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
身边有两位朋友，都是年轻有为，可称为同辈中的人才，在各自的领域都是拔尖。一位已经财务自由，虽然有能力去全世界，但并不妨碍她坚定留在中国，目标是成为中国的索罗斯；另一位则从早年的媒体人转行移民行业，虽然肉身在国内，口号却是“早发财早移民”或者“早移民,早发财”。
中国还是美国？肉身与灵魂的回答并不一致，各人的选择也有不同，但却都体现了这个时代的中产的典型特质（虽然他们或许认为自己已经不属于一般城市中产），其选择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这个时代的中心思想：无论他们对于中国前景看多还是看衰，他们仍旧相信自己能够从这个仍旧在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中寻找到更多商业机会，虽然他们也情不自禁地焦虑着。
如果说创业是过去的流行词，焦虑则日益成为新共识。对于未来财富增长的不确定感以及阶层归属的不安定感，使得焦虑已经是成为中产朋友圈的高频词。撩拨着这类情绪的，无论是鸡汤还是说教，阅读量动辄十万+，而十万+又刺激着更多的人去追寻新的焦虑素材；消费焦虑成为新的产业链，集体焦虑也在这样的氛围中加速升级。
换言之，今日城市中产的焦虑，有其矫揉造作的一面。当过分关注自身、信息源又过分狭小的时候，焦虑情绪有被放大。手机统治人们的注意力，带来的问题之一是，许多人忘记了，朋友圈并不是世界，甚至不是互联网。当在线或者说线上变得无处不在的时候，线下变得尤其可贵，无论对于朋友还是阅读抑或了解现实而言。
我在2016年发起了经济人读书会，主要是一群阅读趣味接近的朋友交流，定期在我的公号《徐瑾经济人》给大家推荐阅读书单。在2017年经济人读书会北京年会上，不少朋友问起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学家刘守英就表示，大家不仅要阅读，更需要多走出去看看，很多大家在朋友圈争论不休的问题，或许答案就在某个工厂或者山村。
刘守英不仅是这样说的，其实他自身也是这样做的。他曾任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算是做过官的经济学家，不仅留洋，更是长期在中国农村调研。其看法其实揭示了一个朴实的道理，关于中国经济未来的道路，可能并不在于顶层设计，而在于基层实践；事实上这也是中国经济过去的成功秘诀，一旦束缚的力量被打开，千千万万的市场主体都会为自身谋福利的同时创造出更大财富。
当然，焦虑感除了对现实的脱焦导致的放大之外，不能不承认，焦虑更多源自对于未来的不确定之感。放在中国经济增速势必不断降低的大背景之下，更长远地看，中国中产的焦虑不过是上半场。今天只是不满房子没有升值，明天可能担心就是负资产，今天担心只是创业没有变现，明天可能思考的是如何体面地再找一份工作，今天抱怨阿姨不够给力，明天可能得亲自动手了。
这三十年来的中国人似乎总给人急吼吼或者风风火火的感觉，与其说是国民性，不如说是时代使然：这是将几百年社会变迁与财富增长压缩在几十年内完成。按照中国人均收入看，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和欧洲《悲惨世界》时代收入相差不大，但是如今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其影响力无远弗届。
中国过去更多是在追随世界，如今至少在焦虑层面，东西已然同构。在《金融时报》评选的2017年大事图谱中，比特币、特朗普与人工智能名列其中。如果说国外中产往往关注其中一两项的话，中国中产则对于其中三项都倾注了不少热情。
国外生活比较稳定，即使遭遇政治冲击，多数中产更关注还是自身职业生涯，对于中国的中产而言，身处专制社会使得他们风险考虑是全方位的，典型如中兴员工跳楼、程序员被骗婚自杀甚至幼儿园虐童，或多或少都揭示了中产生态的脆弱性。他们的幸运在于凭借过去的机会获得了庞大的财富及其相伴随的社会地位的上升，他们的劣势在于这种地位的脆弱性：运气加诸其上的，运气也可以夺走，在“事情”降临之前，中产的生活似乎很惬意，“事情”来的时候，中产们却发现自己无可依仗。更进一步，中产们也日益感受到，未来中国社会会越来越成熟，这也意味着野蛮生长窗口期的关闭，容易的果子很可能已经被摘完了。
2017年，我上半年去了东京游学，下半年又访问了美国，深深感觉海外对于中国崛起的观感变化，中国这些年来由几乎由毫无存在感变为影响无处不在。
离开东京之前，我拜访了东京证券交易所，中午和一群年轻员工聚餐。他们出身名校，举止得体，能够顺利进入大公司也预示着其职业生涯的安稳，甚至多数人都会获得公司出资的海外MBA的训练机会，可以说日本年轻人中最幸运的一批。好几位去过中国，正在努力学习中文，问他们对于中日印象，他们一时陷入短暂的思考。此刻一个年轻人打破沉默，只在中国呆过三个月的他说，去了中国之后，感觉东京生活“没意思”。或许中文不太熟练，他的回答少了日式婉约，更为中式的直接，却无意间也道出了中国社会的奇怪魅力，混乱而生动。
混乱意味着无序，也孕育着机遇的阶梯。如果问我对于中国经济甚至中国未来有没有信心，我的信心就来自于这里。中国经济的未来，本质不应该指望某种暴风骤雨般的剧变，而是来自市场自身持续不断的演化力量。或许，当我们回顾这个时代的时候，改变中国人最大的并不是某个文件或者政策，而是微信以及共享单车、滴滴之类看似普通的技术创新，无论好与坏。经济是重要的，或许比经济更重要的是政治，但归根到底，技术革命比经济与政治更加重要。当经济决定所有人的福利，政治决定所有人的命运，拯救所有人的希望却在技术身上.
