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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在谈“深化改革”。“改革”这个词是执政党35年前开始提出的，定义是执政党改变自己以前的一些做法。这个词是有主体的，主体就是执政党。但30年
前中国大家一样穷，也没有不同利益的阶层和群体，知识精英更是只能依附在执政党周围。所以大家都跟着用“改革”这个词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但今天中国社会
已经是一个利益分化，思想多元的社会，百姓也用“改革”这个词就听上去不对了。我们可以说“希望执政党深化改革”而不能说“我们要深化改革”。因为“我
们”不是执政党，“我们”可以推动，帮助执政党进行改革，但“我们”无法进行改革。我 们到底是谁？中国的民营经济已经占GDP总量的2／3, 税收的60％， 投资的60％， 更重要的是占就业的85％。中国的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大半边天，但我们的身份一直稀里糊涂。不管是后妈生的，还是野孩子，不管是“小妾” 还是“夜壶”，我们总要整明白才好。
“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回答： 我们的基本利益是什么，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和其他群体的关系以及我们对社会的义务和责任。
我 们在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利益是欧美普通民众在18世纪已经取得的天赋权利：保护我们的生命权和财产权，以及由财产权衍生出来的创业权。我们要争取的生命权和 财产权与这个社会所有其他群体，譬如白领和农民是完全相同的。重庆事件告诉我们，企业家的生命和财产是没有保障的，生命是可以用比渣滓洞更残忍的手段摧残 的；财产是可以任意没收的。去年9•18各地在民族主义口号下的打砸烧告诉我们，一个普通市民的财产是可以随时被烧掉的，头颅是可以被砸破的。
这 两件事的发生都有深刻的社会背景，绝非偶然。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打击黑社会都是正常的。最支持打黑的其实是企业家，特别是没有特权的民营企业家，因为黑 社会的特点就是暴力垄断市场，进而使守法的企业无法经营。企业家中当然有犯罪的也必须接受法律制裁。但大量事实已经证明重庆发生的是罗织罪名，严刑逼供， 假证假供，编造纪录，严重践踏法治的人身迫害。
虽然这只是在一个城市，一段时间内大面积出现，但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英国人被害事件，谁能 保证重庆模式不会在中国大面积复制？值得我们警醒的是重庆大面积迫害企业家不是孤立的，是过去10年来大的政治气候积累的爆发，重庆的事情也不是偶然的， 是和整个国家的底色相联系的。看到一篇文章说，重庆打黑是有宪法背景的。为理解这句话，我特地查了2004年（最新）的宪法。以下是宪法中的相关条文：
我们的国家体制：“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
我查遍了所有词典，发现“专政”只有一个英文翻译：dictatorship， 而dictatorship更常用的中文翻译是 “独裁”。
阶级斗争还要搞吗？“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
所 有制的不同待遇：“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 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 度。”
财产的不同待遇：“第十二条 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十三条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任何一部宪法中保护的财产当然是合法财产，为什么“私有财产”前面要特意加“合法”二字呢？为什么私有财产不可以和公有财产一样“神圣不可侵犯呢”？重庆以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不正是通过“一元化”地操纵司法随意地宣布公民的财产为“不合法”吗？
除 了宪法外，还有大量的刑法和规定，比如劳教制度等都严重地威胁着公民的生命权和财产权。著名律师陈有西说：“中国刑法八个修正案，市场秩序方面罪名已发育 到112个。罗织很方便。抓起企业家，随便可弄到五个罪以上。不移民就是进去。中国刑法分则不简化合并，这类吓走富人的现象会愈演愈烈。”
看 看其他省市不时出现的非法迫害企业家的事情就可以知道，只要这个国家还是一个专政国家，只要宪法内的歧视性条款还在，只要可以被滥用的刑法和法规不修改， 类似重庆这样大面积侵犯公民的生命权和财产权将不会是最后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地方。只要侵犯生命权财产权的理念堂而皇之地存在，侵犯到每个人自己头上 就只是时间问题。在西方，18世纪主要解决了保护生命权、财产权、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19世纪主要解决了取得以普遍选举权为首的政治权利；20世纪则集 中在赋予广大民众的社会平等和福利权利。而中国的当务之急是争取保护公民自己的生命和财产。
主体意识的第二个方面是我们的价值观。尽管我 们的宗教信仰可能不同，对政治的看法有分歧，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我们都共同向往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企业家诞生和成长在市场经济中，所以企业家天然推崇契 约精神，天然向往基于契约精神的法治社会，以及认同契约精神背后的自愿、自由和平等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被无数国家和历史证明是推动社会进步、增加人类福 祉的价值观。作为每天实践这些价值观的企业家阶层应该勇敢地捍卫自己的价值观。那些在地球村时代被鼓吹的所谓的“中国特色价值观”不仅逻辑上可笑，实践中 也将对民族和国家有害。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一大贸易国。中国在遵守通行的贸易规则的同时也认同了规则背后的价值观。中国已经有实力来修改和改进国际规则。 在中国希望和贸易伙伴一起修改国际规则的时候，大家必须先共同认同一套价值体系才有可能据此辩论和谈判。中国有可能要求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都先认同一个连 中国自己都说不清楚的、连自己人民都未必认同的“特色价值观”吗？
