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21日（戊戌年八月初六日），慈禧宣布训政，幽禁光绪于瀛台，完成了她一生中的第三次政变（第一次政变指慈禧联合恭亲王诛贬八顾命大臣，第二次政变指慈禧摆黜恭亲王及其领导下的中枢大臣）……表面看来，再次复出的慈禧似乎重新掌握了大清的最高权力，登上了象征权力巅峰的宝座，事实上却未必如此简单吧？
首先，慈禧执政的合法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她发觉自己居然无力直接废掉至亲至仇的光绪了。
其实，早在慈禧垂帘之初，大清的朝堂之上就一直流传着一种杂音，部分朝臣虽不敢明确表示心中对慈禧的反对，但私下里却不断地用“牝鸡司晨”这样的词语表达来对一位女性执政者的不满与嘲弄。
更重要的是，慈禧之所以能获取“垂帘”的资格，则完全来源于端坐在她前面的那个合法继承大统之位的儿皇帝。实质上，慈禧和儿皇帝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没有慈禧的垂帘掌舵，儿皇帝大概恐难成大事；而如果失去儿皇帝的合法大统地位，慈禧手中的权力魔杖就失去了最强势的依附点……如今，她虽然凭借维新派“围园杀后”的口实幽禁了光绪，但同时也等于亲手抽掉了自己垂帘听政的合法基础，将自己置于一个下盘空虚的最高权力的空心宝座之上。
虽然慈禧后来采取了各种补救措施，诸如宣布光绪为大逆不道、图谋不轨的不孝逆子，老太太再次训政纯属被逼无奈之举；同时还宣布光绪是自主退位，是由于自身患上重病的原因而退位；甚至还另外册立了载漪的十五岁儿子爱新觉罗·傅儁为大阿哥，但是始终还是没敢下手直接废掉光绪。究其原因，大约由以下两点：一、来自于体制内的反对声音。在慈禧命亲信荣禄向诸位重臣们探询口实时，以两江总督刘坤一为代表的封疆大吏们则以“君臣名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的理由对此表达了警告与反对。二、来自外部势力的干涉。事实上，出于在华的自身利益考虑，列强们需要的是一个改革弊政、子民们拥有一定消费能力的大清，而不是一个积贫积弱、千疮百孔的大清，所以他们在一开始就对光绪的改革新政表示了支持，而当慈禧以疾病为由软禁光绪的时候，他们更是表达了不解与愤怒，甚至还派了一位法国医生进宫为光绪做了一次体检，结果查明光绪只是患了比较严重的肾炎而已，远非不能上朝理政的地步，这就让慈禧的谎言不攻自破……
尤其是后来经过逃亡的康、梁等人在海外的渲染鼓噪之后，慈禧训政的合法性更是在海内外都引起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大清的子民们虽然无法像今天的我们这样上网发表自己真实的想法与见解，但是常识还是会让他们私下里对慈禧的种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发表猜测性议论的——防民如防川，晚清亦概莫能外……
第二，端坐在空心宝座上的慈禧发现自己不仅无法直接废掉光绪，甚至对各地方督抚的掌控能力亦大不如前。
戊戌政变之后，按照老慈禧失去理智的撒泼打滚的疯劲，怕不是又要搅个天翻地覆，更换甚至杀掉一批与自己不对付的大官要员来泄愤？然而此时的老慈禧发现自己居然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原因大致如下：一、在慈禧亲信的大臣之中，能够驾驭一方、担当封疆大吏之类重要角色的人才几乎是微乎其微，一个社会，如果只重用奴才而不重用人才，执政的空心化迟早也会到来的；二、凡朝中稍微明事理的大臣，有几位不明白改革势在必行，又有几位没与维新派有或多或少的瓜葛——难道你真能为了个人极权而杀尽天下英才？三、如果大清还像康乾盛世时期那样处在一个国泰民安，没有海外列强虎视眈眈的朝代，即使杀尽天下英才又何妨？关键的是如今的大清正处在风雨飘摇的内忧外患之中，人民不断地从昏睡中醒来——难道你真能杀尽天下所有报晓的雄鸡？所以，老慈禧除了在后宫发射下个人淫威，打死几位小太监并在逃亡山西前将珍妃投井杀害外，外朝大臣中则除了将直接参与并执行过维新新政的张荫桓、陈宝箴等人贬逐外，其余大臣均相安无事。
1900年6月21日（农历五月二十五日），慈禧由于受到刚毅等朝臣的蛊惑而罔顾时势，摆出了一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岸凤姿，利用数十万义和团拳民的力量向大清的所有邦交国同时宣战，并通谕各省督抚“保守疆土、接济京师、联合一气、共挽危局”。然而，此时担任地方督抚的多为对时局颇为了解的汉人大臣——如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这些人，他们在细思极恐之后，通电互保，拒不受命。
