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亿万富豪般的人大代表使得美国的议员看上去像贫民
作者：Michael Forsythe
发表：2012年2月27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配图：2011年3月5日，周六，参加全国人大的代表们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听总理温家宝的发言。摄影：Nelson 彭博社】
中国的立法机关中最富有的70名成员去年新增的财富超过了美国国会、总统、内阁和9名最高法院法官共535名成员的总资产。
根据追踪中国财富的胡润报告的数据，中国最富有的70名人大代表的个人资产净值在2011年一共增加了115亿美元，创下898亿美元（折合5658亿元）的新高。相比之下，美国国会、最高法院及白宫的660名最高官员在同一时期的个人资产净值仅增加了75亿美元。
人大代表的收入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2010年中国人均年收入仅2425美元，人均收入水平低于白俄罗斯，不足美国人均年收入水平37527美元的1/15。将于今年上任的中国新一代政府领导人将面临着由贪污腐败、非法征地等造成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均引发的社会不满对政府的考验。
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约翰·桑顿中国中心（John Thornton China Center）高级研究员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说，"在中国，政治和财富的联姻达到如此程度是异乎寻常的，这毫无疑问是社会对财富分配不平等让不满蔓延的生动体现。"
最有权势
在一周半之后，全国人大的年度会议即将召开，从法律上说，这是中国最高权力机构，此立法机构有近3000名代表，通常也被称为是"橡皮图章"，有一些代表是中国最有权势的政客和老板，在他们所在的省份权倾一时，并可以对制定诸如是否征收全国性的房产税之类的草案施加影响。
李侃如说："全国人大准确的说不是所谓的权力中心，但是肯定能让你深深地嵌入到政治体系中。"
总部在上海的《胡润百富》杂志的目标读者是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它利用上市企业公告等公开信息编制中国年度富豪榜，然后再和人大代表的名单进行对比复核。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龙湖地产董事长吴亚军是其中的两位。根据胡润报告，宗庆后的家庭财产高达680亿元，位列中国富豪榜第二位；吴亚军是总部在北京的龙湖地产的主席，她的家庭资产达到420亿元。
【图：杭州娃哈哈集团的饮料大王宗庆后是中国第二富豪，家族财产达680亿元，是中国人大的一名代表。摄影：Nelson 彭博社】
江泽民的推动
早在10多年前，前主席江泽民曾积级推动民营企业家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这些富有的民营企业家跟党领导们（后者也是人大代表）有日常联络的途径了。
人大代表中第三大富豪是汽车零部件制造大亨鲁冠球，本月14日，他和习近平一起访问美国，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副总统拜登和财政部长盖特纳。
【图：汽车零部件大亨，万向钱潮的主席鲁冠球是中国第三大富豪，也是中国人大的一名代表，本月，他和习近平一起访问美国，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副总统拜登和财政部长盖特纳。摄影：Lucas Schifres 彭博社】
位于伊利诺伊，埃文斯顿的美国西北大学研究中国政治和金融的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是研究中国政治和金融的一名教授，他在一封邮件中说："由于中国法律体制不完善以及出于保护个人财产的动机，中国的富人有非常强烈的进入体制内的意愿。成为人大代表意味着富人的商业及政治对手没那么容易使他们入狱或者剥夺他们的财产。"
最富的女人
吴亚军是中国最富的女人，她的发言人说，她不接受媒体访问。鲁冠球的发言人则说鲁无法安排访问。哇哈哈的发言人单齐宁在电话采访中说，宗庆后不会对全国人大的构成发表任何看法因为这是由中央政府决定的事。
许多全国人大的富豪们，包括吴亚军，都是房地产公司的高管。房地产是引起抗议并造成城市居民和农民们不断增大的贫富差距的行业。
在南中国广东的一个渔村乌坎，因为房地产开发商掠夺土地，12月份的时候爆发了数场抗议，导致中共的当地领导人被驱逐。温家宝总理誓言要打击这种掠夺土地行为并努力解决贫富悬殊问题。
中国的最高政治领导人们，包括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都没有公布他们自己及其家属的个人财务状况。
中国的私营企业的高管们，比如宗庆后和鲁冠球是在过去30年，增长率平均为10.1%的情况下积累起自己的财富。同期，美国的年经济增长率平均为2.7%。
脱贫
普通中国人也从中国经济的增长中获益，在2010年的时候，中国经济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自从引进了市场经济政策，中国已经让13亿人口中的3亿脱离了贫困。
在2010年底的时候，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是9.8%。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人均GDP自从2000以来已经翻了一番还多。
立法机构中的贫富差距也形成统计上可资比较的样本。中国的人大代表当中，最富裕的60位（占人大代表总数的2%）人大代表的平均个人财富高达14.4亿美元。美国的国会议员当中，最富裕的11位（占议员总数的2%）国会议员的平均个人财富为3.23亿美元。
美国的数据来自于总部在华盛顿的互动政治研究中心的网站上的可下载数据库。美国的数据还有一些偏大，因为数据库里包括了已经退休和在2010年退职的国会议员们，以及他们的继任人。
艾莎的财富
最近，美国的股票市场表现好于中国，国会议员们的财富的增长的速度也大于中国的人大代表们。从2009-2010，国会中最富有的2%的平均财富上升了22%。2010年，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了12.8%。
2011年胡润榜上最富有的2%的人大代表的财富上升了13%，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在2010年上涨了14.3%，在2011年则跌了21.7%。2011年的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20%，深圳成份指数下跌了33%。
根据互动政治研究中心的数据，美国国会中最富有的是众议员艾莎（Darrell Issa），他是加州的一名共和党人，2010年时的财富达到峰值，为$7.009亿美元。如果他是一名中国的"人大代表"的话，[其财富]只能排到第40位。在按照购买力调整之后，中国的人均收入大约是美国的六分之一。
"关系融洽"
议员们和美国高层官员们的财务披露表列出了他们的个人财产处于哪一等级，如在$1001-15000，还是$1,000,001- 5,000,000这一登记，彭博社用美国的信息披露中最高的等级与中国人大做了对比。
胡润报告的主席和总研究员胡润（Rupert Hoogewerf）说，他估计其公司每发现一位中国亿万富豪，就会漏掉另外一位，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大和美国的国会相比的话，财富差距还要更大。
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莫纳什大学研究亚洲语言的教授布鲁斯·雅各布斯（Bruce Jacobs）说："全国人大偏爱亿万富翁，体现了中共和富豪之间的融洽关系。在这个体系的各个层级上都有当地官员与企业家串通合谋，发家致富，这在很多地方有所表现。"
