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
1966年六月初，笔者还在北京北部的延庆县参加“四清”，毫不知晓当时的清华园以及全北京已经翻了天。我们奉命草草结束工作，撤回学校，才发现校园里到处是大字报，已经“开了锅”。
笔者自中学到大学，一直到当研究生，都是属于“政治觉悟低”、“思想后进”的学生之列。不仅中学时未加入共青团，到了清华后，在班上也是从后面数的。好不容易三年级时被同学又拉又推入了团，此后就再没什么长进。因此，虽然已贵为研究生，“四清”时在延庆刘斌堡大队第四生产队，还是给一位女大学生当了下手。那时候，我在政治上十分幼稚，除了努力学习，紧跟“党的方针政策”外，从未有过其他的想法。
在刘斌堡的九个月，我对农民生活之苦有了直接的体会。那里的农民在地里劳累了一年，除了分得一些小米（当地主要粮食作物）、玉米和红薯之外，别无他物。由于各家分得的小米不多，一般都不吃小米焖饭，而是吃“捞小米饭”。就是把小米放在开水里煮几分钟，没有完全熟就捞起来，放到盆里压压紧，就成了饭。由于小米未熟，吃起来很粗，不消化，吃不多，但比较耐饿。煮小米的水还要留下来喂猪。那里不种油料作物，很少有食油。自养的猪由于没有粮食喂养，一般比较小。小猪养大后，农民自己不能宰杀，都要卖给国家，所以一年到头很少见到饭桌上有肉吃。过年前，生产队杀猪要经上面批准，这样农民才能有一点猪肉过年。
我们工作队员每天到一户农民家（地主富农及其子女家除外）吃派饭，按规定交给他们饭钱和粮票。对农民来说，钱和粮票是个宝，他们可以到附近的国营粮站去买点面粉。我们每天吃的就是玉米碴粥和小米捞饭，偶尔能吃一顿红薯小米焖饭或者用黄粘小米（当地称为黄米）做的饼子，那算是大大改善了。每户有一点自留地，种点蔬菜，如大白菜、瓜豆之类，数量很少。平时吃的就是自家腌制的酸白菜和咸菜。春天菜荒，大家只得到刚开冻的地里去挖野菜，如蒲公英的幼苗。农民每年的收入就靠生产队卖给国家的公粮、余粮得到的一点钱，按照各户积累的“工分”进行分配；再加上卖猪、卖鸡蛋给国家后的一点钱，来买点布、油、盐等生活必需品。
延庆的冬天很冷，农民烧炕用的是生产队分下来的玉米杆，那哪够呢？因此每到入冬，年青男子都要到山里去砍柴，当地人叫“卧柴”，一去好几天，带上驴子、干粮、铺盖，吃住在山里，然后将打好的柴让驴子背回来。我没跟他们一起进山砍过柴，但其艰难程度完全可以想象。但是即使是这般困苦的生活，上面还要批判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让搞副业，更不让开工厂。大队原先有一个小厂，用山里的一种灌木枝杆做成农民抽烟用的烟杆，我们叫它杆厂。当地没有其他小工业，杆厂多少能给大队赚点钱。四清工作队进村后就要批判这个“资本主义”的东西，把主办杆厂的大队长作为四清运动的批判对象。
延庆四清的经历，对农民生活的直接观察和亲身体会，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也很想为农民做点什么来改变他们的命运。1968年下半年毕业分配前，我曾写信给系里管分配的干部，希望能到刘斌堡大队当农民。可见当时我在政治上是如何的无知与幼稚。分配小组自然没有理睬我，我被分配到江西省南昌市报到，那已是后话了。
回到学校，我被裹挟到文革运动中去。六月下旬，工化系“临革筹”分部准备召开一个批判系党总支书记滕藤的全系大会，要研究生班派人发言。滕藤在清华是个典型的“又红又专”、“双肩挑”干部：他是校党委常委，又是工化系分党委书记兼副系主任，还给高年级上专业课，又带研究生。滕在文革初期力保蒋南翔，却深感大厦将倾、无力回天，最出名的一句话是“覆巢之下无完卵”。我当时是研究生班的小弟弟，才上了一年课，搞了一年四清；其他同学大多是三、四年级的，比我知道得多。讨论结果，大家决定批判滕藤的“反动学术权威”。记不得哪位同学提出了“28 学时”的题目，说滕藤在留苏期间曾修过一门课，只上了28个学时，回清华后就开了这门课，可见他不学无术。其实这个“28学时”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解读，那就是他悟性好，有较强的自学能力。所以这种“批判”如同其他无数的文革“批判”言论一样都是经不起深究的，甚至是不讲道理的。
稿子写好了，要派一个人上台发言。班上党员不少，出身好的也有，但不知咋的，阴差阳错，我被推选去发言。本人一贯很怯场，最怕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话。但那时不知怎的勇气上来，也就答应了。在全系大会上，这个“28学时”的简短发言居然博得了轰动性的效果，成为批判大会的一个亮点；我也就此开始了自己的文革“生涯”。
工化系研究生班在文革中是比较活跃的，最初以“工化研”署名。在批判工作组时写了“叶林，给你上点纲就够你呛”的大字报。在反王光美时又画了一组“三打白骨精”漫画，在校内外颇有影响。那时我们很忙，搞来一部手摇油印机，自己刻蜡板，自己油印，一下印发几百份传单。“工化研”后来改名为“不怕鬼”战斗组，在团派、四一四派分裂时，“不怕鬼”也分为两拨，分别在两派中起过比较重要的作用。
笔者后来参加了唐伟等人发起的“八八串联会”，之后又加入了“天安门纵队”，最后加入四一四派，参加了该派早期的重要活动，并主持“四一四广播台”的工作。武斗开始后我淡出运动，但仍留在校内；最初在科学馆，后来转到东区主楼，在电机系馆三楼的一间实验室里住了两个月。实验室的窗户正对着随时会有冷枪打来的9003大楼，晚上不敢开灯，一直到7月27日工宣队入校结束了武斗。
文革，人治社会的顶峰
文革期间，我们这些“红卫兵”造反派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如何“领会”（实际上是猜测）、如何紧跟“中央领导精神”。所以除了对人民日报等中央报纸的文章、社论逐字逐句进行研究之外，就是收集从各种渠道获得的小道消息；对中央首长的讲话，尤其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都奉为圣旨。但是后来慢慢发现这些“中央首长”自身也不可靠了；今天还在给群众大讲文化革命的大道理，明天就可能变为阶下囚。文革初期，陶铸一下子从广东省、中南局上升为中央首长，代表中央到处讲话，但很快被打倒了，一下子销声匿迹；王（力）关（锋）戚（本禹）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曾一度红得发紫，却一下子变成了“小爬虫”；杨成武也一度大红大紫，发表“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却在一夜之间成为杨余傅反党集团的成员；而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理论权威陈伯达，也同样没能逃脱被打倒的命运。综观整个文革史，就像是一场大型的木偶剧。木偶们在台上表演，都戴着假面具，慷慨激昂地讲着那些千篇一律的话。我们就是当年台下的那些观众，瞪大了眼睛，也看不到面具后面的真面目。木偶们像走马灯似地被换上，又被撤下，由一只巨大的手操控着，这只手的主人就是我们顶礼膜拜的“伟大领袖”。木偶剧中的每段剧情，每个角色的最后结局，都要取决于“伟大领袖”的一句话、一个指示。即便在他行将辞世的濒危阶段，即使连言语都难以表述完整的时候，他所说的一字一语仍然是圣旨，是一道道足以致人死亡的金牌。历史惨痛地告诉我们，文革是人治社会的顶峰，中华民族为之遭受了巨大的苦难。
不幸的是这样的文革遗风一直沿袭至今——虽然不可能再有毛当年那样的绝对权威，但人治的制度并没有根本改变。
现在从上到下，大大小小的“干部”，都由“上级”任命，所以他们最要紧的是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平民百姓负责。因此官场上就出现了斥责记者“你是在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的官员。许多干部还是戴着一副假面具，以正人君子的面孔，重复着千篇一律的官话。但是，他们的面具一旦被扯下，人们就会发现原来是一伙腐败透顶的肮脏货色。正因为长期以来，许多官员都戴着假面具，人们无法知道他们的真面目，也很难听到他们的真心话，故而有一段时间，各种各样的“谣言”、小道消息在网上大行其道，严重影响了政局的稳定，更激起了民众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如何改变沿袭至今的干部制度，将各级干部的假面具扯下来，将他们的言行举止放在阳光底下，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民主选举。在言论开放、新闻自由的社会，被选举者不可能有假面具，也不需要有假面具；同样的，他们的背后也不会再有一只操控的手。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真正需要对其负责的是那些握有选票的选民。这才是“权为民所赋”的基本形式，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方向，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迈开第一步。
清华文革的缺失
对清华文革的反思，除了要对文革期间在清华园内发生的事件做出客观的、以事实为依据的调查、分析之外，还要将这段历史放到全国的大背景中进行分析和思考。
