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开票后，《自由时报》于12月1日发表社论说，台北市长当选人柯文哲所反映的政治现象，是不满马英九政府的民怨所卷起的旋风，代表公
民运动崛起，内涵包含“世代与分配正义”，而且所产生的巨大外溢效果，推倒了国民党在其他县市的候选人。《自由时报》一贯持反对国民党“九二共识”的鲜明
立场，但这篇社论观察到“世代与分配正义”的问题，却是一语中的。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政治学博士黄士豪撰文《“经济选民”不见了吗？》，从政治学的经济投票（economic voting）理论，分析了分配正义对选举的影响。他说：“在西方政治学研究中，财富分配不均会造成在左－右政治光谱上的极化现象 （polarisation）……国民党的诉求只着重经济发展，还处处与大财团负责人站在一起，对于分配议题则是几乎毫无回应，可能是将自己推向了新形成 的政治光谱上的极端。……许多选民认为在国民党执政下，薪水不涨，物价和房价却飙涨，加上政商联合做出种种不公义的行为，于是用选票惩罚国民党。”
国民党栽在分配正义，具有一定的反讽意味。中华民国及中国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其中的民生主义，基 本上就是在强调分配正义。孙中山对民生主义的定义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民众的生命；具体作为在于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还要发展国家资 本，振兴实业。
这些，台湾在两蒋时代落实了不少。但是，马英九2008年率国民党重新执政，却并没有摆脱自李登辉任总统后期开始模糊政商分际，民进党2000年上台后进 一步异化为政商勾结的政治文化。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开启两岸国共协商，确实给台湾经济打开了一条活路。可是他的家族也从中获利。连战的儿子连胜文在台北市 长选举，败给无党籍候选人柯文哲，很大原因是连家的权贵形象，引起了包括国民党支持者在内的选民不满。
更糟糕的是，两岸经贸给台湾所带来的好处，仅限于少数特定的财团权贵。2013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以98亿美元排名台湾第一的旺旺集团总裁 蔡衍明，虽发迹于台湾，当前的营运重心和主要获利来源却在大陆。同样在大陆投资设厂、排名第三的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在这次选举中到处为国民党助选，进 一步加深国民党只代表财团利益的印象。
台湾资本家把产业外移大陆，推高了台湾的失业率。为了吸引这些台商的资金回流，台湾政府对他们实施税务优惠，但资金却流向了房地产，非但不创造就业机会， 反而加重民众的购房压力。今年7月公布的台北市房价所得比显示，台北市为14.6倍，也就是民众得不吃不喝14年7个多月，才能买得起房子。台湾的平均房 价所得比是7.51倍；而合理的房价所得比应介于三到六倍之间。
台湾经济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至2012年间，平均每年还取得2.94%的增长率。由此可见，台湾选民对国民党之所以怨气冲天，并非经济，而是民 生。台湾《中国时报》12月1日报道了一名基层公务员在网络所发表的文章，最能反映这个现象。文章作者表示，以为公务员一定是国民党铁票的观念已经落伍 了：“谁能打破世代、阶级不公，我就是谁的铁票！”世代、阶级不公，是从反面来谈分配正义的问题；而且分配的不正义，已经同世代的分配不公互为表里了。
作者说：“我们这一代是生活最艰困的世代，以我自己为例，求学时碰到学历大贬值，人人有硕士念；出社会后再碰到金融海啸，22K正夯，再加上一个草莓族罪名；挤破头考进公务员，有了稳定薪水想买房结婚，又碰到房价历史新高。”
他质疑：“所有年轻世代碰到高失业率、低薪、高房价等问题，我通通都没少过，我想请问，谈那些蓝绿、族群对决，对我有意义吗？难道我会因为现在职业是公务新‘跪’，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吗？”
“K”来自英文Kilo（千），22K指大学毕业生起薪为新台币2万2000元（约新币927元）。在华尔街金融危机后，为了降低大学生失业率，台湾教育 部实行大专毕业生到职场实习的方案，为期一年，月薪2万2000元。但在官方补助结束后，企业界却形成“大专生起薪22K”的观念。因为就业景气一直不 好，22K起薪至今仍相当普遍。
年轻世代一再面对付出与所得不符的现象，自然对越来越暗淡的生活前景产生不平心态。今年初的“太阳花学运”，主要都是以他们为主力。在街头抗争不果后，改 用选票惩罚当政者，是必然的结果。台湾智库国策中心12月2日发表的民调报告说，对比以往仅六成左右的投票率，20岁至29岁选民在九合一选举的投票率是 74%，30岁至39岁选民则是78%。国民党一败涂地，根子就在这里。
