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宁坤教授的《一滴泪》写的是三十年的家庭史，也是中共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中的洗脑史，更是中共政府对人民的三十年的迫害史。
一九五一年初，正在芝加哥大学写博士论文的巫宁坤接到了北京燕京大学陆志伟校长的急电，聘他担任燕京大学英语系的教职。他毫不犹豫地放下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接受了“祖国的召唤”。上船前，他问前来送他的同学李政道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服务，李政道笑着答道：“我不愿让人洗脑子。”巫宁坤当时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
到了燕京大学刚刚六个星期，刚成为燕京大学最年轻教授、三十岁刚出头的巫宁坤就赶上全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这时他才初尝了脑子是怎么个洗法和被随意扭曲的滋味。运动伊始，他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先去中南海听周恩来总理的冗长的政治报告，七个小时。回到学校后便是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讨论、批评与自我批评、与自己的过去划清界限。
随后而来的“十一”国庆大游行更是激动人心的心脑大洗礼，那令人心旌动荡的红海洋，爱国知识分子的热血沸腾，热浪般人潮的呼声“毛主席万岁！”“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在这群情激荡的红海洋中，哪个“爱国青年”不被感染？
紧接着，“三反”“五反”运动开始。燕京大学结合“三反”运动，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作为运动重点。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燕京大学就变成反对“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罪行”的运动。于是，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成了“文化侵略的工具”。到十二月，中共北京市委派了一个“工作组”进驻燕园领导运动。于是校长靠边站，全校停课搞运动。当初邀请巫宁坤返中的陆志韦校长这会儿只能在一次又一次的小型、中型、大型会议上检讨交代，接受全校师生揭发批判，罪名是“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恶政策”，是“美帝国主义分子”。教授们一改温文尔雅的气质，满嘴党八股地上台批判校长。连校长的女儿也慷慨激昂地作了“大义灭亲”的发言。批判完校长，下一轮是批判各系的系主任，再下一轮是批判各系的教授。在文学院的一次批判会上，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十位教授和讲师被控组织“十人团”反动小集团。被批的教授、讲师中，有的下跪求饶，有的声泪俱下地沉痛检讨。
巫宁坤想不出自己回国才短短几个月犯过什么错误，眼看着一个个他平日敬重的前辈们都痛心地检讨，他也如法炮制，痛骂自己，深挖自己的历史，从家庭出身到长期在美国受资产阶级教育，再到迷恋西方文学，等等。他满以为可以过关了，不料话音刚落，一个英语二年级的男生跳了起来给了他当头一棒，说他的检讨“肤皮潦草，谈远不谈近”。这个学生举起一本小书，指着书皮，义正词严地质问道：“你从美帝带回这种下流坏书，腐蚀新中国青年，平日谈话中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居心何在？！”书皮上画着一只手，指甲涂得腥红，手里举着一杯香槟。原来是一本破旧的普及本《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班上一个男学生早前从巫宁坤教授处借去的。
