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近日在美国《外交》杂志撰文，就在他看来“中国如何利用美国实力的大战略”加以说明。
博明称，“尽管许多美国人迟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北京对华盛顿的敌意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2016年当选之前就开始了，甚至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前就开始了。自1949年掌权以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一直将美国视为敌对势力。但三十年前，在冷战结束时，中国领导人将美国从众多对立面中的一个提升为其国家的主要外部对手，并开始悄悄地修改中国的大战略，开始寻求地区和全球的主导地位。”
博明称，“美国和其他自由社会迟迟没有意识到这种竞争，国会山出现了罕见的两党合作精神。但是，即使是这种新的共识也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战略中最具威胁性的因素之一：它利用美国和其他自由社会的重要方面并将其作为武器为中国的野心服务。重要的美国机构，特别是金融和技术领域的机构，坚持几十年来通过‘接触’获得的自我毁灭的习惯，这种方法导致华盛顿将经济合作和贸易置于一切之上。”
博明说，“然而，如果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立法者找到了意愿，就有办法将华尔街和硅谷拉回原位，将美国的脆弱性转化为优势，并减轻北京政治战的有害影响。这必须从采取更大胆的措施开始，阻止美国资本流入中国所谓的军民融合企业，并挫败中国政府对高科技产业的领导权甚至垄断权的渴望——从半导体制造业开始。”他称，“美国还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来揭露和对抗中国政府的信息战，这些信息战通过利用美国的社交媒体平台，比如youtube, facebook, twitter；这些平台本身在中国境内是被禁止的，中国利用这些平台来散布虚假信息。华盛顿应该还人情，让中国人民更容易获得来自中国所谓防火墙之外的真实新闻。”
博明称，“一些人认为，由于中共的意识形态在国外没有什么吸引力，所以对美国的利益构成了微不足道的威胁。然而，这种意识形态对中国人民也没有什么吸引力，而且这并没有阻止该党统治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问题不在于列宁主义极权主义的诱惑力，而在于列宁主义极权主义——由资源丰富、意志坚定的北京统治者所实行——具有巨大的强制力这一事实。”
博明称，“因此，美国领导人不应忽视这场竞赛的意识形态层面；他们应该强调这一点。美国的价值观：自由、独立、信仰、宽容、人类尊严和民主，不仅仅是美国为之奋斗的目标：它们也是美国武器库中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因为它们与中共在国内实行一党统治、在国外实行中国统治的空洞愿景形成鲜明对比。华盛顿应该接受这些优势，并有力地提醒美国机构，尽管安抚中国可能在短期内有助于它们的资产负债表，但它们的长期生存取决于只有美国领导才能确保的自由市场和合法权利。”
博明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没有考虑到美国社会和企业正在被武器化以服务于中共的长期议程，这可能被归结为天真或波利安娜式的乐观主义。这样的借口已经不再可信了。然而，北京仍在上演这出戏，将美国的资金和机构用于自己的目的，这使得华盛顿更需要采取真正的行动。”
“政治战的艺术”
博明称，“西方国家迟迟没有意识到自己一直在接受中国精心设计的、长达数十年的敌对战略，这与美国在冷战中取得胜利后的傲慢有很大关系。美国政策制定者认为，中共将发现几乎不可能抵制柏林墙倒塌后掀起的自由化浪潮。根据这一思路，通过帮助中国致富，美国将放松该党对其经济、人民和政治的控制，为逐步与多元化的西方国家接轨创造条件。”
博明称，“这可以说是一个误判，部分原因是中共为实施其大战略所采用的方法。凭借令人羡慕的纪律，北京长期以来一直在掩饰其挑战和颠覆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秩序的意图。北京与西方技术合作，美国人认为这些技术将有助于中国的民主化，但它却利用这些技术来监视和控制中国人民，并将中国境外越来越多的世界人口作为目标。该党现在系统地培养西方公司和投资者，而这些公司和投资者反过来又对中国的政策言听计从，甚至以符合中共目标的方式游说其本国首都。”
