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嵇偉轉來微信上這篇《四十年前的那道光》。我們都是八十年代過來人，對此文的淳樸，從文字到內容，熟悉極了，我對她說：戈楊留下的影響。我跟《新觀察》也打過一次交道，都寫在《屠龍年代》裡，現抽出那段文字貼上，就算懷念戈楊吧。】
1988年4月14日晚上，我從南昌飛回北京。《烏托邦祭》脫稿前，《百花洲》的朋友們，還陪我到臨川湯顯祖故居一遊。
再回木樨地軍博《河殤》劇組，靜悄悄的，夏駿和王魯湘又跑到南陽補鏡頭去了。原來他們正做第三集〈靈光〉的後期，忽受《人民日報》上一篇隨感的啟發，說南陽城裡有三大歷史名人，從他們留下的祠堂與墓塚來看，其身後或崇隆或寒酸，全在政治地位，依次是政治家諸葛亮、名醫張仲景、天文學名家張衡，可知中國傳統濃烈的官本位意識，與當下現實正兩相對照。
回北京不到半個月，五月底《河殤》播出，中央電視臺未作任何預報，六月底播完後，卻掀起了滔天大浪。而我這廂，也在等待江西那邊的消息：《百花洲》原計劃夏季出刊的第四期整本登完《烏托邦祭》，然而夏季都過完了，仍無ㄧ點兒音訊。這份大型文學雙月刊從1982年起，由郵局發行，固定為每期260頁，發行量達十一二萬份。
《百花洲》封存
10月下旬蘇州有兩個筆會。24日中午我上了京滬特快，遇女作家諶容和她夫婿范榮康——《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一個頗「自由化」的報人。他們招呼我坐下，一起聊《河殤》，還有另幾位文人。須臾過天津，畫家范曾上車，也湊過來。不料諶容拎他，說：
「范曾，那天你在南開大學說《河殤》反傳統，正好，蘇曉康在這兒。」
諶容就是這麼個厲害的主兒。鬧了范曾一個大紅臉，他趕緊解釋了幾句。誰知范榮康從一旁又墊了一句：
「你寫一篇東西來，我給你發表，怎麼樣？」
果然後來范曾有小文一篇在《人民日報》刊出，很誇張地拿我比附明末大儒顧炎武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其實那天在南開大學談《河殤》「有個大錯」的，是楊振寧；不過楊也說了「范曾教授對這個電視片的看法，跟我不謀而合。」楊主要是在三個「傳統象徵」上——龍、長城、黃河，對我們的詮釋感覺不舒服。我也才第一次知道，原來海外華人對文化符號，比我們更為敏感。
我們都是蘇州小說家陸文夫的客人，也來了王蒙等一群更大牌的小說家，談文學、品美食，第二天大家還去了一趟崑山。兩天後，我遷到蘇州玉壺樓參加另一個筆會：蘇州報告文學「登月」筆會，主辦者是蘇州大學，來了二十多位報告文學作家、刊物主編、編輯、記者。
《百花洲》的洪亮也來了，而且帶來壞消息：第四期《百花洲》已經印出來，但全壓在倉庫裡，不准發行。他說，下達扣押命令的人，正是這樁文案的最高指揮者——江西省出版局副局長桂曉風。整個雜誌社和江西文壇，都不知道原因究竟在哪裡？以《中國的眸子》 震撼文壇、性格剛直的江西報告文學作家胡平，拉著藍力生、洪亮，去找那位副局長論理，直言「扣押《烏托邦祭》，將在全國文壇產生惡劣影響」，但桂曉風囁囁嚅嚅，堅稱這篇報告文學題材敏感，內容涉及全部中央領導人，必須慎重，暫緩發行。
這事在會議上成為熱議。胡平脾氣又來了，當即撥通桂曉風電話，讓我直接跟他說話，我說桂曉風你早知如此，何必當初？跟他吵了一架。此君乃當時中共催肥「幹部知識化」的貨色，出身、學歷樣樣具備，只缺心肝兒肺，所以無師自通官場「潛規則」，又深知「左」總比右好。據說底蘊在於，他八八年升遷在即，不願承擔風險。果然「六四」後他升任正局長，人皆猜度，那正是扣押《烏托邦祭》的功勞成全了他；兩年後他被擢為全國新聞出版署副署長，直升北京做官去了，恰也證實此點。《烏托邦祭》，竟遭遇了一個「優秀的出版檢查官」，於我是完全逆料的。
