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拒绝偿还欧洲债务，并决定7月5日举行公投，摆出要退出欧元区的架势，结果导致全球股市应声暴跌，周一（6月29日），美国，中国，日本，欧洲这四大经济体，跌幅都愈2%（中国超过3%，欧洲超过4%）。全球股市单日损失数千亿美元。在股市大跌之日，《标普500指数》把希腊的信用等级调降到“垃圾级”（junk territory）。
希腊人口才1078万（只相当中国广州市的人口），其生产总值（GDP）只占世界0.2%。这样的小国怎会如此影响世界经济，这不符合基本的逻辑。另外，希腊本身经济出现问题，本应更理性、谦恭地接受外部援助的条件，怎么动不动就摆出赖帐姿态？你借人家的钱，还敢蛮横无理，这里发生了什么问题？
细究起来，这有内外两大因素，既是希腊内部的社会主义大锅饭的群体心理造成的，也跟法国德国的“大欧洲乌托邦”幻想导致的纵容默许（希腊赖帐）有直接关系。
人们谈到希腊，总想到那个产生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荷马史诗、原始城邦民主的希腊。但今非昔比，希腊不仅绝非欧洲文明中心，甚至沦落到一个巴尔干半岛的落后国家。这里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宗教原因。
人类经过中世纪的黑暗，政教合一的窒息，直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才从“上帝为中心”走向“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的思想觉醒，人类才发生重大变化，文艺，科技，经济等，出现翻天覆地的变革。
在这个重大的人类变革阶段，希腊却没有跟上潮流。因为希腊全民信奉东正教，而没有乘著文艺复兴的浪潮而文明复苏；这个文明，就是后来英美所代表的保护个人权利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思想价值（及在这种价值上建立的体制）。
广义的基督教有三大分支：天主教，东正教，新教。这三大派中，天主教和东正教都被视为基本教义派，也就是更守旧，更陈规，更讲究繁琐仪式，也是最强调均贫富等左倾教条的。
梵蒂冈是天主教的训导中心，现今的罗马教皇方济各（原阿根廷主教）是全球最左倾、最装模作样、最虚伪的宗教领袖之一，他一会跑去古巴跟独裁者卡斯特罗谈天，一会发公告呼喊全球气候过暖，一会主张成立全球政府，统管世界（他就会成为全球政府的国师）。
东正教跟天主教相比，就更差了。因为在传播均贫富、反资本主义和装模作样等仪式方面，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全球近二百个国家中，有两个主要国家都是东正教占绝对地位，一个是俄国，一个是希腊。东正教对这两个国家的损害都是无可估量的。共产主义在俄国起源兴起（输出后使中国深受其害），很大一个原因，是俄国知识分子传播东正教的均贫富、抵制资本主义的结果。当时俄国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包括后来的索尔仁尼琴，都是狂热的东正教信徒。他们都是斯拉夫主义者，也就是俄罗斯至上的民族主义分子。其思想根源是群体主义，而不是英美文明的个体主义。这里顺便说一句，中国要想走向世界，不仅要民主化，也要“去俄罗斯化”，也就是去掉无数中国知识分子头脑中的“俄国毒素”，这个毒素就是左倾的群体主义（视国家、社会、群体的价值超过个人）。
希腊是东正教的发源地之一。不要说当年，就是今天，东正教还是希腊的国教，一千多万人口中，98%信奉东正教，可谓全民皆“东正”。今天希腊国民中普遍存在的贪图福利，劫富济贫，要躺在别人（欧洲其它国家和人民）的税款上吃大锅饭的心理，跟东正教的"均贫富"有直接的联系。
