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长期以来界定中国政府与公众关系的熟悉逻辑：把偏离常规的思想和行为病态化，然后试图强行改变它们的家长式做法。今天，政府在新疆搞的这场运动的规模和速度可能令人惊奇，但这种做法及其采用的手段一点也不奇怪。
早在公元前3世纪，哲学家荀子就认为，人性如"枸木"（弯曲的木头），在追求社会和谐的过程中，人的性格缺陷需要加以磨砺或矫正。孟子是与荀子观点对立的思想家，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但他也强调自我完善的重要性。
与西方的自由主义截然不同的是，儒家思想——以及更广泛的中国政治文化不是有赖于个人的权利，而是有赖于对社会等级制度的接受，有赖于人可以变得完美的信念。在中国人的思想中，人不是生来平等的；人的"素质"或品质不同。例如，南疆一个贫穷的维吾尔族农民处于进化阶梯的底部；一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的官员则接近这个阶梯的顶部。
但人是可塑的，如果说素质一定程度上是先天的话，素质也是一个人的物质环境和养育的产物。正如错误的环境可能导致堕落一样，正确的环境也可以改变一个人。因此，听从被认为拥有更高素质的人——孔子称这些人为"君子"、如今共产党称之为"领导干部"——的指导很重要。
因此，即使是一个地位低下的维吾尔族农民，也可以通过教育、培训、体育锻炼，或者可能通过移居到别的地方，来提高其素质。积极帮助臣民进步，或者用中国学者迪莉娅·林(Delia Lin)的话说，把"原来有缺陷的人改造为成熟的、有能力的、负责任的公民"，是一个开明、仁慈政府的道德责任。在执政的70年里，中国共产党多次试图改造不服从指挥的学生、政治对手、妓女和农民。
在中国皇权统治的许多世纪里，家庭是社会秩序的孵化器，父亲指导儿子，丈夫按照一套严格的仪式指导妻子。如果家庭和睦，整个社区也会和睦。另一方面，恶行的惩罚可以是殴打、奴役、流放，或用绞刑、斩首或凌迟处死。
如今，还有感化，也就是通过道德高尚的榜样来改进邪恶的性格特征。感化改变性格的逻辑支撑着中国的教育体制、监禁理论，甚至支撑着统一战线工作。统一战线是中共的神秘影响机构，其代理人试图争取或拉拢无党派人士和海外华人。
例如，犯人刚入狱时往往遭到孤立，然后逐渐重新融入群体。他们慢慢地被迫服从监狱人员、暴徒式的牢房头目和已经改造好了的囚犯。各种各样的手段都是了为这个目的，包括引诱（更多的食物、睡眠或人际接触）和惩罚（剥夺、酷刑、排挤）。耻辱、内疚、懊悔和认罪的经历，理应带来囚犯的悔过自新。这个过程有意地造成破坏：用当代哲学家杜维明的说法，这是在追求人类进步过程中一个必然的"痛苦和磨难"历程。
从理论上讲，这个过程的严酷程度本应被自我提升的自主愿望，以及对达不到要求的人表达同情来加以缓和。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官僚们在追求专制的过程中，把这些缓和因素放到一站。他们的改造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高压手段，而不是道德说服，多年来，他们往往残酷的手段导致了数千万中国公民的死亡。
中共试图改造的很多人受到的是"行政处罚"，而不是刑事诉讼。他们被送进拘留营接受"劳动教养"（劳教）。2013年，在被批评侵犯个人权利之后，劳教制度正式废除。然而，在强制性的法律和道德培训或监护的幌子下，这种再教育如今仍在继续——不仅是在新疆。普通人和名人都可能遭受这种处罚，他们往往是不情愿的，也不能求助于法律。
2014年，演员黄海波在嫖妓后经受了6个月的"收容教育"。今年，影星范冰冰失踪了好几个月，后来她公开承认自己犯有税务欺诈行为，并赞美中国共产党。
这也是一项基层工作。在"乡村振兴"的名义下，东北黑龙江省的中共官员呼吁"规范农民的思想和行为"。东北的项目只是中共中央委员会"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让淳朴民风重新回归"的三年行动计划的一部分。
这些做法用在新疆、西藏或其他边疆地区时，感化似乎等同于"开化工程"，用人类学家郝瑞(Stevan Harrell )的话说，其目的是在单一的"中华民族"旗帜下创造一个统一的民众。但还不止这些。在20世纪60年代，精神病学家罗伯特·杰·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把中国式的思想控制——对绝对真理的教条信仰，以及对不可救药者的强制修理——称为"意识形态极权主义"。
正如利夫顿所指出的，中国的意识形态极权主义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是一个周期性的现象。它会引起各种各样的情绪。有些人顺从，有的人脱离；个别人一开始可能会很热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压制的窒息特征也会滋生怨恨和反抗，而这反过来又会带来更加压制的控制方法。
在毛泽东时代，由于被拘留者和他们的监管者都遭受了饥饿和筋疲力尽，各种各样的改造运动逐渐减弱。一轮镇压会减弱，但针对不同目标的又一轮镇压会出现：1959年毛泽东下令释放的所谓右派，在仅仅几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又被贴上了反革命的标签而遭到围剿。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邓小平的经济改革议程帮助中国社会回归到了一个更平衡、更务实的状态——至少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前是这样。但现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好像再次加强了镇压，他的目标包括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律师、基督徒、劳工活动人士，甚至毛派学生。
然而，意识形态极权主义似乎包含了自我毁灭的种子。它的成本高昂。它鼓励地方党政官员滥用权力，这些官员因维稳而得到回报。权力的滥用破坏了法治和社会对政府的信任。
随着时间的推移，意识形态极权主义带来了政府的合法性受侵蚀的威胁。"一旦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和认同感降低甚至丧失，"中国学者于建嵘写道，"必将引发民众的恐慌和社会秩序的全面混乱。"
正是这个政权最根本的不安全感——对叛乱的恐惧，以及对最终的中国解体的恐惧——在推动着它越来越深入地进入到公民的私人生活中，这只会与人民更加格格不入。对新疆维吾尔族的镇压只不过是中国共产党恶毒地——也是不可持续地——追求全面控制的极端表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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