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疫情大爆发之际，中国举国上下都在等中共第一把手的指示，就像崇祯亡国时，所有人都在等崇祯的指示一样。1月20日，第一把手习近平的指示终于来了，这一天成了武汉疫情的指标日。
在1月20日之前，老百姓完全被蒙在鼓里，而知情人除了八名被约谈被训诫的医生之外，所有的政府官员，不管是武汉政府还是中央各个部门，包括防疫官员、卫生部门、警察部门和宣传部门，都三缄其口，他们都在等党的第一把手习近平的指示。习近平在疫情出现后奇怪地沉默了40多天之后，终于在1月20日说话了。如果说，在1月20日之前，中国的防疫系统处于对公众隐瞒疫情及不作为阶段，那么在1月20日之后，疫情的大爆发，使中国的防疫系统立即陷入了崩溃和濒临崩溃的边缘。
习近平那次讲话话音刚落，马上有成千上万的重症病人和疑似病例向武汉各医院蜂拥，导致医院在接诊、确诊、安排重症病人住院、提供日用口罩和防护服、消毒耗材等方面都不堪重负。医院无法收治的病人，有的回家隔离造成全家感染，有的在空荡的大街上游荡，在各医院之间穿梭求告无门，有的体力不支栽倒在街头。从那种世界末日一般的可怖景象中，外界看到了武汉人的惨状和中国防疫系统的溃败。
可以说，中国防疫系统的溃败，是造成武汉疫情迅速扩散的原因之一。我们都知道，经过2003非典之后，中国政府花了大力气建设与完善中国防疫体系，不仅加大投资于疾病预防和研究，改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升级全国监测系统，还增加了不少公共卫生专业人员。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因此而称中国现在已是传染疾病研究的领导国。有谁能料到，这个「领导国」的防疫体系，在武汉疫情面前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当年非典时期面临的所有问题，如隔离设施不足、资源严重短缺、大量医护人员感染、医院内部交叉感染严重等，今天几乎都重复发生在武汉疫情中，武汉面临的瓶颈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甚么中国防疫系统如此不堪一击？是医疗防疫系统投资不足吗？是医患比例严重失调吗？根据北京大学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的研究发现，在过去十几年里，中国为医疗保障体系改革投入了大量资金。2003年，各级政府对医疗卫生投入达八百亿，2015年为一万亿，2016年则为四万亿。关于医患比例，德国之声说，中国每一位医生要照顾将近7000名民众，也就是7000比1，而国际上的公认标准比例是大约1500到2000比1。这对一个号称崛起的大国来说，如此低水平的医患比例，实在太讽刺！
但是，武汉疫情展示的中国防疫体系濒临崩溃，其重要原因并非在于投资不足，恐怕也不在于医患比例严重失调。而在于一系列非防疫因素。中国政府对付传染病，从非典开始到禽流感，再到现在的武汉疫情，实际上采用的是同一个应对模式，即，在疫情初期对大众隐瞒，地方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不敢作为，不愿作为；当疫情发展到无法控制时，中央权威高调介入，采取严苛措施，待疫情被控制后，遂歌颂社会主义制度和党领导的‘优越性’。在这套模式中，保证政权安全远远高于保证人民健康。
