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门
来正午之前，我在《财经》杂志和财新传媒做了八年的“法治”记者，报道重大案件和社会冲突，做对抗性采访，奔跑在新闻现场。后来，报道尺度收紧，这种机会越来越少了。
重要的社会矛盾，都会体现为各种刑事案件，以审判来收场。在我看来，法庭是非常重要的新闻现场。可惜，司法不够公开，我偶尔才能以非记者身份混进去。各种混法院的方法，现在不想再说了，都是各种各样的奇葩故事。当时，不能拿纸笔，害怕暴露记者身份，又想记录案情，只好把录音笔放在胸罩里。开庭前，神经紧张，反复跑去厕所检查，确认录音笔在正常运作；庭审时间很长，录音笔就在胸前发热，发烫，心跳随之加速。我像做贼一样采访，坐立不安，左右旁顾，一直害怕被哪个摄像头发现。
2008年，我刚当记者。那年冬天，我要去旁听新华人寿前董事长关某的案子。被拒绝后，我想办法进入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法庭的门口，跪在地上，用耳朵贴着门缝听。
突然，一个年轻男子朝我走来。我仍然记得，他身材很高大，是圆脸，皮肤看上去很好，像唐僧。他自称是研究室工作人员，那是和记者对接的宣传部门。他很客气地请我离开。我求情：“再听一会儿，就一会儿。”他微微一笑，离开了。
我继续趴着听。突然，一股妖风吹来，门开了。我惶恐抬头，看见了法官严肃的眼睛。很快，那个年轻男子再次走来，身边多了一个领导和法警。法警吆喝着说：“我把她押出去！”他严肃地制止：“放开她，让她自己走。”那一刻，我很狼狈。
后来，我总觉得欠他一句谢谢。几个月之后，终于鼓起勇气，给法院打了电话。对方问我找谁，我面红耳赤地说：“一个身高大概1米8，圆脸的，皮肤很白净的小伙子。”
“这样的人，我们有很多，你找哪一个？”我没有继续，挂了电话。
2、红裙子
在不可多见的法庭上，我旁观了人类的某些终极情感。部分故事的主角已经不在人世，有的至今还在大墙之内。冗长的庭审过程，我早已忘记，留在记忆里的，是一些被告的眼神。
带着镣铐进入或者离开法庭的时候，绝大部分被告都会转身，睁大眼睛，在旁听席上搜寻他最想见到的人，潸然泪下，或者强装平静地回首凝望，也有哭喊着挣扎的；也有在法庭上晕倒的。刹那间，好像人世间所有的感情都涌进了那双眼睛，痛苦、悔恨、留恋、恐惧、绝望或者热望。
现在，我想谈的是一个男人的眼睛，当他回眸的时候，充满冷静、温存、绝望和眷恋，同时，那目光还让我感到一股寒意。他是一个被指控贪污罪的高官，犯罪金额约500万，买了北京西山附近的一套公寓。
宣判那天，旁听席上稀稀落落地坐着几个人。一名中年妇女，坐在旁听席右边的角落，一声不吭地注视着审判席。在她脸上，有我平生没见过的静默的忧伤。我就在她附近，但是，没敢多看她。由始至终，几乎感觉不到她的呼吸。
宣判前，一个年轻艳丽的女子走来，一袭红色的裙子，蹬着高跟鞋，戴着闪亮的银色的耳线，犹如出席婚礼。她坐在我后排的左方，和那个中年妇女，隔着法庭的过道。
被告50多岁，是一个局级技术型官僚。从农村读书奋斗出来，前期仕途并不顺，和城市人出身的妻子始终有隔阂。他管新疆的项目，经常出差，同一路线，长途飞行，爱上了一个空姐。他想离婚，可是妻子不同意，三角局面持续很多年。也许是愧疚，他想用一套房子安顿那个空姐。买房子之后，不知道哪个线索被发现，他案发了。侦查人员找空姐讯问，她没说。检察院以包庇罪批捕，把她也抓了。后来法院判了缓刑，不用收监。
法警押着他穿过旁听席进入法庭。他转身扭头，眼睛在飞快地寻觅着，最后看着我身后的左方。
法官宣读的判决书，是出乎意料的重判——无期徒刑。就算减刑出狱，他也白发苍苍了。我斜眼偷偷看了一下那个中年妇女，她一动不动，还是很沉默。法警把被告押出去时，他又转身，看着那个红衣女子。
过了几秒钟，她才如梦初醒般猛然站起来，奔跑着追随出去，对着她同来的女伴大声说：“快，快，去问问家属能不能见面？！”