為了這事，大家仍然七嘴八舌。《唐山大地震》作者錢鋼分析，自「清汙」、「反自由化」以來，文藝政策日益緊縮，尤其劉賓雁被開除黨籍，報告文學處境日漸險狹，《烏托邦祭》此刻出籠，將猶如投下一塊巨石，勢必導致新的緊縮。《世界大串聯》作者之一張勝友直言：「曉康，《河殤》熱正在興頭上呢，你打算再掀起另一場「廬山會議」風波？恐怕你難以過關囉！」
《新觀察》流產
回到北京我便另作計畫。恰好羅時敍從廬山趕來，我們不信這爆炸性作品無人問津。在蘇州時，我在陸文夫辦的筆會上遇到天津小說家蔣子龍，他剛接辦《天津文學》，就曾允諾我安排在他那裡連載《烏托邦祭》。
羅時敍來北京時，恰巧我認識不久的香港貿發局駐京代表羅海星夫婦請吃飯，羅太太周蜜蜜是作家，對香港出版界很熟，我就帶羅時敍同去赴宴，順便跟他們商議在香港出版《烏托邦祭》的可能性。
南昌那廂，《百花洲》編輯部藍力生、洪亮他們，也在悄悄的做搶救打算，從倉庫裡取出幾十本第四期，分寄給巴金、夏衍、冰心等文壇耆老、重量級作家，以及《文匯報》等知名媒體。北京的文化圈子裡，一時都在談彭德懷和「廬山會議」；再加上《河殤》引發的轟動效應，特別是開封「劉少奇死難處」那段現場影音的悲情衝擊，毛澤東的畫皮竟一下子被剝得很慘。
不幾日，作家出版社編輯關正文和《報告文學》雜誌編輯劉小雁來找我，說馮牧願做《烏托邦祭》這本書的終審，以此為它打開出版途徑。馮牧是全國作協書記處書記、《中國作家》主編，以他的權威，去衝擊出版檢查部門的查封，究竟如何，當時亦難見分曉。不過，我跟羅時敍也顧不得許多，又再修訂一遍書稿，搞了一個通宵。然後，他就回廬山了。
當時，我已身處風暴眼，卻渾然不覺。金觀濤劉青峰夫婦，正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問，中途回北京，急著說服我與夏駿再合作，拍一部《河殤》續集。見我面有難色，金觀濤說，《河殤》引起很大爭議，全在未能說透「五四」以來的近現代史，你有責任把它再說一說，向觀眾才好有個交代嘛！那廂中央電視臺台台長黃惠群也約我吃飯，要談的是同一件事情。我後來自是接了這單任務，雖然李澤厚聞訊後對我說：「這回可不比《河殤》，眾目睽睽之下，怕是難以為繼囉。」
前文已寫到，正是為了這部《五四》，我們才有韶山之行，並且進了「滴水洞」。照我在劇本裡的設計，這次我們要好生說說「文革」這檔子事，去捕捉留在歷史中不肯泯滅的那些鏡頭，如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女生們活活打死校長卞仲耘 、老舍跳太平湖、傅雷和鄧拓 的自殺；而我最神往的，是去上海採訪碩果僅存的巴金，聽他談「為什麼文革把人變成獸」、談「建立一個文革博物館」 。
1988年歲尾，《五四》攝製組離開安徽績溪，經甯國、廣德、宜興、無錫、蘇州，深夜抵達上海。12月29日晚上，上海《文匯》月刊報告文學編輯嵇偉，陪我赴武康路113號巴金寓所。事先我已托她，通過《收穫》主編、巴金的女兒李小林探試，可否採訪老人。李小林後來通知她，巴老聽說是《烏托邦祭》的作者求見，就答應了。我們進寓所，李小林不在，是巴金的兒子李小棠應門，他領我們走進一間很寬敞的客廳，巴老坐在一張輪椅上。我向他請求電視採訪談「文革」，他答應了，但他卻問我《烏托邦祭》怎麼寫的？然後他看著我，反覆說一句話：
「要看老百姓怎麼想，要看他們願意怎麼樣。」