当今世界有个显著的经济现象，凡是东正教、天主教盛行的国家，几乎都是贫穷之地。例如拉美国家（墨西哥和巴西等。天主教的宗教语言曾定为拉丁语，新教是英语），亚洲的菲律宾（人口83%是天主教徒；亚洲国家的经济全部都腾飞，只有菲律宾拖后腿）。今天希腊的经济困境，还有俄国的民族主义狂热（普京挥军侵占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得到69%的俄国人支持）等，都可以从东正教中找到心理原因。
第二，地理原因。
希腊虽地处欧洲，但在欧洲的最东南端，是个半岛，三面环海（地中海等），北部相邻的都是原共产国家（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再北点是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在上述那种均贫富、反富的东正教基础上，再加上共产国家的贫富阶级斗争学说的包围渗透下，可谓里应外合，希腊的共产党势力曾一度很大。他们上山打游击，跟政府军作战，导致希腊局势动荡。在二战之后的非共产国家中，有两个国家的共产党军事力量大到几乎颠覆政府，一个是全民信佛（印度教）的尼泊尔，毛派势力曾主导全国除首都加德满都之外的主要地区，再一个就是希腊。直到南斯拉夫的铁托跟斯大林闹翻，因希腊的共产党选择站斯大林一边，铁托停止了援助，希腊共产武装才逐渐式微。但是那种近乎全民的左倾（否则共产党怎么会有生存空间），却没有消失。
第三，右派政变原因。
正由于希腊的共产势力经久不衰，左倾浪潮汹涌，才导致右派反弹。1967年希腊军方为阻止共产党卷土重来，而发动了政变，建立了亲西方保守派的军政府。政变当然违背民主原则，美国政府等并不赞同，认为是“强奸民主”。但当时非常了解希腊实情的的美国中情局驻雅典的主管处长毛瑞（Jack Maury）则反驳说，“你要怎么强奸一个妓女”？
希腊军政府只维持了七年，1974年就被结束。但这场军事政变和短暂的军政府，却为希腊的左倾势力高涨，提供了空前的机会。因为你是用政变手段获得政权的，给了西方左派们（包括美国的《纽约时报》，英国的《卫报》，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法国的《解放报》等左媒）一个绝佳机会，来攻击军政府，讨伐保守派。这很像南非的白人政权，他们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结果被西方左派痛斥围剿，因为这给了西方左派们一个理想的机会来显摆他们的政治正确，他们的占据道德高地。
希腊的那次军政府之后，该国的左翼势力就反弹到登天了，保守主义势力在这个国家，简直就再无翻身之日。对希腊军政府遭到的全球左翼围剿，可以从中国人很熟悉（更有很多知识分子敬佩）的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的代表作《男子汉》一书中了解。法拉奇晚年成为坚定的保守派，尤其在对抗伊斯兰主义上，几乎成为全球右派的勇敢发言人。但她早年却相当左倾，竟然跑到希腊，支持当地的左派势力。她的那本《男子汉》就是以刺杀军政府首脑的左倾激进分子为主角（是纪实作品），写这个她眼中的“男子汉”如果在军政府的监狱中英勇不屈。更令人吃惊的是，她竟然爱上了这个“和情人散步时口袋里也会揣着炸弹的冷漠男人”，跟他结了婚。
晚年的法拉奇，从不再提她的希腊这一段，很可能是痛悔至极，因为聪明如此的法拉奇，当年竟然跟左派刺杀分子同居、结婚过。从《男子汉》中的描述来看，法拉奇的这场婚姻，并不是爱情超过意识形态，而恰恰是左倾思想把她跟那个激进分子连结到一起。虽然法拉奇的《男子汉》几乎竭力歌颂这个激进分子，但从其它资料仍可看出实情：当法拉奇告诉她的“男子汉”自己怀孕了，他竟然跟她商量怎样分摊打胎费。最后没花一分钱，是她的“男子汉”在情绪无法自制的暴怒下，踹了法拉奇一脚，把孩子“打”掉了。
第四，家族统治原因。
希腊虽然战后就是民选制度（除了军政府那七年），但希腊的总理，总是叫“帕潘德里欧”。2011年的希腊总理是乔治·帕潘德里欧（George Papandreous），八十年代的希腊总理还是帕潘德里欧，他是乔治的父亲（做过两任总理）。四十年代的希腊总理，是乔治的祖父（做过三任）。仅这一个家族，就出过六任希腊总理。
