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与巫宁坤，命运的分野

看到李政道去世的消息，我却十分偏狭地想起了巫宁坤，李老声名在外，荣誉等身自不必说，关于他的光辉与伟大，也必然有很多人去叙说，并不需要多我一个。我始终难以忘怀的是巫宁坤在《一滴泪》中描述他作为刚平反的“右派分子”与“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在北京重逢的画面。他写道：他庄重自持，完全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和学者的神气。我很快就意识到，我们俩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他留在美国，能够获得成就和荣誉，过着安定富裕的生活。我回到祖国，历尽劫难和凌辱，好不容易才苟活到“改正”的今天。

这是1979年，二十八年前，巫宁坤与李政道还有一番对话：

1951年7月18日早晨，阳光灿烂，我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伯顿夫妇和政道前来话别。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李政道比巫宁坤小六岁，用巫宁坤的话来说：「当年是我们一帮过从较密的中国研究生中的“小弟弟”」。那时候，巫宁坤正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1951年新年，他接到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急电，请他去接替一位由于朝鲜战事而回国的美籍教授，在经过几天的犹豫后，他毅然决然地放弃写了一半的博士论文，决定回国。他说：「我总感到有一根割不断的纽带将我和古老的祖国连接在一起，虽然那是一个用贫困、悲哀、孤独、屈辱、动荡和战乱充塞我的青少年时代的祖国。投身于一个崭新的世界，去过一种富有意义的生活，这个诱惑力远胜过博士学位和在异国做学问的吸引力」。

1951年 巫宁坤在芝加哥大学留下的照片

这才有了1951年，巫宁坤与李政道的谈话，当年正是李政道来帮助巫宁坤收拾行李：政道还用端正的大字在我的行李上写上姓名地址。

后来的巫宁坤意识到，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因为在那时，他已经是个进步青年：「在西南联大就读的两年里，我受到“进步”教授和左派同学亲共思想的影响。事实上，我已成为“进步的”学生文艺团体“冬青文艺社”的积极分子，从而开始阅读高尔基的小说和共产党的秘密传单。眼下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美共出版的《群众与主流》杂志，在书店里到处搜罗“进步”书刊。我的行李主要是几个装满了左派书刊的铁皮箱和纸板箱」。

不过，回国几个月后，巫宁坤就开始被迫接受思想改造，而后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浪潮，巫宁坤都没能幸免，1958年他被划为右派，1979年摘帽，开除公职，劳动改造，险为饿殍，九死一生。在1986年，他用九个字归纳自己的一生：「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而李政道，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5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二届院士，1962年加入美国国籍。70年代开始，他回到中国，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而后对中国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多有贡献。

·1957年 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直到1979年，两人时隔二十八年再次相见。一个选择，两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