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欧洲中心与世界格局
我们要理解历史，首先就要理解历史的各个作用主体在整个格局中的相对位置。如果你把所有主体的相对位置搞混了，那么你把史料堆积起来是不能给你清晰的理解的。首先你要把层次和格局搞对，把相应的比例感调整好，然后才能懂得各个角色之间的相互位置。这种做法照陈寅恪的说法就叫做“各族盛衰之连环性”。他发明这个说法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用从汉到唐的王朝政治逻辑去考虑中古时代的历史演变，你要把整个亚洲北部的各个种族和政治势力的连环互动考虑进去。因为隋唐也不是亚洲北部真正的主人，在某一段时间内，它在突厥面前还是处于被动的。而许多历史学家故意地忽略了隋唐中原以外的其他政治势力对中原的重大作用，因此丧失了适当的比例感。所以仅仅把视野放在中原内部，结果对中原本身的政治发展也就不能得出正确和适当的认识了。要理解隋唐，就得理解隋唐的来源，他们毫无疑问是武川节度使的鲜卑人的后裔，直接秉承了五胡十六国以来蛮族南入中原的整个格局。所以中古史的问题，是整个中亚到内亚的历史格局演变的一个被动和附带的结果。他的看法比其他历史学家高人一筹，就是因为他的眼界更广阔一些，所以厘清线索比较容易。
近代以来的远东也是类似的情况，你不能像是在春秋战国时代那样把它看成一个相对孤立的整体。近代世界的国际体系中心，毫无疑问在欧洲。无论是拉丁美洲、中东、南亚还是远东，它们的内部的小体系或者子系统的运动，都是欧洲国际体系运动产生的余波。所以如果你把近代史的中心放在东亚大陆内部，那么你得出的结论基本上可以肯定是不正确的。这种不正确的程度，就有点像是汤因比（1889-1975，英国历史哲学家，他的《历史研究》勾勒了世界26个文明的兴起与衰落）曾经描绘过的一种东非中心的历史。据他说是，坦桑尼亚或者肯尼亚一带的德属坦噶尼喀的某一个黑人部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有这样的解释，就是说，由于英国登山队员和德国登山队员，在敬拜山神的过程中间有所差异，结果得罪了山神，于是山神就决定，把坦噶尼喀从德国人手中夺过来交给英国人，作为这件伟大事件的附带效果，德国人在欧洲也被英国人打败了。这就是他描绘的“东非中心论”的世界史，是当地某一个黑人部落提出的世界史观。
汤因比是一个多元论者，所以他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哪一种中心论的史观都是不正确的，所以我们最好什么中心论也不要搞。但是在我看来，他的意思实际上是在说明，欧洲中心论是比较接近于正确的看问题的方法，而“东非中心论”的荒谬程度，比“欧洲中心论”大得多。远东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虽然比东非更接近于中心，但是它远远没有像欧洲本身一样接近中心。也就是说它对世界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冲击力度，是远远要次于欧洲的。所以你不能把主要的动力源和次要的被波及的辅助原因混为一谈，那样的话就把格局搞混了。然而我们的近代史无论是属于哪一派、倾向于哪一种结论的流派，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说，他们其实都跟坦桑尼亚的黑人部落一样，是讲的是“东非中心论”。包括著名的“抗日战争在中国胜利”的学说，就是这种中心论的产物。
实际上我们如果撇去这些无聊的虚荣心，我们应该首先在讨论任何具体问题之前都要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说，无论是抗日战争也好，中国几次革命也好，八国联军也好，还是以后的直到现在发生的种种事件也好，它的根本动力源不在东亚内部，而在欧洲。东亚的所有政治势力，都是在应对欧洲产生的整个历史冲击波的过程中，做出了各种不同的选择，然后施加了次要的历史影响。如果你有哪一本书，包括我们的中国革命史，或者说反对中国革命史观的其他种种的中华民族史观或其他什么什么史观所产生的历史，之所以不正确，不在于他们在史料方面有什么不正确。史料方面嘛，大家都有正确的地方和不正确的地方。但是一般来说正确的史料在你没有把它放在正确的位置以前是发挥不了作用的；错误的史料一般来说仅仅是出于疏忽大意的史料，跟错别字差不多，是不会影响整个格局的。能够影响格局的不是你史料正确多少，而是你把不同分量的史料有没有放对位置，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基本格局问题。
所以我在谈论远东格局之前，必须首先谈论19世纪的欧洲格局和20世纪有什么不同。因为这是一个背景问题，所以我就不详细说了。最基本的问题就是：19世纪国际体系，首先是维也纳体系确定的，然后经过1878年的《柏林条约》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最后远东、中东、拉丁美洲和非洲，都是这个基本格局调整过程中的一些副反应。1815年维也纳会议所确定的基本格局用简单的两句话来考量就是这样的：在欧洲大陆内部，列强应该实行势力均衡；在欧洲以外的海外世界，皇家海军就是最高法院。英国在这个体系中属于超然的仲裁人地位。欧洲大陆不允许再出现拿破仑或者菲利普二世（1527-1598，西班牙极盛时期的国王，他曾组织神圣同盟全歼土耳其海军；镇压尼德兰的反抗；兼并葡萄牙；派无敌舰队远征英国）这样的霸权统治者，不容许任何人统治欧洲。这个体系保护了欧洲的小国，不像是其他国家，比如说像是远东的小国一样，很容易被暴秦这样的大国吞没而变成统一帝国。英国人负责维持欧洲的平衡，就是说，列强内部的博弈只要没有超出平衡的限度，英国人就不管。如果有一方严重的越出平衡的限度，可能产生第二个拿破仑的时候，英国就要进行断然干预，不容许任何一方再做大。在大国和小国发生冲突的时候，英国人要尽力维护小国的独立，因此欧洲保留了最多的小国。但是这个平衡体仅限于欧洲，海外是皇家海军说了算，其他任何人都说了不算。这个体系成功的维持了100年和平和繁荣，我们所谓的自由主义的世纪，诸如此类的说法，其实都是对英国统治下的和平的一种政治哲学性的描绘，这种体系没有英国皇家海军的霸权是无法维持的。
19世纪末叶，这个体系开始有局部松动。局部松动就主要体现在英国以外的欧洲列强开始渗入海外世界，对皇家海军的仲裁权提出了挑战。英国对海外世界的统治相对于远东来说，就体现于李鸿章时代英国对东亚的代理人统治。因为英国皇家海军在独霸七海的时候，他是不希望建立直接统治的。他的标准政策是：只建立若干个中继站和皇家海军的基地，再控制几个要害的贸易港口；在贸易港口以外的内地，尽可能地扶持对英国友好、能够维持自由贸易的本地统治者，而不对它进行直接统治。英国的殖民主义跟我们有些人的想法相反，它不是英国人的主动扩张，而是英国在维持自由贸易的过程中间被迫、不得已地对那些实在不守规矩的统治者实行司法仲裁的结果。一般来说那些统治者犯的错误就是侵犯了私有财产、没收扣押了外商财产，或者说因为挥霍浪费弄到自己破产，牵累到外商、还不起债务之类的。像埃及和印度的许多邦国、许多土邦之所以沦为殖民地，并不是英国人想占它的土地。英国人如果真的想占它的土地，他就自己派官派兵去守，那是会增加额外的费用，对于一个自由贸易帝国来说是错误的做法。只有在这些土邦王，像埃及的副王一样，花光了自己的钱以后，就想去抄没外商的财产，就想去赖债欠外国人的钱不还，在这种情况下要影响整个国际贸易体系以后，英国才被迫出兵干涉，强迫它回到英国人所认为的自由贸易的那个正路上。如果它实在回不来，英国人采取派员监督实行间接统治，这是英国殖民主义起源。如果按照英国人这种做法搞下去，它是根本不用占领任何地方的。
对于大清来说，这个体系就体现于香港的殖民地和上海的公共租界，以及李鸿章在清廷内部的统治地位。对于大英帝国来说，占据香港和上海这两个贸易体系，跟内地进行广泛的贸易取利就足够了，他根本就不想占领大清帝国的内地各省，只要大清帝国愿意遵守条约，好好搞自由贸易，他不但不会侵略你，而且还会积极地扶持你。这就体现于赫德对海关的改革和琅威理（1843-1906，英国海军军官，光绪初年受李鸿章邀请，负责北洋舰队的训练）对北洋舰队的改革。李鸿章在清廷内部的统治地位，主要就是因为他抓住了这个机会窗口，变成了大清和大英帝国之间的主要联络人和代理人的缘故。
这个体系开始出现问题就是因为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开始介入了海外殖民事业，而他们对自由贸易的欲望不如英国。首先，最严重破坏的就是法国，它把本国的吏治国家传统带到了非洲阿尔及利亚、尼罗河上游和其他地方，它要求直接占领海外的领土，在这些国家内推行法国式的官僚制度，给阿尔及利亚的每一个村落都配上法国的警察，让阿尔及利亚每个孩童都学会讲法语。不用说，这种统治方式是很昂贵的，官僚机构是最贵不过的事情，你要在殖民地建立跟本国一样的官僚机构，那是非常靡费的事情。英国人控制的印度这个相当于大清帝国全部领土的地方，它有多少军队呢？六万军队。英印帝国的六万军队控制着北到帕米尔高原，南到印度洋这块巨大的、拥有三亿多人口的这个土地。而且这六万人中还有一多半是廓尔喀人和本地的土著部队。英国人参加八国联军到北京的时候，号称是英国军队，其实来的只有几个军官，绝大多数士兵都是在威海卫招募的山东人。英国军官把他们训练出来以后，然后带着他们到天津，然后带着他们一路杀进北京，然后这就算是英国人的军队了。这就是英国人搞的那种极端省钱的殖民主义，如果它还能算殖民主义的话。其实这种东西与其叫“殖民主义”，不如叫做“自由贸易的监督体系”比较合适。
但是英国人最后还是不得不扩大他的殖民地，主要是因为法国、德国和其他人也加进来了。他们直截了当的，就是不守英国人定下的这个规矩，他们想要直接统治。他们如果征服了一块土地，把它变成殖民地以后，那么就要在这块土地上实行贸易保护政策，通过贸易保护，高关税政策，把英国货物排斥在外，征收到的税收，养一个庞大的官僚机器。这种殖民的模式，按照英国人的看法：第一，它是武断专横的，损害了各殖民地的原有习俗。英国人在香港和上海，他都是不破坏本地的习俗的，英国人按照英国人自己的法律干，华人要娶小老婆你照样娶，要缠足照样缠。中华民国废除缠足多年以后，威海卫的妇女照样缠足，因为英国人不会强力干涉他。无论是强迫你缠足还是强迫你不缠足，这都是违反英国人对自由的理解的。像大清帝国那样强迫你留辫子，否则砍你头，这是违反普通法规定的自由的；但是像中华民国那样，派警察去非要剪掉你的辫子不可，你不剪辫子就抓进派出所，这同样也是违反英国的制度的。英国的制度就是什么也不管，你爱咋咋的，爱缠足缠足，爱留辫子留辫子，爱剪辫子随你，爱胖子也随你这种做法。这种做法对英国人来说，一方面是他们的法律传统；另一方面也是成本最低。但是法国人的做法，他就要教你们统统学法语，学启蒙运动的理念，把你们统统变成法国人。这种层面是非常高的。从英国人的角度看，最好是各国都不搞殖民地，只搞自由贸易，搞自由贸易是对英国人最有利的。英国人不用占领大清就能得到大清的自由贸易。
但是如果各国各占一块土地，把大清给挖空了的话，那么英国人即使分到最大一份，他其实比占有全部自由贸易还是吃亏。因为谁都不分殖民地的时候，等于是全世界都是英国的自由贸易区。如果列强瓜分了殖民地，即使有一半或者是40%的殖民地归了大英帝国，实际上大英帝国所占的份额由原来的将近百分之百，也就降到了现在的40%、50%了，19世纪末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大英帝国在其他后进国家的驱迫之下，很不情愿地直接占领了殖民地。这对他是双重损失：一方面，他扩大了殖民地占有区，也就增加了行政费用，这是他不高兴支付的；另一方面，别人占领了殖民地使他本来可以利用的自由贸易区缩小了，这意味着维也纳体系确定的国际体系日趋衰落。
英国人应对的方法不是直接反对，而是跟后进的各列强搞协商。第一个协商其实是体现在美洲，就是门罗主义。美国人对美洲的政策就是，坚决反对欧洲列强干涉南美各个弱小的共和国。这种政策，其实美国当时的实力不足以支持这一点，能够实现还是英国暗中支持。在英国人看来，他本来就不打算兼并南美的任何领土，所以美国人禁止欧洲列强进入南美对它没有损害。同时美国人又没有禁止它搞贸易，实际上是在帮他的忙。由美国人出一个头，其他国家，像法国这样有领土野心的国家进不来了，但是大家搞自由贸易还是照样搞。而只要搞自由贸易，总是对英国人是有利的。
1904年的诚信协议(Entente Cordiale)（法国承诺不干涉英国在埃及的行动，英国则承认摩洛哥是法国的势力范围）是跟法国人签署的，主要就是解决了尼罗河上游和非洲的长期争议。1907年的英俄协约（将波斯划分成南部的英国势力范围、北部的俄国势力范围和中部的缓冲地带）则是解决了著名的大禁忌问题，就是俄罗斯向中亚的推进对英印帝国造成了威胁，这个威胁就涉及到西藏和新疆的问题。英国对西藏和新疆的干涉也是保护性的，他的主要目的是在这些地方树立缓冲国阻止俄国南下，如果大清能够封闭这些地方，他也其实并不想要这些领土。在远东地区，他采取了同样的代理人政策。甲午以前，他选择的主要代理人是李鸿章。他希望李鸿章像南美的巴西帝国或者中东的奥斯曼帝国一样，能够替英国人阻止俄国南下，同时能够维护英国在远东的贸易利益。但是甲午一战证明大清帝国完全不中用。战争以前英国支持袁世凯和李鸿章把俄国人赶出朝鲜的扩张性政策，反对美国人维护朝鲜独立的企图；战争一结束他已经看清楚大清帝国是扶不起的阿斗了，唯一能够阻止俄国南下、充当东亚代理人的角色，就是原来很不起眼的日本。于是甲午战争产生了第一次英日同盟（1902年签订。针对俄国的扩张，双方承认清国和朝鲜的独立，倘使双方在清国和朝鲜的利益因别国侵略或内部骚乱造成损失时，任何一方均可采取必要的措施；缔结国的一方如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争时，另一方应严守中立；如一方与两个或两个以上其他国家作战时，另一方应给与军事援助）。
大英帝国改变了他代理人的选择，于是大清的国际地位从此就急剧下降了，本来它像奥斯曼帝国一样，只要做英国的代理人，那么英国会极力维持你的领土完整的。今后就没有这个必要了。随着英国在世界上采取集中精力保卫北海的政策，在全世界采取后退政策，大家要明白，远东只是世界体系一个不太重要的部分，它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不仅不如欧洲，而且比起中东还要更次要一点，只是比非洲要稍微强一点。所以英国人第二次（1905年签订，承认日本对朝鲜的保护权，并规定在遭到任何第三国进攻时，即应提供军事援助）和第三次英日同盟（巩固和维持东亚与印度地区的总体和平局势；维护清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确保列强在清国享有工商业机会均等原则，保护列强在清帝国的共同利益；维护缔约国在东亚和印度地区的领土权利，保卫缔约国在上述地区的特殊利益）签署的时间都要比它在欧洲签署的时间要晚。1911年，第三次英日同盟奠定了20世纪初叶的远东体系，它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英国人授予日本在远东的行动自由，希望日本能代替他担负起维持远东秩序的任务。
