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访华，成为中共建政后首位访华的美国首脑。这场破冰之旅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开启了两国“接触”（engagement）的时代。
今年7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州约巴林达（Yorba Linda）的尼克松图书馆发表演说，称“我们一直在追寻的接触政策没有在中国带来尼克松总统所希望引导的那种改变”。蓬佩奥将两国关系上升至文明冲突，称之为“共产主义中国与西方自由世界”之间的对抗。
在蓬佩奥之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联邦调查局局长雷（Christopher Wray）和司法部长巴尔（William Barr）三位高官相继发表演说，从意识形态、间谍问题和经贸往来等方面呼吁重新评估与中国的关系。他们的观点与2018年10月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的讲话相呼应。彭斯称，前几届政府选择与中国接触，是希望自由能在中国的各个领域延伸，不仅在经济方面，更在政治方面，但是，“这种希望没有实现。”
分析普遍认为，这一系列讲话表明美国当局已有广泛共识，摒弃对华接触战略，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两国在多个领域进入对抗。
近几个月来，美国首次在中国声称自己拥有“核心利益”的南海争端上表明立场，称中国对南海领土的主张“完全不合法”；美国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指其是获取经济和军事情报的“司令部”；并因北京实施广受争议的香港《国安法》，宣布不再给与香港贸易特殊地位等等。中国也对美国予以大致同等程度的反击。美国还加强在贸易、科技、金融等方面与中国“脱钩”的计划。国际上许多中国观察者认为，两国已经形成“新冷战”，甚至有爆发局部武装冲突的风险。
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在BBC中文的访问中分析称，美国近年来经历了从沮丧，到生气，再到愤怒的过程，直到病毒大流行将这种积怨一触即发。他说，“他们觉得，中国走到今天这么强大，却在价值体系上离美国渐行渐远，不仅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对整个国际秩序也构成威胁。”
美国总统尼克松（又 尼克森 Richard Nixon）1972年访华被称作“破冰之旅”。
美中接触四十载
1979年，尼克松访华后第七年，美中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此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支持发展市场经济；在政治上也采取相对开放的态度，开始推进体制改革。当年1月底，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美，在休斯顿附近的小镇观看牛仔竞技表演时，面带笑容戴上一顶骑手送上的宽边牛仔帽。这一场景被全球媒体广为传播。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学者傅高义（Ezra Vogel）曾说，美国普通民众看到这样的中国领导人，觉得“虽然是共产党，但好像也是跟我们一样的人，他会笑，也许我们可以和他接触、谈判。”
在建交后的几个月里，美国与中国签署双边贸易关系协定，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奠定基础。同时，因与前苏联关系紧张，中国将中美双边关系放在重要位置，满足了美国的战略需求。两国在80年代增加贸易往来，双边贸易总额稳步上升，并在政治、军事、教育、文化等领域进行了合作。
美国著名的法学专家孔杰荣（Jeremy Cohen）80年代初随一批美国法律界学者来到北京，向中国商务官员教授美国合同法，推动美中法学交流。孔杰荣在6月发布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说：“我们渴望了解更多当代中国的法律制度，同时中国官员也向我们紧急求助，希望大力改善中国人生活水平，我们被这种信念所鼓舞。”
孔杰荣否认当初与中国官员接触是为了“引诱”中国朝着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转变。他说，他和一批学者的努力是在“寻求满足中国领导人在提升国内执政和与世界合作的能力方面的需求。”而中国官员运用所学法律知识迅速制定出适合中国特殊政治、经济和司法状况的法律，“从而使资本主义技术适应社会主义需求。”
在这些学者的帮助下，中国努力完善法制。在商业领域，制定并实施了相关法律解决经济纠纷，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但目前的法制体系依然有缺失，中国企业被批评盗窃国外知识产权，在华外资企业被强制技术转让。另外，中国在刑事司法程序方面有所改进，但也被诟病在压制人权方面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和更先进的技术。
孔杰荣承认这些弊病，但另一方面，他也强调中国的法制进展，认为这是美中接触的成果。他写道：“尽管中国目前采取高压治理，但我们的合作帮助建立了有序的法律体系，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中国为其‘开放政策’所设定的目标。”
孔杰荣等人的中国之行在1989年6月中断。中共以武力镇压争取民主的学生和市民，导致数百甚至上千人死亡，震惊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发起制裁。中国国内的政治改革几乎戛然而止，也为美中关系蒙上一层阴影。
1994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将人权问题与贸易问题分开。他说，相信“我们可以通过与中国接触，最大限度地支持中国的人权事业，并推进解决我方其他重要议题”。美国随后延长了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地位。美中关系在经历短暂停滞后，重新回到接触轨道。
