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前恩师胡适，当日毅然登机南下前，还大兴感叹，"吴晗可惜，走错了路"，吴听闻颇不以为然，公然说这位过去的老师脑子进水了。可仅仅20年后，吴晗就跟着妻子死于非命，死前头发都被拔光。 再10年后，他的爱女吴小彦也跟着自杀，才22岁。吴晗的人格问题，吴晗的命运悲剧，实是中国知识分子集体缺钙导致后遗症的集中反馈。 平实地说，吴晗这个人，并非不学无术。他其实很早就在学术圈成名，在学术上颇有成就，尤其精深于明史。 你查阅下他20岁时写下的《西汉的经济状况》一文，看看他中年之际谈皇权与绅权的那些议论等等，即可明白，他资质之好，为人之聪慧、识见之敏锐，确实是不可多得之人才。
他自学写下《胡应麟年谱》这般文献扎实的著作时，也才20岁呀！胡适看到这本书稿，会欣喜若狂，着意栽培，收归门下，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时学界，整体都很看好他，顾颉刚就直接认为，假若吴晗可以心无旁骛地在学术之路上稳步前行，必将会成为明史研究领域的一代宗师。
吴晗身败名裂
1、
1920年代，浙江义乌地面出了一个神童，天资聪颖，智商过人。18岁时考入杭州之江大学，但他志不在此，之后前往上海，考入中国公学。胡适时任中国公学校长，发现这个叫吴晗的学生是个可造之材，对其撰写的《西汉的经济状况》非常赞赏。吴晗对胡适也是十分仰慕，曾写信向胡适讨教自己在整理《佛国记》时遇到的问题，他很诚恳的写道：“明知先生很忙，不过除了先生之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比先生更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指导路径的人。”
在吴晗心中，胡适便是导师，两人从此结下不解之缘。后来，吴晗写下《胡应麟年谱》，再度写信向胡适讨教，胡适回信约谈，并表达赞赏。二人的师生缘分从这里开始。
此间，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吴晗追随北上。胡适到北大任教，吴晗却考入了清华大学。原因是吴晗严重偏科，文史、英语满分，数学却考了零分，按北大规定，有一门零分不得录取。吴晗随后改投清华，因文史成绩特别优异，被破格录取。吴晗遂与北大失之交臂。但是他和胡适先生的师生情谊依然延续，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生活上，胡适对他都有诸多照顾。
2、
30年代初，胡适主张“科学救国”，反对青年学生到街上去散发传单，喊打倒之类的举动。九•一八事变后四个月，即1932年1月30日，吴晗给恩师胡适写了一封信，这是在他们往来十几封信中唯一谈政治的。信一开头就说：“有一疑难问题，数月来亘亘于胸，未能解决，盼望先生指示一条出路！”他写道：“学生离开书桌去发传单，喊打倒是无聊的，那么，学生应否作个别行动，为自己争人格，为国家争光荣？”胡适指示吴晗的，当然也是“读书救国”这样一条道路。
不过，吴晗对胡适的主张并不完全赞同，他把“读书救国”看成空口说救国而已。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吴晗对胡适的治学之道由衷地接受，但对胡适不让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吴晗就不以为然了。
1937年，吴晗赴昆明云南大学任教，1940年到西南联大任教。此时，赏识他的前辈学人星散各地，生活中的朋友也漂泊四方。
在西南联大，具有留学背景的教授占了多数，这些留洋的教授通过各种纽带走到一起，形成一个个圈子，相互扶持。而吴晗无论是知识结构、价值观念还是生活趣味上，与那些教授都是隔膜的。身处其中，他感到孤独和压抑，加之生活窘迫、对国家前途又感到迷茫和忧虑，他开始走进昆明的统战网络，他妻子袁震是穿针引线之人。在与共产党人和民盟教授的交往中，他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1943年，吴晗加入了民盟，加入民盟后的吴晗，迅速融入角色，成为中共和自由知识分子中间的“桥梁”，团结了一大批著名教授，如钱端升、张奚若、向达、费青等人，“争取他们参加签名，作公开讲演，送给他们书报刊物”。在这种社会交往、互动中，吴晗对社会、国家命运等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日益远离了胡适提倡的学术救国、教育救国道路，从书斋里的学者转变为一个街头的革命斗士。
1946年8月，吴晗回到阔别九年的北平，任教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此时，胡适已从美回国，准备就任北大校长。师生二人分别近十年，已经物是人非，政治上的分歧让二人未能再续师生情缘。从此，吴晗再也没出过一本像样的史学著作。
政权更替前夕，吴晗身为清华教授，已经准备出任高官。他派人游说胡适，动员他留在大陆。胡适断然拒绝，斩钉截铁地告诉吴晗三句话，即著名的自由面包论；并让来人转告吴晗“慎思明辨，好自为之”。
至此，师生情缘彻底断绝。进入50年代，大陆掀起批判胡适运动，吴晗积极投入，批判自己的恩师胡适，说“胡适做过我的老师，没给过我什么，我之有些知识，主要是靠自学”。
人一旦无视情感，会变得非常可怕。