“清华文革历史是全国文革历史的一个缩影”——笔者认为这句话也对，也不全对。清华文革中有红卫兵运动，有打倒走资派，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有保守派，有造反派，有造反派分裂以致武斗，打死人，又有工宣队进校并掌权等等，这些都与全国文革相似。但是，据笔者了解，在整个清华文革历史中，至今未发现有任何一个清华人（学生、教师、干部等，包括笔者本人）有过对整个文革以及导致文革发生的中共专制体系进行分析、解剖和否定的文章。造反派中团派和四一四派都赞同文革，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闹革命，只是在一些具体的观点上有分歧。与我们后来所知道的在全国范围内出现过的如张志新、遇罗克等对文革及专制制度进行批判，以及广州“李一哲”关于民主和法制的呼吁相比，清华园内一份有分量的文章也没有。即使自我感觉良好的周泉缨，他所写的“四一四思潮必胜”也没有跳出文革和毛泽东思想的框框。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清华文革史上的这一缺失，是中共在清华实行的教育方针的必然结果。历史上，清华有过辉煌，造就了许多大师、思想家。但1949年之后，通过多次政治运动，思想改造，尤其是反右斗争，将一大批思想活跃，精神自由，敢抒己见的优秀知识分子戴上了“右派”的“紧箍咒”，有的甚至被关了起来，这样就彻底肃整了清华的教师、干部队伍。再加上有清华特色的“政治辅导员”制度，把人类固有的不同倾向、不同观点、不同思维方式，都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党性”模子中，使人人都做党的驯服工具，做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六十年代初期开始的以阶级路线为纲的招生方针，将出身不好、调皮捣蛋、思路出格的学生关在门外，对收进来的学生进行清华整套教育制度的整合，把他们原有的一点棱角也给磨平了，使之根本不会“thinking outside the box”（直译：在盒子外想问题）跳出框框思考问题。所以文革之中两派斗来斗去，打来打去，也不会跳出毛泽东的手掌。
正因为清华教育体制的这一特点，培养出来的学生也都带有了这个印记。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人们津津乐道地炫耀有多少清华人当上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多少人当上了部长等等。但是这些“贵人”都没能走出“维（持）现（状委员）会”的圆圈，最多当个“维现会”会长而已。
笔者认为，清华文革史中最主要、最重要的阶段实际上是从1966年夏到1968年末这短短的两年时间。之后，迟群、谢静宜为首的“工宣队”完全控制了清华，那场半自发的群众运动也就完结了。在校学生大部分“毕业”离校，走向社会。此后几年，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回顾和反思当年的文革运动。笔者在离校之后逐渐接触社会，同时与昔日的“战友”保持联络，互通信息，交流思想。对我而言，最深刻的“政治启蒙”莫过于1971年林彪事件后公布的“571工程纪要”。“纪要”对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倒行逆施进行的揭露和批判，真是句句击中了要害，唤醒人们去思索，去质疑。于是我们开始认识到文革的真实面目以及毛的政治图谋。
据笔者所知，对文革及中共制度有真正反思的清华人，最有代表的是罗征启和W先生。罗征启在文革中饱受迫害，文革后出任深圳大学党委书记。1989年学生运动中他态度明确，即使罢官仍坚持不屈。W先生曾任“四通”总裁，1989年学运中支持学生，六四之后被迫流亡法国。九十年代初来美访问期间，曾到笔者所在的大学演讲，近年还时常发表一些很有见地的评论中国时局的文章。他们真正体现了传统清华人的风骨与良知。
对清华而言，若要重新铸造历史上的辉煌，必须摒弃过去几十年的“教育为政治服务”，“政治辅导员制度”等方针，重新提倡清华原有的“精神自由”的学术民主风气；同时摒弃几十年来实行的“清华人执掌清华”这种人才内循环的潜规则，打开大门，礼贤天下，这样才有可能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
文革与人性
文革初期引用最多的毛语录有：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在“无法无天”的“伟大领袖”这些语录的煽动下，人类本性中丑恶的那一面被一下子释放出来，于是我们看到了文革中一些最为恐怖、最无人性的行为：一群十几岁的男女学生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用皮带、木棍抽打自己的同学、老师、校长，甚至将其致死；一群“贫下中农”将一些地主富农及其子女统统杀死，从肉体上消灭；众多家庭中夫妻互相揭发批判，儿子批斗老子，甚至大打出手，将其肋骨踹断。这些违反人类道德乃至基本伦理的行为，都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还冠之名为“红色风暴”。
即使在“精英”聚集的“最高学府”清华，文革初期也发生过由一些高干子弟操纵的“清华红卫兵”，联合了2000多名中学红卫兵，开进清华园，推倒二校门，将大批教授、干部抓来，运砖搬石，随意抽打，甚至把他们关进阶梯教室毒打的824“红色恐怖”事件。此后，随着造反派分裂，殴打、绑架事端迭起，甚而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百日武斗。团派一些极端分子在八达岭三堡私设监狱，随意绑架学生、干部，将他们投入“监狱”；甚至绑架与清华毫不相干的罗征启的弟弟，令他窒息而死；团派枪手从9003大楼对刚从外地返校，路经主楼广场的女学生钱平华瞄准射击，开枪致死。一直到7月27日那天，当工宣队进校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时，竟然遭到一些极端分子的疯狂抵抗，几百名工人倒在了血泊之中。后人怎能想到，这些泯灭人性的罪恶行径，当年就曾发生在我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之中。
该如何从社会学、心理学方面来看待文革中发生的人性变异的现象呢？笔者对此有一些浅见。
关于人性可以有许多的观点，许多的争论。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人之初，性本善”和“人之初，性本恶”之争。笔者认为，两者都有道理，两种现象都有存在。人类的每一个个体，由于天性（天生即具有的）以及后天的环境、教育因素等影响，一种人生性善良，不愿或不忍加害他人；另一种人生性凶残、好斗，为了某个目的，不惜加害别人甚至致死也在所不惜。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无论是过去的封建社会，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时代，由于社会道德、法律纪律的约束，人类本性中丑恶的一面往往不容易显现出来，很少会有大规模的、普遍的残忍事件发生。但是，一旦出现了譬如文革这样毫无道德伦理、毫无法律约束、无法无天、疯狂躁动的特殊时期，人类本性中最为丑恶的一面就会完全暴露出来，肆意宣泄，于是就会发生现在人们所无法理解的，最残忍、最无人性的暴行。
人的善良的本性，造就了历史上一批圣人，如印度的甘地，南非的曼德拉。而人的凶恶的本性，也造出了残忍的暴君、杀人犯。古代中国的秦始皇，近代德国的希特勒，日本的二战战犯，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前苏联的斯大林，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等等。毛泽东从不隐讳对秦始皇的好感，自比是秦始皇加马克思。为了实现所谓的“共产主义天堂”，他高举“三面红旗”，不惜饿死几千万农民。为了实现世界共产主义“大同”，消灭资本主义，他可以让几亿中国人以死为代价。为了维护自己的帝位和权力，他对几乎所有与他一起战斗，共同建立了共和国的党内外合作者施加迫害，令他们倒的倒，死的死，一点怜悯都没有。毛比其他暴君更进一步的是，他还要在人的灵魂、人的意识方面摧毁敌手，让他们恐惧，不敢说话，让他们被迫说假话；为了生存而去“告密”、揭发、出卖自己的朋友甚至亲人，最后达到他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统天下”。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和柬共就是在毛和中共的教唆和支持下，短短两三年里就消灭了全国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包括许多社会精英，造出了世界前所未有的白骨山。生性残忍的人，如果只是一个平民百姓，最多也就杀死几个人，几十个人，如一些连环杀人犯。但如果是一个国家首脑，一个掌管了国家和军队大权的人，那就是人类的灾难，成千上万的人就会死去，人类的历史就有可能倒退。因此，越有权力，越有地位，就越要头脑清醒，越要有人性，越不要轻言战争，这才是正道。
