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欧盟和日本开始创建新的共同市场，这个新的共同市场能否最终建成当然具有不确定性，但是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趋势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和想象，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挡世界经济格局的这种演变趋势，很可能重新成为局外人。正如罗德里克在《全球化的悖论》中所说的那样，全球化还在继续，世界只是在寻找一种合适的全球化，而不是失控的全球化，以便走出全球化发展的悖论。
面对美欧日的联合，我们应当如何应对？至少有以下几种看法对于我们选择正确的应对方法是非常有害的：
第一，美、欧、日各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不可能、至少在短期内不可能建立这样一种新的共同市场。这种期待别人失败来让自己走向胜利的想法是非常阿Q式的，在思维逻辑上仍然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权谋之术；
第二，不管美欧日如何作为，都改变不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消费市场，西方不会轻易放弃。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作用不可能被替代。并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可以改变世界，但世界离不开我们，我们都在一条船上。这可以说是严重的误判。
我们总喜欢讲”朋友是暂时的，利益是永恒的”，西方世界不会因为某种道义上的诉求而轻易放弃中国市场，只要中国的市场对西方世界稍加开放就没有化解不了的冲突。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西方世界为了”公平贸易”的道义，就是可以放弃中国市场。如果我们还要推出更为严厉的制裁西方在华企业的政策，那么恰好满足了美国等国政府所希望的外包回岸的政策目标。其结果很可能是成人之美，而不是损人利己。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确实举足轻重，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弱点，即中国处在全球产业链的末端，具有很高的可替代性，从而很容易通过两个渠道被替代：一是伴随着国内成本上升加工制造业会逐渐向境外转移；二是因为有新的竞争对手的加入而被替代。
当然像越南和柬埔寨这样较小规模的经济体加入竞争，我们可以不必担心，但是今天有印度和南亚次大陆国家的相继加入，这就不能小觑了，因为他们的经济体量加总在一起足以构成对中国的替代，这也是决策层急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原因所在。
根据以上各点，我们必须认真地对待美欧日的结盟可能对中国带来的冲击。
最近刚刚去了次日本北海道，参观了日本最早对外开放的涵馆港，初步了解了日本的对外开放史。认识到日本之所以能够在亚洲率先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就是因为日本采取了与先进的西方接轨的方法，而不是像在此之前的中国，粗暴地采取了拒外的做法。
1854年美国海军到达涵馆港，日本废除了德川幕府200多年的”锁国”政策，缔结了日美和亲条约，这个条约是在美国的军舰上签署的，日本德川幕府的代表‘松前番’和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各自代表本国的政府签署了被称之为”门户开放”的条约。随着这一条约的签署，日本以开放促改革，迅速走上了维新的道路，于是便有了明治新政。
明治元年（1868年），保守的幕府残兵攻占涵馆（旧称箱馆），试图阻止日本的对外开放，结果酿成了明治维新后的一次内战。这场内战最后以明治新政府的胜利而告终。于是，日本在通向对外开放的道路再也没有遇到阻力。
反观清代中国，拒绝英国再三要求的自由贸易之请求，最后竟然采取了极度冒险的”以战拒外”之策，虽然成就了像林则徐这样的”民族英雄”，但是却丧失了主动对外开放的历史机会。
我们今天试图用”以打促和”之策来应对中美贸易冲突，与当时的选择非常相似。
日本的涵馆（内战）之战打出了一条通向对外开放对内改革之路。但是清朝的鸦片战争却强化了我们民族的悲观主义和保守主义，以及由战败所带来的对于外部世界的敌视。就这样，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主战的中国与主和的日本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今天我们再次面临这样的选择。借鉴历史经验与邓小平同志的教导，我们只能选择以开放对开放的应对方法。如果开放遇到障碍，那就通过改革予以突破，这就是过去经常所讲的开放倒逼改革。继续开展没有胜算的贸易战是绝对承受不起的。