我當時沒聽懂他這話的意思，所以也沒回應。事後，時間隔得越久，這句話的意思越清晰。老人的蒼涼、深刻，竟是我們難以望其項背的。中華民族的命運，只能由大多數老百姓來選擇，即使所謂「民主」，也不過如此。如果大家選擇遺忘、忍受、苟且，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到了深秋之際，《烏托邦祭》的出版仍無著落。有一天戈揚忽然打電話給我：「曉康，你趕快給我弄一個十萬字以內的壓縮本，我用一期《新觀察》推出。」我連夜就做，知道老太太乃是京中一豪傑，不畏強梁的人物。
《新觀察》是半月刊，月初、月中各一本。我雖諸事纏身，整日頭緒紛亂，卻巴巴兒地等著下一個出刊日。記得一個黃昏，我掙脫一個什麼會議，就跑到一家街頭報刊亭，買了一本《新觀察》，翻開一看，連影子也沒有。跑回家給編輯部打電話，沒人接。第二天一早我就趕到沙灘文聯大院，在《新觀察》那棟小樓上，堵住編輯部主任鄭仲兵。老鄭是一個「溫良恭儉讓」的君子，一把拉我進去坐下：
「咳！老太太都躲著你呀。我跟你說，版都做好了，在開機印刷前一分鐘，老太太給鮑彤撥了一個電話。鮑彤說，這個蘇曉康，麻煩惹得還不夠呀？一個《河殤》，已經叫我們焦頭爛額，你再把這個廬山會議捅出來，我們可沒法保護他啦！」
到此，出版渠道基本堵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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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的那道光
1981年初的一天早晨，炕上的被褥已收拾好，就着天亮，我便看到了光溜溜的铺炕被上平躺的那本——当时我并不知道"杂志"这个称谓，村里都管这种有彩色封面的大开本出版物叫"画报"——《新观察》。那间屋里，那席炕上，每晚睡着父母、我和两个弟弟，一家五口。这本画报应该是父亲昨天晚上带回家的，像往常一样，他都是躺在被窝里，在油灯下看书，其他人陆续入睡。第二天早晨，他很早起床，先去地里干会儿农活，然后回家，吃过母亲做好的早饭，再骑着自行车去县城上班，书就留给了我。这些都是在无言中进行，父亲并不会告诉我他带回来什么书，那些书他也不会说是否适合我看。反正他看什么，我就看什么。我匆匆扫了一眼《新观察》，牵牵挂挂地出门上学。学校就在本村，中午回家，再仔细地把那本杂志一页页翻阅，一字字、一行行地读下去。封面上用圆珠笔写着父亲的名字，字迹我很熟悉，是县邮局负责投递报刊的那个人。此前父亲已经为我订了两年的《中国少年报》，每周一期的报纸上，也是这个人写的我父亲的名字。这意味着，这本杂志不是父亲零星买的，而是通过邮局订阅的，那我就能看一年的了；并且它还是半月刊，一年就是二十四本。我内心的狂喜莫可名状。这一年，我十二岁，我的父亲三十六岁。来到我家的第1期《新观察》并不好看，封面是一个不知道是谁的男人，站在一处不知道是哪里的所在。配的文字是"陈爱武在思考"，莫名其妙。图片若干年后，我才知道这个陈爱武是北京丰泽园饭庄的厨师，向中纪委检举商业部部长王磊搞特权：吃一顿饭，交的钱不够买一碗汤。检举信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王磊被撤职，陈爱武成了与腐败现象勇敢斗争的全国劳动模范、新长征突击手。他站立的背景，是我从来没有去过的故宫宫门。那时整个村子里（我们还是个有两千多人的大村）全部加起来也没几本书，要是听到谁家里有本什么书，就会在识字的人中奔走相告，传来借去，我的《中国少年报》就经常被老师在课堂上念，学校都没有这份报呢。但这本杂志并没有多少人来看，因为它的内容远远超出了村里人的认知。