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是典型的反民主的口号
在大陆中国，统一思想已简化为一个公式：“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谁代表党中央就同谁保持一致。今天的胡锦涛又搬出了这一法宝。“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是一个统一思想、控制国人思想、扼杀基本人权的奴隶制口号，它违反普世价值——自由原则。中共可以要求共产党员在政治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不可以要求共产党员在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强求思想上的一致，就是在行动一致之外不许发表不同意见、不许保留不同意见，违背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言论自由的精神。这就破坏党内不同派系的政见竞争。
中共要求全国人民“政治上、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更是无理，这等于是否定了“人民为大”的“人民主权原则”。毛泽东说过：“我们必须相信党”，也就是说不能怀疑党（魁），更不能反党！这就神化了党魁。毛又说：“党是领导一切的”；莫非连人民对它的批评监督也要受其领导吗？“你们可以批评我，但必须根据我的指示来批评；你们可以撤换我，但必须经过我的批准”。这说得通的吗？现代政治的精髓就是不同见解的争辩，要争辩就必须有对立的另一方。一个政党若是独揽一切权力，只跟自己对话，这个政党就一定是霸权主义的，也就是专制主义的政党。1982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即：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所有的党派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或工具！公仆服从主人是普世公理；所以，党应服从人民，而不是相反。党要忠于人民，而不是人民忠于党；党要接受人民的监督，而不是人民受党的监督；党要与人民保持一致，而不是人民与党保持一致。
曹思源说：要求全国人民“政治上、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是反动的！我雇一个佣人，难道我天天要与佣人保持一致吗？哪有主人服从仆人、与仆人保持一致的道理？可在文革中，有一句响彻云霄的口号：“一切学习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最后是“一切为了毛主席”。“一切为了毛主席”就颠倒了主仆关系。毛主席应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如果亿万人民一切都为了毛，毛主席不就成了主人了吗？人民反倒成了仆人了？这样一条颠倒主仆关系的反动口号在中国居然流行十多年之久！
李洪林说过，“不是人民应该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应该忠于人民。不是领袖缔造了党，而是党产生了领袖，领袖是可以批评的，批评领袖不是反党。”当领导者要求被领导者效忠，国家就已不再是共和；当国民效忠领袖，就失去了自由表达的权力！一个要人民效忠的领袖，绝对不是为人民服务的领袖！他已经成了人民的奴隶主。
请注意：民主社会要求执政党跟大多数公民保持一致，而不是公民与党保持一致。
民主意味着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高于一切，政府必须民选，总统必须人民授权。人民享有充分的结社、集会和游行示威的自由，监督政府和执政党。例如美国人民监督政府，是通过出版自由来体现各界群众的意的。美国没有官方通讯社、官方报纸，除了一个对外广播的“美国之音”是官办，没有对国内宣传教化的官办电台和电视台，在州和地方也是如此。两大政党没有自己的机关报和电台、电视台。没有控制舆论、审查书报的机关和制度。舆论导向不是在官方，而是在民间，不是官导民，而是民导官。总统、国务卿放下身段向民间问计，了解老百姓的意见和要求，调整施政方向，改善政府的工作。不是人民必须同执政党和政府保持一致，而是执政党和政府必须同主流民意保持一致。
任何民主国家都尊重思想的自由，都不允许把某种思想、某种主义、某种理论以法律规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即国家意识。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在400多年前就写道：“国家无权告诉人民应该想什么。”搞国家意识只能造成人类思想的僵化和萎缩，所以宪法中不能有国家意识形态的规定。宪法可以对人类危害极大的一些思想的禁止，如鼓吹战争和种族灭绝的法西斯主义、反人权思想、专制独裁思想、反对思想自由的思想等。