其实，发生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两次贸易冲击已经清晰地告诉我们，中国经济一旦遭遇贸易冲击产生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出口减速，由此造成的增长缺口靠什么来弥补呢？不得已只能放出房地产这只”老虎”来刺激竞经济增长，从而导致储蓄、投资和出口推动增长演变为房地产与负债推动的经济增长（投资房地产不是一种投资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负债行为，因为购房需要动用杠杆）。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后，中国再次面临贸易冲击，无奈之下，我们又放出基建这只”老虎”来刺激经济增长、填补由贸易冲击带来的增长缺口，其后果是不仅改变了产业结构（脱实向虚，普惠大众的经济结构演变成为对少数人有利的经济结构），而且还导致经济体制向着前改革时代回归。
今天假如我们仍然坚持贸易战的立场，由此造成的贸易冲击之规模将是前所未有的，真不知道我们还有什么方法与力量来弥补贸易冲击留下的巨大规模的增长缺口？所以，结论是明确的，只有按照邓小平所说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与国际接轨”才是正道。
我们不要再去幻想建立500年前的朝贡体系。自1648年10月24日签定的西荷和约起，”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逐渐成为一种世界普遍接受的国际秩序，时至今日，由联合国、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组成的世界架构已经成为一种世界公认的经济与政治秩序。重建植根在等级秩序上的朝贡体系已经不合时宜。
朝贡体系有两个必备条件：第一，朝贡体系的主导国家需要具有全面领先的优势；第二，这个体系的主导国家不仅要有钱、有市场，而且其价值观还须被成员国所接受。
这些条件即使在500年以前也没有完全得到满足，以致明朝政府所建立的朝贡体系也仅仅只涵盖了四个国家，即：作为主导国家的中国明朝，以及作为成员国的朝鲜、越南和日本。
朝贡体系为何在地理空间上如此有限，原因就在于其他地区的国家并不认同中国明朝时期的儒家文化。
中国的东南方向是信奉佛教的国家，与中国接壤的中亚西亚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中国的西北方向则是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中国南海之南，比如今天的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也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还有南亚的印度则是一个以信奉印度教为主的国家，他们对儒家文化都没有敬意，中国与信奉基督教或者天主教的远西地区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所以，明朝中国虽有强大国力和文明的领先优势，但是所创建的朝贡体系之范围实为有限。
今天中国国力确实在增强，但说不上领先，再加上国际环境和世界秩序的现代化，明帝国的朝贡体系根本不可能被重新复制。
我们经常说地球是个村庄，大家都是这个村庄里的居民。问题在于我们为何老是想着要去领导这个世界，去当这个地球村的村长，而不是一个普通的村民？
这可能与以下两个原因有关：一是中国传统体制的遗产在起作用，在中国传统的帝国体制下，财富是与权力正相关的，而不是与勤劳正相关的，所以人们更加渴望的是权力，而不是财富的创造；二是1840年鸦片战争惨败，中国吃够了痛失世界老大地位的痛苦，决意通过复兴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心。
对权力和世界领导权的期望，使得我们急切地想要有所作为和担当，从而忘记了毛泽东永远不称霸和邓小平和平发展的正确思想。即使比较冷静的学者呼吁中国还需”韬光养晦”，也不过是权宜之计，目的还是想要在实力具备后便要去当这个地球村的村长。
当没有人认同我们的价值观的时候，就忙着去拉队伍，结果陷入了今天的危机。即，在全世界的的无产者还未富裕起来的情况下，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却在开始走向联合。如此格局，将会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瓶颈。
超级债务让我们步履维艰
