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6年后，国内国外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央也明确指出国内经济将呈L型走势，今后几年经济都将处于探底阶段，“望底而不到底”。据报道，李克强总理预计在3月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写入新内容，认定未来5年不仅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如果报道属实，“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将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带来内容上的实质变化，意义非同寻常。
“中等收入陷阱”也被称为“拉美陷阱”。20世纪70年代，拉美一些国家如阿根廷、巴西、智利等，曾出现过一段快速发展时期，但随后贫富差距加剧，失业率高企，社会陷入动荡政局不稳，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最终没能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从那以后，“拉美陷阱”就被看作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必须过的一道坎，具体表现为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
对于中国是否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在过去很长时间里社会争议不断。学术界对此也多有讨论，普遍认为中国还没有但即将进入中等收入陷阱阶段。但在2015年，财政部长楼继伟曾公开撰文，表示中国今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速降到5%以下）的可能性大于50%，反驳了中国没有陷阱威胁的言论。安邦咨询（ANBOUND）首席研究员陈功更是在几年前就指出，中国不是将要遇到中等收入陷阱，而是就在陷阱里头（参见2014年11月21日总第169期的策略研究）。此次，“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再次被中央高层提出，表明在当前经济持续下滑的情况下，中央对国内经济有没有可能硬着陆、一旦硬着陆会不会滑向“陷阱”这一问题，是抱有危机感的，中央对今后经济形势的紧迫感增强了。
从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看来，中国要如何爬出中等收入陷阱，政策上要怎么做，是接下来需要各界讨论的核心问题。近日，有经济学者详细分析了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最终没能爬出“中等陷阱”的原因，无疑对我们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和警示作用。
研究表明，未能通过推动改革实现发展模式转换，是造成“中等陷阱”的首要原因。拉美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未能及时转换发展模式，继续维持“举债增长”，使进口替代战略延续了半个世纪。由于对外竞争不充分和国内市场狭小，制造业和贸易部门缺乏竞争力长期亏损，不得不通过资源型部门补贴，一旦遇到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则产业基础全部沦陷。其次，是未能通过改革实现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研究指出，这些国家逐步丧失低成本优势后，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导致其经济增长停滞。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之所以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就与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方面没能持续增加投入、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有直接关系。
第三个原因，是未能通过改革解决发展的公平性，并制约了经济向消费和服务业升级。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20世纪70年代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严重削弱了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还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第四个主要原因，则是社会利益固化，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拉美国家的精英阶层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经济财富过度集中，利益集团势力强大，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
可以发现，以上所列的这些原因实质上都是制度问题。不论是切实推动改革进程、创新发展、还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实现社会公正、打破利益集团和市场寻租，无一不是当前国内改革遇到的重点、难点，无一不关系着抓改革、调结构、稳增长、防风险的政策任务能否达成。未来这些问题的发展趋势，也将最终决定我们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看来，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有两个，而且很可能只有这两个。一种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另一种则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当前，中国政府和全国人民为了实现前一种全面小康这个伟大抱负，正卯足干劲向这一目标冲刺。但应该看到，实际工作中仍有大量问题亟待解决。客观地说，如果现有的很多问题没有处理好，后一种情景并非没有可能。我们认为，中国要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根本还是要加快改革步伐。只有制度改革得到深化，中国才能进一步释放潜力从而获得持续的增长动力，并最终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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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ving china is your best cho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