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聞管得死死的情況下，他就從文學入手，寫出既有真實背景事實，又帶文學虛構意味的故事。他寫的每一篇報告文學作品，都廣受關注，引起轟動，首先不是它的文學性，而是它的現實性。
劉賓雁1925年出生，2005年在美國病逝。他在生命最後階段說，他作為一個自由人，生活在中國，真正做自己要做的事情不超過9年，那就是1956到57那一年，和1979到87那8年。
不到9年，卻用筆也用生命寫出了讓我極受影響的篇章。1956到57，他寫了報告文學《在橋樑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及續篇。我讀到這些作品時是20歲，那時我傾心文學，又受中共的「文藝必須為政治服務」所影響。劉賓雁的作品，使我認識到反映真實就是文學的靈魂，揭露和批判現實世界的不合理/不公平的現象，既是文學使命，也是作家最好的「為政治服務」。《本報內部消息》中，他批評總編輯保守，不敢報導真實的社會狀況，報紙索然無味。當我正慶幸中國的文學和新聞開始可以大膽批判現實、促使社會進步時，緊接著掀起的反右運動猶如當頭一棒，我傾慕的作家劉賓雁受到鋪天蓋地的批判，而所有中國報刊，都只有片面之詞，而看不到他本人有任何回應。我相信他這時候很痛苦，厄運正降臨。
二十二年之後，文革結束兩年，我讀到劉賓雁的新作《人妖之間》，繼續鞭撻中國的官僚、特權和貪污，我在主編的《七十年代》予以全文轉載，把這篇作品推介到香港和海外，讀者的普遍反映是：中國可以發表這樣的作品，讓他們看到希望。接下來，劉賓雁又以記者身份到各地採訪，記錄許多人與事，寫下《一個人和他的影子》《人血不是胭脂》等報告文學，而最轟動的就是《第二種忠誠》。這篇作品給劉賓雁帶來第二次厄運。他受到鄧小平點名批判，又開除黨籍。1988年他出國訪問，一年後發生六四事件，他也就濟留美國，沒有再回到中國去。
1982年，劉賓雁在美國愛荷華參加「國際寫作計劃」期間，我到美國跟他作了一次訪談。1988年我去洛杉磯，劉賓雁也正好在那裡訪問，於是我又同他作了一次訪談。兩次訪談都刊在我編的雜誌上。
在第一次訪談中，劉賓雁講到他的過去，被打成右派的經過和感受。他出生和成長在日本人佔領時期的哈爾濱，他記得最清楚的是，彼時彼地人們是享有言論自由的，青年作家是可以自己印書出版的。比照自己日後的「不自由」，這種印象成了他對童年生活的主要記憶。
他14歲就接近哈爾濱的中共外圍組織，1944年19歲入黨，一直在共青團工作。他也同白樺一樣，自己相信出身純正。他在1956年中共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寫出批判性的報告文學，顯然他認為這是一個黨員應該盡的言責。
1956年發表那幾篇報告文學，廣受讀者歡迎，劉賓雁因此還獲得升級和加薪。但宣稱「陽謀」的反右運動一來，他的命運立即從天堂掉到地獄。他說他「變成一無所有。什麼都不被承認，你的革命資歷、水平、地位、貢獻……一切都不算數了。」他被開除公職，送去勞改。在這段長達22年的右派分子生涯中，他感受最痛苦的是兩件事，一是你是賤民，不是一個人，誰都可以罵你，侮辱你，右派帽子摘了之後還被叫做「摘帽右派」「改正右派」。右派分子的檔案猶如一個人的影子，如影隨形揮之不去。他認為「這種精神折磨最可怕」，像一塊石頭一直壓在心上。另一個痛苦之處，是你想做點好事，不讓你做。比如你見到一個孩子剝樹皮，你勸阻他：不能剝，樹會死的。小孩會罵你：「你管得著嗎？老右派！」22年的右派生涯什麼都不能做，四人幫倒台後還是被投閒置散。三十多歲到五十多歲，一生中最有用的時光，就這麼荒廢了。
劉賓雁選擇報告文學這種形式去寫作，主要是因為在中共體制下，新聞一直是管得死死的。即使在思想最開放的八十年代，劉都說過「理論界是活了，文學界也會跟著活起來，最死的是新聞。」但劉自認是新聞記者，生平最想獻身新聞事業。在新聞管得死死的情況下，他就從文學入手，寫出既有真實背景事實，又帶文學虛構意味的故事。他寫的每一篇報告文學作品，都廣受關注，引起轟動，首先不是它的文學性，而是它的現實性。
實際上他作品的文學性很強，批判鋒芒尤其銳利。我從他的作品和生平中獲得的人生啟示，就是作為一個寫作者，一定要敢於揭發事實真相。新聞要報導真相，無法如實報導，就另闢蹊徑，從文學入手報導真相。寫評論更要基於事實真相。這世界最需要的是真相，人生最應該探求和堅持的是真相，真相就是True，就是真理，就是做一個真正的、忠於自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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