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曹老夫子搭救，我就是下一个李公朴，闻一多。"1947年11月，被困家中月余的沈钧儒在原上海法学院教务长曹辛汉的营救下，顺利躲过特务的监视逃离上海。几经辗转，终于在1949年春到达北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民盟中央主席等职。
因为此轮疫情，导致我原计划的清明返乡被迫暂缓。翻开曾祖父曹辛汉生前回忆录，其中记录的这一段魔都往事颇为传奇。谨以此文，纪念曾祖父仙逝49周年，聊表未能上坟祭祀之遗憾，也祝大上海2500万市民早日解封，重归安定。
一、结缘沈钧儒
出生于苏州的沈钧儒（1875年1月2日-1963年6月11日）祖籍嘉兴。1905年留学日本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大革命时期追随孙中山先生，担任广东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1927年后，受聘（私立）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上海法学院）教务长。
曹辛汉(1892年？--1973年4月20日），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梧桐镇人，毕业于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系．1928年起担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的秘书，并在上海法科大学兼教语文。1930年，中国公学因学潮停办，曹辛汉转入上法担任教授并兼任校董会秘书。由于同为嘉兴人，又有大量的教职工作交集，曹辛汉与沈钧儒交往甚厚，虽年长曹辛汉17岁，沈钧儒却总爱称呼曹辛汉为"曹老夫子"。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沈钧儒的主要精力开始转向抗日救国。他以上海法学院为阵地，组织上海东北义勇军后援团，在全国首创学校军训制度，组织学生义勇军开赴前线，亲赴热河慰问抗日将士。1936年5月，全国18个省的60多个救国团体在沪召开第一次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代表大会，选举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15人为常务委员。共同发表题为《团结御辱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呼吁国共双方停止内战，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
不到半年，救国会会员迅速增长到数十万，爱国救亡运动遍及了全国各地、由于宣传的联共抗日口号与蒋公的"攘外必先安内"理念相左，触及国民党政府的敏感神经。最后，上海市政府开始了一系列的骚操作，说救国会是一个未经党政机关许可的反动分子组成的非法团体，除了孙夫人宋庆龄、同盟会元老何香凝、褚辅成等不敢惹，决定将救国会主要领导人以"危害民国"罪逮捕。11月22日夜，上海市警察局和租界巡捕房派出八个抓捕小组，先后将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等7人关至苏州监狱，史称"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中，沈钧儒，史良，王造时，沙千里四人为上海法学院的教授。因此，褚辅成院长携曹辛汉多次前往苏州探望沈老等"七君子"，迅速组织上海法学院有关校友为他们进行法律辩护。迫于全国舆论压力和"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的开始，国民党政府被迫释放"七君子"。此后，曹辛汉接替沈钧儒担任上海法学院教务长。
8年内，沈钧儒奔走内地宣传抗日。曹辛汉则三迁上海法学院坚持护校办学，但即使间隔千山万水，两人还设法多次书信往来，互相鼓励交流私谊，坚定教育救国之信念。这段历史，可见旧文"中国版《最后一课》没有讲完的故事：弦歌永不辍，中国高校的战略大转移"。
二、逃离上海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10月，救国会在重庆召开会员大会，决定改称中国人民救国会，其宗旨是"团结国人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民主新中国"。会议推举沈钧儒任主席。1946年1月，沈钧儒担任民盟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参加旧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共代表密切合作，争取和平、团结、民主、统一。
然而，一切虚假和平都是国民党政府筹备内战的烟雾弹。针对民主人士和爱国团体的迫害愈演愈烈：1946年7月12日，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央委员李公朴被暗杀；三天后，拍案而起、发表"最后的演讲"的闻一多教授被暗杀；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民盟总部被迫宣布自行解散......由于不肯妥协投降，沈钧儒被软禁在上海的寓所内寸步难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此时，曹辛汉已将流亡到安徽的上海法学院迁回上海市江湾路547号旧址复课。一日突然收到沈钧儒设法递来的密信，请求曹辛汉设法让他摆脱特务监视,逃离上海。曹辛汉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一位在上海市警察局做负责工作的原上海法学院毕业生。刚开始，该学生面露难色，解释说这是南京直接安排的大事，非常不好办。但经曹辛汉反复工作，终于碍于师生情义，设法网开一面，协助沈钧儒脱身。
11月26日中午12点，该学生在监视沈钧儒的两批特务换岗之际，故意安排留出了5分钟的空档，及时获得消息的沈钧儒抓住了这唯一的机会，顺利地摆脱了监视, 秘密离沪前往香港。与此同时，曹辛汉又把沈钧儒的小儿子沈叔羊安排在上海法学院内保护起来，躲过了国民党政府的搜捕。多年以后，沈钧儒曾多次致函表示感谢，他认为，如果当时不是曹老夫子鼎力相助，很有可能就象李公朴，闻一多一样遭遇不测。
到达香港后，沈钧儒与章伯钧、周新民等于1948年1月领导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恢复领导机构，重新确定民盟的路线和政策。发表紧急声明，全会决定沈钧儒与章伯钧以中常委名义领导全盟工作。1948年5月，沈钧儒代表民盟及人救会响应中共五一宣言，再次秘密离开香港赴东北解放区，于9月29日抵达哈尔滨。与中共中央代表就有关新政协的性质、任务等进行协商，形成了决议。1949年春到北京，沈钧儒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建国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民盟中央主席等职务。
解放后，全国高等学校开始院系调整（1950年6月—1953年底），上海法学院撤销建制，财经系科师生并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法律系并入上海学院，被誉为"中国民主党派领袖人物的摇篮"的上海法学院结束了其光荣的历史使命。曹辛汉先是在上海大学、上诲财经学院兼课，后因因白内障双目几近失明而长休在家，1973年病逝于上海。
今天，重温老一辈在乱世中的肝胆相照和团结互助。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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