这个任务，在美洲，他等于是交付给了美国；在西非交付给了法国；在中东地区则交给了俄国。这四个基本协约，就是：第一，门罗主义；第二，英法协约；第三，英俄协约；第四，英日同盟。等于是大英帝国作为总公司的老板，在年老力衰的情况下，决定进入一个半退休状态，在半退休以前，他把他原先的四个分公司分给了四个比较信得过的好朋友，美洲归美国管，非洲归法国管，中东则交给俄国，远东交给日本。在这个规划当中，奥斯曼帝国和大清帝国都做了牺牲品，这是他们后来遭到历史厄运的根本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代表国际体系的最后解体。我们可以看出，英国签署的那四个分公司协议，漏了一个最主要的新兴强国就是德国，这四个协议签署，德国就已经变成釜底游鱼了，它无论往哪个方向走都冲不出去。之所以是这样，是英国人在战前对各国做了一系列判断，它判断法国人和俄国人以及其他列强的要求是具体而有限的，只有德国人希望推翻整个国际体系。别人都是因为具体要点好处，比如说，法国人也无非就是要摩洛哥或者要苏丹的土地，那么我们分一下，分一部分给你，分一部分给我就解决了。俄国人也无非是要中亚的政权，那我划一条边境，规定阿富汗以北归俄国，阿富汗以南归英国也就可以解决了。日本人他的要求是没有超出远东范围的，这个更好解决。美国人也不可能在美洲和太平洋以外发生作用。唯一问题是德国。德国如果是要求刚果的领土或者其他什么地方领土，英国人是很愿意给它的，愿意把英国自己和葡萄牙一些用不着的殖民地划给它，但是德国人的要求实际上是要求改变霸权的秩序。这一点特别要在海上跟英国争霸，这是英国不能容忍的。因此早在大战以前英国已经做好了全球布局。而德国知道自己是在被包围的状态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他首先采取了犯规的措施。
（二）一战与俄国十月革命
列宁的想法是把俄罗斯作为导火索来用，引起全世界的革命。他在欧洲遭到彻底的挫败，这时候不得不把重点转向远东。
20世纪的革命化，从根本上讲有一个纵火者，这个纵火者是威廉皇帝的第二帝国。19世纪维也纳体系所确定的列强外交是一种绅士的外交。绅士外交顾名思义，大家都要像宋襄公那样行事，大家谁也不能把事情做绝，虽然总是有胜有败，但是胜利者是要点到为止，不能斩尽杀绝的，不能采取太下作、太阴暗的做法。比如说，德国打败了法国，割地赔款是可以的，但是我不能支持你们本国的巴黎公社起来推翻你们本国的政府。这样一开始，事情就乱了。因为我可以支持你本国的叛党，那么你也可以支持我本国的叛党，我也有社会民主党人。大家一起搞起来，那么正规战争和秘密颠覆的区别就要完全消失了，各国没有必要再去派军队上战场打仗了，我可以派秘密情报组织在你们国内搞第五纵队，用第五纵队来颠覆你。这种做法在19世纪外交中间是极不体面，是基本上没有人会采用的。
第一次开始采用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他基本上是在全世界的封锁之下，进入一种快要民穷财尽的情况下，于是他做出了以前列强谁都不肯做、为体面人所不为的行动：支持俄国和伊斯兰世界的颠覆分子，来颠覆大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他在伊斯兰世界和印度的穆斯林当中扶持代理人，展开了以反帝反殖为主的殖民革命外交。这个政策后来被希特勒所继承了。现在的比如说阿尔及利亚共和国开国之父本•贝拉（1918-2012）、巴解组织的第一批反对犹太人的巴勒斯坦的伊斯兰教党，最初的资助者就是德国人。在以前，任何列强相互冲突的时候都不会采取这种做法。同时，1916年以后，支持布尔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瓦解沙皇俄国军心、从内部破坏俄国战争努力的也是参谋本部。列宁是坐着德国参谋本部的列车，穿过敌国领土，回到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靠的是德皇和总参谋部给的钱。这些文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落到了英国人手里面，不知为什么英国人直到冷战以后才公布（如今可以查到的证据包括：瑞典、瑞士和英国的安全机关档案，普鲁士警察机关的文献，德国外交部和俄国档案中的备忘录，瑞士银行的流水帐单，还有当时驻节俄国的欧洲外交人员留下的日记和笔录材料。证据显示，德国直到1917年年底至少为列宁支出了两千六百万马克，相当于今天约七千五百万欧元）。
临时政府在七、八月份之间，大致上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对托洛茨基提出起诉，列宁也不得不逃到芬兰边境上。但是这时又发生了科尔尼洛夫（1870-1918，俄国将领。一战中表现突出，1917年，七月事变后被任命为俄军最高统帅，随后又因与临时政府产生矛盾而被撤职关押。9月，支持他的军队向彼得格勒推进，同时向克伦斯基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临时政府成员全体辞职。克伦斯基手下无兵可用，只得向布尔什维克求援）叛变，于是克伦斯基又觉得需要依靠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来对付军队。于是他把托洛茨基重新放回来，依靠赤卫队去对付军队。这个决定毁了他自己。军队一旦进入托洛茨基手里面，他是再也不会交出来。下一步就是红色的水兵进攻东宫，临时政府彻底倒台。布尔什维克在掌握政权的初期，因为它没有财源和兵源，它所依赖的就是逃兵政策。也就是说，因为其他的政党都希望遵守对协约国的约定，把战争打到底；只有布尔什维克十分愿意结束战争：一方面让德国人高兴，另一方面又让它的主要支持者——就是害怕继续作战的前线士兵感到满意。这些前线士兵，很愿意回国去杀光那些强迫他们作战的军官和资产阶级，而不愿意面临德国的优势火力。这也是有情可原的。因为就当时兴登堡（1847-1934，德国元帅，魏玛共和国总统）和鲁登道夫（1865-1937，德国将领，总体战理论的设计者）的估计，大概是，德国人的一个师，可以打俄国人一个集团军。俄国人用劣质的步枪和武器，驱使为数众多、出身贫困的农民士兵越过壕沟去冲锋，跟送死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德国人靠着他们的优势武器，在射程之外把他们成批成批地扫倒。实际上俄国士兵根本就没有获得杀伤德国人的机会就彻底完蛋了，战争已经变成一种跟单方面屠杀差不多的情况。所以这些士兵可想而知非常痛恨送他们去死的本国统治者，觉得回国杀了这些人比起攻击根本无法打败的德国人还要容易一点。
布尔什维克依靠这些人解散了临时政府和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立宪会议在彼得格勒的塔里达宫开幕，当列宁确信会议的选举结果对他的党不利时，立即让等候在会场外的士兵驱散了代表，并对会场外立宪会议的民众开枪镇压），依靠德国的钱和武器支持，打败了零零散散的志愿军。这些志愿军主要是依靠南方高加索乌克兰地区没有被杀绝的士官绅和资产阶级组织起来的。他们的主要武力是骑兵，依靠的武器还是沙皇时代留下来的那些武器，因为俄国基本上是没有军工生产能力的。在这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俄军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是非常相似的——基本上是支送死的军队。布尔什维克占有了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所有的军事资源，又得到德国军事援助，而白军基本上是只有沙皇时代留下来的老式步枪，他们最依靠的其实是骑兵和马刀。所以俄国内战经常出现的情况，拼刺刀的情况比拼火力还要多一些。而且白军是处在完全没有工业化的情况下，他们依靠的是骁勇的骑兵、俄国军官的勇猛精神和不顾一切的骑兵机动性拼刺刀。但他们像后来蒋介石的军队一样，基本上没有什么重武器，重武器全在布尔什维克一边。
我们大家都是受共产党的教育养大的一批人，所以很可能会相信，布尔什维克如何采取英明措施的做法。它确实有英明措施，别的政权都很难搞到粮食，只有它能够直接派征粮队下乡去抢粮食。所以在粮食这方面它就比别人占了很大的便宜，尽管白军占有了粮食最多的乌克兰，但是在供应粮这方面，反而不如占有贫瘠北方的布尔什维克。但这不是战争决定的主要因素。因为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谁能够占有极少数的重武器谁就能赢，而白军是一点重武器没有的，跟蒋介石后来派到东北的部队一样；而布尔什维克能够掌握重武器，跟后来毛泽东在东北能够掌握重炮的原因一模一样，它靠的是出卖本国的利益；靠的是依靠境外敌对势力给它送来了本国生产不出来、到哪儿也找不到的先进武器。通过这种手段，它总算是在残酷的1918年到1919年内战中，基本上粉碎了立宪会议和高尔察克（1874-1920，北极探险家、俄国海军上将，一战期间他在波罗的海舰队屡立战功，升任黑海舰队司令。二月革命后支持临时政府，后被迫流亡。十月革命后回国，率领白卫军与红军作战，最后被同伴出卖，遭契卡杀害）、邓尼金（1872-1947，俄国将军，十月革命后与科尔尼洛夫等人在北高加索组织志愿军对红军作战，一度几乎攻占莫斯科，但功败垂成）的军队。
这时它的下一步就是推动世界革命了。从俄罗斯本身的角度来看，布尔什维克差不多是一个外国政党，它绝大部分领导人是犹太人、东方人、高加索人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人，纯种俄罗斯人很少。这个格局跟俄罗斯帝国采取的“大俄罗斯政策”有关系。因为在这种“大俄罗斯政策”之下，反对沙皇专制的人和反对沙皇民族歧视的人，不可避免地由于为渊驱鱼的原因要走到一起来。谁最反对沙皇呢？一方面是反对专制的人；另一方面那就是反对大俄罗斯、大民族主义的人。所以少数民族是天然的反对派，也是最积极的反对派。少数民族当中最聪明的人是犹太人，最善战的、最野蛮的是高加索的人，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就是他们的代表。所以在大俄罗斯人及其政党的角度来看，你们又拿德国人的钱，又是这些少数民族和外国人，所以你们不是颠覆势力，谁是颠覆势力呢？
从列宁角度来看，他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他的目标绝不仅仅是推翻沙皇。他虽然拿德国人的钱，但是我们也不能按照白军的诬蔑去想象他，说他就是一个德国人死心塌地的代理人。他跟德国人的关系，也是相互利用的。只不过是因为他处在一个绝对弱势的地位上，没枪没钱，德国人有枪有钱，结果造成的效果好像是他为了德国的利益出力，而德国人不大在乎他。其实这是双方实力对比造成的。他的根本目的还是在全世界发动世界革命。俄罗斯是不太重要的，照十九世纪社会党人的普遍观念，真正的革命中心应该是在资产阶级最发达的地方，而对于欧洲来说，毫无疑问，欧洲的工业中心是在德国和比利时，比利时太小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德国。所以共产国际成立的时候，工作语言是德语，最主要的几个干将也是德国社会党的左派。列宁的想法是把俄罗斯作为导火索来用，引起全世界的革命。俄国革命一旦成功以后，即使资助他的德国人也在他下一步革命的范围之内。革命胜利以后，共产国际的工作中心就要迁到柏林，工作语言自然也是德语。
俄罗斯是一个导火索，这话的意义就是说，它要烧尽俄罗斯的资源去引起世界革命，而不会对俄罗斯采取保己安民、积蓄财富政策。相反，它要打倒俄罗斯的资产阶级和有钱人，要把他们的全部资产都榨出来，在极短期内用到全世界的革命方面。所谓共产主义的暴政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共产主义本身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它的颠覆性造成的。如果你的目的是，比如说你打进了一户人家，目的是要把这户人家的钱和资源拿出来，造成武器，顺便把其他邻居也搞掉，那么你肯定不会在这户人家里面实行长治久安的政策，不会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样搞什么休养生息啦、指望二十年以后人民更加富裕什么的。二十年以后的世界革命早已经爆发了，哪里还考虑这么多。现在就是把现有的资源尽可能的榨出来，涸泽而渔地利用，然后等到世界革命成功了以后，你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挤干了的橘子，没有用处了。这个政策可以解释布尔什维克在最初几年采取的极端残酷政策。可以说后来，大家后来都说斯大林残酷，其实斯大林比起列宁来说应该是放得比较宽的。之所以会放得比较宽，是因为在斯大林时代，他们已经很清楚，世界革命不能在短期内成功了，所以俄罗斯在短期内是他们唯一的家园，他们必须为自己的未来考虑了。所以在这个时期，他的政策中间才采取了一些为长远打算的政策。在二十年代的时候，他是根本不顾惜俄罗斯的。不惜把俄罗斯的一切资源全都消耗到更广大范围的革命当中去。
他在这场游戏中间，面临的第一个障碍就是欧洲各国的社会党人。如果让列宁的计划得以完全实施的话，那么欧洲各国社会党人应该像是俄国社会党和克伦斯基一样落到同样的下场。但是这个计划没有完全成功。二十年代，它在欧洲激起了广泛的清党活动，在瑞典、芬兰、德国各地的社会民主党都采取了报复性的活动。布尔什维克在这场斗争中证明自己是失败者。而这些社会民主党的报复活动其实是相当惨烈的。跟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比较起来，你可以说蒋介石是心慈手软，而且杀得很不彻底，比起芬兰那些所谓白卫军。这一点我们不能相信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如果你相信布尔什维克的教材的话，那些搞清党杀共产党的人都是资产阶级，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布尔什维克在这项斗争中，首先打的是社会党人（与共产党同生态位竞争的左派政党，与共产党不同的是，社会党不主张暴力革命，而是希望通过民主政治的和平手段颠覆有产阶级的保守主义宪制）。杀他们的所谓白卫军，一般来说是芬兰的退伍老兵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纠察队。他们之间的关系最近，斗争斗得最狠。德国人也是这个样子，杀德国共产党杀得最狠的首先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在屠杀的最高潮的时候，瑞典和芬兰社会民主党，采取的基本上是挨户搜查、发现赤卫队和红军就要不经审判立刻杀掉的政策。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内战，双方行使的都是战争权力。因为他杀得比较彻底，所以以后北欧国家的共产党经过这次元气大伤以后再也没有翻过身来，而形成了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局面。