思想改造的下一阶段是“忠诚老实运动”。全校教职员人人都要写一份自传，交代从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经历，重点是交代本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和各方面与美国的关系。工作组宣布，党的政策是“自觉自愿，不追不逼”。巫宁坤先在三人小组会上交代了历史，接受了盘问，又到文学院教授会上做了交代，接受了大家的启发帮助，最后还写出了一份自传。他自认为万里归国足以证明自己的爱国心迹，谁料到，自传交上去没几天，人称“燕京摄政王”的历史系教授翦伯赞约他到府上谈话。翦伯赞居高临下的无礼态度让来自自由美国的巫宁坤吃惊，翦伯赞叼着香烟喷云吐雾地对巫宁坤说：“看你年纪不大，生活经历可不简单。我们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要补充还来得及，特别是重大的遗漏。这是对你利害攸关的，我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你从美国回来，这本身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到底为什么回国，又是怎样回来的？还有真正的动机吗？”巫宁坤传记里写道：“一个同仁竟然如此无礼，而且公然威胁，一下就把我惹毛了。”这次谈话埋下了巫宁坤以后三十年的苦难，还牵连到他全家跟着受尽苦难。
紧接着，上级宣布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停办。于是燕京和辅仁两个大学按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北师大，这两校的教职人员听候统一分配。洗脑态度好的教授都留在了北京，巫宁坤却被发配到天津南开大学。这种毫不尊重个人意志的“组织分配”给在自由美国呆了八年的巫宁坤教授结结实实地上了一节“服从组织分配”的洗脑课。
五十年代初的天津落后贫瘠，一到南开大学巫宁坤便被安置在两间小平房中，他住一间，母亲住一间。巫宁坤不在乎生活的贫苦和枯燥，但是他不能忍受那不断的洗脑，还有那由上级审查决定后把要教授的课程硬加进马列主义的枯燥。
每周两三个下午，教师们都要参加硬性规定的政治学习。规定的学习材料包括毛主席著作、党报社论、党中央文件等等。每次开小组会，首先洗耳恭听一名积极分子朗读文件，仿佛听者都是目不识丁的大兵。接着进行讨论，人人都得发言，暴露思想，联系实际，说明学习文件如何帮助自己认识了错误，提高了觉悟。任何参加学习的人都不能沉默，沉默就被认为抵制思想改造。不久他就发现，你永远是错的，党永远是正确的，提高政治觉悟是永无止境的。大家发言都小心翼翼，听上去都很真挚。小组长认真记录，散会后向负责政治学习的党员干部汇报。除此之外，晚上全校教师还得上“马列主义夜大学”。
一九五四年春的一天下午，巫宁坤按时到系里去参加政治学习，一坐下来，就听到系主任李教授宣布开会，会议的议程是“帮助巫宁坤同志认识他到外语系任教一年半以来在思想上和其它方面所犯的错误”，这突然袭击使他瘫在椅子上乖乖地接受“帮助”。身边的教师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批评揭发，把巫宁坤一年半来平时私下的不满言谈都翻了出来。散了会后，许多以前经常交往的同事都远离他了。巫宁坤对那些落井下石的行为感到气愤，他更气愤自己在与人交往中竟那么天真幼稚。他的好友，从美国归来的查良铮和助教李天生非常同情他，提醒他说：“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
值得庆幸的是，这时巫宁坤在南开大学遇到了他的终生伴侣，时为外文系学生的李怡楷，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和女排健将。怡楷天生的朴实和天真无邪涤荡了那些毒化着宁坤心灵的对洗脑和教师之间互相攻奸的怨愤，使宁坤觉得南开倒还不是个太坏的所在。他们很快就结婚了。后来的苦难证明宁坤找对了人，怡楷是患难与共的好妻子。
婚后的好景不长，几个月后，一九五五年一月，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简称“肃反”。全校召开了“肃反”运动的动员大会，大会后，文学院立即召开全系教职员一百多人大会，主持会议的党员声色俱厉地宣布巫宁坤是南大的头号“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目。集团成员包括查良铮、李天生、和一个德语讲师。积极分子争先恐后发言，大喊大叫，气势汹汹地拍桌子，把一位曾任溥仪皇帝翻译官的俞姓俄语讲师吓得当场昏倒，被人抬走。开场狂吠过后，便开始盘问巫宁坤的历史。提的问题都按时间顺序，目的很明显，要证明他的政治关系一贯是反动的。
巫宁坤开完会刚回到家中，就来了四个不速之客，三男一女，破门而入闯进他家。他们自称是公安人员，声势汹汹地亮出一张“搜查证”。先对巫宁坤搜身，再对他的母亲和怀孕的妻子搜身。一个男的问他：“你有手枪和别的武器吗？”巫宁坤说：“没有，甚么也没有，只有一枝笔。”答话时脑子里突然冒出拿破仑说的话，笔比剑厉害。另一个男的又问：“你的发报机在哪儿？藏在哪儿了？”他意识到，他们已把他当成暗藏的美国特务。紧接着全校开了几天的批斗大会，目的是帮助直到现在还没交代任何问题的巫宁坤，而他们帮助人的耐性是有限度的。