毛泽东一贯以“阶级性”来反对“人性论”，似乎只要是“先进阶级”，就可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就可以不受人类共同的人性与道德准则的束缚，甚至杀人放火都有道理。正是这种思维，这种教育，造就了文革期间一批高喊革命口号，视他人生命如草芥的青年学生，这是一段非常惨痛的历史教训。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实际上，不管什么阶级，其中都有善人，也有恶人。这与阶级无关。历代皇帝中，既有欺压百姓的暴君，也有施行仁政的明君。农民起义者中，也不乏有一些杀人如麻的魔王。所谓“先进”的无产阶级产生过专制独裁的领袖，所谓“没落”的资产阶级也产生了一批施福于他人的善者，如盖茨（Gates）、巴菲特（Buffett）这样的巨富，正在将他们积累的财富造福于全人类。
回过头来思考清华的文革历史。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大部分的剧情是围绕着团派和四一四派的争斗，所以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分析实际上也绕不过对这两派争斗的思考。
以笔者所见，团派与四一四派的分歧，表面上是激进与温和的区别，实质上是对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是否需要继续革命的立场的对立。具体表现在观点上，团派主张“彻底砸烂”，“大翻个”，而四一四派主张“红线主导”，主张解放占大多数的好干部。笔者与沈如槐合写的大字报“革命小将要勇于为革命干部平黑”及“什么彻底砸烂”，就是两篇代表作。本来出现观点上的分歧，或不同的主张，这在群众运动中是十分正常的，可以通过辩论、争论，求同存异。但是这种正常的思辨环境却被团派中的一些极端分子所践踏，最终导致了武斗的发生。
历史已经清楚不过地证实了清华武斗是由谁挑起的。武斗的发生，加剧了双方的对立情绪，致使人性中的仇恨、暴烈因素被极大地浓缩、激化起来，驱使各方做出了程度不同的违反理性与良知的举动。这是今天我们必须反思的。在这里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人性的本质，往往在一些重大事变面前会表露得淋漓尽致。
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对待727工宣队进校的态度上面。当天，两派都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面对着几万名工人开进清华园的客观事实。当时笔者仍在校内，对工宣队进校制止武斗由衷欢迎，如释重负，觉得这下子真的能停止武斗了。四一四派完全没有反抗，主动放下武器，接受工宣队的管制。与此相反，团派中的一些极端分子却拼命反抗，开枪投弹，打死打伤了几百个工人。蒯大富还到毛那里去告状，要抓黑手，可见他们是多么不愿意放下武器，多么不愿意停止武斗。联想到他们在武斗之前犯下的种种暴行，人性的善恶不就不言自明了吗？
人性论的另一方面是人类个性的多样性。由于各种原因，如先天的基因遗传，后天的人生经历，环境，教育等造成了几乎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个体。有的性善，有的性恶；有的倾向激进，有的倾向保守；有的喜欢冒险，有的安于现状；有的顽固坚持己见，有的善于折衷求和等等，这都是很正常的。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只要是在人类共同的道德、法律的范围内做事，都是应当允许的，都不应受到歧视或者排斥。在当今许多国家中，左、中、右，激进、保守、顽固、折衷都大有人在，相安无事，而且他们都为自己的选择而自豪。不像在中国，几十年不断的政治运动，使得社会上存在着一股“恐右症”：“宁左勿右”，“左”总是好的，“右”总是坏的。这种状况应当予以彻底改变。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中国当代民主先驱曾经抨击那些吹嘘党和国家如何团结，如何一致，人大、政协、党代会如何“完全赞成”，“一致通过”那种橡皮图章式的投票选举。这是很值得深思的。现在在一个家庭中，夫妻、父子、兄弟之间尚且会有争吵，会有不同的看法，到了一个国家，那么多人，那么多个性，那么多倾向，那么多不同的利益，居然会对任何一件事情有完全一致的看法，岂非咄咄怪事。看看国外的例子：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被人民革命推翻并处死之前，还是以100%选票再次当选。伊拉克的萨达姆也是以100%当选。这些在刺刀底下投票的结果不是很快就变成了历史的笑话吗？
文革中的清华，学校党委、各级组织全部瘫痪，没有人告诉你要做什么，要选什么，也没有人给你的档案里写东西。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本性，自己的思想来行动，做选择。这段特殊时期的个人行为与选择，是一个极好的研究人性样本的场合。团派、四一四派分裂之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进行选择。当然大多数人选择当了“逍遥派”，不再参与运动。真正参与的是少数人，每派也就一两千人，积极参与的则更少。记得1967年4月15日四一四派冲击校广播台，笔者拿着准备广播的四一四文告，与同伴们冲了进去，为的是要发出被团派压制良久的不同声音。行动失败后，我们聚集在明斋大门外示威。后来队伍开往主楼广场，一路上居然有一两千人陆续加入，最后形成了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在主楼广场发布了四一四派宣言。这就是自由选择的极好例子。
人是社会动物。每一个人都要为他／她自己在社会上做的事情负责。文革是一场最荒唐，最无人性的事件。人们可以将历史的责任推到文革发起者毛泽东和他的同伙身上，可以推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上，但是这并不能解除我们每个人应当承担的责任。
就拿钱平华这件事来看，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对她开枪，这个手无寸铁的学生，独自走在主楼广场上；是什么原因驱使这个枪手开的枪？柏林墙被推倒之后，一个曾在柏林墙东德一侧守卫的士兵被审判。这个士兵枪杀了一位企图翻墙投奔西德的东德青年。法官在给这个士兵判刑时，驳斥了那种把责任推到上级命令的辩护。他说即使你是奉命开枪而不得不开枪的话，你也可以而且应该把枪口向上提高一厘米！杀害钱平华的枪手以及下令指使他开枪的人都是罪人，应当受到法律和道德的制裁。
在对文革以及历史上多次的极左路线指导下的“运动”进行研究和分析时，“恐右症”及与之并存的“左总是好的，至少它的出发点（动机）是好的”这种思维一直存在。在一些人看来，诸如“三面红旗”运动给中国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也是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因为这是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是“革命”的。而只要是以“革命的名义”，即使其后果是千百万人生命的丧失，国家经济倒退，也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资本主义的东西，不管其后果如何，也是邪恶的。所以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荒唐的口号。农民在文革后自发进行“联产到户”的自救行动，即使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大大改善农民的生活，却也被指责为“资本主义复辟”而大加鞭挞。至于“文革”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残酷的时期，也因为毛出于革命的目的，毛要进行“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新阶段，所以其中也有合理的一面，可以理解，可以原谅。难道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搞的以“革命”的名义实行的大屠杀也可以理解，可以原谅吗？斯大林以“纯洁革命队伍”而进行的疯狂的大清洗，也是可以理解，可以原谅吗？这种“左总比右好”的思维已经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应该彻底摒弃。毛泽东自己曾主张“动机与效果统一”，现在是把毛的话用在毛本人身上的时候了。
凡是对人类社会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破坏，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经济倒退的，无论是以什么口号进行的，都是对人类的犯罪，都应当受到谴责，都应该受到彻底的清算。
红卫兵运动与农民起义
在团派与四一四派分裂之后，由工化研究生班刘云清主笔，以“不怕鬼”的名义写了一份大字报，张贴在二教楼前的大字报栏。此文将红卫兵运动与历代农民起义进行了分析、比较。当时这份大字报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但是它的含义是很深刻的。