帕斯卡尔说：“人的最大尊严是思想，人最大的欢乐也是思想”。黑格尔说：“人之所以比禽兽高尚的地方，在于他有思想”。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就是说一个不能自由思考的人不配称人！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说，“思想自由是人固有的权利，人可以放弃一切，唯独思想自由的权利不能放弃；压制人的信仰、观念或言论是侮辱人的尊严,否定人的本性”。因此，人最大的耻辱莫过于思想的权利被剥夺，人最大的痛苦也莫过于思想被压制。
思想的天性就是自由。思想自由，即思想绝对自由，爱想啥就想啥。人是思想的动物，思想自由权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权利。思想自由就是指个人有权坚持自己的“错误”信念的权利——个人有权犯“错误”，有权坚持“错误”，有权拒绝被大多数人视为“真理”的思想；这是他自己的事，别人无权干预。他信奉一个上帝也好，许多个上帝也好，或根本不信上帝也好，只要不触犯别人的生命、财产，他就是无辜的（杰斐逊）。所以，思想自由的实质就在于当权者不同意、不赞成、不接受的思想能得到自由表达。
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是世界各国人民公认的最基本的天赋人权，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有相信或反对某种主义（或神学）的自由。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1966年12月16日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又重申了此条款。
1949年前，中共治下的各地区的人权约法中，如《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产条例》和《晋西北保障人权条例》，均规定人民有“思想、信仰之自由”。在1949年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
1954年毛泽东主持修订宪法的时候，将中国人天生应该有而且《共同纲领》特意写明的思想自由权取消了。毛却规定，马列主义指导中国人民的思想。这就使宪法成了无用之物。这意味着，中共官僚集团用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专制权力，迫使每个中国人都把马列主义视为最高真理，并无条件服从马列的精神统治，中国人民由此丧失思想自由的权利。
1975年、1978年的宪法第2条规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这种把一种意识形态搞成了国教，同法西斯分子宣扬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毫无二致，所有的中国人都是马列主义的精神奴隶。当局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系统，旨在影响、操纵人们的思维、语言，控制人们对某一个问题怎样想、怎样说。没人能回避这种语言，一位西方学者说：“一个人一旦接受意识形态的语言，他的精神世界和尊严便随之遭到劫持，无论他怎样不明不白地开始使用官方词汇，他已成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他已经和魔鬼签字画押。”接受这种语言的过程，就是被集权统治征服，最后沦为马列思想奴隶的过程。在文化的意义上，中共是一个对中国人民实行精神和政治奴役的外来政权。中共对中国的统治，是中国沦为马列主义精神和文化殖民地的过程；中共官僚集团不过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实施绝对精神统治的政治代理人。在中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专制之下，中国人实质上处于精神和文化的亡国奴的地位。
独裁者严禁思想言论自由。毛泽东认为：你有言论自由，我也有限制言论自由的自由；有了你的言论自由，就没有了我限制言论自由的自由；有了我限制言论自由的自由，就没有你的言论自由。毛在这里违背了“他人同等自由”的平等原则。言论自由的前提就是坚决否认任何人具有“限制言论自由的自由”。统一思想、剥夺人们思想自由，总能说出某些歪理。毛提出：“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当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因为是“错误的思想”和“毒草”，所以必须剥夺思想自由。这种理由能否成立？
第一，判断“错误的思想”和“毒草”的标准是什么？无非是当权者的思想。以当权者的思想取舍一切正是压制思想自由的原因；某些思想被宣布为“错误的思想”和“毒草”，已经是思想不自由的结果。
第二，谁有权力进行“批判”？不是因为有了“错误的思想”和“毒草”才引出“批判”，而是有了“批判”的权力才寻找出“错误的思想”和“毒草”。“批判”盛行也是压制思想自由的原因，从批判者产生了被批判者。思想和思想的交锋是平等的；通过平等的思想交锋，并经实践的检验，才能发现真理、证明真理。而所谓“批判”，批判者和被批判者是不平等的，是预先区分了真理和谬误、革命和反动而进行思想审判，不是思想交锋。