博明称，“北京的方法都是‘政治战’的表现，冷战遏制战略的主要设计师、美国外交官乔治·肯南在1948年的一份备忘录中用这个词来描述‘一个国家为实现其国家目标，在战争之外使用一切可支配的手段’。肯南认为苏联的政治战争是‘最精致和最有效的’。如果肯南今天还活着，他会惊叹于北京在克里姆林宫的游戏手册上的改进。”他称，“肯南的备忘录旨在使美国国家安全官员打消‘对和平与战争之间基本区别概念的普遍依恋’。他希望美国人能够摆脱这一障碍，学会在政治领域作战，以防止与苏联发生潜在的灾难性军事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华盛顿正是这样做的，在各大洲召集伙伴以遏制苏联的影响。”
博明称，“今天，自由和开放的社会正再次接受政治战争的现实。然而，这一次，这场运动是由一个不同的共产主义国家指挥的：它不仅拥有军事力量，还拥有来自其准市场化版本的资本主义和系统的技术盗窃的经济力量。虽然有一些人持反对意见，例如金融家、艺人和从参与中受益的前官员；但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欧洲国家和一些亚洲国家的普通公众终于适应了中国政权的邪恶本质及其全球野心。考虑到中共近年来的行为方式，这并不令人惊讶：掩盖新冠病毒的最初爆发，攻击中印边境的印度军队，扼杀与澳大利亚的贸易，粉碎香港的法治，并加强对维吾尔族和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运动。”
“不再韬光养晦”
博明称，“这些咄咄逼人的举动仅仅代表了几十年来战略的一个新阶段。美国学者杜如松（Rush Doshi）在撰写其最近的《长期博弈：中国取代美国的大战略》一书时，仔细研究了中国领导人的讲话、政策文件和回忆录，以记录北京如何将目光投向了瓦解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根据当下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中国事务主任的杜如松的说法，有三件事让中共领导人感到非常震惊：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民主抗议活动；1991年初美国领导的对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部队的压倒性胜利；以及同年苏联的解体。”
杜如松说，“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提醒北京注意美国的意识形态威胁；海湾战争的迅速胜利提醒它注意美国的军事威胁；而失去共同的苏联对手则提醒它注意美国的地缘政治威胁。在短时间内，美国迅速取代苏联成为中国的主要安全关切，这反过来又导致了一个新的大战略，一场取代美国力量的三十年斗争就此诞生。”
博明称，“中国的新大战略首先旨在淡化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然后更公开地将美国的力量从该地区取代，最终主导一个更适合北京治理模式的全球秩序。蔡霞认为，这种模式不仅仅是威权主义，而是‘新极权主义’，她在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最高殿堂：北京中央党校担任了15年的教授。现在流亡美国的蔡霞最近在这些网页上详细介绍了她与中共的分歧，并在其他地方写道，中共的‘基本利益和利用（美国）同时对其保持敌意的基本心态在过去七十年里没有改变’。”
博明称，“蔡认为，习近平并没有制定党的战略。他只是把它转移到了一个更公开、更积极的阶段。如果观察家们能更仔细地思考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对中国提出的‘韬光养晦’的戒律，他们就会意识到，邓小平的做法始终是作为一个过渡阶段，在中国强大到可以公开挑战美国之前，是一个占位符。”
博明称，“这个时刻现在已经到来，北京不再费力地掩饰其全球野心。今天，党的口号要求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中心位置’，建立‘人类共同命运的共同体’。3月在阿拉斯加，拜登政府高级官员与中国同行的首次面对面会谈中，这一点得到了生动的展示。在他们的开场白中，中方利用国际电视对这次会议的报道来教训美国人。‘我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承认美国所倡导的普世价值，不承认美国的意见可以代表国际舆论’，中国高级外交官杨洁篪在一次精心编排的抨击中说。杨洁篪将‘美式民主’与他所谓的‘中式民主’相提并论。他认为，后者得到了‘中国人民的广泛支持’，而‘美国自己国内现在，很多人对美国的民主并没有信心’。”
博明称，“杨洁篪的独白是如此引人注目，以至于在大多数新闻报道中，最重要的含义很容易被忽略。北京正在利用其在镜头前的时间，公开宣布其对世界领导地位的追求。汉学家马修·约翰逊（Matthew Johnson）表示，杨洁篪是在遵循习近平在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上发布的指示，当时中国领导人呼吁党员干部提高意识形态的‘领导力’和‘话语权’，以捍卫北京的极权主义社会主义品牌。这种在全球舞台上进行意识形态斗争并取得胜利的过程也被赋予了一个名字：‘伟大斗争’。”