最后这段历史基本上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大家还觉得社会民主党好像是最温和的政党，其实它之所以后来能够采取最温和最文明的做法，正是因为它在最开始的时候，把共产党都给杀绝了的缘故。以后它不再有敌人了，也就可以温和了。如果它没有杀绝了的话，以后共产党一次又一次闹事的话，它恐怕也会像蒋介石一样，反反复复地像慢性病一样不断地杀来杀去。这样一来，尽管蒋介石，说老实话，开始的时候杀人杀得不残忍，但是最后反倒得到了恶名，就是因为他杀得不够狠。如果他斩草除根了，大家以后也不会骂他了。他以后说不定也会变成民主人士了。这就是马基雅维利政治一个最可悲的地方。大多数公众心目中的历史形象，跟实际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差得太远了，所谓“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你指望人民是公正的，历史是公正的，会给你复原真相，这个其实是件很不靠谱的事情。哪怕是在号称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国家，人民所知道的历史也是高度歪曲和极不可靠的。
好，这已经离题太远了。我们刚才提到，列宁在欧洲革命中遭到彻底的挫败，这时候他不得不把重点转向远东和海外世界。在远东和海外世界中，首先可以渗透的是那些没有变成殖民地的国家。最主要的是中国和埃塞俄比亚。因为有殖民地的国家等于是有主人，如果是印度支那的话，那么法国人会管；如果是朝鲜的话是日本人去管。所以这些国家都还有一定的实力，直接的颠覆是比较困难的。但像贵支这样名义上独立，但是实际上却是毫无实力、四分五裂的国家，是最容易颠覆的。埃塞俄比亚也是这样，它是非洲唯一一个没有变成殖民地的国家，于是它就变成青年埃塞俄比亚党的一个据点。青年埃塞俄比亚党在非洲发挥的作用，跟国民党在贵支发挥的作用是一样的。它是共产党的一个白手套，外面是国民党，但是支持国民党的目的，是要在国民党里面放一个共产党的卵子，等国民党成功以后，再从内部推翻国民党。埃塞俄比亚青年党发挥了同样的作用，把共产党藏在里面，通过青年军官的组织去篡夺皇帝的地位，然后再通过共产党来篡夺青年军官的地位。从长时段历史来看，就是说，这两个同盟都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现在我们来讲具体内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列强的主要想法就是恢复战前的远东秩序，但是他们其实是力不从心的。经过大战的削弱和革命的冲击以后，他们虽然在形式上恢复了国际体系的原状，但实际上已经大不如前了。英国人第一个撤退，其他各国也就相互观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尽管通过华盛顿条约加强了它的存在，但还是受孤立主义影响，不愿意积极干涉。于是远东暂时的变成了一个真空区。大自然是厌恶真空的，政治上也是一样，如果一个地方变成了真空区，原有的主权者有撤退的倾向的时候，那么新的力量肯定会涌入。
（三）苏俄与中国
在北洋政府那个时代，孙文是无产者，他不是一直都是无产者，但是这一阵子非常倒霉，已经沦为无产者了。以前他的前半生一直依靠日本军部黑龙会的支持，但现在他已经找不到支持者，而且自己又处在人老珠黄的状态，所以他如果不支持苏联的话，那么恐怕以后国民党就要从历史上消失了。我们敬爱的蒋委员长，后半生也只能一直去炒股了。
苏联在二十年代是积极干涉中国内地的主要列强，日本在三十年代以后才慢慢加入进来。二十年代的北伐基本上是苏联直接干涉的结果。苏联首先是在欧洲搞了一场革命以后，遭到欧洲和列强的集体封锁，谁也不愿意跟它建交，于是它到东方，希望跟北洋政府进行建交谈判，而北洋政府给它的提议就是，如果你能把外蒙古还给我们，我们就愿意承认你。苏联看到这种情况下，外交交涉很难搞，于是它再次采取了耍流氓的做法。正常的外交活动是，我只能跟你的代表做交涉，不能跟你内部的政治势力做交涉。比如说你跟美国打交道，你不能说，共和党上台以后，交涉不出结果来，我就到德克萨斯州去，给德克萨斯州州长一笔钱，希望你拿了我们的钱以后就跟白宫作对。然后白宫跟你打内战，你们打起来以后就顾不上我了，然后我就可以跟你争取一个更有利的条件了。如果你真正要这么干的话，肯定是德克萨斯人和白宫一起整你，因为美国的宪法体制已经很完善了，这种不讲规矩的行动是行不通的。但在中国你是可以行得通的。中国处在土崩瓦解的状态中，在北洋政府得不到好处的时候，苏联开始分别跟张作霖、吴佩孚、孙文等人相互接触。接触的结果就是，其他的各主要军阀采取比较负责任的政策，拒绝放弃外蒙古。而孙文在自从被陈炯明赶出广州以后，已经快落到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认为苏联给的这批资助相当宝贵，于是他接受了这个条件。这一点，我们也不能说是孙文个人的政治道德特别难看，应该说这符合马基雅维利政策的常规。
什么叫做讲原则？讲原则是需要有资本的，穷光蛋如果讲原则你马上要饿死。有钱人之所以可以当绅士，是因为老子跟你翻了脸，老子下乡种田还有二百英亩地呢。你如果能够骨气很好，表现得很有原则，动不动就能拂袖而去，那么十之八九你乡下还有二百英亩地，可以像华盛顿将军一样，只要吵起架来，他的口头禅就是：老子不干了，老子下乡种地去。他能够喊出这句话，当然是因为他不是贫下中农，他在家乡有巨大的地产还有整批的黑奴，回去以后照样过好日子，所以他才可以理直气壮地坚持原则，老子回家，不干了。中国古代士大夫当中，能够坚持原则的是哪些人呢？其实也就是有产有业的地主。在北京城里面斗不过太监就说，老子拂袖而去，退隐田园，不问国事了。这个坚持原则的前提是什么？他老人家有一个田园可以退隐，他回到苏州去修他的庄园去了。如果是贫下中农的话，他哪儿也去不了。顺便说一句，太监一般是贫下中农，如果不是没饭吃的话，你很难下这个决心去把自己小鸡鸡割掉的，哪怕是荣华富贵，也不见得能够抵得上这个牺牲。所以太监和士大夫的斗争，其实儒家说是没有原则的小人和有原则的君子的斗争，其实这里面有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斗争的影子在里面。尽管有产阶级不是个个都有原则，其中的流氓不在少数，但是有原则的人，必须是有产阶级。这是一个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关系。有产不是有原则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有产者不一定有原则，但是有原则的人必须是有产者。而且无产者无论古今中外，任何时候都是没有原则的人。
在北洋政府那个时代，孙文是无产者，他不是一直都是无产者，但是这一阵子非常倒霉，已经沦为无产者了。而张作霖和吴佩孚这些人，家大业大，还比较有产，所以苏联不给我钱又怎么样，老子不是没有钱没有地盘，你跟我作对，我至少现在还有几十万军队，你过来试试看看？所以他可以比较坚持原则。而孙文已经是被陈炯明赶走了以后，而且年纪又已经大了，以前他的前半生一直依靠日本军部黑龙会的支持，但现在日本人自从已经变成了远东的分公司经理以后，已经觉得没有必要支持革命方面的势力，采取维护条约体系的做法对他更有利了。在这种情况下，孙文已经找不到支持者，而且自己又处在人老珠黄的状态，所以他如果不支持苏联的话，那么恐怕以后国民党就要从历史上消失了。我们敬爱的蒋委员长，后半生也只能一直去炒股了。
得到苏联支持的结果，就是广州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我们从广州革命根据地的内幕你就可以看出，苏联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已经强到什么样的程度了。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只要求在几个军工企业和北洋政府的几个部门里面设立几个顾问，这个顾问的性质跟袁世凯在朝鲜设立的顾问实际上差不多，并不负实际责任。但是鲍罗廷（1884-1951，1923年被派往广州，说服孙文按苏联模式改组国民党，担任国民政府政治顾问，四一二事变后被通缉，逃回苏联）在广州的基地，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在国民党开中央委员会的时候，必须有俄国代表出席；季山嘉是直接主持广州的军队的；广州政府的主要武器，通过海参崴，由斯大林安排运到广州；广州政府的主要津贴，通过上海和香港由鲍罗廷筹集，以国际赤色劳工组织捐助名义提供给广州政府；在所谓的沙基惨案当中，率领游行队伍去冲击英国警察的是俄国军官；在所谓的汉口和九江英租界的斗争中间，在汉口主持大局的也是俄国顾问。现在俄国顾问他们和最早期的国共合作党人在两湖地区的根据地现在还留存着，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到武昌汉口那里去看一看，那是绝对的豪宅。比起昙华林附近英美各国的富商、主教、教会长老之类的住的房子还要宽大七、八倍。他们的菜单都留到了现在，也就是说，当时他们开会的时候，在会上负责送茶送水那些普通服务员，一顿晚饭要吃七道大菜。就是这样一些人，声称他们是工人和农民的领袖，我想没有任何工人农民能在汉口住得起这样的房子。
汉口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它的妙处在哪儿呢？在于共产国际在计算它的东方津贴的时候发生了一点计算错误。因为俄国人对中国内地的物价标准不太了解，所以他们开始的时候只是通过李大钊和陈独秀这些人，在北京和上海建立了总坛，然后这些总坛到内地发展分坛的时候，他们第一是不知道内地的生活标准好社会情况；第二可能是觉得工作刚刚开始的时候多花点钱也无所谓。所以他们大体上按照中国沿海地区的物价标准给他们在两湖地区的代理人制定了工资标准，于是这些人就像是立刻就发了大财一样。你自己想想，如果有人按照上海的工资标准发工资，让你到武汉去住，你是不是觉得你一下子比武汉那些按照本地工资标准发工资的人，一下占了无穷的便宜。两湖地区的那些人，之所以能够住得起这些豪宅，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共产国际在这方面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他们没有搞清楚沿海地区和内地的物价差别。
共产国际在远东设立机构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们是通过西伯利亚局建立远东各国共产党的。在这一阶段，他们的工作做得很粗糙。比如说西伯利亚局同时负责整个远东地区的共产党建设，因此他们在中国、朝鲜、日本、越南同时活动，而且派出去的人员彼此之间也没有打好招呼，以至于同时建立了两个朝鲜共产党，然后两个朝鲜共产党彼此之间掐架，一路掐到莫斯科去了。从这件事件你就可以看出，这一阶段可能是在冰火仓皇之中，工作是做得很差劲的。
第二阶段，远东共和国（苏俄在贝加尔湖以东的远东地区设置的傀儡国，1920-1922年间存在，最早来华发展共产党势力的间谍人员由此派出）阶段，工作就做得比较好的了，这有一部分是因为有理论依据的缘故。列宁在东征的过程中，首先发现了统战工作的妙用。按照我党的说法，就是统战工作是我们的三大法宝之一。但是，正如共产党的绝大多数法宝一样，这些法宝都不是他原创的，而是苏联提供给他的。统一战线的妙用是列宁在打高尔察克的时候发现的。他发现直接打的话，因为尽管他是拥有武器优势，但是由于俄国贵族和军官勇敢的传统，以及俄国农民对征粮队伍的反感，付出的代价还是很大。但是敌人是有弱点的，敌人内部不团结。白军理论上的共主是萨马拉的立宪会议，这个立宪会议就是在圣彼得堡召开以后，被列宁带着布尔什维克水兵冲进去解散的那个会议。但是当时列宁刚刚夺取政权，契卡机构还不够完善。按照后来的做法，他应该是，既然解散了议会，就应该斩草除根，把那些罪该万死的人员就地枪毙，以绝后患的。但是他刚刚夺取政权，要忙的事情很多，让那些议员中间有很大一部分逃出了圣彼得堡。这些人逃到了萨马拉，然后在那里宣布立宪会议复会。因为有了一个法统的象征，于是各地的叛军就风起云涌地宣布他们响应立宪会议，只有立宪会议才是俄罗斯的正统了。但是立宪会议的代表力量是五花八门的，包括大量的粉红色的社会民主党人，也有自由主义分子，也有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流品驳杂，所以你就可以打一个楔子进去，把他们分化瓦解。列宁对这个西伯利亚政策就是，瓦解高尔察克政权内部，通过高尔察克政权内部的社会民主党来打击高尔察克。
这个做法相当成功的。在战争最紧张的时刻，高尔察克的基地伊尔库茨克发生政变，社会民主党掌握了当地政权，反过来打击高尔察克。在他们正在掐得不亦乐乎的关键时刻，红军突然就进了城。高尔察克本人是比较保守的，他和大多数俄罗斯军人一样，他认为社会民主党也就是比布尔什维克稍微好一点，对这些人是很不信任的。但是这些人既然在立宪会议中占了相当大的势力，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他不得不在政府中给他一些位置。这一点就是右翼威权政府和左翼的不同。如果是共产党人搞的话，除了花瓶以外，你不可能得到任何有实权的政府位置。但是右翼的独裁者，在这个方面没有办法做得像左翼一样绝，他要搞联合政府就真得给你一些实权。而布尔什维克统战的结果，就是使这些社会民主党人能够运用他们的权力，从内部破坏高尔察克政权，导致了高尔察克本人及其总理，不但在关键时刻没有办法出城打仗，连逃跑的计划都遭到了破坏。如果高尔察克能够逃到远东，那么他的格局就比后来的谢苗诺夫（1890-1946，白卫军将领，在远东坚持对抗红军，失败后成为远东白俄难民领袖，最后被红军俘获处死）这些人要好得多了。因为他是负有俄罗斯立宪会议法统的，而后来的白军就没有这个法统了。
列宁经过这次胜利以后，就觉得这种办法可以系统地加以推行，于是他成立了远东共和国。远东共和国名义上是一个独立于苏维埃俄罗斯的国家，按照布尔什维克的说法它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由联合政府领导。联合政府的首脑和一半成员都是资产阶级人士，但是那另一半成员中间，包含着几个最要害的，按照俄国人现在的说法就是强力部门，也就是说，枪杆子牢牢地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手里面。但是政府首脑以及负责外交和经济部分方面的那些经常抛头露面的人员，要由旧的资产阶级人士，照中国共产党的说法就是政协，就是由这些政协人士担任花瓶。这样就可以欺骗资产阶级世界，让他以为远东共和国是没有危险的。同时也可以欺骗俄国国内的反对者，以为这样一个共和国跟布尔什维克有本质区别，不会实行布尔什维克在国内实行的恐怖统治，因此缓解他们的抵抗力量。远东共和国还有第三项作用，就是说，既然它在理论上来讲是一个独立国家，跟脱离俄罗斯帝国独立的爱沙尼亚和芬兰一样是一个独立国家，那么通过它为基地，向日本、朝鲜、中国这些地方派遣渗透人员，就要比从俄罗斯本地派渗透人员要容易得多。特别是当时俄罗斯在远东还有大量的中国和朝鲜的侨民，如果在这些侨民中间发展组织，训练特工，派他们去渗透的话，比起直接派俄罗斯人去渗透效果还要好。所以俄国渗透的第二阶段是远东共和国时期。