这时我在读小学五年级，半年后上初中，《新观察》对我来说，里面的内容确实过于深奥了，大部分东西都是第一次看到，即使是那些照片和图画，理解起来都有难度；也过于遥远，每篇文章都跟我眼前的生活毫无关系，格格不入。但它量大，每半个月就有一期，每期有三十二页正文，中缝还有四个插页，十六开的页面排得密密麻麻满满当当。当然，即使量大，也不够我看的，因为家里能看的读物寥寥无几，所以每一张印有内容的纸，都被我翻来覆去看过无数遍。而这种如狼似虎、生冷不忌的胃口，《新观察》恰恰能特别满足我，因为它的内容够杂。这是一份"综合性半月刊"，涉及时事政治、社会生活、文学艺术。父亲起订的1981年第1期，目录是这样的（如果你看不清图片上的小字，我可以复述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渤海二号翻沉真相；作者：杨继绳）：图片"观察哨"是各界人士对时政新闻、社会热点的点评；"世界点滴"坐地日行八万里，介绍各国动向和趣闻；"科学窗"传递科技前沿知识，这几个集锦式栏目信息量巨大，并且话题新鲜。每期还有配有插图的短篇小说，配有照片的文坛掌故，以及短小精悍的杂文、针砭时弊的漫画、各类美术作品（中缝插页为彩色印刷）。图片每期《新观察》会有四五篇纪实类特稿，篇幅在三五千字之间，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那个年代的社会生态标本。这应该是这本杂志最重要的内容，反倒是我最不爱看的，基本都是草草翻过。即便是这样，我也知道了深圳，距华北小村庄几千公里之外的那片热土，那个只有两万人的边防小镇日新月异的变化。关于深圳的报道，《新观察》做过若干次，其中有篇《深圳经济特区见闻》，说深圳的农村（那还是人民公社时期），"社员人平分配比上年增长一点九倍。群众形容说：两年胜过三十年"，瞧瞧我们这里的社员，艳羡不已。还记得有《深圳速写》美术专题，高楼大厦，塔吊林立。还有一篇《为改革者鸣不平》，写的是深圳友谊餐厅的副总经理，里面争论的各种问题，如今看来，只能让人觉得，那些都不是问题。1984年某期，深圳的报道有三页，名字就叫《八十年代的冲击波》，一语中的。1982年第1期那篇《我们本来可以干得更好——访北京地下铁道工程》，作者贺捷生、杨匡满。文章的开头我至今记忆犹新——
"北京什么最长？""地铁工程拖的时间最长。"马季的相声引起了听众的哄笑。马季说的是事实，地铁二期工程跨过了十一个年头，比十年动乱的时间还长。
通过《新观察》，我知道了外面光怪陆离、闻所未闻的世界。一篇将近三千字的文章，标题就叫《"甲壳虫"、迪斯克、流行音乐》；叶永烈写《韩素音谈科学幻想小说》，里面提到了"机器人三原则"、火星人，尤其是，还有高维空间……你能想象那个脑洞吗？
1982年中国已转播世界杯足球赛，但我们村子里还没有电视机。这一年《新观察》第15期上，有年维泗和另一个人写的《从世界杯足球赛得到的启示》，三页半的篇幅。那一年的杂志上还有《一位中国科学家在南极》，第七大洲成为我的神往之地；同期"科学窗"栏目里有篇《争先飞跃太阳系》，美国的"先驱者""旅行者"上携带着给外星人的信息，插页是日本太空美术家岩崎贺都彰作品选，木星表面的"大红斑"居然能装下三四个地球……还记得硬着头皮，一知半解看的《官场病（帕金森定律）》，居然连载了两期。很好奇英国人怎么可以这样说话，这样的文字组合，尽管已经被翻译成中文，也是我从未见过的。通过《新观察》，我知道了华君武／方成的漫画，叶浅予／赵士英的速写，吴冠中／张大千的国画，还有丁聪先生为老舍小说画的插图。上初中后，美术课上老师（这些民办老师，也是下了课就要去种地的农民）说到，有个画家叫黄胃，他画的驴一幅要卖一千块，比农村一头真驴的价格都贵。