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桓在家被捕。尽管前一天他才在上朝时见过以往曾称赞他会办事的慈禧，以及曾常向他请教西洋各国风物和变法情状的光绪。但这一切都于事无补。在慈禧下达的圣旨中，排在钦犯第一位的就是张荫桓，其后才是众所周知的六君子中的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和刘光第――至于康广仁，他因是首犯康有为的堂弟，早在几天前就已下狱。
四天后的农历八月十三，六君子在没有经过任何司法讯问的情况下，被斩首于北京菜市口。曾经以为再也看不到这一年中秋月的张荫桓，虽然名列榜首，却意外地得到了慈禧的法外之仁――六君子身首异处的次日，上谕称张荫桓“居心巧诈，行踪诡秘，趋炎附势，反复无常。”“着发往新疆，交该巡抚严加管束”。
两天后，当六君子尸骨未寒，新党或伪新党纷纷表明自己与新党，尤其是康梁无涉时，张荫桓离开了冠盖云集的京华，踏上了数千里的流放之路。令京师旧党们弹冠相庆的是，康梁已逃，六君子已死，朝廷大权仍旧归于宣布训政的太后。
但令他们美中不足而愤愤不平的是，多年来与洋人眉来眼去，甚至还多次出过洋的张荫桓，竟然逃过了这一劫。当京师旧党们为重获权力治酒泥饮之际，行走在流放路上的张荫桓也深深地明白，是洋务给他带来了这场大祸，但同样也是洋务，保住了他的性命。
成也洋务，败也洋务。回首张荫桓的乱世功名，总是令笔者想起此文的标题：危楼上的盛宴。盛宴上，不乏美酒佳肴，红颜丝竹，然而，盛宴摆在危楼上，危楼随时可能坍塌。当危楼坍塌之时，不仅盛宴乃镜花水月，方才还在享受盛宴的与会者，顷刻间也将面临灭顶之灾。
鸦片战争前三年的1837年，张荫桓出生于广东佛山镇。张家累世经商，家庭富有。但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张荫桓的父亲希望儿子能走学而优则仕的路途改换门庭，是故在这个商业世家里，张荫桓自小就与商业无涉，而是攻读八股文。一些史料说张荫桓幼时即有异禀，从他留下的诗文和书法作品看，确实算得上一个有灵气的才子。
但是，清季之时，已经在中国运行了上千年的科举考试，越来越成为一条封锁才华与创意的死胡同：张荫桓一直考到二十七岁，居然连个秀才也没中。
张荫桓的家乡广东，自明末以来就是全中国惟一一个与西洋正式通商的省份，张荫桓在对科举失望之余，开始研究洋务。当是时，与洋人打交道的中国人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广东十三行的买办，他们通过垄断与洋人的商贸，从而获利甚丰。当时一个叫伍秉鉴的中国人，他的财产比今天的比尔·盖茨还要多。
另一种是朝廷于1860年设立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里的官员。在绝大多数中国人观念里，十三行的买办虽然有钱，但社会地位低下，而总理衙门的官员虽然品级甚高，但因与被国人称之为夷人的外国人打交道，官员们视为畏途。
不过，张荫桓尽管既不怕社会地位低下，也不怕进入畏途，但他不会英语，肯定无法当买办，至于进入总理衙门，更是门儿都没有――他压根儿就不是政府官员。这样，为了谋条出路，张荫桓出钱捐了个监生出身和知县头衔，分发在山东候补。
就像平原君说过的那样，“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侯补山东时，张荫桓的舅父李宗岱在山东巡抚阎敬铭手下任职。一次，阎敬铭为了某事要向朝廷上奏，幕僚起草数稿，阎均不满意，他亲拟一稿，仍不满意，于是交待由李宗岱起草。李宗岱回到家，向张荫桓告知此事。张荫桓表示愿意代为起草。
次日，李宗岱将张荫桓起草的奏章给阎敬铭看后，阎敬铭大为满意，李宗岱便如实相告。于是，阎敬铭欣然召见张荫桓，相谈之下，甚为融洽，当即请张荫桓为其佐理文牍。
后来，丁宝桢接任，阎又把张荫桓推荐给了丁宝桢。在丁手下，张荫桓因河工与勤王两事而被保举为候补道。此后，张荫桓于1876年署青莱道，兼摄东关道，负责对外交涉。这算是他作为晚清外交官的粉墨登场。