现在的，我们官方定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间，规定1921年一大成立是中国共产党的起点，这不符合历史。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在1920年已经成立了，但是这个成立是西伯利亚局领导下的一个极其混乱的组织，效果也不太好，所以被后来的正式历史给抹掉了。第二次成立，是远东共和国远东局的特工马林和尼克尔斯基领导的，在上海成立。参加会议那几个代表，包括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大体上是起花瓶作用。真正的工作，甚至不是由主持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而是那个不显山不显水的尼克尔斯基。如果你现在到上海去寻找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纪念堂什么什么的，你就会发现代表上那十几个代表，每一个人都有一段介绍，介绍他如何如何，诸如此类，blabla的丰功伟绩。只有一个人默默无闻地留在后面，什么介绍也没有，他的名字就是尼克尔斯基（弗拉基米尔·阿布拉莫维奇·奈曼-尼克尔斯基，又名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贝格，1889-1943，1921年6月间，他代表远东国际书记处、赤色职工国际来到中国，来华时使用的名字为尼克尔斯基。同年7月23日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会议上讲话。回到苏联后，于1938年因“间谍罪”被捕，1943年被枪决）。他的名字在三个字组成的中国人名字当中非常显眼。马林这个名字你看上去还很像是中国名字，你不会发现他原来是个原名斯内夫利特的荷兰共产党成员。而唯有尼克尔斯基这个名字，任何傻瓜都可以看出他不是中国人。而且他也没有任何介绍，因为这个介绍是没法写的。他在完成了在中国的任务以后回到俄罗斯，在托洛茨基倒台后的俄国内部斗争中间被斯大林逮捕，作为帝国主义间谍枪毙了。但他实际不是帝国主义间谍，而是苏联本身的特工。在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历史学家重新把这段历史挖掘出来予以公布。我想现在远东研究所里面，还留着相应的材料。但是这段材料要纳进中国的党史内部，那就是太过于尴尬了（尼克尔斯基以远东国际书记处、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的身份来中国活动，但他更重要的身份是苏俄情报人员。一大代表都以为尼克尔斯基是马林的助手，但1986年在荷兰发现的“斯内夫列特（马林的真名）档案”显示，真相恰恰相反，马林其实是尼克尔斯基的助手。尼克尔斯基不仅负责掌握共产国际驻华人员和远东苏共党员的活动经费，而且还监视着他们）。
照现在共产国际留下的账单，一大以后的最初几年，中国共产党通过党费和募捐的方式，从中国本部弄到的钱，大概相当于是一千美元左右，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经费中间，大概占了不到5%。95%的经费来自于共产国际。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经费跟苏联本地不同，苏联革命成功了以后，本地废除了贵金属而实行没有办法兑现的纸币。但是共产国际的代理人在上海远东局，他们绝对用的是真金白银，用的是墨西哥的鹰洋、中国本地的银元和当时还可以兑换黄金的美元。远东局拿到这笔钱以后，通过远东局的书记和委员，交给中国共产党的中级办事人员。注意，不是交给中国共产党理论上的领袖陈独秀，而是交给陈独秀下面的，像邓中夏、周恩来、顾顺章，还有李立三这一系列的人。这一系列的人拿到钱以后，他们汇报的对象不是陈独秀和他的代表，而是远东局的委员和主席。
在二十年代大部分时间内，起主要作用的、担任远东局主席、负远东革命主要领导责任的人是维经斯基（1893-1953，在华期间化名吴廷康，笔名魏琴、卫金等。维经斯基于1920年4月第一次进入中国，为共产党的成立提供组织和经费，此后和马林交替着在中国活动）。领到他的钱的人是李立三、顾顺章、周恩来这些人，他们拿到了这些钱以后，展开的活动包括几方面，首先是帮会工作，就是你要加入青帮或者其他的帮派，拜当地大爷为师，然后你自己当小弟。通过帮会工作，把帮会的门徒组织起来，把他们改组为真正革命的工会。因为工会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工会和帮会是一回事。无产阶级的劳工，基本上就是在青帮的保护之下的，所以李立三就拜了青帮的大佬常玉清，青帮当时的说法叫做老爷子，常老爷子常玉清。李立三是常玉清的门徒。这个门徒身份是他能够在上海发动五卅运动的根本。
五卅运动照现在的说法是工人运动，实际上照当时资产阶级人士看来，是一个黑帮运动。顾顺章和周恩来的交涉对象更加NB一点，就是我们大家众所周知的杜月笙和黄金荣。在1927年上海革命的前夜，周恩来派汪寿华（1901-1927，原名何纪元，1923年加入共产党，发动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暴动的主要负责人，曾多次通过绑架方式进行筹款，后被杜月笙活埋）拜在杜月笙门下。注意，他不是直接以共产党身份拜在杜月笙门下的，他首先戴了几层白手套：他以国民党员的身份拜在杜月笙的门下，加入了青帮；然后以杜月笙弟子的身份，去组织上海的帮会。周恩来的报告是这么说的：上海的流氓无产者、帮会成员，还有逃兵，共有几万人，他们目前的表现是令人满意的，在将来的革命中可以发挥重大作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1926年底和1927年初，就是北伐军正在蒋介石率领下从南昌东下，快要逼近上海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决定在上海发动起义，他们的依靠力量就是上述这三种人。当然仅仅依靠下层的力量是不够的，重要的还是打通上层关系，以租界为避难所。因为华界——就是中国人居住的地区，在法律上属于中国的地区，由北洋军阀的李宝章（孙传芳部将）控制，这些人是可以决定逮捕你的。因此共产党的主要机关迁入了租界，准确的说是迁到法租界，而法租界的大佬就是法租界的总巡抚，大名鼎鼎的青帮大佬黄金荣。周恩来和汪寿华跟杜月笙谈判，希望他看在江湖道义的份上，保护当地的共产党成员。
于是，发生了你想象不到的、比小说还要精彩的一幕。他们在共产国际上海资产阶级各路匪谍、租界当局和帮会召开这一次秘密交涉，有几个主要代理人：我们都熟悉的周恩来同志、汪寿华同志代表共产党这一方；工部局的董事会代表帝国主义和上海资产阶级一方；著名的东正教徒，安利烈•帕夫洛维奇•虞——我们中国人叫做虞洽卿，他是苏联的老牌间谍，因为东正教会当时是上海的一个著名的间谍窝，但他同时也是上海商会的重要主持人，五卅运动的主要幕后推手之一——充当调解人；杜月笙和黄金荣也参加了这场活动。活动调解出来的结果是这个样子的，现在的材料已经很不完全，就我看到的材料，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内容：杜月笙用五千大洋资助周恩来和汪寿华闹革命；杜月笙去负责召集青帮大佬去说服总巡抚黄金荣，通过他说服租界当局，保护在租界的共产党人；同时，共产党人向租界和工部局保证，共产党人不会越过租界的边界，将会保护在上海的外国侨民的生命和财产。
这次交易达成的结果就是，李宝章派出他的便衣侦探进入租界抓共产党的时候，被黄金荣领导的租界警察反过来逮捕了，押解出境。押解出境，工部局和法租界当局对这些活动提出的官方理由是这样的：“租界不属于中国主权管辖氛围内，法律上属于中立区。国民党、共产党发动的北伐战争和北洋军阀战争，法律上讲属于中国内战。中国内战应该在中国人管辖区域进行，不应该干涉租界的政治秩序。共产党成员逃到租界里面，是出于政治原因，按照国际法，属于政治犯的范围。租界当局，作为外国人，他们不介入中国内战，在中国内战中严守中立，有义务保护中国的政治犯。”于是北洋军阀面对这种理由，以后就是完全傻眼了。但是这样做也没有防止我们亲爱的共产党理直气壮地指控孙传芳和段祺瑞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而上海的革命者，发动革命的理由是打倒帝国主义。更精彩的内容在下面。杜月笙为共产党做了这么多事情以后，汪寿华代表周恩来很婉转地问他，向他表示感谢，其实就是试探一下他的态度的意思。杜月笙表示说，你们不用感谢我，江湖人的道义就是你帮我我也帮你。汪寿华一听就明白了，那么你想要什么呢？杜月笙回答说，别的不要，你只要把上海的鸦片贸易保留给我，我就心满意足了。汪寿华回告周恩来。于是双方交易正式达成，杜月笙得到了他的鸦片，而周恩来得到了上海的革命临时委员会。
上海革命临时委员会，可以说是统战史上的第三座丰碑。第一座丰碑是我们众所周知的远东共和国，第二座丰碑是鲍罗廷主持的广州革命政府，第三座丰碑就是维经斯基同志领导、由周恩来充当中间人、名义上由国民党的纽永建出面的上海临时政府。这个临时政府在民间有另外一个绰号叫做青帮政府。因为它总共有十九名委员，其中有十名共产党成员和三名公认的青帮。其实，当时普遍的舆论只了解外表上谁是青帮，所以说它是青帮政府。但这个说法其实是不正确的。我们后来人会发现，这三名青帮其实都是隐藏的共产党地下党员。他们到底是忠于青帮还是忠于共产党是很难说的。青帮政府这个词之所以出来是因为当时北方有另外一个青帮政府，就是依附于张作霖这个大军阀的另一个小军阀，直隶军阀褚玉璞（1887-1929，1926-1928年间为直隶军务督办兼省长，他试图组织清一色的青帮政府，许多部下投在袁克文门下），他异想天开，他自己跟青帮的关系很好，又跟青帮的另一位大佬袁克文，就是袁世凯的儿子，当年反对袁世凯称帝那位仁兄。他是，后来袁世凯垮台以后，这家伙变成一个诗人，诗酒风流，最后像所有的诗人一样，不善于理财。最后把袁世凯留给他的家当卖了不少以后，快要混不下去了，投到青帮名下。青帮觉得这家伙好歹还是大皇帝的儿子，有必要给他养起来。于是就在青帮当中给了他一个很高的辈分，算是一个青帮的荣誉领袖。所以直隶在他的领导之下就组织了一个包括很多帮会成员的政府，号称是北方的青帮政府。南方的青帮政府就是维经斯基和周恩来幕后牵线成的这个政府。其实这个政府有点名不副实，因为当时舆论所说的三位青帮大佬，其实，我们说说他们的名字就够了：第一位，李立三；第二位，汪寿华；第三位，顾顺章。我想，说出这三个名字以后，大家心里就有数了。但是当时没有人知道他们三位是共产党成员，他们在五卅运动和以后的工人运动露头的时候，都是以青帮大哥大的身份出面来号召群众的。这是统战的第三阶段。
（四）蒋介石的反击
上海是非同小可的地方，它占据着当时中国全国税收的一半还要多。你只要占据了上海，那么其他各地军阀至少在钱这上面是没办法跟你对抗的。蒋介石率领他的部队开进上海的时候，他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况。蒋自己的部队，从南昌打过来以后，渐渐地跟武汉的中央政府开始闹翻了。鲍罗廷在汉口，企图扶植唐生智（1889-1970，湘军出身，勾结国共反叛，北伐时成为党军主力之一，一度控制两湖军政大权，后被蒋击败）来代替他。蒋介石现在处于一个进退失据的状态，他自己的部队中有不少的共产党人，他进入了这个上海，基本上已经被名义上不是共产党人、但是实际上是共产党人的帮会组织控制了。只要这些人在上海掌权，他很难得到上海的税收。而上海的巨额税收，只要经过足够时间的发酵，就很容易把他手下的那些五花八门的部队的一部分拉过去，而他手下的部队已经有一部分表现得非常不稳了。
在这种情况下，四一二政变到底是蒋介石的突然袭击呢，还是绝处逢生的一种自卫行动，就很难说了。因为当时是，斯大林和汉口政府都已经开始决定，觉得蒋介石这个橘子已经挤干了，可以扔了。他们没有想到蒋介石，可能是经过长期炒股吧，有赌徒的性格，在绝望的时候可以采取完全不讲道理的行动。而在他采取完全不讲道理的行动的时候，由大批的逃兵和流氓无产者组织的上海工农阶级武装表现得很不经打。如果从人数来讲，他们绝对是占了优势，而且占有极大的统治权，因为他们先进了上海，而且已经在上海实行了长时间的红色恐怖。所谓红色恐怖就是，用人民警察和人民法庭代替过去的资产阶级意义上的法庭和警察。
我们不要以为人民警察和人民法庭是头衔更好听一点，在“警察”上面加上“人民”两个字好像更好一些。什么是“人民”？这其实就是复制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期所搞的经验。“人民警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工人、农民，任何人都可以自己行使执法权，以前是只有官方认定的警察根据法律和上级的命令行使执法权。现在，我就像红卫兵一样，我宣布我是五湖四海战斗队的人民警察，然后我可以随便抓住一个路人，把他挂路灯，这个就不叫做“谋杀”了。照旧警察的说法，这叫谋杀或者私刑。但是按照人民警察的做法，这就是人民警察执行了人民法庭的判决。我们如果用资产阶级的语言来描述人民法庭和人民警察，就是人人都可以自己封自己当法官和当警察。当然理论上人人都可以封，但实际上大多数老百姓是不会封的，只有处心积虑的革命家才会利用这一点，用法外的手段除掉他们的敌人。同时吊死几个资本家，在资本家门口放几个炸弹，可以非常有效地把他们的钱挤出来。看到这样的榜样以后，恐怕你也不敢不出钱了。在英国人或者是在北洋军阀面前，你是可以撒娇耍赖，可以不出钱的；但是在革命的暴力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直接威胁之下，你要想不出钱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要杀你，要挂路灯这个程序，比起大英帝国和北洋政府的王法来说是要简便和有效得很多的。
上海在这样的红色恐怖之下，在几天之内弄到的金条和银元，就比过去张作霖和杨宇霆在江苏和上海的时候整整一年时间弄到的银元还要多。老实说，如果张作霖和张宗昌能够用同样的手段从上海捞到足够多的钱的话，我想孙传芳是很难用一个太湖秋操就能够赶走杨宇霆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势力扩张到长江流域。1925年，奉系干将杨宇霆被任命为江苏军务善后督办，引起孙传芳警觉。孙传芳以双十节太湖秋操为名，突然进击上海和南京。奉系败走北归）。在当时，周恩来和共产国际手下，当时动员的流氓无产者和各种黑帮、工人武装，大概是三万到五万之间；但是在控制了上海、用放炸弹和挂路灯手段从资本家手里面得到了银元以后，在几个星期之内，他们的所谓的工人武装就膨胀到几十万人之多。在1966年以前，上海从来没有这样的工人武装。而蒋介石带进上海的武装部队：真正进驻上海的武装部队，实际上只有一万多人；在整个上海地区派驻的武装部队也只有三万多人。而且这三万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桂系的人，并不听蒋介石本人的号令。所以周恩来在这种情况下是有理由认为是可以瓮中捉鳖的。
但是他高估了他的流氓无产者的战斗力。这些人真要打起来的时候，表现得还是不如正规军。正规军虽然少，但是比较有纪律而团结；而流氓无产者虽然在挂路灯的时候比较积极，但是真到冲锋的时候却表现出一种一哄而散的迅速性和积极性。我们的共产党史上所记载的，杨虎（1899-1966，时任上海警备司令）和蒋介石的部队用机关枪扫射游行示威群众，这个记载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就像是记载沙基惨案，说是英国警察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一样。实际上他所谓那些手无寸铁的群众，是人数超过国民革命军至少七、八倍的武装工人纠察队员。我们要明白，工纠队员其实大部分不是真正干活的工人，而是我们上面介绍过的李立三同志和顾顺章同志搞的那些青帮同志、各路小弟之类的。他们挂上了红袖章、领到了枪支、得到了银元以后，觉得自己已经很强大了。但是他们没有打正规战的经验，没有相互协调和持久支持的习惯，真到一旦冲突的时候，只要第一排有几十个人见了血，剩下的人就一哄而散，就地把武器扔下，然后凭着他们对上海地理位置的了解，迅速地消失在上海的各个胡同弄堂当中，追击的军队永远没有办法把他们找出来了。