(即所谓“官商勾结“，中国现在的经济体制就是”官商勾结的权贵资本主义“。 ctmd,共匪官员几乎个个都富得流油,无官不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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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代表谁？从"三个革命阶级"到"三个代表"
中国共产党（CCP）的继续存在将许多观察家置于尴尬的境地。有些人期望中共重蹈其他共产主义政党的覆辙，它们在1989年 间迅速相继崩溃，就在中共领导人决定镇压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及该国其他地区民众要求变革的请愿的数月之后。许多人指出了列宁主义的政党主导与市场经济的不相 容，并预测政治改革最终必将赶上经济改革的脚步。近年来，在经济私有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麻烦，特别是大规模裁员、欠薪，高税费，以及腐败猖獗，引发了不时的 抗议活动，使人们对该国的稳定性和中共是否有能力维持统治提出了疑问。中共面临的问题，不管是党的声望， 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协调，还是正确政策的贯彻落实，都是十分严峻的。
尽管细节或有不同，这些基本问题多年来一直困扰着中共。是依靠民众支持还是依赖政治技巧？这个问题向来是50年代初直至现在中共内部忧虑及内斗的根源 。在整个后毛泽东时代，该党一直在思考在保持政治控制的前提下如何满足经济体制开放的要求。早在进入新世纪之前，工人不满，干部腐败，中央无法监督及强制地方落实政策的问题已经就已经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正如本章要说的，尽管有这些挑战，但是，中共仍拥有许多政治和现实的优势，使之能够生存下去。
列出中共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后，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意识形态的不协调令人忧心，特别是当实用主义几乎本身几乎已经成为一项意识形态教条后。但中共，至少其某些领导人仍然认为，党需要某种意识形态作为它继续统治和进行经济、政治及机构改革的理论基础。在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问题会决定政治生存甚至个人的福祉，中国公民和外部观察家审慎关注着这些意 识形态的争论和公式化的宣传。由于放弃了将阶级斗争作为党的最高目标以及实际上抛弃了共产主义理想，人们对意识形态的兴趣已理所当然地逐渐减弱。它不再引 导政策，但仍是领导人决定做什么的首要理由。虽然如此，该党仍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宣传思想创新，强调他们的改革议程与其传统目标和国家的整体利益是多么的 一致，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正好相反。此外，对意识形态的关注也使得党内基本矛盾暴露了出来。正如这里要说的，尽管大多数党员坚持认为调适对党的生存必须的， 但一小部分顽固派断言这种变化正在削弱党并侵蚀其统治的合法性。
中共发现它面临着众多为引起重视相互竞争的要求。根据这些要求的性质，其应对方式也各不相同。 一方面，该党对经济性的要求一直是宽容的。作为一种整合其自身与有助于国家经济现代化的个人和团体的手段，它已经为各行业，特别是工业和商业组织建立了协 会。除了这些制度性的纽带，它还推行一种发展新成员加入该党的吸纳策略。不再只是农民、工人和士兵“三个革命阶级”的先锋队，中共现在宣称代表三个关键利 益：“先进生产力”（主要是日益增多的城市中产阶级：商人、自由职业者及高科技专家），先进文化的推广（如反对“封建”和物质主义价值观），以及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这个中共对党和社会新关系的描述，被称作“三个代表”，最初由江泽民在2000年春季提出，之后通过广泛的媒体宣传活动得以传播。作为中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主要成果之一，“三个代表”的口号被明确载入党章修正案。作为这种变化的必然结果，此次党的代表大会还解除了曾于1989年 开始实施的禁止吸收民营企业主入党的禁令。这两个转变，受到左派和右派的同时批评，一些人认为，他们背叛了党的传统，削弱了党的团结，其他人则认为他们是 在挂羊头卖狗肉。不过，它们反映了中共使自己适应中国经济与社会环境变化的努力。与此同时，中共继续镇压另外一些它认为威胁其执政党地位的有关政治改革和 自由化的要求。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较之毛泽东时期，当前的政治氛围更显宽松，受到的强迫也较少，但对于反抗中共的威权统治、挑战对个人及政治自由的 限制的政治活动家来说，中共的手段仍然是相当强硬的。1
总之，中共的调适战略反映了 Jowitt 所描述的列宁主义政权“纳入”的阶段。2 在不放弃对合法的政治组织的垄断地位的情况下，该党一直试图更具包容性，吸纳更大范围的社会集团，减少对其传统支持基础的强调，拥抱现代主义范式，同时继续在口头上标榜其社会主义目标。但是，它不是对中国社会所有群体以及目标都开放的。中共继续排斥和镇压对其权威构成挑战及寻求根本的政治变革的人士。
这是中共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多面性，其优点值得更深入的了解和赞赏。虽然强迫和压制仍是当代中国政治现实的一部分，但它仅是这个现实的一部分。中共放弃了控制经济和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企图，而且，随着后毛泽东时代的自由化，它也放弃了允许它这样做的工具。3 作为替代，它采用了更灵活的做法，在某些方面宽容，但在其他方面仍然高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适应变化的努力，事实上，可能会适得其反。这是进行机构改革时常常面临的困境：现在的变革将导致复兴还是进一步的恶化？
本章将按下列次序讨论这些问题。首先对允许中共持久地作为中国执政党的因素进行讨论。其次介绍该党与社会之关系的发展演变。此处着眼于发展党员方面的变 化，这反映了中共与社会关系的发展演变，以及其敷设与特定社会阶层新的制度性联系的努力。从这一点出发，本章看起来会更贴近作为中共战略思考及其政策指导 的“三个代表”的口号。最后，简要讨论政治稳定的含义，一个中国领导人长期关注的问题。
为什么中共仍在掌权？
中共能够其中国执政党的地位首要原因是其垄断了合法政治组织的控制权，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禁止可能挑战中国共产党的竞争性组织形成，该党严格执行了这项禁令。其最生动的体现是中共在1989年拒绝承认学生和工人自治联合会，并一再打压渴望自治的工会，中国民主党，以及精神和宗教群体，如flg，家庭教会。由于无法在国内成立异议组织，大大提高了集体行动的成本并降低了成功挑战的可能性。4
然而，中共的生存并不仅仅是政治高压的结果。它拥有允许其继续保留权力的其他优势。最重要的是，中共在1949年 革命的胜利使其得到了一定的合法性，尽管此后经济增长目标已经取代了党的其他大多数目标。然而，它仍然有残留的影响。相反，在东欧执政的共产党大多是由苏 联压加的，因此在其治下的许多人眼中缺乏合法性，中共则通过本土革命推翻不得人心的政府从而掌握了权力。中共的形象并没有如东欧共产党甚至国民党（KMT）在台湾那样给人留下外部占领势力的印象。5 结果就是虽然其根基的健康度与可行性正在受到不断警告，但它并不需要为了“扎根”（sink roots）于社会而进行调适。尽管党的政策与实践在今天可能并不受欢迎，但它当年是凭借着切实的广泛支持上台掌权的。
除了源自本土这一剩余价值以外，中国共产党还从似乎具有广泛认同度的下述观念中获益：党是阻止国家分裂和政治动荡的最好也是唯一的捍卫者。不管是国家还是社会的成员，都摆脱不了突出的与深层的恐惧。政治抗议和政权更迭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动荡和不确定性。中共可以用追求稳定的文化偏好抹黑那些试图挑战其垄断权力的人。这也是中共在社会层面激发民族主义情怀的原因：在抛弃了阶级斗争和其他共产主义目标后，它从维护国家统一与稳定开始转而激发民族主义渴望。
