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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16 December 2016

1988年刘亚洲写给中央军委的一份报告

杨尚昆副主席:
老山作战始于1984年,至今已4个年头。我曾两次赴老山前线,采访过14军、11军、1军、21军、47军、云南省军区等数十个作战单位、300余名官兵。
1979年我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在国际上产生极大的影响。为着全球战略的需要,战后我始终对越保持压力,又开辟了老山战场。老山作战最伟大的意义在于:第一,它对东南亚局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治影响胜于军事影响。柬埔寨之所以成为世界瞩目的“热点”,老山作战功不可没。第二,中央决策英明,全军将士效命,彻底地粉碎了越军不败的神话。老山战场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手中。我军用鲜血在老山地区换来的胜利是永垂历史的。第三,激发了全国人民的士气。这一点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无论怎样估价也不过分。这是一场特殊战争,换句话说是政治战争。它的目的不仅完全达到了而且超过了,政治上我已大胜。前线将士和到过前线的人都感到,在这种情况下,我应积极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鉴于这场战争的特殊性和我国特别是我军目前所处的态势,如果战争在一线在这种规模和方式继续下去,将对我产生不利影响。仅就我目前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看,问题相当严重。重点谈三方面。
一、 军事
目前已起不到牵制敌人的作用。战争初期,敌人不明我意图,着实慌乱了一阵,倾可用之兵对付我。最高峰时,老山正面战场曾出现过6个师,超过我军。越军装备炮少,但在老山,炮的门数与我一度达成1:1.2。可是4年过去,越方已彻底了解我战略意图。不仅如此,甚至对我作战地点、作战方式乃至作战规模都十分了解,明白我决不会大打。现在我在前线压着3个师,敌人只有一个师顶住,而且摆出一副过日子的样子。我在拳头方向最前沿阵地距敌阵地只有4.5米,那里的守敌竟把老婆孩子都接到阵地上一起生活。敌方军官照例休假。我目前主要作战方式是“拔点”,即攻击边界沿线的战略高地,拔掉后立即撤回,意在毙敌有生力量和练兵。敌人完全摸透了这一规律。我一打,它就撤,只还以炮火。往往拔掉一个点后见不到敌人,待我撤回,敌人又重来据守。下一批轮战部队仍然这样过一遍,周而复始。一对我友好的越南边民说:“就这么几个山头争来争去的,根本打不到疼处,他们照样往柬埔寨增兵。”另一越南边民说:“说是牵制我们,其实是我们牵制你们。你们那么多人窝在那儿,走不了也打不了。相比之下,我们轻松多了。”老山是丛林地带,大兵团无法展开。敌人把大炮后撤,只留一些小炮。三人一门,打得极准,打完就跑,我阵地人员密集,时有伤亡。
从练兵角度讲,问题也很突出。面对敌人而不能大打,有时甚至连放一炮也要经过军区前指批准,官兵通通反映这是一场束手束脚的战争。没有主动性,更谈不灵活性和突然性。大量作战手段仍是40年代和50年代的,纵有现代化手段和装备也派不上用场。现在被作为经验介绍的“八级同台”的作战方法,在官兵中反映并不佳。“八级同台”即在“拔点”前,军区首长、集团军首长、师长、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班长、战斗小组长齐聚一堂,磋商打法,而要打得往往是一个几百米的小山包,战争年代顶多是一个连进攻的规模。一位师长说:“这种打法,我感到比以前反而倒退了。打了一个小山头都这样,和游击战差不多,将来打大仗怎么办?我没有一点积极性。”没有积极性的也不止他一个。虽然老山地区大军云集,但真正能打上仗的并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每个部队便选出自己的“拔点”分队单独居住一处,反复演练,待遇比其他部队高得多。如61师“拔点分队”仅伙食费一项开支15万元。据该部队领导反映,只有拔了点,这些钱才能报销,否则就报不了。有人说这种方法为“开小灶”,“拔点分队”处处显得特殊和优越,无形中在部队内部产生了差别。
进一步讲,我认为,我们应当修正目前对越作战的军事指导思想。从长远战略看,越南并非我主要作战对象,因而不必与其纠缠过多。牵制是对的,打一下也有必要,但应当打在要害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扬长避短。严格地说,自1979年以来,我在对越作战中并未打过一个漂亮的完整的大量歼敌的战役,而是打消耗战甚至是游击战,但这恰恰是越军所长。老山作战便是明证。美军、苏军装备如此精良,尚陷在越南和阿富汗的游击战泥潭中不能自拔,教训是相当深刻的。
二、 经济
老山作战虽然规模不大,但消耗极大。4年来,已有6个军(不满员)、10个以上的师从全国各地调往老山轮战,是仅次于抗美援朝的部队大调动,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根据我两次采访的观察和搜集的情况反映,其中的浪费是惊人的。