一九五六年二月，党报出乎意料地刊登了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报告。他检讨了建国以来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在知识分子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要求各级党政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交朋友，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给予知识分子更多的自由，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不久之后，中共天津市委员会的一位干部约巫宁坤谈话，表示了歉意。五月中，南开大学人事处通知他调往北京一所为党中央培养机要外语人材的学院任教。巫宁坤带着妻子和新出生的儿子又回到北京。
还是好景不长，一九五七年一月开始了“百花齐放”的春天，接着又开始“大鸣大放”的夏天。曾痛恨自己与人交往太幼稚的巫宁坤又幼稚地接受了校方“提意见”的诚恳邀请。在鸣放的激动中，他还用英语高呼：“不自由，毋宁死！”
“引蛇出洞”了，随之而来的打“蛇”运动如疾风骤雨。
党不断地发动一个又一个的整肃迫害运动，可耻的是那些与党同谋的知分子（有知无识之人），中国知分子的软骨头和良知泯灭就是在这个时候塑造成型。下面是巫宁坤书中描写的反右运动中多数暴政的特有景观：接着召开一次又一次教职员大会，举行“大辩论”。所有我在会议上或私下说的话，以及别人无意中听到我说的话，都被谴责为对党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全面攻击。我注意到“革命同志”人手一册，油印的《巫宁坤右派言论集，供批判用》。我在“大辩论”中唯一的权利是承认任何提出的罪名。任何解释或澄清事实的企图都被大声斥责为对革命群众的“反攻倒算”、坚持右派反革命立场的表现。南开的老同事杨教授声嘶力竭揭发我当年的罪行。一位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戏剧的女教师揭发说，她曾亲耳听到我高呼“不自由，毋宁死！”有没有这回事？我承认有过。“用反动美国口号进行煽动！”她怒吼道。革命群众也跟着怒吼。一名党员指控我提议在滚沸的大油锅里油炸党员。“发泄恶毒的阶级仇恨！”又是一阵怒吼。晁先生揭发那次黄教授款待他的午餐是一次右派论坛，他当时是强压着满腔怒火听我胡言乱语。每提到我讲过又经他加工的话，他那赢人好感的呵呵笑声变成了似乎义愤填膺的怒吼。
不自由，毋宁死！巫宁坤面对的却是生不如死的残酷。经过众多同事的无情批斗后，他被定为极右派，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他在妻子第二个孩子临产前，于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七日，被一辆军用吉普车押走了，关进了“半步桥”的北京市第一监狱新开业的下属单位“北京市劳动教养所”。
以后的三年劳动教养的苦难难以言表，又赶上三年的大饥荒，雪上加霜。劳役、饥饿、疾病，他一次次在死亡边际游走。如果不是妻子李怡楷四处“上访”要求释放巫宁坤，他就会死在劳改营。三年劳改出来后，他只作为临时工在安徽大学教书。巫宁坤把这段时间叫做“暂回人间”。中共统治下的好景总是不长，文化大革命又来了。他首当其冲被揪了出来，批斗大会，下放劳动，历史又一次重演。他独自被下放，他的妻子带着孩子被另行下放到几十里路外的村子。他们全家在农村苦熬了七年，直到一九七四年才全家离开农村，来到安徽师范大学。至此，他家的近三十年苦难才算结束。
《一滴泪》作者的文笔流畅幽默，书中看不到一丝作者被洗脑的党八股。他以作者应有的高度、头脑和眼光去描写三十年来共产党一系列的整肃运动和知识分子被洗脑扭曲的过程。人物在他笔下栩栩如生。
读完《一滴泪》后，我的思考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我不禁发问，巫宁坤一家的苦难结束了，是不是中国所有百姓人家的苦难也都一并结束了？巫宁坤经历的那些门类繁多的整人运动都过去了，是不是中共就再也不搞别的整人运动了？党对巫宁坤那一代进行了三十年的洗脑，是不是对下一代或下两代、下三代、下四代就不搞洗脑了？答案显然是“非也”。
巫宁坤一家苦难的结束并不说明中国所有家庭的苦难也一并结束。中共一次次的不同运动从来都是打击百分之五的少数人，利用多数来实行暴政。中共暴政史证明，中共的整人运动从来就没有停止中断过，它可能对这个家庭的迫害停止了，却又去迫害别的家庭。
巫宁坤家庭苦难结束回到城里工作后，中共又开展了一系列的整肃运动，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批四人帮运动，八三年的全国“严打”运动，整肃“六四暴徒”运动，这些运动同样使许多不同的家庭陷入苦难。搞运动中共可以一举两得，既整掉了它要整的假想敌，又给没受整的“被团结的大多数革命群众”洗了脑。尤其是为时十年直到现在仍未停止的整肃FLG百姓的运动，凸显了这个整肃加洗脑的过程：先是媒体铺天盖地、狂轰乱炸的妖魔化宣传，海外中共喉舌媒体助纣为虐地跟进；然后是光天化日下肆无忌惮、登峰造极的非法残酷迫害。