自慈禧对外宣战后，宣布保持中立、参与东南互保的省份竟达到十三省之多，而且参与其中的多为当时的名臣，包括：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等人。此时此刻，反倒是掌握大清最高权力的老慈禧遭到了空前孤立，最终在悲愤伤痛之余，老慈禧居然拿诸位“反臣”毫无办法，既不敢下旨严惩，还不得不降低心志，一再向宣布中立的大臣们解释，希望争取他们的谅解与支援。
写到这里，有人不禁会问了，为什么这些封疆大吏们敢于突然向淫威四射的老慈禧说“不”？难道他们就不怕秋后算账？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这是一场错误的原因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发动的错误的战争，老慈禧企图借助一群乌合之众与西方十一列强同时宣战，无异以卵击石，必败无疑。二、如果首都没了，老慈禧也没了，除了联名互保之外，还有比这更好的出路吗？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宣布中立就等同于保住了大清的半壁江山，不但无罪，反而有功。四、诸位自保大臣之所以敢于抗命，纯粹是由于慈禧的瞎折腾给逼出来的，抗命的目的并不是直接对抗慈禧，而是为了不去瞎搀和，不让治下的老百姓遭灾。五、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的身后都有各自所代表的外部列强的支持，这才是促使他们最终放胆与老慈禧一搏的根本原因：即使老佛爷日后归政，还必须依靠他们才能与列强达成和解，又能拿他们怎样？
东南互保，既保护了河北、山东以外的地区免遭义和团与八国联军的双重蹂躏，同时也使得地方的政治军事权力进一步扩张，中央的权威则大幅下降，进而造成各省的革命势力得到空前的积蓄、酝酿、发展与壮大……后世的执政者们至少可以从中学到以下三点：一、尽量少折腾，更不要无知无识地无休止无羞耻地折腾；二、治国理政不是过家家，不能想一出是一出，要有着眼于现实做好中长期规划；三、强权在无法给老百姓带来更多的福利和实惠而只能带来灾难时，最终一定会在内外合力的夹击之下自行崩溃……
令人颇为感慨的是，就在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慈禧逃往陕西西安的时候，众公卿居然商量着成立中华民族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制国家”，并有意推举李鸿章为第一任大总统……可惜的是，老慈禧只用一纸小小的电令便击碎了李鸿章及其支持者的美梦，迫使他返京与列强签订和谈协议……究其实质，估计有两点：一、彼时的李鸿章手中尚未掌握兵权，如果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尚存，或者他像后来的袁世凯那样握有一支实力不俗的新军，恐怕中华史上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自非李鸿章莫属吧？二、彼时的李鸿章已经是一位七十八岁高龄的老人了，既无太多的英雄气概，同时恐怕还得为自己的“青史留名”做些像样的打算……所以，一个行将朽木的人，与其当乱臣贼子，又何如做一个孝顺忠臣呢？也许，这大概就是那年那月的人们的最真实想法吧！
当然，这些都不过是后人的猜测与假设罢了，至于那些当世之人，则犹如身处种种迷局中的棋子，往往都是身不由己地被那根隐形的魔杖牵引着一步步朝着最符合切身利益的方向往前拱吧？
第三、慈禧有能力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却已无力摆平朝中“反动的守旧派”。
“庚子西狩”归来后，大清朝的上上下下终于意识到“非变革不能救大清也”！慈禧之所以最终拍板定调“大清预备立宪”，一是因为她听说“宪政”这玩意儿可以让爱新觉罗家的皇权统治延续千秋万代，二是革命党派人炸伤了满清派出国门考察的五大臣，这反倒愈发坚定了老慈禧“学习西方搞宪政”的决心——敌人反对的我们就必须拥护嘛！
大清的统治系统堪比是一种权力自上而下的金字塔，我们大致可以将其粗略地划分为五个阶层：第一层，老慈禧高高地端坐在金字塔的顶端，把持着生杀予夺的最高权力；第二层，以庆亲王为首的八旗亲王贵胄，他们分别把持着军机处与总署衙门等最高权力机关左右朝政，同时还把持着卖官鬻爵的登天之梯往自家腰包捞钱；第三层，各部大臣；第四层，封疆大吏；第五层，学子士绅……
当晚清的改革进行到第五层，也就是废八股科举剥夺学子们晋升之梯的时候，慈禧的态度是异常坚决的，即使有学子因跪地绝食请愿而死亡也无法阻挡老太太迈向“大清预备立宪”的豪迈脚步……
然而，接下来，当改革进行到第三层——宣布裁撤各部堂官的时候，当满朝文武跪倒在颐和园门口和慈禧行宫拉横幅请诛袁世凯的时候，老太太就有点扛不住了——那颗“老而弥坚”的凤心明显开始随风摇曳碎八瓣了……
及至改革进入深水区——开始裁撤军机处、搬起石头砸八旗勋贵的奶酪的时候，当满清的王爷贝勒们愤而集体群殴改革中坚袁世凯的时候，躲在帘子后面偷窥动静的老太太不仅没有出面阻止，反而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那颗“老而弥坚”的凤心终于随风吹散碎一地了……
