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总是戴着一个戏剧性的贴面，像人大会议这样的活动只是要展示中国共产党（CCP）的强大和稳定。官员们和老百姓都知道，他们应该符合这些仪式，兴高采烈的参与，鹦鹉学舌般的重复官方口号。这种行为在中文叫做“表态”，但是只是象征性的服从而已。
尽管表面光鲜，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严重支离破碎的，共产党本身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一点。中国的强人领袖习近平，希望对异见人士的打压和反腐可以巩固党的统治。他决心避免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主导党的解体。不过，尽管他做的与戈尔巴乔夫的相反，习近平却很可能面临同样的结果。他的专制严重的加大了中国的制度和社会的压力，并把它们带到了一个面临崩溃的边缘。
预测独裁政权的灭亡是有风险的。没有几个西方专家在1991年苏联解体前，预测了前苏联的崩溃，美国中情局完全没有料到。直到真的发生前，说东欧共产政权垮台也同样被蔑称为反共人士的一厢情愿。苏联解体后，从2003年到2005年，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坦发生的“颜色革命”，以及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起义，都是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爆发的。
自从1989年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中共政权险些倒台后，中国问题观察家们就一直高度警觉该政权的腐朽和没落的迹象。从那时起，几位资深的汉学家们冒着自己的职业声誉受损的风险，断言了中共统治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人则更为谨慎。但是，中国的时代在变化，我们的分析也要跟上。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末日已经开始，并且，它在末日的旅途上走得比很多人想象的还要远。当然，我们无从知道从现在开始到它结束前的路会是什么样子。它可能是非常不稳定，非常不安定的。但是直到该制度开始出现明显的解体前，体制内的人还是会随波逐流，因此，继续装点着稳定的门面。
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不太可能安静的结束。它的死亡很可能是长期的，混乱而暴力的。我也不排除习近平在权力斗争或政变中被废黜的可能性。
中国有句谚语，外强中干。习近平的这种强硬的个性掩饰了该党和政治制度其实内在是极其脆弱的。
下面，从五个迹象来阐述该政权的脆弱性和党的系统性弱点。
首先，中国的富豪们已经一脚踏出了国门，他们已经为一旦制度真正开始崩溃而大批逃亡做好了准备。2014年，上海的胡润研究院发现，他们调查的高净值个人--即393名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中的64%，已经移民或者正在计划移民。有钱的中国人以创纪录的人数将孩子送出国留学。
有钱的中国人也在以创纪录的水平和价格在海外置业，经常在避税天堂，用皮包公司的名义，将金融资产转移海外。
同时，北京在试图引渡生活在海外的大量卷财逃跑的逃犯。当一个国家的精英—其中很多是党员—以这样巨大的人数逃离，这说明他们对现政权和国家的未来缺乏信心。
第二，自从2012年上任以来，习近平加剧了笼罩在中国的自2009年以来的政治压制。压制的目标包括媒体，社交媒体，电影，艺术和文学，宗教团体，互联网，知识分子，藏族和维吾尔族，异见人士，律师，非政府组织，大学生和教科书。2013年，中央委员会通过各级党委下发了被称为9号文件的严厉命令，命令所有单位揪出任何看起来是对西方“普世价值”的支持—包括宪政民主，公民社会，新闻自由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一个有安全感和自信的政府不会实行这样一个严厉的镇压。它是党的领导人的深深焦虑和不安全感的症状。
第三，即使是很多政权的支持者也只是在走过场。去年夏天，我作为少数的外国人（唯一的美国人）在北京的一个党领导下的智库参加了一个关于“中国梦”的会议。我们连续两天不间断的观看了由20多个党的学者带来的令人头脑麻木的演讲，这些学者的脸很僵硬，他们的身体语言非常呆板，他们的无聊之情溢于言表。他们假装奉迎党和领导人的最新口头禅。但是很显然，宣传已经失去了效力，皇帝没有穿衣。
12月，我回到北京，参加了中央党校的一个会议，中国的高官们和外国政策专家们再次的逐字背诵口号。一天午餐时，我去了校园书店。书架上的大部头从列宁文选到赖斯的回忆录，在门口的一张桌子上高高的堆满了习近平关于推动“群众路线”的小册子。我问店员：“这个怎么卖？”她回答道：“哦，那个不卖，我们免费赠送。”那么大一堆表明这不是什么抢手的作品。
第四，弥漫在党国和军队中的腐败也同样到处弥漫在中国社会中。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更持久，更严厉，但是没有运动可以消除问题。腐败顽固的根源在于一党专制，裙带关系，经济缺乏透明度，政府控制媒体，缺乏法治之中。
另一个问题，习近平是中国第一代革命精英的后代，党的“太子党”之一，他的政治纽带很大程度上都是其他的太子党。这些含着银汤勺出生的一代在中国社会是广受诟病的。
最后，中国的经济，陷入了一系列系统性的陷阱，没有容易的出路。在2013年11月，习近平主持了党的三中全会，推出了经济改革的方案，但是到目前为止，只听雷声不见雨。总之，习近平的宏伟目标已经胎死腹中。改革方案挑战强大的，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例如国企和地方党的干部，他们分明就是在阻挡着改革的实施。