本轮经济危机以来，各国政府为了救经济而实施的新自由主义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超级债务，我们要消化这些债务，八到十年的时间都不够，这也是经济复苏缓慢的原因之一。
推动经济增长的新主导产业没有出现。发达工业化国家只是在做再工业化，中国人在讲互联网，这些都不是推动经济强劲复苏的新主导产业。
经济史学上有一个长周期理论，即平均五十年到六十年产生一个新主导产业，引领世界经济走向繁荣。主导产业的周期波动会不会引起经济危机，就要看政府的应对政策。如果政府出台好政策，就会把产业的周期波动变小，宏观经济不会发生危机。反之，放大的周期波动会加剧经济危机、直至引发金融危机。
未来的主导产业是生命科学
未来的主导产业肯定不是互联网，应该是生命科学产业。从工业文明的发展历史来看，主导产业必须是最终品。互联网不是最终品，只是工具体系。工具体系无法成为主导产业，就如工业化时代，作为工具体系的流水线无法成为主导产业一样。
今天的中国可能存在一个巨大的战略性错误，那就是期望依靠互联网带动经济走向繁荣。为了依靠互联网来推动经济增长，就会发生资金错配的问题，即有限的金融资源都涌入到不产生真实产品、带来利润的互联网领域，然后借助互联网把实体经济都干掉了。互联网本身不创造真实财富，互联网领域普遍推行的盈利模式，就是所谓的”羊毛出在猪身上”，这里所说的羊毛就是互联网行业的利润，由于他们本身不创造真实财富，所以利润就只能来自于被鄙视为”猪”的实体经济，结果，互联网行业的羊毛剪得越多，作为实体经济的”猪”就死的越多。
互联网产业越繁荣，实体经济越凋零。这种现象不仅与互联网企业的盈利模式有关，也与互联网电商将交易与支付捆绑有关。在实行第三方支付的体系下，社会闲散资金会流向银行，银行因此可以获得较低成本的资金来源，从而可以较低的贷款利息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但是，一旦互联网电商将交易与支付捆绑在一起时，社会闲散资金就会流向电商的支付系统，银行在丧失传统廉价资金的来源之后，便不得不通过向电商高成本拆借资金来增加其流动性，从而导致全社会资金成本的上升。这样做，对于实体经济显然是不利的。居民固然可以通过电商来提高其闲散资金的收益，但是这会被企业利润下降引起的工资下降和就业减少所抵消，两者对冲后的净收益很有可能是负的。
此外，电商用这种方法来迫使银行业改革也并非是正确的做法，电商把交易和支付捆绑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不合理的垄断行为，用一种垄断去反对另外一种垄断(银行业竞争不充分)，未必就会诞生一个有效率的银行或者金融体系。以”恶”治”恶”结果可能会更坏。
中国出不了天使投资人，因为我们不理解做事的意义。天使投资是美国的特产，因为美国人在做有意义的事情。它要去成就一家伟大的企业，所以它就要做天使，不是恶魔。恶魔是什么?别人公司盈利了，我趁火打劫，控股投资然后并表，中国大部分做投资的就是这样。这就是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的区别，也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区别。
养老必须走向产业链。在此不妨看一下法国人的养老模式，比如说巴黎一位老人出租自己在城里的房子，然后去乡下种花卖花。这样他两边都有收入，既有存量房产的租金收入，又有流量生产鲜花的收入。反观今天中国人的养老就有问题。老年人的养老方式基本上是非生产性的和不可持续。从早上到公园体锻再到晚上在广场跳舞，既没有存量收入，也没有流量的财富创造和收入来源，这会导致代际贫困，等我们下一代人要养四个老人的时候，所有年轻人都将因贫困对未来失去信心。只有转向再就业养老，社会才会进步，下一代才能比上一代生活地更好。否则我们真的有可能走向未富先老的困境。
我们是全球化获益最大的国家，千万不能反全球化
从工业革命开始，全球化有两次飞跃，都和中国有关。第一次是1979年邓小平宣布改革开放，九亿左右的中国人加入世界国际分工，促进全球化发展。第二次是2001年朱镕基力促中国加入WTO，中国的商品像潮水一样涌入世界，全球化再次大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全球化贡献巨大，也是从全球化发展中获益最大的国家，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反全球化。
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三大关键要素商品、资本、人口的流动均下降，经济全球化就此受阻。