上海的革命势力在遭到这一次很可悲很丢脸的惨败以后，共产国际内部曾经进行过很严厉的检讨。你比较一下这些检讨的风格，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比较低级的层次，在周恩来他们那个层次，争论反倒是比较形而上的，他们在讨论流氓无产者到底靠得住靠不住的问题，以及恩格斯对流氓无产者的经典论述是怎么样；而苏联当时的考虑就技术化得多，他们在考虑，今后的工作应该往哪个方向走，他们的结论是，今后应该加强兵运工作，也就是说，要从国民革命军那些受过正规训练、真正打过仗的国军老兵身上下手，把他们成建制成建制地拉过来，用来代替这些事实证明是烂泥扶不上墙的流氓无产者。这种政策的结果就是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
八一南昌起义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展开，实际上是把张发奎（1896-1980，粤军出身，国民党北伐时的干将）手下的粤军的很大一部分拉过去了。这里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国民党在当时四分五裂的状况下，粤军，张发奎那一部分，一方面觉得广东是我们的老乡，一方面他们怀有一种石达开式的想法。石达开当时就是看到洪秀全和杨秀清互掐以后，觉得很没意思，完全背弃了当初参加革命的初衷，觉得还是当年在广州的时候充满理想主义的气氛很好，我们还是回到过去吧。于是他们就自管自地南下，希望打回广州去。在半路上，经过无所不在的周恩来同志适当的经营以后，正在南下的部队突然占据了南昌城，改变了他们的行军路线，使张发奎陷入一个两面不是人的局面：一方面他在蒋介石和国民党主流派的眼里面，他已经是一个开小差的人了，北伐还没有打完，亲爱的张宗昌同志和孙传芳同志还在湖口和国民军大战，你倒是想起回老家来了；第二就是你连老家都没有回去，你的军队哗变，把你给赶出来了。这个脸是丢得太大了。
朱德的第一批工农红军就是这一次统战工作的产物。与此同时，他的军队在后来的共军当中是比较少见的一支经过正规训练的部队。后来到三十年代的时候，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征集军队的时候，已经得不到这样高素质的士兵了。他采取的办法就是利用当地的土客矛盾，就是客家人跟江西湖南土著之间的矛盾，把客家人武装起来去打击占多数的土著人。因为在以前的斗争中间，一般客家人是处于弱势地位，始终有被压迫感，把这些被压迫的人解放出来，充当红军的骨干，然后再收编一些王佐、袁文才那样的土匪和帮会，构成他的骨干。这种做法引起了苏联代表的不满，苏联代表在1928年以后给共产国际提出的报告中，认为毛泽东的军队是半土匪，而且完全没有发军饷和寻找基地的能力，给农民造成了极大的扰害，导致了农民大量地投靠白军。但是毛泽东本人却是毫不在乎，面不改色地说，我们不但要招募流氓无产者，而且还嫌流氓无产者太少了，因为事实证明，只有流氓无产者是勇敢的战斗分子。
在这个阶段，毛泽东开始显示出了他在党内的异心。因为当时的共产党还处在远东局的严密控制下，周恩来也好，康生也好，陈赓也好，其他势力也好，都是非要得到苏联的认可和苏联的资助才能够正式开展他们的工作的。这时，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决裂，其实是苏联外交的一个重大挫折，意味着他的白手套还没有发挥完正式的作用就已经被撕开了。国民党本来是应该完成了它北伐的使命以后二十年才被徐徐替代，这才是一个合理的节奏。但是共产党这样过早地暴露了自己，也就把自己赶到穷乡僻壤当中，而国民党得到了上海和东南沿海地区。
这对国民党的影响就是：第一，加强了蒋介石的地位。因为得到上海就得到了最多的钱，其他钱不够的很难养活足够的军队、买足够的武器跟你竞争。第二就是它加强了蒋介石本人的赌徒性格。照蒋介石自己在日记中的自述，就是说，他这个人最喜欢用孤注一掷的手段，往往因此而致胜，然而也经常因此而大败。他经过了这一次重大胜利以后，在抗战以前和抗战以后都不断地运用这种做法。这种做法的效果是可以预见的，如果你看到某一个人有赌徒性格，你在他垮台以前就可以精确地预见到他的下场，因为只要他按照这种生活方式走下去，他就不可避免得到赌徒应有的结果，就是说，不断地获得一系列惊人的局部胜利，但是最后会在一次可怕的惨败中搞得全军覆没。
从当时的格局来看，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其实是一个不大应该存在的东西，因为它即使是得到上海，又通过宋子文的财政改革实行了银行和重要企业的半国有化，建立资源委员会以后，它的财政基础仍然是少得可怜。大概最初的时候，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总共也就只有几千万银元，到最后，到抗战前夜，也就是经历了所谓的黄金十年以后，它最多也就只能搞到四亿。但是苏联人仅仅是养冯玉祥那支军队，每年给的年金就是八千万银元，这还不包括通过上海、印度支那和香港，用来支持南中国各地、粤桂各军、用来养活汪精卫改组派和国民党其他派系、养活吉鸿昌等西北军各将领的那些巨大开支。当然我们必须公正的说，在这些开支中间，共产党只得到了极少一部分，跟冯玉祥比起来，他们是一个很小的兄弟。共产党在抗战爆发以前，开始的时候一年只拿到几万银元，最多的时候，也只拿到几百万银元，也就是说他们拿到的钱实际上只有冯玉祥拿到钱的十分之一。
（五）日本扩张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日本的泛亚主义者养活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和革命党，从他们角度来看，国民党卑鄙地背叛了他们，投向了苏联那一边。满洲国建立的时候有个口头禅，“只有日本才能够阻止共产势力的南下，没有日本，整个东亚大陆就要完全赤化。”
当时中国法定疆土的财政格局分布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中国有大概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土地由苏联人养活。总的开支大概是——没有办法精确统计，你只能根据冯玉祥的比例来算，因为南方和沿海地区的普通费用和武器费用可能都要更高一些——可以大致估计，维持中国大概三分之二领土上的各路所谓的国民党左派的军阀，花掉了苏联大概八万亿左右的开支。蒋介石依靠上海和天津的海关收入，以及盐税和派驻工厂的统税，拿到了几千万到几亿的开支，统治了中国大概五分之一的土地。除去上述这四分之三和五分之一剩下的领土，绝大部分由张学良统治，还剩下一些微不足道的零碎，由刘湘那些不值一提的小军阀统治。这些小军阀用的是北洋时期和清末时期用的土枪，能够拿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淘汰下来的步枪就要高兴得不得了，他们一个师长所能够支付的军费，还赶不上蒋介石在东南部的一个营长。像是刘存厚这样的在四川也算是大军阀的人物，手下理论上的正规军有十几万，但是拥有的枪支还没有张国焘手下红四方面军一个团的枪支多。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基本格局。从地图上看，列强好像是承认了蒋介石的政府，但从实际上来看，可以说是，亚洲大陆势力最大的是受苏联资助的各军；第二是蒋介石和那些不稳定的国民党盟友；第三是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投靠哪一方面的张学良；然后剩下的那些各路杂碎军阀都弱小到微不足道的地步。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主要依靠列强的反应了。我们可以说是，假如国际形势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那种情况，你就等不到蒋介石搞四一二政变，当北伐军打进南京开始残杀侨民（1927年3月24日，进入南京的国民革命军劫掠英美日领事馆和外国人商店、住家、教会、学校，造成多人死伤。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向外务省发回的电报中指出：“此次南京抢劫事件为第2军、第6军、第40军中的党代表、基层的共产党派遣军官及南京地区中国共产党成员合谋设计的组织行为。袭击时有当地的共产党成员作为向导，执行对象与场所都有事先规划。前者只限外国人；后者则选定领事馆、教会、学校等洋人集中处。”蒋介石清共成功后，发布了通缉南京事件祸首第2、第6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和林祖涵（林伯渠）的通缉令）的时候，列强就会像义和团时代一样行事了。列强的军队会直接开进东交民巷和南京，实行武装护侨。敢于跟列强作对的任何军阀势力，都将在极短的时间内遭到粉身碎骨的下场，跟刚毅（1837-1900，满洲镶蓝旗人，慈禧亲信，曾任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对慈禧鼓吹义和团忠勇可用。联军进入北京时与慈禧一同出逃，病死在路上。事后被各国列为主要战犯之一）和大阿哥（戊戌政变后，慈禧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储君（大阿哥），试图废掉光绪帝。但各国和刘坤一等督抚反对废掉光绪帝，载漪遂极力煽动慈禧利用义和团消灭洋人。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将大阿哥废黜）的下场是一模一样的。但这个时候，列强势力已经衰退，而且尤其是，当时唯一能够在远东采取直接行动的日本和美国两个新兴列强采取不干涉政策。日本当时掌权的是币原喜重郎（1872-1951，时任外相。他推动政府参加伦敦裁军会议，努力协调日本与英美的关系；签订日苏条约，恢复两国政府间的交往；缔结日中关税协定，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还在南京事件后第一个承认了国民政府）。他认为，以前中日之所以多事是因为日本干涉过度，现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时候，日本人应该释放善意，对南京事件不应该出兵。由于日本不肯出兵，英国孤掌难鸣，所以蒋介石才得到一条生路。如果当时列强能够集体行动的话，蒋介石肯定是完蛋的。第二就是，这个就没有任何悬念，是美国人，美国人尽管是南京事件的主要受害者，死的侨民中间主要是美国人，而且包括美国外交官。按照当时的国际法，他完全可以狠狠打你一下。但是美国认为，他为了维护威尔逊总统以来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美国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从日本人和其他列强的虎口之下救出了根本没有能力自卫的中国。好人已经做了这么多年，最后还是做到底，不能为了这件小事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于是他让秘密保卫使馆的海军陆战队筑起沙袋，不准外出，坚决不能向任何中国人开枪，你们只要龟缩起来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就足够了。
在日美两国这种政策的保护之下，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才得以成功。成功以后，美国带头，大多数列强又非常主动地交回了辛丑条约以后规定的各项条约特权，最重要就是关于海关权利，因为这是关于金钱的权利。国民党在得到了海关以后才稍稍有点像个政府的样子。在那以前，他们所谓的革命军队，没有固定的税源，依靠各地的资本家、绅商临时资助过日子，那是没有办法长期维持的。这种做法引起了日本国内的严重不满，因为日本国内的宪法结构本来就是不稳定的，国内的泛亚洲主义者和国际协调主义者的矛盾是由来已久的。在辛亥前后，北洋时期，大体上讲是在外务省控制的国际协调派的手里面。这一派主要观点就是，我们既然已经通过英日联盟和各种国际协约加入了国际体系，我们等于说是已经从优等生混到地区分公司的经理了，这样的大好前途必须珍惜，我们不能跟列强捣乱，列强说要维持远东秩序，我们就乖乖地维持远东秩序行了，一切按照条约办事，如果什么地方有人违反了条约发生冲突，通过国际协调解决，解决的基本原则是，回到条约体系去。币原喜重郎就是这一派的主要代表。
照胡适的说法，这一阶段是日本所谓霸权无害的阶段，他不能充分使用他的力量。如果按照他自己力量的话，他有很多次机会可以把东北割出去。例如在清帝退位的时候，张作霖就很想奉迎皇帝回关东老家，即使革命党都要十八省，但满洲父老至少是忠于大清皇帝的。日本这时候只要稍稍下下手就可以把东北割出去，但他们不肯，他们遵循列强集体行动原则。袁世凯倒台的时候机会再次出现，北伐军前进的时候机会第三次出现。但是每一次当权人都是外务省的国际主义协调者，日本人放弃了自己的机会，决定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和统一。这一点在后来他们垮台以后变成了他们的主要罪名之一。因为泛亚主义者可以很正确地说，事情全都坏在你们手里面，当初如果你们当机立断，把九一八事变提前十年或者二十年发生的话，无论是中国还是列强，都不会遇到强有力的抵抗，你们错过了最好的时机，把我们给害惨了。所以现在我们总算是推翻你们掌了权以后，一定要踩你们一万只脚让你们永远不能翻身。当然他原话肯定不是这样的，但是你们可以理解他们的愤怒。
泛亚主义者主要是民间的理想主义者和军部的人，他们是一批冒险家和探险家，也包括大批的军人，像头山满（1855-1944，玄洋社（黑龙会）的创立者，孙文的资助人）、犬养毅（1855-1932，日本第29任首相，孙文的资助人，孙中山这个名字即犬养毅手下的浪人平山周代取。最后被激进分子杀害于首相官邸）这些人，可以说国民党就是泛亚主义者扶持起来的（同盟会就在黑龙会的总部里成立）。如果按照外务省的意见，那么国民党能不能推翻大清是很成问题的。孙中山穷途末路到处找革命募捐的时候，是黑龙会给他钱，是日本浪人给他当保镖；康有为要暗杀他的时候是日本浪人救了他；大清要捉拿他的时候，日本浪人保护了他。日本的泛亚主义者养活孙中山的同盟会和革命党，就像母亲对待孩子一样一口奶一口奶地把他养大，没有黑龙会和日本右派，国民党早已经饿死过N多次了，孙中山的白骨都不知道被三合会的黑手党扔到哪一个美洲城市的地下水道里面去了。从他们角度来看，国民党卑鄙地背叛了他们，投靠了苏联那一边。黑龙会的宗旨本来就是解放亚洲的兄弟，日本是个老大哥，已经在亚洲第一个解放了自己，现在他本着理想主义的情怀解放他在亚洲大陆的穷兄弟，国民党是他们的小兄弟，应该团结起来把俄国人赶到黑龙江以北，把解放亚洲的事业进一步推向前。但是你居然要投靠苏联，反过来对付我们，这个背叛是再卑鄙不过了。
