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家庭也好，国家也好，都有所谓“二世祖”现象。
所谓“二世祖”乃是粤语名词，它一般局限于指家庭里面上一代有权有势有钱，下一代只管吃喝玩乐的富家子弟，也就是纨绔子弟。事实上，即使是家庭，富有家庭的二三世也不一定都是只会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将祖宗产业发扬光大也不在少数——国家当然更是这样。这里面的理由也很简单：上一代的财富固然可以造成下一代的骄奢淫逸，不思进取；但也同样可以成为下一代创业奋飞的基础和动力，关键是要看这接班的“二世祖”或“三世祖”是什么样的货色——所谓“应用之妙，存乎一心”是也。
不妨先来看看那些败家的“二世祖”。历史上最有名的二世祖当然首推秦二世（据说。“二世祖”这名词就来自他老兄）。秦二世，原名胡亥，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富二代”的典型代表。因为，秦始皇不仅缔造了大一统的封建帝国，而且把天下财富通通揽在怀里。当初，秦始皇把自己命名为始皇帝，初衷是想让自己的儿孙们继承自己的伟业和财富，二世、三世，以至万世，永远流传下去。尽管秦始皇的愿望非常美好，然而，终究是造化弄人，他的这一伟大构想，不仅没有实现：这个秦二世，原本始皇第十八子。早年曾从中车府令赵高学习狱法。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始皇出巡死于沙丘，本应立始皇长子扶苏为太子，后来公子扶苏被赵高李斯等人害死，胡亥在赵高和丞相李斯的扶植下，得立为太子，并承袭帝位，称二世皇帝。来路既不正，就位后的所作所为更是荒唐，在赵高左右下，秦二世花天酒地，胡作非为，把整个帝国化成他自己的酒池肉林，老百姓的刀山火海。结果一年后就激起了的陈胜、吴广的起义。而他自己在交出皇位后，仍在赵高逼迫下自杀，曾经威风凛凛的秦王朝也在其三世子婴手中完蛋。西汉政论家贾谊在其《过秦论》中对此评论道：“始皇既没，胡亥极愚，郦山未毕，复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为贵有天下者，肆意极欲，大臣至欲罢先君所为’。诛斯、去疾，任用赵高。痛哉言乎！人头畜鸣。不威不伐恶，不笃不虚亡。距之不得留，残虐以促期，虽居形便之国，犹不得存。”
接下来有名的“二世祖”当数三国时蜀汉的刘禅。刘禅，字公嗣，又字升之，小名阿斗，刘备之子。于刘备去世后继位成为蜀国皇帝。刘禅初为皇帝时，对诸葛亮充分信任，军国大事全权委任于诸葛亮。诸葛亮、蒋琬等贤臣相继去世后，刘禅自身无力把持国政，宦官黄皓开始专权，迫使姜维外出屯田避乱，蜀国逐渐衰败。后魏国大举伐蜀，刘禅投降。蜀亡后，刘禅移居魏国都城洛阳。留下了“此间乐，不思蜀”的名句。给司马昭留下了：“我无忧矣！”的好印象，成功地保住了性命。阿斗虽然被后世评为碌碌无为的君主，但他虽然扶不起，却生活得很幸福。算是一个很会混的“二世祖”。
下面这位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就是南唐后主李煜。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李璟迁都南昌，立李煜为太子监国，令其留在金陵。六月李璟死，25岁时李煜在金陵登基即位。做上皇帝的李煜“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爱玩的是诗词歌赋，这方面堪称一代大家。可惜，政治跟艺术不是一回事——毋宁说相反。所以，973年，宋太祖派曹彬领军队去攻打南唐。三年后，后主肉袒出降，被俘到汴京，封违命侯。太宗即位，进封陇西郡公。公元978年，徐铉奉宋太宗之命探视李煜，李煜对徐铉叹曰：“当初我错杀潘佑、李平，悔之不已！”宋太宗闻之大怒，将其用牵机毒杀（牵机药是中药马钱子，服后破坏中枢神经系统，全身抽搐，头脚缩在一起，状极痛苦）。
当然了，你如果是一位有为之士，或者是毛泽东之所谓“风流人物”，那你就是二世祖三世祖也毫无问题，照样可以建功立业，威震天下——历史上几个有名的大治之年，都是这些二世祖三世祖造成的。
比如“文景之治”，就是三世的文帝、四世的景帝造就的。他们即位后，吸取秦灭的教训，减轻农民的徭役和劳役等负担，注重发展农业生产。文景时期，提倡节俭，重视“以德化民”，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得到发展。历来被视为“盛世”，史称“文景之治”。当时社会安定，百姓富裕。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文、景二帝在位的四十年间，政局稳定，经济发展，财物充盈。如文景传接时，“太仓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贯之钱”。至汉武帝即位时，国家的余财、存粮又上了新的台阶。“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文帝、景帝奖励努力耕作农民，劝解百官关心农桑。每年春耕时，他们亲自下地耕作，给百姓做榜样。他们提倡节俭，并以身作则。文帝在位二十多年，宫室、园林没有什么增加。他修建自己的陵墓，要求从简，不许用金银等装饰，只能用陶瓦。汉王朝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强盛王朝，二人居功至伟。
