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王丹耿耿于「六四」，也是对「三十年」最有感觉的一个人，所以他才会把『鬼推磨』读出一番味道来。他推荐拙作，提到此书归纳的三点，其中有「马基雅维利」之说，中共残暴至极，却至今无人说它，我都觉得奇怪，大家爱说「法西斯」，其实并不准确。中共逆普世人道而行，却快速地冷血、暴虐、狡诈，今天我们也看到习近平越来越残暴。我的知识还局限在“特务统治”，在此贴出书中这段文字，然而中共甚至把「马基雅维利」都现代化了，一个极好的政治学课题，有谁来做呢？】
孙中山反清靠帮会、搞暗杀，接下来又是“第三国际”派特务来中国组建国共两党，所以这个源头，使中国现代史上的“强人政治”，必定附带“特务统治”。这段历史一向很模糊，第一个研究者是美国人，伯克莱大学历史学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教授，他倾晚年精力著《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一书，梳理了蒋介石领导“中国现代化”中的“特务政治”脉络，着墨刻画被称为“中国的希姆莱”的戴笠，他的蓝衣社就是“中国的盖世太保”。１９３２－１９３５年间戴笠在上海跟地下共产党组织的缠斗，是此书很精彩的章节，“国民党反间谍的成功无意中调节了共产党内部的权力结构，从而为１９３５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打下基础。这是因为，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切断了共产国际上海局与莫斯科共产国际常委会之间的电信通讯。”
魏斐德极内行地指出，共产党内的反间谍运动，如１９４２年的“延安整风”，既是党内权争，也是对戴笠迫害的正常反应；而“如果不能想象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里遍布中国的长期的间谍和反间谍的活动背景，就很难理解后来在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文革’中，那个无数人被当作敌人‘间谍’而关押、毒打、杀害的年代。”这是一个关于“暴力循环”、或者说“以暴易暴”的最生动诠释。
一九八九年中共遭遇群众的大规模公开抗议，邓小平陈云皆视为“生死存亡”，此后警察暴力逐渐蔓延到社会面，武装警察尤其是“国家保安局”越来越成为政权依赖的支柱。１９９９年春的“法轮功”中南海请愿事件后，中国司法当局滥施拘捕、刑讯、拷打、枉判，愈演愈烈，“国保”几成今日“盖世太保”；而2013年的“阿拉伯之春”带来的惊吓，又加剧了这种暴力泛滥的趋势，失踪、超期羁押、肉刑、凌辱等等，逼近戴笠的残暴水平，已将“公权力”异化为“国家恐怖主义”。
中共的戴笠是谁？中共与国民党在结构上的最大不同，是更加高度集中、核心统领一切，不会有“军统”直辖蒋介石的建制，也不会有独立的“盖世太保”；尤其邓后实行的（政治局）常委负责制，其中必有一人是“戴笠”，也必定是那个主管政法口的常委，由他统一指挥国家暴力对社会和民众的施虐，无情而有效率，创造了“国家犯罪”前所未有的酷烈程度，其作业绝不止“盖世太保”式警察机构，而是党组织与政府机构双双染血。近三十年来，除了对异议人士、人权律师、社会工作者、民间志愿者、冤屈访民的常规性镇压、逮捕、判刑之外，最恐怖的国家暴力主要是两种：暴力计划生育和镇压法轮功。
周永康已经是第二代酷吏。“戴笠第一任”叫罗干，随“六四”屠夫李鹏进入中共顶层，操办屠杀之后的“大清洗”，旋即奉命执行江泽民对法轮功的镇压政策，以“邪教”定罪，以“盖世太保”性质的“610办公室”专职迫害功能，以辽宁马三家劳教院、广东三水劳教所、长春朝阳劳教所等拘禁、关押、酷刑法轮功信徒，强迫“转化”，民间受害者给罗干封的绰号是“中国贝利亚”、“康生第二”。然而“罗干第二”又更邪恶，则是这个制度使然，周永康当政四川期间，便以残酷镇压法轮功为“投名状”示好中南海，接掌政法委之后，其最为诟病的暴行，是将中国从死刑犯身上获取移植器官的由来已久的这一“政府行为”，扩大沿用至法轮功囚徒，但是国际间对此“活摘”罪行的调查、搜证努力至今不彰，亦可见此举匿影藏形之成功。
周永康是这个体制荼毒百姓的酷吏，但是他也组织了一个自己的集团，乃是近二十年从这个体制暴露出来的一个庞大黑社会团伙，其染指政治、经济、文化诸多领域，地域横跨东北、西南、华东、京畿以及中央各部委，涉案官员囊括整个中共干部系统，这个规模甚至可以跟文革中的“林彪集团”媲美。但是，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周永康出身石油系统，发迹于“大庆油田”——那是六十年代的一个英雄、神圣之地、“铁人王进喜”诞生之地、毛泽东钦定之“红旗”、中国“时代精神”凝聚之处，居然也可以向中共权力中枢输送一个邪恶的“石油大鳄”？或许，我们恰可以从中找到“淬炼”周永康的元素：“大庆”只是一个“自力更生”的工业急救版，一个准军事化的快速部署团队，其“精神”偏偏是欲壑难填，中国石油系统内部毋宁充斥着蛮干、硬赌、欺下哄上风气，周永康出类拔萃于其间，恰好是一个绝妙的佐证。
野心勃勃的薄熙来，又是后邓时代的一个危险的帝位觊觎者，他洽逢弱君“胡温”时代，虽然“争储”败给习近平，他还在伺机卷土重来，那舞台竟是蜀中重庆。2007年“十七”大后，他上任重庆市委书记，从外地空降过来，把自己的亲信王立军从大连调来做重庆公安局长，也调来一批贴身侍卫，不离左右；王立军构陷炼狱、酷刑“治官”，重手荡平地方势力，称之为“打黑”，以民粹手段博得民众拥护，颇得毛泽东“文革”诀窍；“打黑”之后是“唱红”，2009年秋，中国最抢眼的事情，不是北京秦俑方阵式的胡锦涛阅兵典礼，而是重庆的“唱红”，嘉陵江畔传来高亢的“革命歌声”——红旗、红歌、红标语，组成“红海洋”，是被人遗忘了的一个旧景观，乃造势煽动，一种前现代的巫术，假如我们回到“文革语境”，便知道薄熙来是在搞“党内路线斗争”——他对治理中国，跟江泽民、胡锦涛有不同的思路，特别是他薄熙来“善于”继承和发展毛泽东传统，正以更有效的新术，谋取最高权力。
所以，“马基雅维利化”的中共体制，虽然有“特务政治”这个核心，但是更本质的，依然是权力争夺。由此，不是“正统”薄熙来，只能沦为“野心家”，注定要被中南海“打黑”，罪名是：为了“入常”不惜动用政治暗杀、裹挟群众、拉拢政治势力和军方向中央示威、纵容/支持毛派极左势力、试图改变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妻子谷开来天文数字的贪腐不说，还指示王立军毒死英国商人海伍德；而王立军又被薄熙来激走，逃往成都美领馆，遂成国际事件，最终将薄推下悬崖。当时中宣部一反常态，放开新闻管制，任由相关报导和传闻在大陆互联网和微博上传播，以此种方式羞辱薄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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