那时我已经在《新观察》上看过那些画，知道老师说的黄胃其实叫黄胄。我一开始喜欢的是传统的"高红亮"，于是《有志者》这样的作品让我励志不已。罗中立的《父亲》更把我震撼得不敢直视，偏又一看再看。看到张大千的画，我同样纳闷：这样的画有什么好看的？好在旁边有黄苗子的导读《张大千的山水画》，让我知道了一些粗浅的门道。一个少年的审美就是这样慢慢长成的：我在《新观察》上看到了中缝大跨页、彩色印刷的米勒《拾穗者》；以及1982年第4期封底的《蒙娜丽莎》，内页配文《从眼科学角度看<蒙娜丽莎>》。1983年，毕加索的三十多幅作品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我们哪能看得到啊，没关系，第12期《新观察》上，四个插页印的全是毕加索的画；我们哪能看得懂啊，没关系，还有张仃先生撰写的一篇《毕加索》，洋洋三页，足以让一个初中生理解毕加索。大手笔写小文章，在《新观察》上比比皆是。中国和意大利合拍《马可·波罗》，1981年第20期，英若诚撰写了将近五千字的专文。我还记得有一期上是叶浅予画的张大千，可爱极了。这次找出那期杂志，翻拍下那两页内容，才发现旁边顺排的一篇文章，作者是梁羽生。图片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最喜欢的当然是视听声色产品，但实在没有条件看到原片原著，当年大热的《天书奇谭》《金猴降妖》，我都是在《新观察》上流着口水过的干瘾（还用了跨页的彩插），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我也是在《新观察》看的插图选。这种纸上谈兵除了勾起馋虫、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外，日后再在大学里见到城市里的同学，也算不输谈资了。那时我家的电器就是一台收音机和一个手电筒，家具除了一桌两椅，其他多是用土坯或砖头砌就。这样的生活环境中，存在着这样一份杂志，确实有奇妙的违和感。我大多数的阅读状态是两脚站在土炕前，书摊在炕上，我上半身也趴在上面，读得浑然忘我。有来串门的乡亲，会夺过去看一眼，然后说"这女的真好看"。他们说的是封面上的跳水运动员陈肖霞。图片其实有更漂亮的封面人物，是青年歌唱家李谷一。但这是1981年，村子里要过一两年才会逐渐有黑白电视机，中央电视台的第一届春晚也要到两年后才举行，乡亲们此时并不知道这个唱歌的人，只有我，读了她在这期杂志上的自述《三言两语》。女排姑娘只是获得第十一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冠军，就登上了1981年第17期的封面。李连杰上第16期封面的理由是他连获五次全国武术冠军，只是内页的文章中提到他参与了香港电影《少林寺》的拍摄，第二年那部电影大热，再与此前掌握的信息接上头，我内心的兴奋满满当当。那时候，村里乃至县城传阅的"画报"只有《大众电影》之类，尽管还没有"偶像"这种字眼，"娱乐"这种说法甚至还有些大逆不道。一年后，《读者文摘》杂志才创刊，几年后，花花绿绿的通俗文学杂志又铺天盖地，相较于身边这样的大环境，《新观察》实在太不讨人喜欢了。演艺明星上《新观察》封面的，有豫剧演员王清芬、舞蹈演员陈爱莲、歌唱演员胡晓平……看到封面上的茅善玉在沪剧《一个明星的遭遇》中饰周璇，我才第一次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剧种。跟人见人爱的《大众电影》不同，《新观察》封面上的电影明星屈指可数，我记得有饰演《知音》中小凤仙的张瑜，还有潘虹。