然而，美国民众在1989年后对中国的反感程度大幅增加，让美国官员在与中国打交道中陷入尴尬。1989年12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作为特使公开访华。这是他7月初秘密访华的延续，为解决两国矛盾前来协商。据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一书中回忆，在中方举办的欢迎宴会上，双方举杯祝酒的欢迎场面被新闻媒体拍摄下来，给斯考克罗夫特回国后造成一定麻烦。他本人后来也向钱其琛抱怨。
1999年，美中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双边协议。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中）在与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石广生（右）的签字仪式上。
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与中国接触并非一开始就是错的。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对BBC中文说，70年代后的中国亟需改善社会环境、推动法制建设，而“美国乐于帮助中国”；与此同时，中国也朝着更开放、更民主的方向走，“自觉履行君子协议”。
但他认为，80年代后美国继续选择与中国接触，是因“利益纠缠而蒙蔽了眼睛”。他说，当时美国面临经济调整，人力成本上升，希望在与中国的合作中受益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而此时的中国希望通过改革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因资本短缺而实行“请进来”的政策，欢迎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美国的金融资本和制造业在获得好处的同时，美国的政治家乐意推动中美联姻。”夏明说。
经贸往来于是成为90年代两国关系的主旋律。根据中国官方记载，中美双边经贸额从1990年的122亿美元，飙升至2000年的744亿美元。中国参与了全球化进程，在经济上获得巨大收益；而美国在着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将高劳动力需求、高污染产业转移到中国等地。
美国在2000年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地位，次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Shell）在6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两项举措都提振了人们的希望，即中国加入由美国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不仅会降低双边贸易逆差，还会进一步推进政治改革。”
除了加入世贸组织，美国还助力中国取得奥运会主办权。两国还在反恐、朝鲜半岛核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协商与合作。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在2005年说，中国是美国、乃至国际体系的“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不过他呼吁，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
“崛起”的中国与美国渐行渐远
2008年8月，北京国家体育场礼炮齐鸣，夏季奥运会正式开幕。而此时，美国正遭遇次贷危机，一场金融海啸在酝酿。时任美国财长保尔森（Henry Paulson）作为总统布什的随员，来到北京观看奥运比赛。他在2010年出版的回忆录《峭壁边缘》（On the Brink）中说，带着一岁多的孙女坐在看台上，总有人给她发中国小国旗，让他觉得不安。保尔森回忆，他当时最不想看到的，就是美国媒体刊登孙女坐在他腿上摇晃中国国旗的照片。
夏明说，“美国陷入巨大尴尬，需要中国帮助融资，走出金融风暴。”他认为，美国接下来对中国做出许多“战略让步”，包括容忍中国在争议海域南海的主张，并在朝核问题、全球流行疾病、气候变化等方面继续寻求和中国接触。
在金融海啸后的几年里，当西方国家经济处于结构调整的困难中，中国经济依然快速增长，并且在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报告估算，如果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将在十几年后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在中国国内，非凡的经济成果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老百姓脸上挂满喜悦。
“骄傲自得的情绪在中国领导层中逐渐蔓延，”夏伟写道，“北京的领导人开始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便不比美国的制度更优越，也是与美国的模式平起平坐的。”
2012年，新一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在他的铁腕统治下，中国大陆公民社会遭到强烈冲击，当局以高压政策治理新疆，持续引发国际关注。他在中共十八大上正式提出，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指导思想。在外交上，中共逐渐背离坚持多年的“韬光养晦”策略，倾向积极、主动的“有所作为”，并提出连接亚欧非三大洲60多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一带一路”战略计划。另外，中国还在南海加强岛屿建设，强化军事部署。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中国在2013年提出该倡议。
