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周勍」這個名字，我是跟2006年德國尤利西斯國際報告文學獎一道獲知的。報告文學這個文種，英文世界不大待見，蘇俄看重，其次就是德國，所以我很早就對德國有些敬重。《民以何食為天》所揭示的問題，而今已是中華民族一難，食品安全喪失，吃瓜大眾失去生存第一道防護堤，何談其他？三分之一癌症來自吃！周勍十幾年前就發出警告，可見報告文學的功效之大。今天我就藉此機緣，轉發一篇佚名的大陸報告文學簡介。】
一、盧躍剛傳奇
中國報告文學學會2009年2月26日收到一封信：
『各位會長、理事：
這次報告文學評獎活動規模宏大，涵蓋了1978年至2008年三十年中國大陸發表的所有報告文學，獲獎的三十篇報告文學代表了新時期報告文學的最高成就。同時我被告知，「可以理解的原因」，新時期報告文學最重要的兩位作家劉賓雁、蘇曉康的作品不在這次評獎之列。因此我有疑問：如果剔除了劉賓雁、蘇曉康，三十年報告文學的歷史是完整的和真實、客觀的嗎？獲獎作品能代表三十年報告文學的「最高成就」嗎？
我始終以為，評價二十世紀中國報告文學，書寫新時期報告文學的歷史，繞不開劉賓雁、蘇曉康，他們是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報告文學標誌性的人物。這個意見，九年前兩位會長主編「中國二十世紀報告文學重要作家大系」時，我就專門致函闡述過。由於二位主編堅持繞過劉賓雁、蘇曉康的「大系」編輯意圖，我拒絕了參加「大系」的邀請……』
他叫盧躍剛，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理事、中國青年報記者、《冰點》主編、報告文學作家。這一次他也拒絕「配合」。
他寫了很厚一本報告文學《大國寡民》，講的是陝西農村一個惡霸丈夫對妻子用硫酸毀容的故事，那張慘不忍睹的臉上了美國《時代週刊》的封面，配有這樣的一行說明文字：
『一個失去良知的民族將是一個沒有未來的民族。』
故事梗概：在陝西咸陽一個村子裡，妻子不堪忍受丈夫的毒打，逃跑鬧離婚遭雙方家庭反對，最後丈夫用硫酸將妻子全身毀容，妻子告了八年沒有著落。1996 年盧躍剛調查了這個發生在1988 年的事件，認為硫酸毀容是集體謀劃、集體作案，重要的參與者卻因為有權有勢，根本沒有被列入起碼的司法偵查。盧據此寫成長篇報導〈蹊蹺的特大毀容案〉發表在當年8 月8 日的《中國青年報》上，報社和自己都隨即捲入一場長達四年的官司。盧就這一事件的長期調查完成近四十萬字的長篇報告文學《大國寡民》於1998年出版之時，《中國青年報》和盧本人被訟侵權的案子尚處於撲朔迷離中。
直到2000 年11 月16 日，陝西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中國青年報》名譽侵權成立，整個過程引起了司法界有關司法隨意性等問題的討論。盧不僅對這起硫酸毀容案背後的權力糾葛大量取證，而且追溯了這個村莊從大躍進開始近半個世紀弄虛作假的歷史和當權者依靠弄虛作假玩弄權術的發家史，「劣跡斑斑的人，仍在陝西叱吒風雲，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可見是非不清，黑白顛倒……結果就是道德淪喪，斯文掃地。『法律』也不能倖免」。
二、 批判現實的報告文學
1、劉賓雁的「一人一事」式，即通過典型的中心人物與事例來對現實政治進行干預。
劉賓雁去世後，蘇曉康寫過一篇紀念文章：
『劉賓雁在中國共產主義幻滅的時代，當了一次天字第一號的大記者，無人可以望其項背。他在最新型的極權底下喚醒了古典的與民伸冤的「青天」文化，他給了沒頂深淵的中國人虛幻卻無以替代的一個希望，他在文字獄世界裡創造了一種新的抗爭文體，他頑強地維繫著、宣示著某些最基本的倫理規範。他的人格和文字，是他的時代無以磨滅的一個標誌。
