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因恐吓申请信息公开的学生而成为众矢之的的北京大学，在尴尬、草木皆兵中迎来了一百二十周年的“生日”——尽管五月四日并非是其真正的生日。而之所以选择这一天作为北大的“生日”，是因为在中共的宣传中，“五四运动”是“先进青年”因无法容忍社会现状的腐败黑暗，出于“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热忱而发起的“反帝爱国学生运动”，最初的参加者不少来自北大。
事实果真如此吗？经过对这段历史认真研究后，香港历史学者冯学荣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他表示，这场运动“除了打伤一个人、烧毁一栋房、撤了三个官、留下暴力的火种之外，没有什么裨益可言：既没有救国，也没有立德。一场胡闹，仅此而已”。
五四运动诱因与学生撵走蔡元培
“五四运动”的直接诱因是1919年的巴黎和会。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国家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给了打败德军、已然在山东经营的日本，而北洋政府代表则表示，作为战胜国，依据中日1915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民四条约》而被日本控制的青岛，应该归还给中国。民国北京政府还提出给日本补偿，支付其出兵青岛（打德军）的军费开支，但遭到了日本、美国、英国等的拒绝。
无奈之下的民国北京政府密电谈判代表、外长陆征祥可以签约。得知密电消息的“国联同志会理事”林长民，立即写下《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于1919年5月2日刊登到当时北京的主流报纸之一《晨报》上，称：“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
一些得知消息的北大学生遂联合北京十三所高校三千多名学生于5月4日上街示威游行。当日下午1点钟，学生们汇集在天安门，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的口号，并要求惩办亲日派高官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
据脱离中共的前高官张国焘《我的回忆》记载，5月4日，北大学生是从北大旧校址沙滩红楼开始游行的。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曾追上学生，苦口婆心地劝阻学生不要游行。作为游行示威学生领袖之一的张国焘站了出来，驳斥蔡元培道：“蔡校长！这事与你无关！你本来就不知道此事！你不必干涉！”就这样，张国焘和北大的同学们，硬是把蔡校长给撵走了。
暴徒学生火烧赵家楼 打晕外交官员
高呼着口号的学生先是到了使馆区、向外国使馆提交了《陈情书》，但却没得到任何回应。愤怒的学生遂转而奔向曹汝霖在北京的住宅：赵家楼。
得到风声的曹汝霖不想在街上被学生认出并被当街打死，于是飞奔回家躲避。在家门口，他遇到了北洋政府临时派来保护他的三、四十名警察，但警察们说：“上面有指示，要求我们这些警察务必文明对待游行示威的学生。所以，我们这次连警棍都没有带，不知怎样保护你才好。”曹汝霖只有苦笑。
最终，警察们想出了在曹家大门贴封条的办法，来阻挡学生。因为撕毁政府的封条就是犯法。但显然，警察们低估了愤怒学生的能量。闹事学生仗着人多势众，不但冲破了政府的封条，冲进了曹家，更有愤怒的学生执起一块大石头，朝曹汝霖年迈、瘫痪的老父亲猛地砸过去，幸好曹家的一个丫环挺身拦住，为老人家挡住了这块石头（事后，那丫环疼痛了好些日子）。
因曹汝霖躲在衣柜里，学生们并没有找到。但愤怒的学生并未罢休。当他们在车库中发现曹汝霖的一辆车，车旁有一桶汽油时，遂放火烧掉了曹家，这就是令人震惊的“火烧赵家楼”事件。
曹家起火后，在曹汝霖家中藏匿的政府外交官员章宗祥被迫逃了出来。因被学生误作是曹汝霖，被学生们围殴。有一个学生还拿起一根铁棍，朝章宗祥后脑抡过去，章立即晕倒。幸好章宗祥的日本朋友中江丑介冲了出来、死死护住章宗祥，而使其没有被学生打死，但其经医生检查后，“大大小小的伤，一共有五十六处，而且还有脑震荡”。
章宗祥在场的另一朋友丁士源，则质问旁观的警察：“学生们都动手打人了！这不叫行使民主权利！这叫行凶！你们当警察的，怎么还不管一管？！”警察们由于上面有令，纷纷扭头不理。好在北京市警察局长吴炳湘及时赶到，大喝一声，学生们才轰然逃散。行凶者被抓到的，没有几个。
学生打人的惊人消息一出，北京卫戍司令段芝贵立即放话：“老子我要派部队进京，吓唬吓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暴徒学生！”民国北京政府总理钱能训闻听后，立即反对：“中华民国的国防军队，是一支对外的武装，怎么可以用来对付自己的老百姓？！”
自然，军队没有进驻北京，被捕的学生也很快被释放了。虽然在全民舆论下，民国北京政府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撤了曹、章、陆三个亲日派高官的职务，但却并没有解决青岛问题，日军一直驻扎在那里，并保持了对青岛长时间的实际控制。