中共还受益于能带来支持力的物质资源。如它高效的恩庇机制。中共仍然垄断着一些重要职位，不仅政界，商界和学界也是如此。随着经济自由化的进行，中共控制 的企业管理职位虽较以往有所减少，但总量仍是可观的。党员仍能够较容易地获得经商和投资机会以及出国旅游许可等重要资源。这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它一方面让 某些人分享到了甜头，另一方面也为中共带来了极少关注集体福祉的腐败和自私形象。
由于认识到了党是唯一的选择（the only game in town）以 及党员身份对实现诸多职业目标的帮助，日益增多的年轻知识分子和私营企业主纷纷要求加入中共。这也许让人惊讶，因为这类精英是靠自己的努力获得学业和商业 上的成功的。尽管有些人出于坚持原则以及担心党员身份会限制自身选择而不愿加入中共，但出于现实原因，其他人仍愿意加入中共，这是因为党员身份能够带来特 权，尤其是对担任行政职务而言。6 最 近，将具有更高的学术或商业能力的人吸纳为党的干部的做法为专业和商业人士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些人不是中共的传统支持力量，但中共却认识到了他们在 实现经济现代化目标过程中的重要价值。中共对外宣传，申请入党人数不断增加以及寻求得到录用的人的履历都说明了党具有可持续的活力。尽管这可能是出于自利 型的误读，党员人数的持续增加是毫无疑问的——从1982年近4000万增加到了2005年的近7000万。
简而言之，由于垄断了政治权力，中共仍在执政，它是一个中国土生土长的政党，它能为自己的成员带来切实的好处，也成功地从社会上现代化的部门吸纳了新成员。在本节后我们将看到，中共一直都在转变其自身组织及其与社会关系的形态，以调适其自身来面对它发起的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环境。而中共的未来前景很大程度上取正决于这种转型是否成功。
党和人民
进入后毛泽东时期以来，为了推进经济现代化，中共抛弃了以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政策和群众运动。基础工作重心的转变使中共的组织以及中共 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了同等的变化。与毛泽东时代在党员录用和分配工作中强调动员技巧和政治可靠度不同，新的经济现代化取向重视党员尤其是干部的实际能力和专 业知识。为了给更年轻的技术官僚让位，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被清离职位，甚至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也很快退休。7
中共在工作重心和成员方面转变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拥有高中以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党员比例从1984年的17.8%上升到2002年的52.5%。在中共中央委员会，拥有大专学历的党员比例由1982年的55.5%增加到了2002年的98.6%。在县以及县以上层级，拥有大专学历的党员比例也从1981年的16.4%增加到了2001年的87.9%。8
中共转变形态最为显著的标志在于：曾经是中共主要成分和支持者的农民和工人如今已成了党内少数群体，这是对中共意义最大的转型。农民和工人党员的比重从1994年63%跌至2003年的44%。这种下跌不仅是相对数量的，也是绝对数量的——在短短10年中从将近3400万跌至不足3000万。新录用的农民和工人党员的数量无法抵消现有农民、工人党员退休和死亡的数量。中共不再优先关注曾为之进行革命的从属阶级，转而接触在自己发起的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技术、专业、商业精英。由此，中共重新塑造了自身与社会的关系并以此反映它当前的工作重心。
在后毛泽东时代一开始便宣布阶级斗争的终结，中共此举暗示着它与社会的关系将会更加和谐。与已为人熟知的毛泽东式的意识形态动员和强制手段不同，中共使用了一种双面调适策略：创造新的制度来连接国家与社会、吸纳新精英入党。9 在中共看来，社会不再是试图推翻自己的阶级敌人活动的场所，而是经济现代化所需的才能和抱负的源头。尽管仍在打压自己眼中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敌视政权的人，中共却试图与同自己有着共同经济目标的人进行合作。
中共新的纳入政策的第一个要素是创造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新制度。自198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0年 代，中国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商会、专业协会、体育与兴趣俱乐部等新社会组织。新组织的频频涌现使一些观察家开始思考中国公民社会的潜在力量。然而，这些新组 织基本上不具有公民社会所需要的自主性。相反，它们与国家的关系更适合从国家法团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它们的成立须经国家的许可，并由此得到所在领域（至少 在其所属地区）的垄断代表权；甚至许多这类组织的领导层中都有党和政府的官员。这种统合主义的策略并不是旨在抛弃党的控制而是通过更有弹性的手段来加强它。随着中共在中国公民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频率逐渐下降，上述组织以更间接的控制手段取代了毛泽东时代直接而带有强制性的控制手段。
中共调适策略的第二个要素是吸纳新的社会精英，尤其是专业、技术精英和私营企业主。考虑到中共专注于经济现代化的目标，该策略是合适的。上文已提到了中共吸纳具有高教育背景的成员的成功之处。尽管中共自1989年8月 起拒绝私营企业主入党，但地方官员总是千方百计绕过这一禁区。某些情况下，为了在技术上回避“私营企业主”这一称呼，他们称这类人为个体、集体或股份合作 制企业的管理人员。此外，还有的地方官员直接将禁令抛在一边，声称将受惠于党的政策的人排斥在党外是不公平的。对于地方官员来说，由于推动经济增长是考核 工作绩效的重要标准，他们纷纷与能推动经济增长的私营企业主合作。私营企业主中的中共党员比重从1994年的13%提高到了2003年的超过30%。然而，并不是所有“红色资本家”都被吸纳入党。很多中共党员，尤其是党政官员，在入党不久后就开始经商。如果没有这一禁令，愿意加入中共的私营企业主无疑会更多。当江泽民在纪念中共建党80周年之际宣布解除这一禁令后，被中共吸纳的私营企业主有望增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江泽民的提议再次激起了共产主义政党吸收资本家入党之正当性的争论。地方官员对此持观望态度，甚至有些私营企业主还表示不愿意加入中共。10 在中共十六大正式解除禁令之后，人们预计重新吸收并宣传允许企业家入党的努力会很快出现，但（直到2004年底）这一切并没有发生。11 红色资本家的数量虽然在持续增加，但这并不是因为私营企业家在不断入党。相反，这种增加主要是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结果：这些新的所有者都是国有企业曾经的经 理人，而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早已是党员了。尽管共产党开始表现出接纳他们的意愿，但私营企业家加入中共的兴趣却在急速减弱，其中的原因还不清楚。有逸闻证据 显示，一些企业家不愿意加入一个越来越以腐败著称的政党，而其他企业家则通过其它方式被吸纳，即便没有党员身份也会被委以政府职务。同时，尽管有了新的政 策，还是有许多地方政府依然反对接纳企业家入党。
过去二十年来的这种统合主义(corporatism)和吸纳的策略已经削弱了党传统上对于党建问题的重视。中共从“三个革命阶级”（农民、工人、士兵）中新吸纳的成员人数在不断下降，其在城市与农村的党组织也在不断萎缩。在1990年代中期，中共称其半数的农村地方组织已经停止活动。据估计大约有250万党员加入了外来打工者的“流动人口”中，这进一步削弱了共产党在农村地区的存在。在1998年的约120万家私营企业中，建有党支部的企业不到1%，而其员工中有党员的企业也只占14%。12 简而言之，在约有全国70%人口生活和工作的农村地区，共产党的存在正在萎缩，同时，共产党在私人部门中也几乎不存在，而这是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当共产党将其注意力转移到新兴的专业型、技术型与创业型精英身上时，也就顾不上它与社会其他阶层的联系是否会削弱了。