3、
有一则文苑掌故说，1990年代，学术圈大佬们开会，有人说起吴晗全家的惨状，一向不问世事的钱钟书，忽然对着邻座的费孝通说：“你记得吗？吴晗1957年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无情得很吗？”
49以后，吴晗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为了仕途坦荡，他整过很多人。
1957年整风反右时，吴晗是个不折不扣的反右英雄。
他在全国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发言，声色俱厉地讨伐章罗联盟。吴晗把1948年秋秘藏下来的，罗隆基让他转交在港民盟领导人的密信交给了党领导。信中，罗隆基要求香港民盟坚持民盟自主，不接受中共的领导。这一揭发给罗以最沉重的打击，并最终导致罗隆基划为右派，淡出政坛，历尽磨难。
同时，吴晗还揭发章伯钧：“1951年五一节，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我说，只要我们两人合作，事情就好办，我置之不理。”作为民盟中央领导的章伯钧，对作为民盟北京市领导的吴晗说这话，应该是指民盟中央与民盟北京市委的关系问题。当时两者的关系有龃龉，章伯钧的话含有和解之意，与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并没有联系。吴晗却污蔑构陷，落井下石，给予前好友以最沉重的打击。最终，罗隆基死于1965年，章伯钧死于1969年。
老友沈从文落难，在博物馆扫地，见到吴晗，想与其握手，吴视而不见，直接走开。
4、
50年代初，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说：“以后从这个地方望出去，要看到到处都是烟囱。”基于这样的建设思路，彭真提出，“天安门可以拆了建国务院大楼，给封建落后的东西以有力一击。”
上面发了话，下面当然要抓紧实施，将领袖设想的蓝图变为现实。1952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倍感兴奋，积极推进，导致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整个城市蔓延。
8月20日，吴晗主持会议，讨论北京文物建筑保护的问题。
郑振铎说：“如有要拆除牌楼，最好事先和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联系，由中央决定，不应采取粗暴的态度。”但吴晗绵里藏针地回复说：“全国性的问题请示中央决定。”
言下之意，只要不是“全国性的问题”，就不需要“请示中央”。
但林徽因态度很鲜明，坚决反对拆除文物，她说“保护文物和新建筑是统一的。北京的九个城门是对称的，如一旦破坏，便不是本来的基础了”。
梁思成说：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街道的独特景观，这类似于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可以用建设交通环岛等方式合理规划，加以保留。
吴晗拍案而起，怒斥梁、林观点：“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梁思成据理力辩，吴晗便说：“你想把新中国的首都变成封建主义的纪念馆！”
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回忆，在会上，梁思成被数次气哭。最后，毛泽东的一句话给争论定了性：“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拆与不拆，已不是单纯的建筑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在这场博弈中，梁思成林徽因注定只能是失败者。
后来，在文化部举办的欧美同学会上，林徽因和梁思成再次和吴晗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林徽因大声谴责，说他“必将身败名裂”。当时她肺病已重，声音沙哑低沉，但神情与胆魄都让吴晗无以应对。在权力面前，林徽因和梁思成夫妇不能力挽狂澜，但在精神道德层面，却使吴晗的猥琐龌龊彰显无遗。
1954年1月起，北京开始大规模拆除牌楼。内城原有的9座城门，只余正阳门城楼、箭楼、德胜门箭楼，外城原有的7座城门，无一遗存。1969年，内城城墙也被尽数拆除。
战乱没有毁灭的京城古建筑，却在吴晗的运作下灰飞烟灭。
病重中的林徽因绝望地追问：“为什么我们在博物馆的玻璃橱里精心保存几块残砖碎瓦，同时却把保存完好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建筑拆得片瓦不留呢？”在抑郁的情绪中，林徽因开始拒绝吃药。1955年4月，她因肺病去世，年仅51岁。
5、
拆毁牌楼三年后，吴晗又盯上了明皇陵。
1955年10月4日，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办公桌上，平放着一份刚送来的报告：《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提议者是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张苏。
