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没一个拿得出手的千古明君，几乎尽是昏君和暴君。
在明成祖朱棣挂掉后，明朝本来就没啥戏了，到明英宗时，明朝就该亡国了。明朝五十万大军（也有说25万）跟瓦剌五万多人打，结果竟然被全歼，连皇帝也被俘虏。所幸天命够好，出了一个救世英雄于谦。当蒙古人攻打到北京城下，文武百官都想投降或者南迁，蒙古人快要复制忽必烈，横扫中原时，是于谦力挽狂澜，打退了他们，救了大明王朝。这样的大功臣，大英雄，后来却命运悲惨，被腰斩了。注意，这个于谦可是和岳飞齐名的大英雄，他死的那天，百姓嚎啕大哭，连天地都为之动容，倾盆大雨。再后来，他才被平反，可惜太晚了。
终于撑到了万历的时候，明朝本来也该亡国了。所幸又是天命够好，又出了一个救世大宰相（明朝没有宰相，但因为所干的工作，承担的责任等差不多，后世也这么称呼），被梁启超誉为明朝唯一的大政治家的张居正横空出世。在他变法之后，危如累卵的明朝富强了起来，看起来大有希望。可万历十年，张居正刚死，立即就被万历皇帝抄家，还差点被鞭尸，家属饿死的饿死，流放的流放，最后万历是在文武百官和天下百姓的批判声下，才没有进一步迫害。救世宰相张居正死得是如此冤屈。在万历这个弱智主政下，大明王朝加速走向了死亡，历史学家黄仁宇就把明朝灭亡的责任算在万历头上，并精确到万历十五年。他认为，这是转折点。
最后，终于来到了崇祯，大明王朝的末代皇帝。这人真是倒霉透顶，本来也可以算是年轻有为，如果出生在太平时代，很可能会是个明君，只可惜，或许他命就是该绝，生在了王朝末年。此时大明王朝早已到崩溃边缘，起义不断。他为张居正平反，渴望再有一个张居正出来救国。可是这种几百年才可能出一个的神人，不会再有了。当然，崇祯本来还是有机会挽救大明的。但他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他杀了袁崇焕，这个抗清名将，皇太极的死敌！袁崇焕死得真的很惨，被当做国贼处以磔刑，这是古代中国一大酷刑，被分尸了，而无知的老百姓也争抢他的肉吃。袁崇焕死后，也没人有那个魄力，能抵挡住大清的铁骑了。还有比如孙传庭(http://baike.baidu.com/view/213384.htm)，在他围剿农民起义军并差点灭了李自成后，被诬陷下狱，期间李自成卷土重来，势如破竹。在无人可用时，崇祯重新启用他，可或许天欲亡明，在他准备剿灭李自成军时，天降大雨数十日，火器等皆废。明朝唯一可治李自成的名将战死沙场。明史还因此感慨：传庭死而明亡矣！
（至于鼠疫之类的东西是否是压垮大明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有南迁是不是挽救大明王朝的最后希望，在这里，我就不讨论了。^_^）
最后李自成攻破北京，他也只能上吊身亡。崇祯是明朝最让后人感到悲哀和同情的皇帝，或许真的是他命不好，本不是亡国之君，可生错了时代，终究也只有亡国命。
中国所以有那么多的明粉，其实是因为，这是最后一个汉人王朝。于是明朝被各种神话。明朝没有那么好。在古代中国，它更像是一朵奇葩。宦官专权最厉害的王朝也是明朝。没有出现一个千古明君，却出了很多大太监，奇葩！明朝真的是古代中国很一般的王朝，甚至出现皇帝二三十年不上朝的极品现象，明朝所以能存在两百多年，其实是因为这个朝代够幸运，出现了不少救世大英雄，可这个朝代终究没有去珍惜他们。这些彪炳史册的千古英雄最后基本死得很惨很惨。被处死的处死，被抄家的抄家，被腰斩的腰斩……总之就几乎没有不惨的。这样的王朝，不灭亡还有天理？？
----------------------------------------要钱不要命——明朝的灭亡
清人温睿临《南疆逸史》说，“明朝之亡，始于朋党，成于奄竖，终于盗贼，南渡继之。”当然还有“清兵入侵”，只是他不便明说罢了。
从历史上看，一个专制集权的政权，不可能长命，像它期望的那样，子子孙孙江山永继。它固有的弊病，必然愈积愈深，即使初衷不坏的某些做法，也会逐渐走向反面；其垮台的前夕，必有诸种矛盾叠加，犹如多种并发症齐来，以至于无药可治。
明朝到崇祯皇帝当政，社会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崇祯剪除阉党的结果，是失去了对“东林党人”的制衡力量，权力天平向文官严重倾斜。明朝初期重科举，给予文官特权，以及“藏富于民（后演变为藏富于一部分人）”的政策，早已转化为弊端，导致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文官集团和他们背后的江南大地主财富集团，敛财无数。他们可以在东林“书院”放言国是，左右朝廷决策；而一旦朝廷要他们“让利于民”，他们非但一毛不拔，还不惜与之分庭抗礼。笔者赞成《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看法，东林党人更多的是党同伐异的政治联盟，并没有提出进行一些政治、经济改革的积极主张。剑桥史说：“东林支持者抵制任何基本制度上的或财政上的改革观点：他们认为技术性的解决办法过去不成功，也不可能成功。因为他们偏爱行政改革的空想，他们的运动在体制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倒退了一大步，是从高拱和张居正所采取的立场的重大退却。”