“最好的防御”
博明称，“肯南认为经济国策是政治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将经济武器纳入其大战略并不令他惊讶。北京的经济目标被表述为‘双循环’政策，即优先考虑国内消费（内部循环）而不是依赖国外市场（外部循环）。然而，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中国的这一战略实际上可以被认为是‘进攻性杠杆’：这一方法旨在减少中国对高科技进口的依赖（同时使世界上的技术供应链越来越依赖中国），确保中国可以很容易地用另一个国家的相同进口产品替代来自一个国家的进口产品，并利用中国的经济杠杆来推动中共在全球的政治目标。”
博明称，“中共试图将这些举动说成是防御性的。习近平在去年的一次重要讲话中解释说：‘我们必须保持和加强我们在整个生产链中的优势……我们必须加强国际生产链对中国的依赖，形成强大的反制和威慑能力，防止外国人人为地切断（对中国）的供应’。然而，在实践中，中国正在发挥进攻作用。近年来，中国政府限制与加拿大、日本、蒙古、挪威、菲律宾、韩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和旅游，以迫使这些国家的法律和内部政治及司法程序发生变化。”
博明称，“这些运动中最积极的是中共对澳大利亚发起的运动。一年多以前，澳大利亚建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这一想法得到了世界卫生大会几乎所有成员的支持，但北京决定对堪培拉的胆量进行惩罚。中国很快开始限制进口澳大利亚的牛肉、大麦、葡萄酒、煤炭和龙虾。随后，中共公布了一份14项所谓的‘争端’清单，实际上是对澳大利亚政府提出的政治要求；包括要求堪培拉废除旨在对抗中共在澳大利亚的秘密影响行动的法律，通过压制对北京的批评来钳制澳大利亚媒体，并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要求做出让步。中国正是以习近平的讲话和党的文件所描述的进攻性经济战略来针对澳大利亚。至少在大战略方面，习近平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
“受到影响的情况下”
博明称，“中共的进攻性杠杆运动是北京大战略的公开体现。但该战略也依赖于隐蔽和无形的活动：旨在颠覆中国对手的社会和政治机构的信息战和影响行动。这些努力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统战’工作，这是一个巨大的活动范围，中国领导人称之为‘法宝’，这在世界先进的民主国家中是无法比拟的。党的9500万党员必须参加这个有许多分支的系统，仅统战部就有三倍于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官员的干部。”他称，“然而，统一战线并不从事外交工作，而是收集有关公民个人和政府官员的情报，并努力影响他们，重点是外国精英和他们经营的组织。收集档案一直是列宁主义政权的一个特点，但北京对全球数字网络的渗透使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博明称，“中共收集了全世界数百万外国公民的档案，利用它收集的材料来影响和恐吓、奖励和敲诈、奉承和羞辱、分裂和征服。政治学家布拉迪（Anne-Marie Brady）称统一阵线的工作是腐蚀和破坏外国政治制度的工具，‘削弱和分裂我们，使我们的媒体的批评声音受到侵蚀，并将我们的精英变成中共的客户，他们的嘴里塞满了现金’。”他称，“党的武器库中较新的是对美国社交媒体公司的利用。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政府在他们的平台上充斥着公开和隐蔽的宣传，并通过代理和机器人进行放大，这些宣传不仅越来越注重宣传北京政策的粉饰性叙述，而且还注重加剧美国和其他目标国家的社会紧张局势。例如，中国政府及其在线代理机构几个月来一直在宣传质疑西方制造的新冠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内容。”
博明称，“总部位于纽约的智库苏凡中心（Soufan Center）的研究还发现，有迹象表明，基于中国的影响行动正在放大网上的阴谋论，包括与匿名者Q（QAnon）有关的虚假信息。苏联做梦也想不到，它的煽动性宣传能在美国获得大量受众，就像北京每天通过硅谷科技巨头提供的工具获得的那样。博客‘汉学主义’（Sinocism）的作者、北京信息战的密切观察者毕晓普（Bill Bishop）写道：‘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动有效的全球信息行动和增加其国际话语权的有效途径，只能通过Twitter、YouTube和Facebook等美国社交媒体平台’。”
“美国的反击战略”
