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消息说；中国的进口连续十一个月下降，九月份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多。又有消息说；美国太平洋沿岸港口的空箱率逐月上升，进一步说明了中国进口的疲软。还有消息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也下降了百分之五。
把这几个消息联系起来看，说明了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中国的对外贸易正在迅速地萎缩。邓小平和江泽民争取到的外向型经济环境正在快速地流失。靠廉价劳动力发展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头。即使没有奥巴马的环太平洋自贸协定，简称TPP，中国的外贸导向型发展模式也走到了头。
下边怎么办，看上去习近平心里没有底。正在讨论中的所谓十三五计划，听上去都是些废话和套话，居然回到了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也就和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差不多了。我觉得除了无可奈何向老人政治低头以外，就是心里没有底，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按正常规律；或者按照别人的经验教训。初级阶段靠外贸导向型发展没有错，这是依靠发达国家快速发展经济的模式。二战后的欧洲、日本、台湾和韩国等等都很成功地走过了这条道路。其中情况也各不相同，经验也各不相同。
第一个类型是欧洲和日本。在美国的援助下恢复了经济之后，很快就走上了自主发展与依托庞大的美国市场相结合的发展道路。速度不是特别快，但一步紧跟着一步，发展很均匀。至今仍然与美国并驾齐驱，成为世界经济的几个最大的实体，是可持续发展的典型。
第二个类型是台湾和亚洲四小龙。也许还包括巴西和其他一些至今还是第二水平的初步发达国家。他们开始也和日本、欧洲一样，依靠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但随后并没有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而是过渡依赖外向型发展道路，最终走上了发展的瓶颈。超高速发展之后，多年徘徊不前，发展缓慢。不得不回过头来补课，以收亡羊补牢之效果。
第三个类型是苏联和东欧，也许加上中国。是学者乌托邦式的计划经济加上专制政治，排斥市场作用。集约化的工业发展很快；农奴制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赶不上趟。被称为短缺型经济。整体发展速度很慢，而且不可持续。最终政治经济整体垮台。
中国早期走的是苏联模式，工业发展很快，而人民生活永远处于短缺状态。毛泽东如果晚死十年，中国在八十年代可能就会走完苏联到九十年代才走完的历程。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的、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文化，更加不能适应农奴制和专制政治。
以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为首的领导集团，恰好有机会扭转了发展模式。从第三个类型跳到了第二个类型，学习四小龙走上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模式。如果能够适时地跳转到第一个发展模式，当然是最好的结果。
遗憾的是。共产党领导集团有一个不可改变的目标，就是维护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八九年的民主运动被镇压，不仅仅是政治挫折，而且也是经济转型机会的挫折。江泽民成功地开放了美国和西方的市场，促使中国继续在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外向型发展道路上，走出了一条更加畸形的道路。
由于政治的专制，分配必然不公。少数统治阶级必然倾向于早期资本主义的、超经济的极度剥削。即所谓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规律对劳工；与垄断的半国营经济相结合对付市场。
国内市场萎缩，需要依赖国外市场。人民生活水平增长缓慢，带来社会问题。不公平带来的市场寻租行为高度发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腐败迅速蔓延。以及贫富差距拉大造成社会心理愤怒，以至于社会动荡。已经不是经济发展不可持续这么简单了。
现在国际环境的变化，外向型经济肯定是搞不成了。之后的连锁反应是经济的快速下滑，甚至崩溃。纵观以四小龙为代表的瓶颈转型规律，为了自主发展可持续的经济，就必须改革政治体制，开发国民的智力资源和生产积极性，替代进口型的知识产权。至少不会阻碍进口知识产权。为此韩国、台湾和巴西等国相继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民主化的速度和程度，与走出瓶颈的速度呈正比。
而习近平的发展道路却是背道而驰。把最大的可变因素政治改革钉死在那里，给解决经济发展设置主要的障碍。这就导致国内投资动机不足，私人资本大量外逃，产业升级遥遥无期。
官方投资导向不是鼓励中小企业升级换代，而是搞什么一带一路亚投行，试图推销钢铁、水泥和铁路技术。促使官方资本大量外逃。这动作很像第三世界独裁者们下台前的准备工作，不像是要对中国的经济负责。差别只在于规模大小而已。
纵观习近平、李克强集团上台以来的行为，可以判断他们对于中国的现状和将来的发展道路没有清醒的认识。甚至对中国将要陷入的困境，也懵然无所知。还不如邓小平、陈云的摸着石头过河，真正是在盲人摸象，缘木求鱼。