这五个日益明显的裂缝只能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除非中国放松其严厉的政治控制，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创新型的社会和“知识经济”。政治体制已经成为中国亟需的社会和经济改革的主要障碍。如果习近平和党的领导人不放松管制，他们可能招致恰恰是他们希望避免的命运。
自从苏联解体后，中国的高层一直对共产大哥的倒台耿耿于怀，不停的剖析苏联解体的原因。
习近平的真实的“中国梦”就是要避免苏联一样的噩梦。就在他上台的几个月后，就发表了一个内部讲话，懊悔苏联的解体，并哀叹戈尔巴乔夫的背叛，认为莫斯科没有“真正的男儿”来面对其改革派的最后一位领导人。习近平现在的一系列打压意味着就是戈尔巴乔夫重组改革和开放政策的的反面。不但不开放，习近平还加倍管制异见人士，经济，甚至是党内对手。
有专家认为，习近平的严厉手法可能预示着在他任期的后面可能会更开放更加改革。我不这样认为。这位领导人和现政权这样认为：如果放松管制，就肯定带来制度的灭亡和他们自己的垮台。他们也采取了阴谋论，认为美国正在积极的努力颠覆共产党的统治。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大刀阔斧的改革指日可待。
我们无法预测中国共产主义何时会崩溃，但是不难得出结论我们正在目睹它的最后阶段。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历时第二长的政权（仅次于北韩），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可以永久统治下去。
展望未来，中国观察家们应该关注该政权的控制工具，以及那些被分配使用这些工具的人。大量的中国公民和党员已经用脚投了票，离开中国或假装遵守党的指示。
当政权的宣传机构和内部安全机构开始在执行党的指令时变得松懈，或当他们开始认同异见人士时，我们应该格外关注。当人类的同情心开始战胜僵化的权威时，中国共产党的末日将真的开始。
本文译自David Shambaugh（沈大伟）于3月6日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原文题目是“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点击阅读） 译文略有删节。
Shambaugh博士是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项目的主任和国际事务教授，也是布鲁金斯学会的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原文: http://www.wsj.com/articles/the-coming-chinese-crack-up-1425659198
尽管表面光鲜，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严重支离破碎的，共产党本身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一点。中国的强人领袖习近平，希望对异见人士的打压和反腐可以巩固党的统治。他决心避免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主导党的解体。不过，尽管他做的与戈尔巴乔夫的相反，习近平却很可能面临同样的结果。他的专制严重的加大了中国的制度和社会的压力，并把它们带到了一个面临崩溃的边缘。
预测独裁政权的灭亡是有风险的。没有几个西方专家在1991年苏联解体前，预测了前苏联的崩溃，美国中情局完全没有料到。直到真的发生前，说东欧共产政权垮台也同样被蔑称为反共人士的一厢情愿。苏联解体后，从2003年到2005年，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坦发生的“颜色革命”，以及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起义，都是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爆发的。
自从1989年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中共政权险些倒台后，中国问题观察家们就一直高度警觉该政权的腐朽和没落的迹象。从那时起，几位资深的汉学家们冒着自己的职业声誉受损的风险，断言了中共统治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人则更为谨慎。但是，中国的时代在变化，我们的分析也要跟上。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末日已经开始，并且，它在末日的旅途上走得比很多人想象的还要远。当然，我们无从知道从现在开始到它结束前的路会是什么样子。它可能是非常不稳定，非常不安定的。但是直到该制度开始出现明显的解体前，体制内的人还是会随波逐流，因此，继续装点着稳定的门面。
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不太可能安静的结束。它的死亡很可能是长期的，混乱而暴力的。我也不排除习近平在权力斗争或政变中被废黜的可能性。
中国有句谚语，外强中干。习近平的这种强硬的个性掩饰了该党和政治制度其实内在是极其脆弱的。
下面，从五个迹象来阐述该政权的脆弱性和党的系统性弱点。