在武汉疫情中，中国花大力气花大钱建立的整个防疫体系并没有发挥作用。中国官僚从地方到中央照样隐瞒，照样不作为；非典时期的中国卫生部和武汉疫情中的中国卫健委都以「内紧外松」的政策对付，都不向民众通报。不同的是，非典时隐瞒疫情的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被免职，取而代之的是有能力敢担责的技术官僚如王岐山和吴仪，而现在，习近平政府中除了忠于他的亲信和子弟兵外，根本找不出这样的官员。此外，非典时期的中央权威并非当时刚走马上任的胡锦涛或温家宝，而是集体领导，「九龙治水」。但武汉疫情的中央权威却非习近平一人莫属，举国上下的官僚们都在眼巴巴地等著习核心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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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这个王八羔子，真的该碎尸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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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月20日之前，老百姓完全被蒙在鼓里，而知情人除了八名被约谈被训诫的医生之外，所有的政府官员，不管是武汉政府还是中央各个部门，包括防疫官员、卫生部门、警察部门和宣传部门，都三缄其口，他们都在等党的第一把手习近平的指示。习近平在疫情出现后奇怪地沉默了40多天之后，终于在1月20日说话了。如果说，在1月20日之前，中国的防疫系统处于对公众隐瞒疫情及不作为阶段，那么在1月20日之后，疫情的大爆发，使中国的防疫系统立即陷入了崩溃和濒临崩溃的边缘。
习近平那次讲话话音刚落，马上有成千上万的重症病人和疑似病例向武汉各医院蜂拥，导致医院在接诊、确诊、安排重症病人住院、提供日用口罩和防护服、消毒耗材等方面都不堪重负。医院无法收治的病人，有的回家隔离造成全家感染，有的在空荡的大街上游荡，在各医院之间穿梭求告无门，有的体力不支栽倒在街头。从那种世界末日一般的可怖景象中，外界看到了武汉人的惨状和中国防疫系统的溃败。
可以说，中国防疫系统的溃败，是造成武汉疫情迅速扩散的原因之一。我们都知道，经过2003非典之后，中国政府花了大力气建设与完善中国防疫体系，不仅加大投资于疾病预防和研究，改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升级全国监测系统，还增加了不少公共卫生专业人员。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因此而称中国现在已是传染疾病研究的领导国。有谁能料到，这个「领导国」的防疫体系，在武汉疫情面前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当年非典时期面临的所有问题，如隔离设施不足、资源严重短缺、大量医护人员感染、医院内部交叉感染严重等，今天几乎都重复发生在武汉疫情中，武汉面临的瓶颈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甚么中国防疫系统如此不堪一击？是医疗防疫系统投资不足吗？是医患比例严重失调吗？根据北京大学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的研究发现，在过去十几年里，中国为医疗保障体系改革投入了大量资金。2003年，各级政府对医疗卫生投入达八百亿，2015年为一万亿，2016年则为四万亿。关于医患比例，德国之声说，中国每一位医生要照顾将近7000名民众，也就是7000比1，而国际上的公认标准比例是大约1500到2000比1。这对一个号称崛起的大国来说，如此低水平的医患比例，实在太讽刺！
但是，武汉疫情展示的中国防疫体系濒临崩溃，其重要原因并非在于投资不足，恐怕也不在于医患比例严重失调。而在于一系列非防疫因素。中国政府对付传染病，从非典开始到禽流感，再到现在的武汉疫情，实际上采用的是同一个应对模式，即，在疫情初期对大众隐瞒，地方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不敢作为，不愿作为；当疫情发展到无法控制时，中央权威高调介入，采取严苛措施，待疫情被控制后，遂歌颂社会主义制度和党领导的‘优越性’。在这套模式中，保证政权安全远远高于保证人民健康。