然而，如同在下文将要看到的，共产党工作的转移，尤其是在入党优先权方面，遭到了党内反对抛弃传统做法者的抗议。尽管党内一些人认识到调适对党的生存与大众合法性(popular legitimacy)是必要的，但其他人则害怕将这种多元的——以及非无产阶级的——利益主体纳入党内会破坏党的团结，并最终导致党的瓦解。
由于经济改革改变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形态，导致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中共调整了其与社会的关系。在过去，中共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这种说法在其面 对中国经济快速市场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时看上去已经不合时宜了。为了保持与社会的联系，中共通过上文提到的所谓“三个代表”的口号，重新定义 了它与社会的关系。江泽民在2000年春天 对南方主要经济城市的视察期间放出了他的这一口号。 他在视察国有企业的同时也访问了合资企业、私营企业与乡镇企业，并对在这些不同类型的企业中的党建工作进行了调查。他在浙江会见了几位私营企业家，据报 道，他们中有人表示希望能够入党，尽管由于党的政策他们被禁止这样做。这次经历给“三个代表”口号的提出以极大的启示，因为江泽民认识到如果私营企业中不 存在党组织，共产党就无法代表私人部门中近1亿3千万的工人。13 由于他在2000年2月首次提出这个口号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江泽民5月份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重新强调并详细阐述了这个概念，并通过媒体进行了数月之久的广泛报道。
尽管吸收企业家入党的禁令有着很好的意识形态理由，但它与党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及中国社会不断增加的复杂性越来越来不合拍。如果共产党很大程度将其合法性 建立在经济增长上，它就没有理由将那些创造了增长并遵循党的政策的人排除在外。同样，传统的阶级区分由于改革开放的实施被打破了，工人在国有、集体与私人 部门间变换工作，而曾经的农民、知识分子与党政官员有机会“下海”，开创他们自己的生意。人民日报撰文称，新的社会阶层“来自于农民、知识分子、国有企业 的管理人员、党和政府机关的干部、科研技术人员以及归国留学人员。”15 将这些人排除在外很明显不符合党的长期利益。
将企业家与其他新的社会阶层的人士吸纳入党不仅有利于共产党获得更多渠道的支持，还先占有了反对派的一个潜在来源。据报道，江泽民在2001年1月承认共产党正在考虑解除对企业家入党的禁令，这也许能够阻止他们与支持民主的政治活动家结盟。16 出于同样的考虑，中央党校的王长江指出，如果党不能代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他们就会寻求在现行政治体制外将自己组织起来。纳入政策意欲——至少在部分上——阻止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的出现，并保持政治稳定与党的领导。
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大力宣传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口号以及他提出的将中国新的社会阶层吸收入党的建议。在这一运动中，有几个主题成功地将“三个代表”与党 的传统联系了起来。第一，党的阶级属性并不是由其成员出身的经济阶层单独决定的。从历史上看，工人并不是占党员的大多数，还有农民、知识分子、士兵以及学 生。然而他们都宣称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第二，共产党宣称同时代表无产阶级与最广大人民，这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冲突。根据三段论法，因为中国的大多数人 民是工人和农民，如果党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它也就代表了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从这里得出的结论就是，党能够保持它的无产阶级属性，即便它从其他社会阶层 中吸纳了新成员。这些非无产阶级据称也会持有无产阶级的观点。但如果其他阶级想代表他们自己或其职业的利益时会如何？党员身份被认为会改变这些利益：
中国共产党（CCP）的继续存在将许多观察家置于尴尬的境地。有些人期望中共重蹈其他共产主义政党的覆辙，它们在1989年 间迅速相继崩溃，就在中共领导人决定镇压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及该国其他地区民众要求变革的请愿的数月之后。许多人指出了列宁主义的政党主导与市场经济的不相 容，并预测政治改革最终必将赶上经济改革的脚步。近年来，在经济私有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麻烦，特别是大规模裁员、欠薪，高税费，以及腐败猖獗，引发了不时的 抗议活动，使人们对该国的稳定性和中共是否有能力维持统治提出了疑问。中共面临的问题，不管是党的声望， 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协调，还是正确政策的贯彻落实，都是十分严峻的。
尽管细节或有不同，这些基本问题多年来一直困扰着中共。是依靠民众支持还是依赖政治技巧？这个问题向来是50年代初直至现在中共内部忧虑及内斗的根源 。在整个后毛泽东时代，该党一直在思考在保持政治控制的前提下如何满足经济体制开放的要求。早在进入新世纪之前，工人不满，干部腐败，中央无法监督及强制地方落实政策的问题已经就已经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正如本章要说的，尽管有这些挑战，但是，中共仍拥有许多政治和现实的优势，使之能够生存下去。
列出中共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后，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意识形态的不协调令人忧心，特别是当实用主义几乎本身几乎已经成为一项意识形态教条后。但中共，至少其某些领导人仍然认为，党需要某种意识形态作为它继续统治和进行经济、政治及机构改革的理论基础。在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问题会决定政治生存甚至个人的福祉，中国公民和外部观察家审慎关注着这些意 识形态的争论和公式化的宣传。由于放弃了将阶级斗争作为党的最高目标以及实际上抛弃了共产主义理想，人们对意识形态的兴趣已理所当然地逐渐减弱。它不再引 导政策，但仍是领导人决定做什么的首要理由。虽然如此，该党仍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宣传思想创新，强调他们的改革议程与其传统目标和国家的整体利益是多么的 一致，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正好相反。此外，对意识形态的关注也使得党内基本矛盾暴露了出来。正如这里要说的，尽管大多数党员坚持认为调适对党的生存必须的， 但一小部分顽固派断言这种变化正在削弱党并侵蚀其统治的合法性。