第三，压制思想自由是否必要？任何思想都不可能构成对他人的损害。反动思想不过是主观精神状态的表达，反动行为才能造成客观的危害他人的结果。纪律和法律惩罚的对象都是行为，不是思想；惩罚思想倒是反动的。即使思想需要惩罚，也只能限于思想，不能及于人身。为了惩罚思想而侵害人身，不是搞错对象了吗？之所以将对思想的惩罚转移到人身，因为对思想无法惩罚；针对无法惩罚的对象施加惩罚，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64后邓小平说：“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邓强调要向人民灌输官方的意识形态。江泽民说：“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思想是最逍遥、无拘无束的，怎么领导的了？并且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想法，每个人的想法每时每刻还都不尽一样，如何统一得了？人类思想信念本来是一个最为丰富多彩、五彩缤纷的领域，为什么要让这个领域只有一种意见、一种声音呢？民主的前提是承认思想的不统一；实行民主的结果是保证行动的统一而允许思想的不统一。强求思想的统一，侵犯了发表不同意见、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是对民主基础的破坏。凡是进行言论管制、思想垄断的地方，根本就不可能实行民主。
中国民间误认为人文知识分子不同于理工知识分子，只能坐而论道、扰乱思想统一误国误民。错误思想之为害，远逊于对“错误思想”的围剿造成的道德良心泯灭之为害。扼杀思想自由的罪过正是来自“统一思想”的努力，这必然造成谎言大流行。正因为人们有不同的思想，人类社会才有活力。唯有思想的自由开放，才能有健康发展的国家。人类能揖别自然经济和冷兵器时代发展到今天，正是思想解放的结果。统一思想才能富国强兵的想法已经过时而且幼稚可笑。事实证明，当社会大多数成员万众一心地对少数人群进行斗争时，当社会出现“一边倒”、“舆论一律”的时候，往往是思想贫乏、语言单调的时候，因而也是人人自危、最无生机的时候。如果一个社会的思想完全统一了，全都是用“一种思想、一个脑袋”来思考问题。那么，这个社会，只能是一个蠢猪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一个发疯全民族遭殃”的社会。一个蠢猪的国家和民族，有什么希望和前途！
中国要赶上发达国家，必须在思想、文化、政治领域确立公平的自由竞争的原则与制度；抛弃党永远当领导的特权思想，抛弃马劣主义永远指导人民的特权思想。
在大陆中国，统一思想已简化为一个公式：“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谁代表党中央就同谁保持一致。今天的胡锦涛又搬出了这一法宝。“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是一个统一思想、控制国人思想、扼杀基本人权的奴隶制口号，它违反普世价值——自由原则。中共可以要求共产党员在政治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不可以要求共产党员在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强求思想上的一致，就是在行动一致之外不许发表不同意见、不许保留不同意见，违背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言论自由的精神。这就破坏党内不同派系的政见竞争。
中共要求全国人民“政治上、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更是无理，这等于是否定了“人民为大”的“人民主权原则”。毛泽东说过：“我们必须相信党”，也就是说不能怀疑党（魁），更不能反党！这就神化了党魁。毛又说：“党是领导一切的”；莫非连人民对它的批评监督也要受其领导吗？“你们可以批评我，但必须根据我的指示来批评；你们可以撤换我，但必须经过我的批准”。这说得通的吗？现代政治的精髓就是不同见解的争辩，要争辩就必须有对立的另一方。一个政党若是独揽一切权力，只跟自己对话，这个政党就一定是霸权主义的，也就是专制主义的政党。1982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即：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所有的党派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或工具！公仆服从主人是普世公理；所以，党应服从人民，而不是相反。党要忠于人民，而不是人民忠于党；党要接受人民的监督，而不是人民受党的监督；党要与人民保持一致，而不是人民与党保持一致。
