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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16 December 2020

二大爷:汉奸是怎么炼成的?

 

  在当代中国人关于爱国主义话题的互相攻讦中,"汉奸"这个词的使用频率极高,虽然彼此都不清楚到底"奸"在何处。这个当年满清朝廷用来污蔑底层反抗的汉民的词汇,如今被它所泼脏水的受众奉为圭臬,这可能是历史最苦涩的笑话之一。
  "汉奸"元代已经出现在文案中,但不是今意。包含"叛徒、奸贼"含义的"汉奸"最早出现在康熙年间的贵州。贵州巡抚田雯在给康熙的奏章中说,"苗盗之患,起于汉奸。"当时苗族是泛指云贵的诸多少数民族,谓之诸苗。田雯的意思是少数民族反抗朝廷,都是因为有汉民在背后出谋划策。
那么汉民为什么会跟诸苗站在一起呢?
贵州原来是由不同少数民族土司统治的化外之地,大大小小的土司都是世袭,接受朝廷的册封,在辖内完全自治。但土司平时要朝贡,战时须出征,在朝廷的压榨之下,有时候不怎么听话,屡屡出现兴兵反抗的情况。明朝万历年间播州(今天的遵义)土司杨应龙就不堪忍受敲诈,率领苗民起兵。明朝前后调兵二十余万,赔上整个国库积蓄才平息。这场动摇国本的战争间接导致明朝无暇顾及辽东的女真,促成了同时期努尔哈赤的崛起。
所以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开始,深知其中利害的满清就准备在贵州推行"改土归流",就是要废除原来土司的自治权力,推行由朝廷派遣的"流官"治理,大家都得磕头颂圣、纳粮服役。对朝廷来说,不仅把权力收归中央,还开阔了税源,利益大大的;但对于土司来说,改土归流实际上是朝廷蚕食土地和权力,历来的自治无端变成集权;对大部分依附于土司的苗民而言,本身没有土地,今后不仅要给土司交租,还得给朝廷交税;对于不少从明朝开始就已经在贵州屯垦的汉民来说,改土归流更是噩耗——
从朱元璋征伐云南起,就陆续有中原汉民随军迁居云贵。特别是美洲土豆、红薯、玉米、辣椒等高产农作物的传入,使得汉民在云贵高原贫瘠的环境中有了立足的可能。这些汉民聚族而居,流血流汗,好不容易才在少数民族环伺的艰难环境中扎下根来。而朝廷改土归流后,就要编查田地和户口,征收赋税,按时服徭役……本来千辛万苦才在穷乡僻壤勉强生存,这下没有好处反而白白增加了义务,当然不干。
所以很多汉民就和苗民联合起来反抗,为土司出谋划策、发布文书、甚至修缮兵器等。从满清立国到雍正年间,贵州的苗、汉民众为了抗捐,有史可查的起义就有五十多次。雍正年间的诸苗大起义,满清调集两湖、两广及云贵川七省兵力才勉强镇压下去。1727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向朝廷上奏,"顽苗肆恶,专仗汉奸","黔省大害……阴恶莫甚于汉奸",意思是那些苗民之所以乱来,都是靠汉民中的奸贼给他们出主意。
雍正专门回复说:"土司之敢于恣肆者,大率皆汉奸主文指使……助虐逞强,无所不至,诚可痛恨"。汉奸这个词,在满清的公文中算是正式定性,成了专有词汇。
有清一代,苗、汉联合反抗的情况贯穿始终,大部分少数民族的起义,实际上都有汉民的积极参与。乾隆对此恨得咬牙切齿:"苗人生性愚蠢,非有汉奸引诱决不敢滋生事端……"直接把脏水泼给了汉奸。
贵州反抗朝廷的汉民,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错了吗? 
这不就是我们一直在歌颂的反抗压迫反抗剥削的革命嘛。迫不得已维护自身的权益,为生养自己的土地而战,这是一个正常人应该有的人性和血性如果仅仅是因为不愿意向你下跪,不愿意伸出头颅任你宰割,就成了"非我跪族,即为汉奸",这不是很可笑吗?你"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忠君爱国,我为了生计反抗摊税纳粮就是"汉奸"了?
这个其实带有明显种族压迫倾向的词汇发明了之后,满清就用上了瘾,大大扩展了它的用途,此后不仅限于汉民,凡是不听话的乱臣贼子,威胁到朝廷统治的,都是汉奸。
比如林则徐作为汉臣,到广东禁烟的时候专门发了一道《密拏汉奸札稿》,开门见山就说:"……来粤查办海口事件,首在严拏汉奸。"他认为鸦片之所以在中国泛滥,朝廷的方针都是好的,只不过是汉奸勾结洋人从中获利。这锅倒是甩得利落。
在广东和英军作战期间,林则徐发现很多底层民众不仅不帮朝廷的忙,反而乐于看朝廷出丑甚至帮助英军,所以在1841年,三元里抗英之后专门发了一个《广东义民斥告夷说帖》称:"尔勾通无父无君之徒,作为汉奸,从中作乱。"英军占领广州之后,他认为清军之所以打不过英军,不是英国人厉害,而是"今用我国人为汉奸,非尔狗之能。"