中共发现它面临着众多为引起重视相互竞争的要求。根据这些要求的性质，其应对方式也各不相同。 一方面，该党对经济性的要求一直是宽容的。作为一种整合其自身与有助于国家经济现代化的个人和团体的手段，它已经为各行业，特别是工业和商业组织建立了协 会。除了这些制度性的纽带，它还推行一种发展新成员加入该党的吸纳策略。不再只是农民、工人和士兵“三个革命阶级”的先锋队，中共现在宣称代表三个关键利 益：“先进生产力”（主要是日益增多的城市中产阶级：商人、自由职业者及高科技专家），先进文化的推广（如反对“封建”和物质主义价值观），以及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这个中共对党和社会新关系的描述，被称作“三个代表”，最初由江泽民在2000年春季提出，之后通过广泛的媒体宣传活动得以传播。作为中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主要成果之一，“三个代表”的口号被明确载入党章修正案。作为这种变化的必然结果，此次党的代表大会还解除了曾于1989年 开始实施的禁止吸收民营企业主入党的禁令。这两个转变，受到左派和右派的同时批评，一些人认为，他们背叛了党的传统，削弱了党的团结，其他人则认为他们是 在挂羊头卖狗肉。不过，它们反映了中共使自己适应中国经济与社会环境变化的努力。与此同时，中共继续镇压另外一些它认为威胁其执政党地位的有关政治改革和 自由化的要求。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较之毛泽东时期，当前的政治氛围更显宽松，受到的强迫也较少，但对于反抗中共的威权统治、挑战对个人及政治自由的 限制的政治活动家来说，中共的手段仍然是相当强硬的。1
总之，中共的调适战略反映了 Jowitt 所描述的列宁主义政权“纳入”的阶段。2 在不放弃对合法的政治组织的垄断地位的情况下，该党一直试图更具包容性，吸纳更大范围的社会集团，减少对其传统支持基础的强调，拥抱现代主义范式，同时继续在口头上标榜其社会主义目标。但是，它不是对中国社会所有群体以及目标都开放的。中共继续排斥和镇压对其权威构成挑战及寻求根本的政治变革的人士。
这是中共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多面性，其优点值得更深入的了解和赞赏。虽然强迫和压制仍是当代中国政治现实的一部分，但它仅是这个现实的一部分。中共放弃了控制经济和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企图，而且，随着后毛泽东时代的自由化，它也放弃了允许它这样做的工具。3 作为替代，它采用了更灵活的做法，在某些方面宽容，但在其他方面仍然高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适应变化的努力，事实上，可能会适得其反。这是进行机构改革时常常面临的困境：现在的变革将导致复兴还是进一步的恶化？
本章将按下列次序讨论这些问题。首先对允许中共持久地作为中国执政党的因素进行讨论。其次介绍该党与社会之关系的发展演变。此处着眼于发展党员方面的变 化，这反映了中共与社会关系的发展演变，以及其敷设与特定社会阶层新的制度性联系的努力。从这一点出发，本章看起来会更贴近作为中共战略思考及其政策指导 的“三个代表”的口号。最后，简要讨论政治稳定的含义，一个中国领导人长期关注的问题。
为什么中共仍在掌权？
中共能够其中国执政党的地位首要原因是其垄断了合法政治组织的控制权，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禁止可能挑战中国共产党的竞争性组织形成，该党严格执行了这项禁令。其最生动的体现是中共在1989年拒绝承认学生和工人自治联合会，并一再打压渴望自治的工会，中国民主党，以及精神和宗教群体，如flg，家庭教会。由于无法在国内成立异议组织，大大提高了集体行动的成本并降低了成功挑战的可能性。4
然而，中共的生存并不仅仅是政治高压的结果。它拥有允许其继续保留权力的其他优势。最重要的是，中共在1949年 革命的胜利使其得到了一定的合法性，尽管此后经济增长目标已经取代了党的其他大多数目标。然而，它仍然有残留的影响。相反，在东欧执政的共产党大多是由苏 联压加的，因此在其治下的许多人眼中缺乏合法性，中共则通过本土革命推翻不得人心的政府从而掌握了权力。中共的形象并没有如东欧共产党甚至国民党（KMT）在台湾那样给人留下外部占领势力的印象。5 结果就是虽然其根基的健康度与可行性正在受到不断警告，但它并不需要为了“扎根”（sink roots）于社会而进行调适。尽管党的政策与实践在今天可能并不受欢迎，但它当年是凭借着切实的广泛支持上台掌权的。
除了源自本土这一剩余价值以外，中国共产党还从似乎具有广泛认同度的下述观念中获益：党是阻止国家分裂和政治动荡的最好也是唯一的捍卫者。不管是国家还是社会的成员，都摆脱不了突出的与深层的恐惧。政治抗议和政权更迭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动荡和不确定性。中共可以用追求稳定的文化偏好抹黑那些试图挑战其垄断权力的人。这也是中共在社会层面激发民族主义情怀的原因：在抛弃了阶级斗争和其他共产主义目标后，它从维护国家统一与稳定开始转而激发民族主义渴望。
中共还受益于能带来支持力的物质资源。如它高效的恩庇机制。中共仍然垄断着一些重要职位，不仅政界，商界和学界也是如此。随着经济自由化的进行，中共控制 的企业管理职位虽较以往有所减少，但总量仍是可观的。党员仍能够较容易地获得经商和投资机会以及出国旅游许可等重要资源。这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它一方面让 某些人分享到了甜头，另一方面也为中共带来了极少关注集体福祉的腐败和自私形象。
由于认识到了党是唯一的选择（the only game in town）以 及党员身份对实现诸多职业目标的帮助，日益增多的年轻知识分子和私营企业主纷纷要求加入中共。这也许让人惊讶，因为这类精英是靠自己的努力获得学业和商业 上的成功的。尽管有些人出于坚持原则以及担心党员身份会限制自身选择而不愿加入中共，但出于现实原因，其他人仍愿意加入中共，这是因为党员身份能够带来特 权，尤其是对担任行政职务而言。6 最 近，将具有更高的学术或商业能力的人吸纳为党的干部的做法为专业和商业人士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些人不是中共的传统支持力量，但中共却认识到了他们在 实现经济现代化目标过程中的重要价值。中共对外宣传，申请入党人数不断增加以及寻求得到录用的人的履历都说明了党具有可持续的活力。尽管这可能是出于自利 型的误读，党员人数的持续增加是毫无疑问的——从1982年近4000万增加到了2005年的近7000万。
简而言之，由于垄断了政治权力，中共仍在执政，它是一个中国土生土长的政党，它能为自己的成员带来切实的好处，也成功地从社会上现代化的部门吸纳了新成员。在本节后我们将看到，中共一直都在转变其自身组织及其与社会关系的形态，以调适其自身来面对它发起的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环境。而中共的未来前景很大程度上取正决于这种转型是否成功。
党和人民
进入后毛泽东时期以来，为了推进经济现代化，中共抛弃了以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政策和群众运动。基础工作重心的转变使中共的组织以及中共 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了同等的变化。与毛泽东时代在党员录用和分配工作中强调动员技巧和政治可靠度不同，新的经济现代化取向重视党员尤其是干部的实际能力和专 业知识。为了给更年轻的技术官僚让位，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被清离职位，甚至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也很快退休。7
中共在工作重心和成员方面转变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拥有高中以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党员比例从1984年的17.8%上升到2002年的52.5%。在中共中央委员会，拥有大专学历的党员比例由1982年的55.5%增加到了2002年的98.6%。在县以及县以上层级，拥有大专学历的党员比例也从1981年的16.4%增加到了2001年的87.9%。8