当希腊总理不是“帕潘德里欧”时，就是另一个家族当政，在50到70年代，康斯坦丁·卡拉曼尼斯（Karamanlises）曾四次当选希腊总理。在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前，希腊总理是康斯坦丁·卡拉曼尼斯的侄子。
这种家族统治说明什么？说明希腊人仍沉迷于名人（名家族）崇拜的群体主义思维之中。这种家族势力/家族崇拜等，往往都因为政治世家的领袖被暗杀而中断，例如美国和印度这两个大国，都有这种现象。
美国著名的肯尼迪家族一直非常左倾，肯尼迪总统的父亲当年是左派民主党的罗斯福政府驻英国大使，当丘吉尔请求美国援助以对抗德国纳粹入侵时，肯尼迪大使强烈反对，认为美国不应干预欧洲事务，不要引火烧身，不能与纳粹德国交恶，所以罗斯福政府开始时根本没有支持丘吉尔的英国。众所周知，肯尼迪总统，他的当司法部长的弟弟，最后都被暗杀。再加上几年前肯尼迪总统的唯一儿子驾飞机失事身亡，才等于肯尼迪政治世家的基本终结。
印度国大党更是左翼政党，国大党创始者尼赫鲁及家族曾长期执政，仅尼赫鲁和他女儿英迪拉·甘地就前后在印度掌权32年！后来英吉拉·甘地和她的儿子拉吉夫都被暗杀，印度的家族统治才被暂时中断。拉吉夫的儿子去年出来跟印度右派人民党的候选人莫迪竞选，结果惨败。但他仍觊觎东山再起，所以印度的政治家族还没有完全断气。
第五，错过改革良机原因。
20世纪八十年代，是人类又一重大变革时期。东欧国家纷纷结束共产专制，进入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的世界大潮。在西方国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与美国总统里根（都是保守派）联手，进行了一场大刀阔斧推动市场经济的改革。这场经济革命，给英国、美国及欧洲等世界很多国家都带来显著益处。中国也是这个时候开始起步改革，走向市场经济。中国今天的一切经济发展和富有，都是自由经济的结果(中国经济的发达其实完全是搭上美国经济快车所赐）。但在这个历史重要关头，希腊却沉迷于社会主义的幻梦之中。几乎整个八十年代，希腊都是“泛社会主义运动”创始人安德列斯·帕潘德里欧当总理，他在左派学术大本营的美国哈佛上过学，然后到美国西海岸最左倾的加大伯克利教书，他对市场经济极为反感，热衷国有化和社会主义。据统计，在他执政的八年期间（81-89年），希腊的国有经济比例大幅增长，他卸任时增至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45%。而同期美国的国营比例低于15％，英国低于20％。
上面五个因素的综合发酵，导致希腊的左倾病越来越重，上次希腊危机爆发时，希腊的工人上街游行抗议欧盟，打出的旗帜是共产党的镰刀斧头红旗；而最近希腊大选，泛社会主义的政党下台，当选的总理是更为左倾的前共产党人。在前东欧国家都脱离共产主义的今天，整个欧洲只有希腊，从政府、到国会，到民众，还在昂首阔步地迈向社会主义！
但是，仅有这些内因，小小希腊的经济困境，也不至于影响到整个世界股市大跌的地步。其外因是，欧元区主要大国法国、德国领导人的纵容，才导致希腊敢如此撒野、耍赖。
事实上，希腊经济规模很小，只占欧洲的2%，即使崩盘，也是自毁长城，对整个欧洲，更别说世界，根本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但法国德国等欧盟大国，在希腊的耍赖（威胁退出欧元区）面前总是妥协退让，他们怕希腊退出，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欧元区解体，所以不断加码援助，跟希腊更捆在一起。对他们来说，只要有欧盟，有欧元区，就可继续圆他们“欧洲大一统”的乌托邦梦想，就可做“老大”，扮演欧洲领袖的角色。