历代的农民起义，从秦末的陈胜吴广到清朝的太平天国，有的失败了，有的胜利了。即使是胜利了，其结果只是朝代更换，“你下台，我上台”。几十年到几百年后，一个朝代被推翻，另一个新朝代又开始。皇帝、朝代更换了，但制度没有改变。如此反复，历经两千年。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遵循了三民主义，其中的民权就是要把权力回归民众。这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社会的道路。美国自革命驱逐英殖民者后建国几百年，其基础就是民权。在一部宪法的管辖下，各级政府、议会都是民选的。民选的总统、议员等统统对选民负责。这个制度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发展。虽然在这几百年中，美国社会经历过许许多多不公平、不合理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通过各阶级、政府、党派等方面的抗争、较量、妥协，逐步得到了解决。即使在现在，社会的不公平，社会的矛盾还大量存在，但这个解决矛盾的机制一直在持续地运作着，没有发生制度的变革。究其根源，因为这个国家是民众自己的国家，民众是主人，不需要换个“主人”来解决社会矛盾。这一本质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没有看到的。所以他们预言资本主义社会会因为阶级斗争而走向衰亡，共产主义会取而代之的结论是荒谬的。近些年欧洲一些国家的经济危机虽然也很严重，有的国家如希腊社会矛盾激化、动荡，但也没有引起革命，没有制度的改变，就是因为其制度有着自身解决社会矛盾的机制。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被后来的蒋介石改变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体制。及至毛泽东和中共上台，更将其发展到了顶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打江山，坐江山”，如历代农民起义建立新的朝代一样，论功行赏、分封官爵。不管什么人，革命有功者都分到大小不等的官职，到社会各部门、学校、机关、以至文艺团体去当“领导”。毛泽东更为之正名为“外行领导内行”。
毛泽东在批判“四一四思潮必胜”时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他就不高兴。这正说出了毛和中共政权的本质，实际上仍然是中国历朝历代更换时“你下台，我上台”历史的延续。蒯大富为代表的红卫兵运动，一开始就围绕着一个“权”字，公然声称造反派要眼中盯着权，心里想着权；他的如意美梦就是第一步在清华夺权，当上清华第一把手，然后再当上中央委员，逐步向上爬。可是他的南柯美梦被四一四派搅黄了，所以他气急败坏，不惜挑起了武斗，企图用武力来达到掌权的目的。
文革红卫兵运动实际上是又一次的“你下台，我上台”。但是与历代农民起义不同的是：红卫兵运动实际上是由皇帝发动的造反；不是反对皇帝，而是遵照皇帝的命令，反对他所要打倒的任何“走资派”官僚。当红卫兵造反派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皇上不再需要他们，就一反掌地把他们打了下去，最后也没有上台。因为这个台还是皇上和他的亲信占着呢。
中共政权这个“打天下，坐天下”的实质在1989年民主运动时又得到了证实。共产党打下的江山不能丢失，所以要用机关枪、坦克来保卫。
1989年的民主运动曾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难得的从“打天下、坐天下”到民主法制社会转变的机会。可是当时大权在握的邓小平并没有民主的素质。他没有像蒋经国那样从一个专制者到一个结束专制、走向民主伟人的转变，使中国失去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之后几十年，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普遍的越演越烈的官场贪污腐败，形成了庞大的权贵集团，使得历史的转变更加困难。
毛泽东的中共政权与历代皇帝的朝代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只是把皇帝的江山换成一党的江山，换为党内众多头目及其子女后代的江山。平民百姓还是没有自己的土地，没有自己的资产，一切都归所谓的“国家”，实际上是党所有。所以我们看到：几十年经济发展时期，一方面大大小小的党政官员用“国家”所有的土地为资本发了横财，中饱私囊；而另一方面众多平民百姓为了保护自己仅有的一点点生存权益而拼死抗争的悲剧。
1989年民运及六四镇压之后，有不少人评论“学运领袖”们的表现，认为这些“学运领袖”比共产党的干部好不了多少，也许更糟；如果这些“领袖”上了台，中国可能更糟糕。这些评论的出发点还是那种“你上台，我下台”的思维，以为民运的宗旨就是“你下台，我上台”。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理解。89民运的伟大之处在于她力图以民主来取代专制。在天安门广场树立的民主女神的塑像就是一个象征。中国近代的民主力量有过几次抗争。1957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期间就有过不少要求民主的言论，如反对“党天下”的一党专制等，后来被毛的反右完全镇压下去。百万右派，其中不乏有民族精英被打入了另类。1976年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民众以悼念周恩来，影射四人帮和其后台毛泽东，又被镇压了。1978年到1979年的西单民主墙，早期为邓小平的复出出了力，后来却被邓小平打下去。1989年的民运是一个民主运动的最高潮，当时几百万人口的北京竟然有百万人上街游行，要求民主，反对贪官。只要看看“人民日报”这个一贯是共产党严格控制的喉舌，居然也有大批的记者、编辑打着大标语上街游行的情景，以及人民日报当时排版及内容的改变，就会感到这股民主潮流的汹涌澎湃。
如果89年民运没有被镇压，但其后果是一些人上台，一些人下台，整个制度没有改变，那会是更大的失败。
如果我们对当年的“民运领袖”逐个分析，他们之中也许没有一个真正的领袖。这也难怪。他们当年只是二十来岁的大学生，如果他们上台，不见得会比当时的领导者好多少。但是，这场伟大运动的宗旨不是简单的“你下台，我上台”，而是要思考制度的变革，要让中国走上民主、自由的新道路。
上面提到的那份关于红卫兵与农民起义的大字报，在当时的条件下，自然没有可能指出如何走出历史上农民起义改朝换代反复循环怪圈的新途径，这是历史的限制，也是我们当时认识水平的限制。
笔者来美国之后，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知道的历史资料，才进一步看清了国内几十年来隐瞒历史，篡改历史，编造谎言，文过饰非的真面目。另一方面，通过对美国社会制度的观察与体会，笔者也深深地感受到只有遵守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走民主法制的道路，才能使中国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人民共和国，融入世界文明，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结束语
文革十年，在“破四旧”、“彻底砸烂”等口号下，无数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被破坏，无数家庭被抄砸，大量文物被毁坏，许多文化人士被迫害，中华民族几千年沉积下来的文化瑰宝遭到了空前的洗劫。
世界历史上有过多次文化破坏事件：由一个民族、一个宗教去破坏、摧毁另一个民族、另一个宗教的文化。但是，没有一个民族会自己去摧毁自己几千年来博大精深的文化——除了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即使当年的德国和日本，法西斯政权大行其道的时候，也没有走到摧毁自己文化的地步。斯大林的暴政虽然凶残，也没有砸烂俄国的文化遗产。
清华文革，旷日十年，是一场有两万多师生员工参与的运动，是清华百年历史中非常特殊的一章。对于文革历史，尤其是清华文革的历史研究，包括材料的收集、整理与分析，是清华人的一份历史责任。我们需要用历史的眼光，以客观公正的立场和方法，来进行梳理和分析，为后人提供一份有价值的总结和教训。
但是遗憾的是，文革研究在中国大陆仍是一个禁区。不仅无数的文革历史资料被封锁，许多研究结果、当事人的回忆都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中国的年青一代对文革一无所知，许多当事人已凋零离世，即使我们这些当年的年轻人都已步入老年。这种禁锢、封锁是对历史的继续犯罪。所幸的是，在世界各地还有一大批学者在从事文革材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在香港、台湾等地还能自由出版关于文革的书籍、杂志。
笔者谨在此向对本文作过宝贵指点的多位朋友致谢。
2013年8月于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