她忧郁的神情也与那些巧笑倩兮的明星大相径庭。图片《新观察》封面的女性人物，有乒乓球冠军童玲、北京国棉二厂挡车工刘君茹、优秀投递员刘福明、驯虎女演员朱建华、优秀护士曹新妹、国际象棋特级大师刘适兰……这样的杂志老百姓不那么喜闻乐见，完全在情理之中。我只记得自己羡慕甚至迷恋过那些别致的名字：女工程师嵇汉雄、女律师周纳新、电子学女博士韦钰。用如今的字眼来说，这应该是很"硬核"的内容了。在革故鼎新、生机勃勃的八十年代，我得到的就是这样一本杂志的精神滋养。至今还记得《未必"可口"，更不"可乐"》这篇文章。当时我是一个乡村中学的初二学生，第一，从来没有见过更没喝过"可口可乐"；第二，觉得作者说得对极了。不用担心会被这样的文章洗脑，我把刊发这篇文章的1983年第11期目录拍下来，便可以看到它处于什么样的传播生态中。比传授正确知识和观念更重要的是：信息对冲。只要有自然、自由的流动，符合逻辑和人性的思维、理性，必定能因势利导，找到出口。浪奔浪流，泥沙俱下之际，轻舟已过万重山，不尽长江滚滚来。《新观察》中也有我跳过不看的文章，像1981年第4期的《婚姻问题初探》，作者署名李银河，五年级小学生完全没兴趣。在第8期，又有署名"北京大学哲学系77级调查组"的《关于北京市27岁以上女青年恋爱婚姻问题的调查报告》，我只记住了这篇文章的主标题：解铃还需系铃人。到1984年的第24期，我已上高中，对男女之事有了懵懵懂懂的了解，便能看进去一篇近千字的读者来信，《一个独身女子的呼声》。第一段就是："我是个中学教师，也是个将近40岁的老处女。年轻时蹉跎岁月，没顾及解决个人生活问题，而今体弱多病，也不再考虑这方面的事了。我想好好工作，了此一生。遗憾的是，近几年周围的人们对我实在不友好。为此，想通过贵刊，呼吁社会理解我们。"写信人是河北怀来县新保安中学的一位老师，名叫栗争。如今再看，发现信中讲到其父流亡台湾，母亲受牵连病故，她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考上大专，成为教师。这位栗争老师现在也八十岁了，不知她的晚年如何，有没有与父亲团聚？查资料可知，《新观察》创刊于1950年，号称"中国面向知识界的综合性期刊"，1960年停刊。"文革"结束后于1980年复刊，1989年5月之后再次停刊。其复刊第二年，父亲即开始订阅。感谢万能的网络，我得以把复刊至停刊的全部《新观察》搜集齐整，再翻阅当年出现在我家土炕上的一期期杂志，客观地说，其中具备较为久远价值的内容不到一半，而我认真读过或读懂的，不过五分之一。但就是这些支离破碎、囫囵吞枣的内容，在毫无察觉之间，形成了我隐秘的精神图谱和心灵视野，让一个乡村少年初步奠定了自己的知识储备和三观基石。四十年后，重拾对这本杂志的兴趣，是想追溯一下自己早期阅读所形成的精神源头，尽管那些内容早已在记忆中消散。白岩松曾经说过自己少年时读过的一套书，如今想起来，似乎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但是，"它成了我"。更重要的是，通过《新观察》，探究并理解我的父亲。父亲尚未小学毕业时，便失去了他的父亲，只得辍学养家。到我出生时，他已经在县城有了一份工作，后来又慢慢熬到转干。他这辈子，就是永远在找书读的一生。1981年的《新观察》，每期定价二角八分，全年订费六块七毛二。这笔钱是什么概念？那时我夏天穿的背心是从村里供销社买的，九毛一件，一穿就是四五年。并且，全村男娃穿的几乎全是这款背心。而我在上高中之前，也从来没有拥有过一元钱以上的个人财富。生活清苦到什么地步？白面馒头只有走亲戚或逢年过节时才能吃到。在这样的家境中，父亲为他和我订阅了《新观察》半月刊。