这里法国的心理可想而知，那个曾发明断头台、有过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拿破仑的征伐杀戮，二战时投降纳粹德国等丑陋历史的国家，今天更是欧洲以至世界的左翼大本营。那个现任法国总统奥朗德，上台就推行左派的大幅增税政策，把法国的经济弄得一团糟，他的支持率已降至全球第二低（只有12%；第一低是台湾的马英九）。所以法国支持希腊的社会主义、无论如何也要把希腊留在欧元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思想连体婴。但德国总理默克尔就不可原谅了，她跟法国总统奥朗德不同，在政治光谱上她是保守派，右派来纵容左倾的希腊，就不合逻辑了。
但默克尔有她的背景，她原是共产东德的地方官员，即使出任了德国总理，也没有改变她的这种成长烙印。设想，如果默克尔公开讲话：希腊要退出欧元区的话，请便！那希腊早就不敢像现在这样耍赖和威胁了。今天希腊的这种局面，默克尔要负很大的责任！
如果今天的德国总理不是默克尔，而是敢想敢做、坚定信奉市场经济的撒切尔夫人，希腊早就老实了。雅典所以敢嚣张，就是因为他们摸准了默克尔，更有奥朗德们的软肋——那种要当欧元区“区长”的虚荣和野心。所以才一再敲诈，耍赖，反正“哭闹的孩子有糖吃”。
如果7月5日的希腊公投结果是拒绝欧盟的援助条款，等于希腊向脱离欧元区迈出一大步。这就要看德国法国等，能不能看清希腊的诈术，毅然允许希腊退出。
希腊如果退出欧元区，不仅对整个欧盟的经济有好处（不再受希腊的威胁而股市动荡），对希腊本身，也是根本出路。因为不管希腊怎样左倾，只要由它自己主导经济，它就只能向右转，走向经济改革的市场化，而不是延续大锅饭。那些前东欧共产国家，结束了专制之后，在根本没有获得希腊这样欧援的情况下，全部都经济改革，所有国家的经济情况都比希腊好。因为你不改革，就自己遭罪，根本无法找到外部的“替罪羔羊”。所以，如果希腊有勇气、要脸面、懂得自尊的话，就真的退出欧元区。虽然那暂时会使希腊货币大幅贬值，经济更加动荡，但从政府到人民，都会知道，只能靠自己了，他们就会被迫改革。而只有全面改革，改掉社会主义政策，重新走向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希腊才能有新生，希腊才会有希望。
2015年6月30日
希腊人口才1078万（只相当中国广州市的人口），其生产总值（GDP）只占世界0.2%。这样的小国怎会如此影响世界经济，这不符合基本的逻辑。另外，希腊本身经济出现问题，本应更理性、谦恭地接受外部援助的条件，怎么动不动就摆出赖帐姿态？你借人家的钱，还敢蛮横无理，这里发生了什么问题？
细究起来，这有内外两大因素，既是希腊内部的社会主义大锅饭的群体心理造成的，也跟法国德国的“大欧洲乌托邦”幻想导致的纵容默许（希腊赖帐）有直接关系。
人们谈到希腊，总想到那个产生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荷马史诗、原始城邦民主的希腊。但今非昔比，希腊不仅绝非欧洲文明中心，甚至沦落到一个巴尔干半岛的落后国家。这里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宗教原因。
人类经过中世纪的黑暗，政教合一的窒息，直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才从“上帝为中心”走向“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的思想觉醒，人类才发生重大变化，文艺，科技，经济等，出现翻天覆地的变革。
在这个重大的人类变革阶段，希腊却没有跟上潮流。因为希腊全民信奉东正教，而没有乘著文艺复兴的浪潮而文明复苏；这个文明，就是后来英美所代表的保护个人权利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思想价值（及在这种价值上建立的体制）。
广义的基督教有三大分支：天主教，东正教，新教。这三大派中，天主教和东正教都被视为基本教义派，也就是更守旧，更陈规，更讲究繁琐仪式，也是最强调均贫富等左倾教条的。