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官方仍然极其冷血极其不负责任地推行他的国际协调政策，念着他那一套“国际条约神圣不可侵犯，中华民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我们要遵守国际条约，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一路推进，一路残杀日本的侨民，收回租界，破坏日本的条约权利。最糟糕的是，现在他们掌握了一种苏联发明的新方法，就是说，可以利用群众运动来办事。如果大清或者北洋的军官或者政府去侵犯、撕毁了条约，那么列强可以兴师问罪，你们签署了条约怎么能不算话呢？
但是如果是革命群众呢，像是沙基惨案（1925年6月23日）那样，几个俄国军官领导一些枪藏在衣服底下的革命群众围攻英国警察，你说英国警察他就像现在在伊拉克的美国士兵和以色列士兵一样，你是打呢还是不打？你要是不打他，那些人肯定行使革命的暴力把你给做掉了，然后顺便就像收回九江汉口英租界一样，把你得到的租界也收回了。但你要是打了怎么办？那就像是五卅惨案和现在共产党的情况一样，你只要打了，保证会有很多左派媒体破口大骂：帝国主义又在镇压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了。但是你绝对可以相信，真主党所武装起来的那些游行示威群众绝对不是什么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以色列士兵只要敢让他们进入自己十米以内，保证自己就会没命了，不先杀他们，他自己保证就没命。阿富汗的美国军队如果不赶紧放倒进入自己视力范围的穆斯林的话，那些“手无寸铁的”、“热爱和平的”穆斯林绝对不会像是卫报的记者说的那么可爱的。苏联军官和国民党和共产党党代表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只要进了租界或者是进了日本企业，绝对不会把它们重新交出来。不仅如此，即使日本侨民的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证。
像济南惨案（1928年5月初）那一次，国军士兵和暴民大量地残杀日本的侨民和强奸日本妇女，他们留下了许多照片。之所以能够留下来是出于阴差阳错的缘故，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教科书编纂者为了证明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人的罪行，把这些照片搜出来，放进了中学历史教科书，宣布这些被中国人杀害的日本人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中国人，以此作为控诉他们的罪行，来颂扬自己。但是问题在于这些照片是登在日本报纸上的，而那些报纸，很不幸的，没有被美国轰炸机全部烧光，所以这就变成了二十一世纪远东历史学家的一次重大的大笑话。
尽管币原和若槻首相（若槻礼次郎，1866-1949，时任日本首相、立宪民政党总裁。九一八事变扩大后，若槻试图成立联合政权以有效控制军方，但终因内部分裂而内阁总辞职）暂时还能维持他的权力，但他们的权力基础显然是在不断地削弱，尤其是在张学良决定归附蒋介石以后。尽管我们教科书说张学良归附蒋介石是中国反动势力的一次大团结，但在日本角度上看，这意味着亚洲大陆的彻底赤化。从日本的角度来看，国民党和蒋介石的纠纷实际上跟真主党和哈马斯的纠纷是差不多的。如果你问以色列，真主党打倒了哈马斯，是不是反动势力的一次重大胜利，以后以色列就可以安心睡觉了？以色列肯定会说：见鬼，这两个都是我们的敌人，而且都是伊斯兰极端分子、第五纵队。从日本的角度来看，国民党打倒了共产党对日本人没有任何好处，也就是相当于是哈马斯打倒了法塔赫，阿拉法特滚蛋了，对日本人没有任何好处，国民党和共产党一样，也是充满了苏联间谍的一个窝点，国民党的国母宋庆龄本人就是当时中国境内的第一号匪谍，其他的就不用说了。（据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1934年6月，共产国际联络局派往远东的一名代表在向其上级汇报备忘录里说：“关于孙夫人……她是个好同志。可以留在党内。……她愿意献出一切。她对秘密工作有着很深刻的理解。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召开了世界反帝反资大会。而她一旦成为公开的党员，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价值了。”1936年12月5日，红军抵陕后张闻天向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拍发的第二份电报：“你们答应在十一月底在沪交款，究竟实行了没有？第一次交了多少？是否交给了孙夫人？我们派人于本月十五日由西安乘飞机到沪取款，决不可使落空，八、九万人靠此吃饭。”）驻守华北的整个西北军一向都是依靠苏联人来养活的。像张克侠，他加入共产国际的时间比周恩来还要早一点，而且资格更老一些，更受信任一些。像瞿秋白这些人，他是首先加入俄国共产党，然后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像虞洽卿这些人，他们是俄国共产党，但是从来都不是中国共产党。张学良是企图加入苏联共产党，被斯大林赶出来以后，退而求其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就是当时的基本政治格局。
你可以想象，日本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可能信蒋介石的。他跟蒋介石进行的历次谈判中都包括有联合防共的要求，而蒋介石一向不接受。照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来说，这证明了蒋介石是多么的反动，是法西斯的一个帮凶。其实恰好相反，日本之所以提这些条件，就是因为他不放心蒋介石，他知道蒋介石身边有无数的共产党，也看到蒋介石没有胃口要清洗他们，他们怀疑蒋介石本人的立场问题。他的意思是，你跟我合作是可以，但是你首先要把你身边的和党内的共产党给我清洗出去，这样我才能放心跟你合作。但蒋介石每一次都不干。而且这一点不能解释为被蒙蔽。从蒋介石和宋子文他们组织军统的过程中你就可以看出，徐恩曾他们基本上是不可能不知道钱壮飞跟共产国际的关系的。但他还是要用这些人，因为照国民党当时的想法，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个反帝反军阀的政党，他的主要敌人是张作霖和英帝国主义。共产党尽管也是他的敌人，但照他看来，在目前这个斗争阶段仍然是可以合作的对象。这一点也并不离奇，像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立国当时，也曾经跟苏联联合来对付英法帝国主义，只不过他在时机成熟以后也搞了一次土耳其式清党，把苏联人给赶出去，反过来跟英法签订附属条约，那是1939年的事情了。
如果蒋介石也肯那么做的话他不一定会灭亡。但是他对第一阶段的估计太长了。他认为在现在这个阶段，帝国主义仍然是主要敌人，个别的运用几个能干的共产党，只要没有超出他能够控制的范围，危险不大，至少我们要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完成中国统一以后我再整体上来跟共产党算总账。他肯定也打的是凯末尔这个主意，因为二、三十年代的国民党是公开地把土耳其当作自己的师父，公开主张按照土耳其那种路线改造共产党的。这个改造策略就很明显是，像苏联算计他一样算计苏联，苏联是想利用国民党把共产党放进来，然后中国完全赤化以后把国民党踢出去。国民党其实想的是，利用苏联和共产党的力量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等他统一了中国以后，再学凯末尔的榜样，反过来把苏联和共产党做掉的。这就看是谁最心狠手辣，谁的策略最高明了。
在抗战以前，蒋介石还有理由认为他这种左右逢源的办法是正确的。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军统刚刚组成的时候，它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对付共产党。这方面，共产党的材料是不可信的。你从徐恩曾当时开始安排的这些任务就可以看出，军统刚开始成立的时候，第一批主要敌人是租界的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无法控制的东北。当时东北还是张作霖那一辈人控制的地方，张学良还没有开始改变立场。北伐的主要目的就是奉军和上海的帝国主义者，这两块地方都是国军没有力量直接进去的。没有力量直接进去就只有采取他们从苏联师父那儿学的办法：派秘密警察、派颠覆分子暗中潜入进去。但是国民党在这方面的人才不够多。谁最擅于搞地下活动呢？除了共产党还能有谁呢？尽管任何公开承认自己身份的共产党很可能是要杀掉的，但是，像钱壮飞这样擅于搞渗透活动的人才实在是不可多得。如果没有钱壮飞的话，被吹得神乎其神的军统很可能根本进不了东北；如果军统当时没有进到东北，进入不了张学良的身边的话，张学良会不会易帜还很成问题呢。
国共两党虽然在南方掐得一塌糊涂，但在东北对付奉军老人这方面立场却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没有他们在奉军内部搞的一系列活动的话，张学良和他周围的新派人士很可能像是以前的郭松龄（1883-1925，奉军的后起之秀，曾一度投奔孙文，与张学良交谊极密。1925年与冯玉祥勾结，倒戈反奉，战败被杀）一样被老派的将领和杨宇霆给做掉了。张学良之所以能够胜利，胜利以后之所以能够异乎寻常地改变他在国内国外的整个路线斗争中的政策，用他自己的新派去取代老派，结果一直搞到丧失东北基地，这里面都跟钱壮飞和徐恩曾负责的东北工程关系极大。这一点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历史上的重大盲点，原因很简单，就是国共两党都不想揭露出来。共产党分裂国民党的部分，国民党是肯定要揭破的。但是东北这一方面的问题恰好是国民党共产党共同算计张学良的做法。所以他们谁也不愿意揭破。但是这方面的痕迹实在是太明显了。张作霖最初的时候并不是很想跟苏联翻脸的，他很想根据奉俄协定跟苏联维持像俄罗斯过去那种关系。但最后不得不翻脸，就是因为苏联不断地按照他的一贯做法在奉军内部搞策反工作，通过中东路、白俄侨民之类的传播媒介，在东北军的将领中安插自己的人。兵权是张作霖的命根子，如果容许他这样长期搞下去，过二十年以后东北军也要变成红军的一个分支了，所以他非得要跟苏联翻脸，非要杀人不可。
杀人以后，干掉李大钊和其他人以后，他跟苏联再次交涉的时候，交涉的内容也是很有意思的：他最主要的要求不是领土要求，不是中东路的纠纷，不是财政方面的要求，也不是白俄，他很愿意牺牲白俄的，主要的要求是，坚决要求苏联无论如何要停止对奉军内部的渗透工作。如果这一点做不到的话，谈判什么都没有用，没有奉军，他张作霖就什么也不是了。尽管张作霖本人清理共产党做得很成功，但这件事情完全坏在他儿子张学良手里面了。事情糟就糟在，奉军内部的新旧两派一向是有裂痕的：旧派以杨宇霆为领袖，是忠于老帅的；而新派以张学良和郭松龄这对兄弟为代表，觉得老一辈的东北军将领思想太陈腐了，他们在北平见过大世面，年轻人比老人更会办事，希望拥戴少帅，做一番大事业。郭松龄兵变其实就是后来九一八事变一次预演。郭松龄差不多就是张学良的化身，他之所以能够调动许多奉军部队，也就是因为这是张学良交给他的。但是张作霖父子情深，他杀得了郭松龄，却没办法对付张学良，最后还得把天下交给张学良。而张学良一旦胜利，干掉杨宇霆那些人，实际上在东北内部就等于是郭松龄赢得了死后的胜利。张学良一旦赢得胜利，就会做出郭松岭当年打算做的事情，他要把奉军改组为东北国民军，跟冯玉祥称兄道弟，站到苏联和国民党一边来，摧毁旧势力。张学良一旦干掉了东北的旧势力以后，他马上就跟蒋介石联盟，带兵进关，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实行东北的全面易帜。这就意味着日本在远东的条约权利的全线崩溃。
就日本国内的角度来看，这就是证明了币原外交的彻底破产。无论你怎么样对中国人好，他们都不会遵守诺言的，他们无论如何都会把你赶出满洲。如果说是赶出内地，日本人还可以不在乎的话，把你赶出满洲这一点，日本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从日本人角度来看：第一，满洲根本不是中国本土，满蒙一向是中国的敌人。当年汪精卫和孙中山、章太炎他们在东京闹革命的时候，每天都向日本政府跪求，请求日本人解放他们，因为我们华夏民族是宋人和明人的后代，跟朝鲜人一样，跟你们是亲兄弟，被满洲人和蒙古人欺负了这么多年，走投无路，只有指望你们日本人派出王师来拯救我们了。这些宣传对日本人来说是记忆犹新的。现在你国民党再来说东北和蒙古是你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不可能想不到辛亥革命当时孙中山是怎么样苦苦哀求，只要日本人肯给他区区几百万元援助，解他的燃眉之急，他愿意把整个东北全部奉送给日本的。
第二点更重要，就是，张学良那种政策名义上是引进了国民党，实际是引进了苏联。不仅是在东北，在整个华北，国民党的组织建立的时间比共产党更晚。可以说，如果说在华南，共产党还要通过寄生国民党的方式扩张势力，那么华北就恰好相反了。如果大家去查共产党史就可以发现，华北的国民党组织是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建立的。在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建立组织以前，国民党除了在北京、天津的几个大城市以外，在整个广大的北中国内地一个党员都没有。北方之所以有国民党党组织是共产党的功劳，东北也是这样。东北是以地下党组织渗透的方式建立国民党党部的。而国民党，说老实话，愿意做地下工作的国民党人，十个有七个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真正的三民主义者，没有几个愿意离开南京和上海的，愿意到艰苦地带到前线去抛头颅洒热血、到军阀的第一线去、打入黑帮内部去、传播党义这种人，就凭他那种传道的热忱你就要高度怀疑他是不是共产党的地下党了。东北的共产党组织，如前所述，是我们亲爱的钱壮飞同志——周恩来同志的老战友建立的，所以张学良后来在东北搞的国民外交是由什么人负责指导的，指向什么样的方向，就不用说了。