经济全球化之初，每个国家都有完整的产品包，包括研发、生产等，由此也吸收了研发、管理、技工等各类人群就业。全球化之后，随着贸易做到了工序分工，产品包依据模块进行了区域分拆，美国处于负责研发的端点分工，中国处在负责加工制造的端点分工。这造成了发达国家结构性失业，譬如美国低技能劳动者的失业持续攀升。同时也导致了顶部增长，即10%的人群收入增长快速，90%没有技能的劳动者收入下降，各阶层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中国，只是表现的方式有所不同。全球化产业链分工导致中国成为一个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国家，贸易会产生”冰川成本”，那就是运费。运费不会带来产品附加值的增加，所以，加工贸易通常就会集中在世界各国的沿海地区，这就是所谓的国际贸易的经济地理效应。由于加工贸易在沿海地区才有发展的空间，这就导致中国中西部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让人口流动，通过人口流动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机会和收益。从这点上来讲，中国目前做的远远还不够。部分政策还是反向操作的，由此造成的人口流向的逆转，不仅对加工贸易造成巨大的冲击，而且还大大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用进出口商品总量占GDP的比重来衡量）。
在今天这种货币纸币化与金融市场”脱体”(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活动和交易)的环境下，谁会越来越富有?首先是那些有能力运用金融资本，可以动用杠杆的人会越来越富有。今天大部分的穷人就是因为不能动用金融杠杆而变得相对或者绝对贫困。
我们急需的是科学家和企业家
美国有企业家的文化。美国文化对失败者没有从头再来的惩罚。美国的破产保护能确保企业家在无力继续企业经营时，能止损退出。中国没有破产保护，企业家经营企业失败，就只能变成一个穷光蛋。我们叫淘汰，不叫破产保护。
法律的背后是文化和体制。如果文化和体制均有缺陷，过度或者过早立法，这样的法律极有可能成为下一步改革的障碍。
美国有企业家，也有一流的大学。美国大学的创新能很快被企业家们进行产业化，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日本的科研实力也不俗，但缺乏企业家，两者无法更好的结合，结果专利数虽然不少，但大都是”一张废纸”。中国的问题是科研力量相对薄弱，大量科研实验室还在做毫无意义的研究。企业家更是稀缺。中国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依靠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我们急需科学家和企业家，为此不仅需要加强对”工科”的投入，而且还必须建立一个确保人力资本可以得到确定的技能与知识溢价的薪酬体系。资本家的富有可能仅对少数人有利，但是企业家的富有一定是一件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幸运的事情。
美国拥有最发达的经济学和全世界最好的商科。经济学帮助国家正确决策，优良的商科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企业家。这两点对美国经济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用”五张好牌”，打出下一个经济奇迹
造成目前中国经济困局的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是体制问题，第二是发展战略问题，第三是经济结构调整问题。
我们不做外贸，转而对外投资，这是不明智的。做外贸，我们只需要有优势就可以把商品卖到全世界。而做对外投资，企业只有强势到打败天下无敌手，才有可能成功。但中国没有这种企业，中国的经济增长从微观层面上来讲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所以我们不适合对外投资。
中国的对外投资只有两类，收购(财务投资)和资本外逃(以及不具有合法性的洗钱)。中国还很少具有真正意义的对外投资。
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只单纯依托于互联网、金融等不产生实际价值的产业的经济增长绝对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现在是在赌经济，而非发展经济。
中国经济发展要开创一个新局面，必须要有力挽狂澜、拨乱反正的政策出台。首先我们必须回归邓小平路线，坚持党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路线一百年不变。另外要坚定不移执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路线。三中全会给出了五张好牌：第一，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第二，政府要转变职能，而不是简单的简政放权;第三，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都要保护;第四，取消户籍管理，促进人口自由流动;第五，土地制度改革，促进交易和流转，形成大农业。我们如能打好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确定的这五张好牌，中国又会产生一次伟大的经济奇迹。
