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話語的社會實踐為分析框架，「事實演繹」為核心概念，探討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間反映在報告文學文本中的知識分子與國家關系之變遷。報告文學的發展路向，從1970年代末期知識分子社會角色的合法性建構開始，經過1980年代中後期與國家政治權力結盟短暫觸及政治體制改革，至1990 年代演變成知識分子將公共利益作為社會現實批判和與國家關系建構的話語基礎。通過三個典型文本分析發現在這一過程中，市場經濟催生的國家— 社會從高度統合到有限疏離的結構性轉變對知識分子的社會作為起到重要影響。
导言
文本的文体（形）和内容（神）之间的关系是话语生产中一个互为因果的过程。置于具体的历史场景、政治经济架构和社会文化中，任何文本—— 无论是作者还是内容——都难以独立于意识形态而存在，但是文学创作至少从表面上看来是无拘无束的。在这点上，新闻与文学恰恰相反，作为「高结构性」文体（如：倒金字塔），新闻有严格的写作规范，要求系统的训练并受制于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在行业文本规则上将作者的个人情感观点与事实以社论和新闻的形式正式隔离开来，增加了权威性与可信度。新闻文本语言直白，较之文学更加接近普通百姓。
报告文学作为新闻和文学的杂交文体，有一个相当鲜明的独特性，即文体的「文艺性纪事」或「创作性纪实」，其作者大都兼具记者和作家双重身分，并以前者为多。新闻性和文学性的有机结合形成了报告文学独特的文本架构，其表现力在于通过作者思想情感的再现，将新闻事实价值化。在本研究中，我们称这种再现称为「事实演绎」。何为「事实」与何为「真实」在哲学层面同样极具争议，新闻对事实「真实性」的诉求，有效地掩盖了其筛选过程，而实际上，一个事实，从它被选为新闻事实那一刻起，就带上了浓厚的演绎色彩。如果说每一篇新闻都是由一组真实事实编织而成的「故事」，那么报告文学就是通过特殊的叙事建构和寓意提升来展现故事之外的故事。
报告文学的这种文体形式将所谓「超越新闻事实的想象和价值提炼」正当化。报告文学中事实的选择和演绎方向，鼓吹也罢，批判也罢，很大程度上决定著作者的殿堂待遇、江湖地位和研究价值。例如，配合政策的作者会被学者贴上保皇派（preserver ）的标签（Lipset & Basu, 1976），而批判的事实演绎者则更加贴近被传统定义推崇的公共知识分子（许纪霖，2002；雅各比，2002）。
在中国，自古以来当权者一个惯用的手法就是通过对各类文本的收放来疏离或笼络知识分子（格里德尔，2002），国家政治对文本的控制在1949 年以后更是达到极致。对报告文学的制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事实」的选择，即甚么样的内容题材可以进入公开话语；二是「演绎」的方向，即如何建构故事。「事实演绎」反映出知识分子和国家权力相互作用的过程。简单地概括，可以说当国家政治的舆论导向得到知识分子认同时，文本的事实演绎通常偏向鼓吹，反之便是批判。创作空间的大小取决于报告文学藉以演绎事实的社会场景的自由度大小（Mok, 1998）。
本研究将报告文学文本生产作为知识分子的话语实践进行考察，并以此探寻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和国家关系之变迁。我们依据的是一个基本理论前设，即由于任何大众媒介文本都可以被视为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治的博弈场所，所以报告文学理应隐含著作者与当权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事实演绎：报告文学的独特属性
报告文学新闻性的核心体现在其非虚构性，即文本必须建筑在真实事实上。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报告文学对真实事实的处理：第一是出现在文本中的「属性」（ attribute）事实，即新闻中用来搭建故事的一砖一瓦（如：具体的姓名、时间、地点、行为等）。称之为「事实」是因为这里对每一个有关时空的陈述都有确实发生的外在对应，称之为「属性」是因为进入新闻文本的具体事实从属于或者服务于一个抽象的寓意。
属性事实描述具体人物、事件的细节和特征，它时空准确、客观、真实的特点是有效地抵御人们质疑作者有可能植入个人观点的法宝。把属性事实定义得比较清楚的是 Tuchman（1978）。她以阐释「事实性网络」（web of facticity）的概念指出：新闻事实可被验证，消息来源可信，事件排列线性地遵循原发时间等，制造出新闻的客观性迷思，遮蔽了织网者的主观动因，或者说这个网与意识形态千丝万缕的联系。事实性网络支撑的实践活动当然不是简单的事实罗列，而是事实的筛选和编排、由镶嵌于社会结构中的人对之的相互印证。说新闻不是事件而是有关事件的故事已经是老生常谈。但是，指出由真实事实组编在一起的属性事实才可构成新闻，而它是，也只能是，一个故事，却是「新闻为社会现实的建构」这个论点的重要支撑，它为作为知识／文本的新闻的社会性提出了社会学解释。
与一般新闻相比，除了将新闻事实安排在事实性网络里，报告文学的文本特性还容许并且要求作者在故事中融入个人的情感表述，对事实做出价值判断，也可以说报告文学的文体允许建构真实事实网之外更大的故事。这是我们分析报告文学新闻事实处理的第二个方面，我们称之为：文本中的「意」（significance）升华」，它要求做的正是普通新闻竭力避免做的事情。
事实的意义升华在报告文学文本中很大程度上是以其文学性为铺垫的。报告文学与文学创作类似，故事展开于一个相对完整和复杂的脚本框架中，需要作者有能力驾驭丰富的材料；在语言技巧和写作方式上，报告文学也要比新闻写作复杂得多。如钱钢的《唐山大地震》，仅在描述地震前预兆的「大自然的警告」一节，三千多字的篇幅详尽刻划了鱼、飞鸟、动物大迁徙和其他「不可琢磨的信息」。
从真实事实中提炼出意义并非难事，但是让刻意的提炼过程显得浑然天成、顺理成章则需要社会化过程和在政治熔炉中长期的历练。在一个事实和一种价值意义之间划上天经地义的等号（如：奥运金牌等于为国争光）要求在逻辑上有理（如：每个运动员都是代表国家参赛）、文字表达上有力（如：用「扬眉剑出鞘」来形容击剑运动）、故事叙述上有节（如：「人穷志不短」与金牌志在必得心态的连接）。这一整套文本建构、修辞技巧的使用，目的之一是要让某个特定价值意义好象本来就蕴含在一个事实符号里（Frye, 1981），而这个价值意义的反面则可以不言自喻地由读者推论出来。比如，「中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为国争光是涉及民族大义的『大是』」，其自带的反含义就是「为个人名利而赛是几近叛国的『大非』」。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时，同样的事实就会和新的价值意义捆绑起来，此时，报告文学作者会让读者知道，旧的事实—意义连接是错的，新的才是对的，「永不翻案」乃彼时，非此时。不难看出，事实— 意义的关联既适用于鼓吹也适用于批判。可见，新闻事实的意义可以完全不受事实本身的约束，限制它的反倒是外在政治环境、作者的道德理念、写作能力、想象力与社会角色。
我们探究报告文学处理新闻事实的第三个方面是「典型塑造」，其特点是在文本中建构一个由点及面的引申框架。「典型」是用某些具体事件、人物或社会现象来象征一类事件、人群和现象，如《唐山大地震》（自然灾害）、《歌德巴赫猜想》（科学家的代表人物）及《中国的「小皇帝」》（特殊政策引发的普遍社会现象）。在中国，「抓典型」虽然在各种形式的文本中随处可见，但是寻找典型，提炼典型意义的心态始终主导着大多数新闻从业者的日常工作并成为采编常识，这一点在报告文学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新闻事实的典型性有几个特点。其一，若追溯报告文学在中国发生的历史，就会清楚地看到，显现在报告文学中的典型绝大多数是紧随时代潮流，与当下的政治主题息息相关的；其二，政治环境不同，作者塑造典型的自主程度不同，批判的声音、挑战制度的典型一般比较容易出现在相对宽松的政治形势下（Mok, 1998）；其三，具体事实的典型性通常是作者用「启发」方式诱导出来的；其四，典型的选择带有极强的价值判断，是从日常生活碎片大量的真人真事中引出符合某种特殊利益的「榜样」，并借此建立起一种排斥异己的话语体系。典型价值取向会因政治变化而变，如「文革」中被批为「臭老九」、「白专道路」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在「新时期」报告文学作家笔下被戴上了「勇攀科学高峰」的桂冠。典型的作用是确定报告文学的整体基调和口径，强调的是普遍性，属性事实则用作故事呈现，强调的是特殊性，即普遍原则的个案反映。