需要指出，明末的社会问题的顽症，并不是经济总量不足以应付内祸外患，而是土地和财富已经高度集中于利益集团，国库财政反倒是早已捉襟见肘。据《明季北略》《流寇志》等明清笔记记载，李自成进京后，即命刘宗敏担任了“劫收”大员，以“助饷”、“追赃”之名，大肆在北京城内勒索掠夺。大顺军所到之处，“便街提士大夫，”“人人皆得用刑，处处皆可施刑”。明朝的旧人被分为臣子、王公、太监、豪绅四等，派饷则按等追缴：“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至于皇室勋戚之家，“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后已。”（《甲申核真录》）一时间，“红色恐怖”席卷昔日帝国京都。不出月余，大顺军从皇族和京官那里就劫掠了三千万两白银（一说七千万两），而大内府库中却只有黄金十七万，白银十三万；而明王朝平均年财税收入才约2千万两，（有人按《明会典》计算，为2020万两白银。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统计为3600万石粮食，按《明史•食货二》：“户部定：钞一锭，折米一石；金一两，十石；银一两，二石”，折合白银约1800万两。这应该都是理论数据。）足见利益集团已是真正富可敌国。
崇祯皇帝朱由检是要命的，命就是朱家祖上基业，就是大明江山，皇家政权。而江南大地主利益集团的本性是贪婪，是要钱的。江山姓朱，与他们何干？虽有明智的人懂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绝大多数人早已利令智昏，哪怕死到临头，还在拼命攫取——要命还是要钱？这乃是历代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两派的根本分歧，改良派与守旧派矛盾冲突的实质所在。而守旧派是不会理会“国难”的，他们将一条道走到黑：贪婪地无止尽地兼并土地，不断制造失业者或“游民”，而自掘坟墓。
话说回来，即使是在专制统治的苛政底下，老百姓只要有一口饭吃，也不轻易落草为寇的；这与中国人的人性、文化和社会性都有关系——毕竟做草寇是拿自己和整个家族的生命、名誉作赌注，因而获取“血酬”的成本实在是太高，风险极大。造反头子李自成1644年逼近北京时，还曾委派降将与崇祯谈判，愿接受招安讨个西北王的封赏呢。据《小腆纪年附考•卷四》载，李自成提出的条件是：“闯人马强众，议割西北一带分国王并犒赏军百万，退守河南……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剿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可见，就连杀人无数的李自成，也对造反的合法性感到纠结，宁愿对正统的大明皇上俯首称臣。然而，活命求生毕竟是任何人的生存底线，在饥民遍地，朝廷无力赈济的情势下，当流民们没有了任何生路，造反就成了流民的不二之选。
明朝积弊的火药桶，被天灾这一历史偶然性引爆了：天启、崇祯之际，陕西连年大旱，大饥荒，人相食；而辽东战事越发激烈，崇祯不得不采取竭泽而渔的政策，加派“辽饷”、“练饷”、“剿饷”（称“三饷”），逼得全国农民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计；兵员亦不断裁减。这三管齐下，便造就了大批流离失所、食不果腹的无业游民。他们无路可走，蜂拥加入流寇队伍。李自成自己就是被裁撤的一个驿卒。应该说陕西巡抚的头脑是清醒的，他一面招安流寇，一面奏请朝廷从江南川蜀调集粮食赈灾。但是，他的奏请被内阁和大部分文官否决了，原因很简单：大部分朝中要员都出身江南地区，他们不愿意损害本家族或作为他们经济后盾的江南财团的利益。这样，已经被招安的流寇只能再度“反水”。李自成于是仅以十年时间，得以聚集起百万之众。
史家评论说，崇祯皇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而他本人在明朝诸皇帝中至少还算是勤政的一个，“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明史•本纪第二十三》）不过，他再怎么“提起精神，殚靖忠画”，宵衣旰食，事必躬亲，都已无济于事。在统治集团内部，愿意跟着他的人，已经很少；而“要钱”的人很多，这些财大气粗贪得无厌的土豪们，根本不再把他放在眼里。1627年十七岁登基的明朝末代皇帝，苦撑了十七年，最终“殉国”于煤山，成了他的先辈们豢养出来的财富集团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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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连续剧《江山风雨情》由朱苏进编剧，陈家林执导，陈道明、陈宝国、唐国强、鲍国安、张澜澜、王刚、刘威,李强主演。
该剧描写了以崇祯、李自成、皇太极为代表的大明、大顺、大清时期三个帝王争夺天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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