面对美欧日的联合，我们应当如何应对？至少有以下几种看法对于我们选择正确的应对方法是非常有害的：
第一，美、欧、日各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不可能、至少在短期内不可能建立这样一种新的共同市场。这种期待别人失败来让自己走向胜利的想法是非常阿Q式的，在思维逻辑上仍然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权谋之术；
第二，不管美欧日如何作为，都改变不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消费市场，西方不会轻易放弃。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作用不可能被替代。并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可以改变世界，但世界离不开我们，我们都在一条船上。这可以说是严重的误判。
我们总喜欢讲”朋友是暂时的，利益是永恒的”，西方世界不会因为某种道义上的诉求而轻易放弃中国市场，只要中国的市场对西方世界稍加开放就没有化解不了的冲突。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西方世界为了”公平贸易”的道义，就是可以放弃中国市场。如果我们还要推出更为严厉的制裁西方在华企业的政策，那么恰好满足了美国等国政府所希望的外包回岸的政策目标。其结果很可能是成人之美，而不是损人利己。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确实举足轻重，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弱点，即中国处在全球产业链的末端，具有很高的可替代性，从而很容易通过两个渠道被替代：一是伴随着国内成本上升加工制造业会逐渐向境外转移；二是因为有新的竞争对手的加入而被替代。
当然像越南和柬埔寨这样较小规模的经济体加入竞争，我们可以不必担心，但是今天有印度和南亚次大陆国家的相继加入，这就不能小觑了，因为他们的经济体量加总在一起足以构成对中国的替代，这也是决策层急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原因所在。
根据以上各点，我们必须认真地对待美欧日的结盟可能对中国带来的冲击。
最近刚刚去了次日本北海道，参观了日本最早对外开放的涵馆港，初步了解了日本的对外开放史。认识到日本之所以能够在亚洲率先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就是因为日本采取了与先进的西方接轨的方法，而不是像在此之前的中国，粗暴地采取了拒外的做法。
1854年美国海军到达涵馆港，日本废除了德川幕府200多年的”锁国”政策，缔结了日美和亲条约，这个条约是在美国的军舰上签署的，日本德川幕府的代表‘松前番’和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各自代表本国的政府签署了被称之为”门户开放”的条约。随着这一条约的签署，日本以开放促改革，迅速走上了维新的道路，于是便有了明治新政。
明治元年（1868年），保守的幕府残兵攻占涵馆（旧称箱馆），试图阻止日本的对外开放，结果酿成了明治维新后的一次内战。这场内战最后以明治新政府的胜利而告终。于是，日本在通向对外开放的道路再也没有遇到阻力。
反观清代中国，拒绝英国再三要求的自由贸易之请求，最后竟然采取了极度冒险的”以战拒外”之策，虽然成就了像林则徐这样的”民族英雄”，但是却丧失了主动对外开放的历史机会。
我们今天试图用”以打促和”之策来应对中美贸易冲突，与当时的选择非常相似。
日本的涵馆（内战）之战打出了一条通向对外开放对内改革之路。但是清朝的鸦片战争却强化了我们民族的悲观主义和保守主义，以及由战败所带来的对于外部世界的敌视。就这样，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主战的中国与主和的日本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今天我们再次面临这样的选择。借鉴历史经验与邓小平同志的教导，我们只能选择以开放对开放的应对方法。如果开放遇到障碍，那就通过改革予以突破，这就是过去经常所讲的开放倒逼改革。继续开展没有胜算的贸易战是绝对承受不起的。
