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21所教会大学中，燕京大学显然是一面旗帜。然而，当新中国决定割断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清除西方文化的影响时，燕京大学也无可避免地处在了风暴眼的中心。那些曾经的教会大学，那一代学人和他们追求的博雅教育传统，早已随风而逝。
1951年，留学美国的巫宁坤，顾不上完成手中的博士论文，便急匆匆地回国到燕京大学执教。在他心中，能得到燕京大学的教职是莫大的荣誉。那时，燕大是与北大、清华并称的国内一流大学。
当他远渡重洋，第一次站到燕京大学门口时，被这个美丽的校园迷住了。“燕园门口有两头石狮子守卫，两扇朱红色大门敞开着，一眼望去只见园内树木成荫，掩映着一幢幢宫殿式的楼房，引人入胜，而我即将在这座洞天学府里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巫宁坤在回忆录《一滴泪》中如是写道。
此时对未来怀揣无数梦想的巫宁坤，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仅仅几个月后，这所宁静的校园便被卷入新中国对知识分子的首次思想改造运动中。一年之后，在声势浩大的院系调整中，燕京被撤，燕园易主，学者教授们四散。
与此同时，包括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在内的21所教会大学，也都走到了终点。同时走到终点的还有它们一贯秉承的“博雅教育”。
风暴眼中的燕京
直到晚年，巫宁坤仍无法忘怀刚到燕京大学的日子。他常与西语系有名的才子吴兴华席地而坐，喝一杯咖啡，或本地产的“莲花白”酒，吟诗作对。“周末，陆志韦校长有时来串门儿，聊聊天儿，打打桥牌。陆先生是芝加哥大学30年代的心理学博士，对语言学又很有研究，国学方面也有极深的造诣。他们两位都是桥牌高手，谈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横生。”（《一滴泪》）
这样恬淡的书斋生活，很快便被一场呼啸而来的“洗澡”运动，打得七零八落。在小说《洗澡》的前言中，杨绛写道：“（这场运动）当时泛称‘三反’，又称‘脱裤子，割尾巴’。这些知识分子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改称‘洗澡’，相当于西洋人所谓‘洗脑筋’。”然而，与“洗澡”对比，显然“脱裤子，割尾巴”更加传神。
在工作组的带领下，激进的学生们查抄了校长办公室，档案被搬到图书馆，乱七八糟堆在桌子上，听任积极分子搜寻“文化侵略”、甚至“特务活动”的“罪证”。
燕京的教师们，在各种会议上检讨交代，从灵魂深处剖析自己，上至校长、下至讲师，人人概莫能外。
一向受燕京师生爱戴的校长陆志韦，成为最大的活靶子。在如林的手臂和“陆志韦必须坦白交代”“打倒陆志韦”的口号声中，他也不得不举起手来，跟群众一起高喊打倒自己的口号。就连陆志韦最赏识的才子吴兴华和爱女陆瑶华，也被动员在全校大会上检举揭发他。
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当然不是为了批倒批臭陆志韦、张东荪和赵紫宸几个人，其真正目的是清除人们心中“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
1908年，美国政府提议用庚子赔款发展教会学校。自此教会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由于新文化运动和对西方文化的推崇，教会学校相对于中国世俗教育有明显的优势。但在新政权看来，教会大学却是美帝文化侵略的载体。在全国教会大学中，燕京大学无疑是执牛耳者。
燕京大学的崛起离不开老校长司徒雷登。1918年12月，当司徒雷登受命接手燕京大学时，这里似乎是一所没有人关心的学校。校舍设在局促的城里，学生不足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许多西方教员也不大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司徒雷登传略》）
更要命的是，燕京每年的经费有一半是空头支票。司徒雷登自走马上任起，十余次到美国各地募捐。至1937年抗战爆发时，他已经为燕京积累了250万美金的捐款。美丽的燕园，也是他从山西督军陈树藩手中买到的。司徒雷登超乎寻常的社交能力，让他仅用6万大洋就从这位督军手中买到了燕园，而且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还用来设立了奖学金。
司徒雷登募捐的本事，并不足以成就燕京大学。真正使它超拔为国内一流综合性大学的，还是司徒雷登的办学理念。建校之初，他就致力于使燕京大学摆脱狭隘的宗教范畴。只要有真才实学，司徒雷登都请来做教授。不问政治倾向，不问宗教信仰，不问学术流派。