『他自己也帶上了難以磨滅的時代印記，不巧又配上他性格的耿介、尖銳，也留給中國一點典型的「劉賓雁爭議」，比如關於「忠誠」、關於馬克思主義等等，這些仿佛老掉了牙的概念，讓快速西化、自由化了的中國異議陣營嗤之以鼻，也不會再引起新一代中國人的任何興趣，但我想賓雁的問題會一直頑強地留在中文語境裡，甚至，今天的中國人有沒有資格來討論「忠誠」究竟是什麼東西，我都深表懷疑。劉賓雁身後的寂寞，將是長久的。
『解讀劉賓雁，估計將是當代文學史上的一個空白，因為在中國當代史被厘清之前，劉賓雁的文學含義也不會清晰起來，而他所代表的那種文體也只有被忽視的份兒，這種文體轉瞬即逝，太短命，是文學和政治的雙重緣故。我想賓雁的意義更在當代思想史上，他以一生的代價丈量了共產黨的言論政策，他是當代中國言論自由的一塊尺碑，言論尺度乃是中國全部政治的基準線。雖然，言論空間的拓展並非從無到有，但以極權政治的全能特徵來看，自由與權威的博弈常常始之於說破真相，即哈威爾洞見的謊言成為權力運行的本身，劉賓雁是一個撕開口子的人，他從懷疑細節開始，懷疑整個龐大的烏托邦；他也最先開始講真實的故事，講得全中國如夢初醒；他獨領風騷，撩起一場暴露文學、揭短新聞的風潮，竟無意間賦予記者職業一頂「為民請命」之冕，在沒有法制的中國，曾將傳媒業的社會干預功能最大化，可謂「無權者的權力」風光一時。』
2、1986年出現的《唐山大地震》這部作品和蘇曉康這個作家，因而評論界將此概括為「大地震」熱和「蘇曉康年」。
《唐山大地震》的意義在於：
第一，在題材的拓展上，它開了寫「冰凍新聞」的先例，此後的《南京大屠殺》、《志願軍戰俘記事》和《西路軍女戰士蒙難記》等歷史反思型作品無不受其啟發和影響；
第二，在方法的革新上，它將李延國《在這片國土上》以來的「全景式」、「集合式」與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和統計學等方法相結合，發展為新的「大而全」式的寫作方式。它與蘇曉康的《陰陽大裂變》等作品一道，共同形成了問題報告文學最具「革命」性的文體特徵：宏觀綜合與學術性。
蘇曉康的創作除文體上的這一特徵外，其內容可分為兩類：一是以批判封建主義、官僚主義為基礎，熱情呼喚「法治」，如《洪荒啟示錄》、《自由備忘錄》等；二是「在大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下，站在哲學、歷史的高度觀照和思考當代現實生活，廣泛佔有和綜合材料，作出深刻的社會研究。」如《陰陽大裂變》、《神聖憂思錄》、《最後的古都》和《活獄》等。
在1986年以後，以蘇曉康為首領，很快形成了一個問題報告文學作家群體，其骨幹有趙瑜、賈魯生、麥天樞、胡平和徐剛等。
與劉賓雁《人妖之間》選擇單個人物／事件典型的「事實演繹」進行社會現實批判不同，這一時期的問題性報告文學，其典型選擇往往是更具普遍意義的行業性、領域性、社會性問題等。這類「問題事實」搭建文本架構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將歷史文獻、學術思辨和政論結合在一起，既有對歷史的重新評價，也有對現實政治的反思。與1970 年代末期知識份子題材報告文學作者多為專業作家不同，這些「記者型報告文學」在文體氣質上大多是「硬碰硬」的重大題材（盧躍剛，2000）。