身边有两位朋友，都是年轻有为，可称为同辈中的人才，在各自的领域都是拔尖。一位已经财务自由，虽然有能力去全世界，但并不妨碍她坚定留在中国，目标是成为中国的索罗斯；另一位则从早年的媒体人转行移民行业，虽然肉身在国内，口号却是“早发财早移民”或者“早移民,早发财”。
中国还是美国？肉身与灵魂的回答并不一致，各人的选择也有不同，但却都体现了这个时代的中产的典型特质（虽然他们或许认为自己已经不属于一般城市中产），其选择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这个时代的中心思想：无论他们对于中国前景看多还是看衰，他们仍旧相信自己能够从这个仍旧在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中寻找到更多商业机会，虽然他们也情不自禁地焦虑着。
如果说创业是过去的流行词，焦虑则日益成为新共识。对于未来财富增长的不确定感以及阶层归属的不安定感，使得焦虑已经是成为中产朋友圈的高频词。撩拨着这类情绪的，无论是鸡汤还是说教，阅读量动辄十万+，而十万+又刺激着更多的人去追寻新的焦虑素材；消费焦虑成为新的产业链，集体焦虑也在这样的氛围中加速升级。
换言之，今日城市中产的焦虑，有其矫揉造作的一面。当过分关注自身、信息源又过分狭小的时候，焦虑情绪有被放大。手机统治人们的注意力，带来的问题之一是，许多人忘记了，朋友圈并不是世界，甚至不是互联网。当在线或者说线上变得无处不在的时候，线下变得尤其可贵，无论对于朋友还是阅读抑或了解现实而言。
我在2016年发起了经济人读书会，主要是一群阅读趣味接近的朋友交流，定期在我的公号《徐瑾经济人》给大家推荐阅读书单。在2017年经济人读书会北京年会上，不少朋友问起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学家刘守英就表示，大家不仅要阅读，更需要多走出去看看，很多大家在朋友圈争论不休的问题，或许答案就在某个工厂或者山村。
刘守英不仅是这样说的，其实他自身也是这样做的。他曾任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算是做过官的经济学家，不仅留洋，更是长期在中国农村调研。其看法其实揭示了一个朴实的道理，关于中国经济未来的道路，可能并不在于顶层设计，而在于基层实践；事实上这也是中国经济过去的成功秘诀，一旦束缚的力量被打开，千千万万的市场主体都会为自身谋福利的同时创造出更大财富。
当然，焦虑感除了对现实的脱焦导致的放大之外，不能不承认，焦虑更多源自对于未来的不确定之感。放在中国经济增速势必不断降低的大背景之下，更长远地看，中国中产的焦虑不过是上半场。今天只是不满房子没有升值，明天可能担心就是负资产，今天担心只是创业没有变现，明天可能思考的是如何体面地再找一份工作，今天抱怨阿姨不够给力，明天可能得亲自动手了。
这三十年来的中国人似乎总给人急吼吼或者风风火火的感觉，与其说是国民性，不如说是时代使然：这是将几百年社会变迁与财富增长压缩在几十年内完成。按照中国人均收入看，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和欧洲《悲惨世界》时代收入相差不大，但是如今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其影响力无远弗届。
中国过去更多是在追随世界，如今至少在焦虑层面，东西已然同构。在《金融时报》评选的2017年大事图谱中，比特币、特朗普与人工智能名列其中。如果说国外中产往往关注其中一两项的话，中国中产则对于其中三项都倾注了不少热情。
国外生活比较稳定，即使遭遇政治冲击，多数中产更关注还是自身职业生涯，对于中国的中产而言，身处专制社会使得他们风险考虑是全方位的，典型如中兴员工跳楼、程序员被骗婚自杀甚至幼儿园虐童，或多或少都揭示了中产生态的脆弱性。他们的幸运在于凭借过去的机会获得了庞大的财富及其相伴随的社会地位的上升，他们的劣势在于这种地位的脆弱性：运气加诸其上的，运气也可以夺走，在“事情”降临之前，中产的生活似乎很惬意，“事情”来的时候，中产们却发现自己无可依仗。更进一步，中产们也日益感受到，未来中国社会会越来越成熟，这也意味着野蛮生长窗口期的关闭，容易的果子很可能已经被摘完了。
2017年，我上半年去了东京游学，下半年又访问了美国，深深感觉海外对于中国崛起的观感变化，中国这些年来由几乎由毫无存在感变为影响无处不在。
离开东京之前，我拜访了东京证券交易所，中午和一群年轻员工聚餐。他们出身名校，举止得体，能够顺利进入大公司也预示着其职业生涯的安稳，甚至多数人都会获得公司出资的海外MBA的训练机会，可以说日本年轻人中最幸运的一批。好几位去过中国，正在努力学习中文，问他们对于中日印象，他们一时陷入短暂的思考。此刻一个年轻人打破沉默，只在中国呆过三个月的他说，去了中国之后，感觉东京生活“没意思”。或许中文不太熟练，他的回答少了日式婉约，更为中式的直接，却无意间也道出了中国社会的奇怪魅力，混乱而生动。
混乱意味着无序，也孕育着机遇的阶梯。如果问我对于中国经济甚至中国未来有没有信心，我的信心就来自于这里。中国经济的未来，本质不应该指望某种暴风骤雨般的剧变，而是来自市场自身持续不断的演化力量。或许，当我们回顾这个时代的时候，改变中国人最大的并不是某个文件或者政策，而是微信以及共享单车、滴滴之类看似普通的技术创新，无论好与坏。经济是重要的，或许比经济更重要的是政治，但归根到底，技术革命比经济与政治更加重要。当经济决定所有人的福利，政治决定所有人的命运，拯救所有人的希望却在技术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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