那个中年女人，仍然默不作声，走出法庭门口，无力地靠着墙。我是记者，但是没敢上去问，她对这个判决持什么看法。
交稿后，编辑说我，没有在文章中注明他和某个女人的情人关系。也有好朋友拿着杂志挑剔说，别的报纸把他和那个女人邂逅的情形写得很生动，包括见了几次面才上床。我想说，如果你看到活生生的人，就会不忍心下笔了。
某一个夜晚，我和被告的律师在北京海淀的某个露天广场喝啤酒。正如我所料，他说那个中年女人就是被告的妻子，红衣女子是情人。妻子一直不愿意离婚，可是郁结于心，患上了乳腺癌。宣判后，律师去看守所会见，被告请律师转告妻子，所有属于她的，他都不会拿走；告诉那个空姐，找个好人家，嫁了。
见到律师，妻子落泪了，说婚姻有名无实，把一个女人最美好的青春都耗掉了。
3、冰淇淋
2011年3月，某个夜晚，天很黑，风很大。和朋友告别后，我独自走进大望路地铁口。隧道里传来流浪歌手的歌声和吉他音乐。我随手掏出手机一看，有未读短信，“你好吗？罗记者，我很想念你，XXX ”短信有落款，可是，我完全想不出那是谁。
我毫不迟疑地给对方回了电话。
电话的另一端是女人，我喊了一声她的名字，然后：“我很好，你呢？”
她说：“你那边有人在唱歌，是吗？”停顿了一下，她接着说，“我开始工作了。单位让我继续上班了。”
我终于想起来了，是她，那个精神病患者，曾多次被家人强制送进精神病院。
几年前，她害怕家人再送她去治疗，就从单位不辞而别，从东北逃到北京，向律师和媒体求救。我一直关注“强制送治精神病院”的话题，有律师帮她约了我，所以我就去西单见了她。
那是寒冬的下午，我们约了在君太百货门口见面。未见面时，我在电话里喊她李小姐。可是，见到她的时候，我怔住了。那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啊，头发是自然卷的，既粗又硬。脸上皮肤很粗糙，有明显的斑痕。她时刻保持警觉地四周扫视，紧张地抱着一个袋子，好像很多东西，满满一怀抱。我有点忘了，不过，仍然记得我和她握手了。
我带她去了马路对面的肯德基，都点了一杯饮料。她坐下后，用很小的声音和我说话，仍然保持警觉，提防着邻座的人。
她说是大专毕业的，在司法机关工作，但是，属于非业务岗位。她这几年来被父母送进精神病院很多次了。每次进去，一关就好几个月，可是得不到合适的治疗，经常是电疗。据说，电疗会磨损人的神经，让记忆力渐退。
我问她被送精神病院的原因。她说，她觉得她的父亲不是她的亲生父亲。所以，她一直要求DNA鉴定。
我问她，为什么怀疑他不是真正的父亲呢？
她说，从懂事开始，她父亲就开始窥视她洗澡，换衣服，想得到她。
“他对你有语言还是行为方面的表示？”
“是行为。”因为工作后，父亲不让她在外面租房子，非要在家里和父母一起住。她认为，这表明他想长期占有她。
“你和母亲说过吗？”
“说过了，可是她也很坏。她经常把我骗回家，然后她就去厨房干活，让我单独和父亲呆在一起。”
“那他欺负过你了吗？”
“没有，因为他知道我会反抗。”
她又说：“他们买通了省里的公安局，做出DNA鉴定结果说我是他的亲生女儿。我还想偷他的头发，再去做一次鉴定。我觉得，他们肯定是谋杀了我的亲生父亲，我不是他生的。”
听到那里，我再也喝不下饮料了，很想离开，她的逻辑很强大，很固执。我对那个奇异的世界忽然感到害怕。
但是，她还在诉说，她说她很难过。我继续听着，注视着她，她像一个刚从黑房子走出的人，敏感、胆小、多疑和警觉。她一边说话，嘴角一边冒出白唾沫。
她说很害怕回到家乡那个城市，一辈子就被他控制了。但是，她身上没什么钱了。逃来北京很多天，钱也花得差不多了。
我劝她赶紧回去，一定不能丢了工作，必须独立谋生。另外，以后不要四处说她父亲的事，那样会促使她再次入院。我装出一副很有见地的样子，坚定地说，你一定要回去，他们肯定不会再送你进精神病院的。