属性事实、意义升华、典型塑造是报告文学「事实演绎」的三个层面，也是三个互动的步骤，其中任何一个都可成为作者的写作动机。比如，带着典型去寻找事实及其意义；看到具体事实想到典型意义；或者从意义出发，发现典型事实等。我们对事实演绎三个层面的界定将这个概念相对狭义地限定在报告文学上，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突出报告文学文本的特殊性。这似乎多少带有文本决定内容的意味，沿袭了McLuhan（1967）的传统，也是对 Postman（1985：7）「公众话语的形式左右着，甚至决定着内容」的呼应。其实，我们对这对关系的看法远没有如此极端。广义的事实阐释可以说出现于所有文本，报告文学的内容亦不仅限于事实阐释。我们的概念定义反映了本研究的核心议题，那就是报告文学为知识分子和国家权力之间互动提供了一个重要渠道，而借此文体躯壳所形成的文本是这种互动展开并留下可追寻痕迹的一个重要场所，所以对文本的特性需要清晰定义。事实演绎概念的内涵集中在文本内容特质上，其外延则涉及三组关系：报告文学作者和文本的关系、他们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及和国家— 社会结构的关系。在下面一节中，我们将逐一探讨这三组关系。
报告文学作者及其创作：知识分子与话语实践
话语分析为事实演绎概念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分析路径。我们从分析报告文学的文本入手，结合文本生产的话语实践，进而揭示知识分子和国家政权的关系。在社会理论中，「话语」这个概念指向了三个向度的分析模式：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费尔克拉夫，2003）。话语是建构社会身分、社会主体、各种类型自我以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必不可少的场所和手段，因此，话语实践是人类的社会再造行为，其作用主要「是在与其他实践的建设性效果的连接中发挥出来的」，由此形成的政治实践话语「不仅仅是权力斗争的场所，也是权力斗争的一个至关重要方面」（费尔克拉夫，2003：61–63）。用这一分析视角来考察报告文学的「事实演绎」，即它的文本呈现和生产实践，实际上就是在考察国家— 社会关系中知识分子作为主体的政治话语实践活动。
如此设定的分析方向，预设了中国报告文学作者是知识分子群体的成员这一前提。有关「知识分子」的界定，我们采用从现有文献中提炼出来的通常定义，即掌握了文化知识和技能（通常经过长期、系统的学习和训练），以之从事知识、思想和文化产品的创造与流通的职业，在社会中起到「知识、思想、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的「构造」、「阐释」与「传播」功能的人（陶东风，1999：1）。定义中各要素的内涵具有历史性和文化独特性，亦即随着历史和文化场景的不同而相异（许纪霖，2000）。知识分子作为有能力向（to）公众和为（for）公众表达的一群人，他们既遵从自由与正义的普遍原则，又始终处于普遍性（universality）与具体性（the local）的互动当中（萨义德，2002）。
从这个定义出发，我们将报告文学作者看作知识分子群体的成员，就不仅仅是研究者对其主体性的单向构造，更重要的是这符合他们自己的身分认同和据此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即秉持自由意志和独立性进行社会批判、表达公共关怀（聂华苓，2006；卢跃刚，2006）。尽管其身分角色的自我认定受制于社会，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身处体制之内是包括报告文学作者在内的知识分子对公众发言的共同前提，他们与国家政治权力的关系随国家— 社会之间的张力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现实路向，其创作活动往往取决于他们「将何种身分和角色确定为知识分子最具价值意义的社会行为」，而且「身分和角色意识直接反映在对国家知识分子政策和知识活动环境的反应上（如意识形态控制、文化产品审查制度、思想行为监督等）」（徐贲，2005：144–145）。如此看来，知识分子定义中的「理想化」意味被社会实践大大削弱。
有关知识分子的过往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历史观、角色观与类别观。持历史观的学者着重探讨知识分子跨越社会历史时期时自身发生的演变或裂变（如：Goldman & Cheek,
1987；余英时，1997；史景迁，1998；格里德尔，2002）。角色观着眼于知识分子在与国家政治关系中的身分定位，如：知识分子是启蒙传统的化身（Coser, 1965；Eyerman, 1994），拥有对自身意志自由的自豪感（Gouldner, 1979），关注真理、正义（Bauman, 1987），不让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萨义德，2002）。将知识分子分类也是一些学者热衷的研究话题（许纪霖，2002）。葛兰西（1983）对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进行区分，福柯（1997）则认为人文意义上的普遍知识分子已经日益为精于专业领域的「特殊」知识分子所取代。知识分子的类别划分通常和他们的政治角色紧密相连（Lipset & Basu, 1976）。在近期的一项研究中，Hao（2003）首先将中国知识分子分为四类：革命型（ revolutionary intellectuals）、御用型（ organic intellectuals）、逍遥型（unattached intellectuals）和批判型（ critical intellectuals），然后依照各自的价值取向进一步探讨他们作为社会良知、批判精神的代表与智囊、保皇派的典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参见许纪霖，2002；徐贲，2005）。
置于这个知识谱系当中，为挖掘沉淀在报告文学文本中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我们首先提出的问题是报告文学作者究竟是哪类知识分子？依照 Hao（2003）的分法，报告文学的作者只可能产生于第二和第四种中，因为第一种人是革命家和政客，第三种人是与世无争的隐士。在御用型和批判型两者中，后者毫无疑问属于雅各比（2002）所界定的公共知识分子。许纪霖（2002）在哀叹公共文化于中国逐渐报告文学的「事实演绎」消失的同时，指出公共知识分子已经被专业知识分子和商业知识分子所取代。许的论述至少间接地在说，所谓普遍知识分子（ universal intellectuals）在道德意识上体现的社会良知和批判精神具有时代性，是外在社会环境的产物。实际上 Bennett（2000）通过对知识分子和国家权力关系「基本的两极结构」的批判，一直在试图阐明不同社会政策和文化环境中知识分子多种实践路径的可能性和有效性。正是在变化的社会制度框架下这对关系才有可能呈现广泛而多样的冲突与协调形式（杨念群，2001）。
既然社会架构对知识分子无论自我描摹还是社会期许都产生如此直接的影响，那么当我们通过报告文学的「事实演绎」考量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这一议题时，就必然提出下一个问题：构成中国知识分子话语实践的报告文学创作的语境是甚么？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间这一语境是否发生了甚么历史演变？采取国家— 社会的基本理论框架，我们可以从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方式与国家— 社会关系构成型态的角度来回应这个问题。