博明称，“经过几十年的天真和否认，华盛顿对北京的态度终于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适应现实并变得强硬起来，拜登政府基本上维持了其前任的政策。特朗普为惩罚中国盗窃知识产权而征收的关税仍在实施，拜登总统正在充实特朗普发起的商务部小组，旨在将危险的中国软件和设备排除在美国国内电信网络之外。本届政府还在深化与中国有关的外交举措，如四方安全对话（Quad）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组成的民主国家集团。”
博明称，“尽管采取了这些纠正措施，但仍有几个领域需要华盛顿进一步加强其做法，特别是确保美国强大的私人利益不再削弱其对抗中国的能力。金融领域是开始的地方。数百万美国人的退休储蓄目前为北京的军事现代化提供资金，并支持那些参与种族灭绝和其他反人类罪行的中国公司。即使在中国政府系统地将外国记者驱逐出中国，并使该国的投资环境变得越来越不透明的时候，富时罗素和摩根士丹利等股票指数供应商继续将中国公司纳入其指数，有时是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
博明称，“由于许多美国基金以这些指数为投资基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自动流向中国公司，包括那些被华盛顿制裁或受到出口管制的公司。对中国政府来说，美国资本市场是无可替代的，其深度和流动性超过了世界上其他资本市场。很少有成功的中国科技公司不是利用硅谷风险投资公司的资金和专业知识创办的。阿里巴巴和百度都是由美国资本提供种子资金。”
博明称，“尽管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发布的行政命令已经禁止美国对59家被点名的参与中国军队现代化或人权暴行的中国公司进行投资，但财政部需要将该名单扩大至少一个数量级，以更好地涵盖开发所谓军民两用技术的中国公司：那些既有民用也有军事或监视用途的公司。拜登政府还应该执行一项禁令，禁止购买被列入黑名单的公司的债务工具，并澄清这些公司的子公司对美国投资者也是禁区。欧盟应该采用类似的投资黑名单，并永久放弃其最近与北京谈判的贸易协定。在中国政府制裁强调中国侵犯人权的欧洲议会议员和智库后，该协议已经被搁置。欧盟现在应该一劳永逸地退出。”
博明称，“美国和欧洲国家也应该挑战一些公司的赤裸裸的虚伪，这些公司吹嘘他们的投资产品将促进‘环境、社会和治理’目标。一些提供这类选择的基金经理避免投资于不符合特定标准（称为ESG标准）的西方公司，但却乐于投资于在所有三个类别中都表现糟糕的中国公司。例如，有些美国大学的捐赠基金可以故意决定只投资于符合ESG标准的美国公司，但同时又投资于一系列无视所有公认的公司治理和环境管理标准的中国公司。中国公司对温室气体排放、海洋塑料污染和非法捕鱼的贡献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国家的公司都大”。
博明称，“至于社会责任，各种各样的中国公司：从领先的技术公司到出口全球的制造商与北京的安全机构合作，追踪、监禁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穆斯林，并强迫他们劳动。在公司治理方面，中共的基层组织主要是秘密运作，对中国公司进行重大的、往往是决定性的控制，这是对西方公司透明度和独立性标准的嘲弄。”博明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需要履行2020年《外国公司责任法案》规定的法律义务，该法案规定，如果中国公司未能达到美国会计准则，则在从美国交易所退市之前有一个过于宽松的三年宽限期。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甚至还没有为不符合标准的公司启动三年倒计时的时钟。在判断美国法律空洞之后，中国公司继续在美国进行IPO。”
博明称，“华盛顿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阻止中国政府主导半导体制造业的计划。中国领导人很清楚，大多数21世纪的技术；包括5G电信、合成生物学和机器学习都是围绕先进的半导体建立的。因此，这些领导人为建设中国的芯片代工厂投入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补贴，结果好坏参半。”他说，“世界上大部分的尖端芯片都是由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生产的。中共有许多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理由来考虑入侵台湾；它对芯片市场控制的追求代表了这样做的经济动机。当然，一场战争可能会严重损害台湾的代工厂，无论如何，如果没有西方的芯片设计和设备，它们将难以维持生产。而且，对芯片供应的这种冲击将影响到中国数以百万计的下游工作，而不仅仅是其他大型经济体的工作。”