中共转变形态最为显著的标志在于：曾经是中共主要成分和支持者的农民和工人如今已成了党内少数群体，这是对中共意义最大的转型。农民和工人党员的比重从1994年63%跌至2003年的44%。这种下跌不仅是相对数量的，也是绝对数量的——在短短10年中从将近3400万跌至不足3000万。新录用的农民和工人党员的数量无法抵消现有农民、工人党员退休和死亡的数量。中共不再优先关注曾为之进行革命的从属阶级，转而接触在自己发起的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技术、专业、商业精英。由此，中共重新塑造了自身与社会的关系并以此反映它当前的工作重心。
在后毛泽东时代一开始便宣布阶级斗争的终结，中共此举暗示着它与社会的关系将会更加和谐。与已为人熟知的毛泽东式的意识形态动员和强制手段不同，中共使用了一种双面调适策略：创造新的制度来连接国家与社会、吸纳新精英入党。9 在中共看来，社会不再是试图推翻自己的阶级敌人活动的场所，而是经济现代化所需的才能和抱负的源头。尽管仍在打压自己眼中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敌视政权的人，中共却试图与同自己有着共同经济目标的人进行合作。
中共新的纳入政策的第一个要素是创造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新制度。自198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0年 代，中国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商会、专业协会、体育与兴趣俱乐部等新社会组织。新组织的频频涌现使一些观察家开始思考中国公民社会的潜在力量。然而，这些新组 织基本上不具有公民社会所需要的自主性。相反，它们与国家的关系更适合从国家法团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它们的成立须经国家的许可，并由此得到所在领域（至少 在其所属地区）的垄断代表权；甚至许多这类组织的领导层中都有党和政府的官员。这种统合主义的策略并不是旨在抛弃党的控制而是通过更有弹性的手段来加强它。随着中共在中国公民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频率逐渐下降，上述组织以更间接的控制手段取代了毛泽东时代直接而带有强制性的控制手段。
中共调适策略的第二个要素是吸纳新的社会精英，尤其是专业、技术精英和私营企业主。考虑到中共专注于经济现代化的目标，该策略是合适的。上文已提到了中共吸纳具有高教育背景的成员的成功之处。尽管中共自1989年8月 起拒绝私营企业主入党，但地方官员总是千方百计绕过这一禁区。某些情况下，为了在技术上回避“私营企业主”这一称呼，他们称这类人为个体、集体或股份合作 制企业的管理人员。此外，还有的地方官员直接将禁令抛在一边，声称将受惠于党的政策的人排斥在党外是不公平的。对于地方官员来说，由于推动经济增长是考核 工作绩效的重要标准，他们纷纷与能推动经济增长的私营企业主合作。私营企业主中的中共党员比重从1994年的13%提高到了2003年的超过30%。然而，并不是所有“红色资本家”都被吸纳入党。很多中共党员，尤其是党政官员，在入党不久后就开始经商。如果没有这一禁令，愿意加入中共的私营企业主无疑会更多。当江泽民在纪念中共建党80周年之际宣布解除这一禁令后，被中共吸纳的私营企业主有望增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江泽民的提议再次激起了共产主义政党吸收资本家入党之正当性的争论。地方官员对此持观望态度，甚至有些私营企业主还表示不愿意加入中共。10 在中共十六大正式解除禁令之后，人们预计重新吸收并宣传允许企业家入党的努力会很快出现，但（直到2004年底）这一切并没有发生。11 红色资本家的数量虽然在持续增加，但这并不是因为私营企业家在不断入党。相反，这种增加主要是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结果：这些新的所有者都是国有企业曾经的经 理人，而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早已是党员了。尽管共产党开始表现出接纳他们的意愿，但私营企业家加入中共的兴趣却在急速减弱，其中的原因还不清楚。有逸闻证据 显示，一些企业家不愿意加入一个越来越以腐败著称的政党，而其他企业家则通过其它方式被吸纳，即便没有党员身份也会被委以政府职务。同时，尽管有了新的政 策，还是有许多地方政府依然反对接纳企业家入党。
过去二十年来的这种统合主义(corporatism)和吸纳的策略已经削弱了党传统上对于党建问题的重视。中共从“三个革命阶级”（农民、工人、士兵）中新吸纳的成员人数在不断下降，其在城市与农村的党组织也在不断萎缩。在1990年代中期，中共称其半数的农村地方组织已经停止活动。据估计大约有250万党员加入了外来打工者的“流动人口”中，这进一步削弱了共产党在农村地区的存在。在1998年的约120万家私营企业中，建有党支部的企业不到1%，而其员工中有党员的企业也只占14%。12 简而言之，在约有全国70%人口生活和工作的农村地区，共产党的存在正在萎缩，同时，共产党在私人部门中也几乎不存在，而这是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当共产党将其注意力转移到新兴的专业型、技术型与创业型精英身上时，也就顾不上它与社会其他阶层的联系是否会削弱了。
然而，如同在下文将要看到的，共产党工作的转移，尤其是在入党优先权方面，遭到了党内反对抛弃传统做法者的抗议。尽管党内一些人认识到调适对党的生存与大众合法性(popular legitimacy)是必要的，但其他人则害怕将这种多元的——以及非无产阶级的——利益主体纳入党内会破坏党的团结，并最终导致党的瓦解。
党代表谁？
由于经济改革改变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形态，导致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中共调整了其与社会的关系。在过去，中共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这种说法在其面 对中国经济快速市场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时看上去已经不合时宜了。为了保持与社会的联系，中共通过上文提到的所谓“三个代表”的口号，重新定义 了它与社会的关系。江泽民在2000年春天 对南方主要经济城市的视察期间放出了他的这一口号。 他在视察国有企业的同时也访问了合资企业、私营企业与乡镇企业，并对在这些不同类型的企业中的党建工作进行了调查。他在浙江会见了几位私营企业家，据报 道，他们中有人表示希望能够入党，尽管由于党的政策他们被禁止这样做。这次经历给“三个代表”口号的提出以极大的启示，因为江泽民认识到如果私营企业中不 存在党组织，共产党就无法代表私人部门中近1亿3千万的工人。13 由于他在2000年2月首次提出这个口号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江泽民5月份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重新强调并详细阐述了这个概念，并通过媒体进行了数月之久的广泛报道。
由于邓小平在1978年 已经将知识分子归为劳动阶级，江泽民并没有再次改变无产阶级的定义。取而代之，他提出纳入党内的新社会阶层的利益与劳动阶级是一致的。“三个代表”的口号 本质上是意欲在不放弃现有阶级基础的同时，扩大党的群众性。中共将其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宣示替换为“两个先锋队”的理论：它同时代表劳动阶级（包括工 人、农民、知识分子、党政官员及军队中的相关人员）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特别是企业家、专业人士及高科技专家。尽管这种巧妙的手法使得党的宣传写手很是忙 上了几年，但其对三个代表口号及其含义的谨慎分析还是强调了意识形态需要与中国不断变化的社会之间的差异。
江泽民普及三个代表口号的努力受到了党在吸纳企业家入党方面禁令的阻碍。1989年8月制定这一禁令是由于担心那些支持天安门示威者的企业家（以四通公司创立者万润南为代表），以及企业家出现在党内会改变党的阶级性。找到意识形态上的依据来支持这一禁令是很容易的。中共吉林省委委员林炎志就曾对反对吸纳企业家入党的理由进行过一次简要概括：
