经济应该如何增长呢？
二，怎样再次控制放纵的金融市场，同时G20国家应该如何集体监管大型银行？在市场上，这些大型银行是政府的重要融资人和债权人，所以他们能通过利 息惩罚和奖励政府。金融市场需要多大的自由度来保证对全球经济的润滑作用？应该对银行、影子银行和对冲基金作出怎么样的限制，避免它们成为系统性风险呢？
三，政府应该怎么平衡两个”主权”的力量，怎么重建市民相对于债权人的优先权，怎么令民主制度在债务缠身的国家有效运作？政治家如何避免发行更多的 债务应对危机，又应该如何降低债务水平？过去，各级政府的未来收入都可以用作抵押。但这种模式已经难以构建今天和未来。现在，德国只有20%的联邦财政收 入在政治上是真正可用的，而在施密特任内，这个数字是40%。
表面上看来，世界陷入了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实际上，世界正处于大规模转型的过程中，对于备受债务困扰的体制，这是深层次的改变。这个旧体制只会令我们贫穷，破坏我们的繁荣、社会安定和民主制度。在这些变化的背后，质变真在发生。
一个巨大的赌博正在进行，这场赌博的赌注高达数万亿。一方利用央行印钱来争取时间，希望旧的繁荣模式能持续下去（美国模式。美国就是爽，它有美元的印钞权，美元又是国际通货，发行到全世界，由全球替它买单，它几乎不用担心通胀问题.）；另一方因为害怕了历史上的信贷泡沫，正在寻求走出依靠借钱度日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