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漏的留苏派
资中筠女士在《中国三代留学生的演变》一文中把中国近代以来的留学生分为三代，第一代是清朝后期派出的留学生；第二代是民国期间派出的留学生；第三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派出的留学生。但是在资文中遗落了一个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留学生组群，这就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向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派出的留学生，本文简称留苏派。
与三代留学生不同，留苏派根正苗红，家庭出身好，出国之前均受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准备培养成为革命事业的又红又专的接班人。在留学过程中，他们接受的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教育，把共产主义作为人生奋斗的最终目标，认为教育和科研必须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他们最缺乏的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科学民主的理念。
毛岸英本是毛泽东最理想的接班人，留学苏联，不幸死于朝鲜战争。为保政权永远掌握在家族手中，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将从前的战友打成走资派、叛徒、工贼。文革后回到权力中心的邓小平等和毛泽东并无大区别，也希望把政权留在自己家人手中。有留苏背景的李鹏、江泽民、李铁映、邹家华、宋健、李岚清、罗干等被培养为有知识的政治接班人。胡耀邦、赵紫阳等赞同邓小平的组织路线，提拔和重用留苏派，为自己下台挖好了坑。李鹏一九七九年还是北京电业管理局局长，一九八四年出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小组组长，一九八七年担任代总理；江泽民一九七九年还只是一机部外事局局长，一九八七年担任了政治局委员；李铁映一九七九年只是四机部一四四七所的副所长，一九八七年担任了政治局委员；邹家华一九七九年只是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一九八八年担任了国务委员；宋健一九七九年是七机部二院副院长，一九八六年担任了国务委员兼科委主任。支持政治改革的胡耀邦、赵紫阳既是倒在几位政治保守的老人手中，也是倒在这些又红又专的留苏派手中。一九八九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提前几年把留苏派推上了中国政治的领导舞台，作为政治回报，留苏派为邓小平等把贻害子孙后代的三峡工程推上马。
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中的留苏派
一九八六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可行性论证。孙越琦、陆钦侃等十位全国政协委员在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上书中指出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组织方式不当，不利于科学民主的问题。但是他们忽略了在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中担负重要职责的有留苏背景的专家，他们正是李鹏、钱正英所依赖的技术力量。
三峡工程的移民和泥沙问题被认为是三峡工程的两大问题。担任第一任移民组组长的李雨普，在苏联留学时担任李鹏所在党支部的书记。移民组专家傅秀堂也曾留学苏联。三峡库区有足够的可开垦荒坡地，移民可以全部就地后靠安置，就是傅秀堂提出的。事实上，三峡库区根本没有全部就地安置移民的生态环境容量。编造移民可以全部就地安置的数据和结论，是为了减少人们对三峡工程的置疑。一九九八年长江洪水后，朱镕基发觉事情真相，决定三峡工程移民外迁安置，外迁移民多达二十余万。这是对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关于移民就地安置的最大否认。如今大部分三峡工程移民处于“无土地、无工作、无前途”的状态，长期依靠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维持生活。
担任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泥沙组副组长的留苏归来的谢鉴衡，深得李鹏器重，一九八五年李鹏率队考察三峡库区，谢就是其中的成员。谢鉴衡提出“排浑蓄清”可以解决三峡工程的泥沙淤积问题，这个结论对许多全国人大代表投赞成票起了决定作用。但“排浑蓄清”只是纸上谈兵，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地质学教授列奥帕德指出，这是一个没有经过实验证明能够成功的运行方法。事实证明，实施“排浑蓄清”，三峡水库无法在枯水期蓄水至海拔一百七十五米，“排浑蓄清”现已被放弃。谢鉴衡临死之前说出实话：三峡水库运行三十年后，三峡大坝的排沙深孔将被泥沙淤死，水库泥沙淤积加快，水库库尾重庆处的水位将持续抬升。
李鹏也清楚排浑蓄清不能解决三峡工程的泥沙淤积问题，于是在大坝上游规划建造多座大坝，如金沙江上的溪洛渡等工程，其任务之一就是拦截进入三峡水库的泥沙。
在自然条件下，长江携带的泥沙使上海等地的海岸线向外推进，每年可增加陆地面积约十万亩。由于长江的泥沙被大坝拦截，进入东海的泥沙急剧减少，上海等地的海岸线后退。在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的情况下，后果将是十分严重。三峡工程清水下泄，造成中下游河势巨变，崩岸险情经常发生，航运不安全，洪水风险增加。
地质灾害和三峡工程造价
担任地质地震组副组长的刘广润也是留苏背景。地质地震组一九九一年的报告说，三峡水库坡岸稳定，真正稳定条件差的只有十六公里，占坡岸总长的百分之一点三。水库蓄水后可能活动的崩塌和滑坡只有二十二处。在这个结论基础上，三峡工程被批准上马。二〇〇三年六月三峡工程开始运行，一个月后库区就发生千将坪大滑坡，死亡二十余人。这时刘广润出来说，三峡库区有崩塌和滑坡三千余处，似乎忘记了他曾经签字的论证报告。二〇一〇年原重庆市副市长谭栖伟说仅三峡重庆库区就有崩塌和滑坡隐患万余处。二〇一四年秋三峡库区多处发生严重滑坡，死亡人数超过七十余人。
一九九二年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向全国人大作三峡工程说明时指出，工程静态总投资按一九九〇年价格水平计算为五百七十亿元。二〇一三年六月七日国家审计署公布长江三峡工程竣工财务决算草案审计结果：三峡工程财务决算总金额为二千零七十八点七三亿元。
担任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综合经济评价组副组长的李京文到处做报告说，二十多年前他就提出三峡工程总投资一千九百亿元，预测与投资基本吻合，可见这位苏联留学生的学术水平相当高。可是一九九二年邹家华向全国人民报告三峡工程静态总投资五百七十亿元时，李京文为什么不挺身而出，指出五百七十亿元是骗人的，综合经济评价组的结论是一千九百亿元？如果一九九二年人大代表知道真实的造价为一千九百亿元，还会有三峡工程的上马吗？
李锐说，邓小平在晚年干了两件错事，一是“六四”，一是三峡工程。在“六四”和三峡工程上，邓小平得到了留苏派的坚决支持，当然留苏派也是两件事的最大获利者。三峡工程上马后，谢鉴衡、刘广润和李京文都当上了工程院院士，傅秀堂当上了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副主任。二〇〇八年国务院组织对三峡工程进行阶段性评估，留苏回来的沈国舫担任负责人，目前进行的三峡工程全面评估，技术负责人陈厚群也曾留学苏联。如今，留苏派依然占据着中国政治、教育、科技的领导位置，为实现苏维埃加电气化的共产主义而努力加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