她像个怯弱的孩子，无助地看着我：“真的吗？他们万一再强迫我进去怎么办？我害怕吃药，也害怕被电疗。你说，我能在北京找到工作吗？我听新闻说，桑兰和她保姆不好了。我去找桑兰，说给她做保姆，可以吗？”
我看着她，重复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留在北京，回家吧，我让律师给你父亲打电话，告诉他，如果送你进去，会有法律后果的。
她忽然站起来，要去买冰淇琳。她说，每当胸口闷，心情不好的时候，吃个冰的东西就能喘过气来。她坚持要请我吃。
她说话的时候，眼神有点涣散，嘴角也始终有白唾沫。我吞不下冰淇琳，一直握在手里。她大口地吃，问我，你为什么不吃啊？
我抿了一口，可是觉得胃都顶在心头了。我突然想起我和她握过手，想去洗一下，却为那一刻不自觉的恶心感到自责。
后来，我们是在地铁站里分手的。我着急去另一个地方赴约。地铁人潮汹涌，我回头搜寻了一下，她的身影很快就被拥挤的人流冲走。我想，也许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她了，很多采访对象都是这样。
可是，那一夜，突然收到她的短信，听到她的声音。我仿佛又看到她那双怯怯的、对我充满信任的眼睛。她又问我，罗记者，你说，我能在北京找到工作吗？
我忽然激动起来，站在地铁口的扶梯旁边，大声说，“你不要来，千万不要来北京，就在家乡好好工作，会好起来的。你要相信我，我们在北京都过得很艰难的，不容易。”
“真的吗？”
我再次坚定地对她说，“真的，你相信我。”
不记得我是如何挂了那个电话。夜里的地铁，除了我，只有流浪歌手在寂寞地唱歌。风很大，把我裹住了。我恍惚了，往隧道里走了几步，发现走错了，又走出来。
我过去问歌手，“你唱的歌叫什么名字？”他翻开琴谱说，“《女人的选择》。”我往地上的吉他袋子里放了五元钱。那是我给流浪歌手最慷慨的一次。
4、羊肉
2011年的寒冬，我在宁夏海原县采访政府行政中心搬迁一事。政府为了征地建楼，几千个村民几乎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家园，寒冬也只能睡在羊圈里。当地一个叫马忠琦的人认为，“县城大事，匹夫有责”，在2010年发表了20多篇批判性博文。当年9月，被国保大队调查，然后被检察院以逃税罪批捕。2011年3月，马忠琦被一审法院判决三年半有期徒刑，罚金10万元。
冰天雪地里，我坐车进村采访，打开车门，想拍照片，手被冻硬了，按不下快门。积雪很厚，靴子湿了，双脚冷得疼痛难忍。我敲门采访，回民的农妇用体温温暖我冻僵的手脚，给我做了酸菜土豆面条，让我坐上热炕，盖上毯子。尽管有很多虱子，咬得我浑身发痒。但是，我没说。
农妇问：“面条好吃吗？”
“只能吃一顿。太饿了，想吃肉。”
“你真老实，没说假话。我们几个月才能吃一顿肉。地被征了，屋子被拆了，出去打工，人家嫌我老。明年连酸菜面都没得吃了。”
回到县城，海原宾馆的餐厅喜气洋洋，检察长西装革履，等候电视台的采访，采访主题是该院的精神文明成果。我跻身席间。餐桌上，气氛愉快，笑容绽放。我思量良久，鼓足勇气，抓住机会侧身提问：“请问检察长，马忠琦的案件进展怎么样了？”笑声顿时消失，我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检察长拉下脸，没正眼看我，抬手一摆。旁边的官员也低头摇手，叫我住口。不过，很快，检察长笑容重现，其他人的谈笑附和声也像渐渐涨潮的海水。
一个回落之后，我深呼吸了一下，再次注视检察长，接着问：“马忠琦已经补缴了税款，为什么还要批捕，追究刑事责任？好像不符合刑法第201条的规定？”
检察长生气了，抬头盯着我：“饭桌上，不谈工作。”
我追着问：“我是觉得批捕不正常，另外为什么逃税罪不是由经侦的人来侦查，而是国保大队？”
“你是记者，我尊重你，但是你要注意你的职业道德。案件的信息不能公开。”
“我觉得我的职业道德没问题，案件的程序性信息是可以公开的。”