主持广东军务的靖逆将军奕山是个尸位素餐的八旗废物,为了掩盖自己无能,干脆跟道光上了一道密奏:"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所以"防民甚于防兵,而防兵又甚于防寇"。结果跟英军交战打败仗后他第一个举旗投降……
道光恨透了"汉奸",所以专门下诏"擒获后即行正法"。倒是英国人十分仗义,对于在鸦片战争中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中国"汉奸",不忘保护——在签订《南京条约》的时候,英方特别要求,在条约第九条中写入:"凡系中国人……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有跟随及俟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誊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实际上就是说,曾帮助过英军的中国人,清廷必须专门下旨,不得事后追究。
被洋人打怕了之后,满清大员无从发泄,更是恨透了和"洋"字沾边的一切。兵部尚书刚毅是个老顽固,甚至只要听见有人谈洋务,必斥其为汉奸。御史邵正笏甚至上奏,凡是学习洋文的都是汉奸。中国第一位驻英公使郭嵩焘,是晚清官员极为难得的具备现代文明意识的人,他到达英国后广泛考察,大为感慨,认为英国之强,强在政体。所以只学习人家科学技术、不学习文明制度的洋务运动实为"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他为此写了一本《使西纪程》希望朝廷重视,结果整个官场都痛骂郭嵩焘崇洋媚外,连他的副手都告他是"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唯一不骂他的开明派李鸿章,也不能接受他要改变政体的观点。郭嵩焘只能提前辞职归国,郁闷终老。
到了八国联军之役的时候,汉奸一词就更为走红。成了满清狂热民粹下的政治正确。义和团攻杀那些信教的同胞,打的旗号就是"杀汉奸"。反对攻击外国使馆的汉族大臣袁爽秋、许竹篔,在朝堂上直接被慈禧怒斥为"汉奸"。更搞笑的是,满族大臣联元也反对攻击使馆,结果被称为"满族汉奸"。甚至连主张新政的光绪,堂堂皇帝在背地里面也被后党称为汉奸……
为满清背锅的李鸿章签完马关条约回来,也感慨"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
满清这种明明是维护统治集团小利益、却利用家国大义来扣帽子的手段,在多年的潜移默化中,深刻的影响了大多数国人的思维,在清末救亡图存的大潮中,成了民粹主义杀人诛心的绝佳用语。在满清灭亡之后,依然兴旺发达,一旦甩出这顶帽子,就似乎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
比如推行新政的康有为,被清廷视为汉奸。流亡日本回来后已经是民国,他又因为是保皇派,主张君主立宪,被革命党也称为汉奸。前后都是汉奸;辛亥革命党举事,也是大举锄汉奸的旗号,光复会发布"普告同胞檄",就将"满贼、汉奸"相提并论。满清官员是汉奸,体制内混饭的军民是汉奸,甚至不跟随革命也是汉奸;北洋政府实际上在外交领域建树很多,巴黎和会也是弱国有外交的范例,但不明就里的群众就把为国力争的陆征祥等人斥为汉奸。
堪称大师的章太炎也不能免俗。1908年美国人不要庚子赔款,退回来要求办学之后,他在《民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清美同盟之利病》,说"美国之返岁币也,以助中国兴学为辞,实则是鼓铸汉奸之长策"。人家退钱助你办学,你说人家其实是为了培养汉奸。不知道如今自评人间双一流的清华怎么看。
中国人由于数百年生活在信息选择性供给、还不能自由交流的环境中,造成了群体性的思想退化,很少用"包容、同理"这种人性最宝贵的特征来思考问题。特别容易在奴隶生活中产生扭曲的价值观、虚幻的自豪感。喜欢站在朝廷的视角区分对错,以主子的喜好界定爱恨,用井底的眼光去设想井外的世界。就像呆在树上的猩猩难以理解下地行走的猿人——所以始终没有跨出那变成人的一小步。
你看,直到今天,那些扯着爱国大旗的人,虽然一定说不出汉奸的历史渊源,但是绝对不会妨碍他们用此来攻击所有睁眼看世界、不愿意弯下膝盖、甚至是想拯救他们的人。
唯有历史角落里的爱新觉罗家,一直在偷笑。
202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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