中国的文化传统为文人士大夫树立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有关个人道德和社会责任的价值标准。在传统四民社会的国家—社会结构关系里，这种担当往往是通过士大夫阶层身兼二任既辅佐朝廷又表率乡野来体现的（许纪霖，2005）。从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完全以个体的方式面对变革，其内心挣扎是毁灭性的（格里德尔，2002）。史景迁（1998）在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研究中指出在中国革命的漫长历史进程中，知识分子饱受在国家意志和个体思想之间寻求平衡的精神困惑。追其根源，余英时（1991）认为在于中国革命彻底摧毁了几千年发展起来的民间社会，知识分子陷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政治边缘化状态。从延安整风到「文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历次政治运动的中心之一都是改造知识分子，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总体性社会」（朱学勤，2006）里，被党— 国权力收编、「御用化」几乎是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唯一出路。
自1970 年代末开始，中国的国家— 社会结构性关系开始发生变化。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且与知识分子的话语实践纠结在一起呈现出错综复杂的面相。朱学勤（2007）认为1976
年「文革」结束之后的三年依然拖着长长的极左尾巴；之后三十年的改革又分为两场，始于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第一场改革，经过1989 年之后的徘徊，以1992 年邓小平南巡为标志重新启动——前一场改革是党内开明官员、怀有强烈思想启蒙激情的知识分子在解散「文革」大旗下的观念结盟，虽有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双重目标，却只是在原有的国家— 社会结构框架下运行；后一场改革虽以资本为驱动，是「市场化的列宁主义」，却重新「塑造了中国、改变了中国的结构」。换句话说，前一场改革是从「全权」国家基础上出发的，而后一场改革才使得中国社会从一个国家高度统合社会的时期开始国家的职能转换，逐步形成新的结构性因素，显现出社会日益获得其相对独立于国家的自主性的现象（邓正来，1999；邓正来，2008）。
在国家—社会关系变化的复杂路向中，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文革」结束的思想解放，在1980 年代的「文化热」或曰「新启蒙运动」中，重返1949 年以来被排斥在外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心，在引导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理想光环下成为「文化英雄」，也催生了对自身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的关怀；而市场经济将知识分子纳入学院化的现代知识体系，不仅导致公共性丧失，而且在经济上升为中心后在社会意义上被彻底边缘化（许纪霖，2002），「新启蒙运动」中空前活跃的公共知识界荡然无存，在「同一个世俗化的工具理性法则」支配下，专业知识分子和媒介知识分子于「国家体制与市场逻辑的奇妙结合」处，「出现了重新封建化的格局」（许纪霖，2002）。
整合上述论述，我们获得了从报告文学的「事实演绎」着手，通过文本生产的话语实践探究知识分子在不同历史阶段与国家政治关系变化的分析框架。我们将报告文学文本生产的「事实演绎」看作知识分子在国家— 社会的制度框架变动中进行的话语实践活动，在研究方法上遵循了如下的步骤：首先梳理不同历史阶段报告文学「事实演绎」的概貌，随后渐次展开知识分子在不同历史阶段生产报告文学文本话语实践的基本取向和特征，然后再跨越历史阶段总结报告文学「事实演绎」这一话语实践中体现的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的总体轮廓。我们的分析对象因此包括报告文学文本、文本产生的历史场景、场景中的报告文学作者以及他们的创作实践及其相互关联。
在分析手段上，除了对报告文学文本总体的描述外，我们选择了三个报告文学文本作为不同历史阶段的代表性作品，结合作者的创作实践进行深度分析。它们是刘宾雁的〈人妖之间〉、苏晓康的〈洪荒启示录〉和卢跃刚的〈大国寡民〉。这样选择的理由首先在于其中的「典型」都比较鲜明，在「事实演绎」的价值提升上更多朝向人性、平等、自由等普世价值而非现实政治需要，因而其中批判型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要更为紧张和微妙。其次它们分别发表于1970 年代末、1980 年代中和1990 年代后期，基本上代表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国家— 社会关系及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关系变迁的阶段性转折；再次，这三位作者不仅都以记者的职业身分进行报告文学创作，而且价值理念具有某种延续性（谢泳，1988；卢跃刚，2006；钱钢，2006）。
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合法性建构（1970 年代末–1980 年代初）
「新时期」报告文学最为突出的莫过于知识分子题材。国家政治话语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建设「四个现代化」，需要借助各类文本给知识分子社会角色进行正面的重新定位，知识分子则通过报告文学按照国家政治的话语方向对自身形象进行与「文革」时期价值取向全然不同的事实演绎，〈歌德巴赫猜想〉因此成为这类文本事实演绎范式转变的开端。作家徐迟将一位数学家 ─ 这类以往被统称为「走白专道路」的「臭老九」塑造成正面典型人物，引发强烈社会反响。这篇首发于《人民文学》1978 年第1 期的作品，当年2 月17 日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加编者按全文转载，意味着国家政治对这样意义升华方向性的高度认同和鼓励。在随后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宣告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歌德巴赫猜想〉于是被认为预示着「科学春天」的到来。
此后同类题材报告文学纷纷出现，其典型塑造集中于表现爱国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所选择的属性事实，除一般意义上反映知识分子的刻苦勤勉和专业成就外，往往还格外强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历经磨难的忍辱负重（如：陈祖芬〈祖国高于一切〉），以此自我定位知识分子与党国一体的政治权力之间的从属关系，并将这种忍辱负重的意义，以及因终于被国家政治所承认或接纳而感恩戴德，升华为「国民性中的精华」和「人的精神力量」，反映出知识分子「自觉地通过创作回应主流话语所要求表现的时代精神」（丁晓原，2000）。
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正面角色一旦成为报告文学的典型塑造的方向，就必然萌生出对知识分子— 国家关系的另一种考量 ─ 既然国家政权将知识分子定义为「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那么，参与当家作主的知识分子是否能够以国家主流政治话语「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作为事实演绎的思想基础进行社会现实批判？刘宾雁以他的创作实践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