习仲勋看罢报告，觉得事关重大，立即批转主管文化的陈毅副总理并呈报周恩来总理阅示。
消息传开，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非常震惊。急忙前来劝阻，希望吴晗等人收回报告。
一场纷争由此开启。
吴晗认为：“出土器物是最可靠的历史资料，发掘长陵后，可利用明成祖的随葬器物，进一步开展对明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史实的研究工作。同时将出土文物整理后，就地成立博物馆，对首都人民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增加首都人民的文化生活内容。”
郑振铎站起来，急不可待地反驳说：“我国目前考古技术水平有限，难以承担这样大规模的陵墓发掘，在古物保存、复原方面的技术也不过关。如此规模庞大的陵墓发掘和出土文物的保存，技术先进的国家也会感到头痛。”
吴晗不为所动，意志坚定地说：“全国已经解放五、六年了，无论人力物力都有条件胜任这项巨大的工程。”
夏鼐作为考古专家，最清楚贸然发掘意味着无可挽救的破坏，他从条件层面说理，希望吴晗打消狂热的念头。他规劝说：“老吴，眼下全国都在大规模地搞基本建设，考古人员严重不足。即使考古研究所全员出动，配合基建还应付不了局面，又怎能主动发掘皇陵呢？你应该从全国考古工作的轻重缓急来考虑问题，不能以明史专家的身份来安排发掘工作。”
夏鼐这话也是说给郭沫若等人听的。因为近乎荒诞的是，所有提议者都不是考古学家！
整整一个下午，争论没有结果。但吴晗发掘明长陵的决心已下，外来力量就再难改变了。
郑振铎、夏鼐走后，吴晗怕日长生变，立即找到郭沫若、邓拓等人，通过不同方式在各方面加紧了对发掘长陵的宣传和鼓动。这边，郑振铎、夏鼐也向中央提出了反对发掘长陵的观点，争论双方都把希望寄托在周恩来身上。五天之后，消息传来，周恩来已经在报告上签字同意发掘长陵。
1955年12月初，在吴晗的主持下，成立了“长陵发掘委员会”。但后来因为长陵面积实在太大，难以找到墓道，于是转而发掘规模较小的定陵。定陵是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及其两位皇后的合葬陵寝，对于躺在定陵中的三个人来说，真是祸从天降。
由于条件所限、经验匮乏、能力不足，封闭的皇陵空间突然打开，环境温度骤变，文物尤其是丝织品受到很大损伤，出现变硬、变黑、变脆。变质。
更大的伤害，是文革期间，以夏鼐为首的考古学家被迫离开了岗位。已经打开的皇陵就那样被搁置，大多数的珍贵布料和木料，被直接暴露于自然条件下，迅速干枯腐败。万历皇帝的金丝楠木棺材被扔到野外，让农民劈了当家具。万历和他两个皇后的尸骨，更是被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6、
无法知道是不是因果报应，吴晗响应号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而创作的《海瑞罢官》，竟然演变出中国历史上最为骇人的十年浩劫。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尖锐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
毛泽东更一针见血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1966年3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表态：“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不久，毛泽东又在上海说，吴晗发表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居然不管不问。
1968年3月，吴晗被公安部逮捕。1969年10月11日，受尽折磨的吴晗在关押中死亡。死前头发被拔光，死后骨灰下落不明。
妻子袁震，这个引领吴晗弃学从政的女人，文革中也被关进了劳改队，比吴晗早半年被迫害致死。袁震临终前，对看管人员提出两个要求，一是想喝碗粥，二是想看吴晗一眼，均不被理睬。
都说读史使人明智，可从吴晗后半生的荒唐行事来看，他历史学家的头衔真是徒有虚名。
2020-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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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的悲剧
在当年西南联大的教授中，闻一多和吴晗的命运特别耐人寻味。闻一多人们说得很多了，这里我想说吴晗。
说到吴晗，人们自然会想到他与《海瑞罢官》的联系，想到他和“三家村”的命运。看过许多这方面的资料，深为他的悲惨遭遇而痛心。但痛心之余，我又常常往别处想，他的悲剧命运固然是时代造成的，但同时又是悲剧承受者个人的某些弱点，使悲剧成为这样，而不是那样。