曹思源说：要求全国人民“政治上、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是反动的！我雇一个佣人，难道我天天要与佣人保持一致吗？哪有主人服从仆人、与仆人保持一致的道理？可在文革中，有一句响彻云霄的口号：“一切学习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最后是“一切为了毛主席”。“一切为了毛主席”就颠倒了主仆关系。毛主席应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如果亿万人民一切都为了毛，毛主席不就成了主人了吗？人民反倒成了仆人了？这样一条颠倒主仆关系的反动口号在中国居然流行十多年之久！
李洪林说过，“不是人民应该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应该忠于人民。不是领袖缔造了党，而是党产生了领袖，领袖是可以批评的，批评领袖不是反党。”当领导者要求被领导者效忠，国家就已不再是共和；当国民效忠领袖，就失去了自由表达的权力！一个要人民效忠的领袖，绝对不是为人民服务的领袖！他已经成了人民的奴隶主。
请注意：民主社会要求执政党跟大多数公民保持一致，而不是公民与党保持一致。
民主意味着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高于一切，政府必须民选，总统必须人民授权。人民享有充分的结社、集会和游行示威的自由，监督政府和执政党。例如美国人民监督政府，是通过出版自由来体现各界群众的意的。美国没有官方通讯社、官方报纸，除了一个对外广播的“美国之音”是官办，没有对国内宣传教化的官办电台和电视台，在州和地方也是如此。两大政党没有自己的机关报和电台、电视台。没有控制舆论、审查书报的机关和制度。舆论导向不是在官方，而是在民间，不是官导民，而是民导官。总统、国务卿放下身段向民间问计，了解老百姓的意见和要求，调整施政方向，改善政府的工作。不是人民必须同执政党和政府保持一致，而是执政党和政府必须同主流民意保持一致。
任何民主国家都尊重思想的自由，都不允许把某种思想、某种主义、某种理论以法律规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即国家意识。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在400多年前就写道：“国家无权告诉人民应该想什么。”搞国家意识只能造成人类思想的僵化和萎缩，所以宪法中不能有国家意识形态的规定。宪法可以对人类危害极大的一些思想的禁止，如鼓吹战争和种族灭绝的法西斯主义、反人权思想、专制独裁思想、反对思想自由的思想等。
帕斯卡尔说：“人的最大尊严是思想，人最大的欢乐也是思想”。黑格尔说：“人之所以比禽兽高尚的地方，在于他有思想”。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就是说一个不能自由思考的人不配称人！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说，“思想自由是人固有的权利，人可以放弃一切，唯独思想自由的权利不能放弃；压制人的信仰、观念或言论是侮辱人的尊严,否定人的本性”。因此，人最大的耻辱莫过于思想的权利被剥夺，人最大的痛苦也莫过于思想被压制。
思想的天性就是自由。思想自由，即思想绝对自由，爱想啥就想啥。人是思想的动物，思想自由权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权利。思想自由就是指个人有权坚持自己的“错误”信念的权利——个人有权犯“错误”，有权坚持“错误”，有权拒绝被大多数人视为“真理”的思想；这是他自己的事，别人无权干预。他信奉一个上帝也好，许多个上帝也好，或根本不信上帝也好，只要不触犯别人的生命、财产，他就是无辜的（杰斐逊）。所以，思想自由的实质就在于当权者不同意、不赞成、不接受的思想能得到自由表达。
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是世界各国人民公认的最基本的天赋人权，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有相信或反对某种主义（或神学）的自由。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1966年12月16日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又重申了此条款。
1949年前，中共治下的各地区的人权约法中，如《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产条例》和《晋西北保障人权条例》，均规定人民有“思想、信仰之自由”。在1949年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
1954年毛泽东主持修订宪法的时候，将中国人天生应该有而且《共同纲领》特意写明的思想自由权取消了。毛却规定，马列主义指导中国人民的思想。这就使宪法成了无用之物。这意味着，中共官僚集团用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专制权力，迫使每个中国人都把马列主义视为最高真理，并无条件服从马列的精神统治，中国人民由此丧失思想自由的权利。