刘于1979 年发表了平反后的第一篇报告文学作品〈人妖之间〉（《人民文学》，1979 年9 月），[1]揭露中共建国以来最大的地方官员贪污案。刘通过王守信这一贪官典型揭示出产生腐败现象是「社会主义经济、党的肌体和人与人之间关系发生了严重倒退」。在属性事实的细节铺陈和价值提升上，秉持与新闻改革之初恢复党报优良传统（李良荣，1995）的理念，刘立足于党的优良传统，批判裙带关系、权钱交易、道德沦丧，因为「在贫困和落后的土壤上，权力之花似乎开放得分外香艶诱人」，而「在哥儿们义气、感恩报德、亲友情谊等等温情的纱幕之下，掩盖着赤裸裸的利害关系。这边投之以桃，是依靠手中之权给以物质实惠或取得物质实惠的条件，那边报之以李，又是以直接或间接的物质实惠给以偿还」，于是反复不已的权力和物资的交换，「党政干部本身也就逐渐蜕化为吞噬人民脂膏和蚕食社会主义制度的蛀虫，党和群众的关系也随着恶化了」，并在最后通过大声疾呼来完成对整个文本的意义升华：
『王守信贪污案是被破获了。但是，使王守信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那些社会条件，又有多少变化呢？不是还有大大小小的王守信在各个角落继续蛀蚀社会主义，继续腐蚀着党的肌体而又受不到惩罚吗？
人们啊，要警惕！现在还不是欢呼胜利的时候……』
之后刘宾雁（1980a ）在作品引发的一系列论争中反复强调「写阴暗面不是反党而是有利于党」，因为其目的在于「把那些破坏、阻挠社会主义前进步伐的人或现象展示出来，和读者一道给以批判，给以鞭挞」，「清除障碍，以便更快地前进」，于是从这个意义上看知识分子社会批判角色与参与现代化建设应该具有同样正面的意义，并且刘也力图从党国一体的政治权力中寻找能够确立知识分子社会批判正当性的话语资源（1980b ），因为「如果一个人仅因写了文章讲了话（即便有严重错误），就可以动辄逮捕、隔离审查或驱逐出境，党中央关于发扬民主、解放思想、加强法制的方针，岂不成了一纸空文吗？」他真诚而充满激情地感慨，「入党三十余年，从未感到党为知识分子提供的从事创造活动的天地像今天这么广阔」。之后，刘通过更加明确的事实演绎将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表白为对国家权力的「第二种忠诚」（〈第二种忠诚〉，《开拓》，1984 年，第1 期），恳求国家权力对此「做出重新评价和选择」。
然而从「文革」结束到第一次改革开始，「全权」国家的国家— 社会关系结构使得知识分子除了依托于强大的国家权力之外别无出路，显而易见在这一时期，只有配合主流政治需要的「第一种忠诚」才是知识分子被国家权力接纳的唯一前提。刘试图将知识分子「当家作主」等同于批判现实的「事实演绎」方向在秋后算账时被定性为攻击「四项基本原则」，诋毁中国共产党堕落，写〈人妖之间〉等是为了「展示一个真理，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腐败」（中共人民日报社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刘宾雁党籍的决定〉，载《人民日报》，1987 年1 月25 日）。刘的命运清楚地说明知识分子通过报告文学「事实演绎」进行社会批判在当时政治话语实践的角力中只能昙花一现。
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治的结盟（1980 年代中后期）
然而，一旦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启了中国社会的思想阀门，对「文革」反思和清算的双刃剑就必然落到现实政治思考上。党内开明取向的改革派和渴望改革的知识分子结盟（朱学勤，2007），愈加激发起知识分子感受到被国家权力重新接纳为「自己人」而萌生的推动改革进程的使命感和政治参与感，「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一国家主流政治话语，成为知识界以西方政治文化视角反思中国传统和现实的合法性依据。以1984 年《走向未来》丛书编辑出版和1986 年《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立为标志，知识界的「文化热」或曰「新启蒙运动」不单「将晚清以来中西文化论争的问题全部重述一遍」（甘阳，2006：213），而且由于与党内的思想解放运动有着「政治、经济和思想上的共同诉求」和「共同的知识谱系」而「紧紧绑在一起」（李陀，2006：276），「文化热」在1980 年代中后期很快演变为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政治批判」（陈平原，2006：133）。在新闻界倡导透明度、公开性、新闻立法触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以苏晓康〈洪荒启示录〉（《中国作家》，1986 年，第2 期）等为代表，「着眼于对民族精神的启蒙」（章罗生，2005）成为这一时期「问题性报告文学」事实演绎的主要价值取向。
与刘宾雁〈人妖之间〉选择单个人物／事件典型的「事实演绎」进行社会现实批判不同，这一时期的问题性报告文学，其典型选择往往是更具普遍意义的行业性、领域性、社会性问题等。[2]这类「问题事实」搭建文本架构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历史文献、学术思辨和政论结合在一起，既有对历史的重新评价，也有对现实政治的反思。与1970 年代末期知识分子题材报告文学作者多为专业作家不同，这些「记者型报告文学」在文体气质上大多是「硬碰硬」的重大题材（卢跃刚，2000）。
在这一群体中苏晓康被认为与刘宾雁在精神气质上具有某种传承性（谢泳，1988），[3]但在对属性事实的编织和意义升华的维度方面，两人却大相径庭，「刘宾雁喜欢将自己的思考与激愤集中溶注于一个具体的典型事件或人物身上，而苏晓康则善于通过对非典型事件的集中处理来达到与刘宾雁同样的目的」（谢泳，1988）。苏的文本写作方式一度被称做「苏晓康体」，即「全景式」、「集合式」、「立体式」的「宏观综合与学术性」（章罗生，2005），以及「站在哲学、历史的高度观照和思考当代现实生活，广泛占有和综合材料，作出深刻的社会研究」（安哲，1988）。苏对属性事实的意义升华被认为既包含「政治学的思考」，也有「人道主义和科学主义精神」，「接近于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谢泳，1988）。
与〈人妖之间〉按照时间顺序展开的文本结构不同，苏晓康的〈洪荒启示录〉用「主题＋个案」的结构方式，全篇为「丰年的灾讯」、「天灾与人祸」、「州官与蔡民」三个主题展开。作者用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两个视角，结合当地历史，上下千年，纵横万里，将河南驻马店地区水患带来的饥馑贫困及背后一系列问题的现状描摹，与他的采访现场实录及个人观感交替呈现，对每一个小故事作者都直接进行意义提升，并在结尾处不无嘲讽地表示：
『我的初衷，原本实在是想去那洪荒之中寻觅解民于倒悬的感人事迹。可让我捡到的，尽是些令人痛心的事情，堆在一起，真叫我难以下笔。如实写出来，同大多数地方那温饱有余、小康在即的景象相悖，颇不合时宜，很怕被抓了只看支流、大唱反调、「抹黑」「歪曲」一类的小辫子。然而，夜深人静之际，枯坐灯下，眼前就会浮现出朱湾村姑娘那悲戚的眼神、弥陀寺三青年的恸哭、温家老母废墟上的庵棚、邵家老爹绝望的呼救……
于是，终于按耐不住，决定如实写来，算是给我们这个正在摆脱贫困的时代，再唱一支贫困的挽歌。』
苏晓康以及同时期的问题性报告文学之所以在1980 年代中后期短暂地获得较大的话语实践空间，与国家政治的「改革开放」诉求对思想观念先导的迫切需求有关，也与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既紧密又紧张的复杂关系」（莫之许，2007）有关 ─ 一方面持不同理念的知识精英从官方获得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特权；另一方面相当一些知识分子的思想主张已经大大超越了主流政治当中保守势力所能够容忍的尺度，因此笼罩着某种「民间」和先锋文化意味的光环。这种双重优越感在国家高度统合社会的架构中轻易地因现实政治需要的变化而丧失殆尽。