在武汉疫情中，中国花大力气花大钱建立的整个防疫体系并没有发挥作用。中国官僚从地方到中央照样隐瞒，照样不作为；非典时期的中国卫生部和武汉疫情中的中国卫健委都以「内紧外松」的政策对付，都不向民众通报。不同的是，非典时隐瞒疫情的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被免职，取而代之的是有能力敢担责的技术官僚如王岐山和吴仪，而现在，习近平政府中除了忠于他的亲信和子弟兵外，根本找不出这样的官员。此外，非典时期的中央权威并非当时刚走马上任的胡锦涛或温家宝，而是集体领导，「九龙治水」。但武汉疫情的中央权威却非习近平一人莫属，举国上下的官僚们都在眼巴巴地等著习核心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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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这个王八羔子，真的该碎尸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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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是「定於一尊」惹的禍
兵荒馬亂之際，習近平做了兩項人事大調整，湖北武漢大換班，港澳辦主任也由政協副主席夏寶龍兼任。港澳的事，當下根本排不上號，只是張曉明老是不處理，掛在那裡終不是辦法。至於湖北武漢大換班，早在外界預料之中，只是疫癥前後發展的事實俱在，全換班究責，終難服眾。
張曉明有犯錯嗎？要說有，只是執行不力，搞到香港一鑊泡。整個港澳政策，雖然韓正負其責，但從習近平多次對港澳的「指示」來看，港澳政策的基調根本是習自己定下來的，強調三權配合，強調憲法，強調一國，這都是他對港的總體方針。韓正是執行者，張曉明等而下之，王志民再等而下之，林鄭更等而下之。
全國政協副主席夏寶龍「兼任」港澳辦主任，這也是從來沒有的事。港澳辦主任居然是兼任的，也就是這位夏寶龍只分身過問一下港澳工作，而張曉明雖降為副主任，卻仍然「分管日常工作」。實際情況是，張曉明仍然是張曉明，事情還是他在做，一切還是要聽習近平的，只是主任的位置沒有了。目的是昭告天下，張曉明「降職」了，新主任級別很高，中央重視香港，往後軟的一手更軟，硬的一手更硬。
香港搞出如此一大鑊，王志民也只是降了一份閒職，還要強調保留部長級。張曉明位置稍降，還是部長級，可見問責是作作樣子，若要真正問責，先要問到韓正頭上，最終還是要問到習近平頭上。因為，中國一切大政方針都定於一尊，既然都要一尊點頭，出了事一尊要卸責，那如何服眾？
至於湖北武漢大換班，因為疫癥這一鑊更大到無倫，這一鑊幾乎會要中共的老命。但湖北武漢這一大批高幹，誰又犯了什麼錯？早前武漢市長周先旺接受央視採訪，就直接把責任推給中央，當地幹部並沒有隱瞞疫情，而是中央有關規定不讓公開。疫癥流行了，中央派下去的專家組，作出全盤錯誤的判斷，武漢也只能聽中央的。與此同時，習近平為春節歌舞升平，把疫情按下不表，延誤了抗疫關鍵時機。事實是做錯的都是中央，如今帳卻算到地方官頭上，這些前呼後擁氣焰熏天的官，誰敢放一個屁？他們內心怨氣衝天，知道官運凶多吉少，在抗疫領導方面當然消極不作為，如此又更把疫情推向深淵。
因此，大換班雖沒有正當依據，但不換班還是不行，換了班不能服眾，也只好先換了才說。定於一尊是中央指令，出了事責任卻要底下承擔，如此往後各級幹部如何辦事？中央的規定，是嚴格執行好，還是半推半就好，還是躺倒不幹好？