1966年六月初，笔者还在北京北部的延庆县参加“四清”，毫不知晓当时的清华园以及全北京已经翻了天。我们奉命草草结束工作，撤回学校，才发现校园里到处是大字报，已经“开了锅”。
笔者自中学到大学，一直到当研究生，都是属于“政治觉悟低”、“思想后进”的学生之列。不仅中学时未加入共青团，到了清华后，在班上也是从后面数的。好不容易三年级时被同学又拉又推入了团，此后就再没什么长进。因此，虽然已贵为研究生，“四清”时在延庆刘斌堡大队第四生产队，还是给一位女大学生当了下手。那时候，我在政治上十分幼稚，除了努力学习，紧跟“党的方针政策”外，从未有过其他的想法。
在刘斌堡的九个月，我对农民生活之苦有了直接的体会。那里的农民在地里劳累了一年，除了分得一些小米（当地主要粮食作物）、玉米和红薯之外，别无他物。由于各家分得的小米不多，一般都不吃小米焖饭，而是吃“捞小米饭”。就是把小米放在开水里煮几分钟，没有完全熟就捞起来，放到盆里压压紧，就成了饭。由于小米未熟，吃起来很粗，不消化，吃不多，但比较耐饿。煮小米的水还要留下来喂猪。那里不种油料作物，很少有食油。自养的猪由于没有粮食喂养，一般比较小。小猪养大后，农民自己不能宰杀，都要卖给国家，所以一年到头很少见到饭桌上有肉吃。过年前，生产队杀猪要经上面批准，这样农民才能有一点猪肉过年。
我们工作队员每天到一户农民家（地主富农及其子女家除外）吃派饭，按规定交给他们饭钱和粮票。对农民来说，钱和粮票是个宝，他们可以到附近的国营粮站去买点面粉。我们每天吃的就是玉米碴粥和小米捞饭，偶尔能吃一顿红薯小米焖饭或者用黄粘小米（当地称为黄米）做的饼子，那算是大大改善了。每户有一点自留地，种点蔬菜，如大白菜、瓜豆之类，数量很少。平时吃的就是自家腌制的酸白菜和咸菜。春天菜荒，大家只得到刚开冻的地里去挖野菜，如蒲公英的幼苗。农民每年的收入就靠生产队卖给国家的公粮、余粮得到的一点钱，按照各户积累的“工分”进行分配；再加上卖猪、卖鸡蛋给国家后的一点钱，来买点布、油、盐等生活必需品。
延庆的冬天很冷，农民烧炕用的是生产队分下来的玉米杆，那哪够呢？因此每到入冬，年青男子都要到山里去砍柴，当地人叫“卧柴”，一去好几天，带上驴子、干粮、铺盖，吃住在山里，然后将打好的柴让驴子背回来。我没跟他们一起进山砍过柴，但其艰难程度完全可以想象。但是即使是这般困苦的生活，上面还要批判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让搞副业，更不让开工厂。大队原先有一个小厂，用山里的一种灌木枝杆做成农民抽烟用的烟杆，我们叫它杆厂。当地没有其他小工业，杆厂多少能给大队赚点钱。四清工作队进村后就要批判这个“资本主义”的东西，把主办杆厂的大队长作为四清运动的批判对象。
延庆四清的经历，对农民生活的直接观察和亲身体会，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也很想为农民做点什么来改变他们的命运。1968年下半年毕业分配前，我曾写信给系里管分配的干部，希望能到刘斌堡大队当农民。可见当时我在政治上是如何的无知与幼稚。分配小组自然没有理睬我，我被分配到江西省南昌市报到，那已是后话了。
回到学校，我被裹挟到文革运动中去。六月下旬，工化系“临革筹”分部准备召开一个批判系党总支书记滕藤的全系大会，要研究生班派人发言。滕藤在清华是个典型的“又红又专”、“双肩挑”干部：他是校党委常委，又是工化系分党委书记兼副系主任，还给高年级上专业课，又带研究生。滕在文革初期力保蒋南翔，却深感大厦将倾、无力回天，最出名的一句话是“覆巢之下无完卵”。我当时是研究生班的小弟弟，才上了一年课，搞了一年四清；其他同学大多是三、四年级的，比我知道得多。讨论结果，大家决定批判滕藤的“反动学术权威”。记不得哪位同学提出了“28 学时”的题目，说滕藤在留苏期间曾修过一门课，只上了28个学时，回清华后就开了这门课，可见他不学无术。其实这个“28学时”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解读，那就是他悟性好，有较强的自学能力。所以这种“批判”如同其他无数的文革“批判”言论一样都是经不起深究的，甚至是不讲道理的。
稿子写好了，要派一个人上台发言。班上党员不少，出身好的也有，但不知咋的，阴差阳错，我被推选去发言。本人一贯很怯场，最怕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话。但那时不知怎的勇气上来，也就答应了。在全系大会上，这个“28学时”的简短发言居然博得了轰动性的效果，成为批判大会的一个亮点；我也就此开始了自己的文革“生涯”。
工化系研究生班在文革中是比较活跃的，最初以“工化研”署名。在批判工作组时写了“叶林，给你上点纲就够你呛”的大字报。在反王光美时又画了一组“三打白骨精”漫画，在校内外颇有影响。那时我们很忙，搞来一部手摇油印机，自己刻蜡板，自己油印，一下印发几百份传单。“工化研”后来改名为“不怕鬼”战斗组，在团派、四一四派分裂时，“不怕鬼”也分为两拨，分别在两派中起过比较重要的作用。
笔者后来参加了唐伟等人发起的“八八串联会”，之后又加入了“天安门纵队”，最后加入四一四派，参加了该派早期的重要活动，并主持“四一四广播台”的工作。武斗开始后我淡出运动，但仍留在校内；最初在科学馆，后来转到东区主楼，在电机系馆三楼的一间实验室里住了两个月。实验室的窗户正对着随时会有冷枪打来的9003大楼，晚上不敢开灯，一直到7月27日工宣队入校结束了武斗。
文革，人治社会的顶峰
文革期间，我们这些“红卫兵”造反派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如何“领会”（实际上是猜测）、如何紧跟“中央领导精神”。所以除了对人民日报等中央报纸的文章、社论逐字逐句进行研究之外，就是收集从各种渠道获得的小道消息；对中央首长的讲话，尤其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都奉为圣旨。但是后来慢慢发现这些“中央首长”自身也不可靠了；今天还在给群众大讲文化革命的大道理，明天就可能变为阶下囚。文革初期，陶铸一下子从广东省、中南局上升为中央首长，代表中央到处讲话，但很快被打倒了，一下子销声匿迹；王（力）关（锋）戚（本禹）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曾一度红得发紫，却一下子变成了“小爬虫”；杨成武也一度大红大紫，发表“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却在一夜之间成为杨余傅反党集团的成员；而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理论权威陈伯达，也同样没能逃脱被打倒的命运。综观整个文革史，就像是一场大型的木偶剧。木偶们在台上表演，都戴着假面具，慷慨激昂地讲着那些千篇一律的话。我们就是当年台下的那些观众，瞪大了眼睛，也看不到面具后面的真面目。木偶们像走马灯似地被换上，又被撤下，由一只巨大的手操控着，这只手的主人就是我们顶礼膜拜的“伟大领袖”。木偶剧中的每段剧情，每个角色的最后结局，都要取决于“伟大领袖”的一句话、一个指示。即便在他行将辞世的濒危阶段，即使连言语都难以表述完整的时候，他所说的一字一语仍然是圣旨，是一道道足以致人死亡的金牌。历史惨痛地告诉我们，文革是人治社会的顶峰，中华民族为之遭受了巨大的苦难。
不幸的是这样的文革遗风一直沿袭至今——虽然不可能再有毛当年那样的绝对权威，但人治的制度并没有根本改变。
现在从上到下，大大小小的“干部”，都由“上级”任命，所以他们最要紧的是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平民百姓负责。因此官场上就出现了斥责记者“你是在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的官员。许多干部还是戴着一副假面具，以正人君子的面孔，重复着千篇一律的官话。但是，他们的面具一旦被扯下，人们就会发现原来是一伙腐败透顶的肮脏货色。正因为长期以来，许多官员都戴着假面具，人们无法知道他们的真面目，也很难听到他们的真心话，故而有一段时间，各种各样的“谣言”、小道消息在网上大行其道，严重影响了政局的稳定，更激起了民众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如何改变沿袭至今的干部制度，将各级干部的假面具扯下来，将他们的言行举止放在阳光底下，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民主选举。在言论开放、新闻自由的社会，被选举者不可能有假面具，也不需要有假面具；同样的，他们的背后也不会再有一只操控的手。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真正需要对其负责的是那些握有选票的选民。这才是“权为民所赋”的基本形式，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方向，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迈开第一步。
清华文革的缺失
对清华文革的反思，除了要对文革期间在清华园内发生的事件做出客观的、以事实为依据的调查、分析之外，还要将这段历史放到全国的大背景中进行分析和思考。