有人说，李政道所说的“洗脑子”和巫宁坤经历的政治学习大批判的洗脑方式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所以现在没有洗脑了。非也。由于中共治下的第一代百姓都是来自共产党不喜欢的、有一定新闻和言论自由度的“旧社会”，所以共产党使用了政治学习大批判式的洗脑方式，以此把第一代知识分子在“旧社会”建立的独立意识和自由思想都洗干净。但是，对“新社会”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人，中共政府只需利用幼儿园和小学的洗脑教学方式就可以轻易达到同等的洗脑目的，洗脑在小学就可以成功完成。对那些经过了小学洗脑教育的后生，政府只要全方位地严密封锁新闻，那些被洗的脑子便会顺其自然地接受官方媒体的单向输入，中共的维稳杀人等套话说辞就会根深蒂固地箝入人们的脑中。在每个大事件和整人运动前，中共都是以此方式轻易地取得了单向输入的成功，而且屡试屡爽，被洗过的脑子还能死硬到经久不变。
六四屠杀二十年后，维稳杀人有理的共产党逻辑到现在仍不绝于耳，说这话的人好像自己就是那执掌生杀权力的中共屠夫，完全不知道自己也是中共刀下的臣民。
显而易见，越是奴性大的就越是愤愤地不承认自己被洗脑，越不意识到自己被洗脑的就越没有反思和是非观。哪个大陆中国人能躲过中共的洗脑？著文“亩产万斤”的大科学家钱学森也不能例外。在铺天盖地的洗脑宣传下，他在大跃进和反右运动中均做了丢人的事情，给自己带来难以洗清的污点。直到十年前，在他八十八岁时，他才终于明白了怎样维护自己的尊严，没有接受江泽民几次登门拜访要他讲话污蔑FLG的要求。中国人都是被中共玩耍愚弄的臣民，唯独不同的是，有人意识到了中共的洗脑而自觉地进行了反洗脑，而有人（多数）没意识到中共洗脑仍继续用中共洗过的脑子思维，丧失了价值判断和是非对错的判断本能，丧失了对生命价值的判断本能，尤其是对政府权力和个人权利认知的颠倒错位。
政府权力才是摧残压制生命和人权的本源，所以要受到限制和人民的监督。而个人的权利却有着广大的选择自由，只要他不威胁他人的权利和生命，他可以选择不吃饭、不睡觉、不看病、不结婚、不……，他也可以选择去信仰自己喜欢的人和事，只要不是暴力。政府不能因此去迫害甚至杀戮这些做自由选择的人。
一个有独立意识和自由思想的正常人对待政府权力本应以苛求批判的态度对之，对民主政权如此，对极权杀人政权就更是如此，因为权力导致腐败，权力趋于对个体自由的压制和摧残。一个有独立意识和自由思想的正常人对个人的自由选择本应以宽容理解态度对之，因为个体的自由选择是人类生来俱有的天赋人权。被洗脑的知分子的思维却截然相反，他们对执掌权力的中共政府滥用公权力、甚至杀人百般维护。中共政府的群体迫害杀人成了理所当然，而个人的自由选择反倒成了罪状。难怪我的朋友、学者朱学渊说：“怕糊涂虫，更怕自以为是的糊涂虫。”糊涂虫当然有说话的自由，也有说错话的自由。只不过，这种蔑视生命和个人权利的错话太丢自己的面子，太丢我们中国人的民族面子。我年年在旅游团遇到各种美国人、澳洲人、新西兰人……，他们谨慎地告诉我，许多大陆中国人没有独立人格，没有自由和人权的基本概念。听到这种对中国人的评价，我就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太丢人咯！
我本来简单地认为，如果没有通畅的信息，被洗过脑的人就不可能自动自觉地生出独立意识和自由思想。可如今的现实是，既便把那些被洗过脑的知分子（有知无识之人）放在信息通畅的自由世界里，哪怕放一辈子，他们如不自觉地进行痛苦的反洗脑和反扭曲，那被洗僵化的脑子也不会自动自觉地生出独立意识和自由思想。只要看看我们周围的这些在美国生活了一、二十年仍然满脑子党文化的大陆知分子，你就会惊叹中共洗脑术的精湛和对国民洗脑的成功。
巫宁坤的《一滴泪》所描述的中共迫害和洗脑的苦难历史是共产极权制度造成的，只要这个极权制度存在，迫害就不会结束，洗脑也不会停止。中共统治越长，人民的灾难就越大。铲除共产极权，铲除共产党则是国人不被奴化的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而进行自我反扭曲和反洗脑是维护自我尊严的当务之急，这才是巫宁坤三十年的家庭苦难带给我们的真正启示。
（2010 《华夏快递》kd1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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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view/1364120.htm,关于巫宁坤。
