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30日，广西柳州市柳城县县城及周边的政府单位等地连续发生17处爆炸。事故致10人死亡、51人不同程度受伤。
目前还没有较为确切的关于嫌犯韦银勇为何发起爆炸攻击的原因，但是根据比较可靠地信息拼凑，大概和他此前因有不公而在网络上发了狠话。结果，又因为发了狠话被警方处理。出狱后，他就策划了这起报复事件。
在这起爆炸事件刚刚一发生之后，就有主流知识分子在微博上发出了对暴力强烈谴责的声音。这样的声音，继续延续了主流价值观对于暴力在生理层面的厌恶。
暴力是人类社会中最被声讨但又最不可缺的一项产物，尤其是国内有冤屈的人士，当他们需要面对最终极的选择时，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杀掉自己，一种是杀掉仇人。
杀掉自己非常符合中国传统弱势人群的正义论——在仇人的家门口上吊。这种扭曲的奇观，倒有非常好的实践效果。面对强大的敌人，杀掉自己而不去主动伤害对方，可以保全自己的家人不受到强敌的持续报复。而在仇人家门口上吊，又给了仇人一个持续的侮辱。最终，这样的方式，能够为自己争得最大的舆论空间，博得更多的同情和关注，并制造出压力和强权博弈。
与之匹配的则是，充满正义感的一方，也非常享受这样的模式，虽然主流社会在表面上对自杀上访和下跪上访充满了斥责，甚至于有媒体人士联合发起倡议要求拒绝报道下跪上访。媒体人士不惜炫耀自己的舆论传播权力，对屈辱的维权方式进行羞辱，但真实的故事，当然是无论是天津的业主还是拆迁的业主，或者追讨工资的农民工，千呼万唤，不如街头一跪，或者装作跳楼。尤其是博弈双方不算完全失衡的讨工资事件，只要装作要跳楼，虽然人人都明知站在上面的人不会跳下来，可是各个掌握着体制资源的人士都可以有良心的运转起来，无论是报道，还是协调矛盾的解决，最终总能有一个完美而正义的结局提供给观众。
相比于对跳楼和下跪的热衷，充满血性的复仇之举，一直以来都是被排斥在视线之外。即便复仇行动偶尔闯入了主流的视线，也被斥责为血腥或者暴力的名义，不肯给予一点认可。在广西柳城韦银勇爆炸案之后，我尝试着用记忆搜索了一下过往发生过的复仇案件，从2001年的胡文海事件开始直到今天，十多年间，能够勉强搜索出来的有主动预谋的复仇案例不超过二十件，还夹杂着一些零星的激情冲突事件。
这些寥寥无几的案例，相比于铺天盖地的下跪和跳楼而言，无疑更加具有新闻性，却不见诸于新闻。这些事件不仅当时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报道和追踪，在主流世界也只留下很少的痕迹。
这个刻意遗忘复仇者的行为，第一主导者是政府的，政府机器对这样的个人复仇一直抱有深深的恐惧和敌意。2006年，甘肃农民钱文昭冲进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人民法院，炸死5名干部，炸伤22人。面对草民的复仇，当地政府很快追认死者为革命烈士，并高调举办了葬礼，向更多的草民展示了政府的暴力和不惧怕草民暴力的决心。
同样，2008年的杨佳上海杀警察案之后也是如此，杨佳的母亲很快被绑架为人质，消失在公众眼中，无法对外发出任何声音。2008年，也同样是政府最为自信的一年，这个信号依旧清晰，不仅杨佳被迅速判处死刑并执行，还要累及家人，更要如捆住喉咙再枪毙一样，不允许复仇者发出半点声音。
而如果不是再去追溯历史，也要和主流世界一起忽略掉更多事件的后续。2011年江西抚州钱明奇爆炸案之后的一周内，钱明奇一起上访的7名上访户就迅速得到赔偿。而在2015年5月25日陕西西安郝建宗砍死拆迁办主任之后，拆迁户也很快都主动得到了政府的赔偿。
复仇者成功声张了正义的结果，令政府很尴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也出权利。这个结果，也令主流社会很尴尬，如今理性维权和下跪维权，在维稳的眼中一钱不值。2015年4月初在北京王府井喝药自杀的30余名黑龙江出租车司机，6人被以“寻衅滋事罪”批捕。
这样处理自杀维权的案例比比皆是，倒是让我回想起媒体记者和名人高调的要求抵制下跪上访的往事，这个高傲的撒娇很快就无声无息的消失了。大约是政府更加明白，相比于暴力复仇，下跪上访才是这个社会真正需要的。
也大约因为如此，底层的下跪和自杀被反复的渲染，然后主流又无情的嘲笑和辱骂。而对于底层的血性复仇行动，无论是政府还是主流社会，都在刻意的拒绝和遗忘。甚至于知识分子也不自觉的忽略掉复仇的正义性，而恶意的审丑底层的复仇。
这场政府和主流社会对复仇的合力绞杀，依旧将在广西柳城韦银勇案中重现。但在现实的微妙发展中，复仇的正义性已经无可回避，审丑复仇的行为，将成为最后的丑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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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就让专制的共匪政府在正义的复仇者的复仇行动中颤抖！杨佳/胡文海在人民的心目中永生！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复仇行动依旧会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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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爆炸物管理