“清华文革历史是全国文革历史的一个缩影”——笔者认为这句话也对，也不全对。清华文革中有红卫兵运动，有打倒走资派，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有保守派，有造反派，有造反派分裂以致武斗，打死人，又有工宣队进校并掌权等等，这些都与全国文革相似。但是，据笔者了解，在整个清华文革历史中，至今未发现有任何一个清华人（学生、教师、干部等，包括笔者本人）有过对整个文革以及导致文革发生的中共专制体系进行分析、解剖和否定的文章。造反派中团派和四一四派都赞同文革，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闹革命，只是在一些具体的观点上有分歧。与我们后来所知道的在全国范围内出现过的如张志新、遇罗克等对文革及专制制度进行批判，以及广州“李一哲”关于民主和法制的呼吁相比，清华园内一份有分量的文章也没有。即使自我感觉良好的周泉缨，他所写的“四一四思潮必胜”也没有跳出文革和毛泽东思想的框框。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清华文革史上的这一缺失，是中共在清华实行的教育方针的必然结果。历史上，清华有过辉煌，造就了许多大师、思想家。但1949年之后，通过多次政治运动，思想改造，尤其是反右斗争，将一大批思想活跃，精神自由，敢抒己见的优秀知识分子戴上了“右派”的“紧箍咒”，有的甚至被关了起来，这样就彻底肃整了清华的教师、干部队伍。再加上有清华特色的“政治辅导员”制度，把人类固有的不同倾向、不同观点、不同思维方式，都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党性”模子中，使人人都做党的驯服工具，做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六十年代初期开始的以阶级路线为纲的招生方针，将出身不好、调皮捣蛋、思路出格的学生关在门外，对收进来的学生进行清华整套教育制度的整合，把他们原有的一点棱角也给磨平了，使之根本不会“thinking outside the box”（直译：在盒子外想问题）跳出框框思考问题。所以文革之中两派斗来斗去，打来打去，也不会跳出毛泽东的手掌。
正因为清华教育体制的这一特点，培养出来的学生也都带有了这个印记。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人们津津乐道地炫耀有多少清华人当上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多少人当上了部长等等。但是这些“贵人”都没能走出“维（持）现（状委员）会”的圆圈，最多当个“维现会”会长而已。
笔者认为，清华文革史中最主要、最重要的阶段实际上是从1966年夏到1968年末这短短的两年时间。之后，迟群、谢静宜为首的“工宣队”完全控制了清华，那场半自发的群众运动也就完结了。在校学生大部分“毕业”离校，走向社会。此后几年，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回顾和反思当年的文革运动。笔者在离校之后逐渐接触社会，同时与昔日的“战友”保持联络，互通信息，交流思想。对我而言，最深刻的“政治启蒙”莫过于1971年林彪事件后公布的“571工程纪要”。“纪要”对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倒行逆施进行的揭露和批判，真是句句击中了要害，唤醒人们去思索，去质疑。于是我们开始认识到文革的真实面目以及毛的政治图谋。
据笔者所知，对文革及中共制度有真正反思的清华人，最有代表的是罗征启和W先生。罗征启在文革中饱受迫害，文革后出任深圳大学党委书记。1989年学生运动中他态度明确，即使罢官仍坚持不屈。W先生曾任“四通”总裁，1989年学运中支持学生，六四之后被迫流亡法国。九十年代初来美访问期间，曾到笔者所在的大学演讲，近年还时常发表一些很有见地的评论中国时局的文章。他们真正体现了传统清华人的风骨与良知。
对清华而言，若要重新铸造历史上的辉煌，必须摒弃过去几十年的“教育为政治服务”，“政治辅导员制度”等方针，重新提倡清华原有的“精神自由”的学术民主风气；同时摒弃几十年来实行的“清华人执掌清华”这种人才内循环的潜规则，打开大门，礼贤天下，这样才有可能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
文革与人性
文革初期引用最多的毛语录有：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在“无法无天”的“伟大领袖”这些语录的煽动下，人类本性中丑恶的那一面被一下子释放出来，于是我们看到了文革中一些最为恐怖、最无人性的行为：一群十几岁的男女学生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用皮带、木棍抽打自己的同学、老师、校长，甚至将其致死；一群“贫下中农”将一些地主富农及其子女统统杀死，从肉体上消灭；众多家庭中夫妻互相揭发批判，儿子批斗老子，甚至大打出手，将其肋骨踹断。这些违反人类道德乃至基本伦理的行为，都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还冠之名为“红色风暴”。
即使在“精英”聚集的“最高学府”清华，文革初期也发生过由一些高干子弟操纵的“清华红卫兵”，联合了2000多名中学红卫兵，开进清华园，推倒二校门，将大批教授、干部抓来，运砖搬石，随意抽打，甚至把他们关进阶梯教室毒打的824“红色恐怖”事件。此后，随着造反派分裂，殴打、绑架事端迭起，甚而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百日武斗。团派一些极端分子在八达岭三堡私设监狱，随意绑架学生、干部，将他们投入“监狱”；甚至绑架与清华毫不相干的罗征启的弟弟，令他窒息而死；团派枪手从9003大楼对刚从外地返校，路经主楼广场的女学生钱平华瞄准射击，开枪致死。一直到7月27日那天，当工宣队进校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时，竟然遭到一些极端分子的疯狂抵抗，几百名工人倒在了血泊之中。后人怎能想到，这些泯灭人性的罪恶行径，当年就曾发生在我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之中。
该如何从社会学、心理学方面来看待文革中发生的人性变异的现象呢？笔者对此有一些浅见。
关于人性可以有许多的观点，许多的争论。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人之初，性本善”和“人之初，性本恶”之争。笔者认为，两者都有道理，两种现象都有存在。人类的每一个个体，由于天性（天生即具有的）以及后天的环境、教育因素等影响，一种人生性善良，不愿或不忍加害他人；另一种人生性凶残、好斗，为了某个目的，不惜加害别人甚至致死也在所不惜。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无论是过去的封建社会，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时代，由于社会道德、法律纪律的约束，人类本性中丑恶的一面往往不容易显现出来，很少会有大规模的、普遍的残忍事件发生。但是，一旦出现了譬如文革这样毫无道德伦理、毫无法律约束、无法无天、疯狂躁动的特殊时期，人类本性中最为丑恶的一面就会完全暴露出来，肆意宣泄，于是就会发生现在人们所无法理解的，最残忍、最无人性的暴行。
人的善良的本性，造就了历史上一批圣人，如印度的甘地，南非的曼德拉。而人的凶恶的本性，也造出了残忍的暴君、杀人犯。古代中国的秦始皇，近代德国的希特勒，日本的二战战犯，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前苏联的斯大林，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等等。毛泽东从不隐讳对秦始皇的好感，自比是秦始皇加马克思。为了实现所谓的“共产主义天堂”，他高举“三面红旗”，不惜饿死几千万农民。为了实现世界共产主义“大同”，消灭资本主义，他可以让几亿中国人以死为代价。为了维护自己的帝位和权力，他对几乎所有与他一起战斗，共同建立了共和国的党内外合作者施加迫害，令他们倒的倒，死的死，一点怜悯都没有。毛比其他暴君更进一步的是，他还要在人的灵魂、人的意识方面摧毁敌手，让他们恐惧，不敢说话，让他们被迫说假话；为了生存而去“告密”、揭发、出卖自己的朋友甚至亲人，最后达到他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统天下”。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和柬共就是在毛和中共的教唆和支持下，短短两三年里就消灭了全国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包括许多社会精英，造出了世界前所未有的白骨山。生性残忍的人，如果只是一个平民百姓，最多也就杀死几个人，几十个人，如一些连环杀人犯。但如果是一个国家首脑，一个掌管了国家和军队大权的人，那就是人类的灾难，成千上万的人就会死去，人类的历史就有可能倒退。因此，越有权力，越有地位，就越要头脑清醒，越要有人性，越不要轻言战争，这才是正道。