李政道笑着答道：“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李政道有远见。
一九五一年初，正在芝加哥大学写博士论文的巫宁坤接到了北京燕京大学陆志伟校长的急电，聘他担任燕京大学英语系的教职。他毫不犹豫地放下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接受了“祖国的召唤”。上船前，他问前来送他的同学李政道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服务，李政道笑着答道：“我不愿让人洗脑子。”巫宁坤当时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
到了燕京大学刚刚六个星期，刚成为燕京大学最年轻教授、三十岁刚出头的巫宁坤就赶上全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这时他才初尝了脑子是怎么个洗法和被随意扭曲的滋味。运动伊始，他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先去中南海听周恩来总理的冗长的政治报告，七个小时。回到学校后便是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讨论、批评与自我批评、与自己的过去划清界限。
随后而来的“十一”国庆大游行更是激动人心的心脑大洗礼，那令人心旌动荡的红海洋，爱国知识分子的热血沸腾，热浪般人潮的呼声“毛主席万岁！”“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在这群情激荡的红海洋中，哪个“爱国青年”不被感染？
紧接着，“三反”“五反”运动开始。燕京大学结合“三反”运动，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作为运动重点。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燕京大学就变成反对“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罪行”的运动。于是，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成了“文化侵略的工具”。到十二月，中共北京市委派了一个“工作组”进驻燕园领导运动。于是校长靠边站，全校停课搞运动。当初邀请巫宁坤返中的陆志韦校长这会儿只能在一次又一次的小型、中型、大型会议上检讨交代，接受全校师生揭发批判，罪名是“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恶政策”，是“美帝国主义分子”。教授们一改温文尔雅的气质，满嘴党八股地上台批判校长。连校长的女儿也慷慨激昂地作了“大义灭亲”的发言。批判完校长，下一轮是批判各系的系主任，再下一轮是批判各系的教授。在文学院的一次批判会上，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十位教授和讲师被控组织“十人团”反动小集团。被批的教授、讲师中，有的下跪求饶，有的声泪俱下地沉痛检讨。
巫宁坤想不出自己回国才短短几个月犯过什么错误，眼看着一个个他平日敬重的前辈们都痛心地检讨，他也如法炮制，痛骂自己，深挖自己的历史，从家庭出身到长期在美国受资产阶级教育，再到迷恋西方文学，等等。他满以为可以过关了，不料话音刚落，一个英语二年级的男生跳了起来给了他当头一棒，说他的检讨“肤皮潦草，谈远不谈近”。这个学生举起一本小书，指着书皮，义正词严地质问道：“你从美帝带回这种下流坏书，腐蚀新中国青年，平日谈话中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居心何在？！”书皮上画着一只手，指甲涂得腥红，手里举着一杯香槟。原来是一本破旧的普及本《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班上一个男学生早前从巫宁坤教授处借去的。
思想改造的下一阶段是“忠诚老实运动”。全校教职员人人都要写一份自传，交代从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经历，重点是交代本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和各方面与美国的关系。工作组宣布，党的政策是“自觉自愿，不追不逼”。巫宁坤先在三人小组会上交代了历史，接受了盘问，又到文学院教授会上做了交代，接受了大家的启发帮助，最后还写出了一份自传。他自认为万里归国足以证明自己的爱国心迹，谁料到，自传交上去没几天，人称“燕京摄政王”的历史系教授翦伯赞约他到府上谈话。翦伯赞居高临下的无礼态度让来自自由美国的巫宁坤吃惊，翦伯赞叼着香烟喷云吐雾地对巫宁坤说：“看你年纪不大，生活经历可不简单。我们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要补充还来得及，特别是重大的遗漏。这是对你利害攸关的，我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你从美国回来，这本身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到底为什么回国，又是怎样回来的？还有真正的动机吗？”巫宁坤传记里写道：“一个同仁竟然如此无礼，而且公然威胁，一下就把我惹毛了。”这次谈话埋下了巫宁坤以后三十年的苦难，还牵连到他全家跟着受尽苦难。
