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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21 January 2020

初步协议的确有“城下之盟”的嫌疑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奥尔登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缺席签署协议,并不表示习近平不需要这份协议。习近平不来恰恰证明协议对美国更有利,习近平不希望被当众打脸。
他说:“你看看签字仪式,为什么习主席会要在那里呢?无论协议的内容是什么样的,特朗普总统都会将其当成一种胜利。如果中国领导人站在那儿,听特朗普总统持续讲30分钟,感谢屋子里的所有人,并告诉所有人这笔交易对美国多么有利,那将是很丢脸的。我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来是明智的。这不是他们的领导人应该到场的场合。”
他说,中国领导人一直强调在平等的基础上与美国总统会晤,但是这个协议很显然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才达成的。奥尔登说,中国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比如,中国把美国要求的结构改革的事情留在下一个阶段再谈。他说,尽管如此,对中国来说,这并不是可以庆祝的事情。
在中国,有很多人认为这份协议是“城下之盟”,意思是在敌人的武力威胁下,被迫签订的屈辱性盟约,而签字的刘鹤被当作代表清政府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上签字的李鸿章。
已经有不少的分析人士指出,从协议文本的措辞来说,对美国和对中国的要求是“不对称的”,文本上对中国的要求比对美国的要求多得多,第一阶段的协议很显然是有利于美国的。
习近平需要在经济上止损
奥尔登说,虽然如此,出于经济的考量,习近平一样需要这份协议。他说: “贸易战很明显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比对美国经济的伤害大。从经济上来看,中国需要这份协议。”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不久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中初步协议最大的意义是让贸易战休战,从而结束了笼罩在两国经济上的不确定性。
他说,贸易战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他说:“我觉得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比较大的原因一方面是,就是我刚才说的,最大的影响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两边老是在战的时候。作为中国的企业家,我不知道未来要面临的关税税率是多少。这个很影响投资的。这在美国也一样。两边的投资都在下降,我个人认为与贸易战有关。 第二是直接的,你的关税上升, 不利于我的出口,不利于出口就会影响经济。我们去年出口的增长率,只看名义值去年下降了10%。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五(1月17日)宣布,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为6.1%,降至了29年来的最低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这个数字将在2020年降至6.0%以下。
史密斯研究及评级(Smith's Research & Gradings)公司的首席经济学斯考特·麦克唐纳(Scott B. MacDonald)星期六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撰文说, 面临多重压力的习近平,也需要一个“胜利”。
他写道“虽然中国经济活动放缓的部分原因是结构性改革,但贸易的下降显然是伤害性的。习还面临其他压力,从非洲猪瘟的爆发,这造成中国一半的猪群消失,并给粮价上涨带来通货膨胀压力,到可呼吸的空气和干净的水等环境问题。另外香港和台湾的民主运动也让习近平头疼。赞成独立运动的台湾领导人蔡英文已经轻松获得连任。第一阶段(协议)在对中国至关重要的一个领域,贸易领域,给了习近平一个急需的休战。”
不提产业政策是中国强硬派的胜利
外交关系协会贸易专家奥尔登说,协议没有提中国不公平的产业补贴政策,也可以被视为是中国的胜利。
他说: “中国的胜利有两个方面的, 第一,这为贸易战提供了停战的机会。这是中国非常需要的。我想,他们可以比较有信心的预测,未来一年,贸易战不会有很大的升级。更重要的是,中国不需要考虑美国一直提出的有关重大结构改革的问题。 协议中没有任何有关国有企业的字眼,也没有有关对新兴产业的补贴和支持的字眼。在核心问题上,中国拒绝了美国的要求。”
奥尔登说,虽然推迟结构性改革从长远来看并不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短期来看,中国领导人会认为这是他们的胜利。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项目主任甘思德(Scott Kennedy)评论说: “只是作出了部分让步,而中国得以保持重商主义的经济体系,并以牺牲中国的贸易伙伴和全球经济为代价,继续歧视性的行业政策。”
《纽约时报》12月中旬在美中宣布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时发表文章说,初步协议是中国强硬派的胜利。报道说,“这项协议的总体框架可能会让中共的强硬派感到满意,他们坚持要求北京不要在限制中国产业政策上作出妥协,这些产业政策的目的是把中国变成美国在高科技上的竞争对手。”
中国的政府补贴问题曾在早些时候的谈判中占更主要的地位,也是特朗普总统发起贸易战的主要原因之一。去年4月,中国谈判团队差不多接受了一份妥协协议。那份协议让美国保留大量关税、中国修改一些白宫认为不公平地偏袒中国企业的中国法律。
不过,习近平最后站到了强硬派那边。强硬派要求撕毁该协议,重新谈判,因为该协议不包括大范围取消已经征收的关税,而且协议对修改法律的要求被视为侵犯了中国国家主权。
不少分析人士说,将中国的产业政策问题留待第二阶段去讨论,将会让美中第二阶段的谈判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