其实，发生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两次贸易冲击已经清晰地告诉我们，中国经济一旦遭遇贸易冲击产生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出口减速，由此造成的增长缺口靠什么来弥补呢？不得已只能放出房地产这只”老虎”来刺激竞经济增长，从而导致储蓄、投资和出口推动增长演变为房地产与负债推动的经济增长（投资房地产不是一种投资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负债行为，因为购房需要动用杠杆）。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后，中国再次面临贸易冲击，无奈之下，我们又放出基建这只”老虎”来刺激经济增长、填补由贸易冲击带来的增长缺口，其后果是不仅改变了产业结构（脱实向虚，普惠大众的经济结构演变成为对少数人有利的经济结构），而且还导致经济体制向着前改革时代回归。
今天假如我们仍然坚持贸易战的立场，由此造成的贸易冲击之规模将是前所未有的，真不知道我们还有什么方法与力量来弥补贸易冲击留下的巨大规模的增长缺口？所以，结论是明确的，只有按照邓小平所说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与国际接轨”才是正道。
我们不要再去幻想建立500年前的朝贡体系。自1648年10月24日签定的西荷和约起，”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逐渐成为一种世界普遍接受的国际秩序，时至今日，由联合国、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组成的世界架构已经成为一种世界公认的经济与政治秩序。重建植根在等级秩序上的朝贡体系已经不合时宜。
朝贡体系有两个必备条件：第一，朝贡体系的主导国家需要具有全面领先的优势；第二，这个体系的主导国家不仅要有钱、有市场，而且其价值观还须被成员国所接受。
这些条件即使在500年以前也没有完全得到满足，以致明朝政府所建立的朝贡体系也仅仅只涵盖了四个国家，即：作为主导国家的中国明朝，以及作为成员国的朝鲜、越南和日本。
朝贡体系为何在地理空间上如此有限，原因就在于其他地区的国家并不认同中国明朝时期的儒家文化。
中国的东南方向是信奉佛教的国家，与中国接壤的中亚西亚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中国的西北方向则是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中国南海之南，比如今天的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也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还有南亚的印度则是一个以信奉印度教为主的国家，他们对儒家文化都没有敬意，中国与信奉基督教或者天主教的远西地区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所以，明朝中国虽有强大国力和文明的领先优势，但是所创建的朝贡体系之范围实为有限。
今天中国国力确实在增强，但说不上领先，再加上国际环境和世界秩序的现代化，明帝国的朝贡体系根本不可能被重新复制。
我们经常说地球是个村庄，大家都是这个村庄里的居民。问题在于我们为何老是想着要去领导这个世界，去当这个地球村的村长，而不是一个普通的村民？
这可能与以下两个原因有关：一是中国传统体制的遗产在起作用，在中国传统的帝国体制下，财富是与权力正相关的，而不是与勤劳正相关的，所以人们更加渴望的是权力，而不是财富的创造；二是1840年鸦片战争惨败，中国吃够了痛失世界老大地位的痛苦，决意通过复兴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心。
对权力和世界领导权的期望，使得我们急切地想要有所作为和担当，从而忘记了毛泽东永远不称霸和邓小平和平发展的正确思想。即使比较冷静的学者呼吁中国还需”韬光养晦”，也不过是权宜之计，目的还是想要在实力具备后便要去当这个地球村的村长。
当没有人认同我们的价值观的时候，就忙着去拉队伍，结果陷入了今天的危机。即，在全世界的的无产者还未富裕起来的情况下，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却在开始走向联合。如此格局，将会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瓶颈。
超级债务让我们步履维艰
本轮经济危机以来，各国政府为了救经济而实施的新自由主义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超级债务，我们要消化这些债务，八到十年的时间都不够，这也是经济复苏缓慢的原因之一。
推动经济增长的新主导产业没有出现。发达工业化国家只是在做再工业化，中国人在讲互联网，这些都不是推动经济强劲复苏的新主导产业。
经济史学上有一个长周期理论，即平均五十年到六十年产生一个新主导产业，引领世界经济走向繁荣。主导产业的周期波动会不会引起经济危机，就要看政府的应对政策。如果政府出台好政策，就会把产业的周期波动变小，宏观经济不会发生危机。反之，放大的周期波动会加剧经济危机、直至引发金融危机。