等我上初中，我的《中国少年报》改为《中学生》。他还订了《旅游》《文史知识》，以及如今《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前身《地理知识》。后来每到年末，是父亲把邮局的报刊订阅目录拿回家，让我参与意见，看明年订什么。到初三时，我自作主张，把《中学生》改成了《作品与争鸣》。生活中总有远比订这些杂志更重要的事情，但在每个诗书传家的家庭里，从牙缝里挤出钱来让孩子有书看，都并不少见。真正让我感佩的，是父亲没有依附那种强大的文化惯性，只让我看其他人都在看的、所谓有用处的正统书刊，而是与当下生活毫不相干、与初中生并不匹配的《新观察》。尽管很长一段时间，父亲只是单位里没有干部身份、不吃商品粮的合同工，但父亲也算当地的一个文化人，但他没有局限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故土，整天沉迷于吟咏当地风物，而是把更为高远的眼光，投向了外面遥远而宽广的世界。他同时把这样的襟怀、这样的期待，投射在我的身上。在那个贫瘠到干裂的年代，那片封闭到固结的土地上，估计整个县城订阅《新观察》杂志的家庭，也就我家这一份。说一下带些功利色彩的光明结局吧。1984年，我以绝对的高分完成中考，进入一所寄宿制高中，我家的《新观察》也订到了这一年。在那个离家近百公里的校园里，其他同学看《中学生数理化》《语文报》的时候，我用父亲汇来的专款，订阅了《作品与争鸣》《文学评论》《文艺报》。三年后，我骑自行车把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带回县城，父亲当即请同事去吃饭，大醉。当年的杂志版权页上并不显示编辑的名字，若干年后，我才知道《新观察》的主编叫戈扬。又知道了筹备复刊工作的杨犁先生于1980-1983年担任副主编，然后再去筹备中国现代文学馆。算起来，他担任《新观察》副主编时，正是我们父子俩读这本杂志如饥似渴的年代。我成年后，也开始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杨犁的儿子杨葵，是我的同行、挚友。《新观察》1981年第3期，有署名高瑜的文章《一生身世一篇诗——记弘一大师》。若干年后，我有幸编辑出版了弘一法师及其弟子丰子恺的著作。《新观察》1984年第10期封面是昆剧演员张继青，摄影：张祖道。若干年后，我开始与张祖道先生的门生吴钢老师合作，陆续编辑出版他拍摄的舞台人物剧照。读过《新观察》某期毕克官先生写的《捡瓷片》，还配着他自己绘制的插图，我后来见到陶艺家高振宇。他分享自己去大运河公园河床上捡的一筐筐瓷片时，我暗暗擦了把冷汗，知道这可不是闲极无聊的折腾、毫无价值的瓦砾。1984年第15期《新观察》用两页半的篇幅，刊发了一篇名叫《不要忘记南通的张謇》的文章，作者邱健。2020年上半年，读库库房搬迁至南通，下半年，我们出版了反映张謇先生生平的《大商人》。有少年时《新观察》以及其他信息载体埋在心中的知识颗粒，让我后来邂逅相关的人与事，能够接得住，打得通。是我的父亲，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给了我他视野范围内最好的精神食量。这就是他自己的判断，周围的别人肯定不会认为这本杂志有什么好。三年前的今天，我的父亲病逝。在我的心中，他从未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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