公共知识分子：公共利益作为与国家权力关系的建构基础（1990 年代至今）
以1989 年为分水岭，理想主义激情冷却，商业逻辑于思想沉寂处粉墨登场，知识分子处在严重危机当中（王晓明，2007）。与1980 年代中后期报告文以「宏大叙事和高远的理想表达」（钱钢，2003）体现知识分子自觉居于国家政治核心地带、以推动中国现代化为己任的使命感不同，1990 年代初期，报告文学的现实题材乏善可陈，不多的亮点均为历史题材。
1992 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国家政治话语中心，市场催生的阶层分化和利益诉求多样化使得国家与社会关系不再刚性（孙立平，2003），利益主体多元和与之相伴相生的思想价值多元打破了国家的高度统合，不同社会成分诉求共存的「断裂社会」特征（孙立平，2002），造就了国家之外社会要素一定的生存空间（邓正来，2004）。以都市报为代表的大众化报纸将新闻媒介的关注重点引向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孙玮，2006），在大众媒介趋利动机加速内容产品商业化的同时，媒介也为多元的日常政治实践搭建起不同层次的公共舞台，使得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向国家进行公开表达（李艶红，2002）。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针对社会重大公共问题、为不同利益群体代言的「公共知识分子」日益引起关注（徐友渔，2004）。经历了1990 年代初期的思想沉寂，以《东方》、《现代与传统》、《方法》、《读书》等杂志为代表，知识分子的公共文化空间重新出现，从「人文精神大讨论」延续为1990 年代末「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围绕经济体制改革的合理性、价值评价和发展趋向，知识界内部产生了深刻的思想分歧，最终导致1980 年代前后在「思想解放」和「文化热」中形成的知识分子新启蒙阵营完全分化（许纪霖，2006）。尽管知识界对这一思想论争评价不一，但是「一大结果，就是促使知识分子将注意力转向对当代中国社会真实状态的研究」（王晓明，2006），其自身的知识结构从人文转向社会科学（徐友渔，2004），思想资源和价值路向也日益多元（参见〈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 人〉，《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第17 期）。在报告文学当中则表现为日趋多元复杂的社会众生相，其中有被市场经济大潮拋弃的贫困人群，「他们的问题是社会公正」，也有市场经济的受益者，以私营业主为代表的新兴社会阶层，「他们的问题是效率，要求发展」（钱钢，2003）。正是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性转变（邓正来，1999）才使得公共知识分子在捍卫知识自主性的基报告文学的「事实演绎」础上，以社会公共利益作为话语诉求，参与政治、介入公共生活、对社会公共问题发言，建构与国家权力关系的理想想象（许纪霖，2002），而报告文学的意义升华和典型塑造则是实践这一理想模式的方式之一。
《大国寡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是较明显地传达出公共知识分子旨趣的文本案例。作者卢跃刚时任《中国青年报》记者，[4]他认为他与1980 年代的报告文学同行完全不同，那时新闻媒介上真相严重不足，需要通过报告文学来弥补，但他的写作动机在于新闻报道无法容纳他的前期准备和学术积累（张志安，2007）。
《大国寡民》涉及的事件并不复杂，在陕西咸阳一个村子里，妻子不堪忍受丈夫的毒打，逃跑闹离婚遭双方家庭反对，最后丈夫用硫酸将妻子全身毁容，妻子告了八年没有着落。1996
年卢调查了这个发生在1988 年的事件，认为硫酸毁容是集体谋划、集体作案，重要的参与者却因为有权有势，根本没有被列入起码的司法侦查。卢据此写成长篇报道〈蹊跷的特大毁容案〉发表在当年8 月8 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报社和自己都随即卷入一场长达四年的官司。卢就这一事件的长期调查完成近四十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国寡民》于1998年出版之时，《中国青年报》和卢本人被讼侵权的案子尚处于扑朔迷离中。
直到2000 年11 月16 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中国青年报》名誉侵权成立，整个过程引起了司法界有关司法随意性等问题的讨论。卢不仅对这起硫酸毁容案背后的权力纠葛大量取证，而且追溯了这个村庄从大跃进开始近半个世纪弄虚作假的历史和当权者依靠弄虚作假玩弄权术的发家史，「劣迹斑斑的人，仍在陕西叱咤风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可见是非不清，黑白颠倒…… 结果就是道德沦丧，斯文扫地。『法律』也不能幸免」。卢最重要的意义提升在于，他明确质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国家政治话语的合法性，提出若不能与民主和法制为基础的政治体制改革同步并行，市场经济就等于「生生地要把一锅夹生饭煮熟」，因为「市场经济与其说是一套经济制度，不如说是一套人类普遍认同的伦理价值体系，这套伦理价值体系的核心只能是『公正』」，而「我们的麻烦在于旧的伦理体系破坏了，新的伦理体系又没有建立，司法制度设计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于是在很多坎节儿的时候，法律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了空中楼阁，成了权势者掌中玩物，成了仅供观赏的花瓶」。在《大国寡民》最后卢写下长长的后记，其中说道：
『我没有许多报告文学同行那么好的运气，可以踏踏实实地打死老虎…… 数年来，我都陷在大大小小的官司里欲罢不能。找我的人和找我的事，大多数涉及法律问题，法律无能为力才找的我，事情到了撕破了脸皮破釜沉舟的地步才找的我。因为，找我意味着舆论干预，意味着没有退路的公开宣战。他们是冲着我的笔来的。然而，我也是「套中人」，与我的所有当事人那样，无时不生活在藩篱与枷锁之中。…… 我们的立场，是公众立场。我们的合法性基础是公众利益，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第四种权力」。我们手里的武器，一件是公理，一件是法律。但是，我们的对手往往不认公理，不认法律，执法犯法，徇私枉法。这样的局面，经常使我们的武器软弱无力，使我们的行动平添几分不合时尚的黑色幽默。』
在这里卢直接将公众利益作为报告文学事实演绎的合法性基础，并以此实践相对独立于国家政治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道义责任。但是卢也清楚地意识到除了深度挖掘这类个案的制度性根源和从现代社会的法理角度进行反思之外，这种道义责任的独立性是相当局促和有限度的。卢认为报告文学更应该被称为「报道文学」，其首要的社会功能与新闻一样是记录历史，「任何打着『主旋律』的幌子回避矛盾回避现实的闪烁其辞，都可能严重损害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原则，都可能严重损害报告文学的社会批判精神，从而失去现实和历史的价值」（卢跃刚，2000），这一理念暗含着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之间某种相对疏离的关系。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卢之所以能够通过对这一案件的长期关注体现出某种极具精神意味的独立性，恰恰是因为他具备相当系统的专业法律知识，这一点，与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不谋而合，也使得专业化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许纪霖，2002）成为可能。