博明称，“即便如此，中国政府可能认为，中国可以比美国更快地从危机中恢复。这正是中国政府从新冠病毒大流行病中吸取的教训，其对中国的对手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中国本身。可以肯定的是，北京不会仅凭半导体库存就采取攻击台湾和冒着与美国开战的风险的致命步骤。关键是，中国领导人可能不认为半导体供应链的中断是发动战争的障碍。”博明称，“不管北京方面如何考虑，华盛顿应该通过补贴美国的新芯片代工厂来消除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任何潜在优势：2020年的《CHIPS法案》和2021年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就是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商务部还必须通过更严格地限制用于制造半导体的美国制造的设备的出口，来减缓中国政府扩大其代工规模的努力；不仅是尖端芯片，还有那些几代前的芯片。”
博明称，“最后，华盛顿需要做更多工作来解决北京的信息战。我们这个时代最奇怪的讽刺之一是，美国公民的政治言论有时会受到审查，甚至被那些向全世界数百万人传播中共虚假信息和煽动性言论的美国社交媒体巨头所剥夺。美国公司、国会和法院应该采取行动，解决这两种现象；支持美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同时揭露中国政府推动其信息传递的方式。”他称，“这可以而且应该在维护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文字和精神的情况下进行。这个想法不是要审查北京的声明，而是要揭露政府精心策划的努力，通过虚假账户和隐蔽计划，将宣传伪装成公民之间的有机对话。在这一努力中，华盛顿的最佳合作伙伴应该是硅谷社交媒体巨头本身。因为他们有办法发现北京的代理人，这些公司可以发挥主导作用，抑制中国政府在网上的影响行动的规模。”
博明称，“同时，自由和开放的社会以及在其中蓬勃发展的公司，必须让中国公民更容易从中国的防火墙外获取信息，并在北京的数字全景图的监视下相互交流。防火墙很强大，但在技术上却没有许多观察家通常认为的那么先进。与中共的信息战相比，美国的努力不需要涉及制造虚假信息，甚至根本不需要产生多少内容。华盛顿只需要为中国人民提供更安全的手段，与他们的同胞和世界各地的人交流新闻、意见、历史、电影和讽刺。”
博明称，“一个很好的开始是在中国的侨民中。目前，抵制中共路线的华文新闻机构已所剩无几。根据中国政府实施的一项新的国家安全法，香港当局最近逮捕了为数不多的几家媒体之一的所有者和编辑：现已停刊的《苹果日报》。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向有前途的私营媒体提供资助，并为联邦资助的媒体（如自由亚洲电台）重新注入活力来提供帮助。美国的大学也应该给每个来美国学习的中国人发放第二部智能手机；不受微信等中国应用程序的影响，这些应用程序会监控用户的活动并审查他们的新闻提要。”
“民主VS.暴政”
博明称，“在1995年访问北京期间，美国民主活动家刘迪蒙（Dimon Liu）会见了一位同情民主改革的前中国官员。他向刘女士提供了一个她永远不会忘记的对美中关系的见解：‘如果竞争是基于利益，暴政就会赢。如果竞争是基于价值观的，民主就会赢’。”他称，“北京最近试图胁迫澳大利亚遵守中国政策的失败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共领导人赌的是，澳大利亚企业在遭受有针对性的贸易禁运后，会游说其政府向中国政府做出政治让步。但澳大利亚人民：包括商业领袖和出口商都明白，接受中国的最后通牒就意味着屈从于一个危险的新秩序。澳大利亚企业吸收了损失，经受住了禁运，并找到了新的市场。澳大利亚人决定，他们的主权比龙虾销售更重要；毫无疑问，这让那些认为堪培拉会把澳大利亚的经济利益置于其基本价值观之上的北京感到困惑。中共打出这张牌后，只要民主国家保持对利害关系的警惕，就不可能在澳大利亚或其他地方再次有效地打出这张牌。”
博明称，“中共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其对全球优势地位的渴望，华盛顿的官员们终于不再假装不知道。美国人、欧洲人和世界各地的人们现在对北京的意图和其敌对行为的来源越来越清楚。当选的领导人现在必须采取下一步行动：不仅对北京，而且对他们自己社会中需要加入反对中共的精英机构实行强硬的新路线。”他称，“由于公司是经济行为体，而不是政治行为体，政府有责任制定与对手接触的准则。有了严格的新参数，华盛顿可以为所有美国公司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重新对美国245年的民主试验作出承诺，而不是向中国政府的新极权主义试验屈服。然而，如果没有这样的准则，美国公司、资金和机构将继续被胁迫为北京的目的而不是民主原则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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