如果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会在党内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破坏全党团结和统一的政治思想基础，突破党在阶级先进性上可以容忍的底线。... 多元的政党必定分裂。...党的名称、党章、党纲都要改变。...所以，我们不能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对于共产党员成为私营企业主的，不能再当党员。14
尽管吸收企业家入党的禁令有着很好的意识形态理由，但它与党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及中国社会不断增加的复杂性越来越来不合拍。如果共产党很大程度将其合法性 建立在经济增长上，它就没有理由将那些创造了增长并遵循党的政策的人排除在外。同样，传统的阶级区分由于改革开放的实施被打破了，工人在国有、集体与私人 部门间变换工作，而曾经的农民、知识分子与党政官员有机会“下海”，开创他们自己的生意。人民日报撰文称，新的社会阶层“来自于农民、知识分子、国有企业 的管理人员、党和政府机关的干部、科研技术人员以及归国留学人员。”15 将这些人排除在外很明显不符合党的长期利益。
将企业家与其他新的社会阶层的人士吸纳入党不仅有利于共产党获得更多渠道的支持，还先占有了反对派的一个潜在来源。据报道，江泽民在2001年1月承认共产党正在考虑解除对企业家入党的禁令，这也许能够阻止他们与支持民主的政治活动家结盟。16 出于同样的考虑，中央党校的王长江指出，如果党不能代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他们就会寻求在现行政治体制外将自己组织起来。纳入政策意欲——至少在部分上——阻止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的出现，并保持政治稳定与党的领导。
最终，江泽民在2001年7月1日纪念中共成立80周年的讲话中公开提出了解除对企业家的禁令。在回顾改革开放政策的成果时，他指出了私营企业家、自由职业者、中外企业雇佣的科研技术人员以及其他新的社会集团的出现。他评论道，“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尽管宣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和干部依然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江泽民也指出共产党需要将“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17
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大力宣传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口号以及他提出的将中国新的社会阶层吸收入党的建议。在这一运动中，有几个主题成功地将“三个代表”与党 的传统联系了起来。第一，党的阶级属性并不是由其成员出身的经济阶层单独决定的。从历史上看，工人并不是占党员的大多数，还有农民、知识分子、士兵以及学 生。然而他们都宣称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第二，共产党宣称同时代表无产阶级与最广大人民，这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冲突。根据三段论法，因为中国的大多数人 民是工人和农民，如果党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它也就代表了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从这里得出的结论就是，党能够保持它的无产阶级属性，即便它从其他社会阶层 中吸纳了新成员。这些非无产阶级据称也会持有无产阶级的观点。但如果其他阶级想代表他们自己或其职业的利益时会如何？党员身份被认为会改变这些利益：
党就像一个大熔炉，能熔化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纲领路线上来。今天吸收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入党，只要坚持思想上建党的原则，要求每一个党员从思想上入党，就一定能保持党员思想的纯洁性和党组织的先进性。18
“三个代表”承认了目前中国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但是用来证明口号的理由却只是合法化了无产阶级的利益。
“三个代表”宣传运动的第三个主题是党宣称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也没有什么新意。在1935年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党通过了一项决议坚称自己是中国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然而这是一个非常薄弱的先例，因为它忽略了接下来65年党的那些历史，也忽略了做出那个决议的历史背景：那是在面 临日本侵略的时候共产党诉求于民族主义所产生的结果。尽管声称中共总是代表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但媒体还是强调了有必要在现任干部中开展广泛的教育以及 培训并且要在这种主张基础上去挑选新干部。很显然，这个党的传统并不是对所有人来讲都是清楚的。19
评论家也仔细区分了江泽民号召吸收“社会各阶层的优秀分子”的说法与由赫鲁晓夫首先所提倡但在当时遭到中共痛斥的一个概念——全民党(party of the whole people)的差别所在。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并不是各阶层所有人民都应该入党，只有那些达到了党员标准真正优秀的分子才符合党员资格。中共中央党校的王长江曾经在好几篇文章中集中论述过这一点。在《嘹望》杂志中，他认为：
党把社会基础扩大到社会各阶层和群体，并不等于这些阶层和群体的人都可以入党……我们要吸收的是这些阶层和群体中的优秀分子。具备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原以为党的纲领而奋斗，是这些优秀分子的共同特点，也是他们入党的必要条件……这样的党和所谓的“全民党”毫无关系。20
在一本面向党员干部的刊物《中共党政干部论坛》中，他认为“由于党员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党的性质，我们不能只是开放党的大门而欢迎所有人加入……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并不等同于说任何私营企业主都可以入党。”21 党掌握的其他媒体也不断重复这个警告。根据人民日报的说法，“我们允许新社会阶层中有价值的人入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以一种没有原则的方式敞开党的大门。我们仍然不应让党的标准下降使那些达不到党员资格要求的人入党 ”22 《求是》杂志则建议“严格防止那些入党动机不纯的人混入党内，防止以经济实力强弱、为社会捐助财物多少、个人名气大小等作为衡量吸收新党员标准的错误做法”。23 完全不同于支持党的纲领以及“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那种更为抽象的说法所带有的模糊性，这些明确的标准毫无疑问将更容易被许多地方党委应用到从新的社会阶层吸收党员方面来。
虽然人民日报称“三个代表”的口号已加入了以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神殿中，但并不是党内所有人都如此倾心于这个口号。24 《战略与管理》批评了“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这种想法是一种幻想，因为利益集团需要去制约和平衡以避免“许多灾难和困难”。25 党 的正统左派利用了一系列的公开信去回击江所提出的同意企业家入党的建议。他们不只是在挑战承认资本家加入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上的适宜性，也在非难江泽民的个 人领导风格。他们指责江泽民在没有获得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正式批准的情况下就做出这一公开提议违反了党的纪律。他们甚至把江比作是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以及李登辉(Lee Teng-hui)式的人物，这两位人士在中国被广泛批评为是背叛了他们所属政党利益的政治领袖。26 江泽民回应这些攻击的做法则是命令《真理的追求》和《中流》停止发行。然而抵制江泽民提议的作为却没有终止。鉴于这个议题所带来的经久辩论以及所造成的强烈情感，对于红色资本家政治影响力的批判以及消极抵制吸收企业家入党的新政策的做法很可能会持续下去 。
