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是毛泽东的镜子
习近平讲“照镜子，正衣冠”，毛泽东一生照得最多的大概是斯大林这面镜子，但这面镜子从未有助于毛“正衣冠”。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毛泽东要学习、追随、模仿：“反AB团”、“抢救运动”是抄袭斯大林的肃反运动，“两条路线斗争”的权斗模式基本照搬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党史》。毛泽东仅有的那一点支离破碎的经济学知识，也主要得自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斯大林死后，毛泽东继续照斯大林的镜子，但徒弟已经出师，镜鉴之义就比较复杂了：其一，毛不仅要做中国的斯大林，也试图扮演国际共运的斯大林角色。在对赫鲁晓夫的能力和领袖魅力作出负面评定之后，毛想让社会主义阵营的人们看到并承认他才是斯大林衣钵的可靠传人，共产主义的道统将是“马、恩、列、斯、毛”——这个序列里当然没有赫鲁晓夫的位置。当赫鲁晓夫忙于内部权力斗争而不得不讨好毛泽东的时候，毛的个人野心急剧膨胀，他一度觉得他就是当今的斯大林。中共官员已公开吹嘘“世界革命领导的中心转移到我国”，国际共运领袖的责任“落在我们的毛主席身上”。访苏归来的无耻文人当面报告毛，说“苏联人民盼望毛主席住到苏联去领导他们”。其二，在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后，毛泽东内心不安，开始做噩梦了：一方面，毛始终放不下“世界革命领袖”的野心，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装模作样与“斯大林晚年”划清界限。庐山会议毛听闻“军事俱乐部”私下议论他“到了斯大林晚年”，不禁怒不可遏，破口大骂，“苏联鞭死尸，我们这里闹分裂的人要鞭我的活尸”。毛此后想得最多的事情就是，既要像斯大林生前那样随心所欲、无法无天，又不要像斯大林死后那样被人批判、受人唾骂。在中苏两国渐行渐远直至彻底翻脸之际，毛将其主要心思和功夫都用在了“反修防修”、“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上面。这一切变态行径，其实都与斯大林生前身后命运向毛泽东的心理投射紧密相关。
面对苏联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和恐怖统治进行政治清算，隔岸观火的毛泽东一直坚持斯大林“功大于过”、“功劳是第一位的”、“始终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对斯大林要“三七开”。毛这么做所要维护的，与其说是斯大林，不如说是他自己。并非巧合的是，毛对待斯的这一套思路、态度和语言，恰好就是邓小平对死去的毛泽东的正式评价。这似乎说明，毛泽东的“反修防修”、文化大革命竟然“成功”了，因为文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为百年之后的毛主义道路清障，要把中共未来一切可能的非毛化消灭在摇篮之中。毛泽东定点清除了刘少奇这个“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头子”，又意外逼死了林彪这个贝利亚式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注：苏联的非斯大林化并非始自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而是在斯大林中风尚未咽气的时候就已悄然展开。不独赫鲁晓夫，马林科夫或贝利亚上台也都会非斯大林化，而令人稍感意外的是，最早向斯大林开刀的其实是斯大林大清洗的“亲密战友”、得力打手贝利亚。从《五七一工程纪要》和林彪日记，我们似乎也可以合理猜想，若林彪真的“接班”，也必定会“变修”，必定会大搞非毛化），最后，让“死不改悔的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捡了便宜。
邓小平心中的赫鲁晓夫阴影
顶着党内外、国内外巨大的非毛化压力，邓小平始终不肯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泽东。十一届六中全会一纸《历史决议》，使得从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粉碎‘四人帮’”开始，到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两个凡是”的非毛化进程戛然而止，变成了一个摇摇欲坠的政治烂尾工程。此中玄机何在？真是文革“反修防修”意外成功了吗？当然不是。这其中有一个邓小平不肯承认、或许邓本人尚未意识到的原因，那就是，邓小平心里一直照着赫鲁晓夫的镜子，为的是不蹈赫氏改革功成被迫下台之覆辙。