未来的主导产业是生命科学
未来的主导产业肯定不是互联网，应该是生命科学产业。从工业文明的发展历史来看，主导产业必须是最终品。互联网不是最终品，只是工具体系。工具体系无法成为主导产业，就如工业化时代，作为工具体系的流水线无法成为主导产业一样。
今天的中国可能存在一个巨大的战略性错误，那就是期望依靠互联网带动经济走向繁荣。为了依靠互联网来推动经济增长，就会发生资金错配的问题，即有限的金融资源都涌入到不产生真实产品、带来利润的互联网领域，然后借助互联网把实体经济都干掉了。互联网本身不创造真实财富，互联网领域普遍推行的盈利模式，就是所谓的”羊毛出在猪身上”，这里所说的羊毛就是互联网行业的利润，由于他们本身不创造真实财富，所以利润就只能来自于被鄙视为”猪”的实体经济，结果，互联网行业的羊毛剪得越多，作为实体经济的”猪”就死的越多。
互联网产业越繁荣，实体经济越凋零。这种现象不仅与互联网企业的盈利模式有关，也与互联网电商将交易与支付捆绑有关。在实行第三方支付的体系下，社会闲散资金会流向银行，银行因此可以获得较低成本的资金来源，从而可以较低的贷款利息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但是，一旦互联网电商将交易与支付捆绑在一起时，社会闲散资金就会流向电商的支付系统，银行在丧失传统廉价资金的来源之后，便不得不通过向电商高成本拆借资金来增加其流动性，从而导致全社会资金成本的上升。这样做，对于实体经济显然是不利的。居民固然可以通过电商来提高其闲散资金的收益，但是这会被企业利润下降引起的工资下降和就业减少所抵消，两者对冲后的净收益很有可能是负的。
此外，电商用这种方法来迫使银行业改革也并非是正确的做法，电商把交易和支付捆绑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不合理的垄断行为，用一种垄断去反对另外一种垄断(银行业竞争不充分)，未必就会诞生一个有效率的银行或者金融体系。以”恶”治”恶”结果可能会更坏。
中国出不了天使投资人，因为我们不理解做事的意义。天使投资是美国的特产，因为美国人在做有意义的事情。它要去成就一家伟大的企业，所以它就要做天使，不是恶魔。恶魔是什么?别人公司盈利了，我趁火打劫，控股投资然后并表，中国大部分做投资的就是这样。这就是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的区别，也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区别。
养老必须走向产业链。在此不妨看一下法国人的养老模式，比如说巴黎一位老人出租自己在城里的房子，然后去乡下种花卖花。这样他两边都有收入，既有存量房产的租金收入，又有流量生产鲜花的收入。反观今天中国人的养老就有问题。老年人的养老方式基本上是非生产性的和不可持续。从早上到公园体锻再到晚上在广场跳舞，既没有存量收入，也没有流量的财富创造和收入来源，这会导致代际贫困，等我们下一代人要养四个老人的时候，所有年轻人都将因贫困对未来失去信心。只有转向再就业养老，社会才会进步，下一代才能比上一代生活地更好。否则我们真的有可能走向未富先老的困境。
我们是全球化获益最大的国家，千万不能反全球化
从工业革命开始，全球化有两次飞跃，都和中国有关。第一次是1979年邓小平宣布改革开放，九亿左右的中国人加入世界国际分工，促进全球化发展。第二次是2001年朱镕基力促中国加入WTO，中国的商品像潮水一样涌入世界，全球化再次大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全球化贡献巨大，也是从全球化发展中获益最大的国家，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反全球化。
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三大关键要素商品、资本、人口的流动均下降，经济全球化就此受阻。
经济全球化之初，每个国家都有完整的产品包，包括研发、生产等，由此也吸收了研发、管理、技工等各类人群就业。全球化之后，随着贸易做到了工序分工，产品包依据模块进行了区域分拆，美国处于负责研发的端点分工，中国处在负责加工制造的端点分工。这造成了发达国家结构性失业，譬如美国低技能劳动者的失业持续攀升。同时也导致了顶部增长，即10%的人群收入增长快速，90%没有技能的劳动者收入下降，各阶层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中国，只是表现的方式有所不同。全球化产业链分工导致中国成为一个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国家，贸易会产生”冰川成本”，那就是运费。运费不会带来产品附加值的增加，所以，加工贸易通常就会集中在世界各国的沿海地区，这就是所谓的国际贸易的经济地理效应。由于加工贸易在沿海地区才有发展的空间，这就导致中国中西部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让人口流动，通过人口流动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机会和收益。从这点上来讲，中国目前做的远远还不够。部分政策还是反向操作的，由此造成的人口流向的逆转，不仅对加工贸易造成巨大的冲击，而且还大大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用进出口商品总量占GDP的比重来衡量）。