最终，晚清的最后一次改革以老慈禧与袁世凯的一次亲切握手而告终，诚如慈禧所言“给后人留下一个美好的念想吧”！晚清的改革无果而终，我认为大体上有以下四点原因：一、慈禧本人出于对改出一个“袁世凯独霸军政大权局面”的恐惧，所以她必须及时刹车；二、晚清的财力有限，根本无力做好庞大的下岗官员群体的安置工作；三、晚清的资产阶级力量薄弱，根本无法像日本明治维新期间的财阀集团那样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四、慈禧已经行将老迈，她可不想在有生之年让改革毁掉大清江山于己手，死后也无法去地底下见爱新觉罗家的列祖列宗啊，所以她也只能将这个难题留给后辈去解决了……
第四，大清深陷塔西佗陷阱，慈禧已无法打赢国内外的舆论战。
前面已经提到，晚清进行得比较成功的改革就是废科举办新学——晚清在逐步剥夺学子们科考晋升空间的同时，也为他们指明了另外一条出国留学的道路：凡是学子们出国留学获得的资质，晚清统治者们一概照认，而且还可以让这些“海龟派”入朝为官……
问题来了：一、晚清的官场早已臃肿不堪，卖官鬻爵风行，哪里能安置这数以万计的“海归派”？二、既然晚清的体制内部无法消化吸收这些“海归精英”，那么他们就只能在体制外自谋职业，如此一来，他们对晚清的向心力与认同感是不是会降低？三、尤为重要的是，一旦晚清的青年一代们接触到西方的新思维并切身感受到中西之间的真实差距，巨大的落差感会不会敦促他们去寻求另外的救国之道？
虽然后世流传着一条“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至理名言，可是当年的那些书生们可不像传说中的这样无用啊！他们要么积极投身到回国兴教育办报纸传播西方启蒙思想与价值观之中，要么积极投身入成立各种组织去摧垮腐朽没落的晚清王朝的运动之中……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岂是腐朽没落、风雨飘摇的晚清王朝所能抵御？
令人感到难能可贵的是，躲在深宫内苑的晚年慈禧居然也戴着老花镜读起了报纸，可是大家想想，她所能读到的都是一些什么报纸啊？那可都是一些由内务府精挑细选后描写风花雪月、无关敏感题材的报纸啊！至于真正的民情民意与国际大局，老慈禧却依然无从了解……唉！这不正是专恃统治的另一大悲哀之处吗？上下民情民意不通，掌握实权的最高统治者对国际时局的把握几近愚昧无知！
可以说，晚清统治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舆论战”的重要性，当他们还躺在深宫内苑做梦的时候，报纸这种新型媒体的出现已经让他们从一开始就输了。当时的境况是，不单是国内的民办报纸对满清的统治不再抱有认同感，对其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就连国外的报纸也不断地对慈禧废光绪之后的统治合法性提出质疑，甚至对大清整体执政的合法性也提出了各种质疑，而大清的统治者们对此却只能是莫奈若何，无法打响一场绝地反击的反击战。
当然，在一片质疑声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孙文出现了，他自始至终就不相信“大清立宪”一说，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本质就是打着“立宪”的幌子行苟延残喘地续命之实。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在慈禧统治的晚期，权力的空心化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一方面，专恃统治的基础正在动摇，弄权者所惯用的“指鹿为马”、“杀鸡骇猴”等把戏已经失去其欺骗性与威慑力；另一方面，民众对改变自己命运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民族主义空前高涨，这也为袁世凯这种政治强人的横空出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晚清改革的失败，归根结底是因为谁也没有最终能力去解决那对最根本的矛盾：大清江山究竟是姓爱新觉罗还是“还政于民”？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任何企图借尸还魂——借改革之名行专权之实的行为都会被无情地碾压得粉碎！无论是老慈禧还是袁世凯还是张勋，在滚滚的历史浪潮之前都毫无招架之功，只能被无情地吞没，留下千古遗恨与骂名……
当时光进入崭新的21世纪，避免历史的重蹈覆辙更应该成为每一位有识国民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