邓小平曾抱怨说：“在西方，他们称我什么都可以，但赫鲁晓夫我很熟，我个人同他打了十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然而，邓小平恰好处于与赫鲁晓夫相似的历史位置，也恰好起着相似的历史作用。邓的改革、开放、搞活，对西方示好、缓和，说是“中国特色”，其实当年都曾经在苏联的赫鲁晓夫主政时期做过，赫鲁晓夫正是邓改革的前辈。邓很清楚，赫鲁晓夫十年苏共第一书记做得很不顺利、很不容易，想要“三和一少”，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党内斗得很凶，东欧很不安宁，中共一个劲儿找别扭，与西方的冷战没有消停过，用毛泽东的话说，赫鲁晓夫“多灾多难”。两次遭遇和平政变，第一次被朱可夫搭救侥幸逃脱，第二次被勃列日涅夫强迫退休，此事成了邓小平难以摆脱的心理阴影。所以，邓小平刻意与赫鲁晓夫拉开距离：赫鲁晓夫搞非斯大林化，搞得冒冒失失、跌跌撞撞，生出不少后遗症，所以邓小平失去批毛的勇气，要坚决剎住批毛之风。胡耀邦公开赞成邓小平退休，赵紫阳于敏感时刻对外公布邓垂帘听政“秘密”，都让邓顿生疑窦，产生了不祥预感，他怕胡、赵像勃列日涅夫对待赫鲁晓夫一样逼他退休，故先发制人，非法罢黜胡、赵。
中苏交往、论战时邓小平一直是中方主将，如邓所言，他太了解赫鲁晓夫，没有另外一位中国人比邓更熟悉赫鲁晓夫，没有另外一位外国元首比赫鲁晓夫更刺激邓的戒心。邓知道赫鲁晓夫的阿喀琉斯之踵何在，因而时刻警惕，怕自己落到赫鲁晓夫的下场。但邓反应过度，把本来应该以民主与法治之道解决的天安门事件变成了不可挽回的血光之灾。
后邓时代的苏共亡党噩梦
邓小平高寿，亲眼见证了苏共灭亡、苏联瓦解。他一定还记得中共建政初年那句鼓舞人心的响亮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可惜，当邓见毛于地下之时，世上只剩下“前苏联”这个世人日渐陌生的旧名词，再也没有什么“苏联的今天”了，而那句口号也似乎变成了一句魔咒、一个梦魇，挥之不去。邓与其后的中共领袖从此再也挣不脱苏联亡党亡国的噩梦。他们因此而心虚胆怯、心理变态，怕高层出戈尔巴乔夫，怕地方政府出叶利钦，怕“公开性”、“透明度”，怕政治体制改革，怕新闻自由，怕“西方敌对势力”，怕群体性事件，怕NGO，怕刘晓波、许志永、浦志强、高瑜……，怕街头抗议，怕“颜色革命”，怕死到临头之际“竟无一人是男儿”，……这一切的一切，都与苏共亡党噩梦有着扯不清的因果关系。
然而，有些事情不是想避就能避得开的。苏共灭亡乃是天灭，只怕中共步苏共后尘也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只是方式有所不同而已。正如毛虽不想走到“斯大林晚年”，却与斯大林晚年无分轩轾，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邓虽不屑于做“中国的赫鲁晓夫”，终究也只是化了妆的、走了形的赫鲁晓夫。江泽民、胡锦涛当然也都不想被人比作“中国的勃列日涅夫”，但以江时代大搞官僚特权、将“红二代”打造成权贵垄断“新阶级”，以胡时代政治愚劣、纵官行贪、养虎遗患，江胡种种“特色”，与苏联漫长而昏庸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何其相似乃尔！不管中共如何绕、如何躲，似乎冥冥之中总有一条看不见的红线在牵引着它，让它沿着“前苏共”的道路走下去，直至走到相似的结局。
习近平是“中国的安德罗波夫”
苏共作古二十年后，中共来到习近平时代。身上流淌着红色血统，受过毛泽东思想教育，虽说吃过文革苦头，却一生改不掉毛泽东情结、红卫兵脾气。知青素质的习近平，他当然对苏共的结局不服气，习要以“中国梦”压倒苏联梦，所以一反江、胡时代且行且腐、得过且过的执政风格，他强势集权，振衰起弊，六亲不认，重拳出击，一手打腐败分子，一手打异议分子。但是，习自己也许意识不到，他现在所做的这些事，其实也不过是安德罗波夫的中国翻版（何清涟女士早就指出了这一点）。长期担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有清廉、强悍、能干的好形像，一上台就整顿纪律、强化“法制”、反对特权、厉行反腐，也曾以“打老虎”而闻名于世——勃列日涅夫是他的政治恩人，但他上台不久就把勃的爱婿丘尔巴诺夫搞掉了，这和习近平打虎打到江泽民门前亦相映成趣（习上台是否由江泽民、曾庆红荐拔或有可疑，但取决于江曾以“红二代”为政权重心的权贵组织路线则确定无疑）。