直到1921年在由美国牵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迫使日本签署了旨在“保全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经济利益各国均沾”的《九国公约》，日本才被迫同意与中国签署《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签约之后，日本从青岛撤军、回国，把青岛还给了中国。
也就是说，青岛的回归，是民国政府利用了西方国家间的矛盾达成的，与五四运动没有必然的关联。
五四运动没有任何裨益而言
民国政府和彼时北大对学生示威游行、打砸行动的宽容，与钳制百姓自由、对抗议的学生开枪屠杀的中共，以及恐吓学生的北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足以让当下的中国人羡慕不已。
是什么让北大等高校的学生忘记了古人教导的“仁爱”？难道对政府的不满就可以随意打人？肆意放火？ 这不能不提到新文化运动和对马列主义的宣传。
1911年，清朝灭亡，民国成立。起初，科举的废除、新政的实行、立宪运动的兴起、地方自治的热潮等，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基本是正面的，中国文化的基本传统也没有断裂。
具体来说，科举虽废除，但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给予了知识分子更为广阔的空间。而且民国政府没有限制民间办学，民间还有办报纸、办出版社和通讯社及宗教活动的自由。换言之，知识分子成为了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大学、报纸、出版社等，继续传承中华文化。在政府眼中，他们的作用主要是精神方面的，是文化和道德的先锋。
随着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走向独裁以及军阀混战，中国走向何方成为了很多人探求的课题。其中陈独秀于1915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为《新青年》），宣传西方的民主和自由，批判中国的儒家思想和传统道德，并提出东西方文化一个是旧的，一个是新的，应该用新的去改造旧的。《新青年》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影响了众多的年轻人。
在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教授文学，他遂将《新青年》迁到北京，并开始在北大宣传马列主义，《新青年》也刊登了不少宣传马列主义的文章。而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三天，即5月1日，由中共党员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出版。五四运动的前夜，李大钊还发表了一篇题为《“五一节”May Day杂感》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号召在庆祝日这一天采取“直接行动”。
一方面，由陈独秀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是非标准和价值标准，否定了传统上中国人的信仰，并且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第一次遭到了彻底的否定和破坏。另一方面，对提倡暴力的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宣传，尤其是李大钊的鼓动，影响了一部分青年人。没有人可以保证，在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打伤无辜的学生中没有受到这样影响的北大学生。
史载，“五四”第一次示威行动后的当天晚上，学生领袖们就来到北大李大钊的图书馆办公室，向他汇报当天所发生的事件。李大钊还要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将五四运动扩大到其它城市中去。在响应这一号召的人当中，就有李大钊的学生、后来成为中共党员的邓中夏。无疑，中共利用五四运动，加强了宣传，使更多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此走上了歧途。
可以说，五四运动对中国的发展毫无益处，除了给礼仪之邦的中国留下了暴力的范例，其唯一的后果就是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提供了一个契机。正如冯学荣所言：“五四运动，除了打伤一个人、烧毁一栋房、撤了三个官、留下暴力的火种之外，没有什么裨益可言。”“既没有救国，也没有立德。一场胡闹，仅此而已。”