这种自由的学术氛围，吸引了大批知名学者。教育家陆志韦，社会学家雷洁琼，人类学家吴文藻，考古学家容庚，神学家赵紫宸，法学家张友渔，哲学家张东荪、冯友兰，史学家顾颉刚、钱穆，政治学家萧公权，文学家周作人、朱自清、郑振铎、陆侃如、冰心……这些中国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曾聚于燕京麾下。
虽然，燕京大学只存在了33年，在校学生从未超过千人，但燕京的毕业生，却成为中国知识界一个独特的群体。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活跃在外交界和新闻界的人物，许多都是燕京的校友。据说邓小平第一次访美，外交团14人中，7人都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
在中国21所教会大学中，燕京大学显然是一面旗帜。然而，当新中国决定割断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清除西方文化的影响时，燕京大学也无可避免地处在了风暴眼的中心。
存亡之间
1949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205所，私立大学81所，其中教会学校21所，占私立大学总数的25.9%。
这些教会大学绝大部分都有着美国教会背景。一个信奉无神论的无产阶级政权将如何处置教会大学？美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并不乐观。
1948年底，解放军尚未攻入北平。美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就致信陆志韦，要求他把燕京大学迁走，但陆志韦和大多数燕京教授，还是选择了留下。
他在回复美国基督教会的信中说，他之所以愿意冒险留下来，除了他天生是一个中国人外，还“希望能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找到有效的沟通，如果成功则有助于人道和自由在中国的存在。”他认为，这对中国、基督徒和世界和平会有极大的好处。
事实上，解放军攻入北平前后，共产党向燕京大学释放了友好的信号。解放军准备攻城时，毛泽东亲自嘱咐四野要注意保护西郊清华、燕京等校园的安全。中共中央尚未进京，毛泽东曾邀请4位大学教授前往西柏坡晤谈，其中3人都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周恩来当时还有过一个很著名的观点：盗泉之水，可以养田。认为只要美国不干涉燕京的事情，我们还是可以接受美国托事部的钱来办我们的教育。中共对于教会大学的灵活政策，让燕京人相信前途一片光明。
然而，这一切随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戛然而止。1951年1月11日，教育部发出文件，强调新中国不允许外国人在我们国家内办学校的方针。包括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首批11所教会大学改为公办；沪江大学、东吴大学等大学改为中国人自办，仍维持私立，政府给予补贴。
燕京宣布改为国立后，燕京师生表示热烈拥护。办公楼前扎起彩坊，挂起“庆祝燕京大学新生”的横幅，师生们在校园里举行了篝火晚会。毛泽东专门为燕京大学题写了新校名，校长陆志韦也接过了人民政府的委任状。
这一切都令陆志韦有理由相信，在新政权下，燕京大学还是能有一席之地的。
但是，随着一场以清除“亲美、崇美、恐美”为主题的思想改造运动的开展，被逐一“洗澡”的燕京教师们知道，燕京大学绝无继续存在的可能。
1952年秋新学期开始时，燕京大学文、理、法各系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新闻系及一些社会学科最终并入中国人民大学。燕京大学校名撤销，改组后的北京大学迁入燕园。
与此同时，辅仁大学外文系一部分及经济系理论部分并入到新北京大学；经济系财经部并入新设的中央财经学院；其他各系科并入到新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成为北师大化学系。圣约翰大学财经系科并入新设的上海财经经济学院，文学院并入复旦大学，土木及建筑系并入同济大学……
在这场院系调整中，散布于全国各地的21所教会大学，全都落幕了。
花果飘零
教会大学不能见容于新政权，几乎是注定的命运。
上世纪20年代初，蔡和森在《近代的基督教》一文中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寻求向海外扩展势力，由于英、日、法等国已经在中国建立势力范围，因此美国便使用福音主义、教会教育以及社会服务活动来向中国渗透。
另一方面，以苏联为师对中国大学制度的调整，也与教会大学的办学理念格格不入。
在苏联专家眼中，中国大学的院系、专业设置太过脱离实际，为学术而学术。院系调整就是要大量培养能直接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的专门人才。苏联式的专才教育与教会大学一贯奉行的通才教育，南辕北辙。