这一点有没有糊弄到蒋介石不好说，但他肯定糊弄不了日本人。日本人对中国的情况是最了解的，比谁都了解。南京事件当中，外媒报刊的宣传还是说国民革命军搞义和团什么的，杀害外侨，群众排外。但是日本外交部的报告，已经把共产国际驻南京的每一个代表的姓名、住址、资金来源都给列出了。苏联驻华使馆的哪一个武官，在哪一年，某年某月某日下达训令，命令南京地区的共产党代表在什么什么时候枪杀外侨，然后通过舆论导向，把责任引向国民革命军身上，引起蒋介石和国民党跟列强不可避免的冲突。这些方面的材料，西方列强还不知道，国民党还不知道，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日本人已经全都知道了。从日本的角度来看，币原外相已经知道这些明摆着的颠覆材料居然还要采取姑息纵容政策，实在是不可原谅，对帝国利益是极度的不忠。现在这一套把戏又在东北上演，尽管国民党可能被瞒住，西方人可能不明就里，外围群众并不知道，但是日本在东北的情报组织是经营多年、老谋深算的。他们连南京的事情都能够查得出来，钱壮飞他们在东北搞的那些事情他们不可能查不出来，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张学良自鸣得意搞出来一个东北国民外交协会的伟大主持人，现在这一点已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秘密了，这个伟大主持人的名字叫阎宝航。你只要说出这个名字，我想多余的解释都是不必要的了。国民党和张学良在30年代初期在东北即将推行的政策，将会是怎么样的，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蒋介石不知道的事情，我们都应该已经很清楚了。
在这种情况下，你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九一八事变会发生。九一八事变同时达到两个目的。把币原外相、若槻首相和那些靠不住的不敢冒险的外务省相关官员全都赶出来，从日本角度上，这是个亡羊补牢的事情，本来在共产革命渗入中国以前你们就应该当机立断了，现在已经到了扁鹊所说的病入膏肓的时代，你们再不当机立断，整个东亚就要完蛋了。当时满洲国建立的时候有个口头禅就是，只有日本才能够阻止共产势力的南下，没有日本，整个东亚大陆就要完全赤化。这句话连美国人都不相信，后来美国人资助蒋介石的时候也绝对不相信。但是从蒋介石倒台以后，历史发展来看，其实日本至少在这一方面是对的。当然他们也是出于自私的目的，自私的帝国主义扩张的目的。但是，你得注意，眼光最敏锐的人就是自私的人，因为外围群众不可能有这样的兴趣去了解具体的情况，因为跟他没关系，他也不会损失一毛钱，他凭什么要把这事情搞清楚？只有利益相关者的眼睛最锐利，嗅觉最敏锐。日本人之所以能够在这方面比美国人更加先知先觉，原因很简单，美国人在东北没有利益，他只要抽象地讲一讲，同时打倒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要自由要民主，既不要共产主义又不要殖民主义之类的响亮的口号，当然没有具体的利益，他也不想了解什么。而日本人有具体的利益，他非要了解具体情况不可。所以他们了解的情况是最清楚的。
九一八事变是一个转折点。在九一八事变以前，东亚国际体系是在明显的崩坏之中，但是主要破坏者就是苏联和国民党：第一个是苏联，苏联野心最大，他要整个吃下来，他的渗透范围包括整个东亚；国民党的野心比较小，他只要撕毁北洋政府签订的各个条约，把中国本部和满蒙这些边区地带重新统一起来，建立一个不受帝国主义左右的新中国就满意了。但这一点肯定要牺牲清末和民初签订的所有条约。日本人在整个20年代都是跟着英国人的屁股走的，采取的是维护条约的政策，这主要是出于外交官的惯性：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在外交上之所以能够节节胜利，主要就是因为通过英日联盟跟定了英国的缘故；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英帝国势力不断衰退、英国人不断撤退的时候，仍然是根据过去习惯，死死地跟着英国人走，结果错过了他干涉亚洲大陆的最好机会。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少壮军人的暴起赶走了这些老迈的昏聩的自私的外务省的官僚实在是一件大好事。如果让这些官僚继续胡搞下去，那么英国人愿意作死你也跟他作死，英国人愿意把整个中国交给赤化分子，你也愿意这么干，英国人交出东亚以后他们可以回欧洲，日本人往哪里去？玩儿到整个亚洲大陆赤化以后，还能有日本人的位置吗？无论如何，日本人无论出于帝国主义的目的，还是反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目的，他都必须强化对亚洲大陆的干涉，这才是九一八事变的真正背景。九一八事变的长期后果就是，它彻底打破了国民党不付任何代价就能够重新恢复大清帝国版图的企图。事实证明，打破条约体系是可以的，但是仍然必须要由鲜血来换。东北是日本人在日俄战争当中用鲜血换来的东西，大清是搭便车，要日本人打败了俄国人以后免费地还给你了，所以你在东北只能享有一个名义上的主权，实际上的权力全在日本人手里面。你要想把名义上的权力变成实质上的权力，最后你仍然需要流尽自己的血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大自然没有免费午餐这件事情。
国民党的失败就是苏联的胜利，因为东亚条约体系瓦解的过程中间，旧有的、维护条约的势力像吴佩孚之类的都渐渐地垮台，他们的土地和利益被三个条约破坏者所瓜分。三个条约破坏者就是刚才介绍的：苏联和附属于苏联的共产党、国民党和他的大中华民族主义势力，以及日本人。今后，三十年代初以后的东亚就要在这三个条约破坏者之间交手了。而国民党在遭到重击之后，发现自己完全站不住脚，就一步一步地走向了联合苏联反抗日本的政策。应该说蒋介石和孙中山一样，最初也是谋求西方列强支持的，但他们也很清楚地发现，列强既然在远东的利益不大，就会变得越来越不愿意干涉远东事务。张学良游历欧洲，在各国都碰了一系列钉子以后，最后发现还是只有回到苏联那儿去，申请加入苏联共产党。只有苏联才有可能赶走日本，让他回到满洲。其他任何欧洲国家都根本不想管东亚的事情，甚至有打算和日本人做交易。美国人虽然口头上谴责日本，但实际上执行的也是孤立主义政策。列强中能够不仅用口头谴责日本，还能够用现实的真金白银和武器来反对日本人的只有苏联。
这个发现并不仅仅属于张学良个人。虽然蒋介石严厉地谴责张学良背叛了他，但是蒋介石其实是在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内重复了同样的政策。他之所以不把江西的红军斩尽杀绝，其实也是为了将来联合苏联抗日的时候需要留一个见面礼。这一点连陈诚都看出来了，陈诚和李宗仁都注意到，蒋介石在江西剿共的时候，军事部署是很奇怪的，好像是存心留一个出口让共产党跑掉似的。从蒋介石的角度来看，把共产党从东南地带——靠近他势力的核心部分赶出去，赶到靠近苏联的边界地带是很有好处的：第一，这些人如果到了苏联和日本势力交错的地方，比如是在外蒙古的边界上，他很可能引起苏联和日本的冲突，蒋介石就希望苏联和日本打起来；第二，让他们到了西北以后，一路上经过那些地方军阀的辖区，把这些地方军阀给打垮了，然后蒋介石可以跟在他后面摘桃子，如果没有这个摘桃子的过程，将来国民政府能不能够迁到重庆还是很成问题的事情；第三就是，将来他跟斯大林谈判的时候，可以跟斯大林做交易，你看，我没有把共产党斩尽杀绝，我留下了相对的余地，而且如果斯大林愿意支持我抗日的话，我还可以把最贫困落后的，我自己也不怎么想要的西北割让给你们，把西北交给苏联，然后苏联帮助我们从日本手里夺回东北。这在他看来是非常合算的一个如意算盘。正是在这个如意算盘的基础之上，1937年的抗战才能够展开。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卢沟桥事变完全是中国方面挑起的。就像现在中国驻柬埔寨的联合国军中的人员遭到红色高棉的袭击一样。有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袭击了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中国部队的银行，联合国部队正在向柬埔寨王国政府提出严正交涉。上述这句话，如果把中国换成日本的话，就是日本在卢沟桥事变以后的基本立场。日本人不知道事情是谁搞的，但是他的人遭到了袭击，很没有面子，他要求中国方面提出解释。蒋介石知不知道，宋哲元（1885-1940，原为冯玉祥部将，中原大战中冯玉祥战败退走，宋哲元部被张学良收编，驻扎在河北）知不知道，这不好说，张克侠、周恩来同志肯定是知道的。西北军的情报工作一直是他们经营的。但是蒋介石即使不知道什么是真相，但是他的处理方法仍然是有极大的回旋余地的。他完全可以重演塘沽协定（1933年5月31日签订，规定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不得做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的一幕，尤其是在宋哲元根本不想打的情况下。宋哲元的立场是，不准中央军开进保定。他对蒋介石也是很有理由不信任的，他知道中央军无论是为了剿匪——也就是剿共也好、还是在抗日也好，无论打什么旗号，只要开进了你的地盘，你想再把他们赶出去，这个困难比波兰人和东欧国家把苏联的友好援助部队赶出去一样困难。所以只要他还能够做得到，他是尽可能地想要请求蒋介石不要援助他的。
这个立场不仅仅属于他个人。伟大的反共分子、坚定的抗日英雄阎锡山同志，同盟会的老会员、辛亥革命的英雄、政治上绝对正确，采取的方法也是一模一样。共产党打过来的时候他也是恳求蒋介石，不是恳求蒋介石赶紧来援助他，而是恳求蒋介石千万不要援助他，他完全能够把共产党搞定，但是如果国民党也开进来的话，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把他请出去。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蒋介石愿意采取息事宁人的政策，那么其实宋哲元和西北军是很容易跟日本人再搞第二个塘沽协定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够维持华北的割据状态，把蒋介石拒之门外。如果真的抗日打起来的话，那么他们都要变成中央军的俘虏了。这个前景是很明显的。所以即使卢沟桥事变是我们亲爱的周恩来和张克侠同志制造出来的，他是放了一把火，这把火能不能够燃烧起来，并不是取决于周恩来，而是取决于蒋介石同志。是蒋介石决定要它燃烧起来，而且也是蒋介石决定这把火不应该仅在华北燃烧起来，而且还要在上海燃烧起来。
上海是列强关注的地带。照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如果在华北打起来，列强可能像在东北一样不管不问；但是在上海打起来，列强应该是不会不管不问的。列强干预了，那么他就会得救了。结果他没有想到，在上海打了三个月打到全军覆没的时候，列强仍然迟迟没有进行干涉，而且紧接着欧洲战争也就爆发了，列强自顾不暇，已经不可能再干涉远东形势了。这个致命的误判毁了国民党，把它在30年代积累下来的全部资产都消耗得干干净净。可以说，犯了这个赌徒式的错误以后，蒋介石实际上是已经“死了”，以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吃老本和垂死挣扎。但这件事情你也不能说是苏联或者共产党的阴谋格外的聪明，这只是一个试探性的行动，共产党在亚洲和非洲各地搞的这样的试探性行动多了去了，能不能产生效果关键还是在于你自己怎么处理的，你自己能不能够沉得住气才是最关键的问题。以色列人在同样的情况下一般都是能够沉得住气的。
抗日战争一旦开始，就产生了两种效果。第一，在中国内部，各路地方军阀现在走投无路，注定要变成蒋介石的俘虏了。阎锡山无论怎么样老谋深算，还是无法阻止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同时开进了他好不容易看守了多少年、专门修窄轨铁路来保护的山西省。以后他就走投无路了，他只能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选择其一。最后他无可奈何还是选择了国民党，因为他毕竟是辛亥革命的元勋，再加上共产党通过牺牲救国同盟会又成功地拐走了他不少的军队，他对共产党有切肤之痛，相比呢蒋介石可能还算是比较老实的一方。但是这个格局是一个比较小的格局，在更大的格局上，正如宋哲元和阎锡山变成了蒋介石的俘虏和人肉盾牌，蒋介石也变成斯大林的俘虏和人肉盾牌。抗战一旦爆发，列强无力干涉远东的局势一旦很明显，蒋介石唯一的希望和依赖就在苏联头上。只要他跟苏联结盟，那他不可避免地要重新采取所谓的第二次国共合作。
第二次国共合作，这意味着国统区为周恩来重新打开大门，八路军代表处重新回到了重庆。
（六）二战与东亚格局的改变
蒋介石和日本的泛亚主义者一样，都是理想主义者，不以一时的成败论英雄。有朝一日，比如说，中日关系在严重恶化的情况下，美国对日本松绑，日本人重返东南亚的情况下，你就可以看出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做出的牺牲还真不是徒劳的。当年播下的种子真的在以后是会有收成的。
经过这番经营以后，如果说，1936年的匪谍还以西北军和桂粤两军为中心的话，那么1946年的匪谍已经遍布了国民政府的每一个重要部门了，最重要的是，包括几乎全部的情报工作。这一点倒不是国民党特有的弱点，我们必须承认，资产阶级人士是不大会搞情报工作的。当特务需要有一种特殊的心态，比较富裕和体面的人不容易把自己搞成那个样子，是需要出身比较低下的人才能干这种事情的。不仅是国民党，连美国都是这样的，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是根本没有任何情报机构的。照史汀生陆军部长（Henry Lewis Stimson，1867-1950，曾任陆军部长、国务卿，九一八后宣布美国不承认由武力造成的中国独立与行政完整的变化）充满绅士风度的高尚宣言，就是说，如果你是个绅士的话，你是不会想要去偷拆别人的信件的。但是如果别人偷拆你的信件，你怎么办？这位绅士没有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等到珍珠港事变发生以后，他就很无可奈何地发现美国的信件早已经被别人给偷拆了个遍，于是非得成立战略情报局不可。
美国成立战略情报局的经过跟国民党成立军统的经过非常相似。其相似之处就在于，除了局长以外，第一批核心工作人员和最能干最出色的情报人员全都是地下党。要说国民党后来完蛋，到底是重庆那些共产党地下党员发挥的作用大还是华盛顿的地下党员发挥的作用大，这是很难说的。真要从格局上来说，恐怕是后者发挥的作用更大。因为这些人中间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人物，例如美国当时的财政部长助理怀特（Harry Dexter White，1892-1948，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者，1946年FBI发现了他的间谍身份）。蒋介石一直到死，始终搞不清楚罗斯福、杜鲁门和马歇尔为什么如此残酷地戏弄和虐待他，但是如果他知道战略情报局是怎样建立的，国务院在战时搞统一战线又是怎样招收人员的，他可能就会有另外一种看法。如果他真的了解这么多的话，他是绝对不敢在1946年就发动内战的。因为我们得承认，尽管国民党把自己描写得非常委屈，但是1946的内战是他首先发动的。共产党只希望能够割据北方三分之一的土地就满足了，而国民党却认为他可以全部拿下来。