仅举炮弹为例。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我全线出击,动用了几个军,攻克越南3个省会,总共消耗炮弹7700吨。而14军在老山作战期间,从4月2日到8月30日,不到5个月时间,已消耗炮弹8000吨。1984年老山作战开始时,平均一吨炮弹可以消灭一个敌人,而现在情况远不如那时。部队换防时,总是万炮齐鸣,为的是把库存的炮弹全部打光。
自1984年攻克老山以来,基本攻守相当,处于与敌对峙状态。但与敌相比,我方消耗要超出敌人许多倍。我在敌占区的车量最多时曾达1万辆,而地方在最紧张时也动员了400辆车。1984年7月12日抗击敌师规模进攻,我发射炮弹170万发,敌仅发射15万发。敌特工队带两片红薯干,能够在我方潜伏三天三夜。我方侦察兵一小袋干粮就价值10元钱。
我国仍穷,军队亦穷,各种装备来之不易,但在老山前线各类装备流失严重,令人心疼。到前线的慰问团、工作组乃至探亲家属,很多都是“满载而归”。崭新的钢盔、迷彩服、军装,全是他们的“战利品”。还有的官兵向当地群众出售军装、胶鞋、被服。在文山军分区大门对面的一条巷子里常年停着一辆车,专门出售军服等装备。那一带的老百姓逢集时,总有军车到集上去卖这些东西。尤为严重的是,部分官兵向当地群众出售汽油票,此现象以平远街为最。倘若你身着军装在街上走,不时会有老百姓问你有没有油票出售。老百姓从军人手中买到油票后,再高价倒卖。在平远街一带,油票已成为一种有价证券,有人戏称平远街为“特区”。
还有大量的钱花在非军事用途上。由于前往老山慰问的人极多,驻老山主峰的部队大兴土木,把山顶修得如花园一般。仅一条台阶就用去水泥一吨。官兵们已习惯地称老山主峰为“老山公园”。47军415团自去年驻守老山主峰以来,仅招待各类慰问团吃饭一项,就用掉人民币20万元。417团驻在麻栗坡不远,招待费也花了16万元。
三、 给部队作风建设带来不良影响
参战部队都觉得这是场特殊的战争,“拖敌人也拖自己,不死不活”,因而失去了大敌当前的危机感,失去了为祖国流血牺牲的责任感,也就没有了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气概。所以这场战争起不到凝聚广大将士心理的作用,反而给部队作风建设带来危害。我感到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 在战区做生意
对团以下单位而言,做生意主要是为地方搞运输,用的是战时配给的汽油。27军今年在老山轮战,部队还未上去,可他们的车早已满战区跑做生意了。14军是1984年初撤出老山的(欠41师),但该军在战区的买卖直到今天还没有做完。一战士说:“我们的确发了战争财了。”在做生意中存在着多少腐败现象,我未了解,但战士对此反应十分强烈。有这样一段顺口溜在前线传得很广:“大官发大财,小官发小财,当兵的发棺材。”467团政委和后勤处长在一次翻车事故中牺牲,在政委遗留的箱子里发现了4台录音机,在后勤处长的箱子里发现了1万元钱。具体情况如何,不得而知,但这件事造成的影响很大。
(二) 部队与部队间关系紧张
争功诿过的现象很普遍。不正之风也大有市场。如步兵需要炮兵协助打炮,事先要请炮兵的领导吃一顿,否则就不给好好打,不是没炮弹,就是炮坏了。417团在最前沿的那拉口子方向接67军某团的防务,希望他们详细介绍情况,特别是把他们掌握的越军火力点、炮兵位置、特工队活动规律等重要情报告之,67军某团竟答复说:给情报可以,但得用钱买,5000块。
(三) 部分官兵的精神状态令人忧虑
具体表现为:首先,喝酒成风。文山、麻栗坡等地的饭馆,天天都有军人大吃大喝。139师许多干部因喝酒太多把肝都损坏了。其次,干部要求转业的多。自1984年至今,任何一个参战部队的干部,打完仗后绝大部分要求转业。刚开始老山作战时,这种现象仅见于营以下干部,现在营以上干部好多要求转业。最后,也是最严重的,是厌战情绪有滋长现象。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时,全军同仇敌忾,求战心切。1984、1985年时团以上干部想打仗,因为他们担风险少,打一仗升一级。营以下干部特别是连排干部不想打。现在,从集团军首长到最基层的干部战士都不愿再打这样的仗了。
产生这种精神状态的原因除了上述种种弊端,还因为前后方反差太强烈。后方什么都讲钱,歌舞升平。前方死那么多人,流那么多血。说到理解,并非所有的人都理解。在云南地区群众中常听到的反映是:一个小小的老山,怎么上这么多人?又怎么打那么长时间?快成另一个“两伊”战争了。很少有人能从战略高度看待这场战争。对这一点宣传也不够。1984年我调查了14军、11军的50名有女朋友的干部战士,他们的女朋友全部在战前吹掉了,比例100%。4年后我又调查了47军、21军部分官兵,女朋友断绝关系的比例仍高达90%。
结论:我认为,从我国战略利益出发,当然要继续对越保持压力,但能否考虑不要用目前这种轮战的形式和使用这样大的兵力。
第一,以精锐的、但人数不多的部队长期驻扎边境,使用小分队渗透的作战手段。不搞屯兵百万,因为不可能在边境发动大攻势。
第二,注意在广西方向加强活动(小规模),因为广西距越心脏近,可对其造成较云南方向更大的心理威胁。
第三,支持越境内的反政府力量(不一定非是武装不可)。在削弱军事作战的同时,强化“心战”,而这一点恰恰是越政府最害怕的。
总之,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果。
这封信最终导致了中越战争的结束。
…随总政采访团下去的刘亚洲见此,在半路给当时的军方领导人杨尚昆写了一封信,谏言:“前线部队再这样搞下去,不得了,要出大毛病。”刘亚洲当时只不过是一个营级军官,他的信震动中南海。杨尚昆批示:“前线部队,停卖军用品,尽早撤回原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