毛泽东一贯以“阶级性”来反对“人性论”，似乎只要是“先进阶级”，就可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就可以不受人类共同的人性与道德准则的束缚，甚至杀人放火都有道理。正是这种思维，这种教育，造就了文革期间一批高喊革命口号，视他人生命如草芥的青年学生，这是一段非常惨痛的历史教训。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实际上，不管什么阶级，其中都有善人，也有恶人。这与阶级无关。历代皇帝中，既有欺压百姓的暴君，也有施行仁政的明君。农民起义者中，也不乏有一些杀人如麻的魔王。所谓“先进”的无产阶级产生过专制独裁的领袖，所谓“没落”的资产阶级也产生了一批施福于他人的善者，如盖茨（Gates）、巴菲特（Buffett）这样的巨富，正在将他们积累的财富造福于全人类。
回过头来思考清华的文革历史。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大部分的剧情是围绕着团派和四一四派的争斗，所以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分析实际上也绕不过对这两派争斗的思考。
以笔者所见，团派与四一四派的分歧，表面上是激进与温和的区别，实质上是对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是否需要继续革命的立场的对立。具体表现在观点上，团派主张“彻底砸烂”，“大翻个”，而四一四派主张“红线主导”，主张解放占大多数的好干部。笔者与沈如槐合写的大字报“革命小将要勇于为革命干部平黑”及“什么彻底砸烂”，就是两篇代表作。本来出现观点上的分歧，或不同的主张，这在群众运动中是十分正常的，可以通过辩论、争论，求同存异。但是这种正常的思辨环境却被团派中的一些极端分子所践踏，最终导致了武斗的发生。
历史已经清楚不过地证实了清华武斗是由谁挑起的。武斗的发生，加剧了双方的对立情绪，致使人性中的仇恨、暴烈因素被极大地浓缩、激化起来，驱使各方做出了程度不同的违反理性与良知的举动。这是今天我们必须反思的。在这里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人性的本质，往往在一些重大事变面前会表露得淋漓尽致。
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对待727工宣队进校的态度上面。当天，两派都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面对着几万名工人开进清华园的客观事实。当时笔者仍在校内，对工宣队进校制止武斗由衷欢迎，如释重负，觉得这下子真的能停止武斗了。四一四派完全没有反抗，主动放下武器，接受工宣队的管制。与此相反，团派中的一些极端分子却拼命反抗，开枪投弹，打死打伤了几百个工人。蒯大富还到毛那里去告状，要抓黑手，可见他们是多么不愿意放下武器，多么不愿意停止武斗。联想到他们在武斗之前犯下的种种暴行，人性的善恶不就不言自明了吗？
人性论的另一方面是人类个性的多样性。由于各种原因，如先天的基因遗传，后天的人生经历，环境，教育等造成了几乎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个体。有的性善，有的性恶；有的倾向激进，有的倾向保守；有的喜欢冒险，有的安于现状；有的顽固坚持己见，有的善于折衷求和等等，这都是很正常的。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只要是在人类共同的道德、法律的范围内做事，都是应当允许的，都不应受到歧视或者排斥。在当今许多国家中，左、中、右，激进、保守、顽固、折衷都大有人在，相安无事，而且他们都为自己的选择而自豪。不像在中国，几十年不断的政治运动，使得社会上存在着一股“恐右症”：“宁左勿右”，“左”总是好的，“右”总是坏的。这种状况应当予以彻底改变。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中国当代民主先驱曾经抨击那些吹嘘党和国家如何团结，如何一致，人大、政协、党代会如何“完全赞成”，“一致通过”那种橡皮图章式的投票选举。这是很值得深思的。现在在一个家庭中，夫妻、父子、兄弟之间尚且会有争吵，会有不同的看法，到了一个国家，那么多人，那么多个性，那么多倾向，那么多不同的利益，居然会对任何一件事情有完全一致的看法，岂非咄咄怪事。看看国外的例子：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被人民革命推翻并处死之前，还是以100%选票再次当选。伊拉克的萨达姆也是以100%当选。这些在刺刀底下投票的结果不是很快就变成了历史的笑话吗？
文革中的清华，学校党委、各级组织全部瘫痪，没有人告诉你要做什么，要选什么，也没有人给你的档案里写东西。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本性，自己的思想来行动，做选择。这段特殊时期的个人行为与选择，是一个极好的研究人性样本的场合。团派、四一四派分裂之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进行选择。当然大多数人选择当了“逍遥派”，不再参与运动。真正参与的是少数人，每派也就一两千人，积极参与的则更少。记得1967年4月15日四一四派冲击校广播台，笔者拿着准备广播的四一四文告，与同伴们冲了进去，为的是要发出被团派压制良久的不同声音。行动失败后，我们聚集在明斋大门外示威。后来队伍开往主楼广场，一路上居然有一两千人陆续加入，最后形成了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在主楼广场发布了四一四派宣言。这就是自由选择的极好例子。
人是社会动物。每一个人都要为他／她自己在社会上做的事情负责。文革是一场最荒唐，最无人性的事件。人们可以将历史的责任推到文革发起者毛泽东和他的同伙身上，可以推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上，但是这并不能解除我们每个人应当承担的责任。
就拿钱平华这件事来看，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对她开枪，这个手无寸铁的学生，独自走在主楼广场上；是什么原因驱使这个枪手开的枪？柏林墙被推倒之后，一个曾在柏林墙东德一侧守卫的士兵被审判。这个士兵枪杀了一位企图翻墙投奔西德的东德青年。法官在给这个士兵判刑时，驳斥了那种把责任推到上级命令的辩护。他说即使你是奉命开枪而不得不开枪的话，你也可以而且应该把枪口向上提高一厘米！杀害钱平华的枪手以及下令指使他开枪的人都是罪人，应当受到法律和道德的制裁。
在对文革以及历史上多次的极左路线指导下的“运动”进行研究和分析时，“恐右症”及与之并存的“左总是好的，至少它的出发点（动机）是好的”这种思维一直存在。在一些人看来，诸如“三面红旗”运动给中国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也是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因为这是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是“革命”的。而只要是以“革命的名义”，即使其后果是千百万人生命的丧失，国家经济倒退，也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资本主义的东西，不管其后果如何，也是邪恶的。所以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荒唐的口号。农民在文革后自发进行“联产到户”的自救行动，即使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大大改善农民的生活，却也被指责为“资本主义复辟”而大加鞭挞。至于“文革”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残酷的时期，也因为毛出于革命的目的，毛要进行“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新阶段，所以其中也有合理的一面，可以理解，可以原谅。难道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搞的以“革命”的名义实行的大屠杀也可以理解，可以原谅吗？斯大林以“纯洁革命队伍”而进行的疯狂的大清洗，也是可以理解，可以原谅吗？这种“左总比右好”的思维已经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应该彻底摒弃。毛泽东自己曾主张“动机与效果统一”，现在是把毛的话用在毛本人身上的时候了。
凡是对人类社会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破坏，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经济倒退的，无论是以什么口号进行的，都是对人类的犯罪，都应当受到谴责，都应该受到彻底的清算。
红卫兵运动与农民起义
在团派与四一四派分裂之后，由工化研究生班刘云清主笔，以“不怕鬼”的名义写了一份大字报，张贴在二教楼前的大字报栏。此文将红卫兵运动与历代农民起义进行了分析、比较。当时这份大字报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但是它的含义是很深刻的。