安德罗波夫是死后得到俄罗斯民众好评最多的前苏共领袖，被誉为“唯一可能挽救苏联的人”，某种程度上这种评价是不真实的：这一是沾了普京“高支持率”的光，安、普二人的相似之处很多——比习近平对普京自道“我与您性格很相似”还要更加神似一些；二是安德罗波夫来去匆匆，掌权一年三个月即撒手西去，来如惊鸿游龙，去如电光火石，给后人留下了加以理想化的想象空间。安德罗波夫真要长期掌权，则久未必佳，只怕最后不仅救不了苏共，反而带给苏联人民的集权之痛、“法制”之苦会来得更多些、也更猛些。当今普京就处在当年“安德罗波夫新政”的政治延长线上，历史以这样的方式给了安德罗波夫足够的补偿。但普京之政外强中干，乃隔代遗传之苏俄专制余绪，早就没什么值得期待的地方了。
习近平未必躲得过亡党结局
作为“中国的安德罗波夫”，习近平有足够的时间——甚至还有人怂恿习打破两届一换的交接班规则。也许，官运长久并非安德罗波夫们的命运，即使他没有生病。在苏共，安德罗波夫之后是更加病弱的契尔年科，一年之后换成了戈尔巴乔夫。人人皆知，习近平最不想做的角色就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并非不可理解，因为戈尔巴乔夫自己也不想。
不过，不想做其人，不等于不会遇其事，更未必就可逃得过亡党噩梦。中共文人总是把苏共亡党归咎于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政治改革，这是天下最愚蠢的总结。即使就事论事，如果没有一九九一年“八‧一九政变”，戈尔巴乔夫和苏共仍有机会探寻并实现另外的结局，或许好一点，或许坏一点。耄耋之年的戈尔巴乔夫回忆往事，表示他从不后悔政治改革，但后悔改革得太晚，还后悔在高度敏感时间远赴乌克兰度长假，给政变者制造了机会。对于拒绝政治改革的习近平来说，他或许永远也不会后悔改革得太晚，但对于“打老虎”已深陷“胶着状态”的习近平，难保他会有予政变以机会之类的同样后悔。不久前沈大伟教授也明确谈到了习近平或将遭遇不是戈尔巴乔夫的戈尔巴乔夫式结局，他说，“我也不排除习近平在权力斗争或政变中被废黜的可能性”。是的，“前苏共”就摆在那里，摆在历史里，摆在现实中，摆在习近平们心里——别以为中共离它很远，其实噩梦从未远去。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争鸣》2015年5月号
习近平讲“照镜子，正衣冠”，毛泽东一生照得最多的大概是斯大林这面镜子，但这面镜子从未有助于毛“正衣冠”。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毛泽东要学习、追随、模仿：“反AB团”、“抢救运动”是抄袭斯大林的肃反运动，“两条路线斗争”的权斗模式基本照搬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党史》。毛泽东仅有的那一点支离破碎的经济学知识，也主要得自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斯大林死后，毛泽东继续照斯大林的镜子，但徒弟已经出师，镜鉴之义就比较复杂了：其一，毛不仅要做中国的斯大林，也试图扮演国际共运的斯大林角色。在对赫鲁晓夫的能力和领袖魅力作出负面评定之后，毛想让社会主义阵营的人们看到并承认他才是斯大林衣钵的可靠传人，共产主义的道统将是“马、恩、列、斯、毛”——这个序列里当然没有赫鲁晓夫的位置。当赫鲁晓夫忙于内部权力斗争而不得不讨好毛泽东的时候，毛的个人野心急剧膨胀，他一度觉得他就是当今的斯大林。中共官员已公开吹嘘“世界革命领导的中心转移到我国”，国际共运领袖的责任“落在我们的毛主席身上”。访苏归来的无耻文人当面报告毛，说“苏联人民盼望毛主席住到苏联去领导他们”。其二，在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后，毛泽东内心不安，开始做噩梦了：一方面，毛始终放不下“世界革命领袖”的野心，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装模作样与“斯大林晚年”划清界限。庐山会议毛听闻“军事俱乐部”私下议论他“到了斯大林晚年”，不禁怒不可遏，破口大骂，“苏联鞭死尸，我们这里闹分裂的人要鞭我的活尸”。毛此后想得最多的事情就是，既要像斯大林生前那样随心所欲、无法无天，又不要像斯大林死后那样被人批判、受人唾骂。在中苏两国渐行渐远直至彻底翻脸之际，毛将其主要心思和功夫都用在了“反修防修”、“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上面。这一切变态行径，其实都与斯大林生前身后命运向毛泽东的心理投射紧密相关。