紧接着，上级宣布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停办。于是燕京和辅仁两个大学按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北师大，这两校的教职人员听候统一分配。洗脑态度好的教授都留在了北京，巫宁坤却被发配到天津南开大学。这种毫不尊重个人意志的“组织分配”给在自由美国呆了八年的巫宁坤教授结结实实地上了一节“服从组织分配”的洗脑课。
五十年代初的天津落后贫瘠，一到南开大学巫宁坤便被安置在两间小平房中，他住一间，母亲住一间。巫宁坤不在乎生活的贫苦和枯燥，但是他不能忍受那不断的洗脑，还有那由上级审查决定后把要教授的课程硬加进马列主义的枯燥。
每周两三个下午，教师们都要参加硬性规定的政治学习。规定的学习材料包括毛主席著作、党报社论、党中央文件等等。每次开小组会，首先洗耳恭听一名积极分子朗读文件，仿佛听者都是目不识丁的大兵。接着进行讨论，人人都得发言，暴露思想，联系实际，说明学习文件如何帮助自己认识了错误，提高了觉悟。任何参加学习的人都不能沉默，沉默就被认为抵制思想改造。不久他就发现，你永远是错的，党永远是正确的，提高政治觉悟是永无止境的。大家发言都小心翼翼，听上去都很真挚。小组长认真记录，散会后向负责政治学习的党员干部汇报。除此之外，晚上全校教师还得上“马列主义夜大学”。
一九五四年春的一天下午，巫宁坤按时到系里去参加政治学习，一坐下来，就听到系主任李教授宣布开会，会议的议程是“帮助巫宁坤同志认识他到外语系任教一年半以来在思想上和其它方面所犯的错误”，这突然袭击使他瘫在椅子上乖乖地接受“帮助”。身边的教师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批评揭发，把巫宁坤一年半来平时私下的不满言谈都翻了出来。散了会后，许多以前经常交往的同事都远离他了。巫宁坤对那些落井下石的行为感到气愤，他更气愤自己在与人交往中竟那么天真幼稚。他的好友，从美国归来的查良铮和助教李天生非常同情他，提醒他说：“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
值得庆幸的是，这时巫宁坤在南开大学遇到了他的终生伴侣，时为外文系学生的李怡楷，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和女排健将。怡楷天生的朴实和天真无邪涤荡了那些毒化着宁坤心灵的对洗脑和教师之间互相攻奸的怨愤，使宁坤觉得南开倒还不是个太坏的所在。他们很快就结婚了。后来的苦难证明宁坤找对了人，怡楷是患难与共的好妻子。
婚后的好景不长，几个月后，一九五五年一月，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简称“肃反”。全校召开了“肃反”运动的动员大会，大会后，文学院立即召开全系教职员一百多人大会，主持会议的党员声色俱厉地宣布巫宁坤是南大的头号“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目。集团成员包括查良铮、李天生、和一个德语讲师。积极分子争先恐后发言，大喊大叫，气势汹汹地拍桌子，把一位曾任溥仪皇帝翻译官的俞姓俄语讲师吓得当场昏倒，被人抬走。开场狂吠过后，便开始盘问巫宁坤的历史。提的问题都按时间顺序，目的很明显，要证明他的政治关系一贯是反动的。
巫宁坤开完会刚回到家中，就来了四个不速之客，三男一女，破门而入闯进他家。他们自称是公安人员，声势汹汹地亮出一张“搜查证”。先对巫宁坤搜身，再对他的母亲和怀孕的妻子搜身。一个男的问他：“你有手枪和别的武器吗？”巫宁坤说：“没有，甚么也没有，只有一枝笔。”答话时脑子里突然冒出拿破仑说的话，笔比剑厉害。另一个男的又问：“你的发报机在哪儿？藏在哪儿了？”他意识到，他们已把他当成暗藏的美国特务。紧接着全校开了几天的批斗大会，目的是帮助直到现在还没交代任何问题的巫宁坤，而他们帮助人的耐性是有限度的。