在美国看来，中国正通过“一带一路”将政治影响力和软实力延伸至中亚、巴基斯坦和中东，同时可能让这些地方深陷债务陷阱。而随着中国宣称拒绝承认海牙国际法庭对中菲间南海争议的仲裁，并继而加强在南海领域的活动，中国在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地设置的新港口似乎在布局一盘更大的战略局势。夏伟说，中国领导人的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加剧了双边关系中的焦虑和不平等。”
在中国高层部署这些计划的同时，宣传领域也展开行动。中国的学者和政府官员到国外宣讲“一带一路”，然而似乎并没有考虑清楚如何解决潜在问题。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孙哲在今年6月一次论坛上说，“大多数人往往只谈‘一带一路’如何利人，不谈项目如何利己。加上‘一带一路’在制度设计上把美国和拉美的一些国家排除在外，所以费劲大谈理想、愿景，还是得不到美国公司和企业的共鸣。”
孙哲说，“从中国角度来说，中国政策发生的某些重大变化，确实是造成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无法继续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说，中国采取的猛烈宣传攻势，以及似乎要输出“中国模式”作为发展道路的行为，“让美国觉得有点来势汹汹，好像要挑战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他说，这种迹象至少出现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之后。
刘亚伟引用美国记者孟捷慕（James Mann）的观点称：“中国模式是有财富没自由，这种模式不仅挑战美国的国家安全，对美国主张的国家开放和允许言论自由的政治体制都是一种挑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教授时殷弘在接受BBC中文访问时也说，从2008年开始，“两国国民的民族心理开始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开始越来越胜利主义，美国开始越来越担心绝对和相对的衰落。”
为大众所熟知的《战狼》系列电影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炉。这两部中国现代军事题材电影将主角塑造成挽救国家命运的英雄，演员吴京的台词“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成为经典台词，广为流传，从一侧面反映了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
在经济方面，美国对华贸易赤字日益严重。与此同时，中国加大补贴国家企业，并加强控制私营企业，与美国曾经期待的自由市场贸易背道而驰。中国还在解决侵犯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等问题上裹足不前，令美国企业质疑中国是否真正有可能实现经济自由化。2015年，中国推出“中国制造2025”计划，意在通过加强保护措施支持国内的高科技产业发展，更加剧了美国企业的担忧。夏明说，这是“美国商界开始与自己政府站在一起的重要原因。”
2018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废除国家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进一步触动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敏感神经。《经济学人》杂志以《西方如何误读了中国》（How the West got China wrong）为题做封面报道，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从专制走向独裁。”
今年7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发表演说，将两国冲突上升至文明冲突。
“冷战”已经形成，“热战”还远吗？
美中两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共同利益逐渐消失，两国作为政治盟友的基础也不再牢固。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任后第二年开始调整对华战略，提出“重返亚洲”来应对美国在亚洲地位削弱的问题，但被批评在对待中国问题上依然过于软弱，未能有效遏制中国势力扩张。经济上，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持续增长，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在2017年奥巴马卸任当年，贸易逆差达到3752亿美元，年增长超过8.1%，总额创历史新高。
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职后，开启“美国优先”的政策，即一切以美国为中心，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当年7月，特朗普下令对中国侵犯美国企业知识产权展开调查。次年要求对多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力图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中国也做出反击，对多种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两国展开一场过程曲折的贸易战。双方曾一度剑拔弩张，又曾一度停滞不前，经过将近两年的贸易谈判，最终定下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与此同时，美国还围堵中国电信巨头中兴和华为，在高科技方面谋求与中国脱钩。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策与“美国优先”的纲领发生碰撞，令美中两国“竞争和对抗的动能大为加强”，时殷弘说。