在天朝大国君临万方的指导思想之下，清朝上至君主，下到普通官员，在他们的观念中，是没有平等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除了大清以外的其它国家，要么是恭顺的藩属国，要么是不服王化的蛮夷国。即便是在鸦片战争让这个古老国度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剧变后，这种观念仍然不可动摇。
1860年，在西方列国的强烈要求下，清政府终于撤销以前负责管理藩属国事务的理藩院，代之以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这个负责外交与通商的新机构，从它成立的那一天起，就被认为是一个事鬼与阿夷的不齿于人之地。
在做过盐运使、道台和按察使等职后，因“似有文采，熟海疆情形，其言切实”（翁同龢语），张荫桓经最早赏识他的阎敬铭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的密荐，到总理衙门学习行走。
张荫桓与洋务的关系总让我想起严复。张荫桓和严复一样，两人都是清末众多风云人物中，没有取得科举功名的所谓非正途出身。但与严复最初接触洋务是出于生计所迫不同，张荫桓从年轻时起，即有志于洋务。张荫桓突然被提拔进入举足轻重的总理衙门，并未遭到其它官员忌恨，乃在于这些抱所谓夷夏之大防的正途官员们认为，在总理衙门当差，和洋人打交道，是地地道道的以人事鬼，是真真切切的汉奸行径。
以后，当张荫桓被任命为太常寺这个极其冷寂的清水衙门的少卿时，反而遭到了一群正义凛然的官员的攻击。这些攻击者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张荫桓“出身卑微，幼习洋业，故夷情略悉，已为自爱者所鄙。”
在这些官员眼里，从事过洋务，对外国有所了解，这不是什么优点，而是不折不扣的污点――尽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尽管林则徐和魏源号召士人们睁眼看世界已超过一代人之久，但在士大夫们的心目中，真正的自爱竟是与夷人完全绝缘。
懂洋务的官员和懂礼貌的奴才
1886年10月28日，一尊后来被目为美国标志乃至自由象征的雕像在纽约曼哈顿对岸的自由岛上落成，这就是著名的自由女神像。在落成这一天，包括总统在内的政要纷纷到场，张荫桓是受到邀请的惟一一个中国人。
斯时的他，其身份是大清国驻美国公使。――尽管在保守派眼里，所有外国都只是藩邦，但藩邦的背后却有船坚炮利的军队，大清国也就不得不承认，世界上除了大清，还有其它若干平等国家。既然有了这一前提，就得遵守游戏规则。为此，早在此前一年，张荫桓被任命为大清国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三国公使。
像清季的许多政界要人一样，张荫桓也有写日记的习惯。他的公使生涯持续了三年。回国后，他把这三年的日记题名为《奉使日记》，并抄录呈送光绪。在这部翔实的日记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多世纪前，一个弱国外交官的种种遭遇：既有对华人在美国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愤怒，也有对西方社会习俗的惊讶和逐渐习惯，更多的，或者说更有意义的则在于，他对西方各国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进行了相当精辟的分析。