1975年、1978年的宪法第2条规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这种把一种意识形态搞成了国教，同法西斯分子宣扬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毫无二致，所有的中国人都是马列主义的精神奴隶。当局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系统，旨在影响、操纵人们的思维、语言，控制人们对某一个问题怎样想、怎样说。没人能回避这种语言，一位西方学者说：“一个人一旦接受意识形态的语言，他的精神世界和尊严便随之遭到劫持，无论他怎样不明不白地开始使用官方词汇，他已成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他已经和魔鬼签字画押。”接受这种语言的过程，就是被集权统治征服，最后沦为马列思想奴隶的过程。在文化的意义上，中共是一个对中国人民实行精神和政治奴役的外来政权。中共对中国的统治，是中国沦为马列主义精神和文化殖民地的过程；中共官僚集团不过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实施绝对精神统治的政治代理人。在中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专制之下，中国人实质上处于精神和文化的亡国奴的地位。
独裁者严禁思想言论自由。毛泽东认为：你有言论自由，我也有限制言论自由的自由；有了你的言论自由，就没有了我限制言论自由的自由；有了我限制言论自由的自由，就没有你的言论自由。毛在这里违背了“他人同等自由”的平等原则。言论自由的前提就是坚决否认任何人具有“限制言论自由的自由”。统一思想、剥夺人们思想自由，总能说出某些歪理。毛提出：“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当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因为是“错误的思想”和“毒草”，所以必须剥夺思想自由。这种理由能否成立？
第一，判断“错误的思想”和“毒草”的标准是什么？无非是当权者的思想。以当权者的思想取舍一切正是压制思想自由的原因；某些思想被宣布为“错误的思想”和“毒草”，已经是思想不自由的结果。
第二，谁有权力进行“批判”？不是因为有了“错误的思想”和“毒草”才引出“批判”，而是有了“批判”的权力才寻找出“错误的思想”和“毒草”。“批判”盛行也是压制思想自由的原因，从批判者产生了被批判者。思想和思想的交锋是平等的；通过平等的思想交锋，并经实践的检验，才能发现真理、证明真理。而所谓“批判”，批判者和被批判者是不平等的，是预先区分了真理和谬误、革命和反动而进行思想审判，不是思想交锋。
第三，压制思想自由是否必要？任何思想都不可能构成对他人的损害。反动思想不过是主观精神状态的表达，反动行为才能造成客观的危害他人的结果。纪律和法律惩罚的对象都是行为，不是思想；惩罚思想倒是反动的。即使思想需要惩罚，也只能限于思想，不能及于人身。为了惩罚思想而侵害人身，不是搞错对象了吗？之所以将对思想的惩罚转移到人身，因为对思想无法惩罚；针对无法惩罚的对象施加惩罚，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64后邓小平说：“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邓强调要向人民灌输官方的意识形态。江泽民说：“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思想是最逍遥、无拘无束的，怎么领导的了？并且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想法，每个人的想法每时每刻还都不尽一样，如何统一得了？人类思想信念本来是一个最为丰富多彩、五彩缤纷的领域，为什么要让这个领域只有一种意见、一种声音呢？民主的前提是承认思想的不统一；实行民主的结果是保证行动的统一而允许思想的不统一。强求思想的统一，侵犯了发表不同意见、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是对民主基础的破坏。凡是进行言论管制、思想垄断的地方，根本就不可能实行民主。
中国民间误认为人文知识分子不同于理工知识分子，只能坐而论道、扰乱思想统一误国误民。错误思想之为害，远逊于对“错误思想”的围剿造成的道德良心泯灭之为害。扼杀思想自由的罪过正是来自“统一思想”的努力，这必然造成谎言大流行。正因为人们有不同的思想，人类社会才有活力。唯有思想的自由开放，才能有健康发展的国家。人类能揖别自然经济和冷兵器时代发展到今天，正是思想解放的结果。统一思想才能富国强兵的想法已经过时而且幼稚可笑。事实证明，当社会大多数成员万众一心地对少数人群进行斗争时，当社会出现“一边倒”、“舆论一律”的时候，往往是思想贫乏、语言单调的时候，因而也是人人自危、最无生机的时候。如果一个社会的思想完全统一了，全都是用“一种思想、一个脑袋”来思考问题。那么，这个社会，只能是一个蠢猪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一个发疯全民族遭殃”的社会。一个蠢猪的国家和民族，有什么希望和前途！
中国要赶上发达国家，必须在思想、文化、政治领域确立公平的自由竞争的原则与制度；抛弃党永远当领导的特权思想，抛弃马劣主义永远指导人民的特权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