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为例。他与武昌起义，关系的确不大，然而从1894年创立兴中会，翌年发动广州起义，此后十余年间，其人为革命摩顶放踵，奔走万里，坚忍一心，屡败屡战，如此功绩，岂能忍心抹煞。
诚然，他组织、发动的武装起义，一来规模有限，二来皆归于失败，但是，除了不以成败论英雄，这里还有必要引用美国历史学者路康乐（Edward J.M.Rhoads）的一个精辟论断：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而言，革命形势远比革命党的起义重要。孙中山之于辛亥革命，最大的功劳，即在造势，形成 “南望革命军，有如望年”的社会心理。革命之势，不仅造就了革命，同样在滋养改革，我们切忌把革命与改革完全对立开来，两者有时正相反而相成，没有革命的 压力，哪有改革的动力呢，清末的孙中山们与袁世凯们，恰是一体两面，体制内的改革派（如善耆、端方），对体制外的革命派甚至不无资助和保护。
论及势和造势，不妨说说该如何评价一位政治家。
德行、才具、事功等，皆可作为论定的标尺，不过却是枝节，政治家的根本，端在对世界潮流的预判与顺应。正如陈寅恪论学，提出“预流”之说：“一时代 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 者，谓之未入流。”政治亦然。顺潮流而动，尺寸之功，可成伟人；逆潮流而行，王霸雄图，尽归尘土。
伟大的政治家能够“预流”，最伟大的政治家则可开创潮流。老话说时势造英雄，殊不知还有一种人，可造时势。这正是孙中山所长。他不仅预见了浩浩汤汤 的民主与宪政潮流，还为他的国家规划了通往民主与宪政之路。他囿于门户之见，行事不择手段，与虎谋皮，引狼入室，推行恐怖，出卖主权等，这些过错与罪责， 毋庸讳言，皆可非议，然而就其大节而言，开一时之风气，引一国之潮流，虽九死犹未悔，历百折而不回，正不失为一代伟人。
评论历史人物，第一贵在持平，如胡适所云，“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恶一人而不掩其功，爱一人而不饰其过，是非曲直，功过分明，才是 论史的第一要义，矫枉过正，显然有违持平之义，本意还原真相，最终却成偏见；第二则在拓宽历史的视界，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把眼光拘泥于一时，而当放眼一世，不要把得失计较于一城一池，而当纵观一天一地，明乎此，即可“预流”，此后再来论史，便不至失之狭隘、偏颇，便可知百年兴亡，大浪淘沙，哪些人眼下权势熏天，不过沐猴而冠；哪些人一时惨遭埋没，终将为公正的历史所铭记。
诚然，他组织、发动的武装起义，一来规模有限，二来皆归于失败，但是，除了不以成败论英雄，这里还有必要引用美国历史学者路康乐（Edward J.M.Rhoads）的一个精辟论断：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而言，革命形势远比革命党的起义重要。孙中山之于辛亥革命，最大的功劳，即在造势，形成 “南望革命军，有如望年”的社会心理。革命之势，不仅造就了革命，同样在滋养改革，我们切忌把革命与改革完全对立开来，两者有时正相反而相成，没有革命的 压力，哪有改革的动力呢，清末的孙中山们与袁世凯们，恰是一体两面，体制内的改革派（如善耆、端方），对体制外的革命派甚至不无资助和保护。
论及势和造势，不妨说说该如何评价一位政治家。
德行、才具、事功等，皆可作为论定的标尺，不过却是枝节，政治家的根本，端在对世界潮流的预判与顺应。正如陈寅恪论学，提出“预流”之说：“一时代 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 者，谓之未入流。”政治亦然。顺潮流而动，尺寸之功，可成伟人；逆潮流而行，王霸雄图，尽归尘土。
伟大的政治家能够“预流”，最伟大的政治家则可开创潮流。老话说时势造英雄，殊不知还有一种人，可造时势。这正是孙中山所长。他不仅预见了浩浩汤汤 的民主与宪政潮流，还为他的国家规划了通往民主与宪政之路。他囿于门户之见，行事不择手段，与虎谋皮，引狼入室，推行恐怖，出卖主权等，这些过错与罪责， 毋庸讳言，皆可非议，然而就其大节而言，开一时之风气，引一国之潮流，虽九死犹未悔，历百折而不回，正不失为一代伟人。
评论历史人物，第一贵在持平，如胡适所云，“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恶一人而不掩其功，爱一人而不饰其过，是非曲直，功过分明，才是 论史的第一要义，矫枉过正，显然有违持平之义，本意还原真相，最终却成偏见；第二则在拓宽历史的视界，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把眼光拘泥于一时，而当放眼一世，不要把得失计较于一城一池，而当纵观一天一地，明乎此，即可“预流”，此后再来论史，便不至失之狭隘、偏颇，便可知百年兴亡，大浪淘沙，哪些人眼下权势熏天，不过沐猴而冠；哪些人一时惨遭埋没，终将为公正的历史所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