结语：国家与社会张力之间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作为
报告文学是建筑在新闻事实基础上的文学创作，其属性事实、意义升华与典型塑造的文体特点，通过创作者的话语实践，与特定历史场景勾连，共同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具有历史独特性的事实演绎。在中国多变的政治环境中，报告文学与事实演绎的作者、对象和内容紧密相连，与知识分子在国家政治空间中的地位与角色紧密相连。上述有关报告文学事实演绎的分析，大致描摹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从最初寻求建立自身社会角色的合法性，到与国家政治权力中的改革势力结盟推进社会变革的短暂尝试，再到以公共利益作为基本立足点拉开与国家权力关系的变化路向。 其中下述两点十分耐人寻味，显示知识份子与国家权力的这种关系演变，依赖和体现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变迁。
其一，在报告文学的事实演绎当中，我们看到知识分子的现实作为与国家— 社会关系格局的复杂互动。报告文学社会影响最广泛的时期，也是人文知识分子「一呼百应」的时期，它恰恰发生在一个国家高度统合的社会环境当中。国家权力出于其现实政治需要，为知识分子提供了相当的思想空间。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由于缺少具有一定自治性的社会层面的依托，知识分子不仅行动力十分易碎，而且进行社会批判所使用的「广场式」话语也显露了与「文革」话语如出一辙的致命盲点。
其二，我们需要格外关注发育自市场经济的社会力量在报告文学事实演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尽管直到今天国家政治权力仍然具有强大的结构控制力，但多利益主体的分化，国家领域和私人领域逐步脱钩，各种社会利益主体不同利益诉求的冲撞与互动，催生了一个既非国家也非私人的所谓「公共性」的中间地带。正是这一中间地带作为报告文学作者的民间依托，使得他们可以如卢跃刚那样将公共利益作为主要的话语资源，通过为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代言，以及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针对公共政策发言，完成从人文知识分子和专业知识分子两个向度朝向公共知识分子的转型。
因此，对知识分子社会作为的考量从来都是复杂的，很难理想化。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热」对自由意识和独立人格的诉求固然可贵，但是在看到民间思想界从权力中心分离出来的文化建构（许纪霖，2000）的意义时，也需要更多地将当时国家─社会的高度统合特征纳入考察视野；同样，1990 年代市场经济固然通过知识体系的学院建制对知识分子进行收编，社会世俗化也带来其精神和现实地位的失落，但国家与社会相对疏离的结构性变化却为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提供了更多元的弹性空间。只要这一空间包容了知识分子「自由的、批判的、超越的」精神，那么我们通过报告文学事实演绎体察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历史路向的各种复杂因素，最终仍指向知识分子存在方式的不同蜕变。
最后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报告文学事实演绎给这一文体带来的特殊局限。在一个媒介和文化高度发达的多样化社会里，报告文学不可能如新闻般迅捷，也无法如文学般隽永。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它是表达和参与社会的一种文本，但也毕竟只是众多文本中的一种。1980 年代报告文学的深远影响和「文化热」「新启蒙运动」笼罩在知识分子头上耀眼的理想光环一样，都是特定国家— 社会关系的产物。以更长远的眼光看，报告文学作为知识分子社会表达的话语实践，其公共性作为只有与社会利益诉求密切关联才能发挥更有力的作用。
鸣 谢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7
年度重大研究项目「中国媒介文化三十年」（项目批准号：07JJD860212）的成果之一。作者衷心感谢两位评审专家和特刊主编的宝贵意见。
"Fact Extrapolation" in Reportage: Examining the Changing Intellectual-State
Relations in China across Three Historical Periods
GUO Zhongshi
LU Ye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ynamic interplay between China's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power as seen from the text of baogao wenxue, or reportage,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of reform and open policy. Our analysis proceeds from a
conceptual definition of "fact extrapolation" within the larger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Fairclough's social practice of discourse. By tracing the
trajec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reportage along three time lines, we were able
to observe legitimacy construction by intellectuals of their own social role in
the late 1970s; alliance formation between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political
power, which culminated in a brief tinkering with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in
the 1980s; and pursuit of reality criticism and state acceptance by
intellectuals on the notion of public interest in the 1990s. One "exemplar
reportage" was selected from each of the three historical periods for analysis.
Keywords: fact extrapolation, literary journalism, reportage, intellectuals
[注释]
[1] 刘宾雁被认为是新中国以来最早用报告文学针砭时弊、揭露社会阴暗面的代表性作家，在体制内几起几落，典型地反映出知识分子的遭遇。刘出生于1925 年，1943 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4 年入党，解放后在《中国青年报》做记者，1956 年发表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1957 年被打成右派，遣送农村劳动改造。1978 年回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担任《哲学译文》编辑，1979获得平反，任《人民日报》记者。刘在1981、1983、1985、1987 年四度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1985 年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副主席。1987 年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再次被开除党籍和公职。1989 年政治风波之后流亡海外，2005 年12 月在美国普林斯顿去世。