在今天这种货币纸币化与金融市场”脱体”(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活动和交易)的环境下，谁会越来越富有?首先是那些有能力运用金融资本，可以动用杠杆的人会越来越富有。今天大部分的穷人就是因为不能动用金融杠杆而变得相对或者绝对贫困。
我们急需的是科学家和企业家
美国有企业家的文化。美国文化对失败者没有从头再来的惩罚。美国的破产保护能确保企业家在无力继续企业经营时，能止损退出。中国没有破产保护，企业家经营企业失败，就只能变成一个穷光蛋。我们叫淘汰，不叫破产保护。
法律的背后是文化和体制。如果文化和体制均有缺陷，过度或者过早立法，这样的法律极有可能成为下一步改革的障碍。
美国有企业家，也有一流的大学。美国大学的创新能很快被企业家们进行产业化，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日本的科研实力也不俗，但缺乏企业家，两者无法更好的结合，结果专利数虽然不少，但大都是”一张废纸”。中国的问题是科研力量相对薄弱，大量科研实验室还在做毫无意义的研究。企业家更是稀缺。中国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依靠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我们急需科学家和企业家，为此不仅需要加强对”工科”的投入，而且还必须建立一个确保人力资本可以得到确定的技能与知识溢价的薪酬体系。资本家的富有可能仅对少数人有利，但是企业家的富有一定是一件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幸运的事情。
美国拥有最发达的经济学和全世界最好的商科。经济学帮助国家正确决策，优良的商科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企业家。这两点对美国经济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用”五张好牌”，打出下一个经济奇迹
造成目前中国经济困局的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是体制问题，第二是发展战略问题，第三是经济结构调整问题。
我们不做外贸，转而对外投资，这是不明智的。做外贸，我们只需要有优势就可以把商品卖到全世界。而做对外投资，企业只有强势到打败天下无敌手，才有可能成功。但中国没有这种企业，中国的经济增长从微观层面上来讲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所以我们不适合对外投资。
中国的对外投资只有两类，收购(财务投资)和资本外逃(以及不具有合法性的洗钱)。中国还很少具有真正意义的对外投资。
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只单纯依托于互联网、金融等不产生实际价值的产业的经济增长绝对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现在是在赌经济，而非发展经济。
中国经济发展要开创一个新局面，必须要有力挽狂澜、拨乱反正的政策出台。首先我们必须回归邓小平路线，坚持党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路线一百年不变。另外要坚定不移执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路线。三中全会给出了五张好牌：第一，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第二，政府要转变职能，而不是简单的简政放权;第三，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都要保护;第四，取消户籍管理，促进人口自由流动;第五，土地制度改革，促进交易和流转，形成大农业。我们如能打好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确定的这五张好牌，中国又会产生一次伟大的经济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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