面对苏联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和恐怖统治进行政治清算，隔岸观火的毛泽东一直坚持斯大林“功大于过”、“功劳是第一位的”、“始终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对斯大林要“三七开”。毛这么做所要维护的，与其说是斯大林，不如说是他自己。并非巧合的是，毛对待斯的这一套思路、态度和语言，恰好就是邓小平对死去的毛泽东的正式评价。这似乎说明，毛泽东的“反修防修”、文化大革命竟然“成功”了，因为文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为百年之后的毛主义道路清障，要把中共未来一切可能的非毛化消灭在摇篮之中。毛泽东定点清除了刘少奇这个“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头子”，又意外逼死了林彪这个贝利亚式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注：苏联的非斯大林化并非始自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而是在斯大林中风尚未咽气的时候就已悄然展开。不独赫鲁晓夫，马林科夫或贝利亚上台也都会非斯大林化，而令人稍感意外的是，最早向斯大林开刀的其实是斯大林大清洗的“亲密战友”、得力打手贝利亚。从《五七一工程纪要》和林彪日记，我们似乎也可以合理猜想，若林彪真的“接班”，也必定会“变修”，必定会大搞非毛化），最后，让“死不改悔的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捡了便宜。
邓小平心中的赫鲁晓夫阴影
顶着党内外、国内外巨大的非毛化压力，邓小平始终不肯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泽东。十一届六中全会一纸《历史决议》，使得从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粉碎‘四人帮’”开始，到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两个凡是”的非毛化进程戛然而止，变成了一个摇摇欲坠的政治烂尾工程。此中玄机何在？真是文革“反修防修”意外成功了吗？当然不是。这其中有一个邓小平不肯承认、或许邓本人尚未意识到的原因，那就是，邓小平心里一直照着赫鲁晓夫的镜子，为的是不蹈赫氏改革功成被迫下台之覆辙。
邓小平曾抱怨说：“在西方，他们称我什么都可以，但赫鲁晓夫我很熟，我个人同他打了十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然而，邓小平恰好处于与赫鲁晓夫相似的历史位置，也恰好起着相似的历史作用。邓的改革、开放、搞活，对西方示好、缓和，说是“中国特色”，其实当年都曾经在苏联的赫鲁晓夫主政时期做过，赫鲁晓夫正是邓改革的前辈。邓很清楚，赫鲁晓夫十年苏共第一书记做得很不顺利、很不容易，想要“三和一少”，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党内斗得很凶，东欧很不安宁，中共一个劲儿找别扭，与西方的冷战没有消停过，用毛泽东的话说，赫鲁晓夫“多灾多难”。两次遭遇和平政变，第一次被朱可夫搭救侥幸逃脱，第二次被勃列日涅夫强迫退休，此事成了邓小平难以摆脱的心理阴影。所以，邓小平刻意与赫鲁晓夫拉开距离：赫鲁晓夫搞非斯大林化，搞得冒冒失失、跌跌撞撞，生出不少后遗症，所以邓小平失去批毛的勇气，要坚决剎住批毛之风。胡耀邦公开赞成邓小平退休，赵紫阳于敏感时刻对外公布邓垂帘听政“秘密”，都让邓顿生疑窦，产生了不祥预感，他怕胡、赵像勃列日涅夫对待赫鲁晓夫一样逼他退休，故先发制人，非法罢黜胡、赵。
中苏交往、论战时邓小平一直是中方主将，如邓所言，他太了解赫鲁晓夫，没有另外一位中国人比邓更熟悉赫鲁晓夫，没有另外一位外国元首比赫鲁晓夫更刺激邓的戒心。邓知道赫鲁晓夫的阿喀琉斯之踵何在，因而时刻警惕，怕自己落到赫鲁晓夫的下场。但邓反应过度，把本来应该以民主与法治之道解决的天安门事件变成了不可挽回的血光之灾。
后邓时代的苏共亡党噩梦
邓小平高寿，亲眼见证了苏共灭亡、苏联瓦解。他一定还记得中共建政初年那句鼓舞人心的响亮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可惜，当邓见毛于地下之时，世上只剩下“前苏联”这个世人日渐陌生的旧名词，再也没有什么“苏联的今天”了，而那句口号也似乎变成了一句魔咒、一个梦魇，挥之不去。邓与其后的中共领袖从此再也挣不脱苏联亡党亡国的噩梦。他们因此而心虚胆怯、心理变态，怕高层出戈尔巴乔夫，怕地方政府出叶利钦，怕“公开性”、“透明度”，怕政治体制改革，怕新闻自由，怕“西方敌对势力”，怕群体性事件，怕NGO，怕刘晓波、许志永、浦志强、高瑜……，怕街头抗议，怕“颜色革命”，怕死到临头之际“竟无一人是男儿”，……这一切的一切，都与苏共亡党噩梦有着扯不清的因果关系。