可以預料，湖北武漢這批下台幹部，有的會平級調任，有的會降級，以後再慢慢安排作出補償。這種事早有先例，中共用人只講政治立場，政治上寧左勿右，左是方法問題，右是立場問題。至於方法，聽話總是對的，不聽話一定錯，聽話而做錯，即使暫時投閒置散，總有再被起用的一日，而不聽話即使做對了，一定沒有好果子吃。
定於一尊似乎權大過天，但一尊不是那麼好當的。官場上逆淘汰，能幹的幹部被邊緣化，呵謏奉承之輩紛紛上位，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官場內只有一個聲音，人人噤若寒蟬，事情一級級往下蔓延，人人觀望被動，少做少錯。清末袁世凱權慾熏天，身邊人慫恿他稱帝，他兒子為當皇太子，特地為他印一份報紙，專門說好話勸進。袁世凱被兒子和復辟派團團包圍，對世相民情完全隔膜，終於做了一生最蠢的一件事，千古罵名一身擔。
毛澤東當年也是一手遮天，他想幹什麼，沒有人敢說一個「不」字，孤家寡人一個。即使有天大本事，與天地鬥與人鬥，最終不是別人把他鬥倒，是他把自己鬥倒了。
習近平主政後，志大才疏，對外強硬，對內嚴酷，結果是內外都碰釘子。凡事雖然都是他說了算，但凡事辦得不好都算在他頭上，定於一尊不是那麼好玩的。今日疫情大過天，來日正不知如何安頓十四億人，如何面對國際社會。國內外不少要求習近平效法封建帝王下「罪己詔」的聲音，古代皇帝尚要為天下事擔責，罪己求恕，那今日呢？
中國的事，一日不改體制，永遠都是無解。
張曉明有犯錯嗎？要說有，只是執行不力，搞到香港一鑊泡。整個港澳政策，雖然韓正負其責，但從習近平多次對港澳的「指示」來看，港澳政策的基調根本是習自己定下來的，強調三權配合，強調憲法，強調一國，這都是他對港的總體方針。韓正是執行者，張曉明等而下之，王志民再等而下之，林鄭更等而下之。
全國政協副主席夏寶龍「兼任」港澳辦主任，這也是從來沒有的事。港澳辦主任居然是兼任的，也就是這位夏寶龍只分身過問一下港澳工作，而張曉明雖降為副主任，卻仍然「分管日常工作」。實際情況是，張曉明仍然是張曉明，事情還是他在做，一切還是要聽習近平的，只是主任的位置沒有了。目的是昭告天下，張曉明「降職」了，新主任級別很高，中央重視香港，往後軟的一手更軟，硬的一手更硬。
香港搞出如此一大鑊，王志民也只是降了一份閒職，還要強調保留部長級。張曉明位置稍降，還是部長級，可見問責是作作樣子，若要真正問責，先要問到韓正頭上，最終還是要問到習近平頭上。因為，中國一切大政方針都定於一尊，既然都要一尊點頭，出了事一尊要卸責，那如何服眾？
至於湖北武漢大換班，因為疫癥這一鑊更大到無倫，這一鑊幾乎會要中共的老命。但湖北武漢這一大批高幹，誰又犯了什麼錯？早前武漢市長周先旺接受央視採訪，就直接把責任推給中央，當地幹部並沒有隱瞞疫情，而是中央有關規定不讓公開。疫癥流行了，中央派下去的專家組，作出全盤錯誤的判斷，武漢也只能聽中央的。與此同時，習近平為春節歌舞升平，把疫情按下不表，延誤了抗疫關鍵時機。事實是做錯的都是中央，如今帳卻算到地方官頭上，這些前呼後擁氣焰熏天的官，誰敢放一個屁？他們內心怨氣衝天，知道官運凶多吉少，在抗疫領導方面當然消極不作為，如此又更把疫情推向深淵。
因此，大換班雖沒有正當依據，但不換班還是不行，換了班不能服眾，也只好先換了才說。定於一尊是中央指令，出了事責任卻要底下承擔，如此往後各級幹部如何辦事？中央的規定，是嚴格執行好，還是半推半就好，還是躺倒不幹好？
可以預料，湖北武漢這批下台幹部，有的會平級調任，有的會降級，以後再慢慢安排作出補償。這種事早有先例，中共用人只講政治立場，政治上寧左勿右，左是方法問題，右是立場問題。至於方法，聽話總是對的，不聽話一定錯，聽話而做錯，即使暫時投閒置散，總有再被起用的一日，而不聽話即使做對了，一定沒有好果子吃。
定於一尊似乎權大過天，但一尊不是那麼好當的。官場上逆淘汰，能幹的幹部被邊緣化，呵謏奉承之輩紛紛上位，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官場內只有一個聲音，人人噤若寒蟬，事情一級級往下蔓延，人人觀望被動，少做少錯。清末袁世凱權慾熏天，身邊人慫恿他稱帝，他兒子為當皇太子，特地為他印一份報紙，專門說好話勸進。袁世凱被兒子和復辟派團團包圍，對世相民情完全隔膜，終於做了一生最蠢的一件事，千古罵名一身擔。