比如就在参观自由女神像不久后，他即通过翻译的介绍，在日记中对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作了详细记述，并对这种远远走在他的国家前面的制度表达了某种程度的艳羡――也就是说，当张荫桓的同僚们还在纠缠于受孔孟之道教诲的读书人，到底该不该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夷人打交道时，张荫桓已经比他们超前好多步地提出了要向西方学习。在他看来，正是这种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才造就了船也坚／炮也利的西方强国。
在清季高级官员大多是尸位素餐的背景下，张荫桓的能力让人印象深刻。前面说过，年轻时的张荫桓曾想到广州做买办，因不会英语作罢。等到他被任命为驻三国公使，深感不会英语则如同哑巴。
为此，尚在赴美船上，他就开始自学英语。不久，即能熟练地用英语对话，以及看英文报刊。以外交官身份而能熟练掌握一门外语的人，在晚清，除了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便只有张荫桓。当曾纪泽去世后，张荫桓遂成为总理衙门乃至全中国高级官员中，惟一一个通晓英语的奇人。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曾纪泽曾创作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首国歌《普天乐》，张荫桓则制作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面国旗。不同的是，曾纪泽创作的国歌最后没得到朝廷批准，虽然它曾在国外作为大清国国歌演奏过；而张荫桓设计的长方形龙旗，一直飘扬到数十年后清朝灭亡之时。
三年外交官历练结束，张荫桓回国，继续在总理衙门行走。次年，被任命为礼部右侍郎。两年后，同时担任户部左侍郎和吏部右侍郎。在甲午战争之后与日本谈判期间，朝廷更是临时授予他部长级的尚书衔。张荫桓的乱世功名，至此达到顶点。
虽然在吏部和户部同时任职，但张的主要工作仍然是在总理衙门与外国人打交道。对各怀心思的西方列强来说，通晓英语和西方礼仪、政治制度的张荫桓，显然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对手――与明事理，知世事的张侍郎打交道，要胜过与那些浑不晓事，却又盲目自大的旧党官僚相纠缠。
正因为如此，总理衙门虽然官员众多，但每与外国人打交道，几乎都是张荫桓出面。为此，与张荫桓有私交的俄国公使开玩笑说，我以前还以为贵署中只有你一个人呢。史料则称，“侍郎以吏员出身而吐属风雅，亚于词林，临事明敏，邻邦人士咸乐为欢。兼权译署，居高而愈见才，岁久而益习事，都人共仰。”
翁同龢和李鸿章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绕不开的时代标志，他们一个是光绪的老师，一个是淮军和洋务领袖。在彼时，都是政坛上须仰视才得见的大人物。然而，这两个大人物相互之间并不买账，甚至，只要逮住机会，就会咬对方一口。当时的中下级官员，要么依附于翁，要么投靠于李。
张荫桓却是唯一例外：他居然游刃有余地脚踏翁和李两只船，且翁和李都把他视作心腹。其间，既有张荫桓的政治手段――往好里讲叫政治智慧，也有张荫桓杰出的治事能力在起作用。
李鸿章之于张荫桓，更多的是一种长者式的欣赏。李鸿章多年来在洋务上苦心孤诣，对满朝的睁眼瞎般不知世事者早就苦不堪言，一旦发现张荫桓这种视野开阔，思想开放，而又能力卓著的后辈，其欣喜，不亚于伯乐在牛群里发现了一匹千里马。
对李鸿章的青睐和爱护，张荫桓也执以弟子之礼。是故，李鸿章对张荫桓进入总理衙门和出任三国公使，都起过重要作用。耐人寻味的是，后来李鸿章与张荫桓及翁同龢三人曾同时入值总理衙门，其时，张荫桓在总理衙门“揽权有年，不能复让。”有时，他和李鸿章之间对某些事情的处理意见不同，张荫桓总爱说，“吾师过矣。”事后，便令有关部门按他的意见执行，李鸿章对此竟无可奈何。