贸易赤字
两国尚未从贸易战中得到喘息，随之而来的便是2019年底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及今年6月底香港《国安法》立法及实施。在随后仅仅两月内，两国关系呈“自由落体”式变化。
7月21日，美国突然要求中国关闭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国务院发言人奥塔古斯（Morgan Ortagus）说，这是“为了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和美国公民的私人信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指责此举是美国单方面发起的“政治挑衅”，三天后，中国决定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两国互关总领事馆的举动实属罕见，是双边关系恶化的重要表现。
从今年2月开始，美国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急升，3月底超过8.2万例，居全球之首。美国陷入巨大经济和社会危机。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将矛头指向中国，批评中国在抗疫前期行动迟缓，缺乏信息透明，令病毒在全球蔓延。特朗普本人还在多个场合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中国随后予以反击，两国在病毒溯源上针锋相对，展开“口水战”。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统计数据表明，截至8月底，新冠病毒造成美国18万人死亡，是越南战争中美国阵亡人数的三倍多。
根据美国商务部，今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折合成年率下降32.9%，是有统计记录70多年来美国经济遭受的最严重下滑。今年是美国大选年，疫情重创了原本是特朗普政府竞选优势的美国经济发展，令其连任受到阻碍。
卡特中心的刘亚伟说，“疫情和选情，再加上美国反华鹰派的影响，令十几年来累积的怨恨爆发。”
在美国的带动下，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等许多西方国家呼吁中国调查病毒源头，中国陷入外交困境。在此背景下，中国在5月22日开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审议有关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议案，在6月底迅速通过并开始实施。
2019年6月，香港爆发反对修订《逃犯条例》抗议运动，持续半年之久。
香港《国安法》在国际社会引发强烈反响。中国人大通过该法的立法决定后，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日本等7国外交部长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中国不要继续实施立法计划。
时殷弘说，“中国在香港的核心利益和尊严绝对不亚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核心利益和尊严。”他说，在北京看来，经历了去年香港激进反对派牵扯的“程度越来越大的暴力行动”，以及北京2003年对于有关国家安全的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的“全盘妥协”，因此“下决心一步到位”。
刘亚伟说，香港《国安法》的通过“使得北京在落实‘一国两制’，把香港打造成中国未来城市发展方向的宏伟计划上面临新的挑战”。他认为，如果北京在实施该法上“长臂管辖”，不仅对香港本地人不利，也影响中国未来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而如果香港变成普通的内地城市，那么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意图和制度的看法也会发生改变。
刘亚伟说：“香港《国安法》的通过是中国整个外部环境变化的一个催化剂。”他认为，近年许多国家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在国际组织中的退群行为并非没有意见，“但都因为香港问题，相对来说跟美国走的更近。
香港《国安法》生效后，美国的制裁清单不断增加，包括制裁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等11名被指损害香港自治的官员。除此之外，美国还在外交、军事、高科技、媒体、社会交往等方面加剧对抗中国。中国也大致以同等力度予以还击。“中方虽然力度不如美国，频率不如美国，但相当程度上是对称性反击，”时殷弘说。
时殷弘说：“我们完全可以说，中美已经开始进入新冷战。”
到目前为止，美国对中国采取的对抗措施依然持续。而中国相对态势有所缓和，外交部长王毅和负责外事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都强调对话和合作。时殷弘认为，尽管如此，中国并没有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案，作为与对方谈判的条件。
“（中国）还是跟美国一样，站在完全对立的立场，完全对立的所谓道德制高点谴责对方，要求对方做出重大让步，”时殷弘说。他对两国关系短期内得到缓解持“谨慎悲观态度”。
美中两国从接触走向对抗并非一日之寒。加之疫情与大选因素，两国关系似乎正迈向失控状态。最近，双方在南海和台海领域增加军事活动，包括中国据报在南海发射弹道导弹。专家普遍担心，两国有擦枪走火进入“热战”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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