“对于这个案件，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我只说一句，我是依法办案。”
“可是，刑法第201条明明规定，补缴了税款的人，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检察长脸露怒气。
旁边的副检察长帮忙圆场：“不同情况可以不同处理。”
“法律明文规定的事情，怎么可以不同处理？”
终于没人理我了。席间重新响起海原方言的谈笑声。
过了十几分钟，旁边一个年轻的检察官轻声问我：“罗记者，你也是学法律的？我西北政法大学毕业的，在西安。”
都是学法律的！一种“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油然而生，我连忙笑着把名片递给他。
检察长突然严厉地用手指对着那个检察官：“你什么都不许说！”
年轻的脸庞低下来，后来，再也没抬起过。拿着名片的手悬了片刻，最后，把名片放在餐桌上。过了一会，又拿起来，又放下。
我多么希望他勇敢地，装出一副正义凛然的模样，把名片扔在地上，这样我的心会好受点。
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在村里采访，一天下午，回到县城。一下车，就被几辆警车围住了，闪烁的蓝光照耀得我睁不开眼睛。有人叫了我一声“小罗”。当时，我觉得那个声音无比阴森，像来自地狱。
我拉着行李箱下车，箱子是空的。回县城前，接到官员邀请回宾馆吃饭的电话，就预感会出事。我把所有的采访资料藏在一个农民家里了，而且给正在国外的丈夫打了电话，说有可能遇到麻烦。
警察下车，要强行拉我的行李箱。我不愿意，一路拉着走回宾馆。大堂沙发上，坐了几个宣传部的官员。他们盘问我，要求删掉手机里的采访照片。在操作的过程中，手机没电了。折腾到半夜12点左右，我鼓起勇气，用很坚定的姿态走回房间。他们没拦截我。
关门后，从窗户看下去，发现了几辆警车仍然驻守着。我很害怕，浑身发抖，抖得身体不能舒展，躺不下来。我只能坐在床上，双手抱膝。手机充上电了，很多朋友打电话进来，问我情况。我才知道，我老公联系不上我，就着急地找我国内的好朋友帮忙。朋友把这个事情发到微博上，我的读者和媒体同行都很仗义地转发了。一个《中国青年报》“冰点”的记者把宁夏自治区新闻发言人的手机号码公布在微博上。
凌晨2点左右，窗外的警车突然陆续开走。我打电话给杂志社的领导，问应该怎么办？他说赶紧撤退。我打电话给一个采访对象求助。凌晨5点，他开车过来，我马上跳进车里。我们在环城高速跑了几圈，确定没有人跟踪，就去那个农民家里取采访笔记，然后飞奔去另外一个县城，我再坐大巴去银川。那个县叫同心，盛产优质羊羔肉。
我透过车窗，看着天色慢慢变亮，太阳缓缓地升起来，大地被金灿灿的阳光笼罩。我心情好了，去到农贸市场，看到羊肉都是一整只一整只倒挂着卖。我让卖肉的人切了半只，用蛇皮袋把肉捆起来，抗在背上，坐上一个农用拖拉机去车站。黄土高原的西北风很凛冽，在拖拉机上迎风站着，脸真的像被刀子割着一样疼。
到达北京后，羊肉的血水融化了，流淌出来了。我发完稿子，就邀请了曾经仗义相助的网友来家里喝酒吃肉。那时候，我住在北京通州的一居室。好像来了十几个人，有财新传媒的同事，也有刚认识的媒体同行。家太小，就盘腿坐在地上吃，喝了啤酒和白酒，吃了我做的手抓羊肉。
“冰点”的记者也来了，他长得很好看，又黑又大的眼睛，言谈举止都透露着才气。他喝得满脸通红，让我用粤语和他合唱《铁血丹心》。我唱了，歌声跑调了，大伙笑了。几年后，那伙人都散了，有些人不再做新闻了，联系也少了。此刻，我很想念他们，也很想念那个晚上，想念得想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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