梵蒂冈是天主教的训导中心，现今的罗马教皇方济各（原阿根廷主教）是全球最左倾、最装模作样、最虚伪的宗教领袖之一，他一会跑去古巴跟独裁者卡斯特罗谈天，一会发公告呼喊全球气候过暖，一会主张成立全球政府，统管世界（他就会成为全球政府的国师）。
东正教跟天主教相比，就更差了。因为在传播均贫富、反资本主义和装模作样等仪式方面，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全球近二百个国家中，有两个主要国家都是东正教占绝对地位，一个是俄国，一个是希腊。东正教对这两个国家的损害都是无可估量的。共产主义在俄国起源兴起（输出后使中国深受其害），很大一个原因，是俄国知识分子传播东正教的均贫富、抵制资本主义的结果。当时俄国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包括后来的索尔仁尼琴，都是狂热的东正教信徒。他们都是斯拉夫主义者，也就是俄罗斯至上的民族主义分子。其思想根源是群体主义，而不是英美文明的个体主义。这里顺便说一句，中国要想走向世界，不仅要民主化，也要“去俄罗斯化”，也就是去掉无数中国知识分子头脑中的“俄国毒素”，这个毒素就是左倾的群体主义（视国家、社会、群体的价值超过个人）。
希腊是东正教的发源地之一。不要说当年，就是今天，东正教还是希腊的国教，一千多万人口中，98%信奉东正教，可谓全民皆“东正”。今天希腊国民中普遍存在的贪图福利，劫富济贫，要躺在别人（欧洲其它国家和人民）的税款上吃大锅饭的心理，跟东正教的"均贫富"有直接的联系。
当今世界有个显著的经济现象，凡是东正教、天主教盛行的国家，几乎都是贫穷之地。例如拉美国家（墨西哥和巴西等。天主教的宗教语言曾定为拉丁语，新教是英语），亚洲的菲律宾（人口83%是天主教徒；亚洲国家的经济全部都腾飞，只有菲律宾拖后腿）。今天希腊的经济困境，还有俄国的民族主义狂热（普京挥军侵占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得到69%的俄国人支持）等，都可以从东正教中找到心理原因。
第二，地理原因。
希腊虽地处欧洲，但在欧洲的最东南端，是个半岛，三面环海（地中海等），北部相邻的都是原共产国家（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再北点是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在上述那种均贫富、反富的东正教基础上，再加上共产国家的贫富阶级斗争学说的包围渗透下，可谓里应外合，希腊的共产党势力曾一度很大。他们上山打游击，跟政府军作战，导致希腊局势动荡。在二战之后的非共产国家中，有两个国家的共产党军事力量大到几乎颠覆政府，一个是全民信佛（印度教）的尼泊尔，毛派势力曾主导全国除首都加德满都之外的主要地区，再一个就是希腊。直到南斯拉夫的铁托跟斯大林闹翻，因希腊的共产党选择站斯大林一边，铁托停止了援助，希腊共产武装才逐渐式微。但是那种近乎全民的左倾（否则共产党怎么会有生存空间），却没有消失。
第三，右派政变原因。
正由于希腊的共产势力经久不衰，左倾浪潮汹涌，才导致右派反弹。1967年希腊军方为阻止共产党卷土重来，而发动了政变，建立了亲西方保守派的军政府。政变当然违背民主原则，美国政府等并不赞同，认为是“强奸民主”。但当时非常了解希腊实情的的美国中情局驻雅典的主管处长毛瑞（Jack Maury）则反驳说，“你要怎么强奸一个妓女”？
希腊军政府只维持了七年，1974年就被结束。但这场军事政变和短暂的军政府，却为希腊的左倾势力高涨，提供了空前的机会。因为你是用政变手段获得政权的，给了西方左派们（包括美国的《纽约时报》，英国的《卫报》，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法国的《解放报》等左媒）一个绝佳机会，来攻击军政府，讨伐保守派。这很像南非的白人政权，他们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结果被西方左派痛斥围剿，因为这给了西方左派们一个理想的机会来显摆他们的政治正确，他们的占据道德高地。
