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新华网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并要求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这让我想起了两件事，一件已经很久远，另一件也是十来年前的事，如今没有人再提起了。
第一件事是1982年春天，4月26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沙千里逝世。沙千里是著名的民主党派领袖，大名鼎鼎的民盟领导人，闻名中外的1936年“七君子”之一，以后担任过一系列的政府高官，最后是政协副主席。但是，在他死后的追悼仪式上，他的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的斧头镰刀党旗，这出乎所有人的意外，原来他早在1938年就入党了，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秘密党员，这个秘密一直保存到他逝世，长达44年，其中33年中共是这个国家的执政党。我刚好认识沙千里的一位老友，抗战初期是沙千里天天见面的同事，老人读到报纸上的这一披露，无论如何不敢相信。这一秘密保护得如此之好，用守口如瓶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
也许人们会想，那一代中共是打江山的人，为了打江山，搞地下工作，秘密党员是很好理解的。1938年秘密入党顺理成章，1949年后也许是习惯成自然，一路秘密下来，便于做好民主党派的统战工作，不能说太不靠谱。
那么，第二件事就说不过去了。2005年10月26日，中国国家副主席荣毅仁逝世，在他死后的讣告中披露，他早在20年前，1985年即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担任这个国家的副主席长达五年，而这个国家的十几亿国民，对他的真实政治身份居然一无所知长达二十年。中共作为世界最大国家的执政党，发展秘密党员，连国家副主席是党员都向国民保密，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简直不可理喻，不能不说是中共打江山不拘手段而留下来的一个怪癖。
中共不讳言一党专政，但是它说它有多党协商，那就是八个民主党派，话说得非常漂亮，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是“荣辱与共，肝胆相照”。但是，其实那些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的人都知道，他们的众多副主席中，总是有一位先生比较特殊，低调而有威势，因为谁都知道这位先生是中共派来的，代表中共参与民主党派的工作，关键问题不是主席作主，而是由他来拍板。这位中共的代表甚至可能是公开的中共党员，中共为此而定制规矩，允许自己的党员加入民主党派。民主党派里还有多少中共的秘密党员，这就只有中共组织部知道了。既然国家副主席都可以是秘密党员，那么你的朋友、同事、家人、甚至枕边人，到头来是你所不知道的中共秘密党员，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我想问的问题是，且不说打江山的秘密工作时期，就说已经打下江山，而且巩固了江山，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为什么还要发展秘密党员？它的怪癖是怎么养成的？
秘密党员的做法，是周恩来的杰作。周恩来搞秘密党员这一套，有现实谋略的计算，有时是为了谍报，有时是为了统战，有时是为了监控。这种做法给了中共很大的好处，非常“有利于对敌斗争”，于是在打下江山以后也不愿意放弃这一套，延续下来，成为执政党的怪癖。执政党发展秘密党员的怪癖之所以不戒除，因为这种怪癖给了它政治斗争的额外优势。为了政治斗争的额外优势而不顾忌超常手段、不顾忌人间道德、不顾忌公平竞争，从而做到你有的我也有，我有的你不能有，我就比你多了一些资源，可用手段上占了先手，早晚会打败你。这是中共很早就发现的秘密。这一秘密不能不说在打江山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待到中共执政后，巩固和维持它的政权统治，成为唯一要务，而经验就是，当年它打江山时候曾经做过的一切，如今绝对不能让民间再拷贝而用了去。“控制”成为中共设计其制度的关键词，美其名曰，“党领导一切”。于是，中共将中国的一切传统社会组织毫不留情地摧毁殆尽，建立起另外一套组织，如八大民主党派、商业和行业协会、工会、妇联、青联、青年团、少先队、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科协、等等，等等。这些组织都有党委或党组，都由党的机关和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掌权者，都和党的各级领导机构配套。这些组织“覆盖”了整个国家的社会需求，你已经找不到空白区域了。一旦出现空白区域，党就立即会在那里建立起相应的组织来予以填补。这些组织，无异于党在社会机体上植入的功能机构，就像现在的整容者在皮肤下植入的硅胶体，不同的是，这些硅胶体都有神经血管连着党的中枢。
这种党控制全社会的制度，并非中共首创，而是意大利墨索里尼的版权，叫做“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这个词的词根是Total，即全部，一切，一点不漏。墨索里尼自己有另一个更为人所知的叫法，法西斯主义。
在刚刚出炉的《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中，多次用到了“覆盖”这个词。它明说了，新的做法要解决党的组织“覆盖”不足的问题，要做到社会组织中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有效覆盖”。
改革开放以前，没有“覆盖”不足的问题，一切都在党的各类组织领导控制之下。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出现了私人企业、民间办学，还有致力于环境保护、扶贫慈善、救灾、边远地区办学等公益活动的热心人士和自发组织。这类以公益为目的组织，不消耗政府资源，不使用纳税人的钱，在国外叫非营利机构，或者非政府组织NGO，国外通常由公司法或结社法来规范即可。在中国，这类组织举步维艰，因为它不是党来创立，党来控制的，党不信任这些组织和这些人。
因为中共有那个怪癖，凡是它不控制的东西，它都不信任。
在中国，社会如今对这类公益性组织的需求越来越大，中共对NGO的打压引起的国际反响也越来越强烈，民间有越来越多的正直善良的人加入到公益活动中，公益志愿者的影响越来越广泛，一味围堵压制越来越困难了。于是就出炉了这个“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做法。
这无异于回到改革开放前的Total控制的状态，是一种开倒车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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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怪癖”只能说明共匪是个小人，做事从来不敢光明磊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