一九五六年二月，党报出乎意料地刊登了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报告。他检讨了建国以来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在知识分子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要求各级党政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交朋友，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给予知识分子更多的自由，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不久之后，中共天津市委员会的一位干部约巫宁坤谈话，表示了歉意。五月中，南开大学人事处通知他调往北京一所为党中央培养机要外语人材的学院任教。巫宁坤带着妻子和新出生的儿子又回到北京。
还是好景不长，一九五七年一月开始了“百花齐放”的春天，接着又开始“大鸣大放”的夏天。曾痛恨自己与人交往太幼稚的巫宁坤又幼稚地接受了校方“提意见”的诚恳邀请。在鸣放的激动中，他还用英语高呼：“不自由，毋宁死！”
“引蛇出洞”了，随之而来的打“蛇”运动如疾风骤雨。
党不断地发动一个又一个的整肃迫害运动，可耻的是那些与党同谋的知分子（有知无识之人），中国知分子的软骨头和良知泯灭就是在这个时候塑造成型。下面是巫宁坤书中描写的反右运动中多数暴政的特有景观：接着召开一次又一次教职员大会，举行“大辩论”。所有我在会议上或私下说的话，以及别人无意中听到我说的话，都被谴责为对党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全面攻击。我注意到“革命同志”人手一册，油印的《巫宁坤右派言论集，供批判用》。我在“大辩论”中唯一的权利是承认任何提出的罪名。任何解释或澄清事实的企图都被大声斥责为对革命群众的“反攻倒算”、坚持右派反革命立场的表现。南开的老同事杨教授声嘶力竭揭发我当年的罪行。一位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戏剧的女教师揭发说，她曾亲耳听到我高呼“不自由，毋宁死！”有没有这回事？我承认有过。“用反动美国口号进行煽动！”她怒吼道。革命群众也跟着怒吼。一名党员指控我提议在滚沸的大油锅里油炸党员。“发泄恶毒的阶级仇恨！”又是一阵怒吼。晁先生揭发那次黄教授款待他的午餐是一次右派论坛，他当时是强压着满腔怒火听我胡言乱语。每提到我讲过又经他加工的话，他那赢人好感的呵呵笑声变成了似乎义愤填膺的怒吼。
不自由，毋宁死！巫宁坤面对的却是生不如死的残酷。经过众多同事的无情批斗后，他被定为极右派，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他在妻子第二个孩子临产前，于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七日，被一辆军用吉普车押走了，关进了“半步桥”的北京市第一监狱新开业的下属单位“北京市劳动教养所”。
以后的三年劳动教养的苦难难以言表，又赶上三年的大饥荒，雪上加霜。劳役、饥饿、疾病，他一次次在死亡边际游走。如果不是妻子李怡楷四处“上访”要求释放巫宁坤，他就会死在劳改营。三年劳改出来后，他只作为临时工在安徽大学教书。巫宁坤把这段时间叫做“暂回人间”。中共统治下的好景总是不长，文化大革命又来了。他首当其冲被揪了出来，批斗大会，下放劳动，历史又一次重演。他独自被下放，他的妻子带着孩子被另行下放到几十里路外的村子。他们全家在农村苦熬了七年，直到一九七四年才全家离开农村，来到安徽师范大学。至此，他家的近三十年苦难才算结束。
《一滴泪》作者的文笔流畅幽默，书中看不到一丝作者被洗脑的党八股。他以作者应有的高度、头脑和眼光去描写三十年来共产党一系列的整肃运动和知识分子被洗脑扭曲的过程。人物在他笔下栩栩如生。
读完《一滴泪》后，我的思考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我不禁发问，巫宁坤一家的苦难结束了，是不是中国所有百姓人家的苦难也都一并结束了？巫宁坤经历的那些门类繁多的整人运动都过去了，是不是中共就再也不搞别的整人运动了？党对巫宁坤那一代进行了三十年的洗脑，是不是对下一代或下两代、下三代、下四代就不搞洗脑了？答案显然是“非也”。
巫宁坤一家苦难的结束并不说明中国所有家庭的苦难也一并结束。中共一次次的不同运动从来都是打击百分之五的少数人，利用多数来实行暴政。中共暴政史证明，中共的整人运动从来就没有停止中断过，它可能对这个家庭的迫害停止了，却又去迫害别的家庭。
巫宁坤家庭苦难结束回到城里工作后，中共又开展了一系列的整肃运动，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批四人帮运动，八三年的全国“严打”运动，整肃“六四暴徒”运动，这些运动同样使许多不同的家庭陷入苦难。搞运动中共可以一举两得，既整掉了它要整的假想敌，又给没受整的“被团结的大多数革命群众”洗了脑。尤其是为时十年直到现在仍未停止的整肃FLG百姓的运动，凸显了这个整肃加洗脑的过程：先是媒体铺天盖地、狂轰乱炸的妖魔化宣传，海外中共喉舌媒体助纣为虐地跟进；然后是光天化日下肆无忌惮、登峰造极的非法残酷迫害。