广西柳州的系列爆炸案引起外界对中国大陆爆炸物管理的关注。有外电发文认为，相对枪支管理而言，在中国大陆取得爆炸物更为容易。有知情者透露，目前中国民间自制炸药的也大有人在。
中国广西柳州市柳城县在9月30日开始连续发生了多起爆炸，爆炸地点分佈在商贸城、监狱、大埔镇政府、超市、车站、医院、畜牧局宿舍、菜市、疾控中心等不同的公共场所。官方新华社的报道说，警方经现场勘查、调查访问以及相关视频和痕迹检验，获取了相关证据，认定爆炸案系广西柳城县大埔镇33岁男子韦银勇所 为，经DNA鉴定，确认嫌疑人韦银勇在案发现场被炸身亡。他自制定时爆炸装置，通过自己投放和谎称寄送包裹雇人运送的方式，先后在多处制造爆炸，至少已经 导致11人死亡、50多人受伤。
路透社10月2日发自北京的报道说，这起造成多人死亡的系列爆炸，反映出中国对爆炸物品管理的松懈。与管制极为严格的枪支比较，中国大陆很多基建、矿山、采石和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都使用火药和炸药，这些爆炸物品很容易流入民间。较早前同样在柳州制造爆炸事故的任某，曾在法庭上承认，他购买炸药并存放在家中已有十多年，从来没有发生过问题。
湖南西部一个企业的老板林先生表示，中国当局对炸药等物品有严格的管理规定，如果有人在家私藏炸药，被查出来可能会被判刑，
“火药炸药管理很严格的，大概怕做成炸弹吧。如果家里有炸药，甚至是导火索、雷管什么的，只要有人举报查出来，都要判刑的。”
广东西部一位小化工厂的技术人员黄先生也说，在当地获得炸药非常容易，民间甚至有自制炸药牟利的小型地下工厂，
“这个东西民间也自己做，因为自己要用嘛。比如说浓硫酸按一定比例混上浓硝酸，就是炸药了。如果自己用，一般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根据中国官方的规定，任何爆炸物品都必须严格管理，购买用于制造烟花爆竹的火药、导火索、雷管和炸药，都必须经过公安局批准，企业储存爆炸物也必须由指定人员管理，登记造册。
湖南的林老板表示，虽然中国官方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但实际上管理松懈，尤其是和地方公安部门有关系的企业和个人，可以轻易绕过严管，获得爆炸物，
“管理很严格，但如果有心想要搞到也是可以的，一个是工矿企业有，有些工人家里私藏，私企也有，还有地下的市场上，花钱也能买到。”
广东的黄先生表示，火药本来就是中国人发明的，中国民间一直都有自制炸药的传统，即使一些比较高级的炸药，制造起来也并不困难，
“民间方子，一硝二磺三木炭，非常容易的。即使是高级的炸药，只要搞到原料，制作起来也并不困难。”
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近大陆年来暴力冲突事件经常发生，但在问题最严重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却少发生爆炸事件，当地更多的暴力冲突使持刀袭击或纵火。上个月，新疆南部某煤矿发生一起造成数十人死亡的爆炸事件，自由亚洲电台维语部报道说，该案可能涉及有人试图强抢煤矿的炸药所导致。
黄先生表示，广西虽然没有民族分裂问题，但实际上，当地的严重暴力冲突也不少，这与广西民风凶悍有关，
“广西有这个传统，民风比较彪悍。当年邓小平搞暴动也因为这个，再加上比较穷，所以那里发生这个爆炸也不是偶然的。”
中国大陆经济多年来高速增长，但各地发展不平衡，贫富悬殊日益扩大，再加上各级官员腐败和环境污染造成社会愤怒情绪日益激化，各地对爆炸物管理不善，爆炸事件频发成为中国当局维稳的巨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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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访信被换成邮包炸弹
从一开始，中共从来没有想过把自己置于法律之内。依法治国必然以人身自由、权利平等和政治民主为前提，那就意味着公权力要受到监督。学者们试图说服中共高层，依法治国才能长治久安。但是中共心知肚明，真要依法治国，腐败透顶的该党可能立即成为历史名词。
因此，访民、诉讼者和维权律师仍在苦苦撑持的时候，中共自己倒不耐烦了。习近平上台以后，粗暴地对待一切形式的申诉，甚至大量抓捕维权律师。这无异于赤裸裸地宣称：别再跟我讲什么法律，这里只有最原始的丛林法则。
习近平上月访美期间，遭遇到来自中国的访民拦车喊冤。有访民趁特警不备，猛冲过去，将身体滚进习近平的车轮下面，冒死将他截停，仍然未得面见。这惊险一幕，让人想起1970年蒋经国访问纽约时的遇刺经历。习近平应该感谢访民，他们宁可让车轮压在自己的身上，也没有拿子弹对准他的脑袋。
但是，情况可能正在发生变化。2011年，江西抚州人钱明奇在上访十年无果，多次表达被逼无奈将采用暴力行动，非但没有受到重视还遭致政府官员嘲笑，终于炸毁三处政府办公地点。从网民搜索出来的资讯看，韦银勇也进行了类似上访的努力，同样遭到政府官员的粗暴对待。但是，他比钱明奇更早地陷入绝望境地，起了报复社会的念头。
据称韦银勇在社交媒体吁告：“等到哪一天我变得疯狂，请记得我单纯时曾被你们当傻子一样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