正如李嘉诚最近所说的那样；愚昧是人类的大敌。思想的僵化是所有继承型的政治最大的敌人。古人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不仅战争如此，经济和社会发展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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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京生：中国经济的出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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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京生：中国经济的出路2
最近不好的消息特别多。深圳的倒闭潮只是一个信号，很多在内地容易被封锁消息的分散的企业倒闭，看上去不那么显眼。但是代表了现在的经济危机的深度和广度。
另一个更加危险的信号，是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江泽民、胡锦涛的优良传统，为了收买外国政客对他们的奉承，大把的撒钱。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光买东西还要给人家投资。据说一家伙就给英国人扔出去一千多亿美元，好像中国的钱多得花不出去。一千多亿美元买个面子玩儿玩儿。
这两个信号是从两面夹击，预示着中国的经济危机将迅速加深，直至崩溃。当然，专家们会从更细致的方方面面分析。我们就简单地从这两个极端来看看，为什么说习近平不搞垮中国不会罢手。
深圳的信号说明了中国经济现在最大的困境，就是经济结构调整，或说转型的困难。早在中国经济借美国的东风高速发展的时候，企业就应该逐渐开始转型，向更高的档次发展，也就是可持续的发展。而不能等到低端产品卖不出去才想到要调整。
何况调整这个词听上去也太轻描淡写了。好像并没有什么大问题，三下五除二就过去了。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千亿美元买个面子比起来，好像经济的发展，百姓的生存，在他共产党看来都不算什么。反倒是英国的女王和政府，为了英国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一些。可以厚起脸皮忽悠这个大包子，让穷国给富国捐献投资。
中国的钱多得没处投资了吗。看看深圳的倒闭潮，就知道欠债多年的企业升级换代问题，需要大量的资金来垫底。现在中国的资本正以每年上万亿美元的速度逃离，再加上共产党买面子的钱。中国的企业哪里还有资本更新换代呢。随着企业倒闭潮的加快速度，中国经济的崩溃也就不远了，中国的崩溃也就不远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共产党的死无葬身之地，也就不远了。
当然。我并不关心共产党是否倒台；早一点倒台对中国是个好事。但是牵涉到老百姓又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不可能袖手旁观。还是要指出走出困境的一些基本常识。
首先。在企业普遍需要升级换代的时候，立即停止花钱买面子的所谓外交行动。何况那根本没有面子，真正是皇帝的新衣。自欺欺人的愚蠢行为。中共媒体兴高采烈的说什么德国法国都要来朝拜北京，其实那是英国发出了信号：人傻、钱多、快来。
花钱买面子工程不仅买来个人傻的没面子，而且直接影响到国内资本的信心。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的资本，谁愿意把钱放在傻瓜的手里呢。这是连傻瓜都知道的常识。资本外逃会因此而加速。
其次。取消各种贸易壁垒和非贸易壁垒，开放中国的市场。使得中国企业升级换代所需要的技术，资本和管理经验无阻碍的进入中国，加快中国企业的升级换代。也许不至于全面崩溃。
现在发达国家有过剩的技术，资本和管理经验，特别是大量已经淘汰的技术和人才。中国的落后状态，正是它们大显身手继续赚钱的机会。过去十几年官僚资本独占利润的动机，形成了对这些有利因素的阻碍。造成障碍的基本手段，正是各种壁垒和无法无天的政治体制。
第三。就是减少以至于消灭各种形式的垄断，特别是以国营为借口的大规模的垄断。推行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而不是以国营企业为主导的模式。国营企业的垄断地位，正是中国经济缺乏竞争力的病根。也是造就亿万富翁，造就贫富差距的体制性的病根。反腐败只是扬汤止沸，消灭垄断和恢复法制，才能够釜底抽薪地将腐败控制在最低限度。
第四。必须开放言论自由，停止网络封锁。信息传递的自由，是个人意志自由发挥的前提；个人思想的自由交流是创造力的前提；创造力是经济发展可以持续向上的前提。也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只有引进的智慧而没有自己的创造力，已经不能弥补几十年来中国企业在升级换代方面的欠债。而中国几十年来缺乏创造力，和没有言论自由呈正比例的关系。和中国人的智商没有关系。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尽快恢复法律体系的公平和信誉，恢复法律对每一个人的平等的保护。而现行的一党专政，保障了少数人可以无法无天；大多数人低人一等，得不到法律的保障。因此法律也失去了它应有的信誉。所谓的以党代法，实际上是大大小小的土皇帝们个人意志和利益代替了法律。既不是党大；也不是法大，而是土豪劣绅最大。