在基督教传统中，科学的价值是超于技术之上的。科学是为了认识上帝在自然界中的秩序，上帝的理性与自然法则是同一的。因此，早期教会大学中除了医学外，多是人文学科和纯科学，工程学科几乎没有。
希望赶紧“西学为用”的中国人曾经批评，教会大学的课程设置“殊少社用之价值，徒为虚糜光阴”。而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则反驳说：“生命之丰富者，意为教育所以助人创世，学校所以教人为人，决非徒为谋生而设……果熟习历史、地理、文学及种种科学，则其心目中之宇宙愈广，而其生命亦愈大。否则，日从事一部之学、职业之说，只会缩小生命之兴趣。”（《约翰声》）
由于教育理念上的差异，在院系调整酝酿之初，教会大学的学者们对苏联模式颇多异议。然而，一场轰轰烈烈的“洗澡”过后，所有声音归于沉寂。
当时，教师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归宿。从后来的分配方案来看，每个人的去向显然都与其在思想改造中的表现紧紧挂钩。
另一方面，陆志韦调到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文字改革小组，对父亲保持沉默的陆志韦之子陆卓明被开除出青年团；赵紫宸调入市内燕京神学院，张东荪未分配工作，继续接受审查。
在“洗澡”运动中，心生抗拒的巫宁坤也被调到了南开大学。巫宁坤记得，原燕京西语系系主任赵萝蕤向他传达完分配方案后，忍不住放声大哭。巫宁坤明白她的心情，“当初是她把我从万里之外请回来的，现在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任人摆布，无可奈何，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负疚？”（《一滴泪》）
后来在工作中仍与陆志韦多有往来的北京大学教师林焘发现，那个曾经才气横溢、傲视王侯的学者不见了，陆志韦变成了一个谨言慎行的长者。
“菁莪雅化，学明行修，教泽奏奇功。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燕京，燕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宏。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荩忠。”
60年后，当燕京的老校友们唱起这首燕京大学校歌时仍禁不住热泪盈眶。然而，那些曾经的教会大学，那一代学人和他们追求的博雅教育传统，早已随风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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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留学美国的巫宁坤，顾不上完成手中的博士论文，便急匆匆地回国到燕京大学执教。在他心中，能得到燕京大学的教职是莫大的荣誉。那时，燕大是与北大、清华并称的国内一流大学。
当他远渡重洋，第一次站到燕京大学门口时，被这个美丽的校园迷住了。“燕园门口有两头石狮子守卫，两扇朱红色大门敞开着，一眼望去只见园内树木成荫，掩映着一幢幢宫殿式的楼房，引人入胜，而我即将在这座洞天学府里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巫宁坤在回忆录《一滴泪》中如是写道。
此时对未来怀揣无数梦想的巫宁坤，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仅仅几个月后，这所宁静的校园便被卷入新中国对知识分子的首次思想改造运动中。一年之后，在声势浩大的院系调整中，燕京被撤，燕园易主，学者教授们四散。
与此同时，包括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在内的21所教会大学，也都走到了终点。同时走到终点的还有它们一贯秉承的“博雅教育”。
风暴眼中的燕京
直到晚年，巫宁坤仍无法忘怀刚到燕京大学的日子。他常与西语系有名的才子吴兴华席地而坐，喝一杯咖啡，或本地产的“莲花白”酒，吟诗作对。“周末，陆志韦校长有时来串门儿，聊聊天儿，打打桥牌。陆先生是芝加哥大学30年代的心理学博士，对语言学又很有研究，国学方面也有极深的造诣。他们两位都是桥牌高手，谈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横生。”（《一滴泪》）
这样恬淡的书斋生活，很快便被一场呼啸而来的“洗澡”运动，打得七零八落。在小说《洗澡》的前言中，杨绛写道：“（这场运动）当时泛称‘三反’，又称‘脱裤子，割尾巴’。这些知识分子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改称‘洗澡’，相当于西洋人所谓‘洗脑筋’。”然而，与“洗澡”对比，显然“脱裤子，割尾巴”更加传神。
在工作组的带领下，激进的学生们查抄了校长办公室，档案被搬到图书馆，乱七八糟堆在桌子上，听任积极分子搜寻“文化侵略”、甚至“特务活动”的“罪证”。