而当年的大知识分子梁漱溟也曾发表社论、谴责大学生的暴力行为。他一方面觉得应该支持这样的爱国运动，同时也提到这些学生无论出发点是什么，还是犯法了。他说，我们这么多年来都是在各种革命的名义之下，以大的名号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即便是我们要争民主，或者是为了反抗西方国家，无论是在何种名义之下，也不可以侵犯人权。他表示，我们不应该在爱国的名号之下，做自己任意想做的事情，这是不对的。他提到：“我宁愿这些学生去自首，去蹲他的监牢，如果政府可以特赦当然更好”，“如果我是这些学生，我宁愿真的坐这个牢，因为我确实犯了错”。
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五四运动”是中国噩梦的开始。如今还在纪念“五四”并将其作为生日的北大，自由精神全无就是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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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共广为宣传的爆发于1919年所谓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笔者在《并未救国的五四运动只是胡闹而已》一文中业已指出，五四运动对中国的发展毫无益处，除了给礼仪之邦的中国留下了暴力的范例，其唯一的后果就是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提供了一个契机。正如学者冯学荣所言：“五四运动，除了打伤一个人、烧毁一栋房、撤了三个官、留下暴力的火种之外，没有什么裨益可言。”“既没有救国，也没有立德。一场胡闹，仅此而已。”
当年的大知识分子梁漱溟也曾发表社论、谴责大学生的暴力行为。他一方面觉得应该支持这样的爱国运动，同时也提到这些学生无论出发点是什么，还是犯法了。他表示，我们不应该在爱国的名号之下，做自己任意想做的事情，这是不对的。他提到：“我宁愿这些学生去自首，去蹲他的监牢，如果政府可以特赦当然更好”，“如果我是这些学生，我宁愿真的坐这个牢，因为我确实犯了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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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从否定五四运动开始
首先，从领导者来看，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公认主要是陈独秀和胡适。五四爆发之前，他们倡导的以推广白话文、争取个性解放为主的新文化运动，是有相当积极意义的（但局限在要民主和科学上，其理论基础不仅薄弱，而且非常偏差），但随后以胡适为代表的模糊的推崇西方自由主义的观点，迅速被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清晰的一系列革命理论所压倒。所以事实上，陈独秀起的作用明显远大于胡适。毛泽东曾两次说过，“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这代表中共的看法：陈是主要领导者。陈独秀当年办《新青年》杂志，鼓动五四风潮，主要是煽动民众运动，后来更明确鼓吹革命。陈曾明确提出五四有三大精神：爱国救国，直接行动，牺牲精神；并呼喊人民非得“ 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这三大精神，都是强调群体主义，更是煽动暴民运动、造反革命。结果狂热的学生以爱国的名义，冲进政府官员的私宅，砸家烧屋；抓到外交官群殴。只要是“爱国”（集体主义），什么法律都可踩在脚下，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牺牲品。
●“反帝反封建”把中国带向歧途
即使不以法治观点，哪怕以最基本的伦理，政府官员再有错，甚至有罪，也不可家被砸，屋被烧，人被当众殴打。但当时太多的中国文化人为爱国这个群体主义（而非保护个人权利）的口号疯癫，只要是为了所谓人民、国家，怎样牺牲个体，都在所不惜；而且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从五四的火烧赵家楼（详见另作“火烧赵家楼烧毁中国 ”），就可依稀看到后来毛泽东的湖南农民（实为暴民）运动的烧杀火光，更可看到文革红卫兵打砸抢的刀光剑影。共产党就是这样一路以“为国家”、“为人民”的群体主义口号，发动群众，暴力革命，最后夺取政权，实施集权统治。
另一明显的事实是，陈独秀和五四，煽动起无数早期共产党人的造反激情，成为中共诞生的接生婆。两年后共产党就成立，绝非偶然。毛泽东就说过，对他来说，陈独秀 “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甚至称陈是“思想界的明星”，高喊过“我祝陈君万岁！”所以，当陈独秀等人成为五四的主要精神领袖时，这场运动的性质就已决定，它是一场促成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的运动，是给中国人带来共产专制的开端。