在這一群體中，蘇曉康被認為與劉賓雁在精神氣質上具有某種傳承性（謝泳，1988），但在對屬性事實的編織和意義昇華的維度方面，兩人卻大相徑庭，「劉賓雁喜歡將自己的思考與激憤集中溶注於一個具體的典型事件或人物身上，而蘇曉康則善於通過對非典型事件的集中處理來達到與劉賓雁同樣的目的」（謝泳，1988）。蘇的文本寫作方式一度被稱做「蘇曉康體」，即「全景式」、「集合式」、「立體式」的「宏觀綜合與學術性」（章羅生，2005），以及「站在哲學、歷史的高度觀照和思考當代現實生活，廣泛佔有和綜合材料，作出深刻的社會研究」（安哲，1988）。蘇對屬性事實的意義昇華被認為既包含「政治學的思考」，也有「人道主義和科學主義精神」，「接近于現代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感和批判精神」（謝泳，1988）。
與《人妖之間》按照時間順序展開的文本結構不同，蘇曉康的《洪荒啟示錄》用「主題＋個案」的結構方式，全篇為「豐年的災訊」、「天災與人禍」、「州官與蔡民」三個主題展開。作者用第三人稱和第一人稱兩個視角，結合當地歷史，上下千年，縱橫萬里，將河南駐馬店地區水患帶來的饑饉貧困及背後一系列問題的現狀描摹，與他的採訪現場實錄及個人觀感交替呈現，對每一個小故事作者都直接進行意義提升，並在結尾處不無嘲諷地表示：
『我的初衷，原本實在是想去那洪荒之中尋覓解民於倒懸的感人事蹟。可讓我撿到的，盡是些令人痛心的事情，堆在一起，真叫我難以下筆。如實寫出來，同大多數地方那溫飽有餘、小康在即的景象相悖，頗不合時宜，很怕被抓了只看支流、大唱反調、「抹黑」「歪曲」一類的小辮子。然而，夜深人靜之際，枯坐燈下，眼前就會浮現出朱灣村姑娘那悲戚的眼神、彌陀寺三青年的慟哭、溫家老母廢墟上的庵棚、邵家老爹絕望的呼救……於是，終於按耐不住，決定如實寫來，算是給我們這個正在擺脫貧困的時代，再唱一支貧困的挽歌。』
蘇曉康以及同時期的問題性報告文學之所以在1980 年代中後期短暫地獲得較大的話語實踐空間，與國家政治的「改革開放」訴求對思想觀念先導的迫切需求有關，也與知識份子與國家權力「既緊密又緊張的複雜關係」（莫之許，2007），「一方面持不同理念的知識精英從官方獲得了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特權；另一方面相當一些知識份子的思想主張已經大大超越了主流政治當中保守勢力所能夠容忍的尺度，因此籠罩著某種「民間」和先鋒文化意味的光環。這種雙重優越感在國家高度統合社會的架構中輕易地因現實政治需要的變化而喪失殆盡。」
3、1989年在天安門學運被鎮壓後，意識形態倒退，對報告文學的影響是兩方面的：一是一批主將「落馬」，如蘇曉康、錢鋼、戴晴，聲勢大減，社會影響萎縮；二是後繼有人，掙扎生存下去。生存到「六四」以後仍有作品和影響的作家，趙瑜和他的體育題材，是一個奇跡；最有影響的後繼者是盧躍剛。但是報告文學的衰落已成定局，盧躍剛說：
『七、八十年代讀者對報告文學作家的尊敬、信賴、支持，一篇報告文學發表後對社會的震動，今天是難以想像的。劉賓雁、蘇曉康等作家開創的批判現實主義創作態度和立場，以及堅持這一立場顯示出來的作家的人格魅力，是七、八十年代中國報告文學的基本特徵，正是這個基本特徵掀起了一場持續了十年左右的報告文學風暴。
『我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開始，連續七、八年擔任中國作家協會報告文學類新會員入會審批專家，我的印象中，有批判現實主義精神的作品鳳毛麟角，一兩部而已。這個情況說明，從九十年代末開始，報告文學的真精神在退化，作家、作品出現了巨大的斷層。有作家公開在媒體上理直氣壯地宣稱，自己「首先是黨員，其次是作家」。這種工具論、喉舌論的獻媚，文革後，連那些最左的作家、評論家都不好意思說，而且許多中國當代文學的過來人，特別是像陸定一、胡喬木、周揚等「文藝沙皇」級別的人對此都有檢討、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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