首先，中国的富豪们已经一脚踏出了国门，他们已经为一旦制度真正开始崩溃而大批逃亡做好了准备。2014年，上海的胡润研究院发现，他们调查的高净值个人--即393名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中的64%，已经移民或者正在计划移民。有钱的中国人以创纪录的人数将孩子送出国留学。
有钱的中国人也在以创纪录的水平和价格在海外置业，经常在避税天堂，用皮包公司的名义，将金融资产转移海外。
同时，北京在试图引渡生活在海外的大量卷财逃跑的逃犯。当一个国家的精英—其中很多是党员—以这样巨大的人数逃离，这说明他们对现政权和国家的未来缺乏信心。
第二，自从2012年上任以来，习近平加剧了笼罩在中国的自2009年以来的政治压制。压制的目标包括媒体，社交媒体，电影，艺术和文学，宗教团体，互联网，知识分子，藏族和维吾尔族，异见人士，律师，非政府组织，大学生和教科书。2013年，中央委员会通过各级党委下发了被称为9号文件的严厉命令，命令所有单位揪出任何看起来是对西方“普世价值”的支持—包括宪政民主，公民社会，新闻自由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一个有安全感和自信的政府不会实行这样一个严厉的镇压。它是党的领导人的深深焦虑和不安全感的症状。
第三，即使是很多政权的支持者也只是在走过场。去年夏天，我作为少数的外国人（唯一的美国人）在北京的一个党领导下的智库参加了一个关于“中国梦”的会议。我们连续两天不间断的观看了由20多个党的学者带来的令人头脑麻木的演讲，这些学者的脸很僵硬，他们的身体语言非常呆板，他们的无聊之情溢于言表。他们假装奉迎党和领导人的最新口头禅。但是很显然，宣传已经失去了效力，皇帝没有穿衣。
12月，我回到北京，参加了中央党校的一个会议，中国的高官们和外国政策专家们再次的逐字背诵口号。一天午餐时，我去了校园书店。书架上的大部头从列宁文选到赖斯的回忆录，在门口的一张桌子上高高的堆满了习近平关于推动“群众路线”的小册子。我问店员：“这个怎么卖？”她回答道：“哦，那个不卖，我们免费赠送。”那么大一堆表明这不是什么抢手的作品。
第四，弥漫在党国和军队中的腐败也同样到处弥漫在中国社会中。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更持久，更严厉，但是没有运动可以消除问题。腐败顽固的根源在于一党专制，裙带关系，经济缺乏透明度，政府控制媒体，缺乏法治之中。
另一个问题，习近平是中国第一代革命精英的后代，党的“太子党”之一，他的政治纽带很大程度上都是其他的太子党。这些含着银汤勺出生的一代在中国社会是广受诟病的。
最后，中国的经济，陷入了一系列系统性的陷阱，没有容易的出路。在2013年11月，习近平主持了党的三中全会，推出了经济改革的方案，但是到目前为止，只听雷声不见雨。总之，习近平的宏伟目标已经胎死腹中。改革方案挑战强大的，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例如国企和地方党的干部，他们分明就是在阻挡着改革的实施。
这五个日益明显的裂缝只能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除非中国放松其严厉的政治控制，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创新型的社会和“知识经济”。政治体制已经成为中国亟需的社会和经济改革的主要障碍。如果习近平和党的领导人不放松管制，他们可能招致恰恰是他们希望避免的命运。
自从苏联解体后，中国的高层一直对共产大哥的倒台耿耿于怀，不停的剖析苏联解体的原因。
习近平的真实的“中国梦”就是要避免苏联一样的噩梦。就在他上台的几个月后，就发表了一个内部讲话，懊悔苏联的解体，并哀叹戈尔巴乔夫的背叛，认为莫斯科没有“真正的男儿”来面对其改革派的最后一位领导人。习近平现在的一系列打压意味着就是戈尔巴乔夫重组改革和开放政策的的反面。不但不开放，习近平还加倍管制异见人士，经济，甚至是党内对手。
有专家认为，习近平的严厉手法可能预示着在他任期的后面可能会更开放更加改革。我不这样认为。这位领导人和现政权这样认为：如果放松管制，就肯定带来制度的灭亡和他们自己的垮台。他们也采取了阴谋论，认为美国正在积极的努力颠覆共产党的统治。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大刀阔斧的改革指日可待。
我们无法预测中国共产主义何时会崩溃，但是不难得出结论我们正在目睹它的最后阶段。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历时第二长的政权（仅次于北韩），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可以永久统治下去。
展望未来，中国观察家们应该关注该政权的控制工具，以及那些被分配使用这些工具的人。大量的中国公民和党员已经用脚投了票，离开中国或假装遵守党的指示。
当政权的宣传机构和内部安全机构开始在执行党的指令时变得松懈，或当他们开始认同异见人士时，我们应该格外关注。当人类的同情心开始战胜僵化的权威时，中国共产党的末日将真的开始。
本文译自David Shambaugh（沈大伟）于3月6日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原文题目是“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点击阅读） 译文略有删节。
Shambaugh博士是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项目的主任和国际事务教授，也是布鲁金斯学会的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原文: http://www.wsj.com/articles/the-coming-chinese-crack-up-14256591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