历代的农民起义，从秦末的陈胜吴广到清朝的太平天国，有的失败了，有的胜利了。即使是胜利了，其结果只是朝代更换，“你下台，我上台”。几十年到几百年后，一个朝代被推翻，另一个新朝代又开始。皇帝、朝代更换了，但制度没有改变。如此反复，历经两千年。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遵循了三民主义，其中的民权就是要把权力回归民众。这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社会的道路。美国自革命驱逐英殖民者后建国几百年，其基础就是民权。在一部宪法的管辖下，各级政府、议会都是民选的。民选的总统、议员等统统对选民负责。这个制度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发展。虽然在这几百年中，美国社会经历过许许多多不公平、不合理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通过各阶级、政府、党派等方面的抗争、较量、妥协，逐步得到了解决。即使在现在，社会的不公平，社会的矛盾还大量存在，但这个解决矛盾的机制一直在持续地运作着，没有发生制度的变革。究其根源，因为这个国家是民众自己的国家，民众是主人，不需要换个“主人”来解决社会矛盾。这一本质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没有看到的。所以他们预言资本主义社会会因为阶级斗争而走向衰亡，共产主义会取而代之的结论是荒谬的。近些年欧洲一些国家的经济危机虽然也很严重，有的国家如希腊社会矛盾激化、动荡，但也没有引起革命，没有制度的改变，就是因为其制度有着自身解决社会矛盾的机制。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被后来的蒋介石改变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体制。及至毛泽东和中共上台，更将其发展到了顶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打江山，坐江山”，如历代农民起义建立新的朝代一样，论功行赏、分封官爵。不管什么人，革命有功者都分到大小不等的官职，到社会各部门、学校、机关、以至文艺团体去当“领导”。毛泽东更为之正名为“外行领导内行”。
毛泽东在批判“四一四思潮必胜”时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他就不高兴。这正说出了毛和中共政权的本质，实际上仍然是中国历朝历代更换时“你下台，我上台”历史的延续。蒯大富为代表的红卫兵运动，一开始就围绕着一个“权”字，公然声称造反派要眼中盯着权，心里想着权；他的如意美梦就是第一步在清华夺权，当上清华第一把手，然后再当上中央委员，逐步向上爬。可是他的南柯美梦被四一四派搅黄了，所以他气急败坏，不惜挑起了武斗，企图用武力来达到掌权的目的。
文革红卫兵运动实际上是又一次的“你下台，我上台”。但是与历代农民起义不同的是：红卫兵运动实际上是由皇帝发动的造反；不是反对皇帝，而是遵照皇帝的命令，反对他所要打倒的任何“走资派”官僚。当红卫兵造反派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皇上不再需要他们，就一反掌地把他们打了下去，最后也没有上台。因为这个台还是皇上和他的亲信占着呢。
中共政权这个“打天下，坐天下”的实质在1989年民主运动时又得到了证实。共产党打下的江山不能丢失，所以要用机关枪、坦克来保卫。
1989年的民主运动曾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难得的从“打天下、坐天下”到民主法制社会转变的机会。可是当时大权在握的邓小平并没有民主的素质。他没有像蒋经国那样从一个专制者到一个结束专制、走向民主伟人的转变，使中国失去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之后几十年，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普遍的越演越烈的官场贪污腐败，形成了庞大的权贵集团，使得历史的转变更加困难。
毛泽东的中共政权与历代皇帝的朝代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只是把皇帝的江山换成一党的江山，换为党内众多头目及其子女后代的江山。平民百姓还是没有自己的土地，没有自己的资产，一切都归所谓的“国家”，实际上是党所有。所以我们看到：几十年经济发展时期，一方面大大小小的党政官员用“国家”所有的土地为资本发了横财，中饱私囊；而另一方面众多平民百姓为了保护自己仅有的一点点生存权益而拼死抗争的悲剧。
1989年民运及六四镇压之后，有不少人评论“学运领袖”们的表现，认为这些“学运领袖”比共产党的干部好不了多少，也许更糟；如果这些“领袖”上了台，中国可能更糟糕。这些评论的出发点还是那种“你上台，我下台”的思维，以为民运的宗旨就是“你下台，我上台”。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理解。89民运的伟大之处在于她力图以民主来取代专制。在天安门广场树立的民主女神的塑像就是一个象征。中国近代的民主力量有过几次抗争。1957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期间就有过不少要求民主的言论，如反对“党天下”的一党专制等，后来被毛的反右完全镇压下去。百万右派，其中不乏有民族精英被打入了另类。1976年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民众以悼念周恩来，影射四人帮和其后台毛泽东，又被镇压了。1978年到1979年的西单民主墙，早期为邓小平的复出出了力，后来却被邓小平打下去。1989年的民运是一个民主运动的最高潮，当时几百万人口的北京竟然有百万人上街游行，要求民主，反对贪官。只要看看“人民日报”这个一贯是共产党严格控制的喉舌，居然也有大批的记者、编辑打着大标语上街游行的情景，以及人民日报当时排版及内容的改变，就会感到这股民主潮流的汹涌澎湃。
如果89年民运没有被镇压，但其后果是一些人上台，一些人下台，整个制度没有改变，那会是更大的失败。
如果我们对当年的“民运领袖”逐个分析，他们之中也许没有一个真正的领袖。这也难怪。他们当年只是二十来岁的大学生，如果他们上台，不见得会比当时的领导者好多少。但是，这场伟大运动的宗旨不是简单的“你下台，我上台”，而是要思考制度的变革，要让中国走上民主、自由的新道路。
上面提到的那份关于红卫兵与农民起义的大字报，在当时的条件下，自然没有可能指出如何走出历史上农民起义改朝换代反复循环怪圈的新途径，这是历史的限制，也是我们当时认识水平的限制。
笔者来美国之后，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知道的历史资料，才进一步看清了国内几十年来隐瞒历史，篡改历史，编造谎言，文过饰非的真面目。另一方面，通过对美国社会制度的观察与体会，笔者也深深地感受到只有遵守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走民主法制的道路，才能使中国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人民共和国，融入世界文明，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结束语
文革十年，在“破四旧”、“彻底砸烂”等口号下，无数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被破坏，无数家庭被抄砸，大量文物被毁坏，许多文化人士被迫害，中华民族几千年沉积下来的文化瑰宝遭到了空前的洗劫。
世界历史上有过多次文化破坏事件：由一个民族、一个宗教去破坏、摧毁另一个民族、另一个宗教的文化。但是，没有一个民族会自己去摧毁自己几千年来博大精深的文化——除了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即使当年的德国和日本，法西斯政权大行其道的时候，也没有走到摧毁自己文化的地步。斯大林的暴政虽然凶残，也没有砸烂俄国的文化遗产。
清华文革，旷日十年，是一场有两万多师生员工参与的运动，是清华百年历史中非常特殊的一章。对于文革历史，尤其是清华文革的历史研究，包括材料的收集、整理与分析，是清华人的一份历史责任。我们需要用历史的眼光，以客观公正的立场和方法，来进行梳理和分析，为后人提供一份有价值的总结和教训。
但是遗憾的是，文革研究在中国大陆仍是一个禁区。不仅无数的文革历史资料被封锁，许多研究结果、当事人的回忆都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中国的年青一代对文革一无所知，许多当事人已凋零离世，即使我们这些当年的年轻人都已步入老年。这种禁锢、封锁是对历史的继续犯罪。所幸的是，在世界各地还有一大批学者在从事文革材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在香港、台湾等地还能自由出版关于文革的书籍、杂志。
笔者谨在此向对本文作过宝贵指点的多位朋友致谢。
2013年8月于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