主体意识的第三个方面是我们和社会上其他群体的关系和我们的责任。如前 所述，今天企业家阶层的基本利益和几乎所有的民众是完全一致的，甚至和大部分中下层的公务员，失掉权力的高级官员都是一致的，这就是争取对生命权和财产权 的完全保护。除了通过经营企业为国家提供税收和就业之外，我们还有其他阶层不容易承担的责任。这个责任主要有两方面：社会公益责任和社会进步责任。
过 去十几年中，企业家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了社会公益责任。从扶贫到教育，从文化到环保。我所认识的每一个企业家都以个人、企业和NGO的形式在从事各类公益项 目和承担大量的社会公益责任。那么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和别的阶层有什么不同？我们能做出什么独特的贡献？一个重大不同就是我们是以企业家精神来做公益。当 2004年近百名企业家首次云集内蒙阿拉善成立中国企业家生态协会时，没有人想过公共组织的治理，更不是去搞民主。但当大家为如何产生理事争得不可开交 时，只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投票选举。经过契约精神熏陶的企业家们在几小时之内就从吵得不可开交的混沌中自发地产生出了秩序，短短的几年当中， 阿拉善SEE协会和SEE基金会就成为中国治理结构最严谨的NGO。SEE基金会迅速取代过去20年中所有的国际环保基金成为中国最大的环保基金，并最近 被评为中国上千个基金会的透明度第一名。SEE基金资助了几乎中国所有的优秀民间环保NGO并且通过资助培训大幅度地提高了民间NGO的治理和管理。这就 是企业家阶层的独特贡献，这就是价值观的威力。
除了公益之外，企业家群体，特别是像亚布力论坛这样的有影响力的群体还应该考虑人道和法律 救助其他的企业家。目前各地发生的涉及企业家的冤案，主要是个别律师在打抱不平，没有一个企业家的组织网络来系统地推动。推动保卫生命权和财产权不光是理 念，更是要从一个个案例开始。有些企业家组织的救助机制就非常值得学习。相信企业家们的智慧可以用市场的机制和法律的手段让这种救助机制惠及更多的人。
除 了公益之外，作为社会最重要的力量之一，企业家有无可推卸的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亚布力论坛作为中国企业家最早的NGO，13年来一直在不懈地推动社会的 进步。但作为一个整体，中国的企业家阶层，不论是和其他国家相比，还是和清末民初企业家相比，在整体推动社会进步方面都差得很多。清末立宪派的主体是经济 发达地区的企业家，如江苏的张謇不仅一手创造了一个中国的模范城市新南通，而且成为全国立宪的首领，湖北的商团领袖汤化龙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今 天的企业家应当成为理性推动中国进步、避免激烈动荡、降低转型成本的重要力量。正如柳传志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企业家阶层天然是偏好稳定的，天然是理性 的。他说“我们很软弱，但立场从来不摇摆”，我更愿意把“软弱”两字改成“柔韧”。能短期改变的就使劲拱，不能短期改变的就慢慢磨。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总之不抱怨。
企业家理性推动转型的重要途径就是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积极参与到立法立规的过程中来。由于历史的影响，许多企业家保护自 己的方法不是去改变不合理的法律法规，而是“绕过去”或者“搞掂”主管官员。今天的各级人大政协有许多企业家，但是真正参政议政的代表不多。许多直接涉及 到企业家的法律制定过程几乎完全没有企业家的参与。几年前的《劳动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一部法律的制定过程没有利益攸关方参与时，这部法律要么有重 大漏洞，要么可实施性很差。其实今天执政方早已认识到社会利益的多元，允许甚至鼓励不同的利益阶层有序理性的博弈。每个阶层推动自己的利益没有任何风险。 今天中国最需要的是逐步建立起一套各利益群体共同认可并遵守的理性博弈机制。这不仅是通往现代国家的必由之路，也是执政党内的共识。企业家如果无所作为， 不仅放弃了自己的利益，也没有承担起应负的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
主体意识就是自己对这个世界负起责任来，而不去祈求救世主的出现。主体意 识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不合理都有我一份责任。主体意识绝不怨天尤人。有了主体意识，就不会为一点点新的变化激动不已，同样也不会为复杂形势下的反复和曲 折而失望。主体意识就是“活在当下”的态度，主体意识就是“淡定哥”精神。
一个群体的主体意识就是组织成员的公民意识的集合和放大，就是 这个团体的公民意识。没有公民意识就没有现代国家，就没有法治社会。今天的中国不缺理念， 缺的是实践。今天中国不缺对不合理制度的愤怒，缺的是建立合理制度的探索。不缺对民主法治的向往，缺的是民主的训练和法治的实施。作为最具有契约意识和实 践的企业家阶层有责任在社会转型的重大关口一寸一寸地铺设一条理性和规则的大路。这是作为中国过去30年经济高速成长主力军的企业家阶层在今后30年中不 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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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民企一直受共匪的歧视和打压，所以有远见的民企老板们早就转移资产并移民海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