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2001年12月 发表的一份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的长篇报告，则以一种更为委婉的方式批评了“三个代表”。据报道，这份报告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的要求下提交出来的， 李被广泛的认为对于经济改革及其政治影响持怀疑态度的政治人物。这份报告指出为了促进党的经济发展目标，中共选择向新的社会阶层倾斜，特别是管理，技术人 员，私营企业家倾斜是不可避免的。但结果却是工人和农民在党的社会基础上面地位削弱了。《战略与管理》杂志针对这份报告的一则评论集中在改革二十年所造成 的两极化和腐败现象，认为两极化和腐败现象假如没有得到纠正的话会导致中共的合法性危机。此外，该评论还指控私营企业家以金钱收买政治权力，断言“虽然新 的资本阶层正在崛起成为改革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巩固以及加强其地位它却还在进一步以金钱收买政治权力。”吸收这些人进中共只会进一步削弱原本已经腐败 的政治体制。27 中 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还描述了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人员，这三个阶层组成了中国社会的底层阶层，占到了劳动力的三分之二。相比之下，作为“三个代表” 口号受益者的私营企业家、技术专家，则居于金字塔的顶端附近。据报道，这一被揭露出来的事实对于党的领导人而言是一件尴尬的事情，有助于放缓吸收那些新的 社会阶层进入到党内来。
虽然经济现代化仍未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但它可能正在改变共产党。阶级的分化以及社会结构的流动性使得党改变了它所吸收的成员以及它所声称代表的对象。这种现象不大等同于多元主义(pluralism)， 多元主义是以具有充分自主性的团体和反对党派之间的竞争为特征的，这是一种中共仍不愿意去进行的发展。中共将继续保持其政治垄断地位，只是试图变得更具包 容性，因此也更具有代表性而已。但认为党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想法可能会暴露在更大的批评和嘲讽中。中共继续以传统观点认为社会利益、国家与社会关系总 体上是和谐的，而不是像西方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即一个社会是由多样化的而且往往相互冲突的利益所组成的。中国的改革时代揭示了各种相互竞争的利益，而不只 是社会阶层（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冲突是其中最为明显的）之间的竞争而已，还存在着各地区，各民族，两性，以及其他结构性因素之间的竞争。这些利益并不必然是 不相容的，但他们通常渴望，甚至要求，能在国家面前形成代表他们自己利益的组织，不希望授予这种责任给一个先锋队政党。
在中国近期发生的趋势里，尤其是经济改革方面，吸纳私营企业家和其他新的社会阶层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肇因。因此，他们在党内的存在不大可能导致党或政 治体制出现更为普遍的戏剧性的变动，而只是会加强当前的政策方向。他们是党的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因此，不可能推动变革。此外，对于企业家和技术专家以前所 做的研究发现他们钟意于继续自由化，但对于民主化却没有什么热情。28 这也暗示他们在党内的存在并不一定构成挑战。
此外，中共党内在社会阶层和政策偏好方面更大的差异化并不一定导致分裂。相反，它可能会经由合法化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今后的多元化创造基础。29 此外，党内合法参与的可能性增大可能会进一步加强稳定的前景。达尔(Robert A. Dahl)和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都提到了在更广泛地扩展政治参与到社会上的其他群体之前增加精英圈内的政治参与的益处。30 如果这种看法对于中国来讲是成立的，那么政治稳定的前景，乃至从名义上仍是共产主义的政治体制的一种平顺转型都将得到加强。与此同时，政权延续的前景将由于政治精英不断分化而变得黯淡。正如亨廷顿在后来的著作中提到过的，对于一党制政权来讲主要威胁之一在于“控制自主性经济权力来源的新兴社会集团的兴起，也就是说一个独立地富有的工商业精英阶层的发展，导致了精英的分化”31 这才是对于中共来讲改革的困境之所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它需要对进行调适，但这样的调适也创造出了对党掌握权力来讲新的挑战和风险。
结论
中共对其与社会的关系也好、其对于调适的态度也罢都不是铁板一块的。相反，仰赖于社会部门以及它与党的现代化战略融为一体的做法，党已经努力建立起了与社会多面性的关系。正如Stepan所认为的那样，一个国家可以在同一时间追求结合了包容性和排他性的政策，这无疑就是中共一直采取的做法。32
这些多层面关系的优点和逻辑也一直是造成党内持续争论的一个来源。有些人认为这样的关系对于维护党的统治权利（right to rule）和推动其经济计划来讲是必要的。其他人则认为它们是对于党的传统和党存在之理由(raison d’être)的背叛。批评者声称党的包容性政策不是支持了党的合法性，反而将削弱党的权威，因为那种政策放弃了其传统的支持基础并且准许了那些可能会进一步使党偏离其原来使命以及稀释其组织凝聚力的新成员的加入。
中共在调适方面所做努力的内在风险在于党所做转变可能削弱而不是增强党的统治权利。为了适应经济和社会出现的发展，组织和人事的变化是必要的，但这可能与 有效治理和保留一党制国家的需要是违背的。然而，那些中共试图争取的经济和专业精英们似乎并没有一个一致的政治议程并且他们是更愿意嵌入到国家中而不是寻 求免于国家介入的自主性。吸收他们到中共党内最起码在短期内很可能具有料 想到的稳定政治秩序的效果。如果是这样的话，公民社会的涌现和强化将并不带来一个类似东欧那样的有组织的反对派，反而是一系列关注于经济而不是政治议题的 采取合作态度的社会集团。这可能使那些视公民社会为一种固有的民主化力量的人士感到沮丧。尽管如此，中国社会和党员身份不断增加的多样性对于党所声称的先 锋队地位以及对于政治组织的垄断性提出了一种挑战。党所采取的创造统合主义联系以及吸纳新精英的策略对于其作出成功的调适来讲可能是必要的，但对于其长期性生存来讲却并没有提供任何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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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共匪一定会垮台的，最有可能的方式就是内讧所致。 现在的薄熙来/王立军事件已经极大的暴露了这种苗头。真正内讧爆发的时候，不是当事人止得住局面的，前苏联就是个典型例子，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与苏共统治集团闹内讧，而军队不支持统治集团，这样统治集团就轰然垮台了。我敢预言，中共也必然是这样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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