就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出，国民党的情报人员实际上没有给蒋介石提供任何有效的真实的情报，这些有效的真实的情报估计全都到斯大林和毛泽东那一边去了。你从毛泽东高度的格局感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在皖南事变以后已经精确地预见到了战后的形势将会两极化，而国民党不会全心全意站到美国一边，只要共产党全心全意站到苏联一边，他就赢定了。他怎么能够有这样高明的见解呢？这一点不能解释为毛泽东个人的聪明，因为毛泽东虽然是有点聪明的，但是他在1936年前预测国际形势的时候仍然是非常笨蛋的。照他对斯诺和史沫特莱的说法，他认为墨索里尼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而希特勒则是墨索里尼的一个不成器的弟子和银样蜡枪头。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来，这个评论好像是弄颠倒了。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在不掌握情报的时候，他判断国际形势也是以胡猜为主的。如果他在某些地方判断形势非常准确，那么我们可以合理地猜测，他一定是得到了蒋介石不可能得到的情报的。
在抗战期间，三方的计划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从日本这方面来看，日本人在清朝末年以来就已经提出来、但是被压抑了很久的泛亚洲主义政策总算可以实行了。这个政策认为：日本虽然搞明治维新，但是这并不表明西方文化是最优越的。西方文化是功利的、现实的、只讲利益不讲道义的，比起我们高贵的日本文化来并不是最优越的。我们尽管现在出于形势要搞明治维新，要加入西方国际体系，但是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我们最终的目的不仅仅是要解放日本而是要解放所有有色人种。现在战争爆发以后，最终撕破了脸，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已经解放了中国，然后又要通过太平洋战争即将彻底消灭整个殖民主义，解放整个亚洲。尽管日本挨了原子弹而且投降了，但是日本国内始终是有战胜派和战败派的争论。
战败派的意思就不用解释了。战胜派的意思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意思，就是说形式上是属于投降，那无关紧要，因为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长期以来的目的是解放亚洲的有色人种，他打甲午战争是为了这个目的，打日俄战争是这个目的，打蒋介石是这个目的，打太平洋战争还是这个目的。他最终还是达到了目的，他成功地消灭了欧洲人和白种人的霸权和殖民主义。无论未来发生什么情况，亚洲人民终于获得解放了。而且日本在将来的适当时期并不是不可能恢复他在东亚的领袖地位。这一点是非常现实的。因为你如果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那些地方去，你完全就可以看出，当地的领导核心，就是在二战时期由日本人扶植起来的那些反殖民主义势力。昂山素季之所以能有势力就是因为她爸爸昂山将军是专门负责给日本人带路的。
有朝一日，比如说，中日关系在严重恶化的情况下，美国对日本松绑，日本人重返东南亚的情况下，你就可以看出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做出的牺牲还真不是徒劳的。当年播下的种子真的在以后是会有收成的。从日本的角度来看，你真的不能以一时的成败论英雄。泛亚主义者，从日本国内角度来看是目光远大、敢于牺牲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不像外务省那些职业官僚和现实主义者只盯着眼前的蝇头小利，只讲现实利益不讲理想。我们不要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历史的终结，历史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终结。从泛亚主义这角度来讲，取得了一项重大成就，也付出了一定的牺牲，在将来这些牺牲还是有回报的。
从国民党的角度来看，抗日战争终于实现了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最后目的，收回了所有租界，至少在法理上来讲，收回了除外蒙古以外的所有大清的遗留领土。国民党几十年奋斗的理想最后是要濒临实现了，新中国的复兴迫在眉睫。今后的新中国不再是条约体系中间一个非常次要非常被动的一个小兄弟，而是世界四强之一，跟伟大的欧洲国家一起并列于世界四强之列。为了这一切的美好前景，难道冒一点风险、付一点牺牲不是很值得的吗。
从苏联的角度来看，情况当然是一片大好。现在国民党已经是它的俘虏了，国民党处在捷克总统贝奈斯（1884-1948，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二战期间流亡在外，同苏联签订《互助友好和战后合作条约》，接受捷共提出的联合政府纲领。二战后，捷克斯洛伐克成立了联合政府，贝奈斯重新成为总统。然而，1948年2月，在预定大选中面临失败的共产党人夺取了政权，贝奈斯被迫辞职）那种地位上，你如果乖乖地跟共产党搞统一战线，充当白手套，那么也许你在战后还能够当几年名义上的联合政府总统，但是迟早这个联合政府会落入共产党手里面。任何资产阶级党派都会搞联合政府，但是，只要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哪怕是只有一个共产党在联合政府内部，这个联合政府就只有两种结局：要么资产阶级党派发动政变，用麦卡锡主义的手段把共产党杀光；要么共产党发动政变，把资产阶级人士全部逮捕和镇压，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最终过渡。资产阶级各政党之间是可以长期联合和和平收场的，但是只要加上了共产党的联合政府，最终你只能在这两种道路中间选择其一。
从抗战那个时候开始，其实国民党差不多已经死定了。他要么呢，就按照蒋介石实行的手段，把共产党赶出去，打一场内战，然后被打垮；要么呢，他就跟共产党合作，建立一个捷克和波兰式的联合政府，最后的结果，他也可以是，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被排挤出去，中国还是会通过某种比较类似东欧的方式，不经过暴力的革命，而是通过短暂的上层政变，变成人民民主国家，把联合政府初期曾经像远东共和国领袖一样发号施令的那些资产阶级人士排挤出去。这种结果是无法避免的。只要唯一能够在亚洲大陆采取实际行动的日本垮台了，而美国人又不愿意深入干涉亚洲大陆的事务，那么上述的结果是一定避免不了的。
国民党如果打仗的话，他不可能打得过苏联、朝鲜和中国共产党三方联盟。这个仗是没法打的：国军如果打了胜仗的话，那么共军就会退到苏联控制的大连和金日成控制的朝鲜，在那儿休整好了，装备好了大连兵工厂给他配备的新式武装再打回来；国民党打败了，那就是一败涂地，再也回不来了。这种仗你怎么能打？后来美国在印度支那也是这种情况：如果美国人打了胜仗，那么越南共产党就会从容不迫地越过边境撤到老挝和柬埔寨去，然后美国人要追进去，西哈努克亲王就会提出严正抗议，全世界都会谴责美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的罪恶企图，然后共产党在柬埔寨建立基地，把柬埔寨政府变成自己的傀儡，然后打回越南，国际舆论就像是睁眼瞎一样看不见，所有左派报刊都好像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美国人如果打输了那就是你输了；如果打赢了，那不算是你赢。这个仗是没法打下去的。除非他干脆就直接撕毁国际法，干脆把印度支那全部占领了。但是美国人又太讲体面，不可能这么做。所以你无论多么强大，你肯定是要输的。在1946年那种地缘政治形势下，国民党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在东北打赢的。理由就跟美国人在南越绝对没有办法打赢一样。除非你把朝鲜、蒙古和苏联远东部分一起列为战场，否则你打了再多的胜仗也是白打。
更不要说是日本人通过这次失败，把他在东北经营的全部工业都送给了苏联和共产党。当时的满洲国，是亚洲第一大工业生产国。我好像在其他地方提过N多次，战败投降的时候，日本人留下的储备粮，不是所有储备粮，就是在现在吉林省东部一个战备仓里面留下的储备粮，够吃五年。辽宁的飞机制造厂一年可以生产一千多架飞机，而国民党在内地十八省拥有的所有工厂根本配不齐一辆完整的卡车，要让卡车开动起来，连汽油和轮胎都必须从印度进口，千辛万苦地从美国运来，经过加尔各答和驼峰航线运到昆明，然后再运到重庆。整个十八省的资源抵不上一个满洲。他是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的。
如果蒋介石是一个像日本外务省官僚那样，讲究利益博弈的理性主义者，那么1937年他就根本不应该开战的。他在那个时候就完全应该在华北建立一个缓冲国，然后全力建设江南，直到在南部建立起一个像样的工业基地为止。但是蒋介石和日本的泛亚主义者一样，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不以一时的成败论英雄，即使他知道了我现在说的所有这一切，他仍然不会认输的。不要说在当时，1950年他不会认输，就是在此时此刻，甚至在明年（2016）夏天，国民党连台湾也丢掉以后，他仍然不会认输的。他认为他负有复兴大中华这个超民族共同体的使命，正如恩维尔帕夏（1881-1922，青年土耳其党领袖，奥斯曼帝国末期军政大权的实际掌握者，以建立突厥大帝国为理想，常说自己是安拉派来拯救突厥民族的。一战战败后四处流亡，最后在帕米尔高原被苏俄红军击毙）认为他有解放全体突厥民族的使命，黑龙会认为自己有解放整个亚洲的使命一样。一时的挫折是不会使他动摇的。他很可能认为，即使弄到现在这种惨不可言的地步，但是，历史已经证明他最终是正确了。如果将来中国恢复了统一的话，这个天下，无论执政者形式上是什么名义，最终都必然要执行他的那种相当于泛突厥主义的大中华主义政策，大中华主义最终还是胜利者。即使整个国民党为大中华主义做了牺牲，这个牺牲也是值得的。就像日本人战败还会认为，即使亡了全体市民，都为反殖民主义事业做了牺牲，这个牺牲仍然是值得的。
像我这样比较玩世不恭的小人，可能会觉得，你这个牺牲TMD算屁啊，日本人把自己的市民全都送到原子弹下去牺牲了，殖民主义倒是打垮了，但是你自己也垮了，而且解放的那些殖民地国家又不是你的，你嘚瑟个屁啊，你这样战胜的话还不如失败呢。我对国民党也是这种看法。就算是有朝一日，大中华主义真的如其所愿地失败了，但是国民党是大陆也丢了，台湾也丢了，什么都完了，就算将来大中华能够实现的话，这东西又不是你的，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激动。我想这大概就是理想主义者和凡夫俗子的差别吧。像我这样的凡夫俗子在面对这样的选择的时候，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放弃这种让我得不到一点好处的伟大理想，但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像蒋介石和头山满这种人，会毫不犹豫地说，即使是牺牲了国民党和牺牲了日本本身，只要反殖民主义和大中华主义的目的最终得到胜利的话，那么我也还是可以含笑九泉的。这种行为叫做什么呢？这叫做求仁得仁。
所以我们需要正确地认识蒋介石，他是一位真正的伟大人物，绝对不像是共产党抹黑的那么丑恶，也绝对不像是民主小清新说的那样，是一个顽固反对民主、思想传统的人。他完全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他认为他在为了一个更加伟大的事业做出牺牲，他虽然牺牲了你们虐待了你们，但是，他也更加彻底地牺牲了他自己。他是一个高尚的人，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游戏的另外两方，也是高尚和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日本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结果，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的确给除了他自己以外的许多人带来了很多机会和好处。至于共产党人，他们一直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之下，成功地把国民党玩儿得像一个傻瓜，把日本人多年来含辛茹苦得到的建设成果全都不费吹灰之力地拉到了自己的怀里面，把世界的主人美国人像天真的小孩一样玩来玩去，让美国人成为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
但是，经过了这一系列折腾以后，苏联最终还是得到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下场，非常具有讽刺意义。如果它根本不干涉中国内政，那么中国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中国对它是没有任何威胁的。一个四分五裂的、军阀统治的中国，不会比泰国和缅甸更有威胁力。六、七十年代的冲突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苏联根本不用两线作战，而两线作战，照苏联人自己的说法来说，加速了苏联本身的灭亡。如果它当时，在二十年代不积极干涉中国的事务，或者在三、四十年代不那么成功而狡猾地算计国民党的话，那么中国无论是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还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都不可能给他造成重大的威胁，东方边境是可以不设防的，它只需要全力对付西线，也许不会灭亡。即使灭亡，也可以多拖一段时间或者不至于灭亡得这么惨。正因为它的政策成功了，才产生出了毛泽东和跟苏联同样好战、同样喜欢到处搞颠覆渗透活动的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共产党造成的威胁，比国民党、蒋介石和北洋军阀大得多。但是共产党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制造出来的越南共产党比阮文绍（1923-2001，1963年因参与推翻吴庭艳的政变成为准将，1967年成为总统）和吴庭艳（1901-1963，越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对他的威胁要大得多了。
所以，大家都走在自己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