这样的政治体制，不但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也妨碍了人民的生活。是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最主要的原因。不铲除这个最主要的毒瘤；不治理这个最大的病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只能是缘木求鱼，水中捞月。即使其他各方面都做得很好，也经不住土豪劣绅们的破坏。而土豪劣绅们的力量，正好来自一党专政的无法无天。
所以中国避免全面崩溃的希望，只能寄托在改革或者革命的前途上了。不改变一党专政的体制，老百姓的苦日子还在后头呢。
魏京生：中国经济的出路3
上一次我们谈到了中国经济走出危机的几个基本常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法制和民主。正如现代法学先驱孟德斯鸠所指出的，中国在过去的两千年里能够几经战乱，却保持了经济发展的领先地位。就是因为中国拥有在法律保障下的市场经济。
孟德斯鸠先生没有提到的是，这种高速发展的经济之所以没有一直持续下来。而是波浪式的起起伏伏，用五四时期的激进学者的说法叫做周而复始，循环停滞。其主要原因是法制不能善始善终。在上升阶段，也就是王朝初建的时期，或者中兴的阶段，法制严谨，秩序井然。经济发展就快速而又稳定；法制败坏时期，经济停滞或者倒退，秩序混乱最终王朝崩溃。这就是被学者们称之为周期律的中国历史教训。
为什么法制不能善始善终呢？中国的文人和老百姓都认为是腐败，是道德缺乏；或者是人心不古，礼崩乐坏。在找不到真正的原因之前，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流行了几千年。是统治阶级和无聊文人忽悠老百姓的搪塞之词。
也有一些文人接近了解原因了，所以中国古代为了保障法律的有效，设计了各种各样的监督和制约机构。这说明古人早就知道人性丑恶的一面，必须加以监督和制约，以免其泛滥成灾。而且监督和制约的主要方面，就在于保护法律体系的有效运作。
古人甚至知道。对法律体系的破坏，并非来自于小民百姓，而是主要来自有权有势的官僚富商阶级，直至最高当局的皇帝。所以出自于民心的文艺作品，就把黑脸包公和海瑞，树立成为维护法律的神化了的典型。作为老百姓心目中的理想。
但是这些理想为什么总是不久就会破灭？法律也很快就不再成为保护老百姓的盾牌，也不再是维护市场公平的硬性尺度。原因就在于执法犯法。监督和制约的机构成员，来自于同一个官场，抬头不见低头见，很难违逆人情执法。所以监督和制约的机构虽然叠床架屋，仍会渐渐失去应有的效果，最终形同虚设。
为了实现监督和制约的效果，古人又设计出了回避的制度。让执法官员远离自己的家乡；也不得审判自己亲戚朋友的案件。但是法制是从上到下被破坏的；行贿受贿又不限于亲朋好友。甚至三千年前就设立了举报用的诽谤木，方便百姓举报违法行为。仍然不能阻止法制的败坏。
为什么呢？西方人找到了症结所在，这就是司法和行政必须分离，才能阻止行政权力对司法权力的干涉；才能保证司法相对独立地完成它的社会功能。人们崇拜理想中的包公和海瑞，正是因为他们不受行政权力的干涉，独立执行司法权，保护了老百姓的权利和利益。
但是如果包公和皇帝之间起了纠纷呢，谁来裁判？如果皇帝立一个恶法，包公有什么办法推翻它呢？古人和今人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推翻这个皇帝和皇朝，另起炉灶开始又一圈循环。这只能算没有办法的办法，不是真正解决了法制和经济持续发展的问题。
西方人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让人民来立法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并且监督和制约司法、行政的官僚们。这就是选举制和议会制的真正作用。议会制保证了人民的立法、监督和制约的权力；选举制保证了议会的代表遵从民意而不是自行其是。这就是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不但保证了老百姓的利益，而且保证了市场运作的公平。而且是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公平，不是对一部分需要先富起来的人的公平。没有民主制度的保护；没有全体公民的参与，所谓靠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给与的保护，是极其不可靠的谎言。
中国每年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是老百姓的消费。其中还包括了土豪官僚们的奢侈腐败消费。另外的三分之二价值，除了一小部分作为社会积累，大部分都落入了中外资本家和贪官污吏之手。据权威部门估算，现在每年有上万亿美元资金转移出中国；同时有两亿多的人民达不到每天一美元的贫困线。
中国的亿万富翁世界第一；中国的贫困人口也是世界第一。为什么会如此两极分化？没有民主保障下的法制，人民不能争得自己应得的份额，是贫困的最主要的原因。也是经济走入困境，无法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
反过来说。只有一党专政的无法无天，才能保证大量贫困人口和廉价劳动力的存在。才能保证靠廉价劳动力发财致富的中外资本家的利益。而中外资本家和贪官污吏的存在，正是中国经济畸形发展走入危机的根本原因。这是中国模式经济发展的利益链条。
不从链条的顶端一党专政改变，就没有公平的法制和市场。没有公平的法制和市场就不可能提高老百姓的消费，也就没有国内市场的增量。仅仅依靠剥削发达国家的市场，这样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持续下去了。已经无法解救中国的经济危机。
据说一党专政不可动摇，那就只能革它的命了。为了老百姓自己的生存权利，只能革它的命了。这不是老百姓选择的，是习近平选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