翁同龢是晚清杰出的书法家和诗人，同时也是后来维新变法的主要支持者。论年龄，翁是张的长辈；论级别，翁远比张更尊。但翁对张荫桓的欣赏，已然到了崇拜乃至盲目崇拜的地步。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也就是庚子年间慈禧西逃时护驾有功的那位怀柔县令，他和张荫桓私交甚多。
在《庚子西狩丛谈》里，吴永详细而生动地记载了翁和张之间的交往：“翁常熟当国时，倚之直如左右手，凡事必咨而后行，每日手函往复，动至三五次。”最可异者乃是，翁的名辈远在张之上，而在给张的信中，竟称张为“吾兄”、“我兄”，甚至“吾师”，“其推崇倾倒，殆已臻于极地。”在和翁的交往中，也显示出张荫桓的确是个禀赋极高的能人：每天晚上，翁同龢总要派人把他当天经办的奏疏文牍，装在一个大信封里给张荫桓送来，请张荫桓审定。张认可后，次日再正式发布。
张荫桓喜欢和幕僚们在晚间以押宝的方式赌博。每天晚饭后，他就招集众人，围坐合局，放一只匣子在案上，任人下注。翁同龢的信，一般就在此时送达。张荫桓暂停押宝，当场开启信封读文件。张的一个家人持烛立于左边，一个家人在右边把蘸了墨的毛笔递上去，张随阅随改，涂抹勾勒，如秋风扫落叶。
不一会儿，处理完文件，把笔扔给家人，大声喊众幕僚继续赌博。“检视各注，输赢出入，仍一一亲自核计，锱铢不爽。于适才处分如许大事，似毫不置之胸中。”张荫桓在赌博间隙里修改出来的文件，翁同龢无不深感满意，以至第二天必然亲书一信给张，“感佩之词，淋漓满纸。”
王庆保和曹景成是光绪年间两个地位低微的候补知县。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中秋，两人接到上峰下达的一项有些棘手的任务：负责流放新疆的前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在直隶境内的护解。此任务之所以棘手，在于张是刚革职的高官，级别远比候补知县高。万一张侍郎一时想不开，在途中自杀，王、曹两位候补知县自然吃罪不起。
但事情要比两位候补知县想象的顺利，张侍郎虽然官架子甚大，但几天相处后，三人竟成了朋友。后来，两位候补知县以《驿舍探幽录》为题，给朝廷写了一份报告，汇报护解张荫桓二十多天的所见所闻。
张荫桓是一个口无遮拦的人，对护解他的两个候补知县，张荫桓断断续续地主动讲述或在回答二人的提问时，几无隐瞒地谈及了他所亲历或知晓的最高当局的种种纠葛。清理这些纠葛，也能让我们洞悉晚清大变局下，风云一时的政治人物的命运如何波谲云诡。
戊戊变法前，光绪名义上已经亲政，但国柄仍执掌于慈禧手中。可以肯定地说，在晚清的历次中外对抗中，对中国士民心理最具震动的，不是鸦片战争或中法战争，而是甲午中日战争。这个垂而不死，腐而未朽的老大帝国，竟然被同文同种，一向被认为是中华文明二传手的蕞尔小国打败。
这一惨败在从光绪到普通民众心里激起的反响，可谓群情汹汹。正是甲午战争之后，光绪开始探求变法维新之道，但他每次向重臣们提出变法，重臣们都以“祖宗成法不可改，夷法不足效”为由反对，气愤之极的光绪只能痛哭作罢。
戊戊年春，光绪通过庆亲王向慈禧表示，如果仍然不给他变法的事权，他宁肯退位，也决不作亡国之君。在庆亲王的力劝下，慈禧表示，“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也就是说，戊戊变法从一开始，就布下了两宫离心，奸小可以从中挑拔的阴影。
光绪决心变法，变法必然要了解西方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张荫桓这个既任过驻外公使，又懂英语的深谙西洋的官员，自然为光绪所重视。正如《戊戌朝变纪闻》所说的那样，“南海张侍郎曾使外洋，晓然于欧美富强之机，每为皇上讲述，上喜闻之，不时召见……启诱圣聪，多赖其力。”
仅仅戊戌年三月，光绪召见张荫桓就达七次之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张荫桓是光绪了解西方的导师和维新变法的顾问，再加上他向光绪推荐了小京官康有为，时人把张荫桓称为“戊戌变法的幕后大人物”，诚不我欺也.