毛澤東當年也是一手遮天，他想幹什麼，沒有人敢說一個「不」字，孤家寡人一個。即使有天大本事，與天地鬥與人鬥，最終不是別人把他鬥倒，是他把自己鬥倒了。
習近平主政後，志大才疏，對外強硬，對內嚴酷，結果是內外都碰釘子。凡事雖然都是他說了算，但凡事辦得不好都算在他頭上，定於一尊不是那麼好玩的。今日疫情大過天，來日正不知如何安頓十四億人，如何面對國際社會。國內外不少要求習近平效法封建帝王下「罪己詔」的聲音，古代皇帝尚要為天下事擔責，罪己求恕，那今日呢？
中國的事，一日不改體制，永遠都是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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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武漢肺炎看習近平統治危機
自去年年底武漢出現新型冠狀病毒感染以來，短短半個月，情勢一發不可收拾，1月23日武漢封城，局面迅速失控，至今仍看不到趨緩的跡象。這次疫情之所以蔓延，目前被拿出來檢討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當局在第一時間隱匿疫情，殉職醫師李文亮的故事最能說明這一點，他在去年12月30日即在微博群組提出警告，隨即遭到警方傳喚，並在1月3日於所謂「訓誡書」上寫下「能」和「明白」，並蓋了手印。但是，武漢市政府真的隱匿疫情了嗎？
事實上，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衛健委）在去年12月30日，也就是李文亮在微博提出警告同一天，已經向全市各醫療院所發出緊急通知，警告華南海鮮市場陸續出現不明原因肺炎患者，並要求各醫療單位將最近一週接診過的疑似病例匯整統計，於當天下午4點以前以統計表格報送市府衛健委。這份公文，台灣中央社隨即在隔日（12月31日）予以公開報導，同一天我國衛福部疾管署即下令所有武漢回國旅客皆需進行檢疫，這是我國在這一次病毒疫情中能夠迅速將病源組絕於國門之外的重要關鍵。
照這麼說，武漢當局一開始並未「隱匿疫情」，而且根據中國中央電視台的報導：「國家衛健委專家組31日上午已抵達武漢，正展開相關檢測核實工作」。所以說，武漢當局其實在第一時間，已將相關訊息向上及向下通報，就行政責任來說，該市其實責任不大。
那麼，李文亮事件又是怎麼發生的？李文亮的微博PO文，其實並未搶先市政府的通報公文，何以還要接受警察訓誡？根據李文亮「訓誡書」上警方的說法，李文亮「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超出了法律所允許的範圍，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
所謂《治安管理處罰法》，係中國全國人大於2005年通過的法律，目的在授予公安機關更大的權力，強力「維護社會治安秩序」（第一條），這種法律，有些類似台灣威權時代的《違警罰法》，目的在於鎮壓一切挑戰執政者的行為。李文亮的PO文其實並無挑戰政府的用意，而是對親朋好友作善意提醒，只不過，中國政府將類似未經官方授權的資訊傳播都視為讎仇，武漢市長周先旺上月底已經在電視上公開承認：「必須獲得授權，我才能披露」。
因此，即使武漢市政府已經向基層醫療單位提出警告，但是李文亮的私人行為看在基層警察眼裡，仍被視為「擾亂社會秩序」，因而加以懲處。換言之，李文亮說了真話，但這種真話在中共的政治體制下，觸犯了政治錯誤。
李文亮事件，凸顯了中國政治70年來始終無法面對，也無從解決的難題，就是「官」字兩張嘴，怎麼說都是共產黨的道理，老百姓只能忍氣吞聲。這種猛於虎的苛政，如果出現於太平盛世，小老百姓埋首於活計營生，尚能選擇隱忍；然而一旦世道崩壞，民不聊生，按照過去兩千年來中華帝國的歷史經驗，最終通常是民變蜂起，一發不可收拾。
