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从未像现在这样堕落

一

“知识分子从未像现在这样堕落”，是方方多年前对知识分子现状的激愤之言，也一直是海内外忧国忧民华人的共论，这个评断在武汉大疫中得到充分的佐证，许多知识分子的言行一再跌破人们的认知底线。

近日网上流传着韩敬源写的《奇观》：在一个将近100人的/高校校长微信群中/从冠状病毒爆发/一直到今天/既没有一个人退出群/也没有任何人/发过任何一条信息/连一个字也没有/我好像进入/一块墓地里。

作者没有注释这是怎样一个群，群里近百人是哪些大学校长。读者无法认定实情如何，但可以印证的是，自这场人祸引发的世纪大疫发生至今，人们没有在传统媒体上看到哪位大学校长的反思评论，社交媒体上也没漏出哪位校长质疑的只言片语，那么《奇观》即便是形象的比喻也十分贴切。

《奇观》的画面让人不寒而栗，一具具行尸走肉在坟场晃荡，不见一丝声息。他们可不是乞食不得的饿死鬼，他们是100个大学的校长，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大疫当前，面对政府的隐瞒失职，面对成千上万冤死的灾民和纷乱的社会，他们理应出现在舆论场，引导民众进行应有的追责。不去比民国时期难以细数的大师级大学校长：蔡元培、马相伯、梅贻琦、罗家伦、蒋梦麟、张伯苓、刘文典、竺可桢、茅以升等，他们都是那个辉煌年代的引领者和社会变革的推动者！即使上世纪八十年代，尚有方励之、管惟炎、丁石孙、江平、刘道玉等大学校长，他们在教育领域开自由风气之先，进而影响整个社会出现追求民主的气氛。

然而，三十年后的今天，竟无一名校长是男儿。许章润发出《愤怒的人民不再恐惧》，他们无动于衷；许志永发出《劝退书》，他们无动于衷，连为方方不犯禁的日记站出来说句话的也没有。

二

还有一群知识分子——与方方同行的主流作家——也沉默是金。当方方的《日记》国内没一家出版社敢出，国外出英德文版让她遭人身攻击时，如果良知尚存，即使为自身的写作自由，即使出于兔死狐悲的心理，也应有一批同道站出来声援方方。因为任何对方方作品的封杀和对她人格的侮辱，也是对作家整体人格和尊严的侮辱。然而没有，有的是漠然地隔岸观火！确切地说，他们发声了，只是用与方方完全不同的调子。

2月26日，人民日报以“同舟共济众志成城”为题发表一群知名作家的抗疫心声，当然是满满的“正能量”，仅看几位大牌的铮铮大言：

王蒙（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依然每临大事有静气，在大灾中继续“读书写作，寸阴寸金。健康乐观，考好大考。”

莫言（中国作协副主席诺奖获得者）作对子，“同心驱疠鬼，众志筑长城。”用“厉鬼”两字抹去人祸。

叶  辛（中国作协副主席）快乐地唱起了儿歌，“疫情快过去吧，快点！春天来了。中国列车要增速了。”

贾平凹（中国作协副主席）像少女一样天真，直说“被那么多的英雄事迹感动。”

刘震云（人大文学院教授）形容抗疫中值得尊敬的人，是“照亮今天和未来的烛光。”

韩少功（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不知所云地填词，“提枪上马赴国难，天下悲欣愿大同。”

张  炜（中国作协副主席）赞美抗疫者，要“记住那些平凡而伟大的榜样。”

苏  童（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说出让人起腻的套话，“一个同舟共济的民族，一定能抵达光明美好的彼岸。”

池  莉（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同为湖北的女作家近乎与方方争锋相对地抒情：“这个时刻，心神稳定是我们的拯救，理性冷静是我们的力量，勇敢顽强是我们的必须，咬牙挺住是我们的本分。又一个黎明来临，拉开窗帘，东方既白，太阳照常升起，这个时刻，我们必须忍住悲伤，克服畏惧，去希望窗外的希望。”

这些大腕作家交出的作业，幼稚的就像小学生向老师表决心，你根本无法感受这是题涉旷世劫难的文字。可见，作家一旦失去骨气，他的文字失去了灵气；一旦失去了正义感，他的文字就失去了美感。若说方方的日记是从血管里流出来的血，他们无关痛痒的帮闲话就是从水龙头里流出的水。

当然，也有阎连科、张抗抗等知名作家承认，“方方捡起了作家和文学掉在地上的脸。”还有几位大学教授或表示面对方方看不起自己；或自责作为男儿的愧疚；或美誉方方日记可得诺贝尔文学奖。尽管他们知耻近乎勇的精神值得肯定，但他们甘于在温和抵抗的方方身后自叹不如而不敢越过方方呐喊几声，听起来不免让人悲叹。

四

不知写《愤怒的人们不再恐惧》的许章润如今的下落，不知他是否知道大多数人民——上到“高级”知识分子下到平民——并没有按他的预期愤怒，甚至相反，他们反倒对写疫情日记的方方表示了极大的愤怒。绞杀方方的舆论还重现了文革场景。南京有个丧失人性的书画家钱诗贵说，他的雕塑家朋友要雕塑方方的跪像放在秦桧跪像旁，因为她和秦桧一样“卖国求荣”。此文一出就上了南京今日头条十大热议榜首，仅南京读者就突破了150万，有7千多人跟帖。可以想见，如果许章润的文章如方方日记那样普及，他可能得到比方方更多的愤怒回击。

毋庸讳言，暴民因当局的放任和怂恿愈发猖狂，但是前述知识分子——那些大学校长和知名作家的冷漠也是他们肆无忌惮一个原由。如果这些“大”知识分子仿效一百年前的左拉为一个受冤的犹太人伸张正义而呼叫“我控诉！”纷纷向围攻方方的黑势力大吼一声“我抗议！”目前这样的局面会出现吗？

问题的可怕处还在于，在毛时代，知识分子会因异见而遭缧绁之祸，所以在高压下被迫自噤。当下，方方本人尚未受官方公开惩处，为方方说话并无囹圄之忧，他们却主动选择袖手旁观，不得不说这是知识分子的奇耻大辱。

五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未像现在这样堕落，对应着中国的社会从未像现在这样道德沦丧，也认证了中共主政以来从未像现在这样成功征服知识分子。

六四后的江胡两代，中共在政治上坚持高压，把任何反抗扼杀在萌芽中，同时，在经济利益上向知识分子倾斜，用物质利诱瓦解分化知识分子，尤其把高级知识分子纳入先富起来的一群。仅以方方被迫“交代”自己的房产为例：她从文联分得一套近140平米的房子；在武汉江夏区藏龙岛自建了一栋两层楼400多平米的别墅；在武汉汉口买了一套79平米的小区房；在海南临高县买一套127平米的房子用于过冬。和方方同级的作家拥有的房产大同小异，有头衔的还享有公车等待遇。作家们尚且如此，那些大学校长如何豪奢便不难想象。

知识分子一旦成为新生“贵族”，就为自己套上了一副枷锁，要保住养尊处优的生活，就得付出顺服和效忠的代价，最终自觉成为现存制度的维护者。近年，即使那些对习近平不满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诉求也仅是回到邓小平路线，而不是彻底革故鼎新。

上有堕落的知识分子，下有义和团和红卫兵，面对这样的现实，任何以为这场泼天人祸定会引发民众反抗社会裂变的观点都过于乐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