张荫桓之所以官运亨通，在于他一方面得到了变法心切的光绪的信任，另一方面在慈禧眼里，也留下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印象：既是一个能干的洋务官员，也是一个懂礼貌的奴才。
前者，甲午战后议和，正是慈禧的认可，张荫桓才得以以全权特使身份出使日本。出发前，慈禧数次召见，并勉励他说，“尔办事勤能，未免遭忌，国家赖尔等辅佐，决不为浮言所动。”而张亦自陈，自从他当上道员以来，慈禧待他恩遇甚隆，每次召对，皆卷帘相见，且必赏饭。
后者，张荫桓深知慈禧贪财好货，因而投其所好，多次进贡奇珍异宝。其中一次，他从海外归国时，即购买祖母绿珍珠两颗，一颗献慈禧，一颗献光绪，献慈禧那颗，远比献光绪那颗更名贵。
考察史料，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并不困难的结论：张荫桓是一个聪明人。他既是一个完全能够胜任职务的能吏，同时也是一个会来事，懂得讨主子欢心的奴才。按理说，这样的人应该一辈子左右逢源，可他为什么会在六十多岁的晚年，还要先遭流放，后被处决呢？
洋人的拯救
戊戌变法的一百零三个日子里，大清有两个权力中心。一个是以光绪为首的显权利中心，一个是以荣禄为首，而幕后支持者则为慈禧的隐权利中心。显权利中心任用康有为等新人，眼花缭乱地颁发除旧布新的各种命令，有时一天里诏书即达十数道之多。
然而，由于保守派或者说旧党的阳奉阴违，再加上大多数封疆大吏的骑墙态度，这些诏书所要求实施的新政，基本没落到实处。隐权利中心除了对新政暗中阻挠和破坏外，更主要的精力则放在了如何说服已退居二线的慈禧再度训政。为了让慈禧训政，离间和挑拔两宫关系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因此，戊戌年中秋节之前，慈禧突然提前两天从颐和园回宫。
慈禧提前回宫，是为了次日，亦即八月初五光绪接见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作为明治维新最主要的推手，光绪希望能听取伊藤博文的建议，甚至据传有聘伊藤为客卿的想法。慈禧认为光绪走得太远了，她必须出面制止。会见时，慈禧出乎意料地坐在了帘子背后，光绪只能和伊藤客气地寒暄了几句就草草收场。会见时，中方陪同人员为张荫桓。
会见结束后，慈禧若无其事地令张荫桓为伊藤精选宝星（勋章），然而，就在次日，慈禧在对光绪一番声色俱厉的训斥后，宣布训政，并下令捉拿乱党康有为。这才有了前文所说的缇骑包围张荫桓府邸，误捉其亲戚一事。
就个人见识和政治愿景来说，张荫桓肯定站在光绪一方，这样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积极向光绪传达当时先进的西方体制，以及引荐惹来大祸的康有为；而就政治敏感和官场生存智慧来说，他绝对不愿获咎于慈禧。
他明白，在这个四万万人的国家里，这个喜怒无常的老女人才是真正的最高决策者。也就是说，他企图在光绪和慈禧之间脚踏两只船，就像在翁同龢与李鸿章之间脚踏两只船一样。他曾经做得非常成功，在两个权力中心都如鱼得水。但脚踏两只船的结果是，当两只船突然朝相反的方向运动，脚踏两只船者必定要落水。
当慈禧宣布训政后，她要惩办的乱党中，第一个就是张荫桓。从慈禧相当赏识的能吏到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乱党，这种势同冰炭的变化，仅仅在于慈禧其实并不完全反对变法，前提是变法不能伤害她一丝一毫的利益。但事实上，这种前提之下的变法是根本不可能的。
因此，这个老女人早晚要出手，而张荫桓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光绪的替罪羊――既然慈禧并不打算废黜已成木偶的光绪，那么就必须严办蛊惑光绪变法的乱党。乱党首领康有为闻风而逃，把康有为引荐给光绪的张荫桓更难逃其责。
张荫桓的结局原本就是像谭嗣同诸人那样喋血菜市口，如是，则历史上就不是戊戌六君子，而是七君子了。