希腊的那次军政府之后，该国的左翼势力就反弹到登天了，保守主义势力在这个国家，简直就再无翻身之日。对希腊军政府遭到的全球左翼围剿，可以从中国人很熟悉（更有很多知识分子敬佩）的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的代表作《男子汉》一书中了解。法拉奇晚年成为坚定的保守派，尤其在对抗伊斯兰主义上，几乎成为全球右派的勇敢发言人。但她早年却相当左倾，竟然跑到希腊，支持当地的左派势力。她的那本《男子汉》就是以刺杀军政府首脑的左倾激进分子为主角（是纪实作品），写这个她眼中的“男子汉”如果在军政府的监狱中英勇不屈。更令人吃惊的是，她竟然爱上了这个“和情人散步时口袋里也会揣着炸弹的冷漠男人”，跟他结了婚。
晚年的法拉奇，从不再提她的希腊这一段，很可能是痛悔至极，因为聪明如此的法拉奇，当年竟然跟左派刺杀分子同居、结婚过。从《男子汉》中的描述来看，法拉奇的这场婚姻，并不是爱情超过意识形态，而恰恰是左倾思想把她跟那个激进分子连结到一起。虽然法拉奇的《男子汉》几乎竭力歌颂这个激进分子，但从其它资料仍可看出实情：当法拉奇告诉她的“男子汉”自己怀孕了，他竟然跟她商量怎样分摊打胎费。最后没花一分钱，是她的“男子汉”在情绪无法自制的暴怒下，踹了法拉奇一脚，把孩子“打”掉了。
第四，家族统治原因。
希腊虽然战后就是民选制度（除了军政府那七年），但希腊的总理，总是叫“帕潘德里欧”。2011年的希腊总理是乔治·帕潘德里欧（George Papandreous），八十年代的希腊总理还是帕潘德里欧，他是乔治的父亲（做过两任总理）。四十年代的希腊总理，是乔治的祖父（做过三任）。仅这一个家族，就出过六任希腊总理。
当希腊总理不是“帕潘德里欧”时，就是另一个家族当政，在50到70年代，康斯坦丁·卡拉曼尼斯（Karamanlises）曾四次当选希腊总理。在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前，希腊总理是康斯坦丁·卡拉曼尼斯的侄子。
这种家族统治说明什么？说明希腊人仍沉迷于名人（名家族）崇拜的群体主义思维之中。这种家族势力/家族崇拜等，往往都因为政治世家的领袖被暗杀而中断，例如美国和印度这两个大国，都有这种现象。
美国著名的肯尼迪家族一直非常左倾，肯尼迪总统的父亲当年是左派民主党的罗斯福政府驻英国大使，当丘吉尔请求美国援助以对抗德国纳粹入侵时，肯尼迪大使强烈反对，认为美国不应干预欧洲事务，不要引火烧身，不能与纳粹德国交恶，所以罗斯福政府开始时根本没有支持丘吉尔的英国。众所周知，肯尼迪总统，他的当司法部长的弟弟，最后都被暗杀。再加上几年前肯尼迪总统的唯一儿子驾飞机失事身亡，才等于肯尼迪政治世家的基本终结。
印度国大党更是左翼政党，国大党创始者尼赫鲁及家族曾长期执政，仅尼赫鲁和他女儿英迪拉·甘地就前后在印度掌权32年！后来英吉拉·甘地和她的儿子拉吉夫都被暗杀，印度的家族统治才被暂时中断。拉吉夫的儿子去年出来跟印度右派人民党的候选人莫迪竞选，结果惨败。但他仍觊觎东山再起，所以印度的政治家族还没有完全断气。
第五，错过改革良机原因。
20世纪八十年代，是人类又一重大变革时期。东欧国家纷纷结束共产专制，进入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的世界大潮。在西方国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与美国总统里根（都是保守派）联手，进行了一场大刀阔斧推动市场经济的改革。这场经济革命，给英国、美国及欧洲等世界很多国家都带来显著益处。中国也是这个时候开始起步改革，走向市场经济。中国今天的一切经济发展和富有，都是自由经济的结果(中国经济的发达其实完全是搭上美国经济快车所赐）。但在这个历史重要关头，希腊却沉迷于社会主义的幻梦之中。几乎整个八十年代，希腊都是“泛社会主义运动”创始人安德列斯·帕潘德里欧当总理，他在左派学术大本营的美国哈佛上过学，然后到美国西海岸最左倾的加大伯克利教书，他对市场经济极为反感，热衷国有化和社会主义。据统计，在他执政的八年期间（81-89年），希腊的国有经济比例大幅增长，他卸任时增至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45%。而同期美国的国营比例低于15％，英国低于20％。