[2] 如重大自然灾害（钱钢（1986）：《唐山大地震》，《解放军文艺》，第3 期）、西部贫困（麦天枢（1988）：《西部在移民》，《解放军文艺》，第5 期）、环境危机（沙青（1986）：《北京失去平衡》，《报告文学》，第4期；徐刚（1988）：《伐木者，醒来！》，《新观察》，第2 期）。
[3] 与共和国同龄的苏晓康，尽管与刘宾雁是两代人，但在政治生涯上与刘似有殊途同归之感。苏在主流的文学体制内起步，1983 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报告文学作品《东方佛雕》，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之后他的写作转向揭示社会问题，发表了《神圣忧思录》、《阴阳大裂变》、《洪荒启示录》、《自由备忘录》、《活狱》、《乌托邦祭》、《龙年的悲怆》、《世纪末回眸》，以及参与了电视政论片《河殇》解说词的写作。1989年后流亡美国至今。
[4] 1986 年卢跃刚以小说家身分进入《中国青年报》时，「还在写先锋小说，但是一年后就转型了，因为见证了大量中国的现实，但不能都通过新闻的形式报出来，报不出来就要开辟第二战场」─ 这个第二战场就是报告文学。在记者和作家这两个身分里，他首先认同自己是记者。
[参考文献]
丁晓原（2000）。〈论九十年代报告文学的坚守与退化〉。《文艺评论》，第6 期，页24–34。
王晓明（2007）。〈「人文精神」大讨论：迷茫中的第一声〉。上网日期：2008年1月25日，取自：http://history.qikoo.com/.../q7112200,24012a,s5612_38325...#。
王晓明（2006 年3 月3 日）。〈为啥「人文精神」大讨论不该忘记〉。上网日期： 2008 年1 月25
史景迁（1998）。《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尹庆军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原书 Spence, J. [1982].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 Middlesex, UK:
Penguin. ）
甘阳（2006）。〈甘阳访谈〉。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页166–245）。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安哲（1988）。〈当代社会的多方透视〉。《报告文学》，第7 期，页30–31。
朱学勤（2006）。〈「公民意识」：中国的困难与曲折〉。朱学勤（着），《书斋里的革命》（页328–343）。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朱学勤（2007 年12 月21 日）。〈激荡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广州：岭南大讲坛（演讲），上网日期：2008 年4 月20
余英时（1991）。〈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8 月号（总第6期）。
余英时（1997），《中国知识分子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李良荣（1995）。〈十五年来新闻改革的回顾与展望〉。《新闻大学》，春季号，页3–8。
李陀（2006）。〈李陀访谈〉。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页246–287）。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李艶红（2002 年7 月31
日）。〈媒介与当代中国消费者权益话语运动研究〉。上网日期：2008年5月24日，取自：http://www.cddc.net/shownews.asp?newsid=1322。
孙立平（2002年7月11日）。〈我们在开始面对一个断裂的社会？〉。上网日期：2008年5月24日，取自：http://dzl.legaltheory.com.cn/info.asp?id=4535。
孙立平（2003）。《断裂 ─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孙玮（2006）。《现代中国的大众书写：都市报的生成、发展与转折》。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徐友渔（2004）。〈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成〉。原载《当代中国研究》，第4期（总第87期）。上网日期：2008年5月24日，取自：http://dzl.legaltheory.com.cn/info.asp?id=4930。
徐贲（2005）。《知识分子 ─ 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格里德尔（2002）。《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单正平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原书 Grieder, J. [1981].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China.New York: Free Press.）
张志安（2007）。《记者如何专业》。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
莫之许（2007 年7 月24 日）。〈《读书》：不可能的任务〉。上网日期：2008 年4月20
许纪霖（2000）。〈知识分子死亡了吗？〉。原载《文化中国》，第6
期。上网日期：2008年5月4日，取自http://www.chinese-thought.org/yjy/02_xjl/002531.htm。
许纪霖（2002）。〈从特殊走向普遍 ─
专业化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可能？〉。原载《知识分子论丛》，第1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上网日期：2008年1月25日，取自：http://www.chinese-thought.org/yjy/02_xjl/002529.htm。
许纪霖（2005）。《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北京：新星出版社。
许纪霖（2006）。〈两种自由和民主 ─ 对「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的反思〉。上网日期：2008 年1 月25
陈平原（2006）。〈陈平原访谈〉。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页116–147）。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陶东风（1999）。《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
章罗生（2005）。〈论问题报告文学 ─ 中国报告文学流派研究之一〉。《中国文学研究》，第1 期，页85–90。