但张荫桓从事洋务的经历救了他一命。戊戌变法时，西方列强所抱态度大多是乐观其成。对列强来说，通过变法如果能诞生一个遵守国际法规的现代国家，显然要比一个自命天朝上国的封建王朝更好打交道。而变法被扼杀，维新人士的命运也深受列国关注――众所周知，康有为和梁启超就是通过日本人的帮助才得以脱身。
对西方各国来说，张荫桓比康梁更重要：他既是出任过三个国家的公使，还曾获得过俄国的圣安娜勋章和英国的大十字骑士勋章。此外，他还曾是中日谈判的全权特使，虽然后来为李鸿章取代，却与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有一定交情。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各国认为，张荫桓是北京乃至全中国惟一懂洋务的政治家，是一个通晓现代体制的人。他们不愿看到这样的人被独裁者送上断头台。于是，英国公使出面了，日本公使以及伊藤博文发出警告了。
慈禧可以宣布训政，可以面斥九五之尊的皇帝，可以对亿万屁民生杀予夺，但她不敢不听洋人的话。（今天的共匪也一样）
张荫桓得以从菜市口的鬼门关走向了通往新疆的漫漫长路。
西人对张荫桓的看重，张荫桓自然清楚。流放路上，他对两个候补知县说，“先前总署遇交涉交议时，或外国使臣有照会须复者，各堂均无主见，群推我主稿，我因众人不谙外交音綮，又不与诸使臣相洽，我不得已出头代办，及至事后，又群忌我擅专。我既被遣，总理衙门更无人了事矣。”
随着流放的路渐行渐远，张荫桓也就慢慢从惊恐中恢复了常态。西人的看重和他本人的自负使他认为，鉴于他是全中国惟一懂洋务的人，而他之所以获罪，不过是同事们的陷害，那么要不了多长时间，他就会东山再起。
在陕西时，他“仍是侍郎势焰，沿途州县，照钦差接送。”不少地方官员也相信，张荫桓才华卓绝，起复是早晚的事，也就不把他当流放的钦犯，而是当朝廷要员。
张荫桓在西安停留时，曾在酒后说及慈禧：“这老太太和我开玩笑，还教我出关外走一回。”把皇太后称为老太太，衮衮诸公面面相觑，无人敢接嘴。
次年早春二月，新疆还是一片冰天雪地时，张荫桓终于抵达流放地乌鲁木齐。当时的新疆巡抚饶应祺是张荫桓的门生，对流放的老师，门生自然加倍照顾。在新疆，张荫桓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吟诗作画，二是等待北京的老太太下旨重新起用。
一年后，张荫桓终于盼来了老太太的圣旨。不过，老太太不是要重新起用他，而是要他的小命。当是时，远离新疆数千里的中国北方，义和拳忽然起于草莽之间，那些念神咒喝神水相信自己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村夫蠢汉，纷纷打出了扶清灭洋的大旗。从隐权利中心招摇到显权利中心的慈禧们大喜过望，他们以为从此再也不必怕船坚炮利的夷人了。
为此，在如同打了鸡血一般的拳民烧教堂，毁铁路，杀洋人以及一切与洋人洋物有关的人――包括那些戴眼镜的人，会说外语的人，曾经打过领带的人――之后，慈禧不惜向西方十一国宣战。既然老太太以为凭义和拳就足以消灭虎视眈眈，经常让自己难堪的洋人，那么，因为怕惹恼了洋人而不曾处死的张荫桓，他还有什么理由活在世上？
庚子年六月初七，六十三岁的大清前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在为他的侄子画完绝笔之作后，引颈就戮于乌鲁木齐。
张荫桓死了，他的乱世功名到此画上了一个草率的句号。但关于他的故事还没完：当义和拳的神兵完全没法抵挡八国联军的枪炮时，北京沦陷，慈禧不得不带着光绪逃往西安。
次年，中外议和时，美、英两国公使均要求中国政府替张荫桓昭雪。美国照会说，“（张荫桓）出使鄙国时尽力尽心，使两国邦交加厚，华盛顿人民闻其被戮，均为悼惜。”英国照会说，“张氏为往贺女王在位六十年之特使，又为前任公使欧格纳与窦纳乐所敬服，凡属英国旧识，对张之死，无不惨悼。”
当年年底，身死塞外的张荫桓被清政府恢复了他曾担任过的户部左侍郎一职。然而，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这种事后的昭雪，不过徒令生者在两分安慰之后，更感八分寒心与悲愤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