燕京的教师们，在各种会议上检讨交代，从灵魂深处剖析自己，上至校长、下至讲师，人人概莫能外。
一向受燕京师生爱戴的校长陆志韦，成为最大的活靶子。在如林的手臂和“陆志韦必须坦白交代”“打倒陆志韦”的口号声中，他也不得不举起手来，跟群众一起高喊打倒自己的口号。就连陆志韦最赏识的才子吴兴华和爱女陆瑶华，也被动员在全校大会上检举揭发他。
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当然不是为了批倒批臭陆志韦、张东荪和赵紫宸几个人，其真正目的是清除人们心中“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
1908年，美国政府提议用庚子赔款发展教会学校。自此教会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由于新文化运动和对西方文化的推崇，教会学校相对于中国世俗教育有明显的优势。但在新政权看来，教会大学却是美帝文化侵略的载体。在全国教会大学中，燕京大学无疑是执牛耳者。
燕京大学的崛起离不开老校长司徒雷登。1918年12月，当司徒雷登受命接手燕京大学时，这里似乎是一所没有人关心的学校。校舍设在局促的城里，学生不足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许多西方教员也不大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司徒雷登传略》）
更要命的是，燕京每年的经费有一半是空头支票。司徒雷登自走马上任起，十余次到美国各地募捐。至1937年抗战爆发时，他已经为燕京积累了250万美金的捐款。美丽的燕园，也是他从山西督军陈树藩手中买到的。司徒雷登超乎寻常的社交能力，让他仅用6万大洋就从这位督军手中买到了燕园，而且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还用来设立了奖学金。
司徒雷登募捐的本事，并不足以成就燕京大学。真正使它超拔为国内一流综合性大学的，还是司徒雷登的办学理念。建校之初，他就致力于使燕京大学摆脱狭隘的宗教范畴。只要有真才实学，司徒雷登都请来做教授。不问政治倾向，不问宗教信仰，不问学术流派。
这种自由的学术氛围，吸引了大批知名学者。教育家陆志韦，社会学家雷洁琼，人类学家吴文藻，考古学家容庚，神学家赵紫宸，法学家张友渔，哲学家张东荪、冯友兰，史学家顾颉刚、钱穆，政治学家萧公权，文学家周作人、朱自清、郑振铎、陆侃如、冰心……这些中国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曾聚于燕京麾下。
虽然，燕京大学只存在了33年，在校学生从未超过千人，但燕京的毕业生，却成为中国知识界一个独特的群体。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活跃在外交界和新闻界的人物，许多都是燕京的校友。据说邓小平第一次访美，外交团14人中，7人都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
在中国21所教会大学中，燕京大学显然是一面旗帜。然而，当新中国决定割断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清除西方文化的影响时，燕京大学也无可避免地处在了风暴眼的中心。
存亡之间
1949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205所，私立大学81所，其中教会学校21所，占私立大学总数的25.9%。
这些教会大学绝大部分都有着美国教会背景。一个信奉无神论的无产阶级政权将如何处置教会大学？美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并不乐观。
1948年底，解放军尚未攻入北平。美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就致信陆志韦，要求他把燕京大学迁走，但陆志韦和大多数燕京教授，还是选择了留下。
他在回复美国基督教会的信中说，他之所以愿意冒险留下来，除了他天生是一个中国人外，还“希望能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找到有效的沟通，如果成功则有助于人道和自由在中国的存在。”他认为，这对中国、基督徒和世界和平会有极大的好处。
事实上，解放军攻入北平前后，共产党向燕京大学释放了友好的信号。解放军准备攻城时，毛泽东亲自嘱咐四野要注意保护西郊清华、燕京等校园的安全。中共中央尚未进京，毛泽东曾邀请4位大学教授前往西柏坡晤谈，其中3人都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周恩来当时还有过一个很著名的观点：盗泉之水，可以养田。认为只要美国不干涉燕京的事情，我们还是可以接受美国托事部的钱来办我们的教育。中共对于教会大学的灵活政策，让燕京人相信前途一片光明。