我眼下正在做一个关于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课题，吴晗的命运常常使我陷入困惑，有时我实在不明白，像吴晗这样的读书人，怎么会一下子把自己的独立性全部交出去，变成一个特殊的文人。在1957年的事件中，面对自己多年的朋友和前辈，他过去的读书人形象很快消失了。吴晗不像傅雷，虽然都是读书人，都曾有过努力放弃过去来适应新环境的追求，但吴晗比傅雷走得远，傅雷是绝望了，而吴晗是在希望中死去的，这是他更深的悲剧。
吴晗出身贫苦，在早年的读书生活中，以自己的才华和勤奋，进入中国的最高学府。在他前半生的学者生涯中，影响他最深的是胡适。吴晗在中国公学读书的时候，曾给胡适写信，希望得到他的指点。他因《胡应麟年谱》一稿，得到胡适的赏识，被推荐到清华读书。后来又受胡适的启发，专攻明史，终于卓有所成。胡适对青年吴晗的评价是：“功力判断都不弱”，在给翁文灏（时任清华代理校长）和张子高（时任清华教务长）的转学推荐信中，还说吴晗：“中国旧文学的根底很好。”以胡适当时的名望，对吴晗这样的评价，确实是极高的。
青年吴晗和他同时代许多人一样，是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路，1950年他在一份自传中也说自己：“受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的思想影响都很大，……治学的方法，以至立场基本上是胡适的弟子。”（见苏双碧主编《吴晗自传书信文集》）
但吴晗在40年代初，思想开始变化。一个人的思想突然发生变化，有直接的现实原因，也有特殊的历史机遇。吴晗是1909年生人，40年代初也不过30多岁，还在多变的年龄中。另外，在吴晗的思想变化中，当时中共南方局在昆明的地下负责人华冈的影响也很重要。这一点，吴晗的变化和闻一多有点类似，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如果我们先不说他们两人的个性，闻一多和吴晗的直接生活处境，在同时代大学教授中，是相对艰难的，这也是他们对现实比其他人更不满的直接原因。
具体到吴晗，他是工读出身，用今天的话说，不是按部就班考入清华的，而是靠自己的才华，因已有的学术成就才进入的，这种情况在心理上可能受到一些压抑。还有就是吴晗是没有留过洋的。当年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也是考虑到以吴晗这样的资历，在清华当教授不是太容易，才聘他到云大当教授的，吴晗也很痛快地答应了。吴晗在他同时代的朋友中后来是介入政治较深的，也是官做得比较大的，以学者和文人身份做到副市长的，这在吴晗的朋友中几乎没有，虽然这并非他的愿望，但一进入这样的环境，也就由不得自己了。他多次给周恩来、彭真写信，要求回清华执教，但终于未能如愿，只好下决心做行政工作。
苏双碧、王宏志在《吴晗传》中说过：“从40年代开始，吴晗的许多著作是古为今用的。”这是吴晗悲剧的深层原因。作为历史学家，吴晗在40年代的古为今用尚有可取处，因为他的古为今用，是自己从直接的现实生活中感受到一些东西，是自己真实的生活体验，但到了50年代末期，他的古为今用就把自己推向了绝境。吴晗和《海瑞罢官》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
1959年4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作风提出了批评。有一次毛泽东看湘剧《生死牌》，由此想到了海瑞。毛泽东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要找几个历史学家写写海瑞的文章，胡乔木将毛泽东的这个意思给吴晗讲了，吴晗很快就写成了《海瑞骂皇帝》。毛泽东4月有写写海瑞的意思，吴晗6月16日就在《人民日报》上发了这篇文章，紧接着又写了《海瑞》、《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论海瑞》直到《海瑞罢官》。《论海瑞》一文的开头就由“生死牌”说起。
吴晗是一介书生，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独立性没有了。吴晗写海瑞，固然与他的专业有关，但似乎也犯不上为写而写，一个读书人，如果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做文章，早晚要出事。吴晗的失误，在于他太迷信了，太听话了，他要按别人的意图写，把自己的独立性丢了。庐山会议之后，吴晗把自己这篇《论海瑞》的文章送给一位参加会议的领导看，这位领导把毛泽东说的是提倡真海瑞，不是假海瑞；是提倡左派海瑞，不是提倡右派海瑞的意思给吴晗说了。吴晗在发表这篇文章前就加了一段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假冒海瑞的文字。但结果吴晗还是没能逃出那场悲剧。
作为正直的知识分子，吴晗有过失误，有过政治迷失，但良心还在。50年代批胡适的时候，多少胡适留在大陆的朋友都写了文章，而吴晗没有，这亦难得。吴晗是有才华的明史专家，但由于失去了独立性（且不论这独立性是怎样失去的），最终酿成了悲剧。吴晗是令人尊敬的学者，但我们越是尊敬他，越觉得应从他的悲剧中吸取点什么。
（选自谢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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