上面五个因素的综合发酵，导致希腊的左倾病越来越重，上次希腊危机爆发时，希腊的工人上街游行抗议欧盟，打出的旗帜是共产党的镰刀斧头红旗；而最近希腊大选，泛社会主义的政党下台，当选的总理是更为左倾的前共产党人。在前东欧国家都脱离共产主义的今天，整个欧洲只有希腊，从政府、到国会，到民众，还在昂首阔步地迈向社会主义！
但是，仅有这些内因，小小希腊的经济困境，也不至于影响到整个世界股市大跌的地步。其外因是，欧元区主要大国法国、德国领导人的纵容，才导致希腊敢如此撒野、耍赖。
事实上，希腊经济规模很小，只占欧洲的2%，即使崩盘，也是自毁长城，对整个欧洲，更别说世界，根本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但法国德国等欧盟大国，在希腊的耍赖（威胁退出欧元区）面前总是妥协退让，他们怕希腊退出，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欧元区解体，所以不断加码援助，跟希腊更捆在一起。对他们来说，只要有欧盟，有欧元区，就可继续圆他们“欧洲大一统”的乌托邦梦想，就可做“老大”，扮演欧洲领袖的角色。
这里法国的心理可想而知，那个曾发明断头台、有过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拿破仑的征伐杀戮，二战时投降纳粹德国等丑陋历史的国家，今天更是欧洲以至世界的左翼大本营。那个现任法国总统奥朗德，上台就推行左派的大幅增税政策，把法国的经济弄得一团糟，他的支持率已降至全球第二低（只有12%；第一低是台湾的马英九）。所以法国支持希腊的社会主义、无论如何也要把希腊留在欧元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思想连体婴。但德国总理默克尔就不可原谅了，她跟法国总统奥朗德不同，在政治光谱上她是保守派，右派来纵容左倾的希腊，就不合逻辑了。
但默克尔有她的背景，她原是共产东德的地方官员，即使出任了德国总理，也没有改变她的这种成长烙印。设想，如果默克尔公开讲话：希腊要退出欧元区的话，请便！那希腊早就不敢像现在这样耍赖和威胁了。今天希腊的这种局面，默克尔要负很大的责任！
如果今天的德国总理不是默克尔，而是敢想敢做、坚定信奉市场经济的撒切尔夫人，希腊早就老实了。雅典所以敢嚣张，就是因为他们摸准了默克尔，更有奥朗德们的软肋——那种要当欧元区“区长”的虚荣和野心。所以才一再敲诈，耍赖，反正“哭闹的孩子有糖吃”。
如果7月5日的希腊公投结果是拒绝欧盟的援助条款，等于希腊向脱离欧元区迈出一大步。这就要看德国法国等，能不能看清希腊的诈术，毅然允许希腊退出。
希腊如果退出欧元区，不仅对整个欧盟的经济有好处（不再受希腊的威胁而股市动荡），对希腊本身，也是根本出路。因为不管希腊怎样左倾，只要由它自己主导经济，它就只能向右转，走向经济改革的市场化，而不是延续大锅饭。那些前东欧共产国家，结束了专制之后，在根本没有获得希腊这样欧援的情况下，全部都经济改革，所有国家的经济情况都比希腊好。因为你不改革，就自己遭罪，根本无法找到外部的“替罪羔羊”。所以，如果希腊有勇气、要脸面、懂得自尊的话，就真的退出欧元区。虽然那暂时会使希腊货币大幅贬值，经济更加动荡，但从政府到人民，都会知道，只能靠自己了，他们就会被迫改革。而只有全面改革，改掉社会主义政策，重新走向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希腊才能有新生，希腊才会有希望。
2015年6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