然而，这一切随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戛然而止。1951年1月11日，教育部发出文件，强调新中国不允许外国人在我们国家内办学校的方针。包括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首批11所教会大学改为公办；沪江大学、东吴大学等大学改为中国人自办，仍维持私立，政府给予补贴。
燕京宣布改为国立后，燕京师生表示热烈拥护。办公楼前扎起彩坊，挂起“庆祝燕京大学新生”的横幅，师生们在校园里举行了篝火晚会。毛泽东专门为燕京大学题写了新校名，校长陆志韦也接过了人民政府的委任状。
这一切都令陆志韦有理由相信，在新政权下，燕京大学还是能有一席之地的。
但是，随着一场以清除“亲美、崇美、恐美”为主题的思想改造运动的开展，被逐一“洗澡”的燕京教师们知道，燕京大学绝无继续存在的可能。
1952年秋新学期开始时，燕京大学文、理、法各系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新闻系及一些社会学科最终并入中国人民大学。燕京大学校名撤销，改组后的北京大学迁入燕园。
与此同时，辅仁大学外文系一部分及经济系理论部分并入到新北京大学；经济系财经部并入新设的中央财经学院；其他各系科并入到新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成为北师大化学系。圣约翰大学财经系科并入新设的上海财经经济学院，文学院并入复旦大学，土木及建筑系并入同济大学……
在这场院系调整中，散布于全国各地的21所教会大学，全都落幕了。
花果飘零
教会大学不能见容于新政权，几乎是注定的命运。
上世纪20年代初，蔡和森在《近代的基督教》一文中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寻求向海外扩展势力，由于英、日、法等国已经在中国建立势力范围，因此美国便使用福音主义、教会教育以及社会服务活动来向中国渗透。
另一方面，以苏联为师对中国大学制度的调整，也与教会大学的办学理念格格不入。
在苏联专家眼中，中国大学的院系、专业设置太过脱离实际，为学术而学术。院系调整就是要大量培养能直接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的专门人才。苏联式的专才教育与教会大学一贯奉行的通才教育，南辕北辙。
在基督教传统中，科学的价值是超于技术之上的。科学是为了认识上帝在自然界中的秩序，上帝的理性与自然法则是同一的。因此，早期教会大学中除了医学外，多是人文学科和纯科学，工程学科几乎没有。
希望赶紧“西学为用”的中国人曾经批评，教会大学的课程设置“殊少社用之价值，徒为虚糜光阴”。而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则反驳说：“生命之丰富者，意为教育所以助人创世，学校所以教人为人，决非徒为谋生而设……果熟习历史、地理、文学及种种科学，则其心目中之宇宙愈广，而其生命亦愈大。否则，日从事一部之学、职业之说，只会缩小生命之兴趣。”（《约翰声》）
由于教育理念上的差异，在院系调整酝酿之初，教会大学的学者们对苏联模式颇多异议。然而，一场轰轰烈烈的“洗澡”过后，所有声音归于沉寂。
当时，教师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归宿。从后来的分配方案来看，每个人的去向显然都与其在思想改造中的表现紧紧挂钩。
另一方面，陆志韦调到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文字改革小组，对父亲保持沉默的陆志韦之子陆卓明被开除出青年团；赵紫宸调入市内燕京神学院，张东荪未分配工作，继续接受审查。
在“洗澡”运动中，心生抗拒的巫宁坤也被调到了南开大学。巫宁坤记得，原燕京西语系系主任赵萝蕤向他传达完分配方案后，忍不住放声大哭。巫宁坤明白她的心情，“当初是她把我从万里之外请回来的，现在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任人摆布，无可奈何，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负疚？”（《一滴泪》）
后来在工作中仍与陆志韦多有往来的北京大学教师林焘发现，那个曾经才气横溢、傲视王侯的学者不见了，陆志韦变成了一个谨言慎行的长者。
“菁莪雅化，学明行修，教泽奏奇功。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燕京，燕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宏。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荩忠。”
60年后，当燕京的老校友们唱起这首燕京大学校歌时仍禁不住热泪盈眶。然而，那些曾经的教会大学，那一代学人和他们追求的博雅教育传统，早已随风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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