然而，有些事情不是想避就能避得开的。苏共灭亡乃是天灭，只怕中共步苏共后尘也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只是方式有所不同而已。正如毛虽不想走到“斯大林晚年”，却与斯大林晚年无分轩轾，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邓虽不屑于做“中国的赫鲁晓夫”，终究也只是化了妆的、走了形的赫鲁晓夫。江泽民、胡锦涛当然也都不想被人比作“中国的勃列日涅夫”，但以江时代大搞官僚特权、将“红二代”打造成权贵垄断“新阶级”，以胡时代政治愚劣、纵官行贪、养虎遗患，江胡种种“特色”，与苏联漫长而昏庸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何其相似乃尔！不管中共如何绕、如何躲，似乎冥冥之中总有一条看不见的红线在牵引着它，让它沿着“前苏共”的道路走下去，直至走到相似的结局。
习近平是“中国的安德罗波夫”
苏共作古二十年后，中共来到习近平时代。身上流淌着红色血统，受过毛泽东思想教育，虽说吃过文革苦头，却一生改不掉毛泽东情结、红卫兵脾气。知青素质的习近平，他当然对苏共的结局不服气，习要以“中国梦”压倒苏联梦，所以一反江、胡时代且行且腐、得过且过的执政风格，他强势集权，振衰起弊，六亲不认，重拳出击，一手打腐败分子，一手打异议分子。但是，习自己也许意识不到，他现在所做的这些事，其实也不过是安德罗波夫的中国翻版（何清涟女士早就指出了这一点）。长期担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有清廉、强悍、能干的好形像，一上台就整顿纪律、强化“法制”、反对特权、厉行反腐，也曾以“打老虎”而闻名于世——勃列日涅夫是他的政治恩人，但他上台不久就把勃的爱婿丘尔巴诺夫搞掉了，这和习近平打虎打到江泽民门前亦相映成趣（习上台是否由江泽民、曾庆红荐拔或有可疑，但取决于江曾以“红二代”为政权重心的权贵组织路线则确定无疑）。
安德罗波夫是死后得到俄罗斯民众好评最多的前苏共领袖，被誉为“唯一可能挽救苏联的人”，某种程度上这种评价是不真实的：这一是沾了普京“高支持率”的光，安、普二人的相似之处很多——比习近平对普京自道“我与您性格很相似”还要更加神似一些；二是安德罗波夫来去匆匆，掌权一年三个月即撒手西去，来如惊鸿游龙，去如电光火石，给后人留下了加以理想化的想象空间。安德罗波夫真要长期掌权，则久未必佳，只怕最后不仅救不了苏共，反而带给苏联人民的集权之痛、“法制”之苦会来得更多些、也更猛些。当今普京就处在当年“安德罗波夫新政”的政治延长线上，历史以这样的方式给了安德罗波夫足够的补偿。但普京之政外强中干，乃隔代遗传之苏俄专制余绪，早就没什么值得期待的地方了。
习近平未必躲得过亡党结局
作为“中国的安德罗波夫”，习近平有足够的时间——甚至还有人怂恿习打破两届一换的交接班规则。也许，官运长久并非安德罗波夫们的命运，即使他没有生病。在苏共，安德罗波夫之后是更加病弱的契尔年科，一年之后换成了戈尔巴乔夫。人人皆知，习近平最不想做的角色就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并非不可理解，因为戈尔巴乔夫自己也不想。
不过，不想做其人，不等于不会遇其事，更未必就可逃得过亡党噩梦。中共文人总是把苏共亡党归咎于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政治改革，这是天下最愚蠢的总结。即使就事论事，如果没有一九九一年“八‧一九政变”，戈尔巴乔夫和苏共仍有机会探寻并实现另外的结局，或许好一点，或许坏一点。耄耋之年的戈尔巴乔夫回忆往事，表示他从不后悔政治改革，但后悔改革得太晚，还后悔在高度敏感时间远赴乌克兰度长假，给政变者制造了机会。对于拒绝政治改革的习近平来说，他或许永远也不会后悔改革得太晚，但对于“打老虎”已深陷“胶着状态”的习近平，难保他会有予政变以机会之类的同样后悔。不久前沈大伟教授也明确谈到了习近平或将遭遇不是戈尔巴乔夫的戈尔巴乔夫式结局，他说，“我也不排除习近平在权力斗争或政变中被废黜的可能性”。是的，“前苏共”就摆在那里，摆在历史里，摆在现实中，摆在习近平们心里——别以为中共离它很远，其实噩梦从未远去。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争鸣》2015年5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