快成为强弩之末的香港占领运动，在台湾九合一选举成绩揭晓后死灰复燃，虽然表现形式是争取民主普世价值，但骨子里同样是因为世代与分配正义得不到足够重视 的愤懑。以抗争学生为主体的年轻世代无法用选票表达，唯有采取了走上街头的激进手段。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肉食者岂能不远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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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匪的根本问题其实也是出在分配正义上，只顾统治集团自己利益的政府必垮无疑！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政治学博士黄士豪撰文《“经济选民”不见了吗？》，从政治学的经济投票（economic voting）理论，分析了分配正义对选举的影响。他说：“在西方政治学研究中，财富分配不均会造成在左－右政治光谱上的极化现象 （polarisation）……国民党的诉求只着重经济发展，还处处与大财团负责人站在一起，对于分配议题则是几乎毫无回应，可能是将自己推向了新形成 的政治光谱上的极端。……许多选民认为在国民党执政下，薪水不涨，物价和房价却飙涨，加上政商联合做出种种不公义的行为，于是用选票惩罚国民党。”
国民党栽在分配正义，具有一定的反讽意味。中华民国及中国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其中的民生主义，基 本上就是在强调分配正义。孙中山对民生主义的定义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民众的生命；具体作为在于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还要发展国家资 本，振兴实业。
这些，台湾在两蒋时代落实了不少。但是，马英九2008年率国民党重新执政，却并没有摆脱自李登辉任总统后期开始模糊政商分际，民进党2000年上台后进 一步异化为政商勾结的政治文化。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开启两岸国共协商，确实给台湾经济打开了一条活路。可是他的家族也从中获利。连战的儿子连胜文在台北市 长选举，败给无党籍候选人柯文哲，很大原因是连家的权贵形象，引起了包括国民党支持者在内的选民不满。
更糟糕的是，两岸经贸给台湾所带来的好处，仅限于少数特定的财团权贵。2013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以98亿美元排名台湾第一的旺旺集团总裁 蔡衍明，虽发迹于台湾，当前的营运重心和主要获利来源却在大陆。同样在大陆投资设厂、排名第三的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在这次选举中到处为国民党助选，进 一步加深国民党只代表财团利益的印象。
台湾资本家把产业外移大陆，推高了台湾的失业率。为了吸引这些台商的资金回流，台湾政府对他们实施税务优惠，但资金却流向了房地产，非但不创造就业机会， 反而加重民众的购房压力。今年7月公布的台北市房价所得比显示，台北市为14.6倍，也就是民众得不吃不喝14年7个多月，才能买得起房子。台湾的平均房 价所得比是7.51倍；而合理的房价所得比应介于三到六倍之间。
台湾经济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至2012年间，平均每年还取得2.94%的增长率。由此可见，台湾选民对国民党之所以怨气冲天，并非经济，而是民 生。台湾《中国时报》12月1日报道了一名基层公务员在网络所发表的文章，最能反映这个现象。文章作者表示，以为公务员一定是国民党铁票的观念已经落伍 了：“谁能打破世代、阶级不公，我就是谁的铁票！”世代、阶级不公，是从反面来谈分配正义的问题；而且分配的不正义，已经同世代的分配不公互为表里了。
作者说：“我们这一代是生活最艰困的世代，以我自己为例，求学时碰到学历大贬值，人人有硕士念；出社会后再碰到金融海啸，22K正夯，再加上一个草莓族罪名；挤破头考进公务员，有了稳定薪水想买房结婚，又碰到房价历史新高。”
他质疑：“所有年轻世代碰到高失业率、低薪、高房价等问题，我通通都没少过，我想请问，谈那些蓝绿、族群对决，对我有意义吗？难道我会因为现在职业是公务新‘跪’，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吗？”
“K”来自英文Kilo（千），22K指大学毕业生起薪为新台币2万2000元（约新币927元）。在华尔街金融危机后，为了降低大学生失业率，台湾教育 部实行大专毕业生到职场实习的方案，为期一年，月薪2万2000元。但在官方补助结束后，企业界却形成“大专生起薪22K”的观念。因为就业景气一直不 好，22K起薪至今仍相当普遍。
年轻世代一再面对付出与所得不符的现象，自然对越来越暗淡的生活前景产生不平心态。今年初的“太阳花学运”，主要都是以他们为主力。在街头抗争不果后，改 用选票惩罚当政者，是必然的结果。台湾智库国策中心12月2日发表的民调报告说，对比以往仅六成左右的投票率，20岁至29岁选民在九合一选举的投票率是 74%，30岁至39岁选民则是78%。国民党一败涂地，根子就在这里。
快成为强弩之末的香港占领运动，在台湾九合一选举成绩揭晓后死灰复燃，虽然表现形式是争取民主普世价值，但骨子里同样是因为世代与分配正义得不到足够重视 的愤懑。以抗争学生为主体的年轻世代无法用选票表达，唯有采取了走上街头的激进手段。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肉食者岂能不远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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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匪的根本问题其实也是出在分配正义上，只顾统治集团自己利益的政府必垮无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