而最为史家所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也是由唐朝的“二世祖”唐太宗李世民缔造的。唐太宗即位后，因亲眼目睹大隋的兴亡，所以常用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来警诫自己及下属。他像孟子一样，把人民和君主的关系比作水与舟，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此留心吏治，选贤任能，从谏如流。他唯才是举，不计出身，不问恩怨。在文臣武将之中，魏徵当过道士，原系太子李建成旧臣，曾议请谋杀太宗；尉迟恭做过铁匠，又是降将，但都受到重用。太宗鼓励臣下直谏，魏徵前后谏事二百余件，直陈其过，太宗多克己接纳，或择善而从。魏徵死后，太宗伤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徵逝，朕亡一镜矣。”太宗在经济上特别关注农业生产，实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使人民衣食有余，安居乐业。在文化方面，则大力奖励学术，组织文士大修诸经正义和史籍；在长安设国子监，鼓励四方君长遣子弟到来留学。此外，太宗又屡次对外用兵，经略四方，平东突厥、定薛延陀、征高句丽、联姻吐蕃、和高昌，使唐之国威远播四方。太宗则被西北诸国尊为“天可汗”，成为当时东方世界的国际盟主。
离我们最近的所谓“康乾盛世”，也是由满清入关后的“二世祖”康熙皇帝一手打造。此一“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115年。此一期间，整个清帝国版图达到空前扩张，北起自外兴安岭以南，东北至北海，东含库页岛，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继承了1758年准噶尔汗国的边界。形成了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乾隆年间，香料群岛的苏禄上表求内附，乾隆帝以其险远，不许。乾隆帝派明安图等人两次到新疆等地进行测绘，在《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绘成《乾隆内府舆图》。康乾盛世之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恢复到世界的三分之一，美国学者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当时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即使是工业革命之后，亚当•斯密说：“中国和印度的制造技艺虽落后，但似乎并不比欧洲任何国家落后多少”。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大有可观：康熙后期，统治巩固，文士又多是在清朝成长的，其身世与明遗民不同。这时期的诗歌，就不再以表现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为主，而是致力于艺术技巧的追求，内容以抒情吊古和模写山水为主。著名诗人有施闰章、宋琬、王士禛、朱彝尊、查慎行、赵执信等。王士禛为神韵派领袖。查慎行诗刻划精工，成就较大。赵执信则比较注重反映现实。长篇小说在本时期放射出特有的巨大的光彩，这就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两部巨著的出现。康乾时期清朝统治者汇集众多专家、学者编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型文化典籍，成为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
今天的中国，经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打造的江山，也进入了二代三代领导人，作为国民，我们当然希望——也有理由希望——他们是能够带领我们走向民族复兴的二三代领导人，而不是相反。
(文章原创于2012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