有人说，李政道所说的“洗脑子”和巫宁坤经历的政治学习大批判的洗脑方式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所以现在没有洗脑了。非也。由于中共治下的第一代百姓都是来自共产党不喜欢的、有一定新闻和言论自由度的“旧社会”，所以共产党使用了政治学习大批判式的洗脑方式，以此把第一代知识分子在“旧社会”建立的独立意识和自由思想都洗干净。但是，对“新社会”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人，中共政府只需利用幼儿园和小学的洗脑教学方式就可以轻易达到同等的洗脑目的，洗脑在小学就可以成功完成。对那些经过了小学洗脑教育的后生，政府只要全方位地严密封锁新闻，那些被洗的脑子便会顺其自然地接受官方媒体的单向输入，中共的维稳杀人等套话说辞就会根深蒂固地箝入人们的脑中。在每个大事件和整人运动前，中共都是以此方式轻易地取得了单向输入的成功，而且屡试屡爽，被洗过的脑子还能死硬到经久不变。
六四屠杀二十年后，维稳杀人有理的共产党逻辑到现在仍不绝于耳，说这话的人好像自己就是那执掌生杀权力的中共屠夫，完全不知道自己也是中共刀下的臣民。
显而易见，越是奴性大的就越是愤愤地不承认自己被洗脑，越不意识到自己被洗脑的就越没有反思和是非观。哪个大陆中国人能躲过中共的洗脑？著文“亩产万斤”的大科学家钱学森也不能例外。在铺天盖地的洗脑宣传下，他在大跃进和反右运动中均做了丢人的事情，给自己带来难以洗清的污点。直到十年前，在他八十八岁时，他才终于明白了怎样维护自己的尊严，没有接受江泽民几次登门拜访要他讲话污蔑FLG的要求。中国人都是被中共玩耍愚弄的臣民，唯独不同的是，有人意识到了中共的洗脑而自觉地进行了反洗脑，而有人（多数）没意识到中共洗脑仍继续用中共洗过的脑子思维，丧失了价值判断和是非对错的判断本能，丧失了对生命价值的判断本能，尤其是对政府权力和个人权利认知的颠倒错位。
政府权力才是摧残压制生命和人权的本源，所以要受到限制和人民的监督。而个人的权利却有着广大的选择自由，只要他不威胁他人的权利和生命，他可以选择不吃饭、不睡觉、不看病、不结婚、不……，他也可以选择去信仰自己喜欢的人和事，只要不是暴力。政府不能因此去迫害甚至杀戮这些做自由选择的人。
一个有独立意识和自由思想的正常人对待政府权力本应以苛求批判的态度对之，对民主政权如此，对极权杀人政权就更是如此，因为权力导致腐败，权力趋于对个体自由的压制和摧残。一个有独立意识和自由思想的正常人对个人的自由选择本应以宽容理解态度对之，因为个体的自由选择是人类生来俱有的天赋人权。被洗脑的知分子的思维却截然相反，他们对执掌权力的中共政府滥用公权力、甚至杀人百般维护。中共政府的群体迫害杀人成了理所当然，而个人的自由选择反倒成了罪状。难怪我的朋友、学者朱学渊说：“怕糊涂虫，更怕自以为是的糊涂虫。”糊涂虫当然有说话的自由，也有说错话的自由。只不过，这种蔑视生命和个人权利的错话太丢自己的面子，太丢我们中国人的民族面子。我年年在旅游团遇到各种美国人、澳洲人、新西兰人……，他们谨慎地告诉我，许多大陆中国人没有独立人格，没有自由和人权的基本概念。听到这种对中国人的评价，我就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太丢人咯！
我本来简单地认为，如果没有通畅的信息，被洗过脑的人就不可能自动自觉地生出独立意识和自由思想。可如今的现实是，既便把那些被洗过脑的知分子（有知无识之人）放在信息通畅的自由世界里，哪怕放一辈子，他们如不自觉地进行痛苦的反洗脑和反扭曲，那被洗僵化的脑子也不会自动自觉地生出独立意识和自由思想。只要看看我们周围的这些在美国生活了一、二十年仍然满脑子党文化的大陆知分子，你就会惊叹中共洗脑术的精湛和对国民洗脑的成功。
巫宁坤的《一滴泪》所描述的中共迫害和洗脑的苦难历史是共产极权制度造成的，只要这个极权制度存在，迫害就不会结束，洗脑也不会停止。中共统治越长，人民的灾难就越大。铲除共产极权，铲除共产党则是国人不被奴化的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而进行自我反扭曲和反洗脑是维护自我尊严的当务之急，这才是巫宁坤三十年的家庭苦难带给我们的真正启示。
（2010 《华夏快递》kd1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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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view/1364120.htm,关于巫宁坤。
李政道笑着答道：“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李政道有远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