其次，五四运动的两个主要口号“反帝反封建”更是把中国带向歧途。反帝，导致盲目排外、拒绝西方文明。把一切过错都推给西方列强，煽动义和团式封闭排外，而回避了真正的自身反省。今天人们看得更清楚，中国的问题主要出在自身：传统文化中缺乏自由、尊严、个人权利等价值。成为一代代封建王朝御用文化的儒家文化，是根植在集体主义价值基础之上的。在一个极需引进西方个人主义思想、个人权利意识，从根基上反省中国落后的原因之际，中国知识份子却去煽动反帝，排斥和拒绝西方的先进制度。这场“反帝”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狂热，至今仍是共产党继续一党专制的灵丹妙药，因为民族主义既是共产党热衷的集体主义、集权主义的最坚实基础，也是最有力工具。他们以此排斥西方文明、建立党天下，用“我们和他们”、“中国和外国”的对立，来混淆正确和错误，真实和虚假。
●胡适也支持社会主义
反封建，则更有迷惑性。既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封建糟粕，怎么能不反呢？但陈独秀们的反法，只是反了表层和枝干，在反了裹小脚、包办婚姻之类的同时，反掉了许多人类共识的基本道德礼仪，却没有反传统文化中的真正核心价值：集体主义，集权主义，反而强化了这个部分。这就像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也是高喊“反四旧”，要打到孔家店。其结果是：在摧毁了人类基本道德准则的同时，比过去更加倍地泯灭个体价值，因此更强化了国家和集体权力，最后比任何一个朝廷的皇帝都更加暴政。
正因为反封建这个口号，除了反掉了哪个文化中都有的基本的人类行为准则和操守等，却没有触动集体主义、集权主义这个最主要的根基，所以当同样是建立在集体主义、集权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被引进中国之后，几乎没有受到理论上的任何挑战，立刻在知识份子中得到了一拍即合的广泛呼应；甚至连胡适都是反对资本主义，支持社会主义的。更不要说当时以及后来的中国文化名人们，几乎异口同声都是主张国有经济，反对私有财产、市场经济这些保护个人权利的根本。所以反封建这个口号，只反掉了传统文化中的部分道德伦理，却在事实上千百倍地强化了封建主义的根基。
五四还喊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且不说在反帝反封建这种激昂的主旋律下，这两个口号只不过是漂亮的陪衬，即使没有反帝反封建之说，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提法本身也是极为空洞、甚至不着边际的。科学是一个哪个党派都可喊的口号，随着人类的进步，科学的路总是要往前走的。哪个独裁者都可以打着科学的旗号强化其统治、泯灭个人。毛泽东不是为了造原子弹可以让每个人勒紧腰带吗。
●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都无“民主”
“民主”是个一言难尽的口号，它也是任何人都可以用来做工具和武器的东西，就像 “反贪腐”一样。共产党也是一路打着民主的旗号统治到今天的。但美国起草独立宣言和宪法的先贤们，却很不喜欢用“民主”这个词。《独立宣言》全文没提到“民主 ”。而译成中文长达一万多字的美国宪法，甚至通篇都没有“民主”这两个字。这绝不是疏忽，而是美国先贤们经过多年讨论、辩论之后的一个非常清楚的共识。奠定美国基础的这两个最重要文件，全部强调的是保护个人权利，而不是多数裁决的原则，更是要避免暴民政治。美国先贤当年没有提到民主和科学等，只是抓住“个人权利” 这个根本。一切国家体制的建立，都以保障个人权利为最高目标。在保护个人权利这个根本之上，最后才会有真正民主机制的确立。如果说只用两句话概括美国强大的原因的话，那就是美国重视并实践了这样的原则：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也就是确立个人主义的价值，以人为根本。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强调人的三大权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都是指个人。中国的五四们，没有从这样的保护个人权利的根本价值出发，所以，民主科学喊了半天，只能走向不着边际，最后经由集体主义走向集权专制。
五四的历史明明白白地展示，共产党是站在反帝（排外、实行民族主义）、反封建（摧毁伦理道德价值）的跳板上，弹到权力的顶峰。从这种意义上说，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共产党。所以共产党才那么热衷肯定五四，赞美五四。今天，中国要想走向一个确立和保护个人权利的自由方向，首先就应该从否定五四开始。
2009年4月20日于美国
——原载《开放》2009年五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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