费尔克拉夫（2003）。《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原书 Fairclough, N. [1993].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Publishers.）
雅各比（2002）。《最后的知识分子》（洪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原书Jacoby, R. [2000]. The last
intellectuals. New York: Basic Books.）
杨念群（2001）。〈导论：东西方思想交汇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页1–7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葛兰西（1983）。《狱中札记》（田时纲译）。北京：人民出版社。（原书 Gramsci,A.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London: Lawrence &Wishart. ）
福柯（1997）。《福柯访谈录 ─ 权力的眼睛》（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书Foucault, M. [1980]. The eye of
power. In Gordon, C. (Ed.),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Pantheon Books.）
刘宾雁（1980a ）。〈关于《人妖之间》答读者问〉。《人民文学》，第1 期，页99–101。
刘宾雁（1980b ）。〈从《人妖之间》引起的〉。《鸭绿江》，第11 期，页86–90。
邓正来（1999）。〈导论：国家与市民社会 ─ 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邓正来、J. C.
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页1–21）。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邓正来（2004 年7 月20 日）。〈国家与社会 ─
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引论〉。上网日期：2008年5月24日，取自：http://dzl.legaltheory.com.cn/info.asp?id=2946。
邓正来（2008）。《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卢跃刚（2000）。《在底层》。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
卢跃刚（2006 年3 月12 日）。〈有一个人，叫刘宾雁〉。原载香港《明报》副刊。上网日期：2008 年5 月22
钱钢（2003 年4 月13 日）。作者访谈。上海。
钱钢（2006）。〈从宾雁到冰点 ─ 纪念《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发表五十周年〉。原载香港《明报》副刊。上网日期：2008 年5 月9
谢泳（1988）。〈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张扬 ─ 从刘宾雁到苏晓康〉。《文学评论》，第5 期，页106–111， 页178。
聂华苓（2006）。〈回不了家的人：刘宾雁二三事〉。上网日期：2008 年5
萨义德（2002）。《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原书 Said, E. [1994].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s: The 1993Reith Lecture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Bauman,
Z. (1987). 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On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intellectual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ennett, T. (2000). Intellectuals, Culture, Policy: The technical, the
practical and the critical. Pavis Papers in Social and Cultural Research. No. 2.
The Open University, UK. Retrieved June 29, 2008, from
Coser, L. A. (1965). Men of ideas: A sociologist's view.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Eyerman, R. (1994). Between culture and politics: Intellectuals in modern
society.Cambridge: Polity Press.
Frye, N. (1981). The Great Code: The Bible and literature. Toronto,
Canada:Academic Press.
Goldman, M., & Cheek, T. (1987). Introduction: Uncertain change. In M.
Goldman, T. Cheek & C. Hamrin (Eds.), China's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search of a new relationship (pp. 1–2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ouldner, A. W. (1979).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Hao, Z. (2003). Intellectuals at a crossroads: The changing politics of
China's knowledge worker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Lipset, S., & Basu, A. (1976). The roles of the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roles. In A. Gella (Ed.), The intelligentsia and the intellectuals: Theory,
method and case study (pp. 111–150). Beverly Hills, CA: Sage.
McLuhan, M. (1967).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Mok, K. (1998).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post-Mao China. London:
MacMillan Press.
Postman, N. (1985).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 New York: Penguin.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责任编辑：何伟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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