中國一治一亂的這種輪迴，會不會復發於二十一世紀？目前仍難以鐵口直斷，不過從這次武漢肺炎爆發以來中共官僚體制的顢頇專斷，上述劇情不見得不會重演。
李文亮事件凸顯的第二個徵兆，是習近平本人的統治能力和決策能力堪慮堪疑。上面講過，武漢市衛生部門並未在第一時間隱匿疫情，問題在於這個訊息必須在第一時間由湖北省政府上報到北京中央，而中共中央的決策機制有沒有警覺到疫情的嚴重性？按照中央電視台的報導，事實上國務院衛健委在去年12月31日已經派了專家組到武漢當地檢測核實，由此看來至少國務院公衛醫療主管部門，在第一時間應該是掌握情況的。
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出在總理李克強和總書記習近平在今年1月1日之後的決策，到底出了什麼差錯？
老實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一共有七位國務院總理，就能力評比，周恩來、趙紫陽和朱鎔基三人無疑屬於前段班，而李克強就算不墊底，頂多只跟李鵬在伯仲之間。為何習近平主導下的中國政局，會挑選一位才具平庸的總理？原因就出在習近平專斷的個性。中國兩千年歷史，愈是專斷的皇帝，往往容不下有能力的宰相；而宰相一旦功高震主，大抵都沒有好下場。70年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如何輔佐黨主席和總書記，一直是大學問。能力強悍如朱鎔基，只在位4年便掛冠求去，這是朱鎔基懂得急流勇退，免招猜忌。溫家寶能力不強，但是善於表演，能屈能伸，搭配弱君胡錦濤，倒也跟當時當權的上海幫相安無事。
習近平是二十一世紀中國的政治強人，上台7年來大力剷除異己，集權獨裁，這也難怪李克強總像是個人形立牌，7年來毫無建樹，事事以習老大馬首是瞻。中國共產黨的體制搞到如此地步，一切重大決策無人敢負責，統統推給中央決定；而這個「中央」，到最後變成習近平一人。老實說，以中國14億人口，960萬平方公里的幅員，就算習近平再英明神武，也沒辦法即時處理所有大小問題。更何況，7年來的經驗告訴我們，習近平並沒有想像中那麼能幹，論能力比不上朱鎔基，論氣度比不上江澤民；但是，他對於大權獨攬的渴望，似乎又超過文革結束以來的所有中共領導人，直追開國皇帝毛澤東。
以最近半個月的疫情為例，在1月23日武漢封城之後，習近平已經不止一次公開宣示，中央防疫工作係由他來領導。面對這樣一位中共領導人，老實說，我倒是愈來愈贊成在2022年之後，繼續由習近平擔任總書記和國家主席，在他領導下的中國，權力會愈來愈集中，而決策會愈來愈欠缺效率，危機會愈累積愈多。
當然，我相信目前中央政治局內部，一定有人相當不滿習近平的專斷，以至於準備在中共二十大逼習近平交出權力。這個問題內情複雜，容許未來再以專文討論。倒是，我們看到最近半個多月中國共產黨防堵武漢疫情的作為，只能以駭人聽聞形容。封城、封省，以集中營方式處理疑似病患，種種雷厲風行的手段，都創下人類歷史的紀錄。即使歐洲在十七世紀面對黑死病，也不曾出現如此大規模的人員和交通管制，須知，十七世紀時全歐洲不過5億人口，而目前中國有14億人。在短短不到半個月時間，至少占中國半數以上人口地區遭到交通和人員控管，手段之迅速和粗暴，遠超乎正常人的想像。
但事實上，這正是中共政權最可怕而且危險之處。中共1949年建國之後，以階級鬥爭名義將中國兩千多年來既存的社會自主力量全數摧毀殆盡。面對武漢肺炎這麼嚴重的疫情，習近平的思考邏輯和行事作風並不難預測，由於整個中國社會並沒有任何民間力量可以面對如此大規模的危機，因此習近平唯一的選擇，就是動員整個黨政軍警系統，以暴抗疫。這是一個失去自主管理能力的社會的悲哀，只能任由國家機器擺佈。中國人在1949年將所有權力交給中國共產黨，代價就是這個